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活动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哈尔滨；文庙；祭孔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31-02

在哈尔滨有一座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文庙。它始建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落成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原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现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74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形制最完备的一座孔庙。1996年被评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

祭祀孔子是文庙的主要功能。祭孔大典亦名“释奠礼”，是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释、奠都是陈设、呈献的意思，是指在典礼中向孔子陈设音乐、舞蹈，呈献帛、酒、饮食，以表示对孔子的纪念和崇敬。祭孔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孔子故居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真正意义上的“祭孔大典”则始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高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祭孔大典在古代与皇帝祭天、祭祖并称为“国之大典”。随着历代帝王的褒赠加封,祭奠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之多。民国期间，国民政府明令全国祭孔，其议程和礼仪都作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

按照中国古代祭孔传统，祭祀孔子的仪式有不同等级：释奠、释菜、释币等，不同等级用不同的祭品，其中以释奠的规格最高，祭品最丰富，场面最宏大。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即夏历二月，八月）上旬初丁之日子时举行的“丁祭”祭典是最隆重的，采用“释奠”。皇帝亲临或派遣大臣为主祭官，在地方文庙，则由地方长官为主祭官。祭典分为六个步骤：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送神。每个步骤都要重复进行献爵、献福酒、献福胙等过程，配以专门的乐曲和八佾舞，主献官在大成殿向孔子献祭，读祭文，所用牺牲为“太牢”，即牛、羊、豕。另有分献官在东西庑和崇圣祠献祭，所用牺牲为“少牢”，即羊、豕。祭典最后将祭文、帛放在庭中焚烧，称为“望燎”。

哈尔滨文庙建成之后，也多次进行了祭孔活动。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对孔子的祭祀从祭祀主体、祭祀形式、祭祀目的和祭祀意义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庙初建成的首次祭孔、日本控制下政府举行的祭孔和新时期的现代祭孔。

一、文庙初建成的首次祭孔

哈尔滨文庙1929年建成，1931年3月23日午夜（夏历二月丁丑），哈尔滨文庙的第一次祭孔大典正式举行。在浓浓的夜色中，祭祀人员一律身着甲种礼服（即兰袍青褂）肃然而立，主献官、分献官及其他人员各就各位。一时一刻，通赞用悠长而洪亮的声音宣布“俟鼓三严”，三通击声响起，隆重的释奠典礼开始了，“辟户”（开门）、“迎神”、“脱帽”、“鞠躬”、“正冠”之后行初献礼，主献官在大成殿向孔子献帛，然后分献官分别在东西庑及崇圣祠向四配、十二先哲、先儒及孔子五代先祖献帛，并朗读祭文。亚献礼，向孔子及诸圣贤依次献爵。终献礼，再次献爵、献福酒，献福胙。三献之后“撤馔”、“送神”、“脱帽”、“鞠躬”、“正冠”，将所献的“帛”、“福酒”、“福胙”等在文庙的庭院中焚化，称为“望燎”，以此火光照亮众人，给众人赐予无比的智慧与幸福。最后祭孔仪式在“复位”、“阂户”、“礼成皆退”声中结束。

这次祭祀由当时哈尔滨最高行政当局――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主持。参加祭孔的人员大部分是政府官员：正献官为行政长官张景惠，分献官和纠仪分别由政务厅长、教育厅长、市政管理局局长、路警处处长、特警处处长、特别市市长、高等法院院长、长官公署秘书长、首席参议担任。此外还包括学校校长、督学等教育界人士。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以及对这次祭孔的重视，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放假一天。

这是一次成功的春丁祭孔活动，仪式上虽然保留了传统释奠礼的献帛、献爵、献福胙的三献礼，但进行了简化，没有专门的祭祀服装，也没有乐舞（八佾舞），以鞠躬取代了三拜九叩，这些变化显示出民国时期礼俗风尚的变化，也反映了刚刚建成的文庙基础设施尚不完备。

二、日本控制下政府祭孔

哈尔滨文庙首次祭孔不到半年，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此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成立了洲国政府。1933年将祭孔定为“国祭”，每年下发文件，在各地文庙举行春、秋两次“祭典”，操纵文庙的祭祀活动，并要求把祭祀情况详细地向长春政府汇报。

哈尔滨文庙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孔庙，当然无可避免地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操控，每年举行两次丁祭，由地方长官为主祭，学校的学生在下面列队，陈设祭器、乐器和祭品，乐舞队伍皆穿古代礼服。祭孔开始，首先由长官出面训话，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孔孟之道，报效“大东亚共荣圈”，做“日满一德一心”的典范，训话之后全体三鞠躬，高举双手三呼万岁；接着，举行释奠礼的仪式，其中包含祭孔乐舞表演；祭典最后再次训话，要求人人都要学好《论语》，为“日满亲善”效忠，再次三呼万岁。日本侵略者共在哈尔滨文庙进行了二十几次祭孔活动。1932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这一年哈尔滨文庙破例没有举行祭孔大典。

抗日战争结束后，哈尔滨文庙被挪作他用，祭器、乐器及相关资料随即全部流失。

三、新时期的祭孔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文庙相继成为哈医大、哈军工的图书馆，及省军区仓库。1985年在文庙成立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文庙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回归，人们掀起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潮，在曲阜孔庙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孔庙纷纷恢复祭孔活动，2005年，举行了一次全世界性的联合祭孔。中央发出了“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奠活动”的号召，一度沉寂了60多年的哈尔滨文庙祭孔活动从2006年起开始恢复，并于每年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举行祭孔大典。

