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茶活动总结范文第1篇

新闻会召开

4月11日上午，作为今年国内茶文化重要活动之一，唐山—武夷山养心游学之旅暨首届“金古月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斗茶赛新闻在唐山金古月茶道会馆召开，拉开了唐山和武夷山在旅游、生态农业、茶产业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帷幕。

会透露，首届‘金古月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斗茶赛将于今年9月在风光秀丽的中华武夷茶博园举行，这将是武夷山首次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的武夷岩茶斗茶赛。本次活动得到国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茶叶质量检测中心指导，武夷山市公证处全程公证。届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将担任“斗茶赛”评委。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部分参会专家，部级非物质文化武夷岩茶（大红袍）的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叶启桐告诉记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的传统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其中“看天做青，看青做青”、“双炒双焙”、“走水返阳”等全手工控制，是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产物；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郑国建认为，武夷岩茶（大红袍）凭借原产地的优质生态和独特的制作技艺，已成为一种健康、时尚、高贵的饮品；武夷山市茶业局局长陈泽财介绍说，举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斗茶赛，将评选出代表武夷岩茶最高制作技艺的茶品，对武夷岩茶手工制作技艺是一次强有力的促进，同时也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茶叶品质，推动茶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斗茶活动总结范文第2篇

唐代中晚期，金银制茶器已经开始兴起，但茶碾的制作依旧很粗朴，除了木质之外，尚有瓷质。到了宋代，至少是从哲宗朝开始，金属开始成为制作茶碾的主流原料，取黄金性柔的特点，并认为铜、铁等金属损害茶味，这是人们对于茶碾制作材料的首次评述，见于蔡襄作于皇祐年间的《茶录》。由此可见，自唐代至皇祐以前的茶具之中，碾茶工具虽然只有“茶碾”一种，但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丰富及生产工艺的进步，制作材料由木料转向了金银。这当中既透露出人们审美趣味的微妙变化，也揭开了茶具走向精美化、奢华化的序幕。

茶磨的产生，与宋代流行的斗茶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的茶文化，重点不仅在于各类茶叶的口感，更在品茶之外，开辟了茶艺的新天地，即茶叶本身的斗色斗香，点茶分茶上的斗思斗巧。这在宋代茶书及宋人诗作中均有所体现。从北宋蔡襄所著《茶录》、宋徽宗所著《大观茶论》中考察可知，宋茶贵“白”。指的是茶叶和茶汤均以白色为上品。其中，茶叶之白又分为天然白色和碾磨成雪两种情况。天然白色的茶，称之为白茶，因其茶树少见，产量不多，甚至到后来直接被称为“斗茶”;碾磨成白色的茶叶，要求碾磨速度快而力道均匀，以保证茶叶不变色。无论白茶之白来自于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加工，都体现了宋人对茶味的讲究。茶汤之白则涉及斗茶的技艺。斗茶以汤面起水沫、不咬杯盏、时间持久为胜。根据今人的实验表明，要在斗茶中取胜，其关键在于茶叶的研磨，“茶叶研磨得越细，汤花越稳定，微细的茶末易于聚集在汤花表面”［1］122，茶沫的持续时间也就越长，颜色也就越白。宋人当然不可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获知这些，但他们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斗茶的技法，茶叶研磨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引起了宋人的格外关注。如前文所言，宋以前的碾磨工具多为茶碾，一说唐代就已出现茶磨，又或当时的茶磨只是普通小型磨具，并非专为茶事而作，故无茶磨之名。以现存的文献考之，茶磨一词正式大量出现的时代，至少应在宋代皇祐三年以后，庆历五年以前，盖因蔡襄所著的《茶录》不录，而梅尧臣作于庆历五年的《茶磨二首》有之，这也是茶磨之名首见于存世文献。其后，南宋审案老人的《茶具图赞》、明代的《续茶经》具录茶磨之名，图茶磨之形。应该说，对于茶汤贵白的要求，催生了对研磨工具的进一步开发。早期的茶碾似有研磨不均之弊，又因普通金属有损茶味，而不得不选取金银等贵重材料为之，终究不够尽如人意。茶磨的产生则同时满足了不损茶味和造价低廉两个条件。可以说，宋代上层人士的喜好，因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能够决定当时的流行风尚。而宋代统治阶级对斗茶的热衷，直接影响到了斗茶标准的制定，为达到这一标准的要素之一“贵白”，人们又从实践中开发出更为得力的研磨工具“茶磨”。从这一点来看，茶磨首先创制于上层社会的可能性较大。

