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新常态；民生保障；改革

2017年3月5日，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大计，关系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民生问题。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目前解决安居问题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从1999年正式建立至今，在为广大缴存职工改善居住环境以及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住房公积金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约231万个，实缴职工约1.24亿人，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约1.45万亿元，住房公积金提取额约1.09万亿元，其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约1.11万亿元，个人住房贷款率达80.80%，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其保障民生的基本功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以及如何更好解决多层次住房需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给制度本身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制度需要根据环境的变迁与时俱进。就环境变迁而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最大的环境变迁就是新常态。对此，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必要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基础上思考自身发展所将面临的新常态，从而通过针对性的、创新性的全面改革来提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供给质量，以此更好地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就本文研究而言，具体拟从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住房公积金制度面临的新常态以及新常态改革等方面予以分析。

1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新常态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民生保障制度，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也需要不断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积极思考如何提升制度供给质量，需要努力创造性的推动制度完善。研究新常态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好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综合来看，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增速、消费、投资、市场竞争、资源配置、产业组织、国际收支、要素比较优势、资源环境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就增速而言，其特征主要是中高速增长将会取代高速增长；就消费而言，其特征主要是个性化、多样化以及体验式消费将会成为消费的主流；就投资而言，其特征主要是具有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投资模式将会成为投资发展的趋势；就市场竞争而言，其特征主要是差异化和质量型的竞争将会成为市场竞争的重点；就资源配置而言，其特征主要是市场性和竞争性的配置方式将会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产业组织而言，其特征主要是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企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就国际收支而言，其特征主要是“引进来、走出去”的水平将会不断提升；就要素比较优势而言，其特征主要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势将会更加突出；就资源环境而言，其特征主要是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成为新的利用环境的方式；就风险管理而言，其特征主要是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2住房公积金制度面临的新情况

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在把握好新常态特征的基础上，更好地立足新常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将面临刚性需求年轻化、服务范围多元化、信息系统科技化以及风险管理及时化等多种新的发展环境，这些因素将成为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常态。就刚性需求年轻化而言，随着新常态的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非公企业将会成为新常态下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这些企业也将逐渐成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员的主要领域，而进入这些领域就业的人员具有典型的年轻化特征，这一方面说明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结构将会逐渐向青年人倾斜，另一方面也说明住房刚性需求的分布领域将逐渐从党政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部门逐渐向非公企业等部门延伸。就服务范围多元化而言，随着新常态的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将会逐渐成为消费主流，缴存职工的福利需求将逐渐从基本的住房需求向医疗保险、退休养老、住房租金以及房屋修缮等领域扩张，这些领域的显性或隐性消费需求无疑会给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功能及范围提出更高要求。此外，随着新常态的发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法则将会更加凸显其作用，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也将不断加大，因此如何解决好流动性人员的住房保障问题也将促使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逐步扩大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效率。就信息系统科技化而言，随着新常态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现代科技的运用将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技术手段的创新和人们对于高效便捷服务的追求，将会迫使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资金的缴存、查询、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做出符合时展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质在于便于民、利于民，这种变革的要求在于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使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逐渐实现信息化和科技化，这种变革的目的在于全面提升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运营效率。就风险管理及时化而言，随着新常态的发展，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运行，这种转化在长期将会使得经济结构布局更加合理，增长潜力显著增强，然而在短期也将容易导致风险集聚。风险虽总体可控但也不容忽视是对新常态下风险的基本认知。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视角来看，新常态的发展将会使缴存资金的归集、使用和管理等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必须在坚持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基础上及时做好风险管理，以此防范资金归集不足风险、资金使用违规风险以及资金管理漏洞风险。

3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新常态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以及监管机制。同时，《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对如何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了纲领性的规定。对此，本文根据上述政策安排并结合上文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可能将面临的新常态环境的分析，拟从目标保障坚定、功能保障完善、管理保障强化以及安全保障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目标保障坚定方面，新常态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依然要将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作为首要和核心目标不动摇，在坚持住房公积金的公益性前提下，通过不断地完善供给制度以及创新供给方式，更好地实现公积金的有效缴存并提升公积金的保障能力，以此稳定、扩大和畅通资金来源，从而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活力。功能保障完善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群体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或个人将不断增加对于自有住房的需求，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范围也将随之逐步扩大，保障群体也将更加多元。此外，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自身消费能力的约束，部分缴存职工特别是刚入职的青年职工在租房资金、房屋修缮以及物业支出等方面也开始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对此，住房公积金制度一方面有必要加大制度覆盖，特别是对如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这类群体，更是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将其逐渐纳入住房保障范畴。另一方面也应坚持一定的需求导向，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适度拓宽其资金使用范围，从而真正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民生关怀和民生服务。管理保障强化方面，新常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是一个发展效率逐渐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给组织管理效率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对此，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必要通过健全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畅通沟通渠道以及提高业务效率等措施，来不断强化其管理功能，从而使其能够更加体现出保障性、科学性、可行性以及利民性。安全保障提升方面，新常态的发展过程难免会出现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这就需要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但具有公平效率的属性，而且还应具有安全可靠的特征。对此，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必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构建起信息化、透明化和专业化的资金监管平台，维护好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以及房屋产权登记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通过及时的信息披露，有效地传递住房公积金的运行情况；通过专业的政策解答，有效地解决公众的相关疑惑；通过高效的数据统计，有效地掌握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稳健的资金投放，有效地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1]李燕，刘传哲.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实质与向度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6（3）：145-149.

