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第1篇

一

目前，在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有一种关于小说情节的理论广为流行：一分析情节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这是非常荒谬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并不符合现代小说，特别是中学课本中短篇小说的实际情况，许多小说没有高潮，有的没有结尾，有的没有开端。其实，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契诃夫、莫泊桑和都德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家，就已经废弃了全过程式的情节（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叫作一环扣一环），代之以“生活横断面”的结构。这种结构不追求中国传统传记式的连续性叙述模式，而是从生活中截取一个侧面来表现主题。最明显的不同是，开端显得非常不重要，往往是从事件的当中讲起，开端退化为后来的某种不着痕迹的交代，更不在乎严格意义上的结尾。现代短篇小说的好处恰恰是对于完整过程的大胆省略。比如《项链》，明明发现耗费了十年辛劳的项链是假的，却戛然而止了。如果再写下去，把真项链要回来，换成现金，在艺术上就煞风景了。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为短篇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

他把这种现象比喻为树身的“横截面”，看了“年轮”就可能知道树的年纪。胡适以他翻译的都德《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羊脂球》《二渔夫》为例，说明这种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的情节构成方法，针对的就是传统所谓有头有尾、环环紧扣的情节构成。这在五四时期新锐小说家那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废除了情节。《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只写酒店的三个场景，其中第二个场景孔乙己还没有出场，而这恰恰是鲁迅最精心的设计。

这说明，早在五四时期，全过程的情节早已不是经典作家的追求，相反横断、纵切、省略连贯性环节，才是小说艺术的新生命所在。关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理论”，据我考证，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的一个二流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来的。这个《文学原理》，原为苏联教育部核准的文学理论教材。原文是这样的：“和生活过程中任何相当完整的片段一样，作为情节基础的冲突也包含开端、发展和结局。”[2]在阐释“发展”时，又提出“运动的‘发展’引到最高度的紧张，引到斗争实力的决定性冲突，直到所谓‘顶点’，即运动的最高峰”[3]。这个补充性的“高峰”，后来就被我国的一些理论家与英语的“高潮”结合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式文艺理论教条早已被废弃，季莫菲耶夫的“形象反映生活”“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已被历史淘汰，而“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教条仍然在中学甚至大学文学教学中广泛流行。

20世纪80年代，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此书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情节和故事（素材）加以区别的精神，把情节和故事加以划分。例如，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还不是情节；要成为情节，其中必须有一个因果关系，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因为王后悲痛过度。有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情节了。[4]

这个理论讲得很通俗，但实际上它是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讲情节、动作，就是一个“果”、一个“结”和一个“解”。“结”就是打一个结，然后把它解开，从结果中寻求原因。[5]例如，《俄狄浦斯王》中先有一个“结”，这个孩子生下来，祭司就预言他将来会杀父、娶母；人们千方百计逃避这样一个结果，然而阴差阳错，种种巧合，他最后还是杀死父亲，娶了母亲，逃避的原因变成了逃避不了的结果。这就是“结”和“解”的关系。福斯特的理论，最初源头就在这里。然而，用这样的理论解读小说还是不到位，因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多种多样，那些理性的、实用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构成小说的情节。好的小说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因果关系，是由情感来决定的。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审美情感要超越实用价值。

有了情感的因果关系，还没有深入到小说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凶杀案，也是情感的因果关系，但那是真人真事，所揭示的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实用性质的（如为了钱财），即便有情感成分，深度也是有限的。小说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超越实用价值，深挖人心理深层的奥秘。这就需要想象，通过假定和虚拟，在想象中自由探索，哪怕是超现实的、荒诞的因果，只要具有开拓心灵深层的功能，就是好小说。有一种讲求绝对真实的小说理论，认为武松打虎所用的方法不真实，因而得出否定的结论。其代表是晚清写出中国第一部《小说原理》的夏曾佑。他说：

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6]

几百年来的阅读实践却否决了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来看，而艺术形象如莱辛所说都是“逼真的幻觉”，一切艺术都应该是真实的，但真实和虚假是对立的统一，用我国的古典诗话来说，是真假互补、虚实相生的。脂砚斋在评《红楼梦》第一回针对所谓石头无才补天被女娲丢弃说：

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7]

脂砚斋这里说得很明白，按逻辑推理，不能补天，就该去补地（因为“地陷东南”），但不进入“鬼话”之境界，便不可能有此一部情痴之巨著。所谓“鬼话”就是假定、虚拟、想象。自由，才可能有心灵深层的真实。用歌德的话说，艺术是通过假定达到更高程度的真实。拘泥于表面的真实，从根本上说，乃属于机械唯物论和狭隘功利论。虽然从理论上说，二者都为理论界废弃，但是在具体分析文本之时，至今在文学理论界和语文教育界还相当流行。

承认小说情节和人物的虚拟性，在西方当论已经是某种共识，可光有这种共识，仍然是粗浅的。在西方，关于小说的理论五花八门，车载斗量，但少有解读小说艺术的。比如，目前很权威的西方叙事学，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讲究叙述的次序、延续、频率、心境与语态，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则分别论述叙事时间、语态和语式。然而，他们都离开了审美价值、情感世界去讲话语，除了托多罗夫时有真知灼见以外，大体上都满足于描述、概括和演绎，并未提出评价小说优劣的准则。因此，从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对他们作疲惫的追踪，应该从中国小说创作和阅读的历史经验出发，概括出中国式的小说阅读理论，解决小说的情节、人物在艺术上的评价问题。

依赖西方大家的文论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顽症，许多学者只是疏理西方文论的来龙去脉，从概念到概念（所谓知识“谱系”），从演绎到演绎，追踪其变幻，不惜耗费十年甚至数十年的生命，仍然对西方文论的局限没有突破，对具体文本的解读捉襟见肘。殊不知早在20世纪中叶，韦勒克和沃伦就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宣告：“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作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8]

既然如此，我们还不如直接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第一手的概括。当然，这需要有一点原创性，自然也就有了一定难度，但相对于追随西方大师的生命耗费，直接概括可能会另辟蹊径。

二

回到情节上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提出过“突变”和“对转”。什么叫突变？就是突然打破常规。什么叫对转？就是事情向相反方向变化。对于情节来说，其功能是探索人物内心潜在的情感和深层的奥秘。在平常状态下，人物均有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遇到事变，能够迅速调整其外部姿态，使心理恢复常态。情节的突转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生活常规，进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境界（我将其称为第二环境），使之来不及调整，目的是把人物在常规环境中隐藏得很深的心灵奥秘（我将其称为第二心态）暴露出来。

