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化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周文化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史;体育文化;欧洲;中世纪;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G8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21-05

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那“半梦半醒的一千年”忪元500-1500年)被学界视为体育史上的“黑暗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外皆有。美国当代体育史学家莱斯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家萨莫奇科夫也认为中世纪除了骑士体育没有其他体育可言…。我国也有不少体育史学者断言“欧洲中世纪体育处于长期的停滞和倒退的状态”,“体育在禁欲主义的桎梏下不可能得到发展”,认为欧洲“在中世纪经历了体育发展的黑暗时代,体育呈现出一种全面衰退的状态”,以及“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独领、独树一帜的风光无限文化形式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已荡然无存”和“黑暗的中世纪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体育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球类文化随之湮灭”等。欧洲中世纪体育真的是“全面衰退”和“荡然无存”吗?

1　欧洲中世纪早、中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当然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其实,早期基督教,并不主张轻视人的身体,但是在基督教全面传人希腊和罗马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基督教为了在迎接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挑战中赢得胜利,努力寻求各种思想和哲学来完善自身的教义,这里面就包括了希腊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将物质、灵魂、思想、太一相分离,身体(物质)被当作是远离上帝的,并且是灵魂产生“恶”念的基础。这种思想是柏拉图“二元论”的发展,当被基督教融入自己教义以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肉体,重精神”被当作中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中世纪神学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米兰主教奥古斯丁正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体育被当作是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基督教价值观所否定,以至于人们将参加体育活动当作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另外,中世纪人们对于死亡和末日审判的畏惧,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灵魂的纯洁而忽略身体的健康。

基督教的上述体育观给欧洲中世纪早、中期体育文化致命一击,以至于当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几乎消逝殆尽。例如,基督教排斥那些与赌博、血腥搏斗、有联系的体育活动,赛马、浴室体育活动等均遭禁止。公元325年,君士坦丁还下令禁止举办角斗士比赛。若有违规者,将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厉处罚,在当时教会的一张通知上就写道:如果有人在节日、礼拜或是圣诞节的晚上去参加游戏、赛马或戴假面具,要处以7年之内禁出,每天鞠躬100次,祷告两百次的处罚;又如,基督教奉行“一神崇拜”,取缔“古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之类的异教活动。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体育活动很难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以致于从公元5～12世纪,欧洲体育一直处于最衰落的状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外在的逻辑结果。当基督教被罗马人接受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开始走向了“禁欲主义”的道路。另外,文化制度冲突也是造成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宗教崇拜的冲突上,基督教绝对的“一神崇拜”,这在旧约“十诫”里面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古希腊体育文化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神话之上的,当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这种体育文化显然没有容身之地了。

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早、中期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对体育的歧视,使得体育一度萎靡。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近700年间,是欧洲体育的衰落时期。基督教对体育的遏制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衰落状况。然而,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中世纪后期具有时代特征的骑士体育,特别是市民和农民的体育活动,仍然为近代的体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随着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及社会的进步,欧洲体育开始复苏,并从此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首先是对身体的“正名”。其中,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说,由于灵魂和身体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不得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二者都要加以爱护。此外,肉体也不再是灵魂的监狱,而是灵魂的工具和贮藏所了。这些理论为关心和锻炼身体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并迎来了中世纪后期体育文化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上的全面复苏、更新和繁荣。

2.1　体育文化的观念层面

1)不平等与平等的观念共存。

历史学家们习惯将中世纪的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是教士,即是祈祷者;第2等级是贵族,即是战士;第3等级是劳动者。教士由于宗教地位成为了第1等级,而贵族则由于自己拥有世俗地位而成为了第2等级,这是与中世纪长期“神”权至上不可分离的。然而,中世纪的贵族因为自己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特殊的社会使命,而成为了体育活动主要参与者,这是根源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体育权利不平等的表现之一;以骑士体育为主导的中世纪体育比赛当中也极力排斥其他等级的人参加,这是源于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体育不平等;性别上的不平等,例如,在骑士体育教育中,重男轻女的特点和中世纪欧洲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一致的,女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认为是家庭的负担。

虽然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在中世纪发生,中世纪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平等观念,那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赵文洪将它归结为3个方面,即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徒身份面前的平等和在部落成员资格面前的平等。在中世纪基督教“平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非常重视比赛的规则,如果有违规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世纪体育的平等观念更加倾向于赢得比赛的权利均等方面,这样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中世纪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受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其次,中世纪体育的重头戏――“骑士体育”,是在战争需要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很多政治因素的掺入,以至于参与机会均等这一重要的平等观念被人们忽视,不过这在中世纪晚期,骑士制度衰落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为近代欧洲体育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依据。

2)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疯狂的角斗比赛是被后人所唾弃的,可是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实在是习以为常。这

