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和孝镇；村落地名；来源；乡土文化

一、和孝镇的基本概况

和孝镇属于河南省汝南县下辖的一个古镇，“它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约36公里，东临梁祝镇，南靠大王庄乡，西与常兴乡相邻，北与官庄乡接壤。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1]和孝镇下辖16个村委会：和孝村、新集村、大庙村、薛岗村、陈屯村、邱井村、梁岗村、林阁村、黄寨村、王楼村、后马村、林楼村、郭庄村、黄屯村、吕屯村、小田村等，由122个自然村、214个村民小组组成。

二、和孝镇的地名来源

和孝镇作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区域经济、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关于和孝的名称来源，笔者曾询问了一些村里的老人和文史爱好者。韦明山，男，77岁，和孝镇和孝村第六小组村民。据韦明山老人回忆：和孝，原名和店，由于当地人口音“和店”便读成了huo店。关于和店的名字来源，这位老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当地生有一种鱼，称为火头鱼，俗语称“huo dou”，传说南头的湖里曾有一只huo dou精，由于当地人惹怒了这只huo dou精，它便吐出一把火烧了和店，所以称为“火店”，也就是“和店”。其实所谓的火头鱼只是当地人的叫法，这种鱼被称为黑鱼，是乌鳢的俗称，河南一带叫火头鱼。黑鱼也被称为“孝鱼”，这是因为鱼妈妈每次生鱼宝宝的时候，都会失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鱼妈妈不能觅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母子天性鱼宝宝自己争相游进鱼妈妈的嘴里，直到鱼妈妈复明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传说，鱼妈妈会绕着他们住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游似乎是在祭奠，所以后来人们称黑鱼为孝鱼。“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家乡人注重孝道犹如这孝鱼一般，一般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虽然没有找到有案可稽的文史资料可以证明“和孝”的名称来源与这种火头鱼有关，但这种鱼十几年前在和孝镇地区的确随处可见，大人小孩都喜欢在河里捉鱼。由于最近几年的环境恶化，河流污染，这种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关于和孝地名的来源，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说。据家乡文史爱好者程新耀解释：“和孝村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它本来的名称是：‘火烧店’，以前这个地方还不是村庄，只有几家卖茶的店面，有一年失火，将这几个店面都烧光了。随着来此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将此地称为‘火烧店’。人们通常省略最后的一个字，（由于当地人口音便将‘烧’读成第四声），久而久之，火烧就变成了和孝。”。

探究和孝镇地名传说，我们从中获取了多种地名成因，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

三、和孝镇村落地名命名特点

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以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以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名、行政区域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2]

按照地名的通名分类，和孝镇属于人文地名中的聚落地名，也属于乡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表1展示的和孝镇所有村落名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村落地名通字，例如：镇、集、屯、寨、楼、阁、庄、园、坡、沟、塘、岗、洼等。

“镇”、“集”是唐后期伴随着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屯”意为“包起来”、“卷起来”，随着屯田制发展，逐渐演变为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从现在的许多口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寨子的存在，比如和孝村的四周曾经围起了一圈土墙，称为寨墙，土墙里面为村民居住地，称为寨里，土墙外面的耕地称为寨外。楼：古代指筑成的狭而曲的土台，现指自然村落名称。“镇”、“集”、“屯”、“楼”等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有关，属于人文类地名专用字。而“沟”、“塘”、“岗”、“坡”地名用字都是因地形地貌特征而得名，属于自然类的地名用字。和孝镇全乡地势西高东低，岗洼较多，属岗坡地，从地名中可以得知自然村的地势地貌情况。

按照地名专名分类，通过分析表1我们可以得出和孝镇122个自然村落地名，有以下5种类型：宗族姓氏类、地貌特征类、地物标志类、传说故事类、复合型。

宗族姓氏类：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姓氏类的地名占大多数，116个的村庄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聚集而来。这一类的地名都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名，例如：赖屯，全村人都姓赖。任化庄，全村主要由任姓和化姓组成。

地貌特征类：这类地名都是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命名的，例如程洼、赵坡。洼指地势较低，坡指地势偏高。这也正体现了和孝镇岗洼较多的地貌特征。

地物标志类：这类地名都是因当地特殊的建筑或有标志性的地物而来，具有地方特色。例如：邱寺，因寺庙得名。据《颜真卿志》记载：贞元元年（785年）正月五日，颜真卿被李希烈胁裹移囚到蔡州，关押在龙兴寺中。颜真卿的尽节地龙兴寺到底在哪儿？许多考证，历来说法不一。2005年春，在和孝镇邱井村邱寺自然村检查维修一座桥梁时发现两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石碑的发现为我们考证颜真卿的尽节地――蔡州龙兴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两块石碑分别是《重修苏庄桥记事碑》和《重修龙兴寺记事碑》。《重修龙兴寺记事碑》是一块残碑，碑文部分字迹还能辨认，碑头刻“万古流芳”，碑文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清初重修龙兴寺碑记。

