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图书馆“馆员”身份的特殊性。我国商代图书馆馆员身份具有亦巫亦史性。思想作为思想主体或者是思想者的精神观念，只有通过对思想主体或者思想者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够揭示其本质内容。在商代，王室藏书的管理员同时具有史官的身份，此处的史官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史官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记录历史的史官。在《说文》中，对史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因为“史”字为以手持簿书案卷(册)，所以史官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写书的人。第二，史官同时也是掌握着天文地理、占卜问卦的人。在我国商代，史官不仅要记录历史，而且还要掌管着与天文地理、占卜问卦有关方面的事情。例如在汉代学者应昭所作的《汉官仪》中提到“：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火正黎司地，南正重司天。唐虞之际，分命羲和，敬授民时，历象日月星辰。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因此，我国商代的史官身份上具有亦巫亦史特殊身份，正如《礼记•礼运》中所提到的“王前巫而后史”。专门负责甲骨保管的史官，他们同时也是卜辞中所提到的贞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御史、乍册、大史，集中反映出他们的亦巫亦史的特殊身份。所以，商代殷墟窖藏甲骨中的图书学思想主要就是巫师的文本保存思想。

商代图书文献保管思想。第一，图书文献保管主要是为王权的运行提供历史借鉴。甲骨从本质上来看不是书籍而是档案，其主要用途不是为了知识的传播和保管，而是为了日后统治者的稽查考核之用。所以，在商代，统治者经常要在太卜或者太史的陪同下检查甲骨卜辞以示重视，因为他们经常要用甲骨记载的文献来治理国家，甲骨的特殊用途决定了甲骨卜辞必须要有规范的整理方法，然后才能对大量形成的卜辞进行指定性的检索。并且，经常要对甲骨卜辞进行验证，而这种情况的验证有的是当天就可以验证的，而有的是数天后甚至是数百天后才能够得以验证的，如果没有规范的整理方法，要想在这些大量的卜辞中找到指定的甲骨是很难的。第二，商代甲骨卜辞的整理。商代在甲骨卜辞的整理保管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首先，对于甲骨卜辞要根据其类集整理成册或者裹而藏之。商代大部分甲骨都是在甲骨背面制成石头光滑模样，然后在中间打个孔，上面刻写卜辞，如果把几个背甲穿孔的甲骨穿起来，可能就是典册中“册”字的象形字。其次，商代甲骨卜辞还有原始的目录索引，甚至还有一些编有简单的编号，例如在河南安阳殷墟的YH127号坑中的龟甲，其中有一片背面就刻有“册六”字样，它们摆放整齐，记序之数从一到十有条不紊。

商代图书文献利用思想。商代甲骨卜辞的制作者和保存者是亦巫亦史的贞人，所以在其图书文献中，甲骨卜辞就具有了“巫”和“史”两个层面的内容和含义，而这也决定了商代甲骨卜辞这种图书文献的利用主要是为王权合法性提供依据。第一“，巫”对王权的意义及其神圣性。卜辞主要是统治者通过占卜所形成的一些事实记录和交流经验，具有高度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现在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甲骨卜辞都是在商代都城———河南安阳附近发现的，而这些甲骨卜辞又主要是集中在商代统治者陵墓和宗庙所在地，这和后世的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这些卜辞不仅是对神的一种笃信，同时也是神圣性宣示的一种文字记录，具有神圣化特点，而这种神圣化也主要是王室成员的专享，其记录的大量事实都成为王权神圣性的象征，主要是为了维护王权而存在的。第二“，史”的秩序化及其对王权的意义。如前文所述，商代甲骨的摆放并非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照严格的顺序进行存放的，是有一定的制度性要求的。甲骨文卜辞的时序性主要是集中在各个时代的甲骨卜辞是严格分开进行保管，而不能混乱，对于同一个时代的卜辞要存放于一处，相对集中，不能四处分散。其时序性是非常强的，体现着商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王室血脉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视性，是文化和智慧乃至王权合法性的一种延续，体现着王室血脉的凝聚以及文化的认同，构成王权身份外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文作者：白晨梁俊仙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