一差别就是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之一,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对于人们的欲望采取放纵还是节制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节制态度已经做过头了。“神权”的至高无上是基督教又一重要特征,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只是上帝的“被造物”,这样人们不再有任意侵犯或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这与古罗马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带给了中世纪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中世纪体育的规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非常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体育活动一开始就有这一特点,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与社会的文化逐渐融合,自然而然慢慢就被打上了这一印记。由于这一观念可能致使很多人因为担心体育造成的伤害而拒绝参与体育活动。13世纪以后,比赛的规则开始逐渐完善起来,对于参加人数、比赛形式、比赛装备都有所限制和规定,大大减少了比赛的伤亡数,比赛的过程也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看来,“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后期也能找到了它的胚胎。

3)挑战精神。

勇敢是中世纪骑士精神里重要的内容,勇敢更是挑战精神的体现。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作品中曾经描述过骑士是如何渴望参加竞技和比武的,“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出行,寻找一个男子,像我一样武装起来,愿与我格斗。他要是能打败我,就会提高他的荣誉;我要是能战胜他,就会被看作英雄,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骑士的这种行为也成为了市民的榜样,很多城市居民效法骑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

4)规则观念。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强调规则是基督教文化战胜罗马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督教维持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世纪欧洲社会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人们注重遵守社会的规则,以确保自己不受上帝的惩罚。体育也不例外,我们从中世纪体育规则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中世纪一些体育项目的规则越来越详细,人们在比赛场上的各种行为和比赛的武器受到了限制,裁判在比赛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4世纪时,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与近代的运动会比较接近。

5)友谊观念。

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非常强调信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马太福音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相互尊重的观念在中世纪骑士教育当中很受重视,尊重和保护弱者,是教会大力提倡,也是孩子们经常被告诫的事情。弱者不仅指妇女、儿童、孤寡,也包括僧侣、修士和贫弱的人们。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锋利的武器必须刺到对手的头部或胸部,也可以是刺到盾牌上。如果骑士伤了对方的手、腿或是坐骑,它便得退出比赛。此外裁判可以没收他的战马和武器。这无疑体现出了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中互相尊重的一面,这也是与基督教提倡“爱人如己”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中世纪骑士体育教育中也是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对此,历史学家布洛克赫夫评述道:“中世纪骑士们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野蛮的力量也变得受人尊重,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骑士们谦虚的人格,而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态度。”

2.2　体育文化的制度层面

1)骑士体育组织。

中世纪的骑士充满了神秘和魅力。其实,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实质上却是军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斗”,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利剑和长矛。中世纪骑士体育组织隐藏于骑士军事集团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组织。而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4个十字军国家。在穆斯林虎视眈眈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大骑士团,即善堂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虽然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组织,但是它们积极组织骑士开展比武、健身等体育活动,仍可视为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军事体育机构,为后来的欧洲军事体育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2)市民和农民体育组织体系。

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最初主要是在宗教节日或普通节日里自发地进行。但是随着市民及农民经济力量的加强,社会束缚的不断减弱,自身认知的不断发展,他们的体育活动逐渐有组织地进行。1l世纪就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体育组织,如1042年比利时的根特击剑协会、1299年英国的草地地滚球俱乐部、1399年弗兰德(法比交界地区)射箭联合会等。这些体育俱乐部是近代体育组织的雏形,也是中世纪体育组织发展的重要果实。

3)有关体育的一些规章制度。

11世纪起开始成立的上述几个击剑和射箭联合会已按类似行会章程的原则开展活动,联合会的成员必须在一定的日子参加体育训练活动,由队长负责检查武器和指导训练。14世纪时,骑士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章程对参加比武者的资格、比武的方式和规则、胜负的判定和赏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另外,14至15世纪好几位英国国王都颁布过有关射箭、足球等的法令。这些规章制度无疑是欧洲近代体育法制化的最初依据。

2.3　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

1)骑士的体育活动。

骑士的体育活动主要指骑士教育中的体育、骑士比武及其他体育活动。中世纪的教育主要有修道士教育、骑士教育、行会教育等。其中骑士教育中包含了丰富的体育活动。骑士教育的幼童阶段主要是以宗教教育、道德教育为主,儿童也在成人的引导下做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例如板羽球、毽球、皮球、滚木球、跷跷板、踩高跷、户外奔跑、打闹、翻跟头等。侍童阶段,封建主们在自己儿子7岁的时候,便将其互送或是送到“国王”那里去学习,14岁以前跟从女主人,在这个时期,教学的内容是针对战争的需要进行各种身体训练和赛跑、角力、拳斗、射箭、抛掷重物、使用木棒和大刀等技能训练。15岁到21岁做男主人的侍从,也是扈从阶段,这是培养一名优秀的骑士最为重要的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了骑马、游泳、打猎、投枪、击剑、游戏(含下棋和球戏)、吟诗和舞蹈等所谓的“骑士七技”。除此之外,少年准骑士还用大量的时间练习徒步或骑马冲刺,长距离跑等实用军事技术。

