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没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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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范文第1篇

只要一到这个日子,七十二年前那一场劫难,就会从历史深处走出来,把悲伤呈现到人们面前。这一天,哀悼与纪念是这座城市的主题。在今年,诸如放和平灯、为遇难者守灵之类的纪念活动,依旧在渲染着一座城市的悲伤。当然,这并不只是南京的悲伤,也不只是中国的悲伤,它还属于世界。

今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克里斯汀娜、该馆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阿里奇亚也第一次来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悼念活动。从奥斯维辛到南京有多远,想来是不难知道的。而我们到底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让世界像记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全面理性地认知与铭记曾经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那场大屠杀。

南京是忧伤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悲情与苦难,已经植入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那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写下了中国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也成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曾经在南京工作生活过,有许多个夜晚,当我走过秦淮河畔、雨花台前、古城墙下,都似乎听见历史冤魂沉重的低泣。我一直认为,应该以更好的方式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南京这座城市应该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一块共同的哭地。

不是一定要到这个时间节点,才有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的新闻;也不是一定要到每年这一天,南京才可以向世界发出警醒人们牢记历史的声音。问题是,现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正在走向模式化,正在转向节日化。这是历史的悲情。我曾经是一个南京的媒体人,对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许多年来有着持续的关注,我深深地感到,南京的伤心只是属于12月13日。而这一天的纪念,也多是“经过认真组织与策划”的,那些模式与程序越来越缺乏诚意与创新。

南京当然不应该只把伤心写在城市的脸上,但是,南京更不能把脆弱深深地留在内心。一想到南京大屠杀,我就会立即想起罗森塔尔那篇名作――《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为人们对历史的健忘而感到某种刺痛。但世界终于记住了奥斯维辛,而南京又似乎真正成为没有关于这场历史大屠杀新闻的地方。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告诉我,那是南京的新闻“”。一座城市在历史面前如此脆弱,这背后有着太多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因素;如果南京这座城市都没有足够勇气去面对历史真实,去进行自由开放的剖析与讨论,那么就只能使更多人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价值混沌。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达,最受争议的当属电影《南京!南京!》了。这部电影却没有得到公众普遍的价值认同,反而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反感。评论人长平说,《南京!南京!》给人性建立一个空中楼阁,让人觉得中国人是天生的孬种;而学者崔卫平则说,导演陆川的立场是对南京大屠杀、对亡灵非常不尊敬的,甚至非常亵渎的一个表达。“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曾这样说。可是,如果连历史表达也总是受囿于打球的意图,无法自由而直接地传递笃定的价值理念,那么,人们又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纪念呢?

阿多诺有句名言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反其道而言之:“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那么,现在我们也必须真正写好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诗篇,让南京像奥斯维辛一样,向人类传递良知的凛然长存。

【原载2009年12月14日《华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范文第2篇

仅仅十几张打印纸就能吸引全世界的关注，自然得归功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范围内超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除了各类奖项授予它的光环，更重要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促进了大屠杀基金会的设立，基金会至今已收集了近5200份大屠杀幸存者的纪念录像带，它们曾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在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心目中，《辛德勒的名单》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电影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它的美学价值。”它的制作过程，恐怕也是让导演最为痛苦和艰辛的。

开拍第一天，斯皮尔伯格崩溃了

辛德勒的故事广为世人所知离不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他叫波德克·费佛伯格，被辛德勒救下的犹太人之一，自战后起，他就抓住一切遇到的机会向作家、编剧、制片人讲诉辛德勒的故事。1980年，费佛伯格见到了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后者对辛德勒的事迹大感兴趣，当即搬过来和费佛伯格同住，两人还前往波兰实地考察。1982年，肯尼利的小说《辛德勒的方舟》出版，在美国发行时改名为《辛德勒的名单》。当年年底，斯皮尔伯格就读到了小说，一个纳粹拯救犹太人——辛德勒身上这种矛盾的特征吸引了导演。环球电影公司立马买下改编权，1983 年，斯皮尔伯格与费佛伯格见面。费佛伯格问斯皮尔伯格：“求求你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开拍啊？”斯皮尔伯格回答道：“还要等十年。”

那时的斯皮尔伯格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儿童片和科幻片导演，他自己也对拍摄大屠杀题材没有信心：“我没有足够的成熟度、技艺和情感，能以值得尊敬的方式，清算大屠杀，并且还可以不羞辱幸存者。”他选择做制片人，把这个题材推荐给别的导演，以至于比利·怀尔德、马丁·斯科塞斯、罗曼·波兰斯基、西德尼·波拉克都和这个项目产生过关系。斯科塞斯认为这个题材还是应该由一个犹太导演来操作，而波兰斯基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告诉斯皮尔伯格：“我有一个大屠杀故事。你这个不是我想说的故事。”1992年，斯皮尔伯格决定自己面对。这十年间，费佛伯格每周都要打电话给斯皮尔伯格进行游说。

沃伦·比蒂、凯文·科斯特纳、梅尔·吉布森等一大票男星对辛德勒的角色产生了兴趣，但是斯皮尔伯格还是决定不用熟脸，1992年12月，在看过英国演员连姆·尼森在百老汇舞台剧《安娜·克里斯蒂》中的表演后，斯皮尔伯格认定他是扮演辛德勒的最终人选。电影于1993年3月1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开拍，整个拍摄为期72天。大部分场景都在真实地点拍摄，只有普拉佐集中营是在原址附近重建。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给予剧组拍摄许可，所以他们在集中营外搭建了复制品进行拍摄。许多服装都是来自剧组在当地的收购，当时波兰刚刚经历剧变，经济低迷，许多人家都乐意把三四十年代的衣服翻出来卖掉。此外，剧组还在当地雇用了3万人次的群众演员。斯皮尔伯格采用了纪录片的手法进行了创作，百分之四十都是用手提摄影机拍摄，并且不采用摇臂、斯坦尼康、变焦等让镜头显得稳定、安全的手法。