2006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祭孔大典，由于各种礼器和资料的缺乏，祭孔仪式采用了现代形式，向孔子献花，举行成人礼、儿童经典诵读及文艺表演。这次祭孔大典作为全国六个文庙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祭孔大典直播，形成广泛的影响。2007年，经过对相关资料的挖掘整理，祭孔大典中添加了祭器、乐器、祭服等用具，恢复了八佾舞的表演，这是建国后进行的首次古典式祭孔大典。2007年以后，祭孔大典由省委和各级政府领导出面主持，成为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都可以参加的公祭盛典。2008年和2009年文庙增设了钟、鼓，增加了“启户”等环节的内容，与曲阜孔庙联动，供奉孔子故里的圣土、圣水，使祭典更加趋向完备。2011年，哈尔滨文庙的祭孔大典被评定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祭孔活动总结范文第2篇

“黄帝之争”消息令人感慨。假若九泉之下的黄帝知道两省人们争着向他拜祭，恐怕也会感激涕零了。

时下不少地方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公祭之争活动。比如，今年2月26日，己丑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祭祀大典在河南淮阳达昊陵举行；而同在这天，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华胥陵前举行了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3月11日，纪念老子诞辰2580周年公祭大典也在老子故里河南鹿邑隆重举行。今年清明，曲阜首次在孔子诞生地尼山举行春季祭孔活动。据《长沙晚报》报道，今年6月26日将在炎帝陵举行“海内外道教界公祭炎帝祈福世界和谐大典”。面对越刮越猛的公祭之风，广东似乎也不甘落后。3月29日，广州市番禺大石镇北帝庙前筵开558席，庆贺北帝（北帝即道教尊神北方真武玄天上帝）诞辰，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广州海珠区也举行规模盛大的“北帝诞”。公祭对象，包括甚广。不仅孔子、周公等等历史人物榜上有名，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连带沾光。由于年代久远，记载这些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人物的典籍表述不尽一致，出现争摆神主牌的熙攘场面。

人们看到，林林总总的公祭活动，不但有民间组织发起倡议，更有地方政府在具体策划。为着公祭，不少地方不惜成本，大兴土木，还要四处拉客人、拉名人、拉领导作陪。一场公关下来花费多少人们心知肚明。前不久新华社披露，国家某重点贫困县竟然耗资1500万元举办了一次女娲公祭大典。早年，甘肃计划投资20亿元人民币打造中华伏羲文化园，欲将其建成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总体控制范围889公顷。2008年4月18日，位于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公开资料显示，这尊塑像历经20年建造，高106米，投资1.8亿元。二帝的两张脸加在一起的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单眼长3米多，鼻长8米。塑像累计用混凝土7000多立方米、钢材1500多吨、花岗岩6000多立方米。这些材料约可建造两座12层高的楼房。整座雕塑比美国自由女神像高出8米，比俄罗斯母亲像高2米。

对此起彼落的公祭先祖之争，近年媒体多有怨言。比如，曾有网友作讽刺诗一首：第一故乡难争先,想个名目建个园。老子虽非临洮人,却是本地来成仙。相比济宁三百亿,八千多万只等闲。名人抢光钱花净,纳税之人冤不冤?

祭孔活动总结范文第3篇

一、元代云南释奠礼乐

随着元代云南行省制度的建立，汉文献的相关记载也逐步得以完善，庙学在云南的历史脉络较此前更为清晰，释奠礼乐相关内容也出现明确记载。《元史》等正史中已出现以赛典赤、张立道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在云南初创庙学立孔庙的相关记载，许多碑刻及民间史料对元代庙学中具体的释奠及释菜等礼乐文化也都有明确记载，这些材料大致勾勒出元代云南所设庙学及释奠礼乐传承初期的轮廓。

（一）正史记载中的释奠礼乐正史记载中的元代云南庙学及释奠礼乐记载，是探索元代云南释奠礼乐的重要史料。《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传》载：“元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云南初劈。时云南子弟鲜知书，赛典赤教之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1］（P3065）《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载：“（至元）十五年（1278），（立道）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羲之）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11］（P3916～3917）元世祖于至元十九年（1282）“夏九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11］（P2032）《元史》卷一二五《忽辛传》载大德九年（1305），赛典赤子忽辛为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11］（P3069）从以上《元史》中的相关云南庙学的史料可知：元至十三年（1276），赛典赤在云南开创庙学并开始建立孔庙。至元十五年（1278），张立道在中庆路建孔子庙，置学舍，并招纳蜀士为为师。与此同时，云南初创的庙学已经开始在教师的带领下，以祭孔释菜礼祭祀孔子。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随着云南庙学建设，以孔子为代表的祭祀先贤先师的活动开始得到提倡和开展。

