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散文；超越；文化人格；文明；价值

[DOI]10.13939/ki.zgsc.2016.22.273

20世纪末期，余秋雨的散文，在海峡两岸刮起了一阵旋风，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余秋雨台湾演讲》《霜冷长河》，乃至于《千年一叹》等，篇篇动人，本本畅销，在出版业不甚景气的情况下，创造了书市的奇迹。余秋雨的散文，魅力无边，风靡广远，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引人入胜，风起云涌，使读者心驰神往，眉飞色舞，从而形成了余氏特有的历史、文化凝重的美学空间效果。

1 对传统散文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蜕去了解放初期的稚嫩步态，恢复了“五四”以来的精神，又包容了90年代特有的文化意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这时成就最大的莫属余秋雨了，他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着民族、历史、文化，着力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范式，完成了作者对当代散文的超越。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首先，表现在独特的思想文化境界上，也就是说，表现在对文化的深刻洞察上，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但种种“载道”精神的继承，不是以文学的形式来传道和布道，而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关注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他的作品矫正了一些僵化死板的教化性文学观念，既审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形态，又拷问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既考察正史所记载的正统话题，又剖析野史也很少触及的非主流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以人文观念理性地反思“文化是民族精神”（本尼迪克语）这一主题，当我们读过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后，不难发现他在文化精神上建立了独到的“道场”，而且这是一个丰富深邃、宁静淡远又透着无限生机的“精神道场”。例如对于苏州，游得人多了，理解也就多了，一般意义上只认为它园林雅致、庭院幽深，最大的文化探求也不过认为它只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地，是以景观的欣赏体会其中阴柔、温情、小家碧玉式的文化生态。而余秋雨则认为苏州这个温柔之乡也有理性的存在，作者透过文物景观的表象，将苏州默默忍受着、委曲着战争，甚至于时间久远，世事苍桑，仍保留着曾带给他们灾害者的足迹，最后将矛头对准了“九千岁”，作者的目光专注的是园林依旧、桃花依旧前后深藏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洞察、文化审视和文化关怀是前所未有的。再如他认为海南岛由于和大陆隔着一道天然的海峡，所以两者的自然形态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区别，这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的燥热和严寒，也挡住了中原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它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形态，而一旦与大陆发生关系，这种形态就具有一种反叛性和挑战性，对海峡对岸的激动和反常表现出一种漠然，对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蔑视，这和当代散文中只是对政治的附会、对历史的谴责和企图表现“自我”而却往往使“生活”丧失、“自我”沉沦的散文不同，他的散文避开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羁绊，试图从海南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形态，直指民族心灵深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指向未来。

其次，表现在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其根本原因是作者在散文中保持了自己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中又包含了对一代文人的品味、关注和思考，作者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笔端，而这个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者的文化生命和“万解源泉，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文化，最终由文化展露民族的存在状态，摆脱了当代散文几十年来“小体会”“小摆设”的樊篱。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他的主体意识深深蕴含着对历史的洞察，对未来的执着，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余秋雨的散文抛开俗常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上的东西，从历史和现实进行极其深切的感悟，其中的欢愉、忧思、苦恼都与历史、现实、未来紧密契合，从而构成一个多维结构的立体化主体意识。

2 对健全文化人格的探寻

艺术的创作是具有个体性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特异的话语模式与语语形态。这些都被赋予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我们解析作家作品的钥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这种钥匙便是“人格”。人格，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的总和，也指人们的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而文化人格则是作为文人或文化人所集中体现的品格。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作者重提了这一千古的话题，“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显然是一个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性的问题，而余秋雨的散文正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进行寻觅和推演，构建了一个健康的文化人格。在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中，他呼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他的散文不只是为情造文，而是着重为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的人格”写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可以说这是对“五四”文化的遥远回应。如果说“五四”先驱们自觉地把这项重建工作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那么，余秋雨则企图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在政治不到场的情况下，把这一项艰苦而伟大的使命直接托付于文化，余秋雨的逻辑是：民族/文化―文化人/精英―人格。余秋雨认为民族的强劲依赖于文化的发达，又维系于知识分子（文化人），因而知识分子（文化人）如坡、朱熹等，他们人格的健全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散文中对重建民族健全而响亮人格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和执着，为散文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超越。余秋雨在散文中着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进行了剖析，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的非主流非正统文化人格，如贬官文化人格、隐逸文化人格等的健全进行解构。