其实，作为一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自己是有许多关于大屠杀的间接记忆的。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经常听到父母和祖父母们谈起大屠杀，他的祖母曾经给大屠杀的匈牙利幸存者教英语，他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用手臂上的文身教会了他数数……在去波兰之前他觉得自己很有把握：“通过制造审美距离来保护自己，可是，很快，开拍第一天我就崩溃了。”他入戏太深，因为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没能失声痛哭而自责不已，在拍摄纳粹医生让犹太老人裸奔的场景时，他刻意拒绝观看，有时他甚至避免与饰演纳粹军官的演员交流。他的朋友演员罗宾·威廉姆斯每隔两周就会给他打电话，讲笑话逗他开心。电影上映后，他也拒绝在相关产品（影碟、海报）上签名。斯皮尔伯格谢绝了片酬并决定将个人赢利全部捐给美国大屠杀博物馆，在他看来如果接受了那就是“血钱”。

《辛德勒的名单》不是第一部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电影。早在60年代便有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纪录片《夜与雾》真实地记录下了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地狱景象，后来克劳德·朗兹曼的纪录片《浩劫》（片长9个多小时）更是巨细靡遗地呈现了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但直到今天，从没有一部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电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用如此曲折动人的一个故事，去述说那段历史。有人诟病斯皮尔伯格不够严肃，对待如此重大的题材却像是精心编排了一场戏，殊不知这正是斯皮尔伯格最高明的地方，他总是能够将深沉的思想包容在通俗的形式当中，以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方式向每一个人娓娓道来。而电影最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奥斯卡·辛德勒，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个原本不值一提的人？

在家乡被称为流氓和骗子

奥斯卡·辛德勒于1908年4月28日在奥匈帝国摩拉维亚斯维塔维的一个讲德语的家庭出生，父亲是一家农机企业的老板。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基本上可以归入不良少年、小混混、纨绔子弟这一类人之中，曾经因为伪造成绩被技校开除，多份工作都干不长，还在公共场合酗酒而被逮捕，并欠了一屁股债而破产。警察局档案显示在从1931年到1938年， 辛德勒有六项犯罪记录，其中五项是因打架斗殴而被处以罚金，最后一项被指恶意威胁、诈 骗和斗殴，被判入狱两个月。

一战后，奥匈帝国一分为三，辛德勒的家乡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当地350万讲德语的居民从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一下降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浓厚。1935年，身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辛德勒加入了奉行分裂主义的苏台德德国党，并于1936年被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所吸收，成为一名特工。他在阿勃维尔的工作任务包括收集铁路、军事设施、军队调动的情报，并招募其他间谍，为纳粹对苏台德区乃至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做前期准备。1938年7月18日，辛德勒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捷克政府逮捕并立即送入监狱，但之后根据慕尼黑协定而作为政治犯获释，当年10月7日，苏台德地区也根据慕尼黑协定并入德国。11月1日，辛德勒申请加入纳粹党，次年获得了批准。后来被辛德勒救了一命、恰好又在辛德勒出生的斯维塔维住过好一阵子的伊福·奇维克说：“辛德勒做出了如此杰出的抉择，对我个人而言多少有些难以置信。战前，在斯维塔维，人们都不客气地称之为流氓骗子。”

1939年1月，辛德勒在阿勃维尔当上了一个小官，他把家搬到了捷克和波兰边境的俄斯特拉发，开始为波兰战役做情报准备工作，多次以经商为幌子进入波兰，搜集波军动向及铁路情报。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9月28日，德军和苏联红军在布格河会师，瓜分波兰，到了10月，战役基本结束。当月，辛德勒奉阿勃维尔之命来到克拉科夫，他买下了一间公寓，并请当地著名的室内装饰师米拉·费佛伯格装饰自己的新公寓，后者的儿子就是波德克·费佛伯格。11月18日，辛德勒见到了他战争中最重要的助手伊萨克·斯特恩，也就是电影中由本·金斯利饰演的那个角色。

斯特恩是一家规模不小的进出口企业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这家公司属于犹太人所有。在德国占领波兰后，犹太人企业的重要位置都换上了德国人，名为托管实为没收。许多犹太员工被解雇，换上雅利安人。斯特恩的新老板叫约瑟夫·奥厄，此人是辛德勒在阿勃维尔的同事。他在企业中的行为让斯特恩看不明白：一方面他执行上面的命令解雇犹太员工，另一方面他又把这些犹太员工的名字保留在社保登记表上，使他们能够保持至关重要的的工人身份证，还给予饥饿的犹太人金钱资助。那天，他给斯特恩介绍了辛德勒：“你知道，你可以信任我的朋友辛德勒。”