光有情节的情感因果，还不能算是好的情节，好的情节应该有一种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规，进入第二环境，暴露第二心态。所谓第二环境，是相对于第一环境而言的。第一环境就是人物所处的常规环境，把人物打出常规的第一环境，进入非常规的第二环境，其性质就是虚拟的、假定的、不拘泥于现实的。所谓第二心态，就是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它与表层心理结构形成反差。人都是有人格面具的。在正常的社会关系里，他维持着社会角色的面具。情节性的小说，一旦进入第二环境，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心理环境的更大变化，从而迫使人的心理深层奥秘浮现。

打出常规，以揭示人物的表层和深层心态的变幻，应该是小说普遍的规律。

都德小说《最后一课》中的那个小孩子不喜欢学法语，特别是法语的分词和语法，他讨厌极了，老师提问都答不上来。要让这样的孩子从讨厌法语课变成热爱法语课，写成小说是多么困难的事。例如，老师教导一番，父母循循善诱，他好像用功了一点，可并不排除他过几天又厌倦了。这样写小说不但费力不讨好，而且不可信。都德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他打出常规。常规环境是天天可以学法语，这是天生的权力，每天都有明天。非常规环境，这是“最后一课”，不可逆的。这个孩子突然变得非常热爱法语课，并且希望这堂法语课永远不要完结。这叫打入极端的第二环境，使他内心深层对母语的热爱之情被完全激发出来，浮到表面。原来这个经常逃课去滑冰、去钓鱼的小孩子，他内心深层还有一个隐秘，就是对母语的热爱。这就是《最后一课》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9]

莫泊桑的《项链》也是这样，玛蒂尔德非常爱慕虚荣，受邀参加一次舞会，不惜血本买了高档衣服，但美中不足，缺少一条项链。于是，她向朋友借一条。出了一夜的风头，要回来时发现项链丢了。这样贵重的礼物丢了，对于这个普通的教育部官员家庭来说，是个大灾难。为不被人当成骗子，她不得不勤俭持家，艰苦备尝，由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爱出风头的女人，变成一个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女人。在之后的十年里，她辞去女工，住到小房里；自己洗衣服、提水，一桶一桶地提上楼；自己洗碗，她那粉嫩的手指都洗粗了。莫泊桑在写到这一段时用了一个词，英文译成“heroism”，即英雄气概。一个爱慕虚荣的轻浮女人，变成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女性，这个人就更深刻了。

关于这篇小说，有很多奇怪的讨论。有人说，这个女人是个爱慕资产阶级虚荣的、肤浅的女人，是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害了她。有人说，这个女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高贵地位，享受自己的美丽和幸福，不能说她是资产阶级的虚荣，无产阶级也需要这些东西。其实，这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她表层的人格面具是虚荣的，但她心灵深处还是正直的，为了正直的人格，她宁愿承受十年的苦难。

这篇小说把她打出常规，打出的缘由却是假的――项链是假的，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这对情节构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假定。如果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理论，《项链》这篇小说本来可以接着写下去：既然项链是假的，就应该把真的项链还给玛蒂尔德，让她去卖了钱回家改善一下生活，补偿十年的辛劳。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写，因为对人的心灵的探索到此结束。把真的项链归还给玛蒂尔德，对故事的完整性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对审美价值来说不重要。情感的、青春的代价付出以后，就再也不能得到补偿。这正是小说之所以非常深刻的原因。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遵循的也是这样的原则。《复活》一开头，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公爵道貌岸然地坐在那里，突然发现，那个被控告谋杀嫖客的居然是当年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仆，因为怀孕而被逐，流落到城市沦为，又被诬告谋杀。这就突然把他打入了第二环境，产生了第二心态。他觉得自己才是罪人，于是决心去拯救她，甚至向她求婚，但是遭到拒绝。等到她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以后，聂赫留朵夫就产生了第三心态――追随她去，直到看到她嫁给一个民粹派。他读《马太福音》（“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最终得到解脱。

三

第二心态、第三心态，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的，然而小说写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几个人从相同的心态变成另外一种心态，有三种可能：完全相同；完全不同；部分相同，部分不同，即本来处于同一情感状态的人物，发生了情感错位。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相同的，不像是小说，在一切情境中人物都心心相印，那是浪漫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凡事都针锋相对，令人想起红色文学中写阶级斗争的公式化，把人物简单化；而那些发生情感错位的，往往才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西游记》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一路上都是打出了生活的常规。妖怪很多，都给消灭了，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在打的过程当中，师徒四人的精神状态没有什么错位，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其实并不是好的情节。然而，有一个妖怪印象绝对深刻――白骨精。她是一个女妖怪。她一出现，人物的感觉就发生了错位。孙悟空一看，立刻分辨出这是白骨精，一棒下去就把她给打死了。唐僧一看，明明是一位善良的女子，而猪八戒一看，好漂亮的一位姑娘！人物心理瞬间发生了“错位”。《西游记》的英雄通常都是无性的，猪八戒则是唯一有性感觉的男英雄。四人一起前进的时候，都是常规心态，相安无事，而女人一出现就发生了突变，猪八戒的感觉被打出了常规。猪八戒潜在的性意识非常强烈、非常坦率地表露出来，和孙悟空、唐僧的情感发生错位，而且幅度很大。在他的挑拨之下，孙悟空被驱逐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平时同心同德的四人，内心的错位浮现出来。

人与人的情感有了错位，人物就有了个性。错位的幅度越大，情节就越生动，人物就越有个性。小小的私心，造成严重的后果，构成怪异。这种怪异主要在猪八戒，在当时的情境下，喜欢女孩子叫作“色”，是犯戒的，一般只可掩藏在心里，而猪八戒是公然的，一贯如此，非常坦然。吴承恩没有让唐僧被白骨精吃掉，没有让猪八戒的私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仅仅让他与孙悟空发生错位，这就使得猪八戒的形象既可恨、可恶，又可笑、可爱，造成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什么样的情节是好情节呢？三打白骨精既有心理深层的第二心态，又有师徒的情感错位，而且还有喜剧风格，因而是好情节。

总的来说，情节的功能，第一是将人物打出常规，第二是暴露人物第二（深层）心态，第三是造成人物之间的情感错位。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三点：错位。打出常规的效果固然是深层心理，但是深层心理的最佳效果却是使在同一感情结构中的人物产生错位，而正是情感的错位，又激发出情感更深层的奥秘，从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例如，《红楼梦》的最高潮当然是林黛玉之死。这是一个结果，其原因却是多重情感错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头就表示反对言情小说，才子佳人，为一个小人从中挑拨，导致悲剧的俗套。《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死亡，作为悲剧的结局，其精彩就在多重的情感错位。悲剧的决定者自然是贾母，贾母并不是因为恨林黛玉和贾宝玉才做出选择薛宝钗的决策，而是恰恰相反。第一，贾母是因为太爱贾宝玉才选择了薛宝钗，其结果却导致贾宝玉的悲痛近疯，当了和尚；第二，正是因为贾母深爱薛宝钗才选择了她，让她冒充林黛玉和贾宝玉结婚，结果薛宝钗终身守活寡；第三，贾母也不是不爱林黛玉，正是由于过分宠爱，才让林黛玉和贾宝玉从小就同吃同住，造成二人非同寻常的感情；第四，贾母担心林黛玉不长寿，如果选择她和贾宝玉结婚，自己将来无法面对地下的丈夫，然而，选择的结果导致林黛玉的死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她更加无法面对自己的丈夫。王熙凤设计让薛宝钗冒充林黛玉，并不是要让贾母陷入悲痛，而是为了讨好贾母；更不是为了糟害贾宝玉，而是为了给他的病“冲喜”。所有这一切错位的综合，构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