3 对文明的沉重思考

人类从蛮荒到今天已度过了数千年的历史，关于蒙昧、野蛮和文明一直是古今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而余秋雨对文明无休止地探索和思考，对文化的反思甚至达到了一种“准宗教式的狂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创造过什么宗教，或者说信仰上不皈依于某种宗教，宗教意味相对来说是淡的，但他们在观照、思考人间的事物时，却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趋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自觉地承担起“拯救文明、普度众生”的使命。余秋雨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求“拯救文明”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心目中理想的文明是建立一个以真善美为核心的道德机制。如在《西湖梦》中，西湖是人间天堂，美景之最，余秋雨引用一位日本和尚虽不高明但极贴切的赞美表达了他对西湖的评价：“它积贮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真善美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余秋雨的笔下，人格之真、风物之美，因为缺失了某些因素而成为有缺失的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提到“不存在文明前提”时有三个例子：法西期屠杀婴儿、造反派烧毁古画、小学生推坐满大人的汽车，目标都指向了“恶”――蒙昧和野蛮的代名词，即善――文明的对立面，因为文明是善的。他认为要重建文明，首先文化人的品行必须是端庄的，余秋雨心中文明重建的核心结构，是以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文化和人格。余秋雨在急切呼唤的同时，对文明也进行了沉重的思考。余秋雨的散文是以中国历史为经线，各个时期文化的横断面为纬线，将理性的思考寓于散文的载体中，并将“文明”这一主题贯穿融化于其间，以此表现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和文化步履艰难的沉重。“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的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当成文明。”他的散文正是通过向读者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一幕幕蒙昧、野蛮和文明相互搏杀的悲喜剧，提炼出许多令人叹息、发人深省的有关文明的沉重思考。作者在《坡突圈》中叙述坡贬谪黄州这段经历时，展现的是一幕幕文化史上的悲剧，甚至丑剧。在对坡的“围剿”运动中不要说因妒忌而生害人之心的“倒苏”派代表李定、舒澶、王硅、李宜之等，甚至包括沈括这样的人也在“其中”，试问“东坡何罪”？独心名太“高”。于是坡的贬谪，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置身于文化之中的野蛮和文明的“围剿”和“反围剿”。

余秋雨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同时又身居都市的现代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作家通过对祖国山川美景进行考察的漫溯中，对民族文明的脉胳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深深地表达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命运以及华夏文明的忧患和关怀。通过余秋雨的散文，不论是《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还是《山居笔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散文家，而且是一位洋溢着文化气质的哲人。读他的散文如同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今，浮想联翩，感受到仿佛是源本于生命感悟的人生关怀，历史的沉重感，现实的紧迫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深忧患意识和对拯救文明的强烈愿望。余秋雨站在文学的立场上，阐释了历史，反思了文明，这正是他的散文在文化方面的取向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余秋雨.秋雨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2]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3]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4]韩石山.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余秋雨的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文人;忧患意识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里说“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是的，我们跟着秋雨先生所走过的路十分沉重，在那里山水名胜已不再是自然的山水，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历史的演变，无情的景观因为太多人的参与而变得碎落，复杂，悲壮。鲁迅先生曾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而秋雨散文正是带领我们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的破灭，珍贵的消亡，我们越走越沉醉，越走越难过，越走越深思。这一幕幕造物主的恩惠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破落？在悠悠时空岁月里又是谁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也许一切答案都显得是那样的迷糊和苦涩。然而辛辛苦苦作了一次旅程总该是有收获的，秋雨先生知道“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也许还是会回来的。