纳粹社交圈的红人

当时的克拉科夫，犹太人衣服上被绣上大卫六芒星，在街上遇到德国人问话，他们得先回答：“我是犹太人……”斯特恩小心翼翼并充满戒心地回答了辛德勒的问题，包括自己是哪里人，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辛德勒给斯特恩看了一家搪瓷厂的资产负债表，表示自己有意收购这家工厂，控股的犹太人在这年早些时候申请了破产。斯特恩建议他不要采用托管的方式控制企业，而是买下或租下它，这样能从占领当局那里获得更多的自，包括雇用更多的犹太工人。辛德勒彬彬有礼地离开了，他听从了斯特恩的建议，将工厂买下，更名为“德国搪瓷制品厂”（简称DEF）。这家工厂并不是靠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取得，而是来自法院判定的商业赔偿。工厂大概4000平米，有一百个工人，其中七名犹太人。

12月3日，辛德勒直接到斯特恩家中拜访，两人一起喝茶，令斯特恩惊讶的是，辛德勒显现出对意地绪语（一种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作家的极大兴趣。临走时，他提醒道：“我听说明天将有一场对犹太人财产的袭击。”这个警告让斯特恩和他的许多朋友从德国人最残忍的一次洗劫中得以幸存。之后，斯特恩进入了辛德勒的工厂。

战后斯特恩才知道，他和辛德勒的介绍人奥厄，实际上是个犹太人，奥厄的父亲在1942年被杀害于奥斯维辛，他假装自己的波兰语讲得十分蹩脚，实际上那是他的母语。而辛德勒利用半奴隶似的犹太劳工大发战争财的初衷不可否认，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从一到克拉科夫起，就对犹太人充满着同情。

拥有大量的、廉价的、精明能干且不知疲倦的劳动力是每一个实业家的梦想。工厂在1940年扩充到300人，其中一半犹太人，到1942年，已经有800人，其中370名犹太人，厂房也扩大到45000平米。1940年8月以后，犹太人被要求离开这座城市，实际上被送到贝尔塞克灭绝营杀害，只有那些从事直接和德国战事相关工作的人可以留下来。留下来的犹太人被搬到在原来工业区中建立的克拉科夫犹太人区。辛德勒的员工每天从犹太人区步行到工厂上班。辛德勒帮助他的员工伪造身份，老人们被记录为20岁，孩子们被记录为成人。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被注册成冶金工、机械师和绘图员。这种方式让许多犹太人在纳粹灭绝委员会的定期审查中活了下来。

每个晚上辛德勒几乎都在应酬德国国防军及党卫军的军官，这些人脉让他可以获得为军队生产搪瓷炊具的合同，尽管他凭借着坦率而轻松的气质和表面上的政治可靠性成为克拉科夫纳粹社交圈的红人，但还是不得不向纳粹军官送去更大数额的贿赂，以及许多只有通过黑市才能获得的贵重礼物来保护工人的安全。

找遍关系保住工厂

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的犹太人被清洗一空，数千名被认为不适合工作的人被送至灭绝营杀害，还有数百人在街头当场被杀，那些仍然可以工作的犹太人被送到了位于普拉佐的新集中营。这一人间地狱在剧本上本来只有一页，最后被斯皮尔伯格拍成了20分钟。电影中辛德勒与情妇一起骑马驻足在一小山坡上，目睹了山下种种惨绝人寰的屠杀，成为辛德勒道德觉醒的一个转折点。

普拉佐是一个体系庞大、覆盖周边地区、下辖若干分支营地的集中营，条件恶劣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即使是从克拉科夫九死一生而来的犹太人也难以忍受。斯特恩和辛德勒手下的其他一些工人一并从犹太人区转移到了普拉佐，然而，就像那些被投入集中营并在外做工的总数大约在25000名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只能整日待在工厂里。在疾病中苦苦支撑的斯特恩给辛德勒捎去了口信求援。辛德勒带上常备药品即刻赶到，并多次往返于两地间直到斯特恩康复。而在普拉佐所目睹的一切深深地触动了辛德勒。他无法再对工厂里的事情充耳不闻。

当时波兰其他一些地方，譬如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的强制劳动营都已被关闭，其中关押的囚徒大都惨遭清洗。不无悲观地讲，还在普拉佐的犹太人大概也是在劫难逃。辛德勒成功游说了自己的一个酒友——位于普拉佐的强制劳动营工厂是生产危险军需品的理想场所。当时，那些车间仅仅是负责修补军服的。接受了辛德勒的建议，酒友向普拉佐调配了木材和一些金属原材料，由此，这里正式成为了服务于战争的集中营，脱离了那些即将被灭迹的强制劳动营的序列。

为了达成目的，辛德勒与普拉佐集中营的指挥官阿蒙·戈特有了更深入的交往。当辛德勒要求将仍在自己工厂做工的工人迁往距离车间较近的子集中营，以便节省上下工的时间时，戈特欣然同意。从那时起，辛德勒向营房走私食品和药品的风险略有降低，当然了，这还要靠金钱来打点门卫。犹太人在这里不但可以免受随机处决的威胁，而且还配有食宿，甚至可以进行宗教仪式。“不要动我的工人，”辛德勒总是立场坚定地对纳粹说：“有些事我十拿九稳，你们又何必贪图一时。”

到1944年春季，德军从东线撤退的构想已步入实质性部署阶段。普拉佐及其所有子集中营即将被彻底清空。辛德勒尽己所能，找遍了所有的关系——包括自己的酒友以及那些身处克拉科夫或华沙军中的熟人还有商界的故交。他乘火车去了柏林，磨破了嘴皮以求纳粹当局内部松个口子，放他一马，留下他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生意、小买卖。最终他拿到了将700名男工和300名女工从普拉佐带到自己家乡苏台德区布瑞恩利兹一间工厂的授权。名单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拟定的，由于前后拟定了好几份，所以并不像电影上那样全部出自斯特恩之手，犹太区警察马赛尔·戈德伯格也拟定过。

