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转移的治疗方案范文第1篇

    患者女,54岁。因“间断陈旧性血便50余天”于2010-04-22入院。既往史:1995年患甲亢,药物治疗后好转,已停药近3年。KPS评分:90分。

    入院后体格检查未见异常,患者体表面积约1.57m2。纤维结肠镜(2010-04-23)示回盲瓣对侧可见一溃疡型病变,大小约4.0cm×3.5cm,占管腔约2/3周;肠镜下活检组织学病理(2010-04-26):盲肠中-低分化腺癌;全腹CT(2010-04-23)平扫检查,右下腹可见肿物,提示结肠占位性病变,肝左内叶见一肿物,转移癌不除外(图1);增强MRI(2010-04-26)提示肝脏左内侧叶见类圆形异常信号区,T1W1呈低信号,T2W1呈稍高混杂信号,病灶直径2.4cm,DWI呈高信号,边缘不清,考虑肝转移(图2)。血清肿瘤标志物:CEA3.1μg/L(参考值0~15μg/L);CA19-9>1000kU/L(参考值0~37kU/L)。入院诊断:回盲部结肠癌,肝转移。术前分期:cT3NxM1。2010-04-29起行术前化疗,化疗方案为CapeOx,第1天奥沙利铂85mg/m2静滴,卡培他滨片1000mg/m2,每日2次口服,连服14d,休息7d,每21d为1个周期。化疗期间无Ⅱ度以上毒副反应。第1周期化疗结束后,血清CEA2.6μg/L,CA19-9500kU/L,明显降低。第2周期化疗结束,于2010-06-08复查CT示原发灶略缩小,肝转移灶明显缩小,直径约0.9cm(图3),血清CEA3.2μg/L,CA19-988kU/L。综合评效为部分缓解(PR)。

    2010-06-13在全麻下行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图4)。术中肝脏触诊及超声定位未找到肝脏确切病灶,未行肝转移灶切除。术后患者恢复顺利,出院后再次复查肝脏CT未发现转移病灶。2010-07-09起应用CapeOx方案(第1天奥沙利铂130mg/m2静滴,卡培他滨片1000mg/m2,每日2次口服,连服14d,休息7d,每21d为1个周期)进行术后化疗,术后第2周期化疗期间出现紫癜及黄疸,化验结果:PLT14×109/L;血ALT273U/L(0~40U/L),AST185U/L(0~40U/L),BIL95μg/L(<17.1μg/L),同时复查CA19-94.07kU/L,CEA正常。暂停化疗,应用IL-11、谷胱甘肽等药物行升血小板、保肝治疗。2010-09-20复查PLT和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化疗改为小剂量卡培他滨单药治疗(650mg/m2,每日2次口服,连服14d,休息7d,每21d为1个周期)。2010-11-17口服单药化疗3个周期后,常规复查肝脏增强CT示肝脏出现多发转移灶(图5);血清CEA正常,CA19-9509kU/L。

    从2010-12-01起化疗方案调整为卡培他滨联合贝伐珠单抗(贝伐珠单抗7.5mg/kg第1天静滴,卡培他滨剂量、用法不变,每21d为1个周期)。化疗2个周期后复查血常规、肝功、肾功无异常,CA19--9降至262.8kU/L,CEA正常。2011-01-16卡培他滨上调到1000mg/m2每日2次口服,贝伐珠单抗剂量不变。患者在卡培他滨加量后出现了手足综合征(HFS),WHO分级标准为3级(图6A),应用温水浸泡,外涂中药软膏、凡士林及协和硅霜,口服复合维生素类药物,症状略好转,继续坚持化疗5个周期,此期间患者的肝转移灶评估为疾病稳定(SD)(图7)。血清CA19-9110kU/L,CEA正常,血常规、肝功、肾功正常。2011年5月HFS再次加重,WHO分级为4级。2011-05-17开始降低卡培他滨剂量为650mg/m2,每日2次口服,贝伐珠单抗用法用量同前,并联合小剂量伊立替康65mg/m2第1天静滴,每21d为1个周期。方案调整后,患者的HFS症状明显好转(图6B),肝多发转移灶为缩小的SD,肿瘤标志物CA19-9持续降低,到目前患者已经进行了调整方案后的10个周期化疗,复查CA19-926.5kU/L,CEA0.9μg/L,血常规、肝功、肾功正常,肝脏MRI示转移病灶数量有所减少,直径略缩小,维持SD(图8)。

