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② 文中标参考文献〔3〕的，均出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3〕后。

③ 丁之方《唐代的贬官制度》，《史林》1990年第2期，第12~14页。

④ 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65~102页。

⑤ （唐）陆贽 撰《陆宣公集》卷20《三进量移官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220页。《全唐文》卷475《三奏量移官状》4850页同。

⑥ 文中标参考文献〔1〕的，均出后晋刘撰写的《旧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1〕后。

摘要：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关键词：唐代；贬官；迁转；量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89-05

唐代受到贬降处罚的官员很多，①作为特殊的官僚群体，其身份为“犯罪之色”，②〔1〕卷41，734他们的任职期限及迁转途径也与一般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丁之方先生在《唐代的贬官制度》中初步论述了贬官征召、量移、军功迁职三种迁转方式。③尹富先生《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主要考察了左降官量移出现的时间及量移的一些基本原则。④实际上，不同时期贬官的迁转途径并不完全一致。唐德宗时宰相陆贽在《三奏量移官状》云：“谨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长任者，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逮于开元末，李林甫固权专恣，凡所斥黜，类多非辜，虑其却回，或复冤诉，遂奏左降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从此以后，遂为恒规，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旧里，永无还期。纵遇非常之恩，许令移远就近，虽名改转，不越幽遐。或自西徂东，或从大适小，时俗之语，谓之横移。”⑤此段话概括了唐代贬官考满与量移两种迁转途径，其实，被征召入朝及入幕建功也是贬官迁转重要途径。

一、考满迁转是开元以前贬官迁转的主要方式

唐前期，贬官“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见上文陆贽语）。从实例来看，考满改官是卑品贬官迁转的重要途径。如则天初，詹事司直杨炯受其弟连坐，“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⑥〔1〕卷190上，5003开元中，奉先县尉苗晋卿，受连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1］卷113，3350但对于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的贬官来说，他们仍有年考未满而迁转职官的可能。益州长史卢承庆永徽初左迁简州司马，“岁余，转洪州长史”。〔1〕卷81，2749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因姚崇素嫉忌之，“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谪官睦州刺史，削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1〕卷97，3041

另外，唐初贬官有考满后不参加吏部选的自由，有的甚至受贬后弃官不仕。显庆元年（656）八月，侍御史王义方仗弹中书侍郎李义府反被唐高宗冠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罪名，受贬为莱州司户参军。王义方“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复仕进。”〔1〕卷187上，4876王义方在莱州司户职位上“秩满”后，有选择不做官的自由。而骆宾王在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1〕卷190上，5006王义方退隐、骆宾王弃官，证明陆贽所言“（贬官）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的情形确实存在。开元之后，随着政府对贬官管理的加强，“量移”便成为他们改官的重要途径。

二、量移迁转是开元以后贬官迁转的重要方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32云：“量移，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量移字始见于此。”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2《量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9页。

后来学者都注意到了顾炎武所说的量移始见时间的错误，张艳云《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云：“量移确实是始见于开元时期，但决不是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玄宗开元年间的量移至少有四次，而‘量移’二字这始见时间，也应当提到开元十一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第70页）

其实开元十一年（722），玄宗亲祀南郊大赦就出现“量移”一词：“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其左贬官，非逆人五服内亲及犯赃贿名教者，所司勘实奏闻，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2〕的，均出自宋代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2〕后。〔2〕卷85，1004贬官量移迁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遇赦量移，另一种是考满量移。

首先，遇赦量移，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方式。

自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南郊赦后，帝王的大多数赦令中都有贬官量移之规定。如代宗即位赦：“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6〕的，均出自宋代宋敏求编写的《唐大诏令集》，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6〕后。

〔6〕卷2，9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册尊号赦：“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如复资者，即任便赴选集”。〔6〕卷10，60唐代帝王即位、改元、南郊、册立太子等重大活动，大多会对贬官进行恩赦。如中宗即位赦云：

其先有任五品巳上官枉遭陷害者，并宜加改葬，式遵典礼，若有后嗣，还其资荫。其别敕安置并左贬者，亦复其属籍，量还官爵。〔6〕卷2，9

赦令犹如法令，一般会得到贯彻执行。如光禄寺主簿杨为亲累，左降饶州司仓参军，遇中宗大赦，直接恢复旧资，“加上柱国，授郑州管城县令”。

周绍良 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编，开元111《大唐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杨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这则赦令直接恢复左贬者“属籍”与“官爵”，而开元以后的赦令，很少有直接恢复贬官官爵或官资的赦条，大多只规定贬官有向京城方向量移的机会。建中五年（784）德宗在奉天改年号为兴元，大赦天下。岭南道贬官新州司马卢杞与恩州司马白志贞，别量移为吉州长史与阆州别驾。〔1〕卷135，3716、3719此二人量移后，任官地离京城稍近些，但其官职并未恢复到原来资品。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因遇赦由江州司马量移到忠州任刺史，作诗云：“量移远郡未成官”。（唐）白居易 著《白居易集》卷17《重赠李大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显然白居易认为自己并没有恢复官资。韩愈在元和十五年（820）从潮州刺史量移为袁州刺史，也有“遇赦移官罪未除”