动机源自于基本的正义感和人性

从波兰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工厂新址的过程也并非平安无事。有700名工人乘坐的火车却没来由地改道去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在那里，他们饱受殴打和虐待，有时，所有人会被强制要求排成排站在大院里，不停地脱帽、戴帽，必须整齐划一，脱脱戴戴就是一整天。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后才重新送到布瑞恩利兹的工厂。300名女性被送往奥斯维辛，辛德勒派自己的秘书送去黑市买来的、食品和钻石才把她们赎回来。

当时辛德勒穷尽所有，甚至卖掉了妻子的珠宝首饰，以购置食品、衣物、药品，还有烈酒，这搞定了不少纳粹。辛德勒还建起了一座地下医院来应对传染病肆虐的问题，医院里面的设备要么是顺手牵羊，要么是黑市上买来的。有一回，他只身远行300英里，弄来了两大瓶波兰伏特加，并以此换来了治病急需的药品。他的妻子埃米莉则为病患做饭，照顾他们的起居。工厂里，一些人开始假造橡皮图章、军用旅行证件甚至可以保全来源非法的食物得以顺利运输的官方文书。厂子里收藏了一些纳粹军服和枪支，甚至还有子弹和手榴弹以防不测。

1945年1月，一通电话打到了辛德勒那里，电话那头是火车站，他们问辛德勒是否愿意收留两车皮快要冻死的犹太人。大约100名病恹恹的犹太人被锁在里面已经10天了。原本，列车从奥斯维辛开出，是要将这批人送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工厂去的。但是，得知了车皮内的情况后，就再也没有工厂主愿意接手了。辛德勒当即要求列车驶来自己工厂的所在地。列车到达后，车厢被冰封死，为了撬开车门，必须动用到斧子和乙炔焊锯。车皮里横七竖八地堆着冻死的尸骨，遗体被拖出来的时候与冻肉别无二致。12个人已然没得救了，还有一些仅尚存一息。那一夜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辛德勒夫妇以及工厂里的许多工人一刻不停地照料着那批犹太人。在温热的牛奶和救命的药品持续呵护下，绝大多数起死回生。

噩梦般的日子直到苏军接近布瑞恩利兹才结束，1945年5月9日，集中营的警卫已经不知去向。辛德勒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很可能没有机会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直接被当做一名奴役犹太人强制劳动的德国工厂主一枪崩掉。他离开自己救下的犹太人逃往美占区，临行前赛门·杰里特拔掉了自己的金牙，用上面的黄金打造了一枚戒指送给辛德勒，上面刻有“救人一命，如救世界”的字样。

辛德勒依靠搪瓷工厂挣来的钱全部在贿赂和黑市交易中耗尽，战后，基本生活全靠一些他救下来的、去了美国的犹太人邮递的包裹来维系。1948年，他向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对他的战时开支加以补偿的请求，之后收到了15000美元。1949年他移民阿根廷，可是于1958年破产。之后他返回德国，1963年再次宣布破产，靠着“辛德勒的犹太人”资助过活。1974年10月9日，奥斯卡·辛德勒在西德逝世，享年66岁。他的遗体安葬在耶路撒冷的圣地锡安山，是唯一一位得以葬在这里的前纳粹党成员。1963年，以色列授予辛德勒“国际义人”称号。

究竟是什么因素激发了辛德勒如此之深的悲悯之心？就连获救的犹太人也对此并不知情。有些人总想去挖掘一些更特别的动机，但事情也许很简单。作家赫伯特·斯坦豪斯曾于1948年采访过辛德勒，他说：“辛德勒的卓越事迹只是源自于基本的正义感和人性，只不过我们长大后就极少再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看到曙光而悔改的机会主义者，并从此开始反抗周围的虐待狂和卑鄙的罪犯。”

杀人狂阿蒙·戈特

电影中的头号反派——普拉佐集中营的指挥官阿蒙·戈特令人印象深刻，此人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仅在克拉科夫犹太人的清洗过程中，他就亲手打死了30到90名妇女或儿童。电影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这个杀人狂光着膀子站在别墅的阳台上拿着狙击步枪随意射杀犹太人，实际上它的别墅和集中营隔着一座小山，反而是他穿戴整齐出现在室外时，有经验的犹太人就会注意躲藏——他又要开始“猎杀”了。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范文第3篇

导演：布策恩・辛格

主演：汤姆・克鲁斯、比尔・奈伊、汤姆・威尔金森、肯尼斯・布莱纳、帕特里克・威尔逊、克里斯・吗・霍顿

简介：把两部《X战警》打造得多姿多彩、却转手拍出伟人传记一样温吞的《超人归来》，布莱恩・辛格导演的功力究竟该如何评断实乃饶有兴味的话题。这次的合作伙伴(老板)是联艺的汤姆・克鲁斯，接手公司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便是；中奥未果、票房惨败的超级闷片《狮入羊口》，想必“汤董”压力不小吧?相中辛格无疑是高明之举，他在中青年一辈的导演里把握商业和艺术平衡的本领毫不亚于外籍兵团的吉列莫-德托罗或阿方索・卡隆，但不知道阿汤哥跌进谷底的票房号召力，能否在各种负面新闻尘埃落定后有所改善?