[2]刘丽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现实挑战和发展方向[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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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廉永忠.新常态下住房公积金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J].中国内部审计，2017（2）：40-43.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常态 中国经济 发展

一、经济“新常态”的“新情况”

2014年4月25日，春意渐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10多天后，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常态”的提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要知道，同志提出这一重大理论概念是源于以下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

第一种新情况是，随着客观世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势必至此的新常态，这是需要我们用平常心态去认真看待和对待的。正如同志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今年7月，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第二种新情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在近两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新变化，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由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可以说，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对此，同样需要我们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认真看待和对待。

“新常态”总体上源于上述两种新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权威的依据，就是《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书上指出的我国现今存在的新成就、新风气、新局面和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实际上既是党的十以后这两年形成的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新常态的背景和条件。

二、经济“新常态”在我国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机遇之改革与调整。近些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促使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革和调整。而“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就是这种改革与调整共识的形成。

第二，机遇之构建“大国经济效应”。我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首先，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其次，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再次，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机遇之构建多元增长极。虽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机遇之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我国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机遇之“中国创新”的转型。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R&D经费支出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迈入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这些都说明 “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

第六，机遇之“大升级”。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首先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其次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机遇之全球开放。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

三、从“中国事件”看我国对“新常态”经济的应对

同志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作为典型的“中国事件”，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提出，不难看出“创新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力量，”德赖斯代尔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而这几乎是一场未被注意的革命。”

总结上文阐述，在真正面对“将要改变中国经济游戏规则”的“新常态”经济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发挥创新优势呢？

第一，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

第二，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中国通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

第三，要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两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

第四，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第五，上文中提到“人类经济发展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所以要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由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要转到一个集约型、质量型来进行发展，这就是经济“新常态”和经济旧常态的差别。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参考文献】

[1] 李晓辉、徐晓新、张秀兰、孟宪范：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5（2）.

[2] 李祺、代法涛：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结构特征：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解释[J].经济问题探索，2015（3）.

[3] 林毅夫：什么是经济新常态[J].领导文萃，2015（4）.

[4] 李丛文：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新常态分析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2）.

[5] 窦菲菲：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J].财经科学，2015（2）.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特征；实践价值；探索分析

经济“新常态”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大爆发中产生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急需调整与过渡的时期，在这一种时代背景下，同时加上中国本身阶段性因素的叠加确定了中国经济进入迅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表现出与原有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气象与新规律。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及实践价值探索。

经济“新常态”的新在于其出现于当今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表面意思来看，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与就常态相比，会发生不少的改动，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几点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甚至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以及今后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中，涉及到多个方面，在这里，我将为大家从九个方向来向大家讲述。

（一）从我国国民的消费需求来看，在之前，绝大多数人民消费具有相当高的模仿型消费，一个接一个的去购买类似的物品。但在日益丰富的今天，出现了各种满足不同人类需求的商品，每位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不同，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已成为不同时代人的主流。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也要保证消费者本身的健康利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消费，是消费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最基本的作用。

（二）从企业的投资需求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之后，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到了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时期，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再到现在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式等等涌现出来，对企业原有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企业自身要善于、敢于把握投资方向，清除投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投资对经济发展继续祈祷促进的作用。

（三）从我国市场的贸易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市场空间发展很快，出口贸易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助力。但在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降低，原本我国凭借低成本出口贸易的商业也逐渐减低了优势。但高水平引进、大规模走出去也在发生，这就需要培育新的优势来使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仍起促进作用。