（唐）韩愈 著《韩愈全集》卷11《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05页。的担心。

其次，贬官考满量移也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途径之一。

贬官考满量移在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东郊赦令就已出现，即“自开元十八年正月五日爽已前……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其官已复资，至叙用之时，不须为累……流人及左降官考满、载满、丁忧服满者，亦准例稍与量移”。〔2〕卷85，1008量移迁转与唐初考满迁转不同点在于：唐前期，贬官考满迁转时，他们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即“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而玄宗后期，贬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见上引陆贽文），即贬官人身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建中元年（780）正月，德宗敕令“诸州府五品已上正员内，上佐宜四考满停，左降官不在限”。〔3〕卷69，1215贬为上佐的左降官不在四考满停官的规定内，则他们仍需在贬任上任职，没有量移机会。贞元三年（787），德宗令停省天下州府官员，但“左降官仍旧”。〔3〕卷41，736贞元十年（796）二月，刑部的奏疏云：“五品左降官既不许停禄料，六品以下未复资，已经四考未量移间，其禄料伏望亦许准给敕旨禄料”。〔2〕卷630，7560左降官“仍旧”及四考后仍不许停禄料，表明他们在贬任上任职年限比正常官员要长。贞元十一年（795）以后，贬官量移机会更少，史称“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

文中标参考文献〔4〕的，均出自宋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4〕后。〔4〕卷236，7611德宗时期的贬官陆贽、阳城等，等到顺宗恩赦时，都已卒于贬所。显然，贞元后期，贬官没有明确的考满量移年限。直到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才明确下令：

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参官，刑部检勘其所犯事由闻奏，中书门下商量处分。〔3〕卷41，736

宪宗的这条诏令不仅规定了贬官考满的期限，而且也详细说明了考满后，贬官量移的程序。贬官需经刑部检勘后，才由吏部或中书门下授予官职。由于贬官大多在交通落后的边远地区任官，又需经当地的州县向刑部申请，因而他们量移时，往往会因申状时间已过，而导致滞留贬地的情况。同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3〕卷41，737这样，把量移的实施与地方主管部门的考绩联系起来，左降官考满量移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三、贬官通过帝王征召的形式重新回到朝廷任职

贬官除了考满复资、量移改职外，还有可能被帝王直接征召入朝或由大臣推荐入朝任职。受征入朝的贬官在各朝都占有相当比例。唐前期，召回入京的比例高些，唐中后期，召回的相对少些。表一显示唐代不同时期贬官受征入朝情况：

注：该表人数据本人博士论文附录《唐代流官一览表》、《唐代贬官一览表》统计。该分期主要依据员外官的出现（则天时期）及员外贬官向专指左降官转变（玄宗至顺宗时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开元以前，通过征召方式回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玄宗时期共有190人次受贬，仅有27人次被召回。肃宗至宣宗时期，被召回入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懿宗以后，贬官被召回的人数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开元以后，贬官受征入朝人数大大减少，应与玄宗以后各帝王对贬官控制的加强有关，这也与贬官在开元后只能量移的情形一致。贬官之所以被召回重新委以重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贬官与帝王有故旧关系。

对于曾经跟随自己征战或辅助自己取得帝位的大臣，帝王一般给予一定的优待。例如，窦诞“从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并“尚高祖女襄阳公主”。武德末年，受太子李建成的排挤，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太宗召拜为“右领军大将”。〔1〕卷61，2370唐肃宗在太子时，与杨国忠有矛盾。天宝十五载，太子在马嵬坡通过兵变杀死杨国忠、逼死杨贵妃。灵武即位后，肃宗把许多受到杨国忠打击的朝官召回任朝官。如裴遵庆在天宝末，因“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被谴出任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1〕卷113，3355殿中侍御史敬括也是因“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出为“果州刺史”，也被肃宗召回，“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1〕卷115，3375这种新皇帝即位征召曾任东宫旧僚的贬官回朝任职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二，贬官在地方的政绩或个人才能突出。

贬官在地方政绩突出或确实有某一方面的才能而被召回京师。神龙初，大理卿尹思贞为韦月将辩护，得罪武三思党，贬为青州刺史，“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贞被睿宗“召授将作大匠，封天水郡公”。文中标参考文献〔5〕的，均出自宋代欧阳修、宋祁登人撰写的《新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5〕后。

