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学年个人总结范文第1篇

1.数据来源。本文选择的样本时间区间是198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2.指标的选取。本文选择产业生产总值、产业资本存量和产业就业人数三个指标来评价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本文结合Kaya模型和碳的化学燃烧公式法来测量碳排放。各指标具体如下:

2.1产业生产总值。本文采用的各次产业生产总值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历年公布的的当年GDP。用GDPit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2.2产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衡量四川省的资本存量，该方法由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该方法的计算公式为。公式中，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和三次产业；Kit表示第i个产业在第t年的资本存量；Kit-1表示第第i次产业在第t-1年的资本存量；Iit表示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投资，δit表示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折旧率。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资本存量基期的确定，大多数选择1952年或1978年作为基期，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期。对于折旧率的确定，国内学者的选择差异较大，如黄勇峰等(2002)选择设备、建筑的折旧率分别为17%、8%；张军等(2004)选择各省份的折旧率为9.6%；杨格(Young，2000)、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的选择分别为6%和10%，本文的折旧率定为上述学者选择的算术平均数为10%。对于当年投资的确定，国内学者中张军和章元（2003）采用积累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统计口径确定；王小鲁(2000)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的投资；还有用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作为当年的投资，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四川省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的投资。

2.3产业就业人数。本文中各产业就业人数来源于四川省历年统计年鉴，用itlabor(其中i=1，2，3)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就业人数。

2.4碳排放量。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对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结合Kaya模型和碳的化学燃烧公式法来计算四川省的碳排放量。Kaya模型是由日本学者YoichiKaya提出的，该模型将经济发展、人口和政策等因素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联系起来，分析地区的碳排放量和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因素、各类能源的排放强度、能源的利用效率、经济的发展因素以及人类的活动的关系。公式中，P为人口，E/GDP表示单位能源使用强度，CO2/E表示碳排放强度即碳排放系数。碳的化学公式法是使用碳的化学燃烧公式:C+O2=CO2，从化学角度来测算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碳的燃烧值约为34070kj/kg，每吨标准煤消耗释放的热量约为29302kj，因此可以计算出消耗每吨标准煤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然而国内外学者发现标准煤含有硫、氮等元素会影响碳排放的测算，因此，本文结合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本文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为2.499。公式中，itcarbon(i=1，2，3)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tcarbon表示四川省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GDPt和GDPit分别表示四川省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i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二、模型的设定

鉴于本文中各经济变量数据较大，并且尽量减少或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表示四川省第i次产业在第t年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碳排放量的对数值;表示截距项，表示回归系数，表示残差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与结论

1.回归结果及分析表1四川省各产业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回归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第一产业，评价第一产业发展情况的三个因素GDP、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数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第一产业GDP与第一产业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回归弹性系数达到0.8524，表示第一产业产值每增加1%就会导致第一产业碳排放增加0.8524%;而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数量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相关弹性系数分别为－0.5134和－0.5285，这说明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和从业人数的增加不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对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对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而言，各变量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第二产业的GDP对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影响最大，相关弹性系数达到1.5631，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变量的影响，而且远远大于第一、三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表明四川省的第二产业中，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居多，反映第二产业的发展结构不合理。对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三产业产值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0.6796，在各产业中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且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与第一产业一致。

第四学年个人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思想;复古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卓然有古格”(24),称赵?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明代复古诗文的“穷途”,亦可反观《总目》文学批评的“失路”。《总目》批评植根于整理

第四学年个人总结范文第3篇

一、从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到新四军第六支队随营学校

1938年9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新四军在竹沟镇办的教导队部分毕业学员、八路军从山西临汾派到竹沟镇的部分干部以及在当地招收的新兵共370多人，改编成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担任参谋长，负责开创豫皖苏鲁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10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广大地区，根据豫东、皖北平原地区的特点，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打击伪军、土匪，扩大了新四军在豫东地区的影响。

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胜利的形势下，豫东许多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同时，随着部队的发展也急需培养干部。为此，彭雪枫等支队领导决定开办随营学校。

1938年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成立，彭雪枫兼任校长，吴芝圃兼任副校长，萧望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学员共有120人，编成1个中队，下设2个分队和1个女生队。12月上旬，游击支队和随营学校进驻河南鹿邑县白马驿整训。部队安定下来后，彭雪枫抓紧了随营学校建设，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教育计划。为保证教育质量，彭雪枫等支队首长亲自授课。当时，由八路军派来的一批干部也同随营学校一起行动。