    2病例分析与讨论

    大肠外科宋纯教授(辽宁省肿瘤医院):该患者是一个结肠癌肝转移病例,原发灶和单发肝转移灶均可切除。治疗方式一是结肠切除,同期或分期切除肝转移;二是新辅助化疗后,再行手术。术前我院院内MDT讨论会上,部分专家提出先行原发灶和转移灶同期切除的方案。对于晚期结直肠癌,无论在术前或是术后,进行化疗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新辅助化疗,优势主要在于:(1)在肿瘤血管和淋巴管未受手术、放疗损伤前予以化疗,可提高局部药物浓度;(2)术前患者体质较好,能耐受,较少发生急性毒性反应;(3)控制和杀灭潜伏病灶,减少术后复发和转移;(4)缩小原发病灶、降低临床分期,增加根治性手术机会和保留器官、组织功能;(5)通过影像学观察和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检查,有助于了解肿瘤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利于术后化疗药物的选择;(6)术前化疗可使手术时肿瘤细胞增殖能力处于最低状态,减少术中癌细胞医源性播散等[1]。该患者术前化疗2个周期之后出现了非常显着的效果,是我们所没有料到的,甚至手术中无法发现肝转移病灶,使得患者的肝转移失去了根治性切除的机会。

    术后进行沈阳区域性质的MDT讨论会,有的外科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在化疗前先同期切除原发灶和肝转移灶,患者就有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但从本病例术后半年多就出现了原肝转移灶以外肝脏其他部位的多发转移,而原肝脏转移灶并未再现,可以认为后期的肝脏多发转移其实就是术前的潜在转移灶或者微转移,即使化疗前同期切除原发灶和肝转移,多发肝转移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术前不做新辅助化疗,这些肝转移灶势必出现的更早。

    这个病例给我们的警示:虽然一般新辅助病例化疗3~4个周期进行首次疗效评估,但是对于肝转移灶直径在2~3cm的病例,化疗1~2个周期就进行积极的复查评估是必要的,避免由于疗效过于显着而导致病灶影像学的消失,尤其位于肝实质内的转移灶在明显缩小后因无法触及更加难以定位,失去根治性手术的机会;而位于肝实质表面的转移病灶即使病灶缩小明显,有时术中尚可观察到肝被膜的脐凹征而得到定位。

    至于术前化疗方案的选择,NCCN指南也给出了多种方案,由于该患者经济条件比较好,注重生活质量,又不想影响日常工作,所以我们选择了Ca-peOx方案;目前靶向药物作为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一线治疗方案已被认可,只是该患者术前疗效很好未予使用。出现肝多发转移以后,经过化疗病情得到控制。但是由于转移灶多发且分布广泛,如再行手术切除肝转移灶,势必会降低肝脏储备功能,耽误化疗时机,可能导致病情进展。当然,如果对于那些肝转移病灶直径小于3cm,数量不多的病例也可以考虑射频消融。

    肿瘤内科刘云鹏教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术后化疗方案的选择,由于肝转移灶未能手术切除,术后化疗适用晚期结肠癌的姑息化疗方案,一线方案选择2010版NCCN推荐的方案主要有FOL-FOX±贝伐珠单抗、FOLFIRI±贝伐珠单抗、CapeOx±贝伐珠单抗,以及FOLFOX或FOLFIRI±西妥昔单抗(K-RAS野生型患者)。该患者继续选择CapeOx是因为术前化疗采用该方案效果显着,跟术前方案不同的是奥沙利铂调整为标准剂量。但比较特殊的是化疗2个周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肝脏毒性和血小板减少,患者的一般状态急剧下降。