（四）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来看，在过去，我国企业的供不应求是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如今，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这就需要必须针对现有产业的生产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企业之间相互竞争，进行兼并及重组。生产也应尽力向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这几个方面发展，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五）从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之前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只需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就能迅速转变为生产力。但在当今，人口老龄化逐渐增多，农业劳动力急剧降低，导致生产力得到降低，这就要求让创新成为一种新劳动力使经济增长。

（六）从目前的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数量及价格之间的竞争，而当今逐渐向以质量、个性化等为主的竞争。经济发展要求逐渐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形成统一、透明、有序及规范的市场环境。

（七）从能源环境来看，过去的能源及生态环境相对较为丰富，但从现在来看，环境的容量几乎达到所能承受的上限，从这可知情况并不容乐观，必须响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推动各个行业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八）从我国经济所经历的风险及其化解案例来看，随着各种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各行业的各类隐藏性风险逐渐显露出来。虽然总体暂时可控，但没人能预料下一次会发生在何时。因此，这就需要各个企业治标要治本，建立化解各类风险的机制，同时来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九）从如今的资源配置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来看，需要针对各行各业制定不同的机制来使资源在各个领域得到最佳的配置，既要降低资源的过于浪费，也需要通过政府来调控市场经济，了解市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尽可能的使供应与需求平衡，全面把握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特征表明了我国经济正在向一种更先进、管理分工更加明确等方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行业发展形势逐渐由量变向质变的方向进行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相对于之前来说进入了一种相对的平缓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提供了基础。在当今格局之下，了解新常态，走向新常态，引导新常态以成为我国经济新发展的一种重要方针。

参考文献：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殖民;殖民传播;资本主义;权力差距;意识形态

帝国的影响力和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其影响力虽然仍然以其武力和经济实力为基本依托,但文化的渗透则更具有穿透力。这是一个全新的殖民模式时代,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对这一新的模式进行深入的透视和分析。

以往我们对殖民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分析为主要切入口的。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政治驾驭和经济掠夺,往往是政治论诘和实践的主要关心对象。[1]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起点,西方文学界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重新认识殖民。近几年,中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亦兴起了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热潮。在后殖民的语境下,对殖民的批判和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也是对当下的纵深检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殖民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殖民的过程中,传播始终处于在场状态。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视角阐释这个命题,希冀获得新的理论发现或收获。

一、殖民与殖民传播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殖民,是指资本主义强国以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向不属于自己的领土以及居住在该领土上人民的征服或势力扩张。殖民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殖民是力量(power,即权力)悬殊的结果,强国凭借力量的悬殊针对弱国进行扩张和征服。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的观点,力量(权力)可以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soft power);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力量(权力)会出现转化和变迁,当前,软性的同化权力比起硬性的指挥权力更加重要。权力正变得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2]其次,殖民的主体是强国,强国是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由资本本身的扩张性决定的。世界历史上的殖民活动肇始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五、六世纪的海外扩张。再次,随着技术工具的发展,殖民方式趋向复杂多样。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在表现形式上是殖民的手段,在过程上它们共同构建了殖民的总体框架。在殖民活动中,综合运用多种殖民手段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偏向性,这些殖民手段在不同的殖民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最后,殖民的对象既包括不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也包括居住在该领土上的居民。早期的殖民是以赤裸裸的领土侵占为主要表现特征,侵占领土是为低价或无偿攫取该土地上丰富的物质资源。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后殖民时代的殖民活动从公开转向隐蔽,殖民从明目张胆的领土征服转向对居住在该领土上人的思想控制,人取代领土成为后殖民时代的殖民新目标。

从殖民的定义可以看出,殖民意味着一种扩张,意味着对不属于自己的空间的征服和占领。当然,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空间的外延更为广泛。空间不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精神空间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虚拟空间等。殖民的扩张和征服通常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力量差(power distance)为前提,这种力量差正是诞生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差距使得世界并非处于均质的平面上,呈现出权力的高地和洼地。权力的高地形成权力的中心,赋予主体中心化的优越位置,洼地成为权力的边缘地带。殖民表现为由中心内核向四周边缘的膨胀,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有方向性的运动,形成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的压制性运动,而非双向对等的互动。

殖民过程的征服和占领新空间的实践离不开殖民传播活动,殖民扩张本身就表现为传播的外在特质。殖民与传播形影相随。所谓殖民传播(colonial communication),就是指殖民者为实现殖民之目的而实施的信息传播活动,这是以殖民为目的或带有殖民倾向的信息传播活动。殖民的表现形态呈现多样。殖民传播配合殖民者的殖民活动并贯穿殖民全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殖民活动侧重点不同,殖民传播的手段表现出差异。