1939年初，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活动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商丘、毫县、永城地区，相继进行了芦家庙、瓦岗战斗，打击了日伪军。“随营学校师生作为游击支队的后备力量，彭司令员也经常让他们上前线实战锻炼，让学员在战火中成长”。

1939年夏，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开始第3期的招生工作，当时安徽宿县、蒙城、淮远等地的100多名热血青年报名入学。9月，随营学校移驻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以西的麻冢集，相对安定下来。10月，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成立，游击区也已经扩大到10个县。当月，游击支队2个学兵排60多人并入随营学校学习，豫皖苏边区的萧县、宿县、永城、毫县等县青年也纷纷前来报名，学员很快增加到250多人。

1939年11月，游击支队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仍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游击支队随营学校改称第六支队随营学校，彭雪枫继续兼任校长。到当年年底，第六支队已发展成为拥有3个主力团、4个总队、1个特务团和3个独立团的游击兵团，共1.78万多人。随着第六支队和司令员彭雪枫的威名日益响亮，第六支队随营学校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广大爱国青年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1939年12月11日，第六支队随营学校在支队办的《拂晓报》刊登招生广告：为适应民族抗战需要培养军事政治干部人才，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之初中以上或同等学力者300名，课程有统一战线、游击战术、三民主义、中日问题、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步兵战术。招生广告刊登后，不但豫皖苏边区各县青年踊跃报名，而且安徽、河南统治区的不少进步青年也慕名远道而来。不久，永城县干部训练班100多人又并入随营学校。短短一个月，全校学员总数达到500多人，编成4个中队和1个女生队。随后，学校机构得以充实，教学逐步走向正规。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江北新四军向东海边发展的问题，致电刘少奇、等，指出：“中原局应动员豫西鄂北的大批忠实青年去彭雪枫部开办千人左右之学校，雪枫在当地应注意招收些知识分子”；“北方局应立刻准备从抗大本校及一、二两分校拨出学生700人妥慎地送往雪枫处。”

1940年2月24日，、王稼祥又致电、、杨尚昆、刘少奇：“华中青年学生因受李品仙压迫，大批地来到新四军，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吸收华中大批青年学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第六支队党委决定：以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抗大第四分校，彭雪枫兼任校长，吴芝圃兼任副校长；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总务科、供卫科和秘书室，分别管理全校的教育、行政和政治思想工作；随营学校的第一、二、三中队和女生队共180多人，于1940年3月中旬转入第四分校继续学习。

二、“抗日斗争形势严峻，不允许空谈政治，必须强化军事教育。”

1940年3月18日，抗大第四分校在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涡阳县新兴集的“精忠堂”举行开学典礼。第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领导彭雪枫、吴芝圃等出席了大会，彭雪枫在会上讲了话，他勉励大家要能文能武，立志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把抗大四分校办成培养军政干部的大熔炉。有与会的学员回忆：“彭司令员滔滔不绝，从我们开学典礼的‘精忠堂’讲开去，要大家学习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我们听了都振奋不已！”

开学后，仍有不少革命知识青年络绎不绝地到校学习，最终学员人数达到1000人左右。这期学员，有来自豫皖苏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来自河南、安徽等统治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还有从敌占区大城市来的爱国青年，还加上彭雪枫亲自从第六支队挑选的200多名优秀连、排干部。不久，彭雪枫又将第六支队教导队和萧县学兵连调归第四分校建制。

学员编为2个大队和2个直属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辖第一、二、三中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辖第四、五、六中队；还有直属防化队和女生队。当时，各大队分驻在麻冢集及其附近，距日伪军据点只有10多公里，常常可以听到枪炮声。对此，彭雪枫说：“这是培养敌情观念！”当时，第一大队驻唐楼，第二大队驻曾楼，女生队驻集北头街西，防化队驻麻冢集西，校部驻集北头街东。一时间，人多房少，学校无固定校舍，全是借用民房。对此，彭雪枫说：“这提醒我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然我们就要被扫地出门！”

