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文第1篇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今天，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会自然实验，来检验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是我们目前标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把公认的市场失败，例如失业、犯罪、家庭瓦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经济现象，也看作大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断言个人的自利行为会自动达到市场的稳定和优化。完全市场理论否认经济波动和失业存货等市场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价格信号反映市场所有信息，否认价格偏离基本面和金融欺诈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论否认存在过度投资、持续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工人失业也是自愿选择，大萧条的持续是因为政府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使工资失去升降灵活性，企业不能恢复活力是因为工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认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历史条件制约，只要两个人自由讨价还价，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转型经济学认为政府只要实行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经营不良的国企贷款，就会自动创造高效率的企业运作。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又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采取性宽容政策的西欧国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们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三、“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的种类都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的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的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信号是唯一的信息指标。按照有效市场理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减缓、放大还是持续，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环境。经济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上千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危害更大。理性预期理论断言，公众可以精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丝毫作用。实践经验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却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

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垄断；私人执行；中国；国际经验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基本法则，但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竞争的自由和公平。“要是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的组织某些制度安排，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他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的发挥作用”［1］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律，但“如果法律规定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2］。要把“纸面上的”反垄断法变成“行动中的”反垄断法，是反垄断法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守护神，必须建立科学的反垄断法执行模式。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动用公共和私人两种资源，由此形成公共执行（public enforcement）和私人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两种执行方式。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是指反垄断主管机关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通过行使公权力来执行反垄断法，而私人执行则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反竞争行为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3］我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施行，《反垄断法》虽然就私人执行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相关条文过于简化，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我国有必要借鉴外国先进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

一、 私人执行制度和公共执行制度的关系

反垄断法要得到有效实施不仅需要执行机构的行政执法，同时也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公共执行是执行机构以公权力的方式执行反垄断法，主要表现为罚款、禁令等行政性的手段；私人执行是私人参与并主导反垄断法的整个执行过程，主要表现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执行过程是由公权力机构主导还是由私人主

导［4］。在政府资源有限的现状下，公共执行会出现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在“政府失灵”的状况下，公共执行又会出现执行不力的问题；而私人执行，如果被滥用也会出现实施过度或实施不足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公共执行或者说单纯依靠私人执行都无法有效的实施反垄断法。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反垄断的执法体制可分为以私人执行为主导和以公共执行为主导两种。前者的代表国家为美国，后者则是以欧盟为代表。

（一）以私人执行为主导

在立法的活动中，美国的反垄断法最早规定垄断行为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对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源于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其第7条规定：“任何因其他人或公司从事反托拉斯法所禁止或宣布为违法的事项而遭受营业或财产损害的人，可以并要求授予其所遭受损害的三倍赔偿以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在该法审议过程中，多数议员支持反托拉斯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并且认为反托拉斯法将主要依靠私人执行来实施。议员们担心，由政府机关来负责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可能会因为其处事犹豫不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鼓励私人执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5］1914年《克莱顿法》第4条对《谢尔曼法》第7条稍微作了修改，即允许私人当事人对任何反托拉斯违法行为提出三倍损害赔偿诉讼，现在该条实际上已经取代《谢尔曼法》第7条成为私人执行的核心规范。根据《克莱顿法》第16条的规定，私人当事人还可以寻求禁令救济，以避免受到被告反托拉斯违法行为的进一步侵害。美国学者们认为，在反托拉斯法执行体制中设置私人执行可以大大增强反托拉斯法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同时也可以赔偿违法行为受害人的损失。

私人诉讼不但提升了反托拉斯法执行案件的数量，还部分承担了政府机关的执行成本，可以节省公共资源。私人执行被认为是政府公共执行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因此，私人执行者通常被称为“私人司法部长”（private at torney general）。［6］司法实践中，私人执行案件得到迅速增长。在1961-1965年5年间，私人执行案件就蹿升至3600件。在这个阶段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之间的比例是6：1。从1971年以来，每年反托拉斯法私人执行案件都超过了1000件，1977年时达到最高点，当年一共有1611件私人执行案件。此阶段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的比例超过了20：1。1996-2000年，平均每年的私人执行案件是674 件，2000年一年的私人执行案件是858件。另据最新的一个统计，2004年一年，联邦反托拉斯案件超过了800件，可这不包括由间接购买者（indirect purchaser）在州提起的大量的有关反托拉斯诉讼。显而易见，在美国反垄断法的执行体制之中，如果从单纯的案件数量来衡量的话，其私人执行比公共执行更为重要。正因美国私人执行非常活跃，所以反托拉斯法执行体制与其他实行反垄断法集中执行体制的国家相比，更具稳定性。和美国相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相对依赖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公共执行，私人执行特别不发达，案件数量很少，究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或者没有规定私人执行制度要么虽然有规定却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以公共执行为主导

