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教育专著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旨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实效性，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也是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式转变研究的成果众多，大多数学者普遍都认为，欲避免出现大学生的“学”与“行”出现“隔海两相望”的尴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改进当前教育教学模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种教育渠道并用，使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产生“共鸣”，最终促使学生把所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避免上述尴尬、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总体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可以分为“显性思想政治教育”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两大类。关于上述两个概念的界定，学者们有不尽相同的解释。本文沿用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晓庆老师和聊城大学夏立军老师的观点: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其主要形式有:课堂教育、专题理论讲座、政治形势报告会、大众教育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影视作品、网络等)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是指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将教育的意向、目的隐藏到大学生周围的生活环境和特定形式的活动中，使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之外的校园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课堂等载体相似，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一定的媒介和切点。本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调研后发现，以经典著作为支点，对大学生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深刻的意义。

唐朝刘知几先生在《史通•叙事》中将“经典”界定为“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现代汉语》将“经典”解释为“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如经典著作”。因此经典著作是经过时间洗礼、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权威著作，由于其创造力强，内功精深，厚积薄发，高度浓缩，因此不容易老化。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能撑其学科架构的经典著作，否则就很难形成学科体系。其实无论是自然学科专业的经典著作还是人文社科经典其内容深处都体现着人们对其时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在终极目标的意义上对人进行教化和影响是必然的，会给读者以精神上的洗礼，甚至会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改变一部分人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其教化功能，因此其势必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相联。其实这一点在中国早期的经典著作中业已彰显:不管是经典伦理专著(如《大学》、《中庸》等)、中医药经典(如《皇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还是文学经典(《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都具备浓郁的人伦文化特色，无不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敬畏，对太平政治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在读者认真品味这些优秀作品后，这些思想往往会深深镌刻在其内心深处，对其以后的生活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往往比纯粹的伦理道德宣讲更能扣动人们的心弦。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先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鼓励学生多阅读经典作品以净化学生的心灵。因此，不管是从经典作品的思想性看，还是从先哲们的经验来看，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经典阅读，势必对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效性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课题组为了验证经典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选取一个教学班(以下简称“实验班”)与另两个教学班进行对比教学(简称“比较班”)，在“实验班”正式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之前，给学生推荐了十几本经典作品，要求学生至少认真品读其中两本以上(其中包括文学作品，如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并撰写读书心得作为期中考试成绩。同时在其在校的两年时间里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调查是隐性的，主要通过当面聊天交流、QQ聊天、E－mail、动态观察等形式进行)发现，“试验班”的学生在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对社会的认知与“比较班”是有差别的，甚至“试验班”的个别同学说路遥及其作品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甚至改变了其对生活的态度。而事实是，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巨大就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似乎生活更加急促，使得大量的快餐文化也融入了人们(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文化日趋进入大学生的视野，占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经典著作正在逐步淡出了大部分大学生的视野，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似乎忽视了引导大学生对经典的阅读，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更没有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二、正面引导，以经典阅读启迪大学生的心智