从这里，可以将前述情节因果乃情感因果的理论深化一步：情感因果的最高层次乃是复合的错位的因果，错位的幅度越大，审美价值越高。在《麦琪的礼物》中，一对夫妻在圣诞节把自己仅存的最好的、最贵的财宝变卖了，买了礼物，奉献给自己所爱的人。从小说艺术来看，这本来是很冒险的，因为动机上没有错位。作家却让他们的动机和效果形成错位。第一，只写妻子一方，强调在她穷得只剩下漂亮的头发时，为了丈夫的金表更为堂皇，把头发卖掉买表链。不过，那将只能充满诗意，作为小说显然有点平庸。欧・亨利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平庸。第二，如果妻子发现自己买的礼物无用，却发现丈夫为自己买的礼物有用，这样的构思，当然比之只有妻子一方卖头发要艺术一些，但是错位还不够。欧・亨利的杰出就在于，让丈夫把自己的金表卖了，买来的礼物却是一套梳子，由于妻子的头发已经卖掉，也变得无用。这样，表链和梳子构成了双重的期待的错位，也就是错位结构的双重对称，错位的喜剧性和幽默感就强化了。从世俗观念看来，他们的决策是不聪明的，是“傻乎乎的”，但恰恰又是“最聪明”的。原文用了一个高雅的词语“wise”。作者难得地在小说最后站出来宣称，他们在一切接受礼物和赠送礼物的人中，是“最聪明的”。聪明和愚笨完成了一次对转。读者读后会莞尔一笑，不仅仅是期待的落空，而且是落空之后在另一条逻辑线索上的落实，是落空和落实的“错位”结构。[10]在这样强烈的双重错位结构中，奉献和爱情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小说不但因为错位而彰显了人物个性，而且因为动机的生命而充满了诗意。

参考文献

[1]胡适.论短篇小说[M]∥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72.

[2][3]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203.

[4]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75～76.

[5]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1.

[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4.

[7]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7.

[8]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55～156.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第2篇

东欧史

孔寒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010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孔寒冰教授所著《东欧史》一书。本书以近7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东欧诸国自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出现至今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堪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中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东欧史》,顾名思义,研究的是东欧的历史。那么,这里的“东欧”所指为何?

“东欧”,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诚如本书开篇所言,其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总体上看,它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模糊而政治身份又非常特殊的概念。从纯地理角度来看,“东欧”是一块位于欧洲大陆边缘、缺乏清晰自然边界的区域,大致覆盖了由波罗的海向南部、东南部分别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和黑海的广阔地带。其中,沿德国北部、低地国家一线向东直至俄罗斯边界的平原地带构成了它的北部;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捷克平原和多瑙河盆地的丘陵地带为其中部;在其南部和东南部,则分别是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和辽阔的乌克兰草原。就其政治身份而言,“东欧”是冷战时期有着特定所指的一个概念。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东欧明确界定为“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并“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欧洲部分,具体即指其后几年间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8个欧洲国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苏联西部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屏障地带,东欧国家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始终扮演着战略前沿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八国纷纷发生政治剧变,此后经数度分合,截至目前,除保持了原有国家形态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五国以及德国统一后失去独立国家身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两个联盟国家解体进程中还出现了8个新的独立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欧”这个概念在近20年间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定义也往往相互抵牾。对于欧洲版图上哪些国家和地区应被划入其中,目前国际上越来越缺乏一个多数认同的标准。大体看来,存在以下几种界定:第一种,继续沿用冷战时期的定义,即将“东欧”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在欧洲8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在剧变基础上形成的上述14国。第二种,将其等同于“中东欧”。根据这一界定,除了这14个“前东欧”国家外,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被纳入“东欧”这一范畴。第三种,从“后社会主义欧洲”这一概念出发,将“东欧”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中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上述波罗的海三国,东南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前南各国),欧洲独联体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除了以上几种主流的划分方法外,关于“东欧”还有两种比较“走极端”因而也不太常用的分法,一种是从最狭义的角度,将其局限为仅指欧洲正东部除俄罗斯在外的3个独联体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另一种则是从相当广义的角度,将冷战时期所谓“集团”的所有成员均纳入其中,依此,“东欧”从地理上还囊括了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亚洲部分。

不难看出,孔寒冰教授的《东欧史》采用的是第一种界定方法,即将研究视角锁定为“前东欧”国家。此种界定的好处不仅在于符合了中国读者对东欧这一概念的普遍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它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如始如一和历史分析的连贯性。也或许正是由于采纳了冷战语境下关于“东欧”的概念规范,本书虽说纵涉千年,但近半数文字用以重点描述的是作为“东方阵营”重要成员的东欧各国战后40余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笔者将其简称为“战后东欧史”,即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连锁剧变的这段历史。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1945―1947年间曾实施过短暂的联合政府政策,此后随着欧洲冷战拉开帷幕,便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政治上,以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解释权。苏联模式的固有缺陷与其同东欧现实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其后几十年间东欧的社会发展不断在改革、危机二者间交替地盘旋、打转。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东欧国家――尤其是其中有着“东方经济改革先驱”之称的波兰和匈牙利,这种特殊的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的发展轨迹渐渐发生了变化:改革陷入困境,再也无力遏阻危机的发生、发展与蔓延,而不断扩大的危机挤压了改革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1989年,首先从华沙开始,改革让位于剧变,随后东欧各国连锁性地发生了制度崩溃,并自此走上了向“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转型的漫漫长路。

有关这段历史的描述,细数起来相关成果并不算少。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只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在此之前,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以及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借助于媒体报道、官方宣传、亲历者忆述等一些相对说来并不具有历史权威性的资料来源,因而,当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这些早期的成果时,常会发现其中许多描述与事实不甚相符,甚至完全相悖。相应地,作者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亦不免令人质疑,而难具说服力。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于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即所谓档案创造历史、档案见证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档案馆纷纷对外开放,方使研究者获得了根据一手材料,超越主观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对外关系等多重维度对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发展史加以重构的基本条件。这里说“重构”,其实并不为过。众所周知,有时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即可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最近十余年间大量相关历史档案的陆续解密为战后东欧史编撰确实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以下试举若干案例予以说明。