殖民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殖民传播是指为达到殖民目的所采用的几乎所有方式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人际、组织和大众传播只是为达到殖民目的作为传播方式出现的,并不改变殖民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层面的实质。具体说来,组织传播中包括文化交流、开办学校、宗教活动等,大众传播既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同时包括电子媒介的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人际传播是指殖民者作为个体与殖民地人民的个体之间的传播。狭义的殖民传播仅指殖民者为实现殖民目的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

二、殖民传播的特征分析

殖民传播活动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确保殖民的顺利实施,以秩序规约了殖民空间的稳定性和时间的持久性。殖民传播具有如下典型的传播特征:

殖民传播是以殖民作为目的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人类的传播活动从来不会是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就是说,人类的传播活动是在一定意识的支配下,表现为一种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和有对象的互动。传播活动的发生、运行、终止的全部过程,无不带有明显的或隐蔽的目的性和计划性。[3]殖民传播也不例外,它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传播活动。殖民的终极目的是殖民者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之需,殖民传播活动是配合殖民过程以实现殖民目的,其目的表现出或显明或隐蔽的特征。为了达到特定的殖民传播目的,殖民传播活动通常需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并根据该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传播活动。

殖民传播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处于非对等的传播位置。作为传播者的殖民者处于积极主动的位置,是传播的主体,是强势的。从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步骤到传播的效果可能都是传播者预先安排的,传播者甚至从一开始就操纵了传播活动的全过程。作为被殖民对象的传播客体是弱势的,处于被动的位置,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甚至是被操纵或压抑的。殖民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在传播力量方面存在着悬殊,决定了殖民传播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传播。主客体之间的传播不是建立在公正合理有序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传播实力为基石的强权逻辑上,表现为殖民者对被殖民对象的强势单向传播。

殖民传播是特定主体对于针对特定客体实施的传播活动。殖民传播的主体是怀有殖民目的并根据该目的制定传播计划并实施传播活动的特定传播者。殖民传播的客体是作为明确或潜在殖民对象的传播活动接收者。

殖民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均涵盖三个不同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殖民传播中,国家是最终的传播主体,国家的殖民传播目的通过各种组织来实施,组织是通过人来最终完成殖民传播。本文探讨的殖民传播主体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所有殖民传播活动的发起者、殖民传播计划的制定者,国家的意志始终体现在殖民传播的全过程,殖民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强国对弱国的空间侵占。

殖民传播是特殊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殖民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殖民传播属于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范畴。但殖民传播具有或明或暗的殖民目的,不是一种正常形态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是特定主体针对特定客体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或者说是一种畸形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传播。

殖民传播是一种非等对的传播。传播双方,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空间之中,并且通过差异在某个关系空间中占有的相对位置而存在。这个传播双方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是各种力量关系的空间,其实是各种类型的资本构成的巨大权力场。传受双方支配的特定资本的差异导致权力的悬殊,在这个存在权力差距的社会空间中,传播双方之间的资本占有情况和关系类型往往影响着传播的方式、内容乃至效果。

殖民传播是建立在传受双方力量差距基础上的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传播,这或许正是后殖民时代国际社会中很多穷国越来越穷而富国越来越富的历史根源之一。

殖民传播总体是负面性的传播。常规形态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通过交流达到互补,实现双赢之局面,传播双方均获得良好的正面传播效果。殖民传播的性质、目的和非对称性等特征决定了殖民传播对被殖民对象将造成负面的甚至破坏性的影响。殖民传播可能会给殖民地传播新知识,改变落后观念,引入新科技。但当殖民地成为殖民者掌控的空间并成为殖民者获得利益的来源时,这样的殖民传播正面价值显然是为殖民者自身利益服务的。这种强势单向的殖民传播往往造成被殖民对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处于附属地位,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三、殖民传播的主体、空间与秩序

(一)殖民传播的主体分析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者的主体身份似乎蕴含了某种权力因素,传播主体内含的这种权力建立在福柯所说的以差异为基础的相互关系之上,差异源自哪里,源自培根所说的知识。知识与权力总是融合在一道,知识是一层薄薄的面具覆盖在统治的结构上面,这种统治总是意味着压迫、监禁,等等。[4]正如福柯所言,主体要么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要么是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5]但离不开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作为基础。

传播主体并非自主天然形成的,它是关系的产物,是传收双方在传播过程中依据特定的规则形成的,这个规则乃双方的力量差,即建立在知识和技术基础上的力量差。传播主体是非客观状态传播空间中传播活动的主导者,借助技术力量差制定了特定的传播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传播活动。