宋代茶磨的创制及流行

茶磨一词，首见于宋代。《宋代斗茶初探》一文中提到“茶磨在宋代始常用”［1］121，《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亦持此观点，似乎意指前代偶尔用之。以现存文献资料观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宋以前就出现了茶磨。又或唐人亦用较小的石磨粗磨茶叶，但没有将这种器物冠以“茶磨”之名，也没有广泛普及。由于现存的文献资料，不足以证明宋代之前就已出现茶磨，这里姑且存疑，以宋代为茶磨创制之始。前文提到茶磨的创制与斗茶的风气有关，这一点在苏轼辨析的最为分明:前人初用茗吟時，煮之无问叶与骨。浸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予家江陵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2］1513这首诗依照磨茶工具出现的先后顺序，简要点明了茶臼、茶碾、茶磨各自产生的原因。从中可见，茶磨实际上是在人们品茶方式不断改进下产生的新器物。每一件碾磨工具的产生，都与时人对茶味的品鉴需求有关。这当中以宋人的领悟最高，最为知味。如前文所言，斗茶的要点之一在于汤白。今人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获知了汤白的关键在于前期准备阶段，茶叶的研磨越细越好，宋人根据经验，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这在诗文中有所描述“吐雪夸春茗，堆云忆旧溪”［3］773，“欲将雀舌成云末，三尺蛮童一臂旋”［3］774。从中不难看出，诗人有意选取了“雪”和“云”的意象来描述研磨之后的茶叶，这两类意象都具有轻柔、洁白、细腻的特点，符合这一标准的茶叶，当是斗茶用茶的上上之选。诗中作如此描述，其意或可分为两方面。其一，现实层面。实际磨出的茶叶形态恰如诗中所描述。其二，理想层面。诗人即希望茶叶达到如此状态。无论诗中所指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出，宋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意识到碾磨工具改良的必要性。前代的臼和碾，弊端在于失之细腻，显然已不能满足宋人更为精致的需求。于是有了茶磨的应运而生。可以说，茶磨在诞生伊始，便与喜好斗茶的上层文人产生了天然的联系，或者说茶磨乃是为了迎合文人的喜好而创制的。

不独上层文人对茶磨情有独钟，茶磨作为普及性茶具，也风行于整个时代。这方面有两则佳例可供参考。其一是明代徐卉的《题葛仙翁移家图》，见于《北郭集》卷三。这是一首吟咏实体画作的作品，由诗中可知，画的作者是北宋名家李公麟。李公麟学识渊博，对古代器物有相当高的鉴识能力。据徐诗描绘，画中绘有仆童肩挑茶磨之景。根据前文可知，茶磨本为宋代所流行的器具，缘何被善识器物的李公麟嫁接到了表现数百年前人物生活的画卷之中?这在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未能亲眼见到葛洪时代生活器物的作者，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融入了当代社会的生活元素。而作为上层文人的李公麟，选取茶磨作为表意对象，用以表达仙翁生活之潇洒雅致，恰可证明是茶磨当时宋代社会流行的雅具。其二，是传为南宋刘松年所画的《撵茶图》，画中左下角一人使用的碾茶工具正是茶磨。这两幅图画中对于茶磨的记录，无意中为考察石磨在宋代的普及情况，补充了一个有力的细节。如果说移居时不得不带上所有的家什，那么行旅之人，似乎应该只拣择轻巧的物品上路，梅尧臣却反其道而行之，《茶磨二首》之一曰:“北归唯此急，药臼不须挤。”［3］773对此，方回评之“仕宦而携茶磨，其石不轻，亦一癖也。宁不携药臼而携此物，可謂嗜茶之至者”［4］716。方回的论述重点在于梅氏的嗜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看出茶磨的研磨质量能够极好地满足对茶色极为讲究的宋代文人，故此获得更多的喜爱。

从方回的描述中可知，茶磨的重量并不轻。实际上，在宋代流行的茶磨，崇尚以小为贵。从“晴日午窗新睡起，掌中轻转雪花飞”［5］16837可知，此磨只有巴掌大小，据《鸡肋编》(卷下)载“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堪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6］109，考之当是诗中所云之茶磨;另有“欲将雀舌成云末，三尺蛮童一臂旋”［3］774，此磨产地不详，但根据诗中描绘，应该比前者“掌中金”要稍大一些。这里涉及宋代茶磨产地的问题。当时公认的茶磨产地有两处:其一，《方舆胜览》卷二十二，记载南安军的土产为茶磨石。其二，《方舆胜览》卷六十一，“涪州条”载“江边细密之石名曰‘青’，可作茶磨”。［7］1068－1069应该说，被记录在册的这两类石材，是当时流行范围最广的。然而，见于文人诗作中的茶磨却另有所出，梅尧臣《茶磨二首》“楚匠琢山骨，折檀为转脐”［3］774。苏轼《次韵董夷仲茶磨》“岁久将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2］1513。诗中提到的“衡山”，位于当时的荆湖南路的长沙郡境内，也就是“湘楚之地”。此地距南安军及涪陵两地甚远，应视为茶磨石的另一个独立产地。值得注意的是，几位诗人笔下的描摹对象都是产自楚地的茶磨，并认为蜀地虽也有产出，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宋代的其他文献资料，对楚地茶磨均无只言片语的记载。个中的原因，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设:楚地茶磨，很可能是茶磨中的极品，远胜于掌中金。由于其不菲的价格和极少的产量，只能供极少数上层文人赏玩使用，不具有普及全社会的可操作性。故此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茶磨，其产地当是集中在上文提到的两地。

这个假设是否成立?首先来看价格，“去州百余里，价直五千足，亦颇艰得”［6］109。再来看价值，“苍碧缜密，镌琢得。所以磨盘与轮同璞者为佳，其最谓之舀石，犹砚之旧坑也，脉红如线极，鲜明不过”［7］403。这里引述一条端砚的材料“其贮水处有白、赤、黄色点者，世谓之鸲鹆眼，或脉理黄者，谓之金线文。尤价倍于常者也”［8］100。掌中金的材质既与端砚相类似，判断优劣标准也大致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判断端砚价格的高下，对于茶磨而言，也可供参考。这里可见，具有鲜明脉理的石磨，其经济价值也相当可观。掌中金尚且如此价高难得，质量高于它的衡山茶磨，其珍贵程度更可想而知。与其说衡山茶磨是确实存在的一种茶磨，不如说它也是代表了极品茶磨的一种符号，存在于诗歌的语汇中，提醒人们有这样一种佳品的存在。