欧洲的反垄断执行主要体现在为公共执行为主导。在立法方面，没有规定私人可以实施反竞争协议或行为的企业。司法实践方面，欧洲私人执行案件数量远少于公共执行案件。据报导从1962年到2004年8月，在所有25个欧盟成员国中，总共只有50个私人执行的案件。依照欧盟法律的规定，具有合法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有权向委员会控告，要求委员会做出决定，停止另一个企业违反欧盟竞争法的行为。委员会接到指控后必须发动调查程序来评估这种指控。如果委员会认为指控的理由不成立，它必须通知控告者并且给其一定的时间进一步提交文件资料。如果控告者提供了另外的资料，委员会必须考虑。然而，即使委员会发现了违反欧盟竞争法的行为，它也有权决定是否指控违法行为。如果它决定不指控，就必须将该决定通知控告者并且说明不指控的理由。对于该决定，控告者可以向欧洲初审法院提起上诉。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反垄断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英国、德国等都认为，只有公共执行是不够的，必须大力促进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最近几年，欧盟、英国、德国等国家以及地区对其立法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为加快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盟理事会在2002年12月16日通过了第1/ 2003号条例（又称现代化条例） .第1/ 2003号条例是对《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实施制度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了促进更有效的欧盟竞争法的私人执行。2005年12月19日，欧盟委员会还公布了《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 GREEN PAPER - 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 he E Cantit rust rules） .假设它所设计的制度付诸实施，就会实质降低私人诉讼的条件，这肯定会促进欧盟竞争法私人执行的发展。2002年11月7日，英国颁布了《2002年企业法》。该法规定竞争上诉法庭（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CAT） 可以审理那些因违反竞争法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诉讼。CAT在审理损害赔偿案件时，公平贸易办公室和欧盟委员会对于违反竞争法的事实的决定对其有约束力。消费者团体可以就违反竞争法的行为向CAT提起代表诉讼。经过《2002 年企业法》的改革后，英国开放了私人执行竞争法的大门，同时使得公共机构可以集中力量处理一些重大或复杂的竞争法案件。2005年6月，德国对其《反限制竞争法》进行了第7次修订，成为欧盟成员国第一个全面规定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国家。由此可见，欧盟已经越来越重视私人执行制度的建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欧盟坚持建设公共执行制度的强力地位，也开始以私人执行制度为补充。

（三）中国的道路

我国的《反垄断法》立法重点在于规范公共执行制度。而对于私人执行制度，《反垄断法》仅在第50条做了原则化的规定，不利于私人当事人依据《反垄断法》发动私人执行程序，保护自身利益，也不利于私人执行制度和公共执行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威慑垄断行为的任务。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形成以公共执行为主导，把私人执行作为重要补充的执行制度。

首先，我国和欧盟的法律文化有相似之处。在立法方面，我国和欧洲国家都是成文法系，法律文化上相容，有利于相互借鉴。此外，我国《反垄断法》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也是欧洲模式，也就是行政主导方式，而但是和美国的司法主导方式有较大区别。在反垄断实践方面上，和欧洲国家也是有共通之处，我国长期以来也以行政手段为主。我国行政机关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模仿美国并建立以法院为中心规制反垄断行为的制度较难。

其次，美国以私人为主导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三倍赔偿制度是美国私人执行制度的中心，此制度充分鼓励了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如果说没有该制度，美国的私人执行制度不会这么发达。可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规定三倍赔偿，并且对于私人执行制度也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这个立法现状决定我国不可能采取私人执行为主导的方式。另一方面，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也存在观念层面的障碍，就是私人执行会遇到传统文化因素的阻碍。私人实施的观念障碍，首先会可能表现在国民上，其中主要是政府官员对竞争的冷漠，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抵制。反垄断法倡导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尚公、重礼、贵和，主张“不竞不争”，排斥那些可能引起或加剧社会分化或分裂的因素。直到了20 纪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上仍然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竞争，不存在竞争。更甚的是到了90年代初期，人们还对竞争自由、市场经济等噤若寒蝉。［7］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虽然“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的口号广为传播，但竞争理念与竞争文化并没有深入到该体制本身，没有渗透至国民之思维模式之中。2009年10月，在商务部和中组部为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组织的《反垄断法》培训班上，有人就直接对正在讲课的教授提出，“中国目前还不适合搞《反垄断法》”。［8］“思想的模式与结构，塑造和约束着系统内的行动者的决定。”［9］正是基于“中国目前还不适合搞《反垄断法》”这种认识和判断，一些行政机关或国有企业在成为反垄断诉讼的被告之后，主动“约见”原告，竭力阻挠诉讼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不适合应用美国的模式。

二、 私人执行制度的操作模式

如上所述，现在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都规定了私人执行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中却有明显的区别。比如有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则规定，私人发动执行程序前必须有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调查和处理决定，否则，私人就不能提起反垄断诉讼；另外有些国家的法律对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没有前置程序的限制，只要私人当事人的利益受到了违法的反竞争行为的损害就可以发动私人执行程序；前者，我们称之为“审决前置”执行模式；后者，我们称之为直接执行模式。

（一） “审决前置”执行模式

国际竞争网络卡特尔工作组在调查了世界上32个国家的反垄断法后发现，有4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反垄断主管机关或竞争法庭认定违法行为是允许提出赔偿请求的先决条件。而这表明了至少在这几个国家，私人不能直接执行反垄断法，法律为私人执行设置了前置程序。这就是“审决前置”执行模式。

根据日本《反垄断法》第26条的规定，只有当公正交易委员会（FTC）做出最终决定后，私人当事人才可以根据第25条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也就是说，在FTC未对有关违法事实做出审决之前，受害人不得主张诉讼上的权利。对这种规定实际上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按照日本学者的理解，除非FTC采取了一些正式行动，至少已经初步发现违法行为并且建议采取补救行动，否则私人不能提起反垄断诉讼。这实际上赋予了FTC完全消灭私人执行的权力，因为只要它在处理竞争事务时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措施但不做出正式的决定，私人就无法提起反垄断诉讼。日本《反垄断法》自1947年通过以来，之所以私人执行案件数量寥寥无几，恐怕与这个制度设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直接执行模式

美国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完全独立于反垄断主管机关，私人当事人在发动执行程序前不需要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同意，也不需要将反垄断主管机关的调查和处理决定作为私人反垄断诉讼的前置程序，就是私人可以直接到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这种直接执行模式在实践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后继执行模式（follow - on enforcement） ，另一种是独立执行模式（ stand - alone enforcement ）。后继执行指的是私人当事人借助于反垄断主管机关先前的调查和处理决定来指控被告的反垄断违法行为，但它并没有将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处理决定作为前置程序。美国的经验表明，后继执行在三倍损害赔偿诉讼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0］美国的许多私人反垄断诉讼是在成功的政府诉讼后提出的。

