本文作者：胡非玄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洪深的退出是戏剧协社走向式微的转折点，也是当时上海剧坛的一件大事，然而遍查关于洪深的研究资料和评传，在此问题上要么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要么一致引用洪深在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的话，来解释退出的原因。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深入探究个中原委，对于完善洪深的经历、深入理解现代戏剧社团的兴衰等问题，有所裨益。

一、疑惑重重：当前关于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的记载

1．洪深关于退出戏剧协社原因的自我陈述

关于洪深退出戏剧协社原因的记载，人们通常引用的是洪深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导言》又名《现代戏剧导论》）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1928年，戏剧协社的一些社员抱着高兴主义的态度演戏，导致社团内管理退步，“可是同时一部分社员的劣根性都拿了出来：闹意气，争地位、抢主角、不尽本分、不肯刻苦（排戏须用汽车接送了），对于戏剧，完全抱着高兴主义（我是高兴才来玩玩的，那个敢再提起纪律）！”[1]P84洪深将此事以及学生观众减少的情况告诉包天笑，包天笑说协社本来已经成了一个新式的票房，有钱的大爷们高兴的时候，聚在一起玩玩而已。洪深听后非常痛心，“至此他才明白，单有一些实践的舞台技术是不够的，是必然会走到新式票房那条路上去的，戏剧运动便完全没有意义了！洪深在这时候，失去了自信心，他觉得协社的无望，也觉得他自己不能够领导中国的戏剧运动了。这个说明了十七年冬洪深毅然脱离戏剧协社，而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原故。”[1]P86由这段话可知，社中的部分成员抱着“高兴主义”排戏，协社成为了新式票房，从而导致洪深失去希望和自信并退出。依此推断，洪深认为，他的这次退出主要是从“纯艺术”角度考虑的。

2.洪深在自己退出协社将近7年后的这段话，有两处值得推敲

首先，洪深认为1928年时戏剧协社的部分成员抱着“高兴主义”排戏，导致他非常失望。这与协社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应云卫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应云卫在《回忆上海戏剧协社》文中认为：“一九二七年后洪深转向电影工作方面，并执教于复旦大学，渐渐和协社脱离。”[2]P67就是说，洪深退出缘于有了其它工作。其次，洪深失去自信、觉得不能领导中国的戏剧运动。那么，究竟是对戏剧协社失去自信，不能通过领导戏剧协社而领导戏剧运动？还是说对自己整个的戏剧活动、理念失去了自信，并且不能领导当时的整个戏剧运动了呢？从洪深退出后的举动看，似乎应该是前者。洪深退出后，旋即组建了“剧艺社”，这一点可以从马彦祥《洪深论》的“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筹组剧艺社”[3]得知，并且当时的《时事新报》也有记载，“此次洪深先生，竟然脱离了戏剧协社，马上又同他的一些同志组织了一个剧艺社”[4]。组建剧艺社后，旋即公演了他的成名剧《赵阎王》和翻译剧《凯撒大将》①；并且在公演中自己花钱、大卖力气，用南国社阎折梧的话说就是：“以一个极枯燥、极吃力、极偏重的剧本———《赵阎王》———洪深先生不惜花去几百元、费了无数精神、耗去要多脑力，来自编自排自演自说自任那《赵阎王》主角，而差不多更演了六幕的独脚戏，实在可以看出他那对戏剧的热力和苦心。”[5]同时，洪深还在编排《时事新报•戏剧运动》栏目。从这一系列的举动可以看出，洪深并没有对整个戏剧活动失去自信，并没有对自己领导中国的戏剧运动产生多大怀疑，只不过是他认为自己不能通过领导戏剧协社而完成上面的任务。我们知道，洪深没有退出前是戏剧协社的主任，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改变戏剧协社部分社员的“高兴主义”、改变戏剧协社成为新式票房的现状，从而不至于失去自信、失去通过戏剧协社来领导戏剧运动的理想。但他对协社失望、失去自信而没有去做，为什么呢？按常理推断，应该是作为主任的洪深已经同社里的一些成员发生较大的摩擦、矛盾，而无法领导戏剧协社了。是否如此呢？顾仲彝在《戏剧协社过去的历史》中的陈述似乎印证了这个推断，文中说：“戏剧协社同时又逢到极不幸的内讧，有一部分社员因此脱离，内忧外戏剧学社的洪深患，交相逼迫，于是社务停顿将近一年。”[6]作为洪深的好友、以及戏剧协社的成员②，顾仲彝指出“内讧”乃是洪深和其他一些成员退出协社的原因，其真实性应该是比较高的。总之，在当前关于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的所有文献中，只有洪深、应云卫、顾仲彝提供的这三种说法，但这三种说法各不相同，无法据此下定论。而与洪深和协社关系密切的欧阳予倩、汪仲贤等，却在相关的回忆录中对此问题一笔带过。那么，具体的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呢？