    停用化疗,进行保肝和升血小板治疗。再次化疗时采用了减量的卡培他滨(650mg/m2,每日2次口服,连服14d,每21d为1个周期),原因是患者身体状态刚刚恢复,为避免再次出现较大的毒副反应而影响整个疗程,通过“剂量爬坡阶段”确定患者的可耐受剂量,并且有国内外研究证实,对老年或体能状态差的患者,降低化疗剂量也可以带来获益[2-3]。

    但不幸的是,3个周期单药化疗后,虽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毒副反应,但是疾病却进展了,CA19-9显着上升,肝脏出现了原肝转移灶部位以外的多发转移。在MDT讨论时,有医生提出疑问,患者病情进展是否与化疗方案太弱有关,患者肝功正常、血小板正常之后立即恢复原方案是否可以防止疾病进展?我认为晚期肠癌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治疗主旨既要有疗效,又不能出现太大的毒副反应造成治疗的终止。维持治疗,如国内外普遍采用的“stopandgo(打打停停)”就是基于这种理念,也是个体化治疗的体现[4-5]。本例患者对该方案的毒性反应超出了大样本临床研究报告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属于个体差异的特殊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对于这样的特殊患者,通常情况下,最好避免再次使用原来的药物,但是考虑到该方案给患者带来的疗效也明显好于预期,所以决定减低卡培他滨剂量,去除能够引起“蓝肝综合征”的奥沙利铂,进行维持治疗。对于这类患者何时恢复足量化疗是很困难的问题,尚无明确的答案。

    关于进展之后化疗方案的选择,患者术后近7个月出现了肝脏多发转移,并且接受过CapeOx方案和单药卡培他滨方案,可以在氟尿嘧啶类药物的基础上选择伊立替康±靶向药物。此时患者状态维持稳定,因此我们没有放弃卡培他滨,增加卡培他滨的剂量,直至1000mg/m2每日2次口服,同时联合贝伐珠单抗。该患者的K-ras检测是野生型,选择贝伐珠单抗而非西妥昔单抗的特殊理由是,除疗效之外,有文献报道贝伐珠单抗具有保护肝功能和修复肝脏损伤的功能[6]。事实证明卡培他滨增量联合贝伐珠单抗效果非常明显,肿瘤标志物持续下降,肝转移灶基本稳定,此方案应用了7个周期。但卡培他滨调整到1000mg/m2之后,患者出现了不能耐受的HFS,卡培他滨剂量降回到650mg/m2,每日2次口服,新增加伊立替康65mg/m2第1天静滴,21d为1个周期,贝伐珠单抗剂量不变。患者已经应用了10个周期,疗效稳定,除轻度的HFS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外,未见严重毒副反应。

肝转移的治疗方案范文第2篇

结直肠癌肝转移是对健康的严重威胁，每年全球约100万结直肠癌患者被诊断，其中半数并发肝转移，对结直肠癌肝转移行切除治疗已明确证实可提高生存率，甚至是可能治愈的惟一手段。今后的努力是不断增加适于手术切除的患者比例，延长肝切除术后的存活率，包括改善手术技术，反复行肝切除，使用新辅助化疗和（或）辅助化疗，研发新的化疗药物和新的分子靶向性治疗措施。

1 拓展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CRLM)患者的肝切除的比例

肝切除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是优先选择的现代治疗措施，甚至可不考虑预后因素和存在的肝外转移，都应当认为是可行的，甚至可能达到治愈。CRLM经受肝切除的3 509例患者，5年生存率已超过42%，10生存率超过26％，其他的现代研究也显示5年存活率均>50％。与之相比未治疗的患者，仅平均存活6~18个月。虽然未切除者也偶有存活>5年者，因此改善切除技术，降低并发症非常重要，目前手术死亡率已降至0%~2％。但要强调需完全切除以达治愈的重要性，有资料显示，经受不完全切除者与未切除者相比，其预后是相似的。有报道226例经受完全切除者与62例未完全切除及921例未切除者比较预后明显好(P