文人、茶磨与器物文化

如前文所言，茶磨一物，作为斗茶风气盛行之下的产物，既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也是凝聚了文人的巧思妙想，体现了文人对雅致生活追求的器物。在它的身上，有着宋代器物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即文人喜好—大众接受—器物流行。或:文人喜好—器物创制—社会风行。文人因其不俗的生活情趣、文雅的审美品位，以及崇高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引领器物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地位。通过对茶磨与文人之间关系的考察，更能说明这一点。《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中云:“根据上文所引苏轼的茶磨诗，我们知道，北宋中期以前，那些从事商业性经营的茶楼里，已经以茶磨取代茶碾了。”［9］275从中可见，作者认为茶磨是在民间创制并流行的器物，而茶碾则盛行于文人之中。其实不然。结合宋代文人往往身兼流行时尚导师的史实，我们可以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茶磨是为迎合文人之好而制作，并由文人之力渐次推广到民间，并风行于世。理由如下:

其一，宋代的茶书，如蔡襄《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均以建茶作为研究对象，因而，茶汤优劣的判断标准，当是依据建茶而立。建茶在两宋时期均为贡茶，唯有身处上层的士大夫有机会接触到，寻常百姓应鲜有所得。这就决定了普通人既无机会欣赏到色白如雪的建茶茶沫，也无缘为了追求这一效果而研制更为精细的研磨工具。因此，茶磨由民间创制，继而流向上层社会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上层社会流行的茶磨，重视形制小巧，重视石材具观赏性，复又重视石材原产地，再结合上品茶磨价格不菲的条件，可知茶磨即使脱胎于民间使用的石磨并率先在民间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小型的普通磨具，而真正成为茶事专门用具，甚至成为案头清玩及收藏艺术品，还是仰仗文人的奇思妙想及不遗余力的开发。

其二，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极高，且雅好清玩，宋代多种器物的创制流行，都得益于文人的大力推广。如砚屏的创制、澄心堂纸的再造……可以说，宋代文人的喜好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流行风尚。斗茶的流行及标准的制定，统统始于上层文人。《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中提到茶磨率先产生并流行于民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结合本文的论述，专用于茶事中的茶磨，当由上层文人之间率先流行，并因文人的喜爱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效仿，导致了茶肆茶楼的大量使用，这样由上到下的流行过程似更合情合理。

斗茶活动总结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世界茶文化有深远的影响，而在宋代茶叶的生产规模开始不断扩大，从客观方面评论，其带动了宋代茶艺的发展和繁荣。在宋徽宗的很多作品当中，都体现出了茶文化的发展情况，其不遗余力地倡导了茶艺向更高更精致的方向发展，其中点茶的发展，标志着宋代茶艺的成熟，以此为基础，在以后又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茶艺概念，对以后的茶艺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就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希望给有关人士一些借鉴。

关键词：文学作品；宋代；茶文化发展

在众多饮品当中，中国茶的影响力很大。相传茶是由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发现的，据记载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而来，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在逐步利用茶的药性开始向单纯的饮茶方向发展，长此以往，饮茶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当茶叶在整个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时候，也产生了茶艺，僧人陆羽的《茶经》就详细记述了中国的茶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下面就做深入的分析。

1宋代茶叶发展机会探讨

1.1宋代茶叶基本情况

宋代茶艺的发展离不开茶叶生产的繁荣，其是以后发展的基础环节。结合当时的相关典籍分析，其茶叶种植，茶叶加工等，相对唐朝而言得到了突破性发展。一方面，茶叶规模得到了扩展，全国各地均开始种植茶树，据史料记载，在全国共有66个州、242个县种植茶叶，茶树栽培面积较前代增加了2～3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除此之外，茶叶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增加，名茶的数量得到了发展，其整个品种多达九十多种。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形成如此规模。据史料记载，名茶在唐代约五十余种，明五十余种，但是清仅有四十余种，经调查分析，目前了解的宋名茶中，发展到现代的今天，依然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在宋朝传颂一时的普洱茶、龙井茶以及武夷茶等。另一方面，专门生产贡茶的茶园应运而生，从而促使生产制造贡茶有了较为完备的程序，对茶叶的品质要求非常苛刻，因此提高了整个茶叶的品质。宋朝皇帝嗜茶的爱好对茶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基层人员为了满足皇族的饮茶需求，设定固定茶园，其加工茶叶均提供给皇室，这种贡茶开始形成规模并进而推动了斗茶的发展，而这种斗茶在以后的发展中，就演变为了茶艺。

1.2文人雅士对茶艺的推崇

在宋朝宋徽宗是最爱茶事的一个皇帝，其热爱程度非常高，撰写《大观茶论》以论茶，成为古今中外的一大趣闻。该书是在《茶经》之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该书的内容而言，主要针对宋代茶叶的生产、加工和利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其次，徽宗还创造性的提出“七汤”点茶技艺，在丰富宋代茶艺内容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茶艺艺术，是之前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在不断的使用和品茶过程中和统治阶级影响下，茶事开始流行于整个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乐在其中。与此同时，影响之下的文人墨客也口口相传，宋代中有诸多涉及茶的文学作品，大大赞美了茶事活动，这样饮茶的艺术层次就被不断的提高，这样就推动宋代茶艺向更加高雅的方向发展。