二、派别内讧：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的重要原因

如果翻查1928年冬到1929年春报刊可以发现，“内讧”是洪深退出戏剧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直接原因，这与顾仲彝所说的基本相同。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时事新报》在1929年1月25日预报重组的戏剧协社公演的文章里说：“戏剧协社停止公演，为日已久，十七年年底本有一《卞昆冈》之排演，后以内部发生纠纷，致遭停顿。”[7]所谓的“内部纠纷、致遭停顿”，其实指的就是内讧导致洪深等一批社员退出，协社因此暂时停顿之事。当然，需要深入发掘的是，内讧的直接导火索、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内讧的直接导火索是1928年协社排演

《卞昆冈》时出现的洪深与陈宪谟之间的摩擦冲突。关于陈宪谟与洪深摩擦之事，陈宪谟在洪深退出协社后、协社陷入困顿之时，在《报报》登文《戏剧协社散了吗？》，详细叙述了自己与洪深之间的摩擦：查此次误会之所以发生如此神速，内容固甚复杂，但爆发点余未能讳罪。因《卞昆冈》剧中派余充一角色，余因职务关系，实有未便，且于第一次排演时，在欧阳公馆中，订明下午二时，竟至五时尚未练习，余因不能久候，旋即他去。当时即有两位某大学之女学生姗姗而来，傲然自足，使余一见其人，即有退避三舍之念。遂有十六日《时事新报》上运动与游艺栏内之正误一则，题目为《陈宪谟未允加入协社表演》，竟惹恼了洪老先生大发牢骚，贸然求退，所以有协社解散之声浪更浓。[8]可见，摩擦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陈宪谟对于排演《卞昆冈》的两名女学生“迟到”、“傲然”十分不满，遂退出原本答应的参演，从而导致洪深大怒。如果说，用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可能存在“讳言”情况的话，那么当时的《海报》上也有人撰文《洪深脱离戏剧协社之内幕》谈到此事，并且更为详细：自愿担任饰“主角《卞昆冈》”，在预备的当儿，往商于钱剑秋女士，但是钱女士自从法科大学毕业后，在某律师处为帮办，公事冗忙，不能加入担任任何角色，可是女角缺乏，后来由洪深邀请复旦二女同学加入。这二女士很有志于研究戏剧，加以洪深的邀请，所以就慨然允许。陈宪谟本来已允许也在《卞昆冈》中担任饰角，不料消息发出，各报刊发后，陈宪谟忽然反汗，在报上大登广告，否认其事。而其广告最使洪深不堪的几句，就是所谓“深致不满于某大学女生加入表演”等语，复旦二女士见后，即诘问洪深……这一下真使洪深难堪之至……这样一来《卞昆冈》竟患难产，终无公演之日，洪深再四思维，遂决定脱离戏剧协社以谢友人。[9]如果说作为小报的《海报》、《报报》，其文字还不是很可靠的话，那么可以从大报上来佐证这两段文字。查陈宪谟提到的《时事新报》上《正误》一则，确有其文，只不过不是登载在1928年12月16日，而是15日，但内容与陈先谟所述相同，该文如下：“十一日本栏载有戏剧协社本期公演《卞昆冈》一剧，老同志有陈宪谟加入表演语。兹据陈君自述，实未兴闻其事，因职务关系，不便加入，对此次新加入该社表演之某大学女学生，尤见不满，现已退出去。”[10]可见，这两个小报并非是为了爆料而信口开河，所登的这两段文字还是具有较大可信度的。通过上面所述，可以确定一点，即洪深退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洪深因为陈宪谟退出饰演《卞昆冈》，且自己所邀请参演的复旦二女生受到陈的指责，使得两人之间发生剧烈摩擦，洪深于是愤而退出协社。这中间尚存疑问的是，二女生是否真的排演时姗姗而来？不过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二女生排演只是摩擦爆发的触发点而已，因为陈、洪这次摩擦只是表面现象，派别争斗引发内讧才是其深层原因。