（一）对中国文化的忧患

秋雨散文大多是借文化古迹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脚迹，思考中国文化和文人的命运奠定了大多数秋雨散文的基调，作者从每一景，每一物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国文人的心态演变，并夹着着历史的沉重感去思考着，于是导致从没有哪本散文集像《文化苦旅》这般充满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一开篇《道士塔》就走的这样悲壮而沉重，敦煌文化，“沙漠中的牡丹”中国文化的精粹，却在一个龌蹉的道士手里败下阵来，而作者对这样的一个将敦煌文化卖给外国侵略者就像“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一样随意”的行为会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和无奈。王道士只是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丑，却在中华民族的心坎里留下了如此深的一笔伤痕：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②

先辈的勤劳和心血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一个个数字很是刺眼，每个数字都是对王道士沉重的审判，也是作者无尽的忧伤，这样的原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偌大的中国因为穷而无力保护自己的文化，是么？可是作者却一针见血的发现：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真的是穷么？只是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花天酒地，更愿意把这些东西作为讨好官僚作为晋升工具的谄媚而已，面对这样的事情，作者很无奈，也只好逼着自己相信一个很难说服自己的现实：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此段道出了作者对敦煌的深爱，对敦煌破坏的痛心疾首，对偌大的中国文化被任意破坏，作践的忧愤。民族的悲哀在余秋雨先生的心里疯狂的撕裂，他恨不得上前去阻止这一切，哪怕粉身碎骨也再所不惜，可是他又怎能阻止得了呢，他只能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然而作者发现这样巨大的一个民族悲剧竟然只得让一个小小的道士来抗的时候，除了恨，再也找不到其他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悲愤了。但是一句“我好恨”恨的是多么无奈，恨的多么辛酸，恨的多么痛苦。

余秋雨用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独到的思想见识、丰富雄浑的想象力与精湛博大的思考能力相结合，表达出了对中国文化命运深沉的忧患和反思，发人深省。而用理性的眼光去发现忧患，反映忧患俨然成就了秋雨散文反省文化的最重要一笔。作者揭示的现实如一盆冰冷的水泼向了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祖辈呕心沥血创造的灿烂文化，到了我们这一辈手中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古语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道士塔就像一面镜子，丑陋的王道士，低俗的官员都是一面面镜子，我们可以一一对照，今天的我们是走在破坏还是建设的道路上呢？在思考过后，余秋雨先生使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对那些破坏民族文化的行为义愤填膺，燃起了我们下决心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好好珍惜五千年积累下来的博大精深。

（二）对中国文人的忧患

余秋雨先生首当其冲是一个文化人，文化人在关注文化的历史命运之时又不得不将笔端指向了自己――中国文人。中国的历史太长，文化太重，在中国当一个文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文人又谈何容易呢？在《文化苦旅》里，先生的笔端在山水翱游之时也不得不涉及他们，而一旦涉及就难以轻易脱身，轻松离开。

1.文人命运多舛

忧国忧民常常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写照，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对中国文人最好的概括。在《文化苦旅》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文人艰难多舛的命运历程，如《柳侯祠》里那个颠簸流离的柳宗元：

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我们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政治桎梏，在一种畸形的社会下一个文人的命运注定要坎坷难行，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文人们往往又走向了山水，去寻找他们精神的家园，追求人生的价值。而《文化苦旅》又是余秋雨先生在踏寻山水之后的力作，在与山水的亲密接触之中自然和山水背后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历程发生了联系，使得《文化苦旅》站在今天的时代带着沉重的笔调去探索中国文人的成长历程和人文价值，描述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文人的艰辛和他不得不与命运抗争的迷惘。

2.文人成长艰辛

在书中涉及文化人的篇目很多，如《风雨天一阁 》和《青云谱断想 》等文章，直接把笔触指向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了中国文人艰难的心里路历程，为了延续那份文化良知，为了文人心中的那份信仰，他们必须“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才能实现文化的延续。然而当这些艺术家用一生的热情和时间创造的成果在今天陈列在各大博物馆的时候，当秋雨先生面对熙熙攘攘的游客为现代艺术家欢呼的时候，又怎么能不为我们历史上那么多文人耗尽一生，守着的一份艺术信仰的品质正在悄然流失而忧患呢？秋雨散文清晰而冷静的指向了这里，满含深情的告诫我们：