（二）地方志及民间野史中记载的释奠礼乐除以上正史外，此时期云南地方志、碑刻、民间野史中记载的相关史料，为了解该时期释奠礼乐提供了重要引证。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载：“至元甲戌七月抵大理，下车莅政，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中庆、大理两路设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充其职，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丁，仍收儒籍，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12］（P327）郭松年《中庆路大成庙记》载：“（中庆路庙学）经始干至元甲戌（1274）之冬，落成于丙子（1276）之春，是岁八月上丁，行释奠礼于新宫，牲币孔嘉，献享有仪，戴白垂龆，怡怡熙熙，乃观乃悦，于是华夏之风，灿然可观矣。”［13］（P368）又据何弘佐《中庆路学礼乐记》载：“至元甲戌（1274），命平章政事赛典赤建行省事于滇城……于是建学立师，隆庙貌之观，绘圣贤之像，为万姓瞻依之所。春秋释奠，讲礼肄乐……天历初，镇兵扇诸蛮作乱，典章文物扫荡无遗，学校礼乐，其所存者几稀矣。至元戊寅（1278），著作郎杜敏以亚中大夫来金南宪事，深惧学校废弛，礼乐不备……庚辰（1280）秋……谋于平章胜家奴……乘驿持镪五千缗市礼乐器于江之南。宪府又以衣服不备，委中庆路学录潘允文亦持千缗计贷于成都。”［14］（P372）从以上文献可知，至元丙子（1276）年，中庆路庙学落成之初，已于春秋二丁开始祭祀孔子，即至元丙子（1276）年中庆路庙学祭孔祀典已经行释奠礼，这是元代云南中庆路庙学举行释奠礼的明确记载。实际上，元代云南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由于兵变，中庆路庙学的学校礼乐及其设施常常遭遇破坏。至元六年（1278），为了能使中庆路庙学及时开展释奠礼仪，杜敏分别从江南和成都购置了乐器及衣服，为元代释奠礼乐在中庆路庙学的传播作了物质上的保障。除中庆路庙学外，此时期大理路也设置了庙学，并同时设立了提举以管理大理庙学。（见前引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大理路庙学得到建立的同时，庙学中开始出现祭孔活动。据《创大理文庙碑记》：“（大理路庙学）大殿两庑成于乙酉（1285）之冬，三门耳墙毕于丁亥（1287）之闰。圣像堂堂，从祀穆穆。每遇春秋二丁，告朔既望，僚属学宫、诸胥弟子环列于殿堂之下，礼毕明经，观者如堵。”［15］（P330）明代李浩《三迤随笔》亦云：“元初，胡人多崇儒者。至延，大理开科取士而崇儒。但无祭孔祀典颁行大理，知孔孟为圣人，至明平大理，叶榆为朱熹学识为贵。永乐初，始颁祭孔大典，议建孔庙。派学子入成都，学八佾大礼，制学制，立官学书院，于永乐四年起，祭孔于书院。以学官至生员，分次列班，至此，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大兴孔孟之举，开科取士，儒学大兴，儒者以科举为重。”［9］（P195）从地方志所载大理路庙学的祭孔活动看，大理路庙学大成庙及相关建筑于丁亥（1287）年已经建设完毕，同年有了祭孔活动，但祭孔限于“告朔既望”。此与明代李浩《三迤随笔》所载“但无祭孔祀典颁行大理”相印证可知，元代大理路庙学虽然已经开始举行祭孔活动，但仅限于举行不用乐的朔望活动。元代的云南，由于赛典赤、张立道及忽辛等相继努力，云南庙学逐步得到建立，中庆路及大理路的庙学中已经出现关于祭孔活动的明确记载，如中庆路庙学及大理路庙学都已经实行与中原时间一致的春秋两祭。当然，由于物质条件及文化条件所限，中庆路庙学虽然已经开始举行使用乐舞的释奠礼乐，但由于社会的动荡，中庆路庙学释奠礼乐的举行也只能是断断续续，未能长期维持。稍后建立的大理路庙学，虽然也出现了祭孔活动的明确记载，但由于条件所限，元代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庆路庙学及大理路庙学，其祭孔活动仅能以不用乐的上香或释菜等祭孔形式为主。元代，除中庆路庙学与大理路庙学外，在云南一些地区也先后办起了庙学，如至元（1271－1294）间创办的临安府学、石屏州学宫，大德（1298－1307）间创办澄江府学及泰定（1324－1328）间的河西县学、鹤庆府学等。元代庙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汉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总是以双向的方式进行的。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云：“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16］（P705）可见，对于多数元代云南人而言，元初庙学及以儒教为中心的汉文化，是一种陌生的事物，更是一种与本土传统文化不同的“异”文化。尽管这种“异”文化将在云南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这种新文化移植初期，云南人仍表现出的冷漠的态度。“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所描述的正是元代云南庙学初建时遭受冷遇的景象。对居住在云南的多数族群而言，庙学教育仍是陌生的，除个别地区外，整个云南社会当时的汉化水平，还未具备接受释奠礼乐的条件。因而元代庙学初建时，多数庙学以不用乐的释菜之礼代替了更为复杂、隆重的释奠礼仪及礼乐，释菜礼、上香等不用乐的祭孔仪式有可能是元代多数云南庙学的祭孔礼仪。由于云南历史上汉文化传播的不平衡，导致庙学所承担的包括释奠礼乐文化的传播，注定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有学者统计“有元一代科举中，云南所中进士才5人”，［17］（95）从以上元代云南科举考取功名人数的状况，可以推测元代整个云南社会对于汉文化的态度。从整个元代云南科举仅有五人的史实，可以看到庙学以儒教为中心的汉文化传播的曲折道路，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的状况。“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所描述的正是元代云南庙学初建时遭受冷遇的景象。虽然元代云南庙学的发展处于初期，许多庙学出现“士无专师，官无定职，故人士无闻焉”［18］（P960）的状况，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庙学的初步建立，为明代云南庙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释奠礼乐之乐器及其他相关物品主要见于中庆路庙学的相关记载，可知元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仅局限于中庆路庙学。从中庆路庙学之状况看，释奠礼乐乐器等也曾遭捣毁，可知元代云南社会，庙学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由于社会不稳定及汉文化整体水平不高的影响，庙学释奠礼乐的传承还存在一些困难。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庙学的建立，儒学的初步传播，为此后庙学释奠礼乐的传播，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