作为殖民传播的主体,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后率先进入新知识场域,这场知识变革不仅体现在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它还引领人们对事物和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知识的差距打破了国际范围的权力平衡,建立在知识差异基础上的权力是殖民的前提。启蒙运动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欧洲人在海外扩张中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信和霸权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主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扩张中不是以对等关系与他国交往。在这种以对他国支配和压制为主要特征的非对等关系的传播秩序中,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殖民传播的主体地位。资本天然的扩张本性决定了掌握资本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必然不断扩张,从中获得新的资本的积聚并实现资本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换。

(二)殖民传播空间与秩序

传播空间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外在的场所。它不是自然状态的客观空间,而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空间。传播秩序是传播活动参与者共同遵循的规则,它规约了传播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效果。作为主体人为建构的社会空间,传播空间具有工具性特征。它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被传播主体使用的政治工具。传播空间的秩序是建构的,功能是规划的,服务于主体的某种战略,意识形态掩藏在空间秩序之中。

传播空间与秩序都是传播主体的人为建构。传播双方存在其中并进行沟通的社会空间实际表现为一个非客观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构成传播的秩序。海德格尔认为,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世界作为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背景始终处于在场状态,[6]要么作为一个规范秩序,笼罩在具有先验前理解能力的主体头上;要么作为工具秩序,在相互客观化的斗争中从主体自身那里生产出来。[7]

殖民传播空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空间秩序的构建上,也内含在信息内容之中。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与繁殖,不仅通过地理入侵,也通过传播空间来实现。殖民传播空间与秩序是主体殖民的一种方案和策略,资本主义通过娱乐和文化实现对人的思想规训。当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在技术力量的支撑下,信息具有子弹无法达到的渗透力时,传播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借助大众传媒开拓的殖民领地,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空间占领的殖民秩序。

四、殖民体系的要素分析

殖民传播是殖民过程中的传播现象学范畴,探讨殖民传播是为了揭示现象学背后的内在因素,以及内在因素与外在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殖民传播是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殖民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但其研究离不开殖民方式的分析。

最常见的殖民方式包括文化渗透、政治钳制、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等。文化渗透、政治钳制和军事占领是为经济掠夺服务的,经济掠夺不仅是殖民的表现形式,也是殖民的最终目的。硬实力殖民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武力征服,属于传统资源。软实力殖民以具有同化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基础,反映的是信息传播层面的殖民霸权。硬实力殖民呈强制性和外显性,软实力殖民趋向于无形化和隐秘性。硬实力殖民更多的属于军事学范畴,软实力殖民则总体属于传播学范畴。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它包含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在这四个维度中,经济关系是基础,它统领并支配着其他制度。四个维度之间形成一个循环互动的过程,其内在驱动力则是经济体系内的资本的扩张本性。

吉登斯的分析给本文的启示是,研究殖民传播不可脱离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体系。他的研究提供了传播现象与资本主义其它要素之间的联系框架,并为这种关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殊途同归之处。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研究上层建筑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殖民传播现象,其内在根源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窠臼。

(一)经济:资本主义扩张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积累是私人(资本家)用于投资以达到获取更多利润的目的,其最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殖民传播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资本家为了牟取经济利益,经济既是殖民传播的终点,也是殖民传播的起点。

经济研究是研究资本主义和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殖民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形式,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另一种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遇到生产者的反抗,这些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以自己的劳动致富,而不是使资本家致富。当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殖民地产生对立的矛盾时,资本家凭借宗主国的力量,以暴力形式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8]

换言之,经济殖民是资本家在殖民地消灭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为前提,殖民地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经济殖民的开始,为资本家的经济掠夺扫清制度上的障碍。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经济私有化和雇佣产业工人为特征,这种资本主义秩序先天性地蕴含着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对立阶级的斗争势必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必将产生分裂的内在根源。在对抗国内其他阶级的过程中,当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资本发生短缺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如何从国家疆界之外廉价地获取本国的稀缺资本(或资源)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成为早期的资本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直接内驱力。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殖民的形式不断变迁,但其目标始终没有放弃。在殖民的早期阶段,殖民是以物理空间的侵入为主要特征,而突破他国的边界藩篱依靠的是强制资本即硬力量为后盾,硬力量的领先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原动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技术优势都是在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期间率先完成的。伴随早期的经济殖民是武力干涉下的空间争夺,空间战的结果是资本家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而巧夺豪取该空间内的物质资源。

在后殖民时代,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组织发生转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和计算机让跨国公司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不但信息在经济组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行业本身成为跨国企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让生产和交换的各主要因素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模糊了现实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边界,速度限制的突破让物理距离不再重要,带来了传统地理的终结。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殖民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规则和逻辑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借助信息的力量绕过海关借道虚拟空间走向全球化。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地理边防形同虚设,对经济、文化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资本在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实现对文化的冲击和思想控制,民族——国家主权日益走向衰落,新的世界权力以信息为中心在发达国家建立。