在微软垄断案中，当美国政府与微软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微软公司的一些竞争者和顾客提出了后继三倍损害赔偿诉讼。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美国在线- 时代华纳公司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美国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发现它是微软公司反竞争行为的主要目标之一。诉讼最终以和解方式解决，微软公司为此赔偿了美国在线- 时代华纳公司7. 5亿美元的损失。［11］从案件的性质来观察，后继执行大多发生在共谋案件中。在这些案件中，私人当事人很难发现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因而一般不太愿意独立提起反垄断诉讼。而当政府通过行使公权力调查并处理了该类案件后，私人当事人就可以“搭便车”提起反垄断诉讼。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核心卡特尔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继执行。［12］独立执行一般发生在纵向限制竞争案件中。在这些案件中，反垄断诉讼的原、被告一般是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原告掌握违法证据相对比较容易，因而提起私人反垄断诉讼的积极性更高，把握性更大。

（三）中国的选择

上述两种私人反垄断法执行模式各有其优势和特点。有学者认为：“美国式的做法在于鼓励私人诉讼，积极地动用各种力量和途径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特别适合于那些司法制度完备、司法力量强大而社会资源又十分丰富的国家；而日本式的做法也有其优点，它能够增强私人诉讼的针对性，避免因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盲目性而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和其他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审决前置”执行模式的缺陷非常明显，它限制或剥夺了私人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同时也不利于维护私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妨碍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功能的发挥。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采取的是直接执行模式，并没有对私人执行反垄断设置先决条件。采纳“审决前置”执行模式的仅是少数几个国家，而且还受到了本国人民和学者的批评。这些国家为了促进私人执行，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加以弥补或者正在酝酿法律改革，私人执行大门也正在逐步打开。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审决前置”执行模式最终将会被取消，直接执行模式将是未来唯一实行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模式。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选择反垄断执行模式时，应当参考已有司法经验，选择直接执行模式，以便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

注释：

［1］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 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姬敬武译.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王健：《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5页.

［4］私人执行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认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是指私人依据反垄断法律规范开展的监督、追诉、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参见李俊峰：《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75页。）狭义说认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反垄断违法行为影响的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参见王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基本原理与外国法制》，法律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7页。）”本文采用狭义说。

［5］See Hedvig K S Schmidt ， Civil Actions —St 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 Competition Law Insight ， 25November 2004 ， p. 1.

［6］See Joseph P. Bauer ， Multiple Enforcers and Multiple Remedies ： Reflections on t he Manifold Means of Enforcing t he Antit rustLaws ： Too Much ， Too Little ， or J ust Right ， 16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2004 ， p . 311.

［7］上个世纪80 年代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写了一本论述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的著作《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但“找了好几家出版社负责人，他们都心存疑虑，不敢答应出版”。参见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版.

［8］［10］张向东：《反垄断：一个人的战争》，载《经济观察报》，参见http： / / .cn/ Politics/ Beijing-news/ 2009/ 11/ 21/ 156314.shtML， 2010 年1 月10 访问.

［9］［11］［美］ 格伯尔：冯克利、魏志梅译，《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页.

［10］See Barry J. Rodger & Angus MacCulloch ，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Deregulation and Re - regulation ： The Commission ， National Aut horities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 4 Colum. J. Eur. L. 1998 ， p. 588.

［11］See Steve Lohr & David p. Kirkpat rick ， Microsoft to Pay AOL. 750 Million to End“Long War”， N. Y. Times ， May 30 ， 2003 ，at A1.

［12］Se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Cartels Working Group ， Interac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in Cartel Cases ， p .44

参考文献：

［1］徐士英等著：《竞争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刘宁元主编：《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小明：《论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载《求索》，2007年第10期。

［4］ 薛兆丰：《寻租之门》，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网http//www．.cn），2007年9月9日。

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文第3篇

5月的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走出巴黎的一家法庭，脸上充满自信的微笑。此前，她因为一起旧案险被，现在是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候了。但解决欧债危机，显然比这起短暂风波要棘手得多。

拉加德拥有温柔与铁腕并存的特质，被称为金融世界的“可可·香奈儿”。十几岁时便代表国家队赢得了花样游泳的金牌，2005年她受邀回到法国巴黎担任贸易部部长，两年后被提拔为法国财长。那时，媒体的报道兴趣多集中在她在游泳池中的表现。现在，没有人再报道花样游泳了。对于IMF的首位女性总裁，人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她的魅力，更关注的是，她能否把深陷困境的欧洲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得益于过去一年所采取的政策行动，金融状况已有所缓解、趋于稳定。但并不都是好消息，复苏仍然疲软，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对于全球经济走向，拉加德强调，“我们避免了崩溃，但也要防止危机再来。当务之急是保持必要的政策执行，消除不确定性。”

欧债危机关乎全球局势

同拉加德的见面是在她的办公室里，混凝土建造的现代主义灰色建筑是那么低调，甚至缺乏显示其存在的标志。我等了一段时间，随后出现一个身材高大、气质出众的女人，她对我的欢迎就像是优雅的巴黎女主人正在宴请她的宾客。“我们就坐这儿吧”，她说着把我引到一个旁边摆放着花盆的靠窗座位。

这位IMF总裁看上去和周末时尚杂志上的模特一样，但她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正处在全球最糟糕的风暴眼中。