有学者分析205例肝切除肿瘤的病理资料，认为对术前化疗反应好者，仅6％(12/205)有完全性肿瘤坏死，提示尽管有化疗反应，仍然有94％的患者有活动期肿瘤。对实现治愈性切除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双叶分布或体积大的肿瘤和肝外转移的存在，当要切除多数性转移瘤或体积大的肿瘤导致残留的肝组织代偿不足时(少于30％的功能肝实质)，可采用门静脉栓塞也可引起残肝的代偿性肥大，从而进行二期切除，提高切除率，而对难于接受外科治疗的患者，可采用射频消融或冷冻外科技术。

在合并肝外肿瘤时，肝淋巴结的存在则预示非常不良的预后，如系统分析15个研究组共145例伴淋巴结转移者行肝切除的患者，其5年生存率为3.5％(5例)，5例中仅1例生存>5年(无病)，2例有复发性肿瘤，2例不明。鉴于切除对此类患者不能增加存活，所以手术选择仅用于术前对化疗有反应者。而合并的肺转移则应该不是外科治疗的禁忌证，先后切除肝肺转移灶的存活率类似于孤立的肝与肺的转移。

2 对不能切除的患者系统化疗的益处

系统化疗是不能切除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现代治疗手段，最新的药物结合是奥沙利铂(Oxaliplatin)与伊立替康(Irinotecan)，其效果比以前的5-氟脲嘧啶/甲酰四氢叶酸高2倍的平均存活率和3倍的反应率，口服氟嘧啶(fluoropyrimidine)的治疗进展改善了这些患者的治疗上的选择。系统化疗后平均生存时间约20个月，但这些患者中仅1％~2％能生存到5年，另一方面新的治疗方案对肿瘤降期上的提高，将使更多患者进入可切除的行列。

法国Villejuif Paul Brousse医院的资料中，2 047例伴CLRM患者被观察15年（自1988年开始），535例行外科治疗，1 512例由于存在多结节，多部位转移灶，存在肝外转移或大体积肿瘤，在开始认为是不能切除，实施化疗方案后[由Oxaliplatin和（或）Irinotecan组成]，其中205例(14%)肿瘤反应好，而变成能够切除，代表了外科治疗全组的28％(740例)，205例的5年生存率30％，10年生存率18％，无病生存率分别为20％与15％，当然这比最初行肝转移癌能切除者的生存率要低。其他的研究也显示约15％~30％的患者在采用Oxaliplatin/Irinotecan方案后获得二次手术机会或获益。

3 靶向治疗

新的针对CRLM的靶向治疗，进一步增加了二次切除的机会，药物包括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重组人单克隆抗体Bevacizumab和靶向表皮样生长因子受体的人鼠嵌合性单克隆抗体，Cetuxinab，再联合现时的Oxaliplatin 或Irinotecan方案一并产生的肿瘤反应率超过50％~60％，疾病控制率[完全反应（CR）+部分反应（DR）+病情稳定（SD)]超过90％，一项有关FoLFox-4前瞻性二期临床研究(Oxaliplatin/5-FU/Tolinic acid)加上Cetuximab对表达表皮样生长因子受体阳性的非手术患者，其客观反应率(CR+PR)为79%，建立在客观反应率与手术切除率之间直线相关的基础上，应用高度有效的化疗方案使具备可能行治疗性肝切除患者增加达24％(10/42)，其中21％(9/42)为R0切除。上述资料表明靶向治疗作为第二线治疗可增加可切除患者的比例，总共131例伴表皮样生长因子受体阳性的CRLM患者用二种或多种方案FolFox（5-FU/Leucovorin/Oxaliplatin）或FoLFIRI(5-FU/Leucovorin/ Irinotecan)加上Cetuximab后，7％(9例)成为可切除者。

4 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对可切除患者的作用

对CRLM首次行肝切除者可取得存活率的改善，但许多患者仍会复发，有资料显示，术前、术后化疗可提供有意义的益处。Tanaka回顾性分析认为新辅助化疗是对CRLM的存活率独立预后因素，统计71例≥5个双叶肝转移肿瘤经受肝切除的3年与5年生存率，以加用新辅助化疗组最优(为67%与38.9%，n=48)，而单纯肝切除组则低(为51.8%与20.7%，n=29，P