传说故事类：这类地名都因当地传说故事而来。比如：和孝村。（本文第二部分已有介绍）

复合型：这类地名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复合。例如：高庄，是典型的复合型地名，高庄全村人除了两家之外都姓王，本应是典型的宗族姓氏类地名，应该称为“王庄”，但是据村里人回忆：“有一年发大水，周围的村庄都淹了只有高庄地形高免受一灾，所以地名就改称为高庄。”再比如赖大庙，它既是宗族姓氏类地名，也是地物标志类地名。

通过对和孝镇122个自然村地名归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村落地名通用字中庄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村落地名专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四、乡土文化

村落地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仅展现了地名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乡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呈现一个地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犹如一个人的名字传递着家族的血脉一样，地名承载着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和孝镇地名的分析可以得知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该地区宗族文化传统深厚。

1、宗族文化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源。村落家族成员被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料，从播种到收获，自给自足，具有封闭性、稳定性、世代累居等特点。“宗族统治是我国古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包括两层关系：宗族成员天然处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中，它是村落形成的最基本人际关系要素，组成了血缘群体；由一族人习惯地居住在相对封闭的一块地域，构成地缘关系，形成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使村落与城镇、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明显差别。”[3]

和孝镇地处平原，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继承了祖辈相沿已久的礼俗来维持村落秩序。这些礼俗习惯、文化传统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时节、耕种、宗教、习俗、语言、人际关系等等。在和孝镇宗族姓氏类的自然村落中，全村都是一个姓，但有的村落中，由于“上门女婿”（虽为上门女婿，孩子仍随父姓）、要饭逃难定居于此等因素，各自然村的村长仍由大姓氏担任，一般由村里面权势威望较高的长辈或财产多、弟兄多的大族长辈担任，这就形成所谓的人治社会。它在维护村落世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训斥村里不孝的儿孙们、劝和邻里之间的争吵、以传统道德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某些道德事件等。比如：一家老人如果只有两个女儿而没有男孩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出嫁后就会保留一个女儿的耕地，确保老人家可以老有所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某些消极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将财产视为自己的和非自己的，将村里的大小事件视为该管的和不该插手的，许多村落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建立于个体层面上。比如农民们最关注的私宅问题、耕地问题等等，这些所谓村落里的“家长”也在谋取自己的私利，一些世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利益这个恶魔慢慢的侵吞。

2、方言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这就是指方言，和孝镇更不例外。和孝镇属于河南，自然说的话可以称为河南话。但河南话只是地理文化概念，在《河南方言与中原文化》一书中，作者将河南话分为四个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孝镇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区，具有地域特色，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发音上。当地人经常将h和f混读，比如“刮风”通常读为刮hong，把“放学”说成“晃学”，此外当地人发he的音为huo，所以和孝变读成了“火孝”。并且当地人不分平舌翘舌都读为平舌，比如赖柏树（shu）变读成了赖柏su并且发音为轻声。在和孝镇村落中“庄”的出现率极高，通常当地人将zhuang读成zhua或zhuo。读成zhua的时候发音为上声，比如毛庄读成毛zhuǎ。读成zhuo的时候发音为轻声，比如周庄读成周zhuo。方言是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彰显了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和社会现象。语言就是家乡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标识。你张开嘴，发出音的同时也将你的归属地向人们展示了出来。

近年来打工热潮吸引了和孝镇许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直到现在大部分50岁以下的农民基本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只在播种、收获时节和春节时回乡几天。村庄里留守的也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甚至于出现了村里“老了人”（指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可以抬棺下葬的青壮年，人抬棺下葬的习俗逐渐演变为用车代替。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他们逐渐成为农村里的“城市人”。留恋于城镇的繁华和便捷的交通，农村已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他们的观念里逐渐淡化，过去挣钱只想着在村里盖一座漂亮的楼房，而如今打工赚钱在城镇买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随着大部分青年人脱离农村，这些村落也在慢慢消失，村落地名也随之成为历史，蕴含其中的乡土文化也逐渐谈化，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五、结语

村落地名具有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本文简述了和孝镇的概况和区划沿革，走访调查探究了和孝镇的地名来源，通过分析和孝镇自然村名的命名特点，我们发现农村地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其宗族色彩浓厚；地貌特征类地名排列第二，说明其地貌特征明显。通过对和孝镇自然村地名的分析，揭示和孝镇地名中蕴含的宗族文化、方言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在快速追求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农村地名文化，有效开发地名文化资源。农村地名不应沦落仅仅用于定位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开发挖掘农村地名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农村地名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海建，付建月，贺曙辉，王二玲，王怀若.汝南县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 尹均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论丛，2003.18（第三辑）.