二、明代云南释奠礼乐

较之于元代，明代的云南社会有了一定变化。明政府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并开始了军屯制度，这使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云南人口民族的比例。这些移民对加快云南汉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云南各族群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有元代的基础，明代科举制度在云南的大力实施，使明代庙学在云南得到广泛建立，释奠礼乐的传承范围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一）明代庙学的发展庙学作为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场所，它的建立及拓展是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依托。首先，明代中央政府加大了云南科举的力度。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始平，朱元璋即发告示云：“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19］其次，明代，加强了云南庙学教育的传播与管理。在汉文化有一定积累的地区，相继建立起学校，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先后在滇东、滇中、滇西、滇南等地广泛建立起庙学。这期间建立的庙学主要包括：洪武（1368－1398）间设立的通海县学、元江州学、宁州学宫、阿迷州学、峨县学宫、蒙自县学宫、永平县学、剑川州庙学、楚雄府学、南安州学宫、曲靖府学。永乐（1403－1424）间设立的楚雄县学、姚州学宫。成化（1465－1487）建设立的腾越州学。正德（1506－1521）间设立的寻甸州学、平彝县学。嘉靖（1522－1566）间设立的瞮益州学、陆凉州学、马龙州学、保山县学、大姚县学宫、定远县学宫、宣威州学宫、镇雄州学。隆庆（1567－1572）间设立的河阳县学、新兴州学、新平县学。万历（1573－1620）间设立的顺宁府学宫、云州学宫、保山县学、罗平州学等。①为了加强庙学管理，明政府在加大云南庙学建设力度的同时，在云南各府、州、县设立了专司教育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官员。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也有了学习机会。有的上层人物子弟还被选送京师国子监，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云南罗罗土官遣其二子入监读书，洪武二十二年（1390）西南夷乌蒙芒部土官皆遣子入学”［20］（P1）等等。明代云南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庙学数量与获取功名人数的增长两个方面。相关明代庙学建设的状况，文献有较多记载。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二载：“明永乐十年（1412）三月丙申，云南左参政吕明善言：‘武定、寻甸、广西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上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与之耳’。”［2］（P5）据《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传》载：“永乐十五（1417）年，顺州知州王义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届，言语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教育’，从之［21］（P8093）。”又载：“（永乐）十六年（1418），丽江府庞文郁言：‘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21］（P8099）明代的云南，庙学不仅在汉文化积累较深的地区得到建立，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庙学也得到了建立。据明代万历（1573－1620）末云南布政参仪谢肇膌撰《滇略》卷四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戌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理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5］（P699）从文献记载看，由于庙学的广泛建立，到明代万历末，云南部分地区的族群、衣冠及语言、习俗，都出现了汉化的局面。学者相关研究表明：“至明末天启（1621年始）间，云南省计有儒学63所、社学163所、书院48所……至崇祯末，全省儒学在原基础上有增加，共73所，书院则达65所。”［22］（P440～441）以上云南明代庙学统计数据结果显示，明代云南庙学已经形成一个稳固的体统。云南不仅庙学数量有了增长，获得进士功名的人数较之于元代也有了较大变化。明代云南庙学的广泛建立与本土文人的产生，不仅对汉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释奠礼乐的进一步传承奠定了基础。