〔5〕卷128，4459开元四年（716），吏部侍郎卢从愿因“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卢从愿在豫州“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玄宗“玺书劳问，赐绢百匹”。不久，卢从愿就被召回任工部侍郎。〔1〕卷100，3124在贬任上考绩优异，有利于贬官迁改官职。天宝年间，房“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天宝十四载（755），房被征拜为太子左庶子，“迁宪部侍郎”。〔1〕卷111，3320房被屡贬屡召，与他在地方上“多有遗爱”有一定关联。

第三，政党斗争的迂回给贬官回迁的机会。

官员因政治斗争被贬，情况发生变化后，又被召回。如景龙中，韦凑曾因公事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贬为贝州刺史。韦皇后败，宗楚客被诛，睿宗拜韦凑为鸿胪少卿。〔1〕卷101，3142因政治斗争而频频贬官与入朝的典型事件莫过于“牛李党争”。长庆元年（821年），钱徽主持礼部试，受李宗闵等请托，被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与元稹等证明其事，穆宗诏“贬（钱）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4〕卷241，7791此后，牛李二党交相执政，其受贬党人也频被征召入朝。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宰相李逢吉执政，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引牛僧孺为相。大和三年（829），裴度为相，征李德裕为兵部侍郎。不久，宰相李宗闵在宦官帮助下，“却引僧孺协力”，罢裴度宰相，出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凡德裕所善，悉逐之”。〔5〕卷180，5328、5331大和七年（833年），文宗征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裕出牛党党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又出李宗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4〕卷245，7885大和八年（834年），在宦官的帮助下，李宗闵又被征入相，李宗闵则出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改为镇海军节度使。〔4〕卷241，7898武宗即位，李德裕入相，对牛党进行排斥，宣宗即位，牛党入相，贬逐李党。大中三年（847年），李德裕死于贬所，〔1〕卷174，4582党争才最后落下帷幕。

四、贬官还可通过入幕的方式迁官

《唐语林》卷八云：“自张守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

（宋）王谠 撰，周勋初 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692页。普通游宦之士都谓幕府为要津，对于正常迁转路径受到限制的贬官而言，若能进入幕府，戴罪立功，则不失为减罪改官的捷径。开元十三年（725），陈州刺史李邕因赃污事发，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在岭南，李邕“从中官杨思勖讨贼有功”，因而“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而且还有资格“上计京师”。〔1〕卷190中，5042杨思勖在开元十四年二月出兵征讨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十二月讨平。李邕通过入幕建立军功，只经过一年就恢复到刺史职位。肃宗乾元年间，殿中侍御史张镒因梳理华原令卢枞案件，被贬为抚州司户。后来，张镒本应量移常州晋陵任县令，但他没有赴任，而是进入洪吉观察使张镐的幕府任判官。在幕府中，张镐奏授张镒为殿中侍御史。不久，张镒迁职为屯田员外郎，“转祠部、右司二员外”。〔1〕卷125，3545张镒如果不是进入张镐的幕府中，恢复殿中侍御史的职位都比较难，更不用说入朝为郎官了。

贬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差遣官一般怕受连累而不愿辟其入幕。但有些官员因才能确实出众，也会被表请入幕。大历十二年（777），包佶受宰相元载连累，贬官岭南。刘晏本与元载不合，“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1〕卷123，3516包佶虽与元载善，但有才干，因而仍被刘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5〕卷149，4799宪宗时，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程异坐附王与王叔文，贬为郴州司马。宪宗曾明确诏令王叔文之党“虽遇赦无得量移”。〔4〕卷237，7657但因敛财供战的需要，当“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时，宪宗重新启用了程异，恢复了他的扬子院留后的职位。〔1〕卷135，3738另外，有些权势较重的节度使或观察使，也敢于奏请罪行不是很重的贬官入幕。代宗时，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奏授时贬为睦州桐庐县尉裴胄为“大理评事、观察支度使”。〔1〕卷122，3507元和十年（815），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请贬官韦弘景为副使，“赐以金紫”。韦弘景后来“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1〕卷157，4153太和四年（830），右补阙张文规贬官孟州温县令，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奏置幕府”。〔5〕卷127，4449李栖筠、李夷简、裴度都有重望，又爱惜人才，故而敢于表置贬官入幕。但多数情况下，朝廷大员及地方高官怕受连累，不敢与贬官关系密切。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云：“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

（唐）柳宗元 著《柳宗元全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第242页。

。柳宗元之言，道出了官员受贬后墙倒众人推的无奈，因而入幕迁转的贬官人数并不是很多。

总之，唐王朝在频繁贬降犯有过错的官员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自新机会。唐前期，贬官所受到的政治与人身限制不是特别严格，考满迁改官职与受征召是他们恢复官资与仕进的重要途径。开元以后，贬官受到的政治束缚与人身束缚日益严密，从远地向京城近地量移是他们迁转的主要方式。部分贬官通过受征召或者寻求入幕重新踏上仕途，但这类迁转方式的贬官人数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北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Reappointment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LIANG Rui