用新辅助化疗可轻度改善存活率，1 045例患者仅1例肝转移切除，5年存活率为57％(新辅助化疗组)，而未用者为47%。207个>5个转移者接受切除：加用新辅助化疗组与未用者5年存活率分别为31%与24%，尽管无统计学差别。

接受肝切除后再行术后化疗者，有研究证明有明确的益处，一组75/109例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与评估，1~3个肝转移接受肝动脉Fluxuridine加上静脉输入5-FU(n=30例)与肝切除后进行化疗(n=41)比较，4年无肿瘤复发分别占46% vs 25%，P=0.04，4年肝复发率(67% vs 43%，P=0.03)，说明新辅助化疗组明显好，尽管平均存活率差别不明显(64% vs 49%)。化疗采用全身化疗与肝动脉途径二种，后者具有更高反应率。

5 反复肝切除

对CRLM行肝切除后，肝仍是主要复发地，因此，反复进行肝切除较一次肝切除可明显提高5年存活且伴较低的手术危险性。来自Paul Brousse医院的资料显示，末次肝切除的5年存活率与第一次肝切除(n=416，36%)或第二次肝切除(n=139，28%)是相似的。60例经受第三次肝切除32%活过5年，相反第二次肝切除后复发未再手术者3年存活率5%，第三次肝切除未完成者，2年存活率15%，而第三次肝切除5年存活率为65%。60例中无1例在第三次肝切除后2个月死亡者，25%有术后并发症，但死亡率与并发症均与第一次、第二次肝切除术后相似，因此反复肝切除对CRLM仍是一种挑战，而手术危险性还是较低的。

6 化疗后手术的时机

理想的化疗时间和肝切除的手术时机尚未很好确定，但资料指出，相对有限的化疗时间是好的。Paul Brousse医院的资料显示影响切除后的长期存活既不是化疗疗程的次数，也不是肿瘤反应的类型影响。而是在新化疗期间肿瘤仍在进展则指示预后不良，在最初接受抢救性肝切除2 131例中如在手术前化疗期间疾病进展，5年生存率为8%，如肿瘤稳定则为30%，有反应者则为37%(P

肝转移的治疗方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结直肺癌;肝转移;治疗

肝转移占结直肠癌患者初诊病例的15~25% [1],是目前困扰结直肠癌治疗的一大难点和热点。而手术治疗目前则是结直肠癌及肝转移唯一可能获得治愈希望的治疗手段,切除结直肠癌和肝转移病灶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34% ～38%[2]。但超过85%的初诊患者无法接受手术切除,由于新化疗药物和方案、生物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射频及冷冻凝固等,提高结肠直肠癌肝转移的整体疗效。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肝叶切除术是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肝叶切除是对肝转移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获得治愈的首选治疗手段,有文献报道术后5年生存率达36%～45%,手术死亡率在5%以下[3]。综合分析资料发现,结直肠癌肝转移手术治疗的5年生存率已提高到46% ,可以认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是可治愈的,肝转移癌切除是安全及最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比较认同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手术切除的选择标准为:①肝转移灶或复发灶为孤立单灶、局限于一叶内或半肝内的多结节灶而未累及门静脉、肝静脉或下腔静脉;②转移癌切除后肝脏能维持正常功能;③全身情况可耐受麻醉和手术,无重要脏器严重功能损害;④原发灶可根治性切除或切除后无局部复发。大多数认为异时性肝转移癌预后较同时性肝转移癌佳。手术适应征可适当放宽。手术切除的方式有解剖性切除和非解剖性切除两种。基于肝转移癌周围少有卫星癌灶,故多行楔形切除,但须强调应用术中B超检查明确肿瘤的大小个数及分布部位以决定是否选用肝段或肝叶切除。分析发现在肿瘤复发率以及切除率、生存时间上,解剖性切除组并不优于楔形切除组。认为手术方式要根据肿瘤的分布特点,保留足够有功能的肝组织来定,并指出楔形切除是一种安全、简单、和解剖性切除同样是肝转移癌的必须的外科治疗方法。对进行手术切除的肝转移癌患者进行分析,其1、5、10年生存率分别是82%、44%和36%。统计结果显示,1mm、5 mm及10 mm手术切缘对术后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差异均无显著性。认为切缘阳性是影响术后肿瘤复发、低生存率的重要因素,不应该拘泥“1 cm”无瘤切缘的标准。