“我的职责是观察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背后的真相，然后帮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使其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可以把IMF想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贷款公司，它为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以免陷入另一场大萧条。而我们的要求是，这个国家必须做出有力的经济改革措施。”拉加德用一个11岁小孩都能听懂的语句，解释她作为IMF总裁的工作职责。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加速恶化，希腊和法国的选民根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论调。拯救欧元区，对于拉加德而言难上加难。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任命一个亲欧盟的法国财长，就好比是把一个醉汉扔到酒吧里。

一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警告说，拉加德从根本上否认欧元区存在任何深层问题，很可能会通过放贷来化解危机。英国“影子财相”埃德·鲍尔斯则认为，“IMF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有偿付能力的国家，而不是整个货币联盟。”于是，我问拉加德，如果可能的话，她是否会宁愿竭尽全力去拯救单一货币，比如说墨西哥。

“对，对……我在个人情感上是亲欧盟的。”她承认：“但在我的工作中，我尽量试着不那么法国化，也不那么欧洲化。我明白，解决欧元区危机和处理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问题一样重要。”

解决欧债危机，拉加德给出的“处方”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确保流动性、紧缩财政，以及构建足够强大的“防火墙”。她曾呼吁世界各国增资防火墙基金以帮助欧洲应对债务危机，但一些国家提出了质疑：欧洲比全球大部分国家要富有得多，为什么还要其他国家来为他们的失误负责？解决欧债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意识到的更重要？

“我认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拉加德语速飞快，神情严肃，“在我过去所访问的国家中，所有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欧洲情况到底怎么样？欧洲人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

“全世界都在关注欧洲的这次危机，想尽快摆脱这种状态，初衷虽然是好的，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拉加德表示，在欧洲，各个国家都在做出修复与加强该地区经济实力的努力。现在，金融领域的管理已经得以规范，银行资金充实工作也已完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督程度有所提高。

希腊人应学会集体自救

有学者认为，与IMF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贯政策相比，拉加德对欧元区的态度则少了一丝严苛。

“是不是对小的经济体实施严厉的政策很容易，但对于像欧洲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则比较困难？”

她坚定地说：“不是这样的。我的工作就是要说出真相，不管坐在我对面的是谁。相反，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说服当地政府加强预算减少赤字，却是一件难事。因为这涉及到福利计划和资助贫困人口，影响甚大。”

所以，当她研究希腊资产负债表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心知肚明的问题，比如女性在生产时没有助产士，患者得不到救命药物，老人因缺乏照顾而孤独地离去……她会不会忽视这些问题，而只关注表格上的数据？

“不！我的脑海中浮现更多的，是尼日尔一个小村庄的孩子们，他们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三个人共用一张椅子，但他们都非常渴望学习。我觉得他们比希腊人更需要帮助。”她停顿了片刻，身子微微前倾。“就希腊而言，我认为他们应该自觉缴纳税收，学会自我救助。”

截至今年年初，为避免希腊破产，IMF和欧盟已经为其提供总计2400亿欧元的财政支持。“希腊掌控着自己的命运，接下来要看它自己能否成功。如果希腊能够落实执行援助计划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则无需再实施额外政策；反之，则仍需实行其他紧缩政策。”

“我并不是一个顶级经济学家”

每个人都在讨论拉加德的非凡魅力，但她既不是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她担任法国财长才仅仅6年时间，所以我很想知道她的个人魅力在工作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其实，身为IMF总裁需要各方面的才能。比如要学会倾听，要学会站在所有人的角度看问题，尊重和容纳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我认为这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些能力常常被低估，很多人认为只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就行。当然，这也许是对的。我并不是顶级经济学家，但我有足够的常识去理解人们讨论的话题。在谈判桌上，对另一方所提利益的判断能力，以及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人正通过经济刺激来实现缓慢复苏，这对欧洲各国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途径，而一个法国女人却试图通过紧缩措施来拯救欧元区。欧洲计划的重点在于，要阻止可能摧毁欧洲大陆的各种冲突。

“希腊和法国的选民支持那些反紧缩政客的做法，您认为是错误的吗？”

“当你投票时，你永远都是正确的。因为你是在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行事，你行使的是你的民利，这是完全合法的。”

“真正有趣的是，当你看到政府在其他方面有所改变时，比如西班牙，你有看到他们的前任在经济政策方面做过重大改革吗？”她非常严肃地说道。她很担心在法国看到类似现象，“我笃信的是，行动比政治选举中的任何承诺、声明和口号都要重要。让我们走着瞧。”

欧债危机不是个例

拉加德的临危不乱和冷静似乎与生俱来。她活力四射，但并不意味着她在回答任何问题时都言论大胆，我问她是如何看待“紧缩”和“增长”时，她却说两者之间的争论只会带来更多问题，而非解决方法。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争论，没有人能拒绝偿还债务。困难在于你如何将‘紧缩’与‘增长’这两者统一起来，以及怎样排序？我认为因地制宜才是每个国家的解决之道，而且这不是一劳永逸的。”

“你能说说我们现在到底位于曲线的哪个位置吗？是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差？还是比我们预料的还差？”

“我不会占卜术，也没有魔法水晶球。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但还没有完成。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一切都还没结束呢。”

她承认发生在欧洲的问题不是个例，在其他国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昨天’的危机还能勉强应对，但‘明天’的危机是无法简单逃避的。各国央行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已经适应了一定程度的‘慢节奏’改革和渐进的财政政策调整。”

“那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将在什么时候结束呢？”

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文第4篇

华为：投资德国的成功样本

最近，王老板开始频繁搭上飞往德国的航班，与德国小镇上的企业商谈并购事宜。这些小企业虽然只有几十人，但其销售网络却遍及整个西欧，是某个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

对中国长三角企业来说，到德国参与企业并购成为一个新的选择。

目前，德国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的主要投资地。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统计，去年，中国在德国投资项目共98个，项目数量在各国对德投资排名中位居第三。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对德国的直接投资达6.2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2%。2012年，中国对德投资首次超过德国对华投资。