(二)军事:武力干涉

军事力量是以科技为基础的,资本家凭借强大的占有优势地位的军事武装力量为后盾突破他国的地理疆域,在殖民征服中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世界各地。军事武装是殖民者的硬力量,通常只有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软力量无法获得殖民目的时采用,或者与软力量同时使用。在殖民时期,殖民者对东方的亚洲诸国、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过程中,资本家赤裸裸地武力征服真实反映了殖民的血腥和暴力。殖民帝国通过公然的战争侵占领土,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资源掠夺,全球殖民空间的开拓是以武力入侵为为主要手段。

随着民族——国家的觉醒,进入后殖民时期以来,资本主义殖民传播出现新的转向。殖民传播从空间观念偏向时间观念,从显性走向隐秘化,公开的硬力量入侵让位于各种形式的秘密的软力量同化。今天的殖民霸权更多的需要顺从、秩序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9]今天的殖民往往以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武器,进行思想扩张,甚至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发动局部战争,来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把这个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10]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发展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实力依然是当前国际形势下殖民的时间偏向的保证,是资本主义国家威慑前殖民地弱国的基础,是国际谈判桌上的重量砝码。当殖民的时间传播偏向因各种因素受阻无法实现时,空间控制还会重新抬头,此时,武力征服还会借助各种名义粉墨登场,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最好的例证。

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在暴力、金钱和知识信息的权力三角中,权力的重心逐渐从暴力和金钱转移向知识的控制和信息的扩散。殖民的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对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控制成为后殖民时代权力斗争的新战场。殖民者凭借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操纵现代化大众媒体,控制国际范围的信息传播权,主导国际舆论的风向标,形塑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获取新形式的软权力,将殖民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的殖民是以硬性指令式力量和软性同化性力量齐头并进,但在正常环境下以后者的渗透和控制为主,软力量是后殖民时代殖民的常规武器;前者的硬力量成为非常态下对他国进行武力干预的杀手锏和终极武器。

(三)思想:意识形态的规训

传播过程中知识的垄断不仅在于对知识和信息本身的控制,也不仅在于对其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的严格控制,更在于对整个思想和范式体系的控制。该体系决定了真理和知识的界定标准,对思维范式的控制是传播过程中制造认同的心理基础。如何制造认同,加强对殖民地的思想控制,获得殖民地人民的认可,这是资本家在殖民传播中从空间偏向转为时间偏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汤普森认为,在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象征形式因技术手段结合资本的积累以空前规模生产和流通。资本家利用现代大众媒体作为社会控制的新的机制,统治集团的思想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得到宣传和扩散,通过它来操纵和控制从属集团的认识。[11]大众传媒是资本家维持殖民统治的有效机制,制造和传播维护殖民统治的象征形式,形成具有社会粘合剂作用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象征形式植根于权力差距、资源分配不均和矛盾冲突等结构性的社会背景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象征意义。

从总体上讲,意识形态是有秩序的观念——一整套的通过技术化的媒介和人际交流而表达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假设。[12]这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语境下的系统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社会权力拥有者通过对公共信息中包含的日常生活价值理念进行处理,塑造出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意识形态通常借助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形式在日常交流和大众传播中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媒介提升并延展了权力阶层的秩序观念,扩大其社会影响,使之变得合法并具有说服力。

意识形态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维是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思维,那些在物质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其在精神上同时也占有统治地位。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发研究统治阶级意识,阶级关系的形成首先由经济地位决定。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意识形态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服务于权力,统治阶级依靠意识形态制造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生产和流通各种象征形式,人们在接收和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就会依附于社会秩序,认同于设计的形象。[13]人们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却陷入了资本家编织的一张无形的传播网,被拴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之中。

意识形态是殖民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体系,它掩饰了当前的阶级关系,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现有的殖民统治状态。资本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传播机器,成为殖民传播的主体。资本家借助传播的力量开拓空间殖民和时间殖民,传媒和信息文化的结合让意识形态控制人的思想,逐步实现从领土的殖民化到人的殖民化。

(四)传播:时空秩序的开拓

殖民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殖民的先决条件。在帝国范围内,传播网络是确保帝国运行的组织机制。这种传播机制保证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信息联系的能力,保证物质资源和产品在帝国范围的流通,维持社会控制的整合和稳定,从而维护庞大的殖民帝国共同体。