尽管前文所述，可能少数学生阅读过几本经典著作后就认为对自己的性格培养有积极影响，但这不能代表全部，因为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缓慢过程，这就决定了经典著作对人的影响只能是潜移默化，不能立竿见影，所以思想政治教师要做的只是培养大学生的阅读经典著作的兴趣，引导大学生科学阅读，这是实现阅读目标、取得阅读效果的桥梁和手段。因此，教师要特别注重阅读方法、内容的引导，真正做到为大学生授之以渔，促使大学生从“苦读”到“乐读”。当今中国，社会浮躁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现实，同时，面对当前各类文学作品芜杂同在，良莠并存，让人似雾里看花;尤其是快餐文化的井喷，网络的恶意炒作，则进一步助长了大学生的浮躁心理，课题组对某高校图书馆《白手打天下100招》、《熟男淑女》、《打造黄金人脉》等这类图书的流通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此类图书的借阅次数较之其它经典著作(含该校专业经典)高出数倍，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大学生们的这种心理，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相违背的，也不利于大学生们正常成长，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应该对学生予以引导，首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做人、做事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关于端正心态、修身养德的书籍。通过阅读，使经典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深远的教育影响，让学生用书籍启迪心灵，这也是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大学生面对社会压力时内心相当脆弱、缺乏自信、不堪一击，精神慰藉和鼓励对于他们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用励志类经典著作，借鉴书中的事例，也许就会使学生对与有自己相似经历的事例思考，有助于学生缓解心理压力，心里豁然开朗。同时多此类经典，可使大学生可以从书中学习，到生活中实践，能够起到很好的鼓舞斗志的作用，让大学生觉得人生有意义、生命更精彩，帮助大学生扫除心中烦恼，缓解心理压力，以帮助大学生重新树立信心。由于部分高校过分强调高校面向市场(诚然，高校应该面向市场，但不能走极端)，使得当代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取舍阅读内容，非但对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类经典著作不感兴趣，而且对与专业课程相关的经典著作阅读的状况也令人堪忧:课题组对两个不同城市的五所高校(本科院校3所:1所师范类院校、1所工科类院校、1所医学类院校，高职高专院校2所:1所工科院校、一所医学类院校)15个不同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调查发现:不足20%的同学表示认真读过两本以上本专业的经典著作，近40%的同学表示曾经浏览读过一本，超过40%的同学表示从来没有读过。课题组同时对这些学校的专业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其授课过程中并没有向学生强调阅读专业经典著作的重要性;有些教师即使要求学生阅读专业经典著作，也只是单纯地从本专业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其人文关怀，显然这已然违背了科学的初衷和本意，因为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都是人类精神的精华，在其深处都折射着人们对社会、对自然、对生活反思的深厚沉淀。以中医药为例，绝大部分中医药专著都与传统伦理道德紧密相连，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的伦理思想、人文关怀更是为世代后人所称颂。其实纵观历史，绝大部分著名自然科学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同时在哲学、伦理等人文社科领域也很有建树，如亚里士多德、牛顿、笛卡尔、爱因斯坦、罗素等等。事实证明，只有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人类，否则就会出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的恶果。因此，因此培养学生对经典著作阅读的兴趣需要所有教师共同努力，高校的专业课教师也应该在有意识(但看起来又是“无意识”地)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排斥它。

三、举重若轻，以“树人情怀”促进大学生阅读经典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早为世人所公认的道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则更加说明了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政治素养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关注和引导。因此，这里探讨的以经典阅读促进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站在这样的逻辑起点上:不能过分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而是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对民族、社会、国家负责的长远战略。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来共同努力:政府、社会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让人们体会到经典带来的震撼力。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也开始此项工作，如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自2009年起精心策划、打造了三届“新安读书月”活动，活动旨在推动全民读书，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活动以“阅读•分享•进步”为主题，通过举办名家讲座、开展“年度十本好书评选”活动等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通过这种活动真正切实地让人感觉到: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政治素养的人在社会竞争中才能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学校则要尽量避免过分强调专业课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不是说专业课不重要，这里说的是不要过分强调)，因为不管是专业课程教育也好，还是其它非专业课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也罢，归根到底是“为中华民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核心问题而服务。如果所有学校从这一层面理解高等教育，就能促进家庭转换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惯性”理解，从而还原高校紧张而又宽松、专业而又人文的本来面目，才能让学生有时间去阅读经典著作、有兴趣去品味经典著作，最终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根据自身的潜能达到全面、自由发展。这对学校和所有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量:学校应积极为学生创设一种自然和谐的阅读氛围，丰富馆藏图书，鼓励甚至奖励那些愿意阅读经典的学生，组织有关专家和教师引导大学生对阅读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文化比较。比如近年来部分大学提出了“书香校园”的口号，努力营造充满文化气息的“书香校园”，让学生亲近书籍，在阅读中实现与大师的对话，为学生精神的成长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使阅读成为学生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用阅读让“学生的精神亮丽起来”。

作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的枢纽关节的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涉猎，给学生推荐相关的书目，选取那些思想和艺术价值上乘、在题材上与大学生思想接近的作品，并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分享心得。这样就会是大学生在阅读中形成高尚的情操与“自立自主”精神，完成“智慧的生成”与“德行的养成”的过程，从而有力地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好建设者和接班人。

读教育专著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针对高等教育特点，应将学术名著导读教学法作为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该方法的运用中应树立扩大学术名著获得渠道观念、引导式教学观念、教育者首先阅读学术名著的观念。