[3] 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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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桂林;古村落;非优区

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2100年的历史,在桂林地区散布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桂林千百年历史的缩影,是桂北文化的传承。这些古村落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建村,较大地保留了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较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由于经济的落后、交通的不便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新建筑数量不多,这些古村落保留了大量反映桂林地区历史、文化原貌的古建筑和村落结构。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休闲旅游、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古村落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资源愈来愈受到关注,在桂林进行旅游业转型过程中,保护和开发古村落对于从景观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从大众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桂林地区古村落分散在桂林乡镇,由于远离城市喧嚣,传统建筑和传统民风民俗得以留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古村落面临古民居建筑毁损、古民俗衰失、古生态被破坏等问题,古村落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同时大部分古村落规模不大,不具备规模化的商业旅游开发的吸引力。因此寻求适宜的开发模式,在开发中保护这些古村落迫在眉睫。本文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分析桂林地区古村落作为旅游资源的特点,探讨桂林古村落的开发模式,通过开发遗产之路等模式,组合、挖掘桂林古村落旅游资源,实现非优区旅游资源的优化。

一、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

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原生性(原赋)旅游资源较为缺乏,品位较低,在一定时期内缺乏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资源,因而对游客吸引力小的区域。“非优”反映了旅游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质和量方面的差异,因此非优区是相对于资源优越区而言。“非优”因素会随着旅游需求、旅游资源发掘、创造而优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惟一动力。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基于现代旅游发展动力观,认为旅游发展动力不再是单纯的资源驱动,提出了“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旅游发展不仅局限于资源驱动,经济发展、旅游需求等也能刺激旅游的发展。

在区域旅游竞争力分析方面,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基于现代旅游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决定区域旅游竞争优势有五个基本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旅游环区域行为、介入机会。有效调动五个因素作用,扬长避短,旅游资源非优区是可以优化的。

旅游资源非优区的优化机制主要包括:建造新景观、深度开发现有资源、发掘原有事物的新价值、资源组合、采用合理的市场运作方式与营销手段、基于经济发展引导旅游需求等。

二、桂林发展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

(一)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资源丰富

通过初步统计,在桂林各乡镇分布着近30多个古村落,这些古村落历史悠久,折射出桂林经济发展的脉络,建筑体现了岭南地区明清时期古民居特色。在这些古村落中“江头村和长岗岭村古建筑群”荣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还建成了长岗岭古村落生态博物馆。阳朔渔村名扬中外。除此之外,在桂林临桂县、灵川县、兴安县、阳朔县、恭城县、平乐县都存在多处古村落,灵川江头古村、长岗岭古村、迪塘古村等近20处,兴安秦家大院古民居、莫川榜上村等4处,阳朔古石头寨、旧县等5处,灌阳文市镇月岭村、古墓,古牌坊,平乐榕津沙子乡,恭城朗山村、荔浦青山古屯等等。这些古村落现存有古民居、宗祠、古戏台、古桥、古塔、古墓群。这些古村落沿着历史上桂林经济发展的脉络排布,有的古民居保持完整,有的规模不大,但古建筑具有独特历史韵味,体现了多种文化的渐进与交融。

(二)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

1、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吸引力分析

古村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村落本身所具有的遗产性价值特征,包括村落凝聚的文化特征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特征;二是基于古村落特色和创新利用的市场价值。古村落的价值主要通过5个指标进行评价: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和典型性。

从单个古村落进行评价,桂林地区大部分古村落建于明清时期,村落的规模不大,保持基本完整,处于乡野之间,古建筑大部分是徽式明清建筑。与国内知名的古村镇相比较而言,桂林地区古村落并不具备独特的优势,至少在悠久性、完整性、典型性、规模等方面略输一筹。相对于历史上发达地区的古村落而言,大部分桂林地区的古村落属于非优区的旅游资源,由于受到规模和典型性的影响,大部分古村落进行景点式商业化开发的吸引力有限。桂林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古村落旅游主要有以下特征:保护和开发的意识相对薄弱,开发时间相对较晚、以自主开发为主、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到访者以桂林地区居民为主,村落中缺乏旅游辅助设施。

2、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的桂林地区旅游价值再分析

基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理论,按照非优资源的优化机制,对桂林地区古村落价值进行再分析:

(1)联带优势

桂林作为国家旅游文化名城,以山水著称于世,2008年到桂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达1600万人次。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风景之余,有了解桂林历史文化的兴趣。发展桂林遗产旅游,具有一定的市场基础。