此外，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调查还显示，汽车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通信等行业最受中国投资者的青睐。华为、三一重工等一大批中国企业已在德国设立生产或研发基地，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利益。

中国欧盟商会的《中国对欧洲境外投资汇报》显示，对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满意度较高，97%有进一步投资计划；德国作为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集聚地，是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首选地之一。

华为便是投资德国的成功样本。

今年3月10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企业业务首席执行长徐文伟在汉诺威举行的CeBIT展会上表示，去年华为企业业务在欧洲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国内市场。徐文伟称，欧洲市场对企业业务的增长至关重要，欧洲是最重要的市场。

去年，华为与德国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宣布正式合作。华为将帮助多特蒙德建立欧洲最大的球场无线网络，完成后可提供多特蒙德主场超过4万球迷同时免费上网的服务。目前，华为无线业务在西欧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了30%左右。

事实上，10多年前，华为进入欧洲。当时，欧洲人对华为产品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与一家中国公司谈电信产品。另外，华为的军方背景也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质疑，澳大利亚为此还禁止华为投标。华为公司德国负责人坦言：进入欧洲的最初几年，阻力巨大，在市场拓展方面毫无进展。

到2004年，华为在欧洲依然默默无闻。一位华为德国的员工感慨：“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几乎都有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欧美人傲慢得不可一世。我因不懂德语，在培训课上，曾差点被德国老师赶出教室。我真诚希望祖国强大，有越来越多的如同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崛起，挣着欧元美金，让外国人为了想进中国公司而苦学中文。”

这一年，华为在英国设立了它的首家海外分公司，标志着华为开始走进欧洲。如今，华为已在英国、波兰、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20多个欧洲国家设立了子公司，其研发、服务、培训以及生产和销售业务遍布整个欧洲。

但在2007年，华为将其欧洲总部从英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贝诺・彭泽如此解释：首先，德国政府非常欢迎中国投资，德国现在已成为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在德国的投资项目迅速增加。其次，从选址角度看，德国地处欧洲中心，拥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中国企业将总部建在德国，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再次，欧盟日前了2012/2013年度“创新经济体”排名，瑞典、德国、丹麦、芬兰位列前四。德国在知识资产（指专利申请、应对社会挑战类专利申请）、创新者（指与创新生产、营销相关的中小企业数量）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由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

2009年，华为宣布，将投资2000万欧元（约合2980万美元），在德国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设立创新中心，该创新中心于2010年开工兴建。

华为欧洲研究中心副总裁Renato Lomband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致力于将每年收入中的至少10%用于研发再投资。2012年，华为把超过13%的全球收入用于了研发再投资，这是全球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logy）产业私有公司最大的研发承诺之一。华为在2010-2013年间在欧洲的研发投资增加了一倍，其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五年将再翻一番。

上述数据表明，华为希望能够同时巩固其在德国、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地位。正如华为德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程戟所言：“华为在德国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长期规划，这是公司能够长期开展业务的根本之路。”

非常小器：闯荡世界的非常道

在信息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碎片化、便捷化、个性化的“微需求”日益增长，微博、微信、微应用、微电影，形体虽小，力量巨大。以微产品为代表的微创新和微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微创新正成为业界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微创新的目的是改善客户使用体验，把体验做到极致，把产品做好，回归企业的本质。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进行着各种微创新，效果非常好。”广东非常小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非常小器）总经理梁伯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一个产品增加了微小的功能，便能带来数千万元的销售额；一项微小的设计创意，也能令一家小公司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占据半壁江山。时代在变化，许多民营企业正依靠“微创新”出奇制胜，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梁伯强认为，创新并不是大公司的专利。行业不分贵贱，产品无国界，小王也是王，行行出状元。民营企业搞创新，要消除创新或微创新的许多误区，包括心理障碍，特别是从事传统产业的小公司，这些做小产品的小老板，更要消除自卑心理，增强参与竞争的信心。他强调，创新没有行业门类的阻隔，也不分大小，而微创新处处存在。

非常小器公司生产指甲钳，梁伯强梦想着为世界剪指甲，成就中国的“百年品牌”，他打造的“非常小器・圣雅伦”已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指甲钳品牌。

回忆创业历程，梁伯强很感慨。当时，企业决定改行做指甲钳时，公司内部质疑声一片，但梁伯强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1998年4月，他带着录像机、照相机、笔记本，开始了全球指甲钳市场考察。“这是第一步，要分析产品，了解竞争对手，必须做的。”梁伯强说，“真想把每一根头发都变成天线，接受来自全世界的信息。”

这次全球采点历时一年，梁伯强完成了四大洲20多个国家的考察。每到一处，他都将生产指甲钳企业厂房多大，打卡多少人，写字楼多少间一一记下，拜访企业负责人，并在当地了解其口碑；晚上再对购买到的各类指甲钳产品进行比较和分析。例如韩国产品做工精致，贴近大众，非常人性化；日本产品在精细的基础上突出款式的新颖，各种卡通造型让人爱不释手；德国产品相当于高技术产品，产品质量高，价格也高。

梁伯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国外的指甲钳定位于个人护理用具，而不是国内的五金用品，德国最好的指甲钳能够卖到几百元。指甲钳也能卖出好价格，关键要做出质量。“非常小器”想成功，就只能走精致和细化市场的产品创新路线。

1998年，梁伯强怀揣第一批指甲钳来到北京，在北京展览馆上展出，在这里，“非常小器”与韩国的“777”、日本的“BELL”（钟）牌见面了。意外的是，非常小器的展位人气居然比“777”还要旺。之后，非常小器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东南亚，在国外市场大受欢迎，出口比例甚至超过了国内销量。