1.3分析宋代斗茶的文化发展情况

茶艺在宋代的发展，离不开茶叶的发展，其之所以发展迅速，也和上流社会对茶的偏爱有关。在上流社会开始流行斗茶，例如文人雅士，迁人骚客等，逐渐发展到社会大众当中，为茶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斗茶也被称之为茗战，主要是人们鉴别茶叶品质的高低，其生长情况和贡茶有直接影响。例如在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就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从该诗句中能充分体现出茶文化在宋朝文人心中的地位，因此不难得知茶文化在宋朝步入了一个高峰期。

2宋代茶艺和之前茶艺的不同点分析

对于宋代的茶艺而言，分析其加工制造方式，以及饮茶当中的一些学问，饮茶使用的器具等，和我国现代的茶艺内容基本相同，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和唐朝之前的茶艺内容，还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涉及到茗的选择、水的选择、茶烹制、以及器具的使用和品饮内容等，从宋代文人中的作品中就可以得知。例如苏轼的《次韵寄壑源试焙新茶》这样说道：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对于该诗而言，其主要描写了北苑的龙凤团茶，在诗词当中溢出诗人对该茶的熟悉和热爱，其是生活当中不可少的活动，其将茶叶比喻成了一个佳人，由于诗词清新飘逸，再加上朗朗上口，而且和大众文化相互共鸣，因此得到了后世流传，除此之外，大诗人还做了另一首诗--《西江月》，在该诗中其这样描述：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从来北苑。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北苑贡茶高度的评价。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宋代诗人都喜欢贡茶，从当代社会调查得知，当下人目前也是以拥有龙凤茶作为荣耀，因此这一现象都是宋朝时期的影响，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制作贡茶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其价格昂贵，因此一般人、普通人都很难得到品尝，而在王禹偁的《龙凤茶》中说道，龙凤团茶极为难得，仅有当时的皇帝及其近臣方才能够有机会赏赐。在烹茶过程中，对水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最好使用名泉名水，从历史发展分析，宋人和唐代距离不远，因此很熟悉唐人的平水说法，受其影响宋人也比较关注名水，例如大诗人黄庭坚的《谢人惠茶》：“莫笑持归淮海去，为君重试大明泉。”

不难看出，其使用的水就是大明泉的水，而大明泉，唐人刘伯刍将其定为天下第五泉，是当时知名的泉水，在诗词中重点写泉水，其实也表明在当时社会上，茶艺对水有很高的要求，这已经是一个常识，市井之民都十分了解，可见当时对茶艺可谓是风靡全国。除此之外，惠山泉也经常被文人推崇，在其作品中都有体现，例如大诗人黄庭坚就作有《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在该诗中就有相关的诗句，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在使用惠山泉烹茶时，从这些字句当中就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非常急切的心情。不仅如此，大诗人苏轼还有一首名诗，就是《游惠山》，分析该诗的内容很容易得知，其体现出了对惠山泉的青睐，例如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里描述的第二泉，就是当时的惠山泉。就点茶来说，表明宋代茶艺成熟，更是当时宋人最主要的饮茶方式。经调查研究发现，点茶并非将茶投入到茶盏中，注入少许水，调制均匀，再加水入盏，不停击拂，容易在茶汤的表面出现汤花，现以有大量文学作品记述了当时的点茶盛况。点茶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成功有几个标志事件，下面就具体对其进行分析，希望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茶艺在宋朝的发展。第一点，要对茶面汤花的均匀度，色泽等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汤花表面呈现鲜白色。第二点，要求茶盏内沿和汤花接触的地方，不会出现水痕，若发生汤花咬盏，则水痕难以快速散退，发生水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云脚涣乱，若先散退发生水痕的即败者。就饮茶茶具而言也有很多讲究，而有关茶具的诗词很多，例如苏轼在其诗词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的茶具，称之为兔毫盏。除此之外，在苏轼的另一个词中也有记载，铜腥铁涩不宜泉......。主要论述了使用石铫煮茶的好处，使用其进行茶品的制作，不仅不会有铜铁铫的腥涩味，而且还能多煮些茶汤，除此之外，铫柄受热比较慢，因此在制作过程会更加安全，整个造型比较小巧，不容易受到损坏。

3分析宋代茶艺的形成对以后茶文化发展的影响

茶艺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对宋代的茶艺而言，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下面就分析其对以后茶艺发展的影响，希望给相关人士一些启发，在宋人的茶事活动中，其发展的各种理念，对后世的茶艺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对于宋人的茶艺发展而言，其体现出一种比较低调的奢华，宋朝人普遍都是内敛的性格，有很好的自省意识，茶事活动则不然，极为重视精美的材质，但是茶艺方面由显得极为华丽而古朴，分明的特点造就了雅致的茶艺。从此之后，所有的茶艺价值取向均能够在宋代茶艺中有迹可循。文人热衷于用诗文表达对茶事的喜爱，很多大诗人都写诗抒发自己的愉悦之情，例如黄庭坚、苏轼、欧阳修等，宋人的茶艺多是由文人加以推动的，由于茶艺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活动，而且宋朝的统治阶级很喜欢茶艺，因此引领了下层的文化阶层，而诗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在自我的品味当中，对茶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斗茶活动中不自觉的就引导了茶艺的发展，最终发展为雅致、精巧的茶艺文化，这样就给予了茶艺更多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其茶艺水平。