《圣安娜奇迹》

导演：斯派克・李

主演：约翰・托尔特罗、詹姆斯・甘多菲尼奥莫罗・安托努迪

简介：“硫磺两部曲”拍得干净利落、苍凉大气，可代表大本营位于洛杉矶的好莱坞的“当代首屈一指的全能巨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却引起“纽约电影人的骄傲”斯派克・李的强烈不满――原因是触目惊心，惨烈悲壮的硫磺岛登陆战场面，竟看不见哪怕一个黑人士兵。人家黑哥们儿当然没少为反法西斯战争捐躯，罗伯特赞米斯基(《阿甘正传》)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谁知伊斯特伍德大师居然在此环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遗憾遗撼。

《谎言之躯》

导演：莱德利・斯科特

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拉塞尔-克劳

简介：《美国黑帮》失意今年的奥斯卡提名之后(六大主要部门仅女配角鲁比・蒂一人榜上有名)，金像组合“莱德利・斯科特+拉塞尔・克劳”火速集结、再度挥师申奥。尽管按照“《角斗士》升《韬光养晦》降《美国黑帮》升”的规律推算，《谎言之躯》多半前途叵测，但既然隐有江河日下嫌疑的二位成功拉来正值事业巅峰期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入伙，也不排除就此转运的可能性，何况斯科特导演最擅长这类情节跌宕起伏的大题材。

《换子疑云》

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主演：安吉丽娜・茱莉、艾米・雷、约翰・马尔科维奇、杰弗里・多诺凡

简介：怪力乱神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本尊再度莅临，可惜这次没有“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保罗・哈吉斯”那么豪华的左膀右臂，只来了一个《美丽心灵》的朗・霍华德当监制，要不您就先“将就”着用吧。机关算尽的《坚强的心》最终还是落选奥斯卡影后提名，但安吉丽娜・茱莉不仅没气馁，反而更勤奋更主动地投奔了伊斯特伍德大人；不过茱莉啊，你看清楚《换子疑云》的“悬疑惊悚片”类型了吗?

《游击》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奥里亚娜・法拉奇 新闻记者 采访 准备

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生于佛罗伦萨，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法拉奇以写著名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她先后采访过三十余位世界级领袖，有越南部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伊朗国王・里萨・巴列维、约旦国王侯赛因、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锡兰总理希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孟加拉国总统拉赫曼・穆吉布等，并且在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这些采访历时7年，后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书名为《采访历史》。由于她成功地采访了世界风云人物，所以被誉为政治访问之母，她的作品堪称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作为记者，面对世界级的领袖人物，奥里亚娜・法拉奇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和杰出的专业能力。她成功的采访与她精心的采访准备密不可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获取对当代记者采访有借鉴的启示。

信息搜集，熟悉采访对象的历史。对于忙碌的采访对象来说，很少有什么事比接受毫无准备的记者的采访更令人恼火的了。因此，经验丰富的记者一致认为，每采访一分钟至少要准备十分钟。毫无疑问，法拉奇就是这样的记者。她熟读被采访人的著作、发表过的采访记，以及报刊上卷帙浩繁的评论和辩论文章。比如她这样描写搜集亚西尔・阿拉法特有关材料的过程：“显然，与此同时，你得千方百计设法去收集有关他的特点和历史，但不管你问谁，你得到的都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对这种沉默所做的解释是，法塔赫严格保守其领导人的秘密，从来不负责提供他们的传记。”但法拉奇最终还是给我们描述了他的历史，可见她搜集到了她想要的资料。

除了在采访序言中可以看到她深入的访前准备外，在她的提问句中更透露出了她的这种调查搜集能力。如“勃兰特总理，坦率地说，他不是您出生时的名字。您出生时叫赫伯特・费拉姆。”“基辛格博士，这一点您比我清楚，您曾经费力地与他（注：指越南领导人阮文绍）打过三天交道，应该说是四天交道？”“这一点我知道。有一次您甚至宣称尼克松‘不适合当总统’……”

事前调查和搜集材料的目的并不在于向采访对象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头头是道地谈论对方提出的种种议题。《总统之死》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说：“真正第一流的采访可以让一个能言善辩的采访对象如痴如醉。如果他入了迷，采访就会顺流直下，你将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都取决于你事前花了多少工夫。”而就这一点来说，法拉奇的确是第一流的采访记者。

不卑不屈，平视所有的采访对象。在采访中，尤其是采访大人物，有些记者把对方当成了崇拜对象。这样写出的东西往往不是情书就是檄文，这是不能反映事实真相的。而法拉奇以足够平静的心态去采访任何一位要人，她尊敬他们作为领袖的成就，但在他们面前她也从没表现过卑下和渺小，她把他们视为同自己一样的高等动物――人。只因为她把他们当做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悲哀的人，所以她会问一些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基辛格博士，您反对结婚吗？”“阿布・阿玛尔……您还没有结婚，在您生活中没有女人，是因为您愿意像胡志明那样生活，还是因为您对同女人一起生活感到厌恶？”“勃兰特总理，您从来没有哭过吗？”“甘地夫人……像您这样一个女人是跟男人在一起更自在一些，还是跟女人在一起更自在一些？”“甘地夫人，您的丈夫已去世多年，您从来没有想过再婚吗？”“甘地夫人，您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陛下（指伊朗国王・里萨・巴列维），我们且不谈芙吉娅公主，我们来说说索拉娅公主。是您自己选中她为妻子的，难道遗弃她您不痛苦吗？”“陛下……女人在您的生活中是否丝毫没有地位？”“陛下（指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总之您的一生并不是愉快的一生。您心爱的人：您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死了……就此问一下海尔・塞拉西您如何看待死亡？”