一、本文背景

为了解决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设置、内容安排、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按照中央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精神，、教育部于2005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05方案”）。“05方案”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与“98方案”相比，“05方案”课程设置由原先的“五加三”①改为“四加二”②。就本课程而言，则是将原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与法”）。依照这一方案，新版全国统编教材也开始在全国高校使用。与原两门课程统编教材相比，新教材并非原两门课教材内容的简单压缩与叠加，这表现在新教材无意于建构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倾心于心智教育，致力于道德与法观念的养成，亦即思维范式的形成。随着新教材的出炉，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三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解决”了两个——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这为高校一线教员教学指明了方向。

事实也正是如此，2005年以来，一线教员的教学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对课程体系的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课程内容的解构上来。作为重要一环，在既定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与创新成为一线教员提高教学效果的新的突破口。几年以来各高校在教学方式上普遍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与网络教学。而在教学方法上，因应教育部提出的“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要研究分析社会热点。要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增强教学效果”以及“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要求，案例教学法、名言警句教学法在高校两课教学中得到普遍使用。毋庸多言，这些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确实起到了提高课堂“收视率”、活跃课堂、促进教学互动、强化教学效果的作用。但是，以笔者交互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及与学生交流的心得，这些方法仍有其先天性弱点，即，满足不了学生追求理性深刻的冲动。笔者以为，就教学规律而言，大学教育与大学前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应有质的区别，其中在包括“思与法”在内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名著导读教学法应成为课程教学不可或缺的方法。

二、名著导读教学法在“思与法”课程教学中的价值意蕴

应该指出，本文所谓名著非指通常之文学名著，而指学术名著。利用学术名著深化教学是高等教育与初等及中等教育名著教学的重要区别之一。这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这是由高等教育特定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主要由18-22周岁左右的大学生群体构成。他们正处于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化、由偏重感性认识向偏重理性认识的过渡阶段。学术名著是高素质成年人必看书籍，其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正是培育本科生健全理性素养的最好“教材”。因此我们应树立学术名著为“本科生必读”书系的观念。与专业知识相比，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必不可少的，通过专业知识，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的鲜明的辨别力。”名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沉淀的厚重人文底蕴以及形成的对不同社会领域的思维范式对于培养本科生理性思维、形成独立人格特质、继承哲学、道德、政法学科特殊的思维范式起着“授人以渔”的独特作用。

2、这是“思与法”课程属性的要求

高等学校课程按照学科属性可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与法”课程社会科学的属性要求在教与学过程中将名著教学作为其主要方法。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非如自然科学那样追求推倒重来，而是讲求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存在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其中名著则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科学的“源头”和“灵魂”。每一门社会科学独有的思维范式则在这种历史传承中形成，离开这种特定的思维范式这一学科将无从谈起。从本门课程涉及的社会科学门类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涉及哲学、道德、政法等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门类及其分支学科在本门课程教材中要么占据一章或数章、要么占据一节或数节。作为素质教育课程，显然不能就具体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系统知识（关于事实的学问）做具体讲解，而只能就这一学科的基本范畴与思维特质加以研习，已达致特定学科思维范式的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念的养成。

3、这是05思想政治理论课“精”的要求

05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大特点是，从知识体系传授向心智教育转化，偏重于形成学生道德与法律思维的养成教育。这就需要我们摆脱单纯提供现成知识的填鸭式教育，采取与大学生应有的探索性、研究性学习特点相适应的研究性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教学计划中每节课的知识进行解构，找到所授章节学科知识的主旨、精髓、骨架和基本范畴。研究所授章节学科领域的理论争议以此作为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这一任务在有限的课堂教育中是无法实现的。笔者以为高校教师利用课堂教学进行学术名著导读，使学生在课外进行原著阅读，是达到由填鸭式教育向研究性、探索性教育转化、由教材学习向原著学习拓展，由第二手资料阅读向第一手资料阅读过渡，由被动、灌输式教育向主动自主式学习转化的必然要求。

4、这对引导新时期大学生确立良好的阅读价值取向有着示范效应

有学者抽样调查显示，在目前高校大学生课外阅读与网络阅读的书籍中对经典名著的阅读排在所列选项的第二位，仅低于休闲类书籍之后而高于励志成才书、专业书、名人传记、外语书、计算机书及其他书籍。这一调查显示，功利性阅读、流行性阅读增强、实用性以及深度阅读趋若。阅读快餐化、休闲化、通俗化成为大学生阅读的主导潮流。[1]这表明大学生学风有下降趋势。