此外,狩猎(含放鹰猎鸟)、跑、跳、投、角力、游泳、马球、圆舞、踢踏舞和骑士比武等也是骑士们的主要体育活动,其中骑士比武是骑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骑士比武在法国和普罗旺斯兴起,11世纪末,骑士比武由这里向外传播。作为当时最受社会欢迎的竞赛活动,骑士比武大会迅速在欧洲风靡了起来。骑士比武的时间一般是在基督教的宗教节日里进行,例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等;骑士晋封,大贵族家的婴儿洗礼、婚礼,著名骑士、圣徒纪念日也是举行比武大会的时间。比武时间有长有短,长可达几个星期,短则只有几个小时。13世纪以前比赛场所非常

简易,几乎可以说是纯自然环境,比赛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集体混战,二是单人决斗。13到14世纪比赛场所逐渐规范,比赛场主要设在城市内的广场,或是野外空地。周围用栅栏围起来当做竞技场,并且设有安全区,参赛者可以在比赛过程中随时进入安全区休息或是处理伤口,对方此时不能再进攻。场地四周是装饰好的看台包厢,供贵族和民众观看欣赏,通常还有乐队演奏,增加氛围。从上述骑士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特征与嬗变,我们认为骑士体育是连接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桥梁,是抗争欧洲宗教灵肉分裂二元对立学说的有力武器。

2)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欧洲市民及农民的体育丰富多彩。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如足球、棒球、板球、壁球、网球、台球、高尔夫球、橄榄球、链球、射箭、击剑、拳击、划船、国际象棋、西洋双陆棋、斗牛、滑冰、滑雪、赛跑、跳远、摔跤、赛马、跳舞杂技等,在他们当中得到了保留,并且随着时代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在宗教节日或是其它节日里面得到开展。骑士比武也被城乡群众效仿,变成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在城市,骑士比武被市民们以娱乐的形式加以再现,他们以木桶代马,以扫帚代枪矛,以篮子代盾牌,相互对打。这里再以意大利的埃里莫拉游戏为例,所有市民分成两批,每一批由若干小队组成。竞赛通过使用木制武器,大家一齐动手,有时选出两人对打。大家头上戴有头盔,面部用结实的藤条网防护,胜利者可以得到奖金。在威尼斯和其他沿河城市,常常举办象征夺桥头的“桥上假战”。在农村,农民们用猪、牛作坐骑,用连枷作武器,表演骑士的马上单人打斗。中世纪后期,城市和乡村的活动渐渐的起来,赛跑、跳远、投石、投棒、摔跤、舞蹈和各种球戏在城市都大受欢迎。在儿童中,则流行抽陀螺、捉迷藏、越脊跳、放风筝、踢石球、打水漂、弹玻璃球、掷骰子等游戏。历史证明,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许多体育项目都是近代体育项目的萌芽。

3)教士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体育是无用的,并且浪费人们的精力,但是很多教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还时常把体育活动与自己宗教思想相融合。地掷球是在中世纪受神职人员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这种球类运动被赋予宗教意义,神职人员把球要击倒的目标比喻成魔鬼,如果击球者成功击倒“魔鬼”,那么就代表了他的罪过可以被洗清。另外,一些著名的教士也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加尔文就非常喜欢散步、投铁圈和地掷球等。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开始反对体罚,注重体育活动了,并大力提倡骑马和各种游戏活动。匈牙利著名体育史学家拉斯洛・孔曾注意到,教会对一些民族在体育问题上都较为宽容。如“日耳曼人春节进行的比武会,诺尔曼人一年四季都在开展的对打,爱尔兰人从632年到1169年时举行的那些无所忌讳的竞技会,都从未被视为违背教规而遭禁”。此外,从基督教中分裂出的东正教就并不过分提倡禁欲。圣徒保罗就很爱体育运动,且技艺超群。根据亨勒尔・基尔米斯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可知,中世纪粗野的网球和足球正是经教士们的改革才变得文明起来,并得以推广。

4)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

欧洲中世纪一些地区出现了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如1290年法国出现了最早的室内网球场。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也在王宫中修了一个网球场。公元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斯纳莫斯在描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打马球时,顺便提到了马球场和用皮革制成的、苹果般大小的马球。当然,这一时期在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与变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欧洲中世纪并不是像过去误解的那样是“身体敌视化”的黑暗时代,其体育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早、中期的衰落状态并不是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的全部。中世纪晚期独特的骑士体育和丰富的大众体育才是其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积极的“中间时代”。近代体育的萌芽和发展都离不开灿烂的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岸野雄三[日],体育史学[M],白澄声,李建中,胡小明,译,北京: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1982

[2]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3]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孙葆丽,试论基督教禁欲主义及其对欧洲中世纪体育发展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2,15(1):13-18

[5]杨,论中世纪基督教对竞技体育的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5-8

[6]王润斌,熊晓正,杨麟,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J],体育科学,2010,30(2):83-91

[7]尼尼安・斯马特[美],世界宗教[M],高师宁,金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圣・奥古斯丁[古罗马],忏悔录[M],应枫,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9] Van Dalen D B. The idea of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 217.