（二）明代释奠礼乐的发展随着庙学的发展，明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范围也得到拓展。明代的云南，已经出现了陈文纂修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李元阳编纂万历《云南通志》、周季凤纂修的正德《云南通志》、谢肇膌编纂的《滇略》及刘文征撰的天启《滇志》等省通志，云南部分府、州也出现了地方志书。以上地方志书对明代云南释奠礼乐也已经有一些相关记载。天启《滇志》为明代最后纂修的一部云南省志，史学家方国瑜认为“天启《滇志》为明代云南志书中最为完备的一部”。［23］（P274）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八《学校》志中，对云南整体庙学及释奠礼乐有了明确的记载，为了解明代云南礼乐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现将明代天启《滇志》所载云南明代释奠礼乐（雅乐）相关记载整理成如下表格（见表1－1）。从天启《滇志》对云南各府释奠礼乐的记载情况看，天启时，云南庙学释奠礼乐在云南地称呼为庙学雅乐。至天启时，云南18个府、州建有庙学，除元江府与广南府外，其中16个府的庙学已经出现“经籍、雅乐、祭器皆备”的情况，释奠礼乐文化的释奠仪式及乐舞皆有可能已经在16个府的庙学中出现。由于文献记载对各府庙学释奠礼乐的记载仅限于以上简单的描述，所以仍无法进一步了解当时云南各地释奠礼乐文化相关的具体乐器配置、乐曲及其他传承传播状况。但天启《滇志》中对云南府庙学及释奠礼乐相关的记载，为进一步了解明代云南庙学释奠礼乐文化提供了依据。刘文征天启《滇志》，不仅对全省18个地方府庙学及雅乐（释奠礼乐）有大致描述，对云南文化、政治中心云南府的庙学释奠礼乐有着更为细致、详细的描述。明代的云南府，按当时云南郡县建置，包括当时的晋宁州、安宁州、昆阳州、嵩明州（相当于今天的昆明地区）。其中庙学的记载主要包括了：经籍、祭器、乐器、射器，并附有三器考（文庙祭器、文庙乐器、乡射礼器）及部分释奠乐章的律吕谱、完整的文庙乐舞图等，现将以上史料分类摘录如下：经籍，经之类九：《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五经白文》《五经集注》《尔雅注疏》《周礼》《春秋左传》《国语》《大学衍义》。祭器：旧制云雷尊一，象尊一、牺尊一、大尊二、爵八十三，二十六，簋四十四，香炉三十二，烛二十六，俱以铜为之。酒樽三，俱以锡为之。提学佥事邓原岳制爵七十，烛四十四，香炉九，笾豆三百三十五，盛毛血盘二十一，盥盘五，酒器五，酒樽架一，俱以铜为之。射器：福一，丰一、布候一、旌十、钟一、朴一。其中乐器：麾一、籾一、?一、琴六、瑟二、笙、箫、笛、篪、埙、排箫、编磬十六、编钟十六、节二、舞羽三十六。乐舞八佾：共八十八人，提学副使江和汰补，新制衣冠全。［24］（P276）以上为云南府天启时配备的祭器、乐器、乐舞的状况。与明代内地释奠礼乐相关文献相比，云南府庙学的释奠乐器配置基本完备，但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文献材料，目前对明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了解也只能是局部的、片段的。该书中附有三器考，对祭孔文庙祭器、文庙乐器、乡射礼器进行了介绍。其《祭孔乐章》，如下：天启《滇志》载部分明代释奠乐章。又有明代释奠乐舞图，如下：天启《滇志》载释奠乐舞舞容。通过对天启《滇志》所载明代释奠礼乐中三个配乐舞乐章的乐谱及歌词进行梳理，可知，与明代洪武六年（1373）颁布，由詹同、冷谦作曲（仲吕立宫）的释奠乐章音乐旋律及乐章名称、歌词内容完全一致。［25］（P1552～1553）嘉靖孔庙改制，仅将其中“王”字改为“师”字。由此可以进一步判断，此乐章是明代洪武六年（1373）明政府颁布并通行全国的释奠礼乐乐章。遗憾的是，天启《滇志》所载的明代释奠乐章并不完整，这说明明代云南释奠礼乐虽然已经得到传承，但就总体而言，各级地方官员及政府对其重视的程度与清代相比仍然有十分明显的差距。本文认为以上明代释奠礼乐在云南的传承状况，实际上与明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政策相关，也与明政府对云南社会的整体控制力相关。显然，明中央在云南的文化及民族政策相对于清代的政策而言，较为宽松也较为柔和。通过对天启《滇志》所载释奠礼乐乐舞文字的梳理可知，至迟在天启年间，明代释奠礼乐的乐舞图示已经有完整的版本传入云南。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明代释奠礼乐的舞容，既不同于明嘉靖年间所颁布的释奠乐舞谱，也不同于明万历年间颁布的释奠乐谱。对于此种状况，笔者关注到天启《滇志》的另一条文献记载：“祭器雅乐，著在令甲，而残缺失次者，亦复不少。射礼久废不讲，学宫藏射器，亦寓殷序之义于十一乎，然与羊等耳。往与晋江王慕萼氏畿讨究三器，此君传雅君子也。为一一析其义意，为书曰《三器考》，时又得《乐舞图》，曾刻于成都，此中随肄业有专门，而沿袭舛讹，熟究而熟正之，郡国之乐，止见文庙，忍令失次，不为之所也？今并附刻，庶几见文治一斑云。”［24］（P276）从以上释奠礼乐明代在云南传承传播的内容及其他相关历史信息看，明代释奠礼乐在云南的传承有可能并非直接源自明朝廷。首先，天启《滇志》所载释奠乐章并不完整，所载释奠乐章仅为有乐舞舞谱的部分，而此套乐舞不同于明代颁布的载于《阙里旧志》与《阙里新志》的舞容。明代地方志所载释奠乐舞，并未严格按照明朝廷颁布的乐舞图进行记载，结合明代中央政府对云南相对宽松的各种政策，反映出明代中央政权对云南文化教育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格，云南地方政府对云南教育文化可能拥有一定的自。这就为明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途径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总之，以上明代天启《滇志》相关释奠礼乐祭器、乐器、乐舞及部分乐章的相关记载，为研究云南明代释奠礼乐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从文献记载看，与元代相比，明代庙学已经在云南更广泛的地域内得以建立，作为释奠礼乐传承载体，庙学的建立使释奠礼乐在云南传承的地域得到拓展。与此同时，文献对释奠乐章、乐器及乐舞的相关记载也比元代更为丰富。虽然明代对于云南庙学释奠礼乐文化的相关记载与元代相比显得更为丰富，但仍有明显的局限性。凭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可知，释奠礼乐明代在云南已经逐步得到传承。明代最为完备的天启《滇志》对云南府庙学的记录最为详细，除此之外，对大理府、临安府等庙学虽有记载，但都十分简略。这使研究者无法详细了解云南其他地区释奠礼乐的传承情况，这种状况直至清代才得到改善。