首先来看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我们知道,作为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意识形态大论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分裂,这场同时在党际、国家双重层面展开并渗透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冲突,对后来数十年苏联、东欧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其相互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心中打上了深刻烙印。那么,这场令人备感意外的冲突究竟缘何而起?显然,这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事件的首要前提。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档案文献披露之前,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有关冲突起因的种种解释其实并不准确,相关历史过程被想当然地虚构了。透过新近公开的档案材料,学者们发现,这场冲突并非如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所认为的那样,起因于南斯拉夫在国内外政策上执行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亦非如南斯拉夫方面所坚持的那样,根源于二战时期斯大林对南共一再执行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独立政策的不满。事实上,直到冲突爆发前,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未对双方当时亲密的联盟关系造成实质影响,无论是斯大林还是铁托,谁都不想,也没有想到苏南两党会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苏南冲突的背景在于铁托未能读懂1947年冷战打响后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的重大改变;围绕着南保联邦、南阿关系、希腊革命等诸项巴尔干议题遂演变为激化双方分歧的焦点;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服从莫斯科统一指挥和铁托坚持要保证南共在巴尔干的特殊地位最终导致了双方分裂;这一结果而后被苏联领导人用来达到加速建立东方阵营的目的。1948年后,被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被迫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如此,对南斯拉夫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苏南冲突之间何为因何为果的历史结论,也完全不同了。

另举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为例。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这场危机,肇始于10月23日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若以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出兵镇压作为结束的标志,其间共经历了震撼人心的13个日夜,这短短的13天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最为沉重的一页,也对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以至整个冷战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事件结束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它的回顾和探讨似乎从未停息过,不过,由于缺乏档案佐证,相关历史过程和细节的描述常常出现不相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之处。20世纪90年代后的档案革命,揭开了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过去一直不甚清楚或存在讹误的重要史实,也由此得到了澄清。比如,以往人们一直将布达佩斯各高校学生于23日下午3时开始的示威游行视作匈牙利事件的起点,但据新近解密的匈牙利档案,其实早在此前几小时,东部城市德布勒森已经发生了学生上街游行并引发了流血事件。又如,危机爆发当晚,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发起代号“行动波”的第一次军事干预,此后面对国际社会舆论压力,苏联坚称出兵系应匈牙利政府之邀而为。然而,真实档案显示,这份所谓“邀请书”不仅时间滞后且未能获得时任匈政府总理纳吉的签字认可。另外,在相关档案解密以前,很多人认为苏联之所以对匈牙利而非此前不久发生的波兰事件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因为纳吉政府“走得太远了”,换言之,正是11月1日匈牙利宣布中立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一事,促使苏联转而决定采取军事镇压。不过,来自苏共中央主席团、匈党中央政治局相关会议记录却清楚地表明,莫斯科做出军事干预的决定在前,匈牙利宣布中立和退出华约则完全是面对苏联重兵压境万般无奈下的绝望之举。显然,因果关系在这里被倒置了。至于其他许多与匈牙利事件相关并流传甚广的“神话”――诸如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领导人对危机期间苏联决策的影响、南斯拉夫对事件的态度和反应,以及令人迷惑不解的卡达尔“出走之谜”、“纳吉案件”等,也逐渐在档案和史料学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解读。

再来谈谈1968年轰动一时的“布拉格之春”及其引发的危机。所谓“布拉格之春”,狭义地来讲,即指1967―1968年间以杜布切克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领导人所发起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尝试,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结果,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便于是年8月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的军事行动所扼杀。此次入侵事件及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论”,后来成为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并由此为各国社会发展进程带来深远的灾难性后果。近些年来,借助不断涌现的新材料,与“布拉格之春”和华约五国军事入侵相关的某些历史事实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新构建,相应地,许多此前令人捉摸不透的历史细节也由此获得了证实或修正。比如,现在我们知道,作为政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选择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处理方式时表现相当谨慎,较之葛罗米柯等克里姆林宫“强硬派”,勃列日涅夫更倾向于首先通过政治途径(谈判)而非军事方式(入侵)来化解危机,所以,尽管夏初华约五国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以向捷改革派施压,但军事行动的决定仅是在入侵前不久方才做出。同时,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华约四国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亦需重新加以认识。事实上,它们并非完全被迫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走,在其内部,除匈牙利之外,其他三国领导人乌布利希、哥穆尔卡、日夫科夫都对“布拉格之春”及其可能后果深感惊恐,并敦促莫斯科采取“极端措施”。此外,1968年前后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改革派与所谓“健康力量”(反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其实远较人们先前猜测的要尖锐得多。据俄国档案显示,后者甚至联名致信勃列日涅夫,“邀请”苏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捷国内正在出现的“反革命威胁”。诸如此类新的发现还有许多,比如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事件的真实态度、军事入侵后苏捷双方在莫斯科会谈的详情、捷国内民众对华约五国军队的反抗及人员伤亡情况,等等。此处不再一一枚举。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 音乐审美 音乐暗指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对自然的模仿，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被感觉感知的、能够被思维认识的。这与乔伊斯对于美的界定是一致的。“美是具有审美意识的人所渴望的，这种渴望能在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中得到满足。”[1]（P147）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例如情感、情绪和情态，该由什么来模仿呢？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音乐”。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是用声音来模仿的艺术，他说“节奏与音调（旋律）是些运动，而人的动作也是些运动”[2]（P79）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节奏和旋律来模仿不同的运动状态，而不同的运动状态则体现着不同的情感、情绪、情态。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卢梭在“模仿论”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认同者，他认为旋律来源于语言，通过模仿声音抑扬顿挫的变化，旋律表达了同情、悲伤、欢乐、恐惧等情绪和感觉。[3]（P84）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急于摆脱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在音乐美学领域，美学家在卢梭的观点中找到共鸣，认为“真正的音乐或能代表音乐的是那些有歌词的声乐，是歌剧的咏叹调，是庄严的弥撒或康塔塔，器乐只不过是消遣，为了娱乐”[4]（P4）。乔伊斯在音乐欣赏和文学创作中或受到亚里士多德古典主义的情感音乐美学和卢梭“旋律来自于语言”思想的启迪，对带有歌词的声乐情有独钟。不可否认，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塞壬》一章中成功运用了巴赫赋格曲的结构以及从瓦格纳那里借鉴的“主导主题”音乐手法，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但纵观他的作品，对于声乐作品的运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对于交响乐形式的运用。在生活中他热衷于歌唱和欣赏音乐，在作品中他擅于把看不见的，难以捕捉的瞬间用音乐去描述。音乐对于乔伊斯，已经成了另外一种带着旋律的语言，它可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情感，追求真理。