(History Department,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Zhejiang, China)

Abstract:In the Tang dynasty, the officials demoted or transferred to a remote place for their mistakes still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reappointed after going through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or encountering pard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et limits on the reappointmen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atu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resumed the official qualification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via recalling or examinations. In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recalling and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were the common practices. The reappointment impli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ntrol of personnel appointment had been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Keywords:the Tang dynasty; demoted officials; reappointment;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坡突围。突何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作品中一直有贬官文化成分，这成分挥之不去。士大夫阶层很容易陷入贬官文化的俗套中。于是，情由贬生，文由情显，景由文名。很多情深辞丽的诗篇因此而成为不朽之作，很多古迹遗存正因为这些迁客骚人的墨韵点染而名扬千古。譬如岳阳楼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浔阳江畔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

贬官文化还衍生另一种文化——隐士文化。人世之积极性被排挤和打击，士大夫们不由得渴望归隐，转而寄情于山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自然是一种无奈的超脱。贬官文化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情结，因此“人世不得而转念出世”是一种怪诞的逻辑，摆在那，却又让人不得不接受。

但坡没有陷入其中，他成功地以坦荡、豪放与达观突围了。在他的《赤壁赋》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客人便是贬官文化的生动体现者，因为渺小，所以不犯天道，所以无为逍遥。而智慧的苏轼却悟到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哲思。认为不必愁思前路，而应好好活在当下。对于贬谪，他已无愁与苦，即使流放海角天涯，也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洒脱。

坡突围，是一种双向思维，有如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一味地追求美，处处皆美，美即丑了。感谢道家给了我们中华文化一种双向思维，让传统思想主流也能流淌一点鲜活的血液，让黑格尔也艳羡中国的辩证法。这样相反相成地看待事物，才能保持事物独立的美。

王国维先生曾论述词的境界大小在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无我”为上品，“无我之境”有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花之态度现出人之怅惘，高妙至极。“无我”乃是我独立于事物牵缚之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观中透着理性，从容里暗含敏锐。这才是突围之道，坡深谙此道。

看过这样一幅漫画：一只鸟儿在笼子里绝望地望着天空，而笼子门却始终开着。这就是禁锢使然。而画中的文字更发人深省：“禁锢就是你以为你做不到。”

当然，我想突围应该就是你知道你能做得到。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谪到异地他乡时，所创作的以反映贬谪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为主的文学作品。这些贬谪文学作品因为创作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与其他文学

作品不同的价值。贬谪文学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丰富的审美价值，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发掘其中的审美价值也能

对高中学生起到启发作用。本文从贬谪文学的概念着手，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而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材；贬谪文学；审美价值；

贬谪文学是遭受贬谪的文人在被贬谪到异地他乡时，所创作的以反映贬谪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为主的文学作品。这些贬谪文学作品因为创作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价值。探讨贬谪文学能够对作家主体的审美心理进行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学史中不少作家、诗人，都有过遭贬受谪的经历，而且遭贬受谪期间往往创作甚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相当价值。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贬谪文学作品，对这些贬谪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解读，能够发挥这些贬谪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也能够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排工作，适应高教改版的需求，使更多贬谪文学能够被收录进高中语文教材，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

一、贬谪文学的概念的界定

尽管文学界已经对贬谪文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对贬谪文学的概念达成共识。贬谪文学的概念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对象有关，贬谪文学的概念不确定极易造成贬谪文学研究对象的不一致。所以本文在写作之初，有必要对贬谪文学的概念加以明确，为日后贬谪文学的更深入研究打好基础。在概念的界定过程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贬谪文学的作者；二是贬谪文学创作的特定时期；三是贬谪文学的作品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贬谪文学的作者应为被贬谪之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作品才能如实表达作者的被贬谪情感。被贬谪之人包含两层意思：一种是身经贬谪者，而不论被贬谪是因为无罪还是罪有应得。

二、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的主要内容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贬谪文学作品，既包括时期文人创作的贬谪文章，也包含唐代宋代遭受贬谪之人创作的作品。北宋坡的很多作品也被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如《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等。唐代以白居易、柳宗元和韩愈以及刘禹锡的作品为主，白居易的《琵琶行》、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等作品都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柳宗元的《江雪》更是高中语文教材中比较出名的作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每一个时期的贬谪文学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时期的贬谪文人创作的作品都因为时代背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群体性特质，不同的贬谪作品也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