在课程设置上，彭雪枫根据知识青年较多的特点，建议开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问题等基本理论和游击战术、步兵战术、战略指导、兵器常识、射击投弹等军事技术基本知识课程。同时，还有党课教育和形势教育。他还要求各大队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别制定教学计划。由于缺乏专职教员，开学后第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委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彭雪枫以身作则，主动要求讲游击战术，吴芝圃讲群众工作，张震讲步兵战术和战略指导，萧望东讲政治工作，张百川讲政治经济学，孙叔平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周季方讲哲学、党史，曹荻秋讲中国革命问题，向明讲群众运动……

各位领导同志讲课、作报告时，结合豫皖苏边区斗争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给学员以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作为校长，彭雪枫还先后为第四分校编写了《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有一次，他讲军事理论课时，结合抗日战争实际，精辟地阐述了敌我形势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思想。有的学员把他讲的这一课，誉为“生命中的第一课”。

为了发扬民主，有利于学员互相帮助和自我教育，彭雪枫决定成立学生会。1940年5月13日，第四分校学生会举行成立大会，王奇等12人当选为校学生会执行委员。彭雪枫亲临大会讲话，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阐述，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敌后斗争的任务，提高了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参加抗战的勇气。“在军事学校成立学生会，在当时确实是别出心裁，也反映了彭司令员敢于尝试新鲜事物”。

1940年6月1日，第六支队在新兴集召开纪念“五卅运动”大会，部队首长检阅了部队和第四分校的训练成绩，号召边区军民继承“五卅”革命精神，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在大会进行过程中，突遭千多名日伪军的袭击，彭雪枫果断地指挥部队进行顽强的反击，歼敌200多人，分校学员安全转移。这是第四分校成立后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

1940年4月，抗大总校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派出华中派遣大队加强第四分校的办学力量。华中派遣大队200多名教职人员由大队长刘清明、李干辉政委率领，从晋东南的蟠龙镇出发，经冀鲁豫过平汉铁路，历时3个月，于6月26日到达第四分校驻地麻冢集。随后，华中派遣大队编入第四分校，刘清明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其他同志分配到机关、大队和中队担任军政领导和教学工作。“应该说，华中派遣大队的到来，大大加强了第四分校的办学力量”。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彭雪枫领导第四分校成立了教研组，编写材，组建临时补习班，边学边教。在教学安排上，彭雪枫指示：“抗日斗争形势严峻，不允许空谈政治，必须强化军事教育。”因此，军事队军事课占2/3，政治课占1/3；政治队政治课占2/3，军事课占1/3。

三、“你们应该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

1940年8月，新四军第六支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合编，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纵队司令员，并继续担任第四分校校长。当年11月7日，第四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在麻冢集南的牌坊集举行。彭雪枫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郑重指出：“永城、毫县、宿县之日伪军，最近调动频繁，似有对我边区进行‘扫荡’之势”，“你们应该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应付敌人之‘扫荡’，做好在战斗中办学的准备。”

第二期学员约900人左右，有部队选送的连、排干部，有地方党政干部，也有外来的知识青年，编为2个大队、7个中队（其中3个部队干部队，1个地方干部队，3个知识青年队）。有该期学员回忆说：“这一期培养的学员既有部队干部，又有地方干部，还有知识青年，在这三个方面，彭司令员都有实际经验，他自己就是‘三结合’的典范，因此培养起来得心应手！”

1941年春，为反击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这时，日军进一步扶植南京伪政权，并趁顽固派积极之机，纠集兵力向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路、陇海路、黄河及淮河之间，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它不仅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也是顽固派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当时，特地从豫西调来嫡系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作为骨干力量，以相当于新四军第四师7倍的兵力，企图一举围歼新四军第四师主力。

面对日伪军的“扫荡”与顽固派进攻的险恶环境，彭雪枫指示第四分校：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办学方法，昼伏夜行，不断转移，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