2．内讧的深层原因：派别已成

通常情况下，如果只是因为复旦二女生的一次排演迟到就导致陈、洪二人相互指责，似乎有些小题大作。首先，对于陈宪谟来说，洪深乃是协社的主任，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中名气也比较大，他没有必要同洪深就一小事闹僵；其次，对于洪深来说，戏剧协社最初的创办人谷剑尘、陈宪谟、应云卫三人亲自将主任一职让于他，洪深也为戏剧协社倾注了大量心血，且靠戏剧协社一举成名，似乎也没有必要同陈宪谟就一小事闹僵。因此说，洪、陈两人因一小事发生摩擦，深层原因在于协社内部的派别争斗。当洪深、陈宪谟两人发生摩擦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之时，有些新闻媒体已经指出了背后的原因，上海的《新罗宾汉》于1928年12月10日登出了一则署名“侦探”的《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一文，如下：此所以谷剑尘要宣告脱离也。戏剧协社自表演《少奶奶的扇子》后，异军突起，俨然执海上素人演剧团之牛耳，不谓近数月中，该社内部忽生暗潮。谷剑尘本系发起人而有脱离之消息，谷君且有一文刊之《明镜报》中，惟词意闪烁，殊非实在。兹经敝探用尽脑筋，细加访问，知其内幕因洪深利用应云卫收为自己之工具而起。缘洪深尝向外界宣传，戏剧协社社员约有三派：一为欧阳派，以欧阳予倩为首领；二为洪派，以洪深为首领；三为元老派，以谷剑尘为首领，应云卫、陈宪谟等皆为部下健将。而洪深以欧阳派在社中无甚势力，为其敌者厥惟元老一派，元老派中，尤以应某为最活跃，故欲打破元老派之均势非竭力联络应某，收为己用不可。念年前江湾某大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有排演新剧之举，洪遂利用机会，拼命为应某宣传，并授以种种排演方法，表演后，幸能一举成名。至是应某以洪先生予与机会得拔有名排演之头衔，深为感戴，遂忘其昔日师事谷某及谷某在少年宣讲团多为提挈之恩，而竟甘为洪派之用。

本年春间，谷某携其新编剧本来沪，欲求该社排演，不知何人从中阻挠，拒不召集议会，以致谷剧不能付排。近以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一语，在我报界中甚嚣尘上，不谓竟入谷某之耳，谷某以是甚疑所编剧之不能出演于戏剧协社，系与应某有关，遂表示消极，宣告脱离，虽然谷剑尘之量亦太窄矣。[11]该文行文用语，不脱小报“爆料”、“挖内幕”特点，对于洪深、谷剑尘、陈宪谟、应云卫之间关系的描写，确有夸饰之处，但有两点值得回味。一是，该文认为至1928年协社内部已经形成了三派———元老派、欧阳派和洪深派，并且这种划分是洪深对外宣称的。二是，谷剑尘因为不满自己的剧本未能排演，而于洪深之前宣告脱离协社。