总结

通过以上对从文学作品看宋代茶文化发展分析，发现有关宋人的茶事的诗文数量庞大，可以体现出当时对茶事活动，茶艺活动的热爱之情，有关茶的诗茶的词就有一千多首，而且其都是比较好的诗词，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由于诗词的流行，其记述的茶事活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因此宋朝的文学作品对以后的茶艺有很大的影响，当前很多有关茶事的内容还要追溯到宋朝进行分析和了解。

参考文献

[1]孙达,王盈峰,张士康.论宋代茶文化特色及其在当代的传承[J].中国茶叶加工,2013(4):8-10.

[2]何崚,陈海强,陈兴元,等.宋代广东茶文化发展管窥———主要基于文学作品视角[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4-67.

[3]李坤,董威,李晶.浅析英国茶文化对英国文学发展的影响[J].福建茶叶,2016(6):359-360.

[4]卜凌云.茗香悠悠的传奇故事--论肖建国小小说《两个伙计》对中国茶文化的演绎[J].安徽文学月刊,2015(1):15-16.

斗茶活动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群众文化；发展

作为组成国家、社会文化极其重要的部分，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不但能够详实、充分地体现出区域历史文化遗产的类型和特点，而且能够深刻、生动地反映出这一地区、社会人文精神与景观。与此同时，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群众文化形式和内容而得以传承，使区域内外的受众从这一层面更好地了解当地人文风情、文化风俗，从而与其更好地交流、沟通甚至融合。

一、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间的联系

（一）传承是发展的前提

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之间并没有“鸡生蛋或蛋孵鸡”式难解的主从关系，一般情况下，追根溯源起来，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往往会在一段时期的传承后逐步以相对固化的模式在群众文化形式中体现出来。而群众文化则常常又会随着时间推移和时展，让原本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内涵出现若干变化。举例来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形式已流传了两千多年，不过这一文化艺术形成之初乃是战国时代楚国文化中人民群众纪念爱国忠臣屈原的历史史实演变而来的。民众包粽子的目的在于抛入江中喂食鱼虾，以避免屈原的遗体被鱼虾吞食。而赛龙舟的本意则是民众在江水中焦急地搜寻屈原遗体而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但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文化形式后，粽子不再被人们抛进江河里，赛龙舟也成为了端午节日庆祝活动的娱乐形式。可见，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间存在着先有传承的形式与内容，再影响群众文化的发展。

（二）发展是传承的渠道

有了传承的前提与累积，群众文化的发展就成为延续和弘扬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最核心、最关键，也最有效力的途径与渠道。应当说，由于有了群众文化的发展，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得以被最充分地理解和认同，并且通过脚踏实地的融合而具有了顽强甚至强大的生命力量，这样的力量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得以经历漫长的时间考验，不至于因为历史或时代的变迁而被全然磨蚀甚至湮灭。发展群众文化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牢牢地根植在最广泛、最基层的民众层面，不仅通过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口耳相传或者专门教育实现了代际间的传承，更有可能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壮大与繁荣使影响力进一步延伸、扩展。仍以端午赛龙舟为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龙舟竞渡还只是中国国内特有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群众文化活动形式，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扩大，国家实力日益强盛，这一兼有竞技性质和娱乐成份的文娱行为则已经走出国门影响到了世界。特别是近几年，端午前后总会在各大媒体报道中领略到亚洲、美洲、大洋洲各国人民群众赛龙舟的风采。甚至在某些地区，这一来自东方、起源于中国民间的文化艺术形式甚至被作为了相对专业的比赛内容而为当地人津津乐道。从这一现象可以发现，群众文化的发展正在让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变得愈发活跃和兴盛，甚至涉及到超越本民族文化范畴外的区域和人群。

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传承与发展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和体现

纵观古今历史，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兴起、普及、传承与发展总是处于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时间和场合。正如“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一样，唯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做支撑，文化艺术才能有所依靠，并在此依靠之上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有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斗茶”文化。“斗茶”文化的出现和繁盛恰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体量极其庞大的唐宋时期。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累积程度的突飞猛进让茶叶这一普通饮料越来越走向高端化、奢侈化，手头余钱越来越多的文人、商贾、士大夫阶层再也无法满足于日常品茗的平淡与寻常，而是将攀比甚至炫耀的眼光转向了贡品茶叶、珍稀茶具和日益繁琐的冲泡茶汤的仪式化程序之类。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抬高让曾经只能出现在皇宫内苑的贡品茶有了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机会，为了凸显茶叶品质的高贵，有钱又有闲的人群动起了“斗茶”的脑筋。原本仅仅是为考评茶叶质量而出现的“斗茶”雏形逐渐演变成为流行于文人、商贾、士大夫阶层娱乐消闲的活动，不仅用于“斗茶”的茶叶质量越来越高档，与之相匹配的，包括茶盏、茶碾、水壶、茶筅等无不随着这一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成型而极尽奢侈之能事。与此同时，这一兼有文化和娱乐双重作用的活动更是从朝廷蔓延到了底层百姓，但凡手头有些余钱，即使只是小门小户的民众也逐渐流行起在街头巷尾一品“斗茶”趣味的活动来。