(2)区位优势

交通网络发达,随着桂广高铁的建设,游客进出桂林更为便利。桂林地区的古村落都分布在距离桂林市区车程在2小时以内的范围内,便于游客游访。

(3)遗产旅游的需求增加

在过去20年里,世界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需求迅速增长,遗产旅游体验需求也在增长,遗产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中发展最快的旅游活动之一。根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期间,参观遗产景点的游客人数以每年25%-30%的速度增长。随着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财富增长、闲暇时间增多,遗产旅游将成为旅游需求主要的推动力。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福建依山傍海，内多丘陵之地，其气候、文化、民俗风情等都与有着相当距离的中原文化拉开很大距离。除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向闽地的移民和文化输入之外，宋元以降，福建的移民表现为由内向外的趋势，移民的数量和文化输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十分显赫。目前，全国华侨华人6000多万，福建占1512多万，整整四分之一有余。此外，台湾同胞之中，超过80%祖籍来自于福建漳泉两地。那些早期来自漳泉的先民们，秉着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渡过“黑水沟”，开垦耕耘了宝岛台湾。而无论这些先民把家安在遥远的何方，福建，都是他们的根。

在福建的青山绿水间，散落着大量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福建悠久农耕文化的结晶，体现了和谐、多元、具有强烈区域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如今，必须重视的是，依附着这些古村落而存在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庞大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多种化的记忆贮存器，更是许多从福建走出去的华侨华人、福建籍台湾同胞乡愁的源点。

“当前，一些传统村落面临‘输血式’帮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的样态加以改造。这导致村子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盲目开发中被置换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发生着‘基因’突变。”今年4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举行的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论坛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福建省文联和南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古村落价值、古村落地方区域特色、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途径等话题展开探讨。其中，如何正确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如何认识古村落保护中“人”的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

古村落里藏着文化的“秘密”

“田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当人们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时，是以乡村为原点和坐标的。

“中国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依存关系。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国村落普遍因循的法则，体现了中国人尊崇自然的原则。”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说。

他以徽州宏村为例。宏村整体布局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一对古树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为牛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腿脚。

“‘牛形村’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设计手法，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刘托表示。

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会让人身心舒畅？刘托认为，这是因为古村落的生活节奏、简单重复的生活模式给都市人提供了回归心灵的钥匙。

“传统的古村落大多长年自然生长，较少外力干预，有节制，有秩序。这种美不只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更是指向人类追求自然而然的无为之美。”刘托说。

古村落历来是实现德育教化的场所，是“躺”在大地上的传统文化集成。比如悬挂在显要位置的楹联，就是家风家教的素材。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邹氏家祠，大厅正柱上悬挂着这样一副楹联：“崇礼明义尊长爱幼子孙安居乐业，敬祖思宗涵韬养略世代远瞩高瞻。”南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邹全荣说，这副楹联旨在告诫后人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也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放眼未来。

古村落建筑设计上的细节都是情感的维系。在我国传统民居中，屋脊装饰一般会用龙、凤、鱼和雀鸟，但泉州古大厝用的却是燕子。乡村规划专家骆中钊介绍说，在当地，燕子常被比喻成外出的亲人。盖房子用“双燕归脊”，屋脊还要起翘，传递着盼望亲人归来的热切心情。

而且，传统民居的设计理念并不显得陈旧。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赵兵通过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宗科乡日斯满巴碉房的研究发现，这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坡地，因地制宜，既节约了土地，又确保建筑外形优美，而且建房时充分利用当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资源，几乎不产生建筑垃圾，“这和当今城市建设中过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

“尽管当前古村落保护形势大好，但依然没有走出低谷，还处在落后状态。人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老房子的匆匆‘看客’。”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直言。

他说，修护好的历史建筑，利用率低下、单一乃至空置现象普遍存在，继续“空心化”。所谓的古村落旅游，多数属于“亮宝式”的村落展示，引导说明简单乏味，建设改造项目同质化明显，特别是文化传承缺乏后劲。

郑国珍认为，古村落保护，在坚持对“物”的守望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的关注，“古建筑是传统村落的肌体，文化传承是古村落的精神支柱，传统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生活形态、生产形态，是传统村落里的‘心脏’。只有‘心脏’跳动了，村落才有活力”。

在祁嘉华看来，古村落保护关注“人”早就有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保定22个村落成立“平民教育实验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们在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兴办水利、改良耕作、修整公厕、营造环境，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头绪很多，但是尊重民族传统，以教育为核心，以启发‘民智’为切入点的宗旨贯穿始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规划设计所主任周珂说，古村落的规划设计，不能单纯为了“成功和好看”，过分强调所谓的创新、示范、标准和风情等外在形式，而忽视了村落长年积淀下来的自我风格，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审美要求。