[10]童昭岗,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11]戴维・波普诺[美],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基督教圣经咄埃及记[Z],二十章四节,2007,

[13]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14]来晓雷,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体育[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5

[15]赵文洪,中世纪欧洲的平等观念[J],世界历史,2004(1):40-48

[16]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z],十二章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节,2007

[17]倪世光,欧洲中世纪骑士的培养和教育[J],历史教学,2003(1):47-50,60

[18]拉斯洛・孔[匈],体育运动全史[M],颜绍泸,译,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

[19] Broekhoff J. Chivalric education in the middleages[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Education to 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226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服饰的发展历史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人类经过梦寐、野蛮到文明时代，缓慢的走过了几十万年。池州傩服饰的发展伴随着傩文化的演变一路走来，在傩事活动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揭开其物质性的表面形态，服饰赋予我们丰富的文化内涵。

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傩事既是民间宗教活动，也是民间社会交流和精神娱乐活动方式。[7]傩服饰的色彩艳丽，在节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由于受到生活水平的限制，多为土布制成斜襟长袍，颜色为黄山栀染成的茶色或用靛蓝染成的蓝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官衣、蟒袍等。色彩上也日益丰富，常选用颜色艳丽饱和度高的色彩。其中红色作为中国传统的吉祥色，被更多的使用。池州傩在中国汉族农历春节期间进行，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家团圆节日的，人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万象更新。走进池州傩堂你就会立刻被红色包围，朴素的乡民们认为红色可以避邪，红色成为傩乡人传递幸福喜悦的色彩。除了红色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表演者戴上红色的包头布，穿着红色的灯笼裤，红花的筒裙，红色底绣着精美图案的袍服等，红色成为傩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服装色彩。傩服饰的图案色彩也体现着乡民们朴素的审美情趣，早期的花纹图案有颜色勾绘的，有土法印染的，还有用色布拼接的，工艺虽然简陋，但是形式美感蕴含其中。后期出现织绣纹样，图案精美细致，体现当时经济繁荣以及傩事的繁盛。现代的傩服装只有少量是乡民们自己制作，多数为乡民们外出购买的，有很明显的机器大工业的痕迹，服装纹样中有平面印花，也出现一些机绣图案，配色也更大胆、时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艳丽的颜色始终是活动中的主角。朴素自发的色彩审美表达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旅游资源怎么开发,学者们有非常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也有学者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值得借鉴的观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借鉴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参考旅游地生命周其理论逻辑,以动态研究方法,从时间尺度上提出了旅游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理论,以期能够从动态的时间变换角度,丰完善文化资本化的理论,并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与方法。

二、理论基础

布迪厄虽然对文化资本的形式与转化方式做了详尽论述,有助于我们对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与保护的文化的独特路径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布迪厄有关文化形式的划分值得借鉴,见表1。

具体化的文化形式主体投入时间、精力、劳力,如教育、修养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文化能力哈萨克族传统体育项目 赛马哈萨克族的传统舞蹈黑走马

客观化的文化形式主体投入时间、精力、劳力,获得的文化内容有了可替代的、可转移的物质载体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哈萨克族毡房

哈萨克族奶茶制作工艺、流程与器皿

体制化的文化形式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文化制度哈萨克族马上竞技、哈萨克族皮革制品艺术、哈萨克族民歌等9个项目入选本批“非遗”名录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演进是从人类的劳动实践开始的。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不断生产文化产品,同时创造文化价值,虽然社会进步与发展,一部分的文化产品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而文化价值则伴随历史进程而逐渐积累与丰富,共同积累转化成了文化资源。只有在现代社会分工的机制下,文化资源的主体占有、凭借和使用文化资源的使用权,来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并凭此获得相关利益,才能真正促使文化资本的显现。

世界是出于万千变化之中的,社会也处在不仅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实质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而文化资本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也身处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之中。旅游文化资本化的历程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生变化,为了能够更深刻的把握这种变化,并指出在主要阶段旅游文化资本化的关注重点与要点,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时间尺度综合分析旅游文化资本化。

三、旅游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文化资本化也有其路径依赖,如同其他类型文化资本化,也必须经历从活动积累到旅游文化资源的形成再不如文化资本化的阶段,为了能够动态的展现旅游文化资本化的发展历程,并在时空尺度上展现出文化资本开发程度与阶段性特征,笔者将借鉴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进行论述,不过笔者只借鉴其曲线表达方式与思维逻辑,详见图1。