首先，洪深是否如文中所说向外界宣布协社有三派，现在尚无法找到其它的文字记录，但协社内部派别已成确为实情，这可以从其它大报的文字加以佐证。洪深并不是悄无声息地脱离了戏剧协社，而是在《时事新报》1928年12月17日第1张第3版明文登载脱离声明的，声明如下：洪深自即日起脱离戏剧协社，特此声明。洪深对于此次以友谊邀请帮助表演《卞昆冈》诸君郑重道歉，声明脱离戏剧协社：兹因个人等事务繁冗，对于戏剧协社社务无暇兼顾，特此登报声明，自即日起脱离关系。谨启。钱剑秋、王毓清、应云卫、孟君谋、王梨云。[12]该声明一开始，就向“以友谊邀请帮助表演《卞昆冈》诸君”道歉，这似乎印证了前面梳理的洪、陈摩擦的导火索，但声明笔锋一转，将脱离的原因归于“事务繁冗”、“无暇兼顾”，这是真实的原因吗？不可否认，宣布脱离时的洪深兼任多项工作，既要教书，又在《时事新报》“戏剧运动”栏目中担任编排人，同时还要排戏。但如果以此来推断洪深退出缘于忙碌，似乎不太合情理。因为，作为协社主任的洪深，宁愿为“戏剧运动”栏目忙碌也不愿意为协社忙碌，岂不令人生疑？此外，在17日宣布退出的第二天，《时事新报》就登载了洪深的《南国社公演闲记》一文，文中说：“南国社这次借梨园公所表演，十五日下午第一场，晚间第二场，十六日下午第三场，晚间第四场。这四场我都看了……”[13]既然“这四场我都看了”，而且还花时间写文，说明洪深这段时间还没有到“事务繁冗、无暇兼顾”的地步。这说明，该声明应该是有所难言之隐而闪烁其词，而这难言之隐不可能是跟陈宪谟的摩擦，因为这早已在报纸上披露。因此，此难言之隐很可能就是协社内部派别已成、纠纷不断，洪深在脱离之时或者顾全大局、或者不愿撕破脸面，而用了一个婉转的理由宣布退出。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洪深发表的这个退出声明后面，钱剑秋、王毓清、应云卫、孟君谋、王梨云联名退出。如果没有派别的话，那么为什么洪深的退出声明后，缀了应云卫等人的名字呢？更有意思的是，《新罗宾汉》登载的披露协社内部“洪派”诸成员的《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文章，写于1928年12月10日，而洪深与钱剑秋、王毓清、应云卫、孟君谋、王梨云等集体联名退出则是1928年12月17日，不但时间上符合逻辑，而且重要人员也大致相同。因此，《新罗宾汉》上关于协社派别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当然，也有其它说法，如《海报》所说：“而其他社员也不愿意卷入漩涡，且亦深表同情于洪深，也随之而退出了。”[9]如果以此来解释应云卫等数人联合退出的话，那么，当初大力介绍洪深入戏剧协社的欧阳予倩、汪仲贤，以及洪深介绍加入戏剧协社的顾仲彝为什么不同情于洪深，而一起或随后宣布退出呢？其次，《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中所说的，谷剑尘因为不满自己的剧本未能排演，而于洪深之前宣告脱离协社，尚无法完全确认。因为，现在尚无文字证明洪深、应云卫曾拒绝排演谷剑尘的剧本，但谷剑尘确实于洪深先脱离协社，并且对洪深极为不满。