1941年2月9日，第四分校奉命开始转移。行军中，下起细雨，学员们的衣服、背包都被淋湿了。后来，又飘起雪花。经过3天雨雪中的急行军，分校教职学员于12日到达涡河北岸双涧集渡口。此时，北风卷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各学员队按建制站在涡河岸边等待渡河。在教育长刘清明的指挥下，全校仅靠3条小木船，井然有序地渡过涡河，进驻周圩子休整。3月中旬，为了便于主力部队执行反击作战任务，也便于分校进行一些教学活动，并执行支援作战的任务，彭雪枫调整了教学组织，把学校干部、学员和后勤人员整编为3个工作团，分别随第四师师部、第十旅、第十一旅活动：第一工作团，由校部、第一中队、女生队等单位组成，在教育长刘清明率领下，随师部行动；第二工作团由第二、四、六中队组成，在吴剑、李挽伦率领下，随第十旅行动；第三工作团由校政治部和第三、五中队组成，在政治部主任张明河率领下，随第十一旅行动。彭雪枫规定了各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政府筹粮、扩军、做群众工作、支援部队作战，并同敌人进行游击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执行巩固后方的任务。结果，各工作团仅用1个半月的时间就动员了300多名青年参军，征集军粮10万斤，胜利地完成了彭雪枫交给的任务。彭雪枫得知情况，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总校如此，分校尤佳！”

1941年5月1日晚，第四分校向淮上地区转移，准备东进办学。动身前，彭雪枫指示随师部行动的第一工作团：“你团是校部所在，且女同志较多，行动速度较慢，关键时刻要使用好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是军事队，100多名学员都是我师各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有几名还是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刘清明教育长表示：“师长放心，我会好好指挥第一中队，确保第一工作团的安全！”在刘清明指挥下，第一工作团经过20多公里的急行军，通过宿蒙公路日伪封锁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3日早晨，第一工作团哨兵发现顽军骑兵自苗庄东南方向向西疾进，过早地向其射击，暴露了目标。顽军骑兵随即向苗庄发起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清明教育长当即决定：遵照彭师长指示，留第一中队担任阻击任务，牵制敌人，掩护校部和女生队迅速向驻地西北安全转移。在敌众我寡、武器陈旧的困难情况下，第一中队指战员牢记彭雪枫的教诲，发扬英勇牺牲精神，以屋顶、树干和墙基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与敌展开了村战、巷战、肉搏战，顽强地抗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但绝大部分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总结战斗经验教训时，分校官兵纷纷表示：“师长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教导我们‘应该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可是我们还是对这一点重视不够！”

四、“现在，校长对外称‘团长’，他叫我‘团长’名正言顺嘛！”

1941年5月5日，第四分校随师直属队，经宿县南蕲集过浍河，穿越日伪津浦铁路封锁线，向皖东北根据地转移；5月8日，分校到达安徽省泗县鲍集（今属江苏省盱眙县）一带做短期休整，并总结和检讨了5月3日在苗庄战斗的经验教训。为了稳定学员的情绪，彭雪枫亲自到会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困难与挫折，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第四师师部转移到津浦路东后，与在该地活动的第九旅会合，组成淮北军区，彭雪枫师长兼任军区司令员，师部驻在洪泽湖西岸的半城集（今泗洪县雪枫镇）。为给第四分校提供一个安定的办学环境，彭雪枫指示分校经由洪泽湖以北的成子湖，渡过淮河到淮宝县（旧县名，今部分属洪泽县）永丰镇，一面整顿，一面教学。8月13日，由于敌情变化，彭雪枫又指示分校，由永丰镇出发，西渡洪泽湖，于16日到达半城集以西的祖姚庄，距离师部甚近，也便于就近指导。8月30日，第二期学员毕业，彭雪枫百忙中抽空为大家送行。

为充分利用第四分校的办学资源，彭雪枫于1941年9月下旬下令从第四师各部队抽调了80多名营、团干部，组建一个干部队来分校培训。当时，“军事课占60%，主要是学习营、团战术，由军教科科长李挽伦主讲。政治理论课占40％，主要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和哲学，由孙叔平主讲”。通过学习，干部队学员普遍表示：时间不长，收获很大。

1941年10月27日，第四分校第三期在祖姚庄开学，学员有700人左右。其中，有从部队抽调的干部，有从当地招收的知识青年，也有来自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青年学生，学员编为6个中队。开学不久，彭雪枫抽调第四师参谋长张震兼任分校副校长，加强分校的领导能力。次年6月，泗县、灵璧、泗洪等县的日伪军调动频繁，似有进攻半城集的迹象。彭雪枫决定分校随师部向南转移到洪泽湖西岸鲍集镇，以防敌偷袭。