如图所示,笔者认为文化资本化的发展历程能够用途中的曲线加以描述。坐标轴的横轴描述时间尺度,纵轴表示文化资本化的综合表现(如程度、规模、丰富程度、积累程度等)。坐标轴上的曲线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资本化综合表现的变化情况。根据文化资本化综合表现的变化的特征,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并在坐标轴上以虚线进行划分,并以Ⅰ、Ⅱ、Ⅲ、Ⅳ、Ⅴ、Ⅵ加以标示,而五角星标志则为文化资本化的原点与起始的原点。坐标左部虚线框内的内容则旨在以简洁抽象显示文化资源演变为文化资本的关键环节。时间轴下部的三项指示内容揭示的是在Ⅰ、Ⅱ、Ⅲ阶段文化资本化进程中的显性表现。接下来笔者将进行详细阐释,以揭示理论内涵。

首先,从时间的尺度来衡量,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资本都是社会建构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文化资本也会随着社会建构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转变,这一过程可能非常的漫长,也可能非常的短暂。比如明清古建筑群由于时代较近、保存相应完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与维护,并从国家层面予以肯定与保护,成为了中华文明有代表性的客观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并在可预计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长期延续与保护,类似这一形式的文化资本就能够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同样都是客观形式的文化资本,却无法长期存续,可能短暂的兴起,就迅速没落,比如在主题公园建设之初,就有批量的同质化项目投入运营,但是在热潮退却后,很大一批主题公园都纷纷倒闭,比如说日本长崎的豪斯登堡。因此笔者需要在此阐释的是相当于生命周期“短周期”、“双周期”的类似含义,文化资本化从一定的时间尺度来看都呈现出如图1所示的发展历程,但是时间的尺度有短有长,也有的未必会走完全部历程,有可能因为种种因素,而只历经其中的部分,或者呈现跳跃发展。笔者肯定有独特的案例存在,但是坚信,绝大多数的文化资本化都可能经历途中所示的发展历程。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孙佳琳

我们从事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的同志要树立重在改革的观念,开拓创新,努力探讨管理改革的新思路,以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的管理改革要确认正确的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即:在改革、创新、管理、建设上下工夫。要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生机,在管理中求效益,在建设中求繁荣。做到四个着眼于:一是着眼于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充分调动全员的聪明才智;二是着眼于制度建设,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系统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三是着眼于管理模式的改革,使管理部门成为一个有效的复合体,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群众文化艺术事业的需求;四是着眼于管理手段的更新,要实现封闭式管理向开放式管理的方向转变。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管理部门工作目标应实行由单一任务向综合任务的转变。如群众文化艺术馆机构设置基本分七个部室,既音乐、舞蹈、美影、戏曲、指导、理论、办公室。作为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其构架最大、人员最多,工作任务也最艰巨。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努力形成一个有服务意识,明确延伸机构各部门,具有独特风采和多元化、全方位的综合管理部门。我们应该利用经济规律和艺术专业运行规律,导入规范管理模式,各业务部室必须设计本年度业务规划、预算报告等,由办公室汇集、整理,将分散、零碎的材料加以归纳、概括,分门别类。另外,办公室还应承担各部门之间的联系,组织工作协调,召开业绩成果汇报或问题分析会,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根据自身特点选项或下基层,或专访,将有关信息提供给主管领导作为计划和部署工作的依据。这样,有助于领导统揽全局,研究发展战略,决策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同时,也避免了以往各业务部门之间单线管理,相互制肘,管理部门起到了承上启下和纽带连接之作用。

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管理的诸多因素中,人是第一因素,同时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如果我们的管理离开了人这一重要因素,那么,其它的一切管理都将无从做起。中国目前列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海尔集团,其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以目标意识为主,把人看作单位发展的根本,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是成功的。因此,在启动管理部门的工作上,应建立一个管理目标,体现一兼多职、一专多能的原则,由多元化转向多元一体化。一方面从感性上理顺工作人员分管其职,人人参与管理,行政管理民主化;另一方面从理性上向复合型工作进程发展,提高行政管理的品质。它通过全员参与管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从而建立起一种相应的形式,使领导与群众、个人与集体,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提高管理者的管理素质。现代化的管理者应具有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思想开放,勇于开拓。管理就是服务,管理者应当热忱地为全体业务人员服务,取得业务人员的支持和信任,方使部门行政管理达到理想目的。另外,要搞好行政管理改革,我们还必须排除一切思想障碍,克服因循守旧、止步不前思想,勇于创新,开拓进取。