三、结语

祭孔活动总结范文第4篇

例题

祭孔：大典还是大戏？

周国平

9月28日上午,喧闹了一些日子的“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如期举行。 我对这些年来越闹越欢的祭孔活动一直心存疑问。

作为地方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自然少不了专家们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专家们宣称,祭孔的宗旨是复兴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确,孔子思想及其久远影响形成了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可是,对于这样形成的传统文化恰恰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事实上,自汉代以降,正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得到了强化,被立为正统,这就是抹杀人性尊严和个性价值的一整套等级伦理观念。这套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在发生作用,阻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孔子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诸如“和而不同”之类的思想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但是,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批判作为儒家文化之核心的等级伦理观念,倡导尊重一切个人的生命权利和人性尊严的人文精神。就总体而言,儒家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今日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不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只能是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各种变革。

然而,专家们还有更大的雄心,他们期望通过祭孔来扩大儒家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启迪人们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曲阜大典的祭文颂曰：“全球祭孔,五洲同风。”此言不免夸大了吧。

大话之下,必有自欺。我丝毫不低估孔子的世界性意义,但这种意义肯定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就像苏格拉底的意义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一样。凡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精神伟人,其思想必定深入地触及了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因此才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孔子也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出现了四位世界性的精神伟人,即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其思想的共同内涵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阐明”。孔子思想中这种超越于他的时代和民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体现在注重个人内在精神追求和人格修养的为学处世态度上。然而,除了在宋儒那里,这个合理内核皆遭忽略,而在历代祭孔闹剧中越发遮蔽不明了。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或者被神化,成为祭拜的偶像,或者被妖魔化,成为打倒的对象,其实都是充当了统治的道具。要正确理解孔子的价值,唯有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从未听说西方人祭苏格拉底,若问西方人是怎样继承苏格拉底的精神遗产的,请看从柏拉图到今天的大师迭出的西方哲学史。

问题 根据全文概括作者反对如此大张旗鼓地“祭孔”的理由。

解析 一、 认真审题,定向扫描。明确题干限定的答题内容及其在文章的位置,锁定具体的段、句、词,揣摩上下文的意思。比如,要求从“全文”去概括,就提示了要理顺全文；概括的内容“反对大张旗鼓地‘祭孔’”就规定了答题的角度、思路。

二、 圈出关键词句、理清文脉。圈出与题意相关的所有关键词句,梳理文章的行文思路。本文一开始就有“我对越闹越欢的祭孔活动一直心存疑问”,接下来引出作者对孔子思想的看法,“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得到了强化,被立为正统”、“抹杀人性尊严和个性价值的”、“阻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从而得出“儒家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今日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不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复兴”的结论。然后,先肯定孔子的世界性意义,引出“孔子或者被神化,成为祭拜的偶像,或者被妖魔化,成为打倒的对象,其实都是充当了统治的道具”的观点。文章最后总结出“要正确理解孔子的价值,唯有把他还原成一个人”的观点。

三、 抓关键词句,筛选信息,组织答案。组织答案,最大的忌讳是从原文中照抄,不归类整理、分条表述。例如,作者反对大张旗鼓“祭孔”的理由,分散于文章的各处,就需要提炼,重新组织,不可照抄原文,尽量做到“言之有据、有序”。经过筛选、提炼,答案如下： ①孔子的思想当中有许多糟粕,无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②历史上“祭孔”只是将孔子作为统治的道具；③现在的“祭孔”并没有真正理解重视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内核。

归纳 概括分析作者的观点态度,都必须找到相关的概括性语句。重点要把握两个要领：第一,根据论述文文体特征,注意文章首、尾段落的关键词句,每段的开头结尾和起承转合之处的关键文字；第二,区别概括性语句和叙述性语句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能从众多文字中分辨出概括性文字。

现场练兵

绘 画

林语堂

当反对琐细工匠手法的变革到来之时,出现了王维。他本人也是第一流的山水画家。他把中国诗歌的精神与技巧引入其中,有印象主义、抒情性、气韵的强调以及泛神论。这样看来,这位使中国绘画人享盛誉的“南宗之祖”,是受了中国诗歌的熏陶的。

这种绘画世称“士夫画”,又称“文人画”。到了11世纪,由于坡、米芾及其儿子米友仁等宋代学者的影响,这种绘画变得更为简朴,主观性更为强烈。

中国的画家们遗留下了卷帙浩瀚、内容深奥的艺术批评论著。他们将“形”(物体的物理形状)、“理”(内部的法则或精神)和“意”(艺术家本人的观念)区别开来。“士夫画”就是对被动的写真手法的反抗。这种手法,古往今来例证俯拾皆是。宋代学者尤重于“理”,即事物的内部精神。