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我相信这是余秋雨先生发自肺腑的心声，是在看了太多，走了太多之后对中国文人精神遗落的哀叹，也是对中国文人深深的希冀。

3.文人生活不易

另外如《藏书忧》等文章 ，把笔端指向了中国文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烦闷 ，用这些细小的物像作为切入口，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文人如何面对传统的丢失和文化难以继续的忧郁。文化靠的是积累，世世代代的传承，然而文化最难抵挡的敌人却也是时间本身。在面对文人藏书这个“嗜好”时，本来藏书对一个文人是一件乐事，可是在这里却越发的悲凉，秋雨先生将自己的忧患意思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时刻在思考着，审视着，对藏书的痴迷的赞赏，对藏书的困难的担忧，对藏书的难以传承的悲哀。秋雨先生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而且他又是看的那么真切：

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LL。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

这样的情况在文人眼里必然会产生不安的忧患，一个爱好藏书的文人更能够切身的感受其中的快乐与辛酸，藏书变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部分包括时间和空间，是书成就了他们，又因书而变得两难。所以使得他也不得不在书里感叹：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余秋雨发现关乎文人的东西太多，时间太长，内容也太沉重。对文人命运的关注注定不会太轻松，这也很贴切的印证了书名《文化苦旅》中的“苦”字，艰难苦涩的文字不是无病，作者所作的也不是一次带着欢声笑语的游玩，他是带着看破五千年文化和文人的哲学家眼光、历史学家眼光去仔细地审视华夏大地，再用文学家包涵深情的笔墨写出来。忧患心态笼罩着全书，不管是物也好，人也吧。但是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历经劫难， 但却在劫难中迸发。万般劫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更大的智慧，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这一点，应该是余秋雨选择以这些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和艰难生活为题的主要原因吧。（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袁红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油画”悲剧意识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

② 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2年。

[2] 刘华.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3] 白晓明.优雅而深邃――余秋雨散文语言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02）.

余秋雨的散文范文第3篇

1、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任性赌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2、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青春冲撞沉淀成了雍容华贵，连繁重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

3、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又抓住不了什么。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4、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5、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各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上面，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6、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在中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便是证据。

7、中年人的坚守，应该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失踪了，昨天的敌人无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

8、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9、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散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10、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11、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12、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13、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14、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静下来的周际环境和放慢了的生命节奏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15、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

16、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17、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18、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江河，一个浑浊的上段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段。

余秋雨的散文范文第4篇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

这里余秋雨用了一个相当偷懒的手法，也是当代许多作家常用的、几乎成了通用的手法，那就是回避直接描写对象。懂得这一点，才算得上是文学写作的内行。然而我们一些论者、一些资深教师，甚至教授对此却常常讲些外行话。每逢分析到经典杰作之时，往往归结为作家善于观察之类。以为有眼睛看清楚了，有了真情实感，语言就随之而生。殊不知语言和人的感知和情感并不对应。首先作为听觉声音符号，不要说视觉的颜色、嗅觉的气味、触觉的冷暖无法传达，就是表达声音的词也是不完全的，所谓象声词，其实也并不像。例如，汉语里羊叫是“咩”（mie），而英语里则是“baa”；大笑，在汉语里是“哈哈”，而在俄语里则是“3axaxaTb”，读音用汉语拼音来拼则是“zahahadaqi”。俄国有一个关于语言的谚语：“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其实，语言不能粘住一切，用来表现音乐的优美旋律就无能为力。因为语言不能表现音乐之美，才有了五线谱和简谱。白居易写琵琶女演奏之美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如果真把“急雨”“私语”和“银瓶乍破”“铁骑突出”都用录音机录下来，那将是一连串刺耳的噪音。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的诗句成为美的经典，原因乃是语言虽不能直接指称音乐，但是，作为象征符号，借助约定俗成的功能，可以唤起美好的经验。语言符号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而是唤醒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说“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不但是句老实话，而且涉及了语言的局限性，同时又涉及了语言的优越性。这里就存在着一种规律，简单地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声音符号，只要能唤醒、调动读者经验的，就是好语言。