强化群众文化艺术工作管理手段的建设。现今社会是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要实现行政管理和服务的高水准,利用信息手段是新世纪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网络文化具有包容大、传播速度快、辐射影响广、个性化参与面大,能充分展示文化资源的优势特点。围绕群众文化需要的发展,如何掌握主动性,我们认为应由管理部门成立信息中心,负责网络调查、信息联络、情况收集等,承担与内部(机构内各业务部室)、外部(省内各地市、区、镇及全国)的信息交流,并及时将信息提供给领导者用以运筹战略性的规划和进行决策的实施。实践证明,运用网络化的管理手段,对于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总量和质量具有其现实意义的。综上所述,管理改革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我们要按照同志的要求,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深化对群众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管理水平,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新局面。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村寨选址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羌族崇拜太阳神，希望能够经常得到太阳光的眷顾，可见，羌民之所以要选址于此处，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漆树坪羌寨这种坐西向东、背风向阳、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既是继承了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反映了该民族在村寨地址的选择上包含了一定的生态内涵。虽然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该地十分偏远而确有诸多不便，但从生态的角度看，却是体现着羌民许多合理的追求，因为接受更多的阳光，不仅庄稼长得更好，人们的精气神也会更为旺盛。从周边环境来说，漆树坪羌寨环境十分优美，寨子背后的山上和左右两侧古木参天、森林茂密、郁郁苍苍，村后和村左几十颗挺拔粗壮的古枫树像高大威猛的将军一样守护着整个村寨的安全。尤其是整个羌寨左、右、后三个方向遍布竹林，像三块美丽的屏风挡住来自不同方位风力的侵袭，又像是三位温柔的母亲呵护小孩一样维护着村寨的成长。还有那村口浓绿的古老香樟树，百十来年始终默默地坚守岗位，用她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和迎宾状的手势欢迎着四面八方的来客。更有那源自村后山林中的两股清泉从村寨左右两旁经过，孱孱流水直入村寨下方的稻田。这两股清泉虽没有大江大河之水那么汹涌澎湃，也没有湖泊之水那么静谧，但这涓涓细水更显柔美和灵动。贵州羌民之所以选择在此处建寨落家，就是看中了这里是山美、树美、水美的风水宝地，山环水抱的村落布局体现着羌民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建在村右的水井更能说明这一点。在漆树坪村村右，也即羌寨的入口处，有一股清泉从后面的山林中缓缓流出，甚为清冽，我们的羌民就利用这一清泉建造了一口功能多样的水井。该水井依据地势的落差分为四层，每一层都用砖石围砌成一个水池，即该水井实即由这四个水池共同构成。第一层即最上一层是泉水的出口处，也是水源地，山林里涌出来的泉水在这个池子里沉淀之后再从其出水口流入下一层，即第二层水池，这个水池里的水是用来供应全寨子人口饮用的。第二个池子的水溢出来之后又流入第三层水池里，这个水池之水主要是用来洗菜、洗脸的，该池子之水溢出流入第四层水池，该水池之水主要是用于洗衣服或猪、牛、羊等牲畜饮用的，最后第四层之水流出后沿着沟渠流向寨子下方的稻田。这样，一口水井逐级而下分成四个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其不同的用处，既满足了全寨民众饮水，也方便了日常生活用水所需，并解决了牲畜饮水问题，还灌溉了下游农田，真是用途多多。这口井的建造和功能足以说明羌族民众是充分利用了水资源，既有利于资源的节约，也体现了人畜和谐共生的生态道理。

（二）民居建筑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羌寨所处的外在环境本来就反映了羌民对建筑与环境共生、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追求，从他们的民居建筑中更能体现这一点。

漆树坪羌民在建造民居住宅时，往往先要请阴阳先生运用堪舆学即风水学的知识来选择宅基地。这种做法虽然带有很强的迷信色彩，但我们如果从建筑学、生态学和伦理学等方面来看的话，显然也是蕴含了一定科学的生态知识的，因为它讲究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羌寨的民居建筑都是依山就势，依山地的自然环境而高低有序、错落有致，并都服从于整个村寨的坐向，即坐西向东、背风向阳。在天晴的日子，全寨各户村民一大早起来打开屋门都能领略到融融的阳光。漆树坪民居住宅全为木质结构，他们就地取材，用较粗的上等木头作柱作梁，架好房屋的架子，再用木板当墙。羌族民居的正厅所在一般较为平坦，正厅两侧各有一间房间，一般右作厨房，左为卧室。在卧室里地板也是木板铺成的，并且该地木板铺设时要注意与地面保持几公分高的距离，这是为了起到防潮防湿的作用。和卧室相衔接的前方还有一侧房，该侧房一般设有两层或三层，第一层的地势因山形梯度要矮于厅堂，故羌民就把该层分成两三间房分别用作关牛、羊等牲畜的牛栏羊圈和堆放农业等各种生产用具或柴火的房间。第二层和第三层就是楼阁式的供人居住的房间。这种多层的房屋结构适应了山区的自然地形，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土地，节约了资源。它不仅体现了羌族传统的那种“人在畜上，神在人上”宗教观念，更是反映了羌民具有那种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思想。传统的羌族住宅往往还在木结构的房子三尺宽左右处夯筑一圈一两尺厚的土墙，这块土墙把该木质住宅团团围住，只留有一个大门出入。羌民建造这块土墙不仅仅是出于防御外敌的目的，也体现了他们具有科学的生态知识，因为这块厚厚的土墙，春可防潮，夏可防暑，秋可防虫，冬可防寒。这种以土墙的木结构房子在西南高寒山区很为独特，也很是实用，是羌民根据当地自然地理环境而作出的科学而合理的选择。它冬暖夏凉，合符生态。