三、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的审美价值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的贬谪作品，大多通俗易懂，其中很多文章具有较强的励志意义，对于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具有以下审美价值。

(一) 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体现了对理想的执着精神

高中语文教材中部分贬谪文学作品还体现出了作者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柳宗元是唐代贬谪文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其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柳宗元个性很傲慢倔强，不肯轻易屈服于权势，从不愿意与那些达官贵人同流合污，对自己的追求非常执着。柳宗元在被贬期间，抱定决心“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虎”。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非常孤独寂寞，为了发泄压抑在心头的沉重的孤独感，柳宗元借用诗歌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如在《捕蛇者说》中，他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来对当时的苛政进行无情的抨击。这反映出了他心怀苍生为政信念的使命感和崇高追求。柳宗元对民生的关注，并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层面，在他出任地方官时，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的实事。

(二)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体现出旷达情怀

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大多表现出了被贬谪之人淡泊闲吟的旷达情怀，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来抒感和调整心态。他们不以外物所蔽，不因处境的困难而自暴自弃，旷达必须无心，就是将被贬谪的压抑进行审美化，随遇而安，在苦境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把抵牾情绪转化为欣然接受，坦然面对一切人事，不因处境困难而自暴自弃，即使遇到不满意的事也能安之若泰。陶渊明在被贬谪期间，很多作品都反映出了他的旷达心态，他的《归园田居》便是代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些诗句都反映了陶渊明的旷达情怀。陶渊明的这种安土忘怀并非没一个人都能做到。发哀怨，就是陶冶性情，在心理上追求一种“适”的境界。“文人的遭际，无非是‘穷’和‘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学，或者是‘兼济’的舟楫，或者是‘独善’的伴侣。”。贬谪诗人正是以文学为伴侣，以消解他内心的孤寂和落寞之感。坡说自己“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上述贬谪文学作品都表现出被贬谪之人自适旷达的心境，对于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良好心态能够促使高中学生在面对困难时随遇而安，这也是贬谪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之一。

高中教材中收录的上述贬谪文学作品，能让读者逐渐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感情，或许是作者的乐观心态，或者是作者的执着追求，这都对高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启发意义。贬谪是我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对官吏的行政处罚，其对于仕途中的文人学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遭受贬谪的时候所创作的诗文反映了个人的悲愤苦闷及才略不得施展的抑郁，以及一种坚贞的精神操守。可以说，贬谪文学不仅是反映贬谪文人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言说与延展，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对于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现阶段高中语文教材由于篇幅有限，对于贬谪文学作品还不是非常重视，收录的贬谪文学作品数量也非常有限。随着新课改的进行，高中语文教材中应更加重视贬谪文学作品的励志作用，使其审美价值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使高中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后能够提高自身修养。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柳侯祠》,东方出版中心,2006.

[2]熊国华.《中国放逐诗学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03(1).

[3]刘铁峰.《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表现特点》，《大理学院学报》,2009,7.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陶渊明 白居易 隐逸思想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66-02

陶渊明和白居易，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文人，都曾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中，但在经历官场的黑暗、斗争后，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隐逸的人生之路。“酒”和“鸟”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意象，这些意象充分的折射出的诗人的精神品格、隐逸思想、诗人气节。

一、隐逸与酒

自古以来，隐士或诗人似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陶渊明和白居易既是隐士又是诗人，当然更不能摆脱酒的“束缚”，在两位诗人的生活中，无不表现了对“酒”的热爱。如果说为官期间，疲于应酬和交际，无法摆脱饮酒；那么，辞官隐逸之后的生活就是无酒不欢了，仔细观察两者的饮酒诗作，他们对待酒的态度，虽有“酒中有深味”这样韵味深长的相似之感；但同为写“酒”，酒亦有所不同，虽同为“酿酒”，但其中的心境又大相径庭。

1.借酒抒发远离官场的无可奈何和悲痛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混乱时代的陶渊明，尽管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远大志向，但在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制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官场奋斗，但在官场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的了解其中的险恶与黑暗，且不说实现自己的政治志向，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更别提“欢乐”两字。其《归去来兮辞》中就写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表明他周旋于险恶的官场，早已心力交瘁，渴望退隐山林。当诗人真正的退隐山林以后，便将内心的政治抱负全部倾泻于酒中。“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王瑶先生就有论：“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却以陶渊明为第一人”， 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所以，陶渊明离开官场选择隐逸以后，倾注于酒中更多地是对为官生涯的无可奈何；但陶渊明对于田园生活是极爱的，所以远离官场并没有白居易那般悲痛。