谷剑尘也曾在《新罗宾汉》上发文《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吗？》，对洪深所说的一些观点和行为大肆抨击，该文节录如下：人谓协社现象非佳，势必有若干人继余脱离，并一致推崇余有先见之明，到底比别人先走一步也，余亦惟一笑置之耳。虽然，余于后余脱离协社之六人中，对于向所拥护爱戴、平素在宣传中加以“留美戏剧专家”之崇衔，而人亦盛以“留美戏剧专家”、一致敬佩自命为“勇于任事”（见《报报》陈作《戏剧协社散了吗？》洪致陈函语）之洪深先生，乃不无疑义焉。戏剧协社素无派别，而洪深先生必欲派别之。戏剧协社向无大小伟人之称，而洪深先生必欲大小伟人之，使有派与派之间而自相水火，使有大小伟人之间而名趋极端，致使余以“棘手”两字为言，要求与余冒雪冲寒艰难缔造（参戏考《剧本汇刊》一二集序文）之戏剧协社卸脱社员之资格。余不靠艺术吃饭，而洪深先生则尝以靠艺术吃饭者，余可以脱离富有艺术之剧社，洪深先生宜若何维持其态度而绝不脱离。然而可怪者，乃洪深先生早知协社诸多棘手不脱离于余之前，而脱离于余之后也。且脱离即脱离耳，急流勇退，古有明训，更不必非用“倒”之一字，自以为有倒之资格，名之曰“倒洪运动”，洪有倒之资格乎？戏剧协社果有倒洪运动乎？执路人而问之，皆曰不知其可，倒洪云乎哉？……此诚洪深先生之失策也。亦更有进者，洪深先生既自畏“勇于任事”，则陈君宪谟退出担任《卞昆冈》剧中之演员，亦正可以钱、王女士未允许加入表演，一般另行支配角色，何勇于任事之洪深先生竟不勇而挹，如余之消极耶？若谓陈君在《时事新报》所发之消息，实令洪深先生对于某某二女生发困难，则困难之事何地无之，何馆无之？拿革命的精神打破困难是真英雄，大伟人（注意此三字，以带双关也）。斯言也，固不足以语，自称“勇于任事”之洪深先生，必当勇于与环境奋斗，至完成《卞昆冈》之表演而止。表演成功之后，再向各方布告脱离，则人无不尊之敬之曰：“洪深先生诚不愧为‘勇于任事’者”。反之，余欲无言矣。[14]在该文中，谷剑尘言语之间锋芒毕露：洪深说戏剧协社有派别，谷剑尘就反驳；洪深说有“倒洪运动”，谷剑尘也反驳；洪深平时说自己“勇于任事”，谷剑尘亦反驳。尽管谷剑尘的抨击并非一无是处，但其文句之中的怨气也显而易见。遥想1923年洪深初入协社时，谷剑尘以主任一职相让的亲密，对比此时内心的愤怒，这种怨气显然也非一日、一事所累积。若按照谷剑尘所说，协社内部真无派别的话，对于洪深离去没有必要用如此刻薄之语耳！以此可见，《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中关于谷剑尘先于洪深退出确有此事，该文在这一点上真实度也是比较高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即使是戏剧协社内部的派别争斗没有像《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所说的那样明显、激烈、庸俗，但协社内部小团体现象应该是存在的，这大致可以表述成“派别已成”，而这也正是协社内讧的深层原因。