漆树坪羌族民居的一些细部特征，如门、窗等也赋予了广泛的生态涵义。如厅堂的大门为六合门，即六扇门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厅堂大门，这就可以视具体需要而任意选择门开的数量，如果六扇门全开就更有利于采光、通气和通风。此外，在门和窗上还空格镂花，雕刻出许多如花、草、山羊和兔子等动物以及人等组合的抽象图案，质朴而生动，既精巧别致，又富有生活气息。不仅可以更好地采光通气，而且还因其图案多样，疏密有致，而极富审美情趣。同时也表明羌民具有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的和谐之美。

总之，贵州羌族在其村寨选址和民居建筑中，是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境，遵循了我国传统的“道法自然”的理念。羌民在村寨建筑中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爱护，反映了他们具有“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由此延伸出了他们丰富的生态文化。

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羌族又是一个农耕民族，在几百年来长期的农业生产中，贵州羌民很注意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浓厚的生态文化内涵。

（一）梯田开发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羌族基本都是聚居于十分偏僻的农村山区。羌寨村民根据所处自然条件的实际，依山就势开辟出大量的梯田。几百年来，羌民在开发梯田中是十分讲究的。比如在位置选择上，首先选择向阳之地，即面向东面之地，因为向阳，采光好，长时间地接受光照，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其次是选择在村寨以下的山脚至山腰处，逐级而上。这个选择既方便了村民的劳作，又有利于防止因梯田开发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威胁到人畜的生命财产安全。再如梯田的开垦，羌民在开垦梯田过程中，坚持依山就势原则，即在同一高度之地依山形走向开辟为一丘田地，这样开辟出来的田地面积一般不大，大则一亩左右，小则半分不到。每一丘梯田的下边缘都要垒一块田埂，梯田内部都要整平，这样既有利于储水，又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田埂的垒法是把平整梯田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石块、硬土邦等砌于梯田的外边缘，而在内边缘则筑以较为细腻而又有粘性的泥土。这样处理既可以增加田埂的硬度和牢固度而防止其崩塌，又有利于防止田水的渗透和流失。垒砌的田埂一般不高，大致是高出田面十公分左右，这样既有利于农人在田埂上行走，又不会挡住太阳光的照射，利于田中更大面积的作物充分接受光照。这样逐层开辟出来的梯田多呈窄而长的带状形，给人以一种美的视觉效果。为了灌溉这些梯田，羌民还修建了一些水沟。水沟的修建是顺着村寨左右两旁的两股泉水的流向而进行的，其落差也较大，在实在不能开沟的地方则用竹或木捣空中心用来接水。这样一种灌溉系统虽然较为复杂，但它在条件非常恶劣的山区却方便了梯田的灌溉，尤其是保护了上端梯田的肥力，因为如果梯田灌溉单纯靠上田流下田方式的话无疑使得上田肥力也随着田水下流而流失。从梯田位置的选择、田埂的垒砌和水沟贵州羌族生态文化初探的修筑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贵州羌族在开发梯田过程中是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因地制宜，把土地开发和生态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体现出羌民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p#分页标题#e#

（二）耕作技术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羌族民众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先进的耕作技术，这些耕作技术也寓含了一定的生态文化内涵。