（二）传承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

经济与文化恰如水与船之间的关系，水涨则船高，经济繁盛之下的文化很少不出现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故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常常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反向作用于社会经济，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的又一推手之一。仍以“斗茶”为例，随着全民皆乐于斗茶之趣，作为活动主角的茶叶自然是最先走向“豪门”式发展的主体之一。比如唐朝江浙两省总是在各自的名茶“阳羡”和“紫笋”间一较高下，甚至连白居易的诗词中也有涉及“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紧随其后向奢侈、高端发展的则是茶盏。当时流行于全国的是产自福建的“建盏”，通体乌黑或暗紫，又有“黑建”“乌泥建”或“紫建”的别称。由于所用釉彩中包含金属元素比例的差异，当遇上较高铁元素的釉彩时，烧窑过程中极度的高温融化铁元素，使其如同流水般缓慢划过盏体，形成细丝状纹理。出窑后呈现出如兔毛般纤细的图案，由此得名“兔毫盏”，乃是“建盏”中的极品，不仅难得，也奢侈昂贵。甚至连苏轼都忍不住作诗慨叹“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全民性的斗茶行动在刺激国内茶叶生产、茶盏制作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同时，也日益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比如日本在当时就曾有众多僧侣前往浙江天目山修行，在惊叹于中国人“斗茶”文化的同时，也将这一民间民俗艺术形式连同“建盏”一并传回日本国内，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日本“茶道”和“天目盏”的盛行。及至当今，日本正式场合的茶道所用也仍是末状茶粉和黑色的茶盏，这皆是几百年前唐宋时代文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遗留佐证之一。

三、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的举措

（一）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时展特点

改革开放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今天，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发展群众文化需要更加密切联系新时期时展的特点，走与时俱进的道路。比如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加深刻地注入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制造业的持续性衰退使旅游业、服务业成为新时期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则成为了旅游和服务行业中越来越发挥支柱作用的形式和内容。比如在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曾经属于小众活动的冰上、雪上运动与文娱活动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人民开展旅游活动的热点和焦点。特别是在南方众多城市中，市内溜冰场开始聚集起越来越高的人气，家长着力培养子女冰雪运动能力的情况也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及至假日，到北方有冰雪的地方度假、感受冰雪文化的乐趣也逐渐成为国人假日旅行有所侧重的项目。

（二）勇于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发展

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并发展群众文化还需随着时代变化有所选择与创新。尤其是大量经历了漫长时间跨度的文化形式与内容中，与新时代主流思想、社会主义新文化需求有所冲突甚至背离的部分都需要进行清理直至清除。比如在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中存在着不少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就与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需要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着力剔除。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化发展速度过快，国门的敞开让外部思潮迅速涌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来，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中出现了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倾向，而群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宣扬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的错误形式和内容。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和社会大力宣扬和提倡的“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对这些曾经的文化偏差进行的纠正。同时，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中融合新时期主流文化思想元素也是勇于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发展的重要举措。比如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不少乡村地区的传统戏剧如黄梅调、淮海戏中就出现了不少向农民普及法律常识、鼓励群众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以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剧目。这些“旧瓶装新酒”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让民间戏剧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更让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元素在群众文化发展中得到了更加生活化的普及。

四、结语

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群众文化因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之密切和深入，在很多时候难分彼此，在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同时，群众文化得到促进和发展，而群众文化的发展常常又会反作用于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形式或内涵。可以说，在时代和历史的推进过程中，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往往因为群众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得以改变，而变化后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在不断的传承与发扬中又常常使群众文化发展走向更多创新的境地。因此，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发展群众文化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传承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水融的过程，不能很清晰地割裂或划断。故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都需要与时俱进，在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元素共同影响下积极地创新与变革，实现各自与彼此间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泽玉.刍议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魅力中国,2014,(01):36.

[2]张健健.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5.(06）:18.

[3]赵晓微.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赤子,2014.(06）:9.

[4]刘晓霞.浅论群众文化管理工作的发展与创新[J].科教文汇,2012,(01):26.

斗茶活动总结范文第5篇

余盛良带我们来到了村支部，偌大的接待室里有一张巨大的根雕茶案，案上茶壶、茶杯、茶勺、各色茶叶和茶食等一应俱全。“我给你们泡点今年的马头岩肉桂尝一尝，刚做出来的，火气还没完全褪去，但品质极好。”他边说边煮上了水。

眼前的这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是武夷山市擎天岩茶厂厂长，也是天新岩茶村的支部副书记，还是一个百年制茶世家的第六代传承人。我们围坐在他身旁，落地窗外，一侧是青青的翠竹，一侧是葱郁的茶山。在他的娓娓讲述中，一段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成长故事随着馥郁醇厚的一盏“马肉”，氤氲开来。

从“擎天”到“岩茶村”

初识余盛良，第一印象是他很健谈，笑容也很有感染力。他的身份是武夷山市擎天岩茶厂厂长，但我们更愿意称他是很会做茶的文化人。余盛良从一个小民兵成长为民兵队长，而后又接过父辈制茶的手艺，以余家第六代传承人的身份创建了“擎天”岩茶品牌，成了岩茶村里的风云人物。余盛良的成长经历，似乎写满了逆袭与励志的色彩，除了自身创业，他多年来都资助孤寡老人，还参加团省委组织的青年创业培训，指导大学生创业。很多人会感叹他的幸运、羡慕他的成功，却极少人同他一起品尝艰辛奋斗的滋味。