梁伯强说：“保持快速创新和差异化竞争是我们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唯一法宝。”非常小器拥有一个8人的工程师队伍，专门负责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同时还与国外的工程师有紧密的合作。除此之外，其他国内外科研机构也可以为其提供发明专利，非常小器会拿出一定比例的佣金，或者直接把专利或创意买断，然后投入生产。

非常小器每年度在结构上都会有突破性的创新，每个季度或每个月份都在技术上有创新，甚至每周生产的产品都不一样，要么是技术上有所改进，要么是形式上有新变化。梁伯强很重视自己的产品能为客户带来什么价值。在他的创业历程中，最让自己得意的就是，把名片功能与指甲钳巧妙结合起来，即在指甲钳上刻上赠送人的名字、头衔和电话号码或其他信息。目前，“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已经拥有40多项实用新型技术和120多项外观专利。“如今你要问指甲钳行业的现状，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正因为了解，所以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梁伯强说。

目前，全球指甲钳年市场规模有50-60亿港币。梁伯强认为，指甲钳的全球市场对于圣雅伦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企业来讲绝对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他说，相信小产品同样可做出大市场，关键是看你怎么做。自然界的动物里，他一直很赞赏“蚂蚁”，因为蚂蚁的“生存法则”与企业的经营理念很像。他认为：“宁作蚂蚁腿，不学麻雀嘴。”一只蚂蚁没什么力量，但100万只蚂蚁组成的军团却可以横扫亚马逊热带雨林，所向无敌。非常小器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的“蚂蚁军团”，打造全球指甲钳行业的第一“锋芒舰队”。“非常小器”品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割地为王”的发展策略。

“现在看来，这场豪赌是我赢了。”梁伯强说，对于出口，非常小器要与韩国产品竞争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成本低廉，同样的产品，“非常小器”只卖到韩国产品六成的价格，有了价格优势，也就有了打败对手的把握。但产品在发达国家主要还是做OEM。

当年为其他品牌做代工的企业多数都已破产，而非常小器则越做越强，推出了“圣雅伦”与“非常小器”两个品牌，产品出口到国外多个国家，虽然企业规模并不大，却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

联想跨国收购：获全球市场“签证”

近日，联想宣布拟以29亿美元收购谷歌旗下摩托罗拉手机业务。根据协议，联想将获得摩托罗拉品牌、商标、3500名员工、2000项专利以及1.5万项专利的非排他性使用权、多项智能手机产品组合（包括中高端智能手机MotoX系列和Moto G）和全球50多家运曹商的合作关系。谷歌将保留摩托罗拉移动大部分专利。收购完成时，联想将支付谷歌6.6亿美元现金以及价值715亿美元的普通股股份，余下15亿美元将以3年期本票支付。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称：“我们这次收购恰是联想所想要的东西，而且花的钱非常值。此次收购将帮助联想打开成熟市场的大门，相应的专利授权以及专利组合，再加上谷歌在专利方面的保护，这些将使联想智能手机业务更有竞争力。”

目前，联想尚未进入美国市场和其他成熟市场，但这桩交易将成为联想进入美国市场的一条捷径，使得联想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全球性参与者。

摩托罗拉作为手机的发明者，很早就登上了行业的顶峰。但在本世纪初，由于诺基亚的崛起，摩托罗拉在世界手机市场的“座次”开始下降。之后，更由于苹果手机和谷歌安卓系统的冲击，摩托罗拉虽然几经潮起潮落，但始终在亏损的泥潭中挣扎。

即使如此，摩托罗拉移动依然是美国第三大安卓智能手机厂商和拉丁美洲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并与全球50多家运曹商建有合作关系。

杨元庆表示，通过收购摩托罗拉手机，联想手机业务将可迅速进入梦寐以求的美国市场。而摩托罗拉也能借此走出困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行业竞争品牌。

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认为，收购完成之后，联想可以获得摩托罗拉的品牌，弥补专利的短板，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包括直接获得摩托罗拉在美国3.5%的市场份额以及在拉美8%的市场份额。同时，依托摩托罗拉品牌，联想还可以生产30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打入高端智能手机阵营。而目前，中国国产手机品牌还没有一个在高端手机市场获得成功。

欧拉定理微观经济学范文第5篇

三天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一个务实的法国总统，但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将给中法关系、乃至中欧关系带来的具体变化――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告别了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中欧关系，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观察家将过去十几年形容为中欧关系的“蜜月期”。时至今日，欧洲国家的政权更迭，已经多多少少让中欧之间的政治空气有了变化；中欧贸易关系中竞争因素的上升，也让彼此间的摩擦成为常态。在蜜月结束之后，双方开始面临更多柴米油盐的现实。

2007年11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开始了总统生涯中的首次访华。在他执政的半年时间里，中国人对他已经略知一二，包括他的政策主张，他的强悍性格，甚至包括他戏剧化的婚姻。然而，萨科齐的亲美立场和“决裂”的政治口号，也让中国人感到了某种久违的不确定。所以，他来了，打破了前任当选两年后访华的纪录。

“我想在北京对中国人民说，法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忠实于对中国的承诺。”萨科齐临行前说。

“决裂”与“继承”

这是萨科齐第四次来中国，他出人意料地把西安作为第一站。他既没有复制自己以前三次访华的路线，也颠覆了以往法国领导人的访问惯例。

“新生代领导人的外交访问，不再专注于一板一眼的仪式，而倾向于灵活的风格。2007年夏天，萨科齐就曾做客老布什的庄园，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直到前不久，才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部副研究员刘建生说。

来自爱丽舍宫的评论说，将访华起点安排在西安，表明了总统对这座历史古都的向往和对中国文化的钟情。

法国媒体却从中找到了他与前任的某种联系。2006年10月底，任内最后一次访华的希拉克在参观完兵马俑后离开中国。从希拉克离开的地方开始中国之行，萨科齐实践着“决裂”与“继承”。