古村落保护须活态传承

“为留乡愁多寻古，万语千言总是村”。与会专家表示，古村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农耕文明根脉的活的“基因库”，加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古村落除具有历史、景观、生态、民俗、旅游、商业等带有实用性质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更持久、更深刻，隐匿在其他价值之中，也是其他价值的支撑，对维系我们的生存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嵛恐谏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托表示。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问、总设计师骆中钊认为，现在很多地方保护古村落单纯从表面进行维护，根本不谈文化，违背历史，这样就是去了古村落、古建筑历史文化的精气神。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基本生态控制线；古村落；保护；利用

引言：深圳市早于2005年在全国率先划定了 “基本生态控制线”[1]，并颁发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对控制线内974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了除四类情形 外严禁建设的要求[2]。这一管理极大地保障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古村落免受城市开发带来的冲击[3]。然而，随着市民对近郊户外旅游的需求日益上涨，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古村落变身为农家乐集聚地，导致问题频生，如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溪流变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4]。在不能进行大规模建设活动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与利用生态控制线内的古村落，是一个必要及紧迫的研究课题。

1、概念界定、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论文所指的基本生态控制线，是为了保障城市基本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在尊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合理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划定的生态保护范围界线[1]；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认定标准，古村落是指“村落规模占地面积在1公顷以上；其中历史建筑占所有建筑的比率在60%以上；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能够较完整地反映某一时期的传统文化、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或民族风情的地区”[6]；本文的古村落是指位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除客家围屋、广府排屋以外，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传统风貌较为完整的地区。

开展本论文研究，以生态休憩与古村落空间互动发展为切入点，构建古村落保护体系，建立古村落资源数据库，努力拯救一批濒临破灭的山地型古村落；探索古村落空间功能转变方式，提升老宅土地价值；挖掘生态控制线内旅游设施的可行性，促进城市背景转化为生活空间，发挥自然人文以及空间资源的价值，拓展市民休闲活动空间。

2、古村落特色及价值评估

2.1古村落空间分布与形制特色

（1）呈西广府东客家民系布局

深圳，常以经济特区、创新先驱以及现代大都会形象被人感知。由于地处广府民系与客家民系的交汇处，全市古村落呈西广府东客家民系布局[7]。其中广府民居以特有小式飞带式垂脊特点而专门命名为宝安式广府民居[8]，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宝安、松岗、沙井、光明一带，代表有罗湖笋岗老围；客家民居则有围龙屋和变种方围，主要分布在深圳东部坪山、龙岗一带，代表有鹤湖新居、大万世居、中国最南的围龙屋龙岗正埔岭[9]等。两大民系相互碰撞、交融，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

（2）形制以围屋、排屋为主

从形态结构上看，深圳古村落可分围合型和开放型，其中围合型又分围屋型、排屋型，开放型为自由组合无围墙。其中围屋型为方形围屋，背山面水，结构以中间的正堂或堂屋为基准，正堂左右两旁为同样是方正结构的横屋，围屋前有半月形水塘，是客家文化中风水理论的体现，坪环社区的大万世居；马峦社区的光背村、老围村、马峦村、罗屋等均属此类型。排屋型，客家建筑的延伸，结构上讲究和谐对称，墙身厚，屋梁高，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四周种植芭蕉等植物，福永凤凰古村；浪心古村；马峦社区的建和村、径子村等属此类型。开放型古村落，依山就势，自由布局，以小巷联系交通，主要有深圳东部沿海的半天云、高岭、下沙、溪涌、大小梅沙和坪地西湖塘新围等古村落。

（3）建筑与地貌特性有机集合

从地形走势来看，深圳东西狭长、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多为低丘陵地，间以平缓的台地，西部沿海一带是滨海平原。因此，东南部古村落群依山就势，背山面水，前有开阔场地和菜地，旁有溪流环绕，建筑与郊野环境塑造了山区人家，如马峦社区古村落群等。西北部古村落群散落三角洲平原，遥望珠江，被蚝田、滩涂、基围、红树林包围，描绘海上人家的基围生活场所，如松岗碧头，完整清代民居15栋，建筑多为单层三开间、两进布局，砖瓦木石结构，多数墙体使用蚝壳做建筑材料，是深圳市惟一保存完整蚝壳墙的村落。

2.2古村落价值评估

古村落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庚子首义等反映了近现代革命历史，大万世居反映客家文化，笋岗老围反映广府文化等；其次，具有独特的选址观，古村落大都选择在山谷内相对开阔的阳面或山侧南向缓坡上，通常依山傍水、枕山环水、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随坡就势，蕴含着“天人合一，顺势而为”、“山主子孙水主财”等文化思想；再次，体现了考究的营造方法，古村落大多背山而建、坐实向虚、中轴对称、堂屋居中、横屋相围，常见的有“两堂两横一围龙”、“三堂二横一围龙”等[10]，围前有月池，陆上屋为阳，屋前水为阴，体现了宗族礼制、防御、风水等村落营造理念；最后是提供旅游服务功能，由于地处生态控制线，缺乏必要的旅游服务设施，经有效保护、有序利用后，可延续现有绿道驿站、旅游服务等功能。