白居易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他早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也是他作诗的原则。初入官场的白居易，并没有看清官场现实，大作讽喻诗，直指黑暗的现实，暗讽宦官当道，得罪了权贵，最后被诬以“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被贬官以后，白居易在悲愤、苦闷中重新审视险恶的政治斗争，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为避祸患，他请求外官，做一个寄情与山水游乐的隐士，但是内心的壮志豪情又岂能轻易淹没，以前为官时的种种更是难以忘记，所以，诗人将自己的壮志豪情寄托于饮酒，“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临觞忽不饮，忆我平生欢”，拿起酒杯，却突然想起了以前为官的种种欢乐，但似乎也只有饮酒大醉才可“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与陶渊明相比，白居易将远离官场的现实化为一种“悲痛”的情绪，因此，唯有饮酒才能毫无顾忌的释放自己，才能够抒发自己的人格气质。

2.酒中渗入的隐逸生活的喜怒哀乐

隐逸后的生活，有喜、有悲，为了抒发内心的感受，诗人沉浸在饮酒的欢乐中，从而也为酒赋予了独特的意义，陶渊明酒完全沉浸在隐逸生活的乐趣之中，借酒联络感情，抒发慨叹。用酒热情的招待附近的邻居“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以布沥酒，招待近邻）”，与邻居共享田园生活的快乐，也与他们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一点在白诗中也能看到，如《宿紫阁山北村》中“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樽（酒）”。

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中对于生活中饮酒行为的描写相当之多，达到了每首必谈酒的地步，其序中就写到“往往酣醉，终日不醒。……醉中狂言，醒辄自哂，然知我者，亦无隐焉”，这也类似于陶渊明《饮酒》诗组的创作，白居易面对“出门无所往，入室还独处”的生活环境，深刻的明白，“不以酒自娱，块然与谁语”。因此选择“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轩。临觞忽不饮，忆我平生欢”，饮酒后忽而想起以前的种种欢乐，又看到如今的景象，更坚定了在酒中寻找灵魂的寄托。

二、 隐逸与鸟

寻常的飞鸟早在远古文化中早已被文化传统独特象征意义，而非普通的自然之物，《周易》之《渐》《中孚》《小过》《明夷》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大体上象征着坚贞自守、远寻自晦的高洁情怀，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种，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二是选择退守，保证个体的自由。“鸟”的意象在陶诗和白诗中也很常见，但两者表达的思想意图完全不同，陶渊明写的更多的是“归鸟”，离家的鸟儿渴望回归田园，而白居易写的更多的是“笼鸟”，是渴望翱翔天际的飞鸟，有着蓬勃志向的大鹏，怎能安心待在笼子里叹气？

1.渴望远离尘嚣回归田园的“归鸟”

陶诗之中的鸟是诗人思想的暗指和隐喻，是对自我形象的艺术化和人格化的体现。通观陶渊明的诗文，早期作品中的“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有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志向超越四海之外，希望像大鸟一样振翅远翔，但是现实却是只能看着飞鸟“好声相和”，“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而“我”却寂寞孤寂，无人赏识，远大志向无法实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词》），表明他周旋于险恶的官场，早已心力交瘁，不如退隐山林。“归鸟”是他找到精神家园与归宿的象征。陶渊明居官的本意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后实现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他非但没能拥有期待中的“自由”，反而失去了本源的自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他由衷的希望自己能够如归鸟一般回到自己的栖息之地，不要像一只离群之鸟日落后仍独自飞翔、停无栖息之地，所以诗人的人生思考焦点于“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燕子翩翩回归故巢，一点也不嫌弃门厅的荒芜。再如，“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念念不忘的仍是回归之意。陶诗所写的往往是村舍、鸡犬、桑麻等最平常的事物，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表现物我契合的境界，极平淡而又即有趣，又如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无遗”，诗中之鸟，生机盎然、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罹难于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漂泊无依，它无限深情的眷恋着养育他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处处透着不事雕琢、不露痕迹的自然美。

逯钦立先生所说的：“陶渊明的寄情归鸟，就是所谓‘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他的因归鸟的感发而欣喜于真意或者生意的获得，就是所谓‘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

2.渴望展翅高飞重返官场的“笼鸟”

白居易视自己遭贬如同鸟儿被关于笼中，故而创作了诸多有关笼鸟意象的诗歌，但，笼只能拘禁的诗人的躯体，而非诗人的精神，这也是诗人笼鸟意象的审美意蕴之所在，正如《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书中提到的那样：“使用伤禽、笼鹰等意象，借以更深刻的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表现失去自由后内心郁积的沉重苦闷。”陶渊明笔下的笼是官场生涯之笼，而白居易笔下的笼则是贬谪生涯之笼。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陶渊明向往的是一种看清官场浑浊之后的田园自由、个体自由；白居易向往的是一种通过居官实现人生价值，在浑浊的官场上革除时弊、服务国家、益于社会的自由。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白居易则曰：“凤巢阁上容身稳，鹤锁笼中展翅难”，由此不难看出，白居易是渴望为官的，渴望在仕途上任意驰骋的，但是因为致力于政治却因此而带来的贬谪之痛却是刻骨的，所以他笔下的笼鸟就承载了诗人的矛盾结合体，笔下的笼鸟也注定是悲剧的，不甘寂寞的精神也必定是苦闷的。