对伴有肝外转移癌的治疗上,同时伴有肝外转移的病例,应视为手术禁忌。实践证明如病情能耐受治愈性手术,则肝外转移并非都是肝转移癌切除的绝对禁忌证。有2种情况例外:一是有条件做肺切除的肺转移灶;二是能与肝癌一并整块切除的肝外转移灶(包括膈肌转移、肝门转移淋巴结乃至腹膜转移癌一并切除)。

肝转移癌切除后复发的处理;据统计肝转移癌切除术后,60%～70%的患者将会复发,常见部位仍在肝脏的占50%。肿瘤直径>5 cm、肝转移病灶数目>3个、肿瘤细胞恶性程度>3级及肝切缘距肿瘤5及C反应蛋白水平>10 mg/L均是独立危险因素。如果复发的肝转移灶局限,且估计再次切除后有足够的残肝量,则仍可行第2次肝转移癌切除,有可能取得与第1次肝转移癌切除后相同的生存率。Fong[4]等对16例复发性肝转移癌行2～3次手术, 2年、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达到67% 、57%和30%,平均生存期33个月。第2次肝转移癌切除后,仍可有一定的再次复发率。故肝切除术后辅以全身或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注意在任何肿瘤的诊疗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无癌观念和严格的无癌操作原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防刺激肿瘤发展和扩散完整清除含有肿瘤细胞的一切组织,彻底消灭肿瘤,尽量达到根治肿瘤的效果。

总之,手术切除是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获得治愈的首选治疗手段通过加强随诊来早期发现肝转移肿瘤,通过综合治疗使一部分患者肿瘤缩小,从而获得手术治疗的可能,综合性的全身辅助治疗是有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1] 秦新裕,许剑民,刘风林,等进展期消化道肿瘤术前介入治疗评价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5,25:307310

[2] 钱骏肝转移癌诊断与治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肝转移的治疗方案范文第4篇

留心肝炎病毒感染史

肝癌以其高死亡率，历来都被肿瘤业内称为是“癌症之王”。据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肝癌新发病人超过了34.7万。而之所以肝癌死亡率高居不下，主要是因为早期肝癌患者一般无明显症状，而当患者出现肝痛、乏力、食欲缺乏、消瘦等特征性临床症状时再去就诊，大多数已经是中晚期，80%的患者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

每年几乎都会有超过10%的肝硬化患者进展为肝癌。目前临床上能遇到的早期肝癌，大多是通过集体体检或因患其他疾病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时被发现的；也有一小部分早期肝癌是因为了解自己属于肝癌高危人群，主动定期做检查而查出的，但遗憾的是，肝癌的早期确诊率相比整个肝癌人群，依然很低。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二对半检查”中除了表面抗体阳性是保护性抗体，其他四项指标出现阳性者都属于肝炎病毒感染者或者曾经感染者，应该引起高度警惕，要有防癌意识。

根据临床分期，选择治疗方案

一旦确诊后，如何根据肝癌分期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是肝癌防控的关键所在。

临床上，通常把肝癌分为早、中、晚及终末期（BCLC分期）。早期肝癌是指一个肿瘤、直径小于3厘米，或不超过3个肿瘤、最大径小于3厘米；中期肝癌是指肿瘤大于3厘米以上、多个结节；晚期肝癌则是指肿瘤侵犯血管或发生肝外转移；此外，早、中、晚期肝癌患者的肝功能为ChildPugh A-B级、PST评分为0-2分。而终末期肝癌是指肝功能Child-Pugh为C级、PST评分为大于2分，肝癌发生转移。