3．派别内讧的目的：重新确立权与名的归属

如果认真品读谷剑尘的《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吗？》一文，可以发现，谷剑尘认为洪深有三处做的不对：一是，洪深在协社内搞派别；二是，洪深将协社成员以大小伟人划分，且自认为是“大伟人”、“勇于任事”；三是，洪深认为自己才是为艺术而演戏，而谷剑尘不是。这三点集中起来就是，谷剑尘认为洪深以艺术、非艺术标准，大小伟人标准来树立个人权威，排除有碍于个人权威的成员，于是提前退出协社。洪深退出之后，戏剧协社重组，原来退出的谷剑尘重回协社任剧务主任，并且协社也在《时事新报》公演声明中将洪深定义为“想包办戏剧、想独揽协社功绩的野心家”，兹节录该声明部分内容如下：戏剧协社停止公演……顷据该社宣称，自经一月二十日之会议后，暂设临时干事会为过渡办法，公举汪仲贤、陈宪谟、欧阳予倩夫人、潘仰尧、杭石君、谷剑尘、赵秉章为干事，并推谷剑尘为剧务主任，赵秉章为事务主任，汪仲贤为排演、遴选剧本进行公演事宜，兹录该社最近宣言于后：……虽然在最近我们几乎为了抱着野心的、想包办戏剧者的陷害，栽了一个大筋斗，可是我们的腿脚、甚至是呼吸幸而不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终于鼓起奋斗的精神，从新爬起来、呐喊着集合忠实的同志在一条战线上开始我们的工作了……同志们，承认我们———戏剧协社———对于戏剧运动是有过功绩的吧，这功绩是团体的功绩，绝对不是一个人或是三两个人的功绩吧，当然不会像那盲于目、盲于心的人会说团体的功绩即是个人的功绩，而起来叫好去瞎捧个人的吧。同志们，看吧，我们并不因为少了一个自认有功绩的人从此不起来了，我们的呐喊停了吗？[7]从谷剑尘对洪深的批评和最后谷剑尘重回协社当了剧务主任，可以看到，这次派别内讧目的主要是重新确定“权”与“名”的归属。至于“是否为艺术”也许是造成派别已成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派别内讧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三、反思

总结：通过前面的梳理和推断，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的原因应该如下：洪深和陈宪谟的摩擦是直接导火索，而协社内部派别已成，为名、权的归属发生内讧是重要原因，至于说洪深自述的协社有成员抱着高兴主义来演戏、自己失去信心而退出，可以作为附带的原因。通过洪深退出戏剧协社的深入探究，笔者以为有必要反思三个问题。

1．陈美英《洪深年谱》关于洪深退出的时间、缘由值得再商榷

陈美英《洪深年谱》1928年10月条目中，引用马彦祥《洪深论》（刊1931年4月10日《南京日报》副刊《戏剧运动》第3号）及洪深《现代戏剧导论》，认为洪深于10月退出戏剧协社，筹组剧艺社。但随后又在12月条目中引用洪深《现代戏剧导论》里的话，认为洪深退出戏剧协社是1928年冬。③这里，年谱自身就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洪深退出是在10月，那么一般此时还不称为“冬”，如果是在“冬”退出，那么前面的10月就有问题。可见，作者自己也拿不准详细时间。而韩斌生在《大哉，洪深洪深评传》的附录“洪深年谱”中，明确写定洪深退出戏剧协社是1928年10月，④则显然更需要再商榷。根据前面的讨论，笔者以为，洪深退出的时间应该按照洪深在《时事新报》上登出的声明为准，即1928年12月17日，而退出缘由则如前面所总结。如果为洪深退出前后做一个事件编排，以补充《洪深年谱》不足的话，大致如下：1927年末，洪深在为江湾某大学排演新剧时，大力为应云卫宣传并授予种种排演之法，应云卫于是站向洪深一方（存疑⑤）。1928年春，戏剧协社没有同意排演谷剑尘的剧本（存疑）。1928年冬，上海报界传应云卫已成洪深工具（存疑）。1928年冬，谷剑尘退出协社。1928年12月10日，《新罗宾汉》登载《应云卫是洪深的工具》一文，认为协社内部分为“元老派”“、洪派”和“欧阳派”。1928年12月15日，陈宪谟在《时事新报》刊登《正误•陈宪谟未允加入协社表演》一文，宣布退出饰演《卞昆冈》，并指责洪深邀请参演《卞昆冈》的复旦二女生排演迟到。1928年12月15—16日，复旦二女生就陈宪谟之文诘问洪深（存疑）。1928年12月17日，洪深在《时事新报》登载“退出声明”，借口“事务繁冗、无暇兼顾”正式退出戏剧协社。1928年12月18日，洪深在《时事新报•戏剧运动》栏目中发文《南国社公演闲记》，显示自己并非“事务繁冗、无暇兼顾”。1928年12月25日，陈宪谟在《报报》上刊登《戏剧协社散了吗？》一文，陈述自己同洪深摩擦的原因及始末。1929年1月1日，谷剑尘在《新罗宾汉》上登载《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吗？》一文，怒斥洪深意欲使协社有派别、有大小伟人之分。1929年1月22日，《时事新报》登文《戏剧界之新生机》，可以看到洪深自退出后旋即组建剧艺社，并公演《赵阎王》、《凯撒大将》。1929年1月25日，《时事新报》发表《戏剧协社进行公演》声明，重组后的戏剧协社由谷剑尘任剧务主任，并定性洪深乃是想包办戏剧、想独揽协社功绩的野心家。