单纯追求细节精确的绘画是商业画家们之所为,而真正称得上是艺术的绘画应该致力于表现精神。

然而,这种绘画不是专业艺术家所作,而是文人学士之所为,这一点很有深刻含义。正是这种业余性质,使他们能够用一种轻松愉快的精神去作画。

作画是文人学士们娱乐消遣的手段,一如书法与绘画的作用。他们没有沉重的精神负担,似乎文人学士们的书法已经很有造诣,还有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到其他艺术上去,以之为一种快乐而有趣的调剂。二者所使用的工具完全相同：同样的立轴,同样的笔墨,同样的清水,一切都置于案头,也不需要什么调色板。米芾这个士夫画的大家之一,有时甚至以一卷纸来代替画笔,或用甘蔗渣和莲梗代替。

当灵感和腕底的魔力到来之际,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使用的。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传达基本韵律的艺术,其余都在其次。今天甚至有用的手指和灵活的舌尖作画,蘸上墨汁涂于纸上的。绘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人学士的消遣。

这种游戏的情绪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绘画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称为“逸”,此词最贴近的英译为“fugitivenelss”,即“即兴”“漂泊”等意,但同时也要有“浪漫主义”和“退隐精神”等意。李白的诗篇也正是因这种轻松愉快的浪漫主义特性著称的。这种“逸”的特质被誉为士夫画的最高标准,它来自游戏精神。如同道学一般,它也是人类为逃避喧闹尘世、获得心灵自由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如果我们意识到文人学士的精神是如何被限制在道德与政治的框架内的,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愿望了。士大夫们至少在绘画上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恢复他们的自由的。

(有删节)

1. 从文中看,“士夫画”有哪些特征？请分条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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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认为形成“士夫画”艺术特征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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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①画面简朴；②主观性强烈；③重视表现精神(或“逸”)。

祭孔活动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肇庆府学宫 文物活化 创新发展 文化资源共享

一、千年沧桑：肇庆府学宫的历史沿革

据《肇庆市志》[1]及《广东肇庆府两学教官考》一文[2]，并参考清代康熙肇庆府城图中的“（肇庆）府学、（高要）县学”（图1），可知今位于肇庆正东路的文庙（挂牌称“高要学宫”）实际上是肇庆府学宫；而所谓高要（县）学宫原在肇庆城中路，今已毁。

广东肇庆府学宫，建于北宋，迄今近千年，是广东地区罕见的府级学宫，1979年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广东肇庆府两学教官考》一文载：“肇庆府学宫原址在肇庆府城之内，崇宁（1102-1106）初迁建于府城东一里（即今址）。郡守毛衍经始，历林景、张渐两守乃成之。绍兴（1131-1162）间，郡守李麟、郑起沃增创。元代又修葺，后毁于兵。明洪武二年（1369），知府步从信鼎建，十六年置学田。宣德间，知府王撤其陋而新之。天顺初，流劫再毁之，知府黄瑜迁建于府城中。嘉靖十一年（1532），巡按御史吴麟、知府钱铎复迁于今所。明万历间，知府王泮弘拓而规恢之。清康熙、乾隆、道光间，曾多次修葺。民国时期，学宫又遭重创，仅大成殿、西庑等古建筑得以幸存。”[2]解放前后，肇庆府学宫一度荒废，1959年广东省政府拨款抢修府学宫大成殿。期g曾短暂作为高要县博物馆馆址。

二、修复重光：肇庆府学宫的重新开放

正如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3]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肇庆府学宫在上世纪80年代未能进行整体修缮， 再加上经受了长期的风雨侵蚀和其它自然力破坏，主体建筑大成殿，两庑等文物古建筑严重损毁，出现虫蛀、倾斜、局部坍塌等安全隐患。

近年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到现场调研视察，为肇庆府学宫保护规划、修缮、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2009年5月，肇庆市政府拨款200万元将府学宫里常住人员和单位搬迁，从高要市政府接收后交由肇庆市博物馆管理使用。2010年，市文广新局组织开展了府学宫修缮保护工程，工程得到了国家文化部和省文化厅的支持， 中央和省财政下拨补助经费320万元，市政府投入520万元先后实施两期的修缮保护工程。府学宫的修缮保护工程，严格遵守文物维修的有关规定，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维修原则，注重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尽可能保留原构件，遵循保护文物环境原则。

为迎接学宫开放，市博物馆加大力度整治、美化学宫环境。在学宫庭院内种植草坪与桂花树，平整洗手间前道路，清理学宫东侧空地杂物，将空地整治为可开展农耕活动的庭院。着力整理庭院内有历史价值的实物，将一些古旧石条、柱础整理置于庭院一角，加以说明，使之成为可供游客参观的文物景观。

同时为规范游客参观秩序，保障参观安全，学宫制定了《肇庆府学宫安全保卫岗位职责及纪律守则》、《消防安全制度》、《每日安全巡查制度》、《文物捐款箱管理制度》等制度，拟定岗位责任，明确责任，规范内部管理。景区内设置了开放制度、参观须知、景区简介、景区导览图、文物景区历史沿革、景区功能指引、安全警示、文物说明牌等，指引观众有序参观。