余秋雨自知，写三峡要和古典山水散文最高的杰作相比，是不明智的，所以干脆宣布，在词汇上下功夫是吃力不讨好的。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太周密。当代作家关于三峡的自然景观并非没有杰出的描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在模山范水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将自然景观的描绘与政治抒情、鼓动结合起来。这显然不是余秋雨所长。

不以自然景观打动读者，以什么东西取胜呢？这样的问题，只能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文章的题目是“三峡”，一开头，余秋雨却没有写三峡的奇山异水，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他少年时代对于李白写三峡之旅的诗歌《下江陵》的误读。接下去，还是没有写三峡，而是写在白帝城的广播中听到京戏《白帝托孤》。一首李白的诗、一出有关刘备的京戏，这和三峡的壮美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刘备和李白两个人根本不相识，相隔五百多年，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可能把他们在文章中有机地联系在统一的情思中呢？

余秋雨的创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刘备和李白联系起来：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第二，把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法是很有讲究的。目的是联系，但没有直接联系，余秋雨就反面着笔，把二人对立起来，放在矛盾的两个极点上――情诗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二者是对立的，没有联系，但是，都发生在白帝城，于是联系起来，对立面就构成了统一体。如果光是这样，就肤浅了。

第三，余秋雨在进一步的生动阐释中，把这两种关系，在空间上拓展开来――不是白帝城，而是整个“华夏河山”：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这就不仅仅是李白和刘备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历史了。

第四，这么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三峡的自然景观怎么联系起来呢？余秋雨的神来之笔就在下面这一句上：

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三峡的自然景观终于出现了，但是，对它的描述很简约――仅仅四个字（滔滔江流），可是并不单薄。因为，这里的内涵并不是自然景观的内涵，而是具有文化历史的性质。滔滔的江流发出的声音不是大自然的，而是人文的。这是两个主题――诗情与战火――生命和死亡，这二者是矛盾的，因而，江涛之声被赋予了“争辩”的性质。这个争辩的性质，也是余秋雨所理解的中华文化性质。

第五，余秋雨写的是散文，但，这不是散文式的写实，而是诗意的想象。余秋雨写到了三峡的自然景观，但是，意不在自然景观而是以人文景观赋予其内涵，对自然景观，加以人文性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对中华文化历史内在矛盾的高度概括（对自然美的崇拜和对政权的争夺），其中包含着深沉的智慧。这样，余秋雨在《三峡》中，就把诗的激情和散文的智慧、把文化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水融地结合成艺术的形象，让情感和智慧交融其间。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以刘备和李白为象征的矛盾的永恒的斗争。对于大自然的朝觐，当然是生命的享受，但是，争夺政权则免不了要“尸横遍野”。余秋雨散文向来以生命作为价值准则，他既肯定华夏河山，“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然而，对于刘备的事业，余秋雨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注意，这里并不单纯是“熄灭”，同时也有“燃亮”。这说明余秋雨智性的严密。就是封建统治者集团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生命的火光。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的价值重心在于诗人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在他笔下，李白式的诗人的生命才是自由的，虽然他认为他们写诗“无实用价值”。但是，他们“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呢？在余秋雨看来：

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就是说，虽然争夺政权的帝王和诗人一起构成中华文化历史的内涵，但真正不朽的，并不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权贵，而是诗人。余光中的诗，把诗人李白的重要性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凭这些句子就可以把余秋雨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文化中心论”。这种思想，是不是过分天真？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余秋雨说过，他把已经弄明白的思想交给课堂，把可能弄清楚的思想交给学术论文，而不十分清楚的交给散文。这就是说，在散文中，他是比较自由的。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情感的审美价值，较之实用理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超越理性的空间。