乔伊斯出生在爱尔兰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的时期，生于一个辗转漂泊的没落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他仍然心怀对音乐的热爱。乔伊斯大学毕业他后曾经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声乐训练，他曾尝试成为歌唱家。当时虽然想成为歌唱家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家里的财政紧张，但也同时说明他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乔伊斯偏爱带歌词的声乐，凸显在他在文学作品中熟练运用一种叫做“音乐暗指”的创作手法上，他先后把大量风格各异的音乐元素注入到作品中。从最初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流行歌曲，到歌剧，再到爱尔兰的民谣，无一不是带有情感、情绪、和情态的艺术表现手法。他的音乐暗指主要来自带有歌词的声乐作品，如歌剧、流行歌曲、爱尔兰民谣和儿歌等。欣赏乔伊斯的作品，遇到这些音乐暗指的时候最好唱出来，正如文学作品的插图会生动描绘作者设置的场景和人物，乔伊斯的音乐暗指同样能唤醒读者的情感共鸣。本文认为，他对于音乐的审美和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从《室内乐》的抒情音乐风格，到《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画像》之中的音乐隐喻初试锋芒，再到《尤利西斯》中大量的音乐隐喻的成熟运用，乔伊斯走向了文学创作成熟的同时，也完整体现了他的音乐美学理念。

一、情歌

《室内乐》是乔伊斯的第一本诗集，乔伊斯曾经希望有人能把它谱成歌曲，这一想法后来变成了现实。“从这些诗的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模仿《圣经·雅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情歌小曲、爱尔兰谣曲和民歌的痕迹。”[5]（P16）诗集中充满了音乐意象，年轻的诗人试图用音乐与文字书写爱情是这部诗集的灵魂所在。

“土地和空气中的琴弦/奏出美妙乐音/琴弦鸣响在河岸旁边/那里柳树成阴”，第一首诗就提到了音乐的意象，接着点明了要歌颂抒发的主题“爱情”——“沿河岸有音乐悠扬/因爱神在那里徜徉”，琴与歌者的意象相继出现；第十三首“去，殷勤地把她找出来/就说我来了/永远欢唱贺婚喜歌的/芳香的风”，唤起听者对爱情的无限向往和畅想；第十四首“芳香的风儿正在编织/一首叹息之曲：起来，起来/我的鸽子，我的美人儿”，诗人对爱情的渴求跃然纸上；再到第二十八首“歌唱已死的恋人们/永久而深沉的睡眠/在坟墓中一切爱情都将睡沉/爱神如今已厌倦”，又表现了失恋后的悲伤和绝望。诗歌的情绪从热烈的盼望，真诚的追求到最后的哀伤绝望，其中贯穿了伊丽莎白时期情歌经常运用的音乐意象“竖琴”“号角”“唱诗班”，读者仿佛可以听见年轻诗人直白的却发自肺腑的优雅吟唱，爱情、音乐和文学巧妙地被融为一体。

乔伊斯对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歌曲的钟爱一直持续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斯蒂芬·戴德勒斯这位一心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爱尔兰的社会对培养独立自主的艺术性格十分不利，于是决定挣脱牢笼，远走巴黎。在对他的心上人表达爱意的时候，他即兴演唱了一组“伊丽莎白时代优雅的歌”[6]（P169）：包含一首甜蜜的难分难舍的送别歌，加上阿金库战役中英军的胜利之歌，还有一首欢快的曲调《绿袖子姑娘》。这组歌曲营造的氛围先是沉静舒缓，接着喜悦优雅，最后是欢快甜蜜的。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在私人聚会时表演，能够增进演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亲近感。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文中年轻人对心上人的爱恋表露无遗。同时，音乐中透出的离别也成为情节的先兆，斯蒂芬向爱慕对象表达完情意后孤独地远走他乡。

二、歌剧

《伊夫琳》（《都柏林人》中的短篇）中伊夫琳是一个十九岁的餐馆女侍者，住在都柏林一所破旧的老房子里面，和年老酗酒又脾气粗暴的父亲一起生活。她的情郎弗兰克是“很和善，有男子气概，而且心胸坦荡”[7]（P4）的水手，带她去听歌剧《波西米亚女郎》（The Bohemian Girl），这是爱尔兰作曲家和歌唱家巴尔夫的代表作歌剧，并打算带她去布伊诺斯艾利斯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当轮船将要起航的时候，伊夫琳退却了，她即将面对的将是都柏林对她永远的囚禁。

“泥土”（《都柏林人》中的短篇）中的万圣节，玛利亚在弟弟家的聚会上唱了一曲“我梦见住在那里”（I Dreamt that I Dwelt），是《波西米亚女郎》中女主人公回忆往昔美好时光的一段唱：

我梦见住在大理石的厅堂里

身边围着随从和奴仆

那高墙下聚集着各种人，

我是希望和光荣之主。

我有数不清的财富，还可炫耀

祖上有显赫的威名，

可是我却梦想，如那样是最好，

你一如既往对我钟情。

……

玛利亚是一个年长的洗衣工，年轻时代替母亲照顾弟弟们，年纪大了被安排到慈善机构的洗衣房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已经变成了土埋半截的老处女。在万圣节的小游戏中，她抓到了粘粘的“泥土”，竟是死亡的象征。为了避免被人笑话她贫瘠的感情生活和孤苦无依的尴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玛利亚特意省略了第二部分：

我梦见求爱者拉着我的手

骑士们跪倒在我的裙边

说着那些任何少女都拒绝不了的誓言

他们都向我表达着忠贞。

我梦见一个贵族向前来表达爱意

他紧紧拉着我手。

可是我却梦想着，如那样是最好

你一如既往对我钟情。[8]（P18）

《伊夫琳》和《泥土》两个故事中的两首歌都来自于同一部歌剧《波西米亚女郎》。这部歌剧讲述了伯爵的女儿埃尔林被吉普赛人诱拐后与吉普赛人一起流浪，历尽艰辛在旅程中遇见了流亡在外的波兰贵族青年赛迪斯（Thaddeus），两人彼此相爱。歌剧中男女主人公在流浪中怀揣着对忠贞爱情的期盼和渴望，相知相依。而小说集中伊夫琳放弃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玛利亚渴望爱情却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去享受爱情了。乔伊斯在两个故事的设计上别具匠心，伊夫琳和玛利亚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弟弟，领着微薄的薪水，她们同样善良，同样渴望爱情，又同样难以得到爱情。玛利亚的今天仿佛就是伊夫琳的明天。同一部歌剧联系起了两位女性的命运，彰显出都柏林女性在动荡贫穷的岁月里，那种浪漫情怀被现实消磨殆尽的无奈和悲哀。音乐暗指的运用使小说结构瞬间变得更加紧密，彼此呼应。