她的不卑不屈还表现在她的强硬态度上，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出一种独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由上述分析可见，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按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作为政治家的问题，一种是作为普通人的问题。正如在采访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时，她说：“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向他提问时，他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向他提问时，他的大门就马上关闭了。”法拉奇提出的政治家的问题，并不是盲目崇拜的问题，而是把对方当做一个职业是干政治的人。她曾这样问海尔・塞拉西：“陛下，您从来也不悲叹自己当国王的命运吗？您从来没有梦想过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吗？”她对他说：“陛下，我正在设法把您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国王来理解，因此我坚持问您，您从来没有感到这个职业是个负担吗？”

把握政治，搭建沟通的平台。如果说政治家不了解政治就无法生存的话，那么，还有一种职业的人不了解政治也无法生存，那就是新闻记者。法拉奇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对政治的把握。她熟悉地了解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分歧、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她能很快地在各种政治术语中转换。比如她的问题“参议员南尼，您说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今天，您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社会主义了。”“这个论点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勃兰特总理，您年轻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又如采访当时的葡萄牙社会的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时她问道：“但执政的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是一种什么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表面的民粹主义呢？还是库尼亚尔式的共产主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法拉奇是读过社会主义书籍的，也就是说她读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了解南尼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认识；明白现代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与库尼亚尔式的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

这种政治嗅觉还包括法拉奇在对方的回答中提出问题。比如，采访当时由于国内逃往中国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问题。“请原谅，您谈到了五个王妃吗？”西哈努克在上一个问题中的回答是“噢，没有！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情，就像不谈我有五个宠妃的情况一样。”法拉奇抓住了这个一带而过的叙述提出了问题从而引出了西哈努克大段的关于他的家族和婚姻的叙述。

这种嗅觉还表现在法拉奇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和预见力，对回答敏捷的反应和提取核心思想的能力。“参议员南尼，等一等。您正在提出一种可怕的理论，您认为1971年的意大利和1922年的意大利（注：指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有相似之处，是这样吗？”这需要明白1971年的意大利的现状、了解1922年意大利的过去并就南尼在上一个问题中并不明确的论述进行提炼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反问。不难看出，这种相当敏锐的政治家嗅觉在于她拥有丰富的政治、历史知识和对全面现状的把握。

总之，法拉奇的采访记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即使不懂政治、不了解当时形势的人在阅读时也不会受到阻碍，而是在她和她的采访对象非凡的智慧的对话中让我们充满兴趣。

快速学习，掌握生活的百科。关注国际风云争端、突发事变，是法拉奇几十年记者生涯的突出特点。她所处的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世界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的时代。新技术革命引发的能源革命和能源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印巴之争、锡兰暴乱、柬埔寨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成为法拉奇笔下的最佳题材，在这些地方总能见到法拉奇的身影，十几年来，她先后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三十余位，成为西方公认的卓有成就的人物采访记者。为完成采访，法拉奇学习积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宗教等百科知识。对于特殊的对象，甚至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击学习掌握交谈中所必需的知识。她特别推崇英迪拉・甘地的名言――无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在法拉奇提出的问题中，从是否事先准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所有其他记者那样从精心准备的被采访人的资料中提取问题；另一类是从现场被采访人的回答中提取问题。相对来说，第一类问题要比第二类问题容易得多，第二类问题综合考察了一位记者相当敏锐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法拉奇的采访中，被采访人大部分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多方面的话题，而这是建立在记者对对方谈话中包括政、经、文、史、外交、现状甚至隐喻、暗指等全方面知识的掌握和变通，否则，采访是难以继续的。1969年2月在河内对武元甲的采访中，法拉奇谈到了巴黎会议、奠边府战役胜利和溪山战役。对于越战军事力量与部署及对战局的预测，让武元甲对她产生了好奇，“现在我也充当一个记者，颠倒一下我们的关系，向您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说美国人在向越南北方发动的战争中打了败仗？”而在面对西哈努克，法拉奇问道：“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引发出给他安排了一架上等的钢琴，激发他创作赞美中国的歌曲。另外，法拉奇还和勃兰特则谈起了新闻专业话题：“总理先生，我想起您的时候总觉得您是新闻记者。您的记者生涯太长了。您为什么搞新闻工作？”与巴列维国王就专制君主政权，伊朗与美、苏关系以及伊朗的石油政策，对民主、自由、王权的责任，家庭、婚姻展开讨论。与甘地夫人探讨对男人施行绝育手术的话题。

这让我们看到：对于记者和将要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来说，很有必要用心学习各种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快速学习的能力――在特别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学习吸纳、掌握、变通相关知识的能力。没有一个职业会像新闻记者那样需要吸取各家所长。新闻记者要做生活的百科全书，全面的知识系统，快速的学习能力是记者必需的素质。

参考文献：

1.奥里亚娜・法拉奇［意］：《风云人物采访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2．奥里亚娜・法拉奇［意］：《风云人物采访记续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3．约翰・布雷迪［美］：《采访技巧》，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范文第5篇