3、古村落现状

目前，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古村落，普遍在以下问题。在保护方面，由于经年累月受风雨等自然侵蚀，且无成型的保护规划，大多处于崩坏状态，亦存在拆除新建、违建等行为，对古村落群的布局和有价值的建筑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开展抢救性工作迫不容缓；在利用方面，受生态控制线影响，建设开发行为受到限制；整体缺乏保护意识，古村落群空置率较高、农家乐盛行，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存在不同的利用不当；在环境方面，违法建设及倾倒垃圾严重影响古村落环境，农家乐排放污水和倾倒固体废弃物对村落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在旅游配套设施方面，旅游服务设施严重欠缺，尤其是道路设施；在管理方面，存在多头管理职权不清的情况。

4、古村落保护与利用

4.1建立古村落群保护体系

基于原真性、文化优先、最小干预等原则，详细勘察调研古村落的村落、客家民居、宗祠、碉楼炮楼、古井古树等方面空间载体，建立由村落体系、重点村落、重点院落、重要历史建筑、一般传统建筑组成的古村落群分为村落体系。其中，重点院落主要保护整体格局、街巷空间、历史环境等；重点院落主要保护院落形制、立面、构建、装饰等；重要历史建筑与一般传统建筑主要保护建筑立面、建筑结构、特色构建、特殊装饰等；以马峦山古村落为例，形成以马峦村等重点村落，以光背村客家围、庚子首义旧址为重点院落、以罗氏宗祠、罗屋炮楼、碉楼为重要历史建筑的马峦古村村落体系（图1）。

图1 古村落群保护体系图

4.2分级分类保护措施

按照分类分级保护原则，把古村落分为完全保留型、总体保护型、局部保护型等保护类型（表1），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以马峦山古村落为例，庚子首义旧址采用完全保留型；径子村等采用总体保护型；老围等采用局部保护型。

表1古村落群保护类型一览表

以光背村为例（图2），保留建筑2、3、4、5、6、7；修缮保存状况较好的建筑1；改造保存状况一般的建筑8。

图2光背村保护利用方案

4.3古村落利用

由于地处生态控制线，古村落周边环境大多为山地丘陵、基本农田、森林、郊野公园、高地、河流水库湿地等自然景观。随着生态旅游理念及珠三角绿道网络建设，生态控制线内的郊野公园成为深圳人短途休憩、户外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市民对配套的旅游服务设施需求日益上涨。结合绿道建设及生态控制线内可建设旅游设施的条件，有序利用古村落空间载体，开创双赢局面，将是未来古村落利用的重要方向。

本论文基于保护优先、审慎利用、特色发展、适度有序等原则，为古村落建立面向旅游服务的利用模式。借鉴深圳市观澜版画基地、莫干山裸心乡裸心谷、深圳龙岗甘坑客家小镇等生态地区的利用及营造理念，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置换旧建筑功能，强调与自然融为一体，发展人文旅游、生态观光、餐饮休闲、特色民宿、创意休闲、民俗体验、康体养生等功能（图3）。

图3古村落群功能引导示意图

以马峦山古村落庚子首义旧址为例，结合其现状条件，把其发展为集文化旅游、历史教育博览、休闲农庄、特色客栈、特色美食、商务会议、节日庆典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服务区（图4）。

图4庚子首义片区规划平面图

5、马峦山古村落保护与利用行动计划

5.1建立古村落资源数据库

推动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首先需建立古村落资源数据库（图6），根据现状建筑测绘，收集并梳理出有价值村落的村落形制、格局、建筑风貌及特色、建筑材料等，将历史建筑图纸化、信息化，形成以文字、图片等多种方式记录的文献档案保存，为以后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依据。以马峦山古村落为例，对现状113栋建筑进行分类保护与更新，综合整治后新建2栋建筑，在115栋建筑中，其中保留21栋、修缮49栋、改造37栋、更新8栋。

5.2编制单体建筑保护利用规划

在对古村落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联合有关文保部门，聘请专业的古建筑设计团队，制订详细修缮方案。一是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基础上，运用原来的特色建筑材料和传统建筑工艺，对建筑进行适当修葺和改装；二是适度增添新材料，以服务建筑新增功能为目的；三是根据建筑的用途，在尽量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和风格前提下，谨慎选择装修改造方式。最终由文物相关专家对修缮方案进行审核。方案审核后须由持有古建筑修复资格的施工单位及专业团队进行施工。