知识的落差、科技的差距造成不同国家的传播力存在悬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的优势在国际传播网络中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传播力强。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信息从处于传播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流动,广大处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信息传播的逆差状态。今天的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差序格局的全球传播网络,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国际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基于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经常是被发达国家的超级传媒机构代言的、被刻画的、被传播的。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英尼斯曾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上探讨传播的控制机制,意识到传播技术中隐含的权力倾向。他认为,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共同维持恰当的平衡,[14]所以人们不仅需要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需要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

早期殖民传播肇始于资本主义国家航海技术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和对地球的空间认识,这些因素有利于人和物的空间迁移,有利于殖民者的空间地理扩张。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突破了符号体系的空间距离,促进了欧洲帝国协调而系统的扩张。正是印刷与航海的联姻,使欧洲国家突破了地理的束缚,向“新世界”扩张。[15]远距离传播的物理技术以及符号体系的移动性突破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实现和巩固了宗主国对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进行集中化管理,加强了对殖民地的规训和治理,将物理和文化上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纳入到殖民的统一空间范畴。

当空间的开发告一段落后,时间就成了新的开发领域。殖民扩张和巩固时期的交替,暗示着对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兴趣的交替。[16]资本家不满足于物理空间的殖民扩张,分散化的空间控制依然受到时间的羁绊。这一点由电报开端的现代电子媒介完成,它不仅扩大了传播的影响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方式稳步持续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独立传播——也脱离传播对象而传播, 把人的身体从物理空间的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电子媒介压缩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以时间的速度征服空间的距离。物理空间的距离失却了社会意义,传统权力对空间的控制只剩下空间的“物质”躯壳,时间成为殖民的新的控制机制。现代电子大众媒介挟裹信息与娱乐侵入到人们的私人空间,同时侵占了人们的时间,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伴随地理终结的同时,现代大众媒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最重要的是,处于现实空间的人的身体借助虚拟空间突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组成的虚拟空间中,一种新的权力穿越时空,从远方延伸到信息所能到达的世界各地,传统权力趋于失重状态。这种基于信息传递而非基于地域经历的新的权力更加趋于无形化,并与受众直接地面对面零距离接触。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后殖民时代的殖民传播偏向从空间走向时间,从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空间。速度征服了距离,权力获得了新的延伸。以信息传播为代表的国际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地理边防为藩篱的地方硬权力,包涵价值观念的信息文化传播试图从思想上控制遥远地方的他国人民,这就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同化软力量。

总体而言,经济、军事、文化和秩序形成资本主义殖民的总体性架构,后两者属于殖民传播的范畴,伴随资本主义殖民过程的传播活动理应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殖民突破单一政治思维框架的影响,为学术界更为理性地研究殖民实践活动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当然,研究殖民传播不能无视经济扩张和军事干预的历史事实。尤其在后殖民的当下,虽然赤裸裸的暴力殖民从表面上暂时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倾向性没有消失。殖民从公开走向隐蔽,从暴力转向“温柔”,传播技术的发展是殖民方式发生转型的关键所在。在国际交流和跨文化实践中,殖民传播依然存在;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殖民传播粉墨登场。研究殖民传播的目的是在追溯历史的同时认清当下,撩开传播的面纱,让殖民露出本真的面目。

注释:

[1]罗永生:《导言: 解殖与(后)殖民研究》,载于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3页。

[4]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47页。

[5]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页。

[6]转引自[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73页。

[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8]参见《现代殖民理论》,《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章,第833页。

[9]周柏林:《美国新霸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页。

[10]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84页。

[1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页。

[12][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第13页。

[13]转引自[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15页。

[14][加]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3页。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24页。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和总理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也多次作出过重要的指示。讲，“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总理在6月15日还专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视察，提到《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工作时，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之路，要拓展“互联网+”来实现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形成新优势。国务院的领导也多次对“互联网+”给予了重视和指示。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体经济与网络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整个发展的趋势，并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现在社会比较流行的术语叫“跨界融合”，互联网的特点是开放、共享，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科技的跨界与融合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特征；这个特征引发了第二个特点，就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们的深度融合对社会的发展会创造无限的空间；第三个是互联网本身自有的特征，开放和共享，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了极其适宜的空间和成长的环境。这三个特征结合“互联网+”指导意见，为建立生态环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实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政策支持，这对我们国家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经济向更高的程度发展，以及实施 “走出去”的战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推动“互联网+”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基础准备。第一个表现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产业应用规模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球10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4家，前30家我国占40%以上。第二个表现是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与新闻媒体、商业流通等第三产业的融合向第二产业转移，如研发、设计、制造，以及能源等等，并且也涌现出一批典型的企业。第三个表现是一个基本共识，即没有实体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很难推动生产服务业的有效发展，没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也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壮大。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的出台，对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对管理机制体制、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也会推进政府服务形态的转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在基础能力的建设、软硬件发展方面，更有效的做好“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于中小企业，来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空间做好基础工作。下一步的工作中，工业和信息化部会积极的配合各个部门，特别是结合市场和企业发展的规律和需求，做好政府服务、营造环境等工作，并肩合作，务实推进。