1942年9月，第四分校第四期在鲍集镇开学。学员共编6个中队、4个军政干部队、1个青年队、还有200多人的普通科，从上海来的女青年编为1个女生班，附设在第二中队学习。这一期开学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决定，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将淮宝县划归第四师管辖。“11月初，分校奉命东渡洪泽湖，接替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的防务。这样，分校不仅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承担了淮宝地区的防务工作，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淮宝独立团和民兵保卫这一地区”。淮宝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淮北粮仓”之称。这里西临洪泽湖，东靠宝应湖，南有淮河，境内大小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是一个水网地带。为保卫淮宝，彭雪枫要求分校与淮宝独立团共同组织了对两淮（淮阴和淮安）的侦察情报网，随时了解日伪军活动情况，从而取得了一定的对敌斗争主动权。为了执行作战和组织领导教学的双重任务，他指示分校训练部兼行作战部的职责，一部分干部集中精力抓教学，一部分干部分管作战与情报工作，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处在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分校在彭司令员的指导下，坚持在洪泽湖畔的水网地带与敌人周旋，以中队为单位分散教学，边学习边战斗，并利用淮宝地区自然条件好的特点，种粮种菜、打鱼捞虾、养猪养鸭，不仅改善了学员的生活，还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2年12月30日，彭雪枫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领导第四分校进行精简，重点是缩减机关，加强连队。当时，“教员下队，同时实行行政、政治干部兼课。训练部的军教科、政教科、文教科撤销，改设军事主任教员和政治主任教员。政治部改为政治处，取消科股。组织科取消后，设总支书记及几名组织干事；宣传科取消后，只设几名宣传干事；保卫科取消后，设特派员和几名保卫干事”。为缩小目标，分校对外番号称“独立团”，校部称“团本部”，训练部称“参谋处”；校长称“团长”，教育长称“副团长”；训练部部长、副部长称“参谋长”、“副参谋长”。有一次，一个从上海来的学员见到彭雪枫，尊敬地称呼：“团长好！”警卫员不满地嘀咕：“是师长！”彭雪枫批评警卫员：“我当分校校长，时间比当师长还长！现在，校长对外称‘团长’，他叫我‘团长’名正言顺嘛！”

五、抗大第四分校易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华中雪枫大学”继之而起

1943年5月3日至5日，第四分校副校长张震到学员队检查学习和训练情况。5日下午，他在第四分校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分校要以战斗的姿态、突击的精神完成学习任务，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指挥能力；加强学员的射击技术及利用地形、地物的训练；搞好干部的整风学习；努力生产，开垦土地，种好庄稼。最后，他幽默地强调：“这是彭师长的意思，我只是传达‘旨意’！”

1943年10月，日伪军在淮北、淮南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公路，蚕食边区，推行伪化政治。一时间，第四分校面临的形势也严峻起来。彭雪枫当即指示分校副校长兼淮宝县委书记陈锐霆：领导淮宝境内党政军民，积极粉碎日伪军的“治安肃正”计划，保证分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随后，他又提供了许多具体指导，使分校的办学环境一天天相对宽松起来。

1944年4月1日，时值全党整风学习，彭雪枫指示第四分校集中半数以上的在职干部，在曹王庄举办首期整风学习轮训，历时8个月，于11月结束。12月，分校又举办了第二期在职干部整风学习轮训，于1945年5月结束。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个人思想，整顿学风，主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通过整风学习轮训，全校干部思想活跃，读书、研究问题的空气浓厚，上下紧密团结，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1944年8月，为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第四师集中主力西征，在萧（县）宿（县）永（城）夏（邑）之间，同日伪军及顽军展开激战。9月11日，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就在他牺牲的当月，为了迎接战略大反攻，第四分校奉命扩编：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训练部与校部合并改为校务部，政治教育划归政治部，成立宣教科；分校第六期开学，共招学员1000多人，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亦称普通科。

为了纪念彭雪枫，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2日作出决定：将永城县更名为雪枫县；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将彭雪枫的事迹写成传略作为新四军各师的教材。为了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战斗的需要，彭雪枫牺牲的噩耗只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分校改名的决定也未公布。

第四学年个人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经济；就业弹性；抚养比；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191-03