5.3运营及管理模式

在运营及管理模式上，建议由政府统筹管理招商引资、洽谈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古建修缮监督、营业内容监管、物业管理监管方面工作，由专业团队支持古建筑修缮、古建筑维护、古建筑管理、环境卫生及安全保障等方面工作，引导市场主体及专业组织经营的模式。在市场主体经营方式中，市场主体开展经营管理、文化包装、对外宣传、古建修缮等工作，并享受一定程度的减税免税奖励；在专业组织经营方式中，以政府联合专业组织，共同培育文化创意产业。（图7）。

图6古村落保护利用运营模式图

6、结语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大，古村落数量多，记忆了深圳市先古人民与自然的关系，在当前生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和科学开发其古村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在绿线与紫线双重约束的基础上，对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古村落护育工作及生态空间开发提供了路径。未来，这些古村落将提供一个集人文旅游、生态观光、配套服务的游憩空间。

参考文献

[1]深圳市政府.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R].深圳，2005.

[2]深圳市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实施意见[R].深圳，2013.

[3]盛鸣.从规划编制到政策设计：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实证研究与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0.（7）：48-53

[4]刘婷婷.溪流变黑，农家乐脏了马峦山古村[N].南方日报2013-6-5

[5]中国日报网.深圳简介[N].北京.中国日报网2009-10-9

[6]赵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M].2008

[7]李禹辰，罗述龙，赵品明. 论都市古村落保护与再生――以深圳市宝安区古村落为例[A].古村落保护研究.1674-4144（2011）-05-46（7）

[8]翁松龄，黄文德.深圳古村落现状调查与保护策略探析.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九辑（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C].2008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和合价值；古村落文化；保护

随着国内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向城镇靠拢。虽然发展本身是必要的，但因为此之前没有做很好的文化准备，将农村特色文化大量抛弃，长期便会丧失古村落文化特色。古村落本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而现在却已经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每年几乎都会消失将近9万个自然村，面对外界如此巨大的冲击，加大对古村落文化保护刻不容缓。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帮助解决现实生活事物的差别、冲突，使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达到融合状态，是一种极具智慧的辩证思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进而启示古村落文化保护。

一、古村落文化的“和合”体现

中国的古村落，因为历史悠久、文化板块多样、民族众多、环境不同，所以它们形态各异，文化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古村落人在日常生活起居当中日益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伴随社会历史、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的变迁而不断选择、成熟的一种文化。古村落作为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人类聚居空间，文化自身丰富的内容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同时自身的魅力又能把这些差异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无不让人们赞叹这种古村落的内在、和谐、融洽之美。

（一）人与自然的“和合”

古村落作为独特的中国文化空间，是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聚居空间。古村落分布较自由，大都根据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自发形成的。但在建筑选址上就有许多合理之处，如充分考虑地质、地貌、河道、光照、风向、气候、景观等方面，同时还注重协调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构成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格局，建筑以群山为背景，增添了层次感；以水为前景，开阔了视野，将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基于地理、环境、气候的差异，古村落的人们的居也是因地而制宜。北方地大广袤、山河壮美、人口稀疏，他们宅院朴实、布局离散，大都以四合院、胡同为主；南方多水道，院落很小，粉墙黛瓦、颜色淡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安徽古民居的青墙白瓦、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和蒙古的蒙古包，还有江南的园林。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是“和合”思想中重要的基本观念。古村落的人们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就地取材进行家园的建设，将人和自然中的冲突很好地融合起来，展现了“和合”思想的精髓。

（二）人和人的“和合”

大多数古村落是由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小家庭因血缘关系维持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一般说来他们是一村一大姓，代代杂居生活，因而古村落的人们交往中会产生浓浓的情感。古村落大都是封闭的、向内的，折射出对外防御、对内聚合的传统心态，古村落的人淳朴，团结、有向心力。

古村落的人因其特殊的环境和经历，逐渐形成了“顺天时、求地利、崇圣贤、敬祖宗”的思想传统，他们崇信“忠孝廉节”的理念，有严密周祥的家训、家法、族规的制约，所以民风相当的自然、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场景也是并不罕见的。古村落里的人都有很强的群体感，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十分注重孝道，比如客家人，他们尊老爱幼，制定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族规，使老年人能安度幸福的晚年。同时民风淳朴的古村落人们，热情好客。有外人进村时，他们歌舞相迎；离开时，也是鼓乐相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在古村落人的一言一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要素的“和合”

古村落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次，具体说来包括传统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村规民约、民俗、节庆、农耕礼仪、传统技艺等内容。这三大层次之间，物质文化层次是基础，精神文化层次是内核，制度文化层次是保障。它们既相互独立，彼此又相互依存、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和合共生”，使得古村落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造性。