《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的目标一致

苗圩部长经常讲，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英文缩写词叫MIIT，所以有两个IT，一个是工业技术，一个是信息技术，它们的融合对产业有影响。今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会。

5月了《中国制造2025》，6月《“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当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本就绪在2018年形成格局；第二个阶段是在2025年要具备能力。从时间的周期来看，和《中国制造2025》的“三步走”策略当中的第一步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重要的是推动实体与互联网发展，也正是切合总理的指示，要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之路。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当中，提出要建立以提质增效为基础，突破高端装备，组织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时提出强化协同创新，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并超前谋划相关工作。

在“互联网+”遇到《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将会通过多种政策、多种生态环境机制的形成，更有效地来推动提质增效的工作。所以从“互联网+”本身的工作来看，11项行动中的第二个就是“互联网+”协同制造。在“互联网+”制造业方面将会通过制造业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来配置和部署技术的攻关、技术的改造以及相应生态环境的建设。

“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有一定的交集。因为“互联网+”将会基于互联网特有的形式，特别是逆向整合设计、生产、流通、制造、维护这样几个关键的环节，通过逆向整合要素这样一种有效的方式，既提升制造业的能力，增强竞争力，同时延伸发展生产服务业，形成有效的互动局面，切合了当前互联网从第三产业转型发展到第二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很多领域的产品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如何提质增效，如何更有效的实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难得的契合点。对于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新的业态的形成和有效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群体智慧，将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也对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装备 “走出去”，像高铁等重大装备的“走出去”，提供有效的支撑。所以，《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在发展方式上，可能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所面对的中国走向中高端发展和形成强国的梦想是一致的。

关于工业互联网，现在有几种不同的叫法，有叫工业互联网，以对比现在的通讯互联网，有叫能源互联网，以对应互联网在工业领域、制造业领域的发展。作为工业互联网，它要求和通讯互联网有一些差别。如何借助于互联网的优势，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生态环境，来更有效地推动和增强制造业的能力，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当中进一步突出了智能制造，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协同化，这对未来中国在技术、工业和生态环境建设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在工业互联网当中，要积极部署对工业互联网的系统研究、试验网络的研制，以及在重要的工业行业领域开始应用示范。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尚未成型，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技术的规范、产品平台的时候，中国应该、也能够与主要的国家在合作当中形成共识的标准和相应的平台。在下一步发展中，中国也会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以进一步提升技术的引领、科技的创新，服务于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作为中国发展的经济转型方式，特别是把工业和信息产业结合起来，是国家对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求和社会的期待。作为行业管理部门，要在未来发展当中，在机制和资源配置上努力为社会营造更好的空间。

“互联网+”行动会带来实在的好处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涉及一、二、三产业，“互联网+”行动会带来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互联网+”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带有体验经济、分享经济和社区经济为主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带来一个特点，从制造业来看，老百姓不是远离制造业，而是近了。过去企业是所谓的B2C模式，设计、制造、定价、营销，传统的工业经济是这样一个基本特点，是以B2C为主，到商店买衣服、家具、彩电、日常消费品，做出来什么消费者选什么。而在体验经济和共享经济的环境下，个人定制化出现了，所以衣食住行有了配套和选择。比如想学什么课，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包括学分的内容等。对制造业而言，提出来是从C到B的转型，就是客户为中心的定制化，是当下时代和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衣食住行对于生活和曾经远离的制造业有新的要求。比如依靠3D打印技术，可以在家里，设计打印出专属于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一些技术已经从一些玩具开始，到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小型的生产。

第二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互联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不仅仅是降低价格，同时提质增效。中小企业原来的融资、信息化成本都很高，现在有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互联网可以进行众包设计，进行众筹资金，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第三是为产业或者生活提供更大的便利。过去人们看到的是被动的，现在是个人主动化，就是定制时代开始来临，也出现了零边际成本社会。这对整个社会发展、消费能力提升和国家整体建设有很大的促进。

面对“互联网+”也要有规范的监管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过去的一些认识会发生变化，生活的方式和工作的模式会发生变化，这可能是要做好的最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