在西安的4小时停留里，萨科齐参观了兵马俑，包括还未对外开放的秦始皇陵铠甲坑和汉阳陵博物馆。和几位前任一样，他没有吝惜赞美之辞，说女陶俑“长得好看”；收到铜车马复制品后，萨科齐即刻宣布将把它摆在办公桌上。

“萨科齐听得很专心，他尤其对成千上万排列着的动物俑感兴趣，虽然整个过程他的提问不多。”汉阳陵博物馆副馆长说。

事实上，早在12年前，萨科齐就已经见识了中国的兵马俑。不过，中国古文化似乎并没有使他像希拉克那样着迷。

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兼参赞、汉学家郁白说，萨科齐更欣赏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所以，法国总统把北京“798”艺术区加进了繁忙的访华行程当中。

不过，更多的信息表明，这是一位对中国没有特殊爱好的总统。

务实获得回报

随萨科奇来访的有外交部长、环境部长、经济部长、司法部长等7位部长和外交顾问让-戴维・莱维勒，此前一度风传被列入随访名单的人权事务专员拉玛・雅德最终没有成行。除高级官员外，代表团还有48位企业家代表，包括空客公司、法国电力公司及一些环保企业的代表。

2007年11月26日上午，与萨科齐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再次明确了中法关系的战略意义。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把对法关系置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推进中法关系。萨科齐也重申，法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反对“公投”。

对华军售解禁，是中欧之间的一个重要而且无法避开的问题，希拉克和施罗德一贯坚定支持解禁。默克尔执政后，军售解禁之声日益微弱。萨科齐也被视为在解禁问题上态度谨慎。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透露，萨科齐在与会谈时说，欧盟至今维持对华军售禁令是不合理的，应该推动解除。

在此次访华当中，务实的萨科齐赢得了巨额回报，中法两国签署了总价值超过200亿欧元的系列合约，其中包括核电合作。而中法核电合作问题一直是最敏感的合作议题，之前进展十分艰难。

萨科齐的平衡术

当前尴尬的中德关系，使萨科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得利的渔翁。

德国《经济周刊》评论说，法国正利用中德间的不和，“乘人之危”展开魅力外交，发起中国攻势。

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定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这次是中国首次与其他国家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文件。

G8峰会以来，气候议题一直是“世界小姐”默克尔的专属地，后来者萨科齐却率先与中国实现了突破。半年前，萨科齐还在气候外交上乏善可陈；现在，他已经能与默克尔平分秋色了。

法国《费加罗报》分析萨科齐的性格，“他是位实用主义者，他只对有用的想法感兴趣”。

萨科齐上任后，将欧洲建设列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希望在欧洲建设上取得巨大突破，使法国摆脱欧宪危机后在欧洲地位下降的状况，重返欧洲政治中心。

在中国，他得到了成为欧洲领袖的好时机。目前，许多人对中欧关系的未来产生了怀疑，认为在贸易摩擦等问题的阻碍下中欧关系正陷入冷淡。通过萨科齐访华，可以显示中欧关系一如既往地在向前发展。而中国也借他向世界发出信息：中国不仅重视中法的传统友好关系，也重视中欧关系的未来。

将中法经贸合作推上快车道

巨额的商业合同，是萨科齐此次访华的最大胜果：中国将从法国购买160架空客飞机，价值100亿欧元，法国阿海珐集团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签订了价值80亿欧元的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法国电力集团与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将合资建设、运营装机容量为两台170万千瓦的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

这笔巨额订单总数将近200亿欧元(约合3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舆论所期待的100亿欧元。它同时创下两项纪录：空客公司有史以来同中国签署的最大一笔合作协议，阿海珐集团所签下的合作协议，是法国核工业史上最大一笔商业合同。

2006年10月，希拉克访华时，法国向中国出售了150架空中客车A320飞机。时隔一年，萨科齐的订单在数量、机型和金额上都有所提升。

据在签约仪式现场采访的一位法国记者透露，萨科齐对中国国家主席说，“以前的合约与这些合约的总金额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萨科齐应该为自己实现以前的诺言感到欣慰。2004年，萨科齐曾对华裔密友何福基说：“一定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为法国经济注入新活力。”当时，萨科齐刚刚访问了中国，参观了正在大兴土木的北京市，那里与几年前的上海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变“经冷”局面

客观地说，同为世界上排名前五位的贸易大国，中法贸易额长期以来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例始终不大。即使在中法关系非常密切的希拉克时代，双方关系上升的政治高度前所未有，但“政热经冷”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法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始终不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部副研究员刘建生指出，“在对华贸易方面，法国一直落后于德国和英国。预计2007年中法的贸易额会达到300亿美元，而中德是600亿，中英也有400亿。”

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与全球市场的情况下，中法之间的低贸易额引人深思。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若干因素造成：上世纪90年代初，密特朗政府不顾中方警告，执意向台湾出售幻影2000战斗机，导致中法关系倒退，双方贸易也遭受极大影响，欧盟目前尚未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使得双方在鞋类和纺织品贸易问题上摩擦频繁；欧盟自1989年后实施至今的对华军售禁令，也让法国军工部门的对华出口变得遥遥无期。

萨科齐上台执政，制约中法贸易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萨科齐主张对进口产品增加税收，这种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打击。萨科齐还可能会在履行WTO承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施压。

“我很自豪能陪同200多家法国中小企业来中国实现它们与中国企业的首次接触，我希望他们通过首次接触就能发展成同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萨科齐说。