对于直径5厘米以下的小肝癌、没有症状的肝癌，目前的临床疗效还是比较好的，部分患者可能被治愈。但即使到了中晚期，也不要太悲观失望，应该积极配合医生，采用综合治疗策略。目前对于肝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治疗，包括微创手术以及机器人手术，这些年发展都很快，此外还有射频消融、介入治疗、放疗、化疗、生物治疗和靶向治疗等。而具体该选哪种治疗方法，要根据检查结果，由医生对肝内的病灶性质做出判断，然后决定。如果在早期，应争取手术切除。如不适合手术治疗，则可以采用介入栓塞放疗、放疗等。有些肿瘤经非手术治疗缩小后，又可以获得手术机会。此外，还有部分病人需在术后进行预防性介入放疗或生物治疗，以减少复发率。

靶向药物对患者有“筛选”

针对肝癌的治疗，现在比较“热”的还有靶向药物疗法，研究认为该疗法可延长部分患者的生命，但对于大多数晚期肝癌患者来说，靶向药物只适用于在检测基因分型后的少数患者，如果出现耐药，仍然需要进行化疗。

除了西药外，中医中药因相对绿色、副作用小而被许多肿瘤患者青睐。中药能通过调节机体平衡，帮助抑制肿瘤的生长，对肿瘤切除以后的病人来说，也有助于调节机体，让免疫功能得到提高。但是，要想单单靠吃中药就把肿瘤去掉，或者使肿瘤不再发生，这仍然不太现实。因此，他建议读者们一定要理性看待，不要因为过度迷信中药或是一些偏方的疗效，而耽误了传统的手术、放化疗等。

肝脏移植

从“米兰标准”到“上海复旦标准”

相对于上述传统疗法，肝脏移植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研究飞快的一项治疗肝癌的有效疗法。

但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其实一直是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即单个肿瘤直径≤5厘米或多发肿瘤数目≤3个且最大直径≤3厘米，无大血管侵犯，无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由于“米兰标准”过于严格，以致很多肝癌患者都失去了接受移植的机会，因此如何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扩大“米兰标准”就成为了医学界的共识。

例如，中国肝癌病人发现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厘米，如果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很多肝癌患者就失去了肝移植的机会。从患者具体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肝癌肝移植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及不断努力、探索，我们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这一标准为：单发肿瘤直径≤9厘米或多发肿瘤不超过3个且最大直径≤5厘米，全部肿瘤直径总和≤9厘米，无大血管侵犯，无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此后，该标准经多中心验证，在不明显降低术后生存率的前提下，确实使得更多肝癌患者从中受益。

寻找免疫用药量的“黄金比”

肝移植后，肝癌的治疗就彻底成功了？显然不是。肝癌肝移植后的免疫抑制状况其实与肿瘤的复发及长期预后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免疫抑制剂可降低病人的自身免疫功能，从而抑制移植后的排异现象，但是，过多的免疫抑制又会增加癌症复发的风险。因此，如何通过监测患者的免疫功能，为用药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成了肝癌肝移植后的“第二难题”。

针对这一矛盾，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最终在国内首次提出了肝癌肝移植术后转移复发的防治新策略。主要包括：以Cylex免疫功能检测配合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监测患者免疫状态，指导个体化用药，最大限度降低免疫抑制用量；对超过“米兰标准”的患者术后早期撤除激素、转换成雷帕霉素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以及进行预防性的全身化疗；对已复发或转移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微创切除、放疗等综合治疗；有条件的患者以雷帕霉素和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联合用药防治复发等。研究证明，该方案使患者得到及时、正确、个体化的治疗，明显提高了肝癌肝移植疗效。

肝移植的成功离不开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密切配合

患者在肝移植后必须每隔2～3个月随访1次，让医生了解其免疫状况、调整免疫用药，确保患者的免疫功能既不排斥新器官又能抵抗肿瘤复发。此外，移植病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也很重要，因为心理压力导致的消极情绪也会影响神经系统，抑制人体免疫功能，进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而显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密切配合。