他很好学，自学成才。本来只是一个小民兵，他用业余时间啃下了无数晦涩的知识读本，这其中有天文地理、有文学历史，当然更有和他家族事业有关的茶学方面的书籍。和余盛良的聊天过程中，他能轻松地引经据典，兴致来了还能流利地背上几句诗词，和他谈天十分有趣、轻松。刚创建岩茶品牌时，每天都要接待很多访客，他一定是冲泡最好的岩茶招待，客人在品尝过程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刁难”他，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会第一时间去查找答案，然后记录下来并了然于胸，若访客第二次再问同样的问题，他便对答如流了。他靠自学获得了大学文凭，还获得了高级评茶师、高级茶叶加工技师等殊荣。

余盛良注册下“岩茶村”品牌，“岩茶村”也从村名变成了一个品牌。他希望人们更关注“岩茶村”而不是“擎天”，“‘岩茶村’名声的壮大可以带动村子的发展，茶商、茶客们先是慕“岩茶村”之名而来，随后便会留意到村里各家各户的茶叶，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商机。”余盛良对此很有信心，“我们岩茶村里的茶都不差，只是欠缺机遇。”一个名牌的名气创造的是一个希望，他希望一兴百兴，一荣俱荣。

喜欢和认可“岩茶村”的茶客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重量级的大人物，余盛良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就因茶结缘。迟浩田喜欢武夷岩茶，也喜欢这个勤恳好学的小伙子，他为擎天岩茶厂题词，认为好男儿就应有“擎天”般的气魄。在迟浩田眼中，余盛良便是这样的一位好男儿，他希望余盛良能像武夷山的擎天巨石一样，高擎起武夷山茶产业的蓝天。余盛良把这个题字放在茶店最醒目的位置，这些题字对“擎天”岩茶是荣誉，也是鞭策。余盛良说，作为一位武夷山茶人，他很希望自己能干一番事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助推武夷茶产业的发展，但现在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要学习的内容还很多。他信奉“活到老、学到老”的观点，他坚信只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借鉴，“岩茶村”和“擎天”都会越来越好的。

世家的古董记忆

从民兵队长转型成茶厂厂长，似乎是余盛良人生中必然的行进轨迹。作为一个百年制茶世家的第六代传承人，即使他的起点与茶无关，但是命运还是把他流转回茶的世界里。

在他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放着三件珍贵的古董，道观石秤砣、光绪瓷秤砣和茶叶罐，因为年代久远，它们显得陈旧，粗浅的刮痕、斑驳的纹路刻画了时间的印记。余盛良把它们取出来放到我们面前，允许我们用手去抚摸它们身上的痕迹、去掂量它们的重量，这样才能读懂它们的故事。瓷秤砣，正好是一担茶叶重量的标准值，“这瓷易碎，用它做秤砣，时常受到磕碰，这就时常警示我们做生意要小心，权衡公平，别砸坏了自家名声！”它凝聚了清代余氏茶商的一番心思，也许它的重量要远远大于一担茶叶，它所承载的是一个百年茶叶世家诚信经商的重量；石秤砣，体型粗犷厚重，是民国时期的遗物。余盛良把武夷山世世代代的茶农比作这朴实的石秤砣，淳朴而沉稳地做着茶叶生意；茶叶罐，罐上印着语录，这是他父辈的信仰。茶叶罐到了他手上，他就像接过家族信物一样接过父辈的信仰，虽不知道当年父辈在这罐中装了什么茶，但打开罐盖，却能依稀闻到一丝埋藏于岁月中的茶香。

这三件古董把余盛良家族记忆的匣子打开了：他的曾祖父余培信，再往上一代，就记不清了，只知道叫余顺里，生于光绪元年。听父亲余清命常说，先祖们为了给晋商提供茶品，要把茶叶从武夷山送到江西河口，他们挑着茶叶，行走于闽赣古道上，一枚咸蛋能吃两天。那时先辈贩茶时，旅途上要自备饭菜，咸蛋好保存，亦是下饭的好菜。从武夷山出发，到江西河口，来回得五六天，行程数百里，路上下饭的菜仅靠一枚咸蛋。

也许就在那一刻，余盛良骨子里的某种情感被唤醒了，从小耳濡目染的制茶技艺、百年岩茶世家的使命感、父辈们的坚持都让他热血沸腾，想要把祖辈们的事业继续下去。沿袭了父辈们留下的制茶技术，余盛良学得最勤、做得最实、进步很快。闲暇时间，他饱读武夷山人文历史的书，还有茶文化、茶叶生产与制作的专业书，遇到不懂的、难懂的，寻到资历深厚的茶老师问个明白。他认为，要从事茶业，练好内功最重要。

好环境造就岩韵

第二天，余盛良亲自带我们前往茶厂位于倒水坑和马头岩的茶园。

穿过大红袍景区的石牌门，车子沿着山路一直往上，在天心永乐禅寺里停下，我们从庙旁边的一条土路绕到寺庙的背后。在一个分叉路口，余盛良告诉我们，左边一条路去倒水坑，右边是去牛栏坑的。