深受法国工商业阶层支持的萨科齐，将会推动法方企业继续在其优势领域加大在华宣传力度，积极出台各种措施促进法国中小企业对华出口。

中国企业的机遇

在中法经贸关系中，中国在法投资的企业扮演着日益活跃的力量。法国投资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00多家中国国内企业投资法国，大中华地区300家企业在法投资，投资领域广泛，包括化工、纺织、装饰装潢、电子、微电子、家电、航空客运和货运。许多中国企业主要在法国设立企业办事处和各省市代表处。

当前，中资企业在法国投资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得不到长期签证，3个月就要回国再申请一次，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中法目前还没互相承认驾驶执照，法国驾照又比较难考，这种情况很麻烦。二是办理工作许可证手续复杂，行政审批耗费时间很长。

法国政府希望中国企业到法投资，也曾经表态要改善投资环境，可实际行动和表态差距很大。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对法投资近年来有较大幅度增长。2006年，中国在法直接投资为497万美元；截至2006年底，中方对法协议投资累计已达1.2亿美元。萨科齐访华之后，这个数字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司徒北辰）

中国-欧洲：十字街头

随着欧洲大国领导人的更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前景埋下了不确定因素。萨科齐访华尽管一路赞歌，但人们仍然看到一个与希拉克完全不一样的法国领袖。而经历了中德关系的急剧转变之后，人们也有理由担心中法关系重蹈覆辙。

默克尔的反叛

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德、法两国的对华关系堪称中欧关系的指针和晴雨表。在中欧过去十几年的“蜜月期”内，中德经贸合作令人称羡。

欧洲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大棒和经济的胡萝卜双管齐下。在过去十多年里，德国人手中的胡萝卜很大，大棒很小。即使是在1989年“”以后，德国虽然参与了对华制裁，但并未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冻结对华关系。到了施罗德时代，中德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携手进入双边关系的蜜月时期。

随着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中德之间的甜言蜜语就减少了许多。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在柏林会见了达赖，开了德国总理会见达赖的先例，严重损害了中德关系。随后，中德高层交往完全暂停，包括德国财长当年11月访华的计划也随之取消。

许多人认为，在前东德出生、长大的默克尔，“在意识形态方面，骨子里就有反叛的精神”，将她个人的风格和价值观更多地渗透到外交当中。

目前，德国国内正在就对华关系问题进行辩论。“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人强烈要求德国对华实施‘价值观外交’。这样，就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德国正在讨论东西德的价值观问题。”设在德国汉堡的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学者伯恩特・伯格(Bernt Berger)说。

萨科齐的变数

从法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外交几乎是总统的独有领地，总统的个人价值观和风格更容易影响外交政策。希拉克在位的12年，也是中法关系最甜蜜的时期。

观察新科总统上台后法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现整个背景和德国何其相似――在过去十多年里，中法、中德关系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希拉克和施罗德，都是对中国极为友好的领导人，而如今，法德两国都出现了与希拉克和施罗德截然不同的新一代领导人。

默克尔和萨科齐两位新领袖上台后，外交上的第一举措都是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默克尔相似，萨科齐也是一位“价值观外交”的倡导者。“我要将保护人权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法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在2007年5月16日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讲中，萨科齐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上任仅仅半年，萨科齐在外交舞台上的表演时间还不够多。不过，因为有默克尔的“坏榜样”在前，舆论不免对萨科齐也有所担心。

萨科齐访华临行前夕，人权组织给他施加了不少压力。在萨科齐提出的访华五大优先解决议题中，舆论注意到人权问题不在其中。萨科齐新政府内阁中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拉玛・亚德也不在访华代表团名单之中。

“现在判断萨科齐的对华政策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政策将不像希拉克时代那样‘亲华’；他不会像希拉克那样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会那么软化。”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

他总结说，德、法(还可能包括英国)政权更迭的结果，都出现了更注重“价值观外交”的领导人，这种变化将给中欧关系带来更多的摩擦变数。

经贸纷争加剧

最近，“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成为中欧经贸关系中最常出现的词。提起这个事，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曼德尔森就显得相当抓狂。

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国。近几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2006年达到了1280亿欧元――这是欧盟最大的贸易逆差数额。

“欧盟每年卖给中国的东西，还不如卖给瑞士的多!”欧洲人这样抱怨。

此外，面临欧元飞涨的压力，欧洲也开始加入美国的行列，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法国是欧盟中最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家。萨科齐明确要求人民币升值。他希望借此帮助减轻欧元的升值压力，提高欧洲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在贸易逆差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正面对来自欧洲越来越大的压力。

蜜月之后的理性婚姻

尽管口气强硬，但伯格对中欧关系前景并不灰心：“中欧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上一直很成功，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离开这个轨道要付出多大代价，双方都明了于心。”

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巨大的共同利益捆绑，中欧关系不会出现恶化。中欧双方互惠、互利关系的发展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的发展，欧洲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争议与曲折，将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

“中国应该理性看待分歧，该解释时做好解释工作，避免情绪化处理问题。”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戴炳然说。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则用“蜜月后的务实婚姻”来形容中欧关系面临的转折。在他看来，希拉克、施罗德时期充满“玫瑰梦幻”的中欧关系“蜜月”已经结束，双方关系步入一个更复杂的、更注重责任的“婚姻阶段”。

“双方多少要降低对对方的要求，抛开甜言蜜语，学会缩小、弥合彼此间的分歧，建立起―个维系持久婚姻的机制。”沈大伟说。

2006年9月，中欧决定启动中欧关系框架协议的谈判。这个全新的协议，将涵盖中欧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人权、等敏感领域。据欧盟官员透露，中方所关切的对华武器禁运问题、欧方所关切的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都将在讨论范围。

目前，关于这个谈判的进展，中欧双方都讳莫如深。毋庸置疑，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