结语

白居易的隐逸生活可以说过的很如意，但我们也不能说陶渊明过得不如意，至少都是他们本人坚持的选择。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将诗人安贫固穷、勤劳质朴的气节和操守表现的淋漓尽致，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文人；白居易也将他的中隐的思想坚持到底，在朝隐和小隐之间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适合唐代文人的路，提高了自我享受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晋]陶潜著.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晋]陶潜著.袁行霈著.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

[3]顾学校点.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374.

[4]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310.

贬官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知识目标：1、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创作。

2、理解作者的情绪变迁及其原因。

3、体会诗歌中包含的人生哲理。

4、感知豪放词的抒情特点。

能力目标：学习词中的想象手法的运用。

情感目标：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体会阔达渺远的意境和作者豁达的胸怀。

教学重点、难点：1、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体会阔达渺远的意境和作者豁达的胸怀。

2、与词人的身世联系起来体会诗歌的表情达意。

课时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关于作者：

苏轼(1037一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祜二年(1057)进士及第，宋神宗熙宁年间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以作诗讪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元由祐年间，调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杭州知州、颍州知州。不久又以写文章讥斥朝廷的罪名被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接着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县)安置。1100年被赦北归，第二年病死于常州。【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文学家。诗、词、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诗，他是北宋四大诗人之一;散文，他是“唐宋古文家”的佼佼者。而他最富于开创性的艺术贡献是词的创作。在宋词的发展史中他具有开疆拓土之功。

在他之前，诗庄词媚，词为艳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人们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认为词只宜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只宜写得缠绵婉媚，“香而软”，认为这才是词的正宗。而苏轼登上词坛后，他以其超拔的才气，凭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凡是诗所能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在词里表现，正如刘熙载所说的，达到“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卷四)的程度，使词走出了樽前檀板、深闺小楼，进入社会民生的广阔天地中。这就大大地扩展了词的表现功能，起到“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的作用。他在写作传统的婉约词的同时，大量写作豪放词，豪放词风就是由他开创的。这对宋词的繁荣昌盛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鉴赏《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一、写作背景：

这首词是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作者贬官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作的。快哉亭，在黄州的江边，张怀民修建。怀民字偓佺(又字梦得)，当时也贬官在黄州，与苏轼的心境相同，二人交往密切。作者不仅欣赏江边的优美风景，而更加钦佩张的气度。所以他为张所建的亭起名为“快哉亭”。其弟苏辙还为此亭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苏辙的这篇散文和苏轼的这首词，我们可以当作互补互注的姐妹篇来读。

二、分析鉴赏：

此词通篇将写景、抒情和议论熔为一炉，表现了作者身处逆境而泰然面对的达观情怀和博大的胸襟，凛然的正气充满全篇。

1、上阙：

作品描写的重点不在快哉亭的本身，而在它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景象。“我”坐在亭上，卷起华丽的绣帘，从窗口俯瞰江面，看到亭连水，水连天，水天一色，景色壮而美。“知君为我新作”二句，点明亭的主人与作者的亲密关系，说我自己知道你为了接待我而特意建造了这座亭台。亭台的窗户涂抹上青红油漆，色彩犹新。

“长记平山堂上”以下五句，是通过回忆和联想来描写眼前景色，是虚景实写。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回忆。于是用这种记忆中的景象和眼下所见之景进行比较，二者非常相类似。这样把快哉亭和平山堂融为一体了。平山堂是作者的恩师欧阳修所建，其景色“壮丽为淮南第一，(叶梦得《避暑录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平山堂的文化内蕴的丰富和文化层次的高雅，是文化人群体中所共同认可的，所以这里是借平山堂来提高快哉亭的文化品位。笔法非常巧妙。