《爱情如今》（M'appari或英译Martha，Oh Return Love）是《塞壬》一章中西蒙·戴德勒斯唱的一首咏叹调。取自德国作曲家弗洛托（Friedrich Flotow）代表作歌剧《玛尔塔》。剧中男主角莱昂内尔爱恋着他从市集上雇来的女佣玛尔塔（Martha）。莱昂内尔并不知道玛尔塔实际上是女王的侍官哈丽特。因为厌倦了宫廷生活，她装扮成女佣玛尔塔。她的忽然离去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失意之中。

《塞壬》这一章中对这个暗指的安排十分巧妙，不仅只是在一处提到歌曲的名字或是引用歌词的片段，而是精心选取了这首咏叹调中的十二句歌词放在十二个地方，因为当时演唱者的声音是从另外一个客厅里面传来的，伴随着酒吧里各种嘈杂的声音，布鲁姆只能偶尔听清几句唱词。然而这看似随便却精心设计的歌词都正好符合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从美丽的邂逅“当我初见那绰约身姿时”到共度幸福时光“胸中充满希望欣喜”[9]（P225），再到失去爱人“幻梦破灭一场空虚”和最后苦苦等待和呼唤“回来吧迷失的你，回来吧我亲爱的你”。布鲁姆与歌剧中的男主角莱昂内尔此时的心情十分相似，都曾经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却遭到突然的背叛（毫无征兆突然离去和与人私通）。每句歌词中间都穿插了布鲁姆的意识流，回忆与莫莉的往昔时光。布鲁姆在这个一天中最失意的时刻，看到妻子的情夫动身前去与妻子幽会，他没有去阻止，反而钻进了奥蒙德旅馆的酒吧，本想借酒消愁，没想到却听见如此令人伤心的旋律。一方面这个音乐暗指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引出了主人公对自身命运的回溯。另一方面，音乐在对悲伤情绪的渲染中使读者感受人物细腻的内心，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旋律使得读者不禁为他的人生感慨，可悲可叹的是他明知道妻子对他不忠却还恋恋不舍，他只知哀叹却不做任何努力去改变现状。

三、民谣

《两个浪子》（《都柏林人》中的短篇》）中勒内汉和科利是两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科利向勒内汉炫耀他与一个女仆谈恋爱，既能骗财又能骗色。两个人走到基尔戴尔街时，遇见一个弹竖琴的人“为一小圈观众演奏着，他心不在焉地拨弄着琴弦，时不时迅疾地朝每个新来的人脸上瞥一眼”，并且它的竖琴也和演奏者一样无精打采，他在演奏着“安静吧，哦莫伊尔”（Silent，Oh Moyle），这是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爱尔兰民谣》（Irish Melodies）中的一首歌“菲奥努阿拉之歌”（The Song of Fionnuala）[10]（P42）。海神里尔（Lir）的女儿菲奥努阿拉（Fionnuala）被她的继母诅咒变成天鹅，在爱尔兰的周边徘徊遭受磨难长达900年（其中包括在莫伊尔海峡遭受痛苦的300年），直到有一天咒语解除，女孩也变成沧桑的垂死之人。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爱尔兰广为流传，天鹅也因此备受爱尔兰人珍视。在此歌曲中海神女儿悲惨的命运让读者想起被“下了咒语”心甘情愿把身体和金钱都交给科利的可怜女仆，她遭受了爱情的背叛而全然不知，还在苦苦地等待着情人来践行他的爱情诺言。托马斯·莫尔的旋律中有这样的歌词：“悲哀地，莫伊尔，我在你海水的呼啸里/度过命运给我长久的折磨/艾琳（Erin）也在黑暗中沉睡着/并未见纯洁的光芒来打破黎明”。艾琳是爱尔兰的别称，从两个浪荡子以欺骗女仆为乐为荣，可以深刻体会到爱尔兰社会充斥着堕落、欺骗和背叛，这个国家也正处于黑暗之中。

这首民谣的音乐暗指同样出现在《尤利西斯》的《斯鸠利和卡吕布狄》一章中，以主人公斯蒂芬脑海中意识流的形式出现在文中。在国家图书馆里斯蒂芬正在和学者们讨论莎士比亚，同时他的内心思绪也在继续。“考迪莉娅·考德里奥——里尔那最孤独的女儿”。考迪莉娅是李尔王最小的女儿，她是唯一孝顺老王的，却被她的姐姐们害死。考德里奥是意大利语，发音与考迪莉娅相似，含义为“悲哀”，而“里尔那最孤独的女儿” 来自于托马斯·莫尔的“菲奥努阿拉之歌”（The Song of Fionnuala），其中“里尔”（Lir）是“李尔”（Lear）的同音。海神里尔的女儿菲奥努阿拉被变成天鹅孤苦地徘徊，历尽沧桑。斯蒂芬通过与众人的谈话，他发现自己与这个民族主义与商业气息浓郁的爱尔兰文化圈子格格不入，还想到刚刚逝去的母亲，不禁悲从中来，自己正像那只孤独的天鹅，面临着精神被流放的命运。

四、结语

乔伊斯利用音乐隐喻的一大用意在于，他能够逐渐成功地从作品中隐退，或者说“像造物主一样，隐匿于他的作品之内，之后或之外，无影无踪，超然物外”[11]，从抒情风格的《室内乐》到含义深刻的《尤利西斯》，乔伊斯成功地通过音乐暗指为小说增色：在《室内乐》中，他把自己想象成优雅的伊丽莎白时期的求爱者，唱着婉转热情的小情歌，年轻而直白；在《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肖像》中，他变成了偶尔跳上舞台的歌剧演员，讲述着令人辗转反侧的故事；到了《尤利西斯》，他已经可以完全游刃有余地边读边唱，因为那时音乐与文字已经融合在一起，天衣无缝了。

注释：

[1]James Joyce.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Ed. Ellsworth Mason and Richard Ellman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9.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吴克峰，胡涛译，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4]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5]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集》，傅浩编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原文引用皆出自此版。

[6]James Joyce.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2.原文引用皆出自此版。

[7]James Joyce.Dubliners，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3.原文引用皆出自此版。

[8]Zack R.Bowen. Musical Allusions in the Works of James Joyce：Early Poetry through Ulysses，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1974.