文章写到这里，情感是放开了，思想的领域是扩大了，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了三峡的自然景观。如果就这么写下去，讲诗人的永恒价值，与文章的题目“三峡”毕竟不太合拍。下面要分析的是，余秋雨如何把诗人的生命和三峡的自然景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一到白帝城，便一振精神，准备着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

对三峡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在新层次上水融地结合在一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余秋雨对于自然景观并不太愿意多花笔墨，几乎非常草率地一笔带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他注重的是沿岸的人文景观。到了王昭君故乡，他发了一通议论，说她远嫁匈奴，终逝他乡：

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这是用三峡的历史文化人物性格来阐释三峡自然景观的特色，而经过屈原故里，他的议论是：

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

这里显示出来的倾向，则是用三峡的自然景观（险峰）来阐释三峡出来的文化历史人物（屈原）。综合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追求就是把三峡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物的性格进行相互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充满智慧的，又是充满诗情的，这就使得他的散文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富于智趣。也正是这种情智交融的趣味，使得他超越了中国古典散文情景交融的传统，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种情智交融的空前广阔的艺术天地。

在现代文学中，山水游记散文，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五四”时期，现代散文被周作人归结为“叙事与抒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叙事与抒情几乎成了游记散文的潜在的规则。诗性的美化、审美的抒情成了唯一价值，情趣成了不约而同的追求。此倾向走向极端就难免作茧自缚，甚至趋向滥情、矫情。余秋雨对当代散文的贡献，就在于对此倾向抗流而起，突破了对自然景观的美化和诗化，另辟蹊径，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进行智性的相互阐释，创造了一种以文化人格批判和建构的文化散文风格。此风一开，文化智性散文蔚然成风，遂取抒情主流而代之。

当然，在余秋雨声誉日隆之时，严厉批判余秋雨的思潮随机而生。他一个人写文化散文，引来了十倍以上的敌人对之“咬文嚼字”，甚至闹到出书“审判”的程度（指的是《审判余秋雨》一书，作者注）。但，余秋雨没有被攻倒，原因就在于，他在文化人格的建构和批判上，在艺术情智交融的开拓上，为中国当代散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秋雨被报刊炒得风风火火的主要“罪状”乃是所谓“硬伤”，其中不免有些吹毛求疵。本来，和他的贡献相比，那些小毛病、小“硬伤”微不足道，但是，余秋雨对那样明显的失误，一概讳疾忌医，这就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余秋雨的散文范文第5篇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余秋雨先生是当今出镜率很高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大众人物。作为余先生的同乡，我深为其儒雅的外表、博厚的知识、犀利的谈吐所倾倒和折服，也为其受到的苛求和责难而忿忿不平。文人相轻，历来如此，但作为一个敢于用生命探索文化，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名人，他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化人的一种追求，余先生却是视“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的一位苦行僧。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实地考察世界文化，先后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捧读余先生的这几本游记，始终满怀着崇敬和虔诚，不仅是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徜徉于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领略东西文化的博大灿烂，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徐霞客式的动态学习方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静态学习方式，启迪了我们向自然学，向实践学，用脚步和五官去探索世界的学习取经理念。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要分个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拜读书者，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崇拜实践者，认为“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以为，在中国现行的僵化教育体制下，“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值得推崇和倡导。认真审视中国的教育学习模式，“读万卷书”几乎已成为现代人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唯一途径，“读万卷书”使大家习惯了对书本理论的膜拜和认可，却束缚了人类原有的主动探索创新的本能，“行万里路”可悲地弱化成为商业化的休闲和消遣。因此，在大众的印象里，读书就是求知，旅行就是休闲，“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成为完全割裂或对立的两种行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游记散文，并亲身效仿体验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欣喜地感受到了探索后的甜蜜和快乐。原来，美景需要欣赏和发现，文化需要探索和咀嚼，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文字记录感受，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学习，也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

  阅书如阅景，阅景如阅书，带着思考去阅读风景和文化，会收获一种全新的知识，这是耕耘的快乐、探求的快乐。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有老人的睿智，有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余秋雨，也参考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张力，富有文采。

  最新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