羌族聚居地本来是山广土旷，农业走粗放经营也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出于生态维护目的，羌民并没有选择粗放经营方式来广泛开垦山地，而是选择尽可能少的有利地形开垦成梯田。由于土地的有限，尤其是水田很少要要全寨人均不到五分。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羌民通过对水田的精耕细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即通过对土地认真精细的劳作，在单位面积上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收成。为了促进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羌民还改进了山区农业生产最常用的农具要要铧犁。漆树坪羌寨改进的铧犁质量好，既耐用又有助于深耕，尤其适于山地水田的耕作，故而在当地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很有市场。经过不断的农业生产实践，羌民掌握了一套娴熟的犁耕耙耖技术，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土地，发挥了土地潜力，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尽量做到了地尽其力。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羌民还进行稻田养鱼。因为羌民聚居地周围没有河流经过，也没有条件开挖水库鱼塘，有些村民就选择在稻田里养鱼。稻田养鱼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改善人们生活，还能肥田，有助于禾苗生长，可谓一举两得。贵州羌族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的又一表现就是进行田间轮作和套作。在轮作方面，主要有水稻和油菜间轮作、大豆和番薯间轮作、小麦和玉米间轮作等等。这种合理的轮作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既可以防治病虫草害，又可以均衡地利用土壤养分，调节土壤肥力。在套作方面，主要有小麦套玉米再套番薯或白菜，或小麦套花生和马铃薯、蚕豆、豌豆等。套作的主要作用是争取时间以提高光能和土地的利用率，其生态效益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田间管理中的生态文化

精耕细作农业重在田间管理。贵州羌族对田间的管理很是用心，并且饱含着大量生态文化在里头。

水是稻田耕作的生命线，贵州羌族聚居地和耕作区因在山腰地带，仅有几股泉水自山顶流下，水资源对于贵州羌族来说就显得更为珍贵，所以他们对水的利用非常重视。他们在方便之处通过修筑沟渠引泉水流入田中，便于稻田灌溉，并且可以防止因泉水的滥流而导致一些地方水土流失的现象。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贵州羌族民众还在冬季时就引水入田，储存起来，因为经过长久的浸泡，稻田里的泥土更为软化，易于来年开春时的耕作。在庄稼生长过程中，有些农田确实由于沟渠之水无法引入而必须要靠上田流下田方式灌溉，针对这种田地的灌溉，羌民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在上田施肥过后一周内是不允许下田过水的，只能等到施肥一周后才可以从上田过水，因为施肥一周后田里的肥力基本上被庄稼吸收完了，此时从田里放水出去就不会导致肥水外流了。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说也是一种和谐人际的方式。

在稻田的施肥方面，贵州羌族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原生态的农家肥。往往还在冬季时节，羌民们就把自家牛栏猪圈里的积肥铲出挑往田里堆在一起，通过一段时间发酵之后于来年春天犁田时均匀地散开于整块田里。同时，由于羌民烧的一般是柴而不是稻草，在庄稼收割之后，他们基本都把晒干的稻草堆积在田里或田埂上，到来年开春时散开于田里和田埂上的茅草一起烧掉，把这些烧成的草木灰聚集于田中，增加土地肥力。在耕耙耖田前，羌民还往往把刚收割后的如花生藤、蚕豆豌豆藤以及其它一些杂草等拿到田里用双脚把它们深踩入田中泥土作为绿肥，这也是追加土地肥力的一种方法。在追加田地肥力方面，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在禾苗长了一个月左右中期耘田时，羌民往往要把自家厕所里的人畜粪便挑到田间均匀地泼于田里，或者把平时储存的草木灰浇上人畜尿液散发于田里，或者把油菜饼、豆饼、茶枯饼等捣碎后散入田间。贵州羌族对这种传统的充分利用农家肥来施肥追肥的方式即使到现在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很少采用现代生产的工业化肥，这样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显然更为绿色、更为生态。

在水稻生长过程中，进行耘田和防治病虫害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耘田主要就是中耕除草。贵州羌族耘田时是眼手脚并用，用眼睛去寻找杂草和稗草等，找到就用手把它们连根拔起并揉成一团，再用脚把之深踩泥土中，这种传统耘田方式既清除了杂草又增加了土地肥力，有利于禾苗茁壮成长。与现在大多农民采用除草剂来除草相比较，贵州羌族采用的传统的中耕除草方法无疑更具生态性。防治病虫害方面，贵州羌族也基本不使用农药，而采用传统的生物治虫方法，比如前文提到的稻田养鱼，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治虫的目的，一些较小的蠕虫常会被鱼儿吃掉。再如前文提到的草木灰、茶枯等，往田里飞散草木灰等既可肥田，也可防治病虫害，也即说草木灰等也是一种防治病虫害的良药。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是养鸭治虫技术，有学者认为养鸭治虫法是最成功的生物治虫技术之一，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高度赞赏以鸭治虫的方法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中国发明的植物害虫的生物防治”。贵州羌族也继承发扬了这一生物治虫传统，往往有些人家会养上几十上百只鸭子，在水稻插入十天半个月左右后就把刚买来的一群小鸭放入田里，直到水稻抽出穗来。期间鸭子和禾苗共成长，鸭子长期生活在田间，一来可以积肥，增加土壤肥力；二来可以耘田，中耕除草；三来还可以治虫，把田间常出现的一些如飞虱、叶蝉、稻蝽、粘虫、负泥虫等害虫给吃掉，利于禾苗健康成长。养鸭治虫等生物治虫方法蕴涵了生态和谐共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