倒水坑位于天心岩北麓，溪泉涧水发源自三仰峰北谷源，由东往西流，倒流回山，因而得名。我们沿着崖边的小路前行，茶园也顺山势而下，虽已人深秋，可放眼远眺，依旧簇簇绿意，充满生机。倒水坑两旁苍石丹崖壁立，青藤垂蔓，野草丛生，夹杂着一丛丛山惠、石蒲、兰花。我们还在一方石壁上看到了“红军经过此山”的题刻，那是领导的红十军第二次入闽时留下的。余盛良说，天心村的茶好，归根结底就是自然环境好。“你看，茶树根部泥巴下面没多深就是岩石，这是武夷山特有的丹霞地貌，石头经过漫长风化形成的土壤，它的PH值等特性和别处不一样。在这里生长的茶叶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们称之为‘岩韵’。”他指着一棵棵长满苔藓的茶树和我们说。

和天心村一样，余盛良的茶园也是零星地散落在倒水坑各处，品种以肉桂为主，树干上都长满了藓类植物。我们采摘一片较细嫩的茶叶轻轻咀嚼，竟然回甘很久。今年是少雨的年份，但倒水坑似乎温润如春，一路走去，淙淙的流水声与飞花相随不舍，一缕缕淡淡的幽香，时时扑鼻而来。

去往马头岩，我们选择从大红袍景区左侧的一条山道上山，走了不久，眼前便开始出现一丛丛的茶树。和倒水坑不同，这里的茶树是顺山势而上，未经修剪的茶树枝叶尽情地生长着，没有了春天盎然的新意，却也积蓄着原生态的力量。余盛良说，由于这里的山势平整陡峭，老百姓都管这儿叫“蓑衣岭”。武夷山仍保留着很多凿石设阶、砌筑石围的老茶园，这种看上去像盆栽式的茶园十分有利于水土的保持。我们在三花峰下稍事休息后便一鼓作气登至山路顶端，传闻中五马奔槽的景观一览无余地出现在眼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琢出了五匹形似马头的巨岩，远观酷似五匹奔驰的骏马，磅礴的气势与周围一片盆地式的绿色茶园形成了一幅壮丽的山水图。五匹骏马矗立在一片宽阔的茶园中，似五尊威严的守护神，守护着这方出产“马肉”的神奇土地。

今天的“马肉”已经成为武夷肉桂的代名词之一，擎天茶厂的马头岩肉桂也成为很多茶客老饕们的挚爱。站在自家的茶园里，余盛良说，由于马头岩区域内的土壤含砂砾量较多，土层较厚却疏松，通气性好，有利于排水，且岩谷陡崖，夏季日照短，冬挡冷风，谷底渗水细流，周围植被条件好，形成独特的正岩茶的“茶土”，也造就了马头岩肉桂辛锐的桂皮香气和醇滑甘润的口感。

“有了好的环境才会出好茶，好茶才能卖出好价钱。现在天心村茶农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自觉施用有机肥、采取人工除草和生物杀虫、恢复传统的‘客土’，这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原生态养护方式，要将茶树下的旧土全都换成新鲜的红壤，既费时还耗力，但只有这样，武夷山的生态环境才能越来越好，好茶才能越来越多。”

从小生长在这片茶山圣水中，每每走近它们，余盛良总比我们多了一份情感。在他看来，正是武夷山每一峰、每一岩的独特地貌与环境，才有了武夷岩茶丰富的香气与口感。“一杯茶，香、甜、涩、苦都要有，不必去回避苦涩味，自然的滋味最重要，略带苦涩而口感丰富的茶才能带给人绵绵不绝的惊喜。”

斗茶“斗”出明星村

兼任天心村支部副书记的余盛良，也一直把振兴岩茶村当做自己的事业。从2007年天心村组织民间斗茶赛开始，他就担任了这项比赛的组织者。连续6届的斗茶赛让天心村的茶叶名气越来越大，每年冲着“斗茶赛”来的各地茶友、客商越来越多，每户茶农都“斗”出了经济效益，收入最多的达几百万元。余盛良也成为天心村斗茶赛“蝶变”的见证人之一。

天心村的斗茶之风自古有之。据唐冯贽《记事珠》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这是现今学术界公认的斗茶起源说。以福建建安茶农为代表的世俗斗茶，目的是通过斗茶竞选出产贡茶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在唐朝就已初具规模的斗茶之风，到了北宋得到更好的发扬。丁谓和蔡襄二人在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将武夷山茶做成茶饼入贡，受到朝廷封赏。随着贡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官焙产量严重不足，为了选取好茶进贡，各任转运使就在民间将好茶放在一起比斗，整个比斗过程就是现在的斗茶。“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在武夷茶区生活一段时间后所作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前四句。文中的武夷即是天心岩茶村所辖区域；苏轼的“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描述的是斗品充官茶的过程；“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日相去一水、两水。”蔡襄在《茶录》中也提到了斗茶赛事。

“按照这样算，我们民间斗茶赛都办了有八百多届了。以前斗茶赛都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斗，政府参与举办第一届斗茶赛时，只收了100多个茶样，加之整个赛事评比都是由专家组关起门来评，所以许多村民起初对斗茶赛持观望态度。”余盛良说，随着斗茶赛逐步完善，成为标准化赛事，村民在斗茶中可探讨、交流茶叶制作技艺，进而提高茶叶制作水平，因此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