引言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四川省人口总量达到80　417　528人，继广东、山东和河南之后成为全国第四人口大省，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由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要素，所以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显示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众多学者对人口问题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总体呈现出一种趋势，即逐渐从人口规模转向人口结构研究[1]。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口的核心问题[2]。本文主要针对四川省，从人口的产业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的文化结构三个角度考察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如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产业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遵循着效率的原则，人口这一主要劳动力资源也不例外，大量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将会出现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趋势。因此，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着人口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反之，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业弹性正是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个恰当指标，借助就业弹性系数可以得出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就业数量变化多少个百分点，反映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变化后的反映程度。

从第二产业来看，平均就业弹性为0.37，平均就业的增长为5%，与第三产业持平远高于第一产业。20世纪90年以前平均就业弹性比较高是0.7，平均就业的增长为7%，高于第三产业2个百分点，与第一产业相差更远；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平均就业弹性比较低是0.24，平均就业的增长为3%，低于第三产业2个百分点。从中就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对就业具有一定的拉动效应，这都是得益于长期以来实施的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发展战略以及持续高温的房地产带动的建筑业，尤其是四川省实施区域化发展战略以后，成都及周边众多地方的房地产迅速发展。但是，明显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发生了质的转变。

从第三产业来看，平均就业弹性为0.44，远高于其他产业，说明其具有最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劳动力出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就业总量出现了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的趋势。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说明，第二产业虽仍有吸纳劳动力，但在数量上低于第三产业，且对劳动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因此，从四川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第三产业将成为最有就业创造潜力的产业，有能力成为未来就业创造的主力军。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年龄结构是人口结构最重要、最基础的特征，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中适龄劳动者的数量，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选取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三个比例相对数从不同角度反映适龄劳动人口和非适龄劳动人口的关系，以及三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四川省21个州市的2010年不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总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四川省三种抚养比均与地区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各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80.58、54.8和70.43亿元。在各个产业中也基本都呈负相关，只有第一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老人抚养比率呈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中9%的人在65岁以上，尤其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农村很多都是老弱病残在家从事种植业生产，强壮的劳动力很多都出外务工或者进行其他生产。年龄结构总体上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最多，依次为42.54亿元、39.68亿元和35.2亿元。

由于1997年开始重庆直辖市成立，因此本文根据1997―2010年的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回归分析发现，老人扶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将增加0.52个百分百分点，少儿扶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减少0.53个百分点。

三、人口文化结构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主要结论

1.就业弹性逐渐降低，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参差不齐。20世纪90年代开始，总体就业弹性很低且变动不大，其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就业具有吸纳能力，且前者比后者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强，第一产业对就业增长形成了　“海绵”效应的“挤出”状态，且“挤出”效应越来越大。

2.劳动年龄人口负担重，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凸显，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抑制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四川省的适龄劳动人口的总负担非常重，尤其是对老人的扶养，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峻，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总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与各产业经济变量呈现负相关，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

3.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比较低，抑制了产业经济的优化升级。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2，虽然历年来总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仍满足不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就业人口中由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大，且就业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其影响了人口素质整体的提高，进而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经济的优化升级。

五、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对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第三产业行业众多，门类广泛，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并存，可以吸纳多种层次的就业人员。第三产业在劳动力容纳量上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要比第二产业多。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对资源的依赖较小，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更加符合绿色GDP内涵，第三产业高度发达也是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基本特征。随着四川省产业结构逐步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演变，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扩大第三产业的产业规模，为全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全面贯彻落实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和非均衡发展的四大战略。

2.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一方面促使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促使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四川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需求严重不匹配，一方面高级人才就业不理想，产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吸纳力不足；另一方面中低级劳动力过剩，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技能需求。因此，在大力推行义务教育的同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符合四川产业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实际，有助于四川省人口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充分满足四川省产业发展需求，促进四川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产业水平的升级，也有助于加速四川产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吸纳，为经济发展提供软件条件。

3.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探索发展银发产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省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①人口老龄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家庭的赡养负担，社会劳动力减少，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加带动了与老龄人群相关的银发产业的发展，因为他们开始花费毕生的积蓄和退休金。政府可适时将银发产业纳入产业规划中，围绕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未来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壮大发展老年护理、卫生保健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产业，积极探索发展新兴老年文化娱乐、咨询服务等相关产业，这不仅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为扩大内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开拓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张成华，郑则文.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中国城市经济，2011，（1）.

[2] 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1）.

第四学年个人总结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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