[9]James Joyce.Ulysses，London：Random House，1992.原文引用皆出自此版。

[10]Thomas Moore：“The Song of Fionnuala”in Irish Melodies，London：Longman，Brown，Green，and Longmans London Circa，1854.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第4篇

陆克文在6月26日战胜吉拉德，再次当选澳执政党工党党魁，并重新出任该国总理。他的中文又有了用武之地。不过，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像他这样精通外语的毕竟是少数，即使懂外语的领导人，也无法像用母语一样清晰表达所思所想。所以，领导人之间会谈和外事活动，总是有“中间人”。他们很少被注意，但其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就是翻译。他们的人生故事，充满着传奇色彩。

苏联翻译爱带《花花公子》

苏联时代的“第一翻译” 苏霍德列夫如今早已退休。他舒服地坐在莫斯科郊区的家中，谈起自己的职业选择，口气里透着自豪：“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你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使交流变成可能。”从赫鲁晓夫会见艾森豪威尔，到戈尔巴乔夫会晤里根，整整30年，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身边站着的永远是面目清秀、又高又瘦的苏霍德列夫。他参加过的峰会、经历过的风雨比谁都多。他最后被派往美国，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并以公使头衔退休。

苏霍德列夫在伦敦长大，父亲是军方情报人员，母亲在苏联驻英贸易代办处工作。白天母亲上班去了，小苏霍德列夫就噔噔噔地跑上楼，到楼上的邮递员叔叔家玩。“正是那对英国夫妇让我学会了英式礼仪，使我受益终身。”他8岁到苏联使馆学校读书，小小年纪就为老师当起了翻译。“从那时起，我就坚信长大后我会成为口译员，而且会做得特别好。这个信念我一生都没动摇过。”

12岁，他回到莫斯科，一路坦途，从外语学院毕业后进了外交部翻译局，经常出入克里姆林宫，成了赫鲁晓夫的贴身翻译。那时，他的头脑“就像高速运转的电脑，反应时间不能超过一秒”。为赫鲁晓夫当翻译很让他头疼。赫鲁晓夫总是读了稿子的开头，就扔下稿子开始自由发挥，还总说些很难翻译的俗语、土话，言辞也很粗鲁，称美国工会领导人为“跟屁虫”，威胁西方“我们要把你们埋了”，这都让苏霍德列夫非常尴尬，不知如何翻译。赫鲁晓夫喜欢长篇大论，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苏霍德列夫要翻译，还要记录谈话要点。1962年，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苏霍德列夫忙了整整一天一夜。

比起赫鲁晓夫的“豪放”，勃列日涅夫则太拘谨，离了文稿就说不出话。1979年，他参加苏美首脑会晤。苏霍德列夫根据美方可能提出的问题，为他准备了长短两种答案。对方提出了一个小问题，苏霍德列夫将便条纸上的长答案划掉后，把纸塞给他。没想到，他读到被划掉的部分，突然转头问：“剩下的部分不用读了吗？”全场大笑，苏霍德列夫也很尴尬。

作为头号翻译，苏霍德列夫常随领导人出国。每次去西方国家，他都会偷带几本《花花公子》杂志回来。在当时的苏联，这算是黄色书刊，但他喜欢杂志中那些有趣的随笔。有时，他并不赞同领导人的说法。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出访美国时说，苏联人对车子、房子一点兴趣也没有，苏霍德列夫一面翻译，一面在心里说：“我想有车，我想有房。”

尼日利亚翻译拒绝小布什

领导人的翻译要求极高，许多国家有专门机构选拔人才。美国国务院下设的语言服务翻译局为总统等政要提供翻译服务，筛选人才时除了要考察语言能力外，还要了解时政、军事、地理、财经、科技等各方面知识，并且要在同声传译室内翻译两大段文章才能过关。为俄罗斯领导人服务的俄外交部语言保障司口译处有20多位翻译，都受过良好的语言教育，有的曾派到联合国工作过，不少人读书时就被外交部看中。

也有的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是自由职业者。尼日利亚的穆伊瓦就是如此。从1973年开始，他服务过的领导人包括曼德拉、克林顿、卡特等。他会说5种语言，这在当地极其罕见。而他学外语事出偶然。1969年，他父亲把他送去法国学医。“在准备报考医学院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晕血，看到血就会吐，怎么学医呢？”穆伊瓦开始琢磨今后能干什么。有一天，他住的旅馆里来了个孕妇，百无聊赖的他上前攀谈。“我告诉她我正在学法语，但对前途感到很迷茫。她突然说‘你为什么不当翻译？’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他因此豁然开朗，此后苦学外语，自学了西班牙语、德语等。

精通几国语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去过50多个国家，总是住最好的酒店，收入也不错，口译员的报酬是“每6小时不少于500美元”。“这个工作很耗费精力，而且没法‘混’。即使听众不懂原文，他们也能听出你翻得好不好。整个尼日利亚成功的口译员不到50个。”但是，“你能与国家元首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们在尴尬时寻求你的帮助，你还能目睹政治风云变化”，这都是让他喜欢之处。

但当翻译也有为难时。“即使那个政客在胡说八道，你也必须忠实地译出来，口气还得让人信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人在大白天说现在是午夜，我不能抬头看看天，心想‘这是个疯子’。”不过，他也有最后的手段：拒绝。“过去40年里，我为1000多位领导人当过翻译。但当我受邀为小布什当翻译时，我拒绝了。我不喜欢他的暴力个性。”

为克林顿奔走的阿语翻译

有些翻译在某一领域最后成了专家，甚至总统也会倚重他们。

2000年7月，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斡旋巴以和谈。他派出自己的阿拉伯语翻译贾迈勒去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希望说服后者接受自己的和平计划。克林顿说：“贾迈勒了解中东局势，阿拉法特也喜欢他。他与阿拉法特的私交无比珍贵。”那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一直是贾迈勒在说，阿拉法特认真地听。“我告诉他，一切都在他手中，如果他放弃这次历史性的机会，天知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巴勒斯坦还能剩下多少领土。”虽然最后阿拉法特拒绝了贾迈勒，但这件事本身，已让贾迈勒在中东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贾迈勒是埃及人，上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在担任翻译的10多年里，他见证了一次次中东危机。1991年，海湾战争一触即发。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带着贾迈勒飞往日内瓦，向伊拉克使者下达最后通牒。那次会谈长达6个小时，贝克交给对方一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亲笔信。贾迈勒回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重要的会议，非常紧张，也很害怕。萨达姆的使者读信时手一直在抖。他看完信后站起来说，这不是外交语言，是裸的威胁。”贝克厉声喝道，如果伊拉克不从科威特撤军，就会被撵出去，而伊拉克军队会被“打回石器时代”。贾迈勒翻译时，听得胆战心惊，“事实上，我一直在发抖”。

后来，贾迈勒成了中东问题专家，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就有关问题咨询过他。2003年，他陪小布什去埃及参加一次峰会，会场在沙漠地区，条件简陋，他临时搭建的同声传译室被设置在室外，气温高达46摄氏度。他在小屋里翻译了一个多小时。“我穿了西装，打着领带，感觉快昏厥了。”当他从屋内出来后，全身被汗水浸湿。小布什走过来，拿一块湿毛巾帮他擦去额头的汗水。这一幕被白宫摄影师拍下，传为佳话。