斯大林女儿原名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斯大林娜，1926年2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青少年时期得到斯大林的关爱和呵护，斯大林去世后陷入彷徨苦闷，14年后逃离苏联，移居西方，过了17年又返回苏联，随后不久再次回归西方。她的人生道路充满戏剧性和曲折性，从而使她一再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那些围绕她发生的事情，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早年生活

斯维特兰娜自幼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她6岁那年，母亲阿里卢耶娃突然自杀身亡。此后，她得到父亲的加倍宠爱。当时，斯大林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温存体贴，经常把她高高抱起，使劲亲她的脸，称她为“小麻雀”、“小东西”。斯大林还和她玩“命令”游戏，戏称她为“小女主人”，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给她写信，自称是她的“第一号秘书”，她如果有什么要求，就下达“命令”，而斯大林则表示“服从”、“遵命”、“马上就完成任务”。一般说，斯大林态度和蔼，在生活上从不“教训”和“挑剔”她。但在她10岁那年，却发生一件使她颇为难堪的事。有一天，斯大林见她穿了一件膝盖以上的短连衣裙随意行动，便大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光着身子到处跑？”随后斯大林规定她穿“连衣裙要过膝”，并开始不断挑剔她穿着的毛病，使她不知所措，多次痛哭起来。后来有人告诉她：“在格鲁吉亚，年老的人都见不得短衣服、短袖和短袜。”

自1933年起，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第二十五模范学校读书，1941年转到古比雪夫读九年级，后来又回到莫斯科读完十年级。中学毕业后的1943年，她按照父亲的意思考入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学习。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与父亲的矛盾和摩擦日益显露出来。1942年底，她在年仅16岁时便跟一个40多岁的电影导演卡甫列尔发生恋爱关系，两人形影不离。斯大林知道后，在盛怒之下重重地打了她两记耳光，并责备她说：“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可你却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个糊涂虫！”此后，斯维特兰娜同父亲的感情便疏远起来，几乎“成了路人”，“几个月都不说话”。据说，当时官方怀疑卡甫列尔是“英国间谍”，随后把他流放了5年，又在集中营强制劳动了5年。

1944年春，斯维特兰娜18岁时便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莫罗佐夫（犹太人）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对这件婚事，斯大林并不高兴，只是勉强同意，让她“愿意怎样就怎样”，给他们安排了一套房子，却从未与莫罗佐夫见面，而且规定不许他到斯大林家里去。1947年春，她和莫罗佐夫的关系破裂。1949年春，斯维特兰娜23岁时又和原联共（布）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结婚，并住到丈夫家里。但这次婚姻仍然是失败的，在她生了一个女孩之后，双方于1952年离婚。随后，斯大林给她在莫斯科另外安排了一套房子，要求她“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车和公家的别墅”，并给她一笔钱，要她“买辆车，自己开，但是要把司机证拿来给我看看”。

彷徨苦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彷徨苦闷。父亲的去世，一方面使她“肠断心摧”，悲痛万分；另一方面又使她“感觉到某种解脱正在来临”。此后，她个人的生活虽和过去一样“比较安定”，继续住着莫斯科的一套五居室房子，她自己以及膝下的两个儿女都享有不菲的抚恤金，但周围的环境却“一片动荡”，政治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使她无所适从。于是，她“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思考往事”。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风暴。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逐级传达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便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斯维特兰娜阅读。她仔细看完这个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米高扬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斯维特兰娜的思想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并在1957年9月把“斯大林娜”这个姓改成“阿里卢耶娃”，随了母亲的姓。她说：“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这个姓了，它那铮铮的钢刀声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那颗心。”

1962年5月，斯维特兰娜在东正教教堂接受“洗礼”，自称这是“一次巨大转变”。此后，她相信“主宰世界的是上帝的理智”，认为“不心怀上帝就不能活”。她说：“我从小受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残存物，宛如过眼烟云，消失殆尽”；“对我来说，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已完全失去它们自身的意义”。

在宗教洗礼的强烈影响之下，斯维特兰娜在1963年夏天写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当时并未出版）。这是她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写的，书中所说的“友人”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化学教授。她强调这20封信所写的不是“历史回忆录”，而是“家庭记事”，也是她“本人的忏悔”。她自称“度过了37年愚蠢的、无意义的、双重性的生活”，希望自己“将一切都写出来之后，某种难以忍受的重担终于会从肩上卸下”。

多年间，斯维特兰娜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历史、俄罗斯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曾翻译出版了英国人的著作《慕尼黑密谋》、《人与进化》等。1963年10月，她在一次住院治疗时邂逅相识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共党员勃拉哲士・辛格，并和他发生了恋爱关系。辛格是30年代早期在英国伦敦加入印共的，当时年老多病，比她大17岁，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长期生活在国外。斯维特兰娜立即申请同辛格结婚，但苏联当局拒绝给予登记，怕她今后利用夫妻关系离开苏联，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还亲自出马进行劝阻，对她说：“您是一位既年轻又健康的妇女”，“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也找她谈话，对她说：“你要知道你父亲是最反对和外国人结婚的，甚至我们还有这么一条法律！” 苏斯洛夫还特别强调：“我们不放你出国！”但是，斯维特兰娜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尽管没经过婚姻登记，她终究还是和辛格同居了。从1966年夏天起，她甚至离开了工作单位，脱离了党组织，留在家里陪伴辛格。同年10月31日，辛格患病去世，夫妻同居仅1年半。