不同的古村落之间还因为历史、文化、信仰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特色节庆，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基于对水的崇拜，在节庆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水崇拜的祭祀礼仪。泼水节、龙舟赛是他们重要的节庆活动。而哈尼族人对鸟等家禽崇拜，他们常常拿鸡骨头进行占卜凶吉。这些独特的节庆、礼仪，构成了各个古村落之间特有的文化根基，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化，把存在冲突的部分，融合起来，让后人更好地感受这种文化的魅力。

二、当前古村落文化的“境遇”

近年来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随着新闻媒介的宣传与推广，逐步被人们所了解向往，并随之兴起了古村落旅游的热潮。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古村落承包给旅游公司，他们跟风修建，“涂脂抹粉”、“画蛇添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见利忘义，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使得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古村落文化要素之间的“和合”被打破，古村落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一）旅游开发与古村落文化的冲突

古村落中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千三百多项部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古村落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古村落的经济建设、旅游开发上，很少考虑古村落的文化保护问题。现如今古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都在逐渐消解，保护古村落文化刻不容缓。

现在中国古村落的开发大都是完全的商业化模式，即“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村民参与”的三方合作模式，使得那些最具乡土特色和旅游价值的历史遗迹、风土民情、古宅院落、民歌民调等资源，几乎都由一只或几只外来之手操控，他们像争夺矿产、石油、水力资源一样争夺着古村落。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不久前谈到，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商机和不良政绩是加速消亡的主要症结。古村落的经济开发不是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而是将其涂脂抹粉，改造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为了赢得游客喜好，把真古村落搞成假古村落，或是一举荡平建成了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

古村落环境本身就有脆弱性，随着旅游开发，尤其是一些地方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过度开发，会对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诸多破坏，皖南的一些古村落就出现了因为乱砍树木造成的山体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古村落的水系萎缩，部分巷道青石板年久失修，排水出现问题，垃圾侵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些村民为了经济收入不惜将自己的祖居还建为餐馆、旅店，长久下去，古村落势必会失去原貌，纯粹依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取的。

（二）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人的影响

旅游开发热潮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很多地方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将古村落人们从原来的家园中迁出来，单单保留了一座“空壳”。虽然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但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是没有灵魂的。古村落的文化就是古村落人的文化，是在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不断形成的，挖掘古村落人高尚的品质和精神，是彰显古村落魅力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古村落人之间的乡情、友情，、亲情，正是古村落内在美的体现，这些却常常被旅游开发者们所不屑一顾。

同时，在旅游开发中，古村落人淳朴的民风也悄然改变着。常年研究云南古村落文化的尹绍亭教授数年前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谈到文化旅游时，说了在云南早期开发的一些旅游景点中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拍照收费，只要有外来者来了，长角苗女人就会立刻穿着盛装出现，并且与游客合照，每张要收取十元钱。这样裸的交易令游客们极不快和反感。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劲的商品经济冲击，古村落人的心态也在改变着，倘若不加以重视，昔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纯真，迟早会受到旅游业的负面侵蚀而走上歧途。

三、“和合”文化在古村落文化保护中的实现

“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承认多样、多元事物的差别、冲突，并不断地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追求达到平衡、融合、合气，并化生出新事物。“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之间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指导着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

在当代，运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保护就可以很好地调和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要素之间的冲突。古村落文化不能孤立、封闭地保护，而要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斯图尔德认为要全面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与环境的联系，将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探讨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他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在合著的《文化与进化》中对文化生态学下了定义：“文化生态学应包括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肌体的环境和居住地的自然特征”2。不难看出，文化与环境、社会、自然之间紧密的关系。

古村落文化保护本身就是“活态”的保护，讲究“人地共荣”，不能搞大拆大建，为了迎合旅客需要去设立人为景点，建成豪华的乡村公园；也不要纯粹的“涂脂抹粉”，只在房子外面刷层白灰，就认为可以一白遮百丑，搞“面子工程”。古村落的文化底蕴只有在当地人的精心呵护才能显出它的魅力与个性。要按照当地的传统节庆、风俗习惯开展民俗活动。

文化生态理论强调古村落文化的就地保护、原住民保护，即要求当地村民自发自觉的保护。这样的文化保护，不仅仅是指要在文化的原生地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强调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自力更生和自我主导。只有实现当地民众的参与和自主，才是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人”是古村落一个重要元素，“空心村”是对古村落文化的破坏。只有古村落人住在古村落里，才是最好的保护，才能留住古村落的灵魂。

我们在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要处理好古村落各文化要素之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和合”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协调好古村落文化与旅游的冲突，把古村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落到实处。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要眼于未来，帮助我们保留一切有关的文化记忆的原生态，见证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注释：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2.

2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