2、下阙：

下片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以及远处的景色。开头五句，用特写的笔法描写亭前广阔江面的倏忽变化、汹涌澎湃、风云开阖、惊心动魄的壮观，并由此生发出江湖豪兴和对人生的见解。“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在江水中，呈现出一幅平静优雅的山水画卷。“忽然浪起，掀起一叶白头翁”，写一阵巨风，江面急剧变化，波涛汹涌，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恶浪中掀舞。这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惊险镜头，但是渔翁并不惧怕，他对这种与狂风恶浪搏斗习以为常，这实际是作者面对政治祸难的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堪笑兰台公子”直至结束，化用宋玉《风赋》中的典故，借对风的议论，将作品的题旨进一步点明和深化。《风赋》中说，宋玉等人陪同楚襄王游兰台之宫，忽然刮起风来，楚襄王披襟挡风说：“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者邪?”宋玉说：“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共之!”楚王不明其意，宋玉解释说，“大王之风”经过优美的园林宫室，带着花草的香气，然后才吹到身上，所以此风能解酒治病，“发明耳目，宁体便人”，这就叫做“雄风”。而“庶人之风”，起于穷巷之间，一路挟带着污秽之气，吹到贫穷人家，使人精神凄惨，生病发热，这就叫做“雌风”。显然，宋玉在此把风分为“雄风”、“雌风”是借以讽谏楚襄王的。而作者在此却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批评宋玉这位“兰台公子”不懂得庄子所说的天籁。《庄子•齐物论》中认为事物有天籁、地籁、人籁之分，风是属于“天籁”，是大自然演奏的乐曲。宋玉却把风硬分为雌雄，岂不可笑?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作者认为，只有具备这种浩然之气，才能领略“千里快哉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豪迈的胸襟，他与张怀民同被贬官黄州，他们都能“不以贬谪为患”，“不以物伤性”，“自放山水之间”(《黄州快哉亭记》)，何等旷达!

三、小结：

1、全篇贯注着超旷达观的博大襟怀。作者贬官黄州，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遇到的沉重政治打击，理想遭遇严重挫折，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政治上是非常压抑的。面对这样的政治祸难，他能处之若常，用睿智的思辨，维持心理平衡，不消极颓丧，对功名得失，不过于耿耿于怀。但是他并不是放弃了人生理想的追求，并不是盲目乐观。这样的人生态度，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2、将写景、抒情和议论熔为一炉。虚实结合，通过联想、对比、议论来写眼前景。例如，用记忆中的平山堂的景色的联想，来描写眼下的快哉亭的景色。又如，用宋玉《风赋》中的感受和眼下在快哉亭的感受进行对比议论等。这点在上面的“基本解读”中已有较具体的解说，不赘。

第二课时

鉴赏《定风波》

一、写作背景：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这是作者被贬官到黄州的第三年。在《水调歌头》的“基本解读”中已说到，贬官黄州是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遭受的深重政治打击，但他能以超脱旷达的态度来对待。

二、分析鉴赏：

此词写眼前景，寓心中事，从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生发出明睿、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作者藐视祸难、达观自信的智者襟怀。

1、上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风很大，雨点很猛，穿林打叶，风声呼叫，面对这样的情势，一般人都会惊惶失措的，可是作者用“莫听”二字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无所谓，从容处之，外物不足萦怀，紧张什么?跑什么?我就要悠闲自在，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何妨”、“吟啸”活现了抒情主体的泰然自若的心态。“竹杖芒鞋轻胜马”，超旷达观之状可掬。“竹杖芒鞋”是失意潦倒、穷困下贱的标志，而骑马的当然属于官运亨通的达官贵人之列。作者当时是“团练副使”，“不得签判公事”，没有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一个“官”，要弄一匹马骑，还是可以办到的。但这是诗，是艺术，这里就是要表明自己被贬谪的处境。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走路，比起骑马，何难何易，这是不言自明的，更何况又是在雨天的泥泞地上走。可是作者说“竹杖芒鞋”比骑马轻快得多!这种自嘲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认识水平，所得的感悟结果是不同的。没有旷达超脱的智者襟怀，是不可能有这种体悟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点明了词中所说的风雨，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界的风雨，而兼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作者申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有气度来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政治风雨的考验。现在所面临的政治祸难又算得了什么?一个“任”字，见出自若、自信的胸襟。

2、下阙：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具体落实小序中“已而遂晴”一句，这是眼前实景实写，也暗示对未来际遇的一种自信的预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在“穿林打叶”的时候，“我”能够那样从容不迫地“吟啸且徐行\''''\''''呢?因为我早就预料到，狂风骤雨肆虐的景况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我”在政治生涯中的心理体验。只要能经得起狂风骤雨的吹打，必然会有清风丽日跟着到来。“也无风雨也无晴”。顺和逆，穷和通，在智者的心目中，都是无所谓的。超脱，旷达自适，但并不颓丧沉沦。

三、小结：

从生活小题材中提炼出重大主题。外出于活或办其他事情，在路上遇雨，这是人们生活上习以为常的小事，可是作者在这样极常见的生活小事中，挖掘出关于人生观、世界观，关于理想前途、处世态度等方面的重大政治主题。

理解此词所表现的旷达情怀。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超旷的气度贯穿全词始终。面对政治祸难，作者能看得远，放得开，从容不迫，处之若常。作品中很充分很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