肝癌的预防与脂肪肝密切联系

肝转移的治疗方案范文第5篇

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后约20年将发展为肝硬化，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每年发展为失代偿期的比例为3.6%-6.0%。失代偿期肝硬化的5年生存率仅50%，因而需要行肝移植治疗。现就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的抗病毒治疗现状作一综述。

1 抗病毒治疗的可能性及目的

2004年我国丙型肝炎防治指南对丙型肝炎肝硬化治疗建议中明确指示（1）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尽管对治疗的耐受性和效果有所降低，但是为使病情稳定、延缓或者阻止肝衰竭和HCC等并发症的发生，应在严格观察监护下进行抗病毒治疗。（2）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大多无法耐受IFNα治疗的不良发应，条件允许者建议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鉴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干扰素治疗是进展性肝硬化患者的禁忌症。所以通常认为失代偿期肝硬化不适于IFN+RBV联合治疗，不做抗病毒治疗的依据是源于人们担心治疗使病情进一步恶化。这是鉴于临床判断，并无数据依据。实际上，许多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具有相对稳定的实验指标，是符合抗病毒治疗的。

既然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主要治疗方法为肝移植，而肝移植后与HCV复发相关的主要因素为移植前病毒高载量等，移植前清楚HCV将阻止移植后复发。因此，移植前抗HCV治疗应为较理想的治疗方案。肝移植与丙型肝炎的共识会议认为：MELD积分≤18分者，可以考虑治疗。同时，新修订的美国肝病学会的丙型肝炎诊治临床指南也指出：失代偿期肝硬化移植前病毒的清除与移植后较低的再感染率呈正相关，只要患者能耐受移植前治疗，应该进行移植前强化性抗HCV治疗。从小剂量开始，在有经验的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密切监测不良反应。

2 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报导

Everson等采用a-干扰素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LADR）方案治疗102例失代偿HCV肝硬化并拟行肝移植的患者，治疗的初始剂量为干扰素1.5Mu每周三加病毒唑600mg/d，耐受后，将干扰素逐渐加至3Mu和病毒唑1000-1200mg/d，持续1年。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率为39%（35/91），持续病毒应答（SVR）为22%（20/91），而基因1型仅为11%。肝移植前获得SVR的10例患者移植后均无肝炎复发。16/56例无应答者多由于副作用而中止治疗。常见的副作用为乏力和流感样症状，4例出现昏迷，3例发生感染。能预测应答的两个因素为干扰素和病毒唑能达到足量和非基因1型者。对基因2、3型的患者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率80%，SVR为50%，所以这类患者在肝移植前更应考虑抗病毒治疗。Fons等对等待肝移植的病人予以抗病毒治疗（干扰素3Mu/d加病毒唑800mg/d），直到移植当天，30例患者在平均12周的治疗后。9例（30%）HCV清除。6/9例病毒学应答者移植后未出现HCV再感染。常见不良反应为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在18/30（60%）的患者减小剂量或使用集落刺激因子11例（37%）或红细胞生成素8例（27%能予纠正）。严重不良反应（主要为血小板、白细胞和血色素减少）导致治疗中止者6例，但无1例死亡。Thomas等采用a-2bINF治疗20例（61%为基因1型）患者14±2.5月，移植前HCV RNA阴转率为60%，4例在移植后保持阴性。Crippin等对等待肝移植的严重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接受INFa-2b 1Mu/tiw（n=3），3Mu/tiw（n=6）或1Mu/d加利巴伟林400mg/tiw（n=6）治疗。尽管应用小剂量干扰素，33%（5/15）的患者治疗期间HCV RNA阴转。但是，87%（13/15）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较严重的不良事件包括低血小板血症、低白细胞血症、肝昏迷、低甲状腺素血症、高胆红素血症、胰腺炎等。由于合并症较多，部分患者必须提前中止治疗。他们提出应当注意失代偿肝硬化抗病毒治疗的危险性。

3 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抗病毒治疗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