离苏出逃

1966年12月，苏联当局批准斯维特兰娜送丈夫辛格的骨灰去印度安葬，给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到印度后，她又获准延长探亲期限。在此期间，她到处联系，积极活动，力求脱离苏联。她曾向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请求长住印度，但未获允许。1967年3月6日，就在预定返回苏联的前夕，她突然乘坐出租车投奔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坚决要求移居美国。

对于斯维特兰娜的出逃，苏联官方起初保持缄默。几天后，塔斯社作了报导，末了说“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打算在国外住多长时间――这是她个人的事情”，说明对她返回苏联尚未失去希望，还留有余地。斯维特兰娜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说她不打算返回苏联。至于美国，起初也很审慎，决定让她“不必急于进入美国，先在中立地区待一些时候，仔细估量一下她的动机和计划”。随后，美国使馆以“旅游者”的身份把她送到瑞士，让她“从长计议”，以防她“冷静下来以后会改变初衷，要求重回莫斯科”。于是，她在瑞士居住了一个半月。在此期间，美国国务院特派原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等人同她进行长谈，对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了解。斯维特兰娜一再表示，她“决定永不返回苏联”。最后，她获准于1967年4月21日飞往美国。

她的出逃，在苏联和西方都引起了轰动。苏联国内许多人指责她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西方则通过对她的访问、报道、录音、照相、评论以及出版她的书籍等等，发动了一场反苏、的强大宣传攻势。1967年6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得不在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说：“阿里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莫斯科的《文学报》发表文章说：斯维特兰娜从来就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和偏执狂”。

留居西方

斯维特兰娜移居美国之后，出版了两本书。1967年5月，她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是她1963年在苏联国内写成的一部手稿，1966年1月她和丈夫辛格一起偷偷让印度驻苏大使考尔带到印度，1967年她又把它带到美国正式出版。1969年她又出版了《仅仅一年》一书。这是她与苏联恩断义绝的宣言书，是她到美国后在西方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书中所披露的苏联内幕以及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比起前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了西方反苏、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实。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69年12月19日决定剥夺她的苏联公民权，说明对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有人估计，这两本书使斯维特兰娜得到好几百万美元的稿费，但她自己说只得了100万美元多一点。

1970年4月，斯维特兰娜和相识只有3个星期的美国建筑商人彼得斯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奥尔加。但彼得斯很快破产了，她不得不用一大笔钱替他还债。后来，她因不喜欢丈夫的生活方式，在孩子只有8个月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夫妻关系又告破裂。1973年5月，双方正式离婚。

1978年11月，斯维特兰娜取得美国国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并登记为美国共和党的党员。她高兴地说：“以前我在这里是客人，不能参与政治，不能提出批评，现在我可以投票了。”接着，她采取和过去进一步决裂的步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兰娜・彼得斯。她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再也不想叫斯维特兰娜这个名字了”。然而，她承认来美国后生活坎坷不平，得到的是失望和误解，因此对美国又渐渐感到失望了。她说，过去“全然没有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相似，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1982年8月，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奥尔加离开美国，移居英国，自称“希望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从政治上，也从地理位置上”，说此后“只想过清清静静的生活”，继续著书立说，“不希望与任何记者谈话”。

返回苏联

1984年9月，斯维特兰娜决定返回苏联，并向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递交了申请书。同年11月，她带着小女儿奥尔加回到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立即恢复她的国籍，并给予奥尔加以苏联公民权。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又戏剧性地返回苏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十分想念留在苏联国内的儿女。1980年，她在美国时就说“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我是作了一些牺牲的”，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一双儿女”，和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既不能通信，又打不通电话，连10岁孙儿的照片也没见过。1984年夏天，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又伤感地说：“想见见我的儿孙们。”第二，她对西方世界已感到“失望”。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承认，起初她“把自由世界理想化”，“沉醉在兴奋和满足之中”，但后来“就明白现实是怎么回事了，在许多方面令人失望了”。她说，“刚到美国时，我有幸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抛头露面，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我……后来不再受人欢迎”，“处在一种虚情假意之中”。她得出一个颇有哲理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她还认为，“美国国务院在说谎方面绝不比克里姆林宫逊色”。同时，她也肯定苏联有好的方面。她说：“在苏联这个社会里，千百万人享受着免费教育，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也享受着公费医疗。你不能否认这对于人民来说是改善。”

1984年11月，斯维特兰娜回到苏联之后，又对记者谈及她回国的原因和目前的打算。她说：返回苏联“是我个人的决定，这一决定纯粹是感情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她说，她“曾几次决定回国。第一次是在纽约，当时我看到了关于俄国的影片《奥勃洛莫夫》。第二次是在英国，当时那里正在纪念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她说，“所有这些年我都无法摆脱深深的内疚感”。

斯维特兰娜声明，她今后打算隐居搞翻译。她说，“今后我打算过我一生中头40年经历过的那种平静的私人生活，因此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会见新闻界的代表们”，“这次见面后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打扰了”。

再次回归西方

斯维特兰娜返回苏联、在莫斯科呆了一些日子后，就来到她父亲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要求当地政府给她安排一套住房，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当时，她的居住地离斯大林的旧居和纪念馆不远。结果，斯大林纪念馆又多了她这么个重要的合作者，其中新建的一个展厅就是斯维特兰娜亲自设计和装饰的，那里展有150张照片，都是她移居西方时收集到的斯大林的生活照。在特制的展览柜中，她放上了斯大林的烟斗、拐杖、望远镜、军服、戒指、勋章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