如今，贾迈勒已经退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他在中东的人脉成了他的最大财富，他的第一个客户是埃克森美孚公司。

萨科齐的知心女翻译

翻译们长期与领导人一起工作，往往也会建立友情。曾为3位法国总统当了20多年翻译的阿曼达就是如此。

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父亲是位语言学家。他把4个孩子送去学不同的语言，大儿子学德语，大女儿学西班牙语，二女儿阿曼达学法语，而小女儿学英语。他在家中定下规矩，孩子们可以选择说一种自己喜欢的语言，但不能夹杂着说。这样，几个孩子都精通了多种语言。为研究语言，他曾半夜把阿曼达摇醒，大声说“着火了”，看她会选择什么语言回应，因为人从熟睡中惊醒后，脱口而出的语言就是最熟悉的语言。他很早就认定，口译员这一职业适合女儿，既优雅又收入不菲。阿曼达尝试过多种工作，最终发现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能讲流利的多种语言，让阿曼达有了特殊的优势。当上总统的翻译后，她服务的第一位总统是密特朗。在阿曼达记忆中，“他非常聪明，从不泄露任何东西，你根本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英语。”多年来只有一次，密特朗在她面前干巴巴地“幽默”了一下。那次，密特朗在晚上10点把她叫进办公室，翻译他与老布什的通话。当时，屋内只有他们两人。“我有点害怕。但我没想到还有更可怕的事。”阿曼达戴上耳机开始翻译，却听不清，当时的电话机也无法调节音量。正在此时，密特朗养的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扑向她，爪子抓住她的肩膀，将耳机也扯下来了。密特朗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阿曼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耳机勉强翻完了整个谈话。她正要转身离开，密特朗叫住她让她坐下，说：“你叫什么？”“阿曼达。”“啊，山羊的名字！”密特朗说。阿曼达本来就有气，脱口而出：“你胡说什么！”密特朗干笑着说：“我小时候，妈妈在我睡觉前总给我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只叫‘阿曼达’的公羊，所以我一直认为那是羊的名字。”后来阿曼达回过味来，意识到密特朗是在“套近乎”，婉转地表达了抱歉之意。

相比之下，希拉克要友善得多。有一次，阿曼达带着自己7岁的教女逛街，突然接到电话要赶回去做翻译。匆忙间，她只好把教女也带进了爱丽舍宫，让她待在隔壁小屋。工作结束后，希拉克看见这个小姑娘，得知那天是她生日，立刻招来自己的摄影师，让小女孩在总统办公室摄影留念。工作人员进来提醒他，有客人要到了，希拉克说：“别急。这对这个小姑娘来说很重要。”在举办宴会时，希拉克为了让阿曼达有时间吃几口，曾经对客人们说：“现在请大家都不要说话。”有一次，阿曼达坐在希拉克身后为他翻译，希拉克把一片面包从肩膀处递给阿曼达。同桌的一位外国领导人觉得很感动，也想起了自己饿着肚子的翻译，可他手边没有面包，就端起碗汤递给身后的翻译。可怜的翻译喝也不是放也不是，只好端着汤继续翻译。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第5篇

1 教师的教学行为应当转变

教师应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状态。教师要改变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行为,树立以活动促发展的教学观念,精心设计学习环境,引导、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给学生心理上的支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如教学《我的信念》时,由于兴趣爱好以及生活阅历的局限,学生很难理解居里夫人重要的思想内涵。教学时笔者便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课前布置题为“走进居里夫人”的作业,让学生查阅搜集有关居里夫人的资料、故事等,整理出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料以备课上交流。学生在查阅资料的活动中,就能不断地受到居里夫人的感染和教育,再通过课堂上的互相交流,教师就没有必要对文章再做详细的分析,只要设置“居里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可以从几方面去归纳”这一问题,就可让学生全面感知课文,并通过再次阅读,深刻感受居里夫人的人格魅力。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得到培养,他们不仅掌握了语文方面的知识,更让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改变、丰富和提升。

2 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数事实证明,“问”是培养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切入点,只有学生有了疑问,才会产生探究的兴趣。因此,教师要鼓励引导学生敢于质疑,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参与讨论,让学生在探究中寻找答案。这与教师将现成的答案直接“端”给学生,效果截然不同。

笔者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时,首先在学生初读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从字词、情节、背景、人物、主题、写法上分组讨论,对那些见解新颖的问题与发言及时肯定与表扬,极大地调动学生探究的积极性。有时课堂上可能会“一片大乱”,但这也正是学生创造能力集中迸发的时候。当达成一致意见后,问题在讨论中自然得到解决。

3 培养学生能够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目前中学生的求知欲强,对社会、人生、自然都有积极的探究兴趣,对什么事都喜欢问为什么,因而敢于说出不同的见解,容易创新。对待尽管很幼稚的见解,但仍需要教师倍加爱护,积极引导,久而久之,这对学生探究性学习方式的形成是十分必要的。

例如在教学《阿西莫夫科普短文两篇》时,有个女生便对作者断言的“恐龙是由于小行星的碰撞导致灭绝”的看法提出质疑,并结合自己课外阅读的材料进行争辩。笔者首先肯定这个学生的探究精神之可贵,并激励学生将来可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探索。

4 注意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笔者总是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先交到学生手中,让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角度上去思考。有时学生所想到的,连教师和编者也未必想到,对于这些新颖的见解,笔者如同对待初春的新芽一样倍加珍惜,因为这些是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得到的,标志着他们在思维和语言上上升到一个成熟的新阶段。

5 创设氛围,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就会失去探究的兴趣,慢慢地就会变成被教师“抱大的一代”。因此,教师在教法设计上,也应有所创新。

例如在教学《曹刿论战》一文时,笔者让学生对人物进行评论。刚一开始,他们局限于传统观念,一致赞扬曹刿,批评鲁庄公和乡人。这时笔者就给学生讲述了角度不同、看待事物的结果也不同的故事,启发他们重新思考。结果有的人从乡人角度立意,抨击乡人缺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也有人说,不应对乡人过分指责,他的态度可能事出有因,也许是鲁庄公不能“取信于民”所致;有人批评鲁庄公不善战,急躁冒进;还有人对鲁庄公进行赞颂,认为他任人唯贤,善于发现人才,大胆起用人才并重用人才,今天仍要发扬这种精神。

6 教学评价中增加学生创新比重

教师评价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塑造有很大影响。提倡探究性学习,就要在教学评价中突出学生探究性学习成果的独创性,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创新的比重。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品尝到探究性学习的甜头,重视这种学习方式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