至2016年5月17日，肇庆府学宫修缮保护工程的圆满竣工，并重新对公众免费开放。维修后的府学宫流光溢彩，庄严凝重，古朴大方，巍然屹立在肇庆千年古城之边上。

三、创新发展：肇庆府学宫的运营管理

肇庆府学宫是肇庆市博物馆下辖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5月肇庆府学宫重新修复后正式对外开放。肇庆市博物馆面对府学宫这样一个新接管的文物景点，编制少、经费紧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新的挑战。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在坚持科学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肇庆市博物馆积极推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充分发挥肇庆府学宫的文物价值。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积极创新思路，借助社会力量，与社会各界共建学宫，共有30多家学校、企业及社会团体参与并全力支持学宫的硬件建设与文化活动举办；同时努力创新文物活化形式，实现文化资源的社会共享。

首先，在肇庆市博物馆的推动下，府学宫获得主管部门以及同行的帮助，争取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顺利开展各项活动，发挥文物景点的阵地作用。在肇庆市文广新局与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的支持下，府学宫成功举办了《广东状元图片展》、《烁金繁花――珐琅工艺精品展》等展览；在肇庆市文明办对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项目的支持下，府学宫顺利开展了“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国学诵读比赛”大型专题活动、《传承文物，温暖成长路》特色展览、组织举办了道德讲堂以及多期“智慧大讲堂”公益课。在政府的支持下，府学宫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活动逐渐丰富，让广大市民及游客自觉感受、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为了展现肇庆府学宫特有的传统文化，让广大市民对学宫文化有更形像深刻的认知，学宫借助外界力量，扬长避短，较成功地推进了这项工作。在人员少、资金缺的情况下，学宫绕其道而行之，积极与社会各界紧密联系，争取外界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开展专题活动和搭建公益平台。开放以来，与企业、社团以及公益团体共同合作，成功开展了“首届学童开笔礼”、“孔子诞辰2567周年活动暨首届秋祭大典”等比较大型的传统文化活动，累计举办专题活动16场，接待群众2万多人次，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与社会团体合作比较成功的典型例子是举办“孔子诞辰2567周年活动暨首届秋祭大典”活动。首届秋祭仪式沿用的是广东省非物质文物遗产项目――德庆学宫祭孔的形式，内容包括：开庙门、迎宾六佾舞、诵读经典、学子舞、宣读祭文及焚香祭祀等。整个祭孔过程仪音有阵，古朴庄严，充分展现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岭南儒学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各界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

这次秋祭大典活动由府学宫与孔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使祭孔大典得以圆满成功举办。两者的合作建立在互补互利的共赢基础上。首先，府学宫在弘扬儒学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场地优势，缺的是人员与资金；而孔子历史文化研究会有着比较雄厚的人力资源，在资金筹措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缺的却是一个儒学文化的展现平台。府学宫与孔子历史文化研究会两者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刚好形成互补，从而奠定了双方合作共赢的基础。其次，府学宫作为市博物馆下辖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活动的方案、组织与实施有着主导和把控全局的作用，保障了活动的效果；而孔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市博物馆的指导下，配合府学宫的实际情况，出资并组织执行“孔子诞辰2567周年活动暨首届秋祭大典”活动，解决了学宫的实际问题，使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最后，双方合作达到双赢。府学宫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成功举办了首场届祭孔活动，充分发挥府学宫的社会职能，传承中化优秀文化精髓，让人们认识了府学宫、认识了祭孔的传统，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孔子文化研究会能够在有着深厚儒学文化底N的场地里展现颇具规模的传统礼祭活动，以纪念一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影响深远。

最后，学宫重新开放的短短半年中，得到的支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使学宫的文化影响力得以较快地传播到社会大众之中。开放以来，除了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给予学宫大力支持外，肇庆市星岩书院、肇庆市孔子历史文化研究会、肇庆市晴天语言艺术培训中心、肇庆市善助爱心会、肇庆市爱民三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肇庆市美好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工商职业学院等 30多家学校、企业、社团也纷纷给予支持。在他们的襄助下，学宫得以购置课堂设备设施，布置活动场景，实施各项活动，共同推动学宫发展，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获得市民的一致好评。

四、“智慧大讲堂”：肇庆府学宫的共享文化

学宫是开展儒家文化及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为充分挖掘肇庆府学宫的文化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肇庆市博物馆积极创建高要学宫“智慧大讲堂”这一文化品牌，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智慧大讲堂”旨在打造学宫教育品牌，借助社会力量，结合社会优秀资源，开展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圣贤智慧等方面的高品质讲座与文化艺术展示活动，使学宫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儒雅学堂。

平台建立后，“智慧大讲堂”陆续举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试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引古论事的智慧》、《生命的奥秘与养生智慧》、《礼乐文化与古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等公益讲座，肇庆电视台以及《西江日报》、《肇庆都市报》、《肇庆文明网》等多家媒体分别进行了报道，《西江日报》特约评论员发文作好评。2017年，《智慧大讲堂》以学宫作为主要阵地，走出学宫的大门，向博物馆各文物景点出发。在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梅庵举行公益讲座《品味传奇人生 感悟善大智慧――解读首品》等。

结语

肇庆府学宫对外开放后，通过发展与创新，对文物景点进行活化利用，逐渐成为一个既为大众共有也为大众所共享的、展现岭南儒学文化和传统礼仪的文化景区和孔学文化推广中心。以灵活多变的思维活化古建，为提高社会民众整体素质、创建和谐社会作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肇庆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0）：P582-583；

〔2〕刘晓生.广东肇庆府两学教官考.//陈洪兴.孔庙文化的守望与拓展.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12）：P4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