2.内部关系的梳理也是研究现代戏剧社团兴衰离合的重要方面

通过对洪深退出协社整个过程和原因的探究，可以看到，现代戏剧社团内部的人际纠纷对其兴衰离合有着重要影响。在洪深初入协社时，内部重要成员谷剑尘、陈宪谟、应云卫与洪深关系融洽，协社也因此公演影响颇大的《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等剧，并且实现了男女合演，使得戏剧协社在当时上海的新剧界堪执牛耳。然而，协社却因为派别内讧而使得洪深等一批成员退出，协社也因此一蹶不振。那么，这种现象仅仅是个特例，还是其它社团、剧团也存在呢？如果追溯到民初新剧发展的初期阶段会发现，很多新剧社团经过短暂的辉煌后销声匿迹，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内部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在民初时，春柳社到上海演出不久，就是因为内部党争导致其在陆镜若死后四散，《菊部丛刊》中义华之《春柳之经过》一文记录甚详细，其中有文字：“（民初，春柳社）初开时，营业颇佳。其后，剧人意见不同，各树一党，四分五裂。陆镜若、马绛士为一组，蒋镜澄、姚镜明又一组，欧阳予倩、吴我尊又一组，管小髭独立一党，各相倾轧……及陆镜若死，团员涣散，春柳自此告终。”[15]当时，除了春柳内部党争之外，民兴剧团内部与其类似，而新剧奠基人之一的郑正秋，之所以离开新民剧团到汉口演出，也是因为无法接受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15]这种情况到了话剧发展较成熟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存在。除了戏剧协社因为内部人际纠纷而导致一批重要成员退出外，后来的黄佐临退出剧艺社也有一部分原因出于此。⑥可见，人际纠纷、党争内讧，有时候是现代文学社团的兴衰离散，成员之间劳燕分飞的重要原因。然而，长期以来，现代戏剧社团兴衰离合的研究，更侧重于剖析内部成员之间文学主张与观念的异同。与之相较，从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入手，来剖析社团之兴衰离合的研究并不多，即使是关注了内部纠纷，但通常也要落脚到文学观念的差异上。这种研究方式值得反思。不可否认，前一种研究固然非常重要，因为戏剧史的研究应该强调从“文学”的角度展开。但是，也不可否认，后一种研究有时候也是必要地，因为戏剧史研究也可以从纯粹“史”的角度展开，更何况，有时候社团的衰败离散并不都是因为文学主张和观念的差异与冲突导致的，而恰恰是内部成员的“党争”“、内讧”等导致的。当然，有人会认为这种研究有“挖黑幕”之嫌，或者说离“文学”太远。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研究有时候离“史”很近、离事实很近；此外，此类研究对于还原文学史之复杂性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似乎应该借鉴一下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人之间的郊游宴饮、酬唱答谢等文人相互之间的交往与互动，经常是考辨梳理的对象，既然古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如此，为何现代戏剧研究不可借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