高等学校学生学习与大学前义务教育阶段相比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高等学校学生阅读具有选择性。阅读是知识之母，引导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书籍阅读是事关培养什么样规格与层次的大学生的大事。与高等教育的其他学科一样本门课程教师应将阅读名著与专业书籍作为解决选择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指示器，以消除目前大学生阅读存在的通俗化、休闲化、庸俗化的不良取向。

三、名著导读教学法在“思与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然观念

笔者以为，基于教育教学的规律，高校“思与法”名著导读教学法在运用中应确立以下应有观念：

1、应确立扩大学生获得名著渠道的观念

有调查显示，大学生获得名著的来源中，最主要的仍是各高校的图书馆。然而各高校由于学科性质归属不同馆藏图书结构与比重亦大相径庭，理工科学校图书馆中人文社会科学类名著无论在结构还是在数量上都存在重大欠缺，选择余地受到很大限制，这是几乎是在理工科高校任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老师的共识。笔者以为，基于这种情况，本课程教师应该在扩大学生获得名著的来源上下功夫，使学生有更多与名著获得亲密接触的渠道与机会。例如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同学、朋友间相互借阅、自己持续适量购买、网上阅读、书社借书等途径获得名著。其中应以图书馆借阅为起步、以适量购买为辅助与延伸、以网上阅读为有力的新途径。在网络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依照笔者的教与学的实践心得，网络阅读应是我们向学生推荐的不错的方法，而适量购买则是使学生形成版权意识、支持正版书籍以及形成良好读书、藏书习惯的持久动力。因为它能克服图书馆借阅因受学制限制所具有的短期性的缺陷，有利于终身阅读名著习惯的养成。

2、应确立“引导”式名著阅读观念

课堂教学主要应以教材内容讲授为主。课堂教学除了要解决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应用，还要解决教学方法的选择问题。其目的都在于落实《意见》所要求的“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笔者以为，在利用名著深化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坚持以教材内容讲授为主，名著阅读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在教学中处理好教材与名著在课堂教学中的主辅关系。具体而言，应区分名著阅读在课程教学与课堂教学中的不同作用：首先，在课程教学中，教材只是辅助性的，是第二手资料，原著、名著阅读是主导性的。大学学习的特点是研究性学习。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曾对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德国大学生说过，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不能喧宾夺主。[2]只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本课程理论，领会相关理论的真谛，真正达到深化的目的。而在课堂教学中，基于课堂授课时数的限制，则应以教材内容讲授为主，以原著阅读为辅。由此，课堂教学中对于原著阅读只能确立“引导”式教学观念。不能把课堂教学变为原著内容的讲授。就引导的具体方法，可以采取开列书单，引用名著中对教材知识阐述的经典格言、警句，概述名著中相关论述的观点以及对名著的理论贡献、观点评价等角度。亦可引用其他大师名家对该名著的评价来进行。简而言之，引导的目的和要达到的效果是引起学生阅读特定名著的好奇心、兴趣感与求知欲，以达到“引人入胜”使学生主动与名著亲密接触，通过阅读名著达到深化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是引导的核心诉求。

3、应确立教育者首先应阅读名著的观念

教育者应先阅读名著观念的确立符合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的教育学基本原理。具体而言，在利用名著深化教学过程中，教育者首先应阅读名著乃基于以下因素：

首先，就各个名著而言，囿于其客观历史条件与著者主观因素，其观点可能失之全面甚至谬误。因此教育者先阅读名著可以基于系统阅读的方法就教材中所涉及的论题对名著进行系统化研读，如此才能正确指导学生辨识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名著对同一问题观点的差异及其成因，由此达到阅读名著、汲取精髓、弄懂问题的目的。

其次，教育者首先阅读名著是认知规律的要求。教与学的过程从认识论角度看，既是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认知过程——性质上属于内化过程；也是教师作为教学主导的过程——性质上为教师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为外化的过程。坚持教育者首先阅读名著，继而引导学生阅读名著的模式，使教育建构为“内化—外化—内化”无限循环的认识论过程就是坚持了教育过程中的辨证法。

除此之外应树立的观念还有：应树立以马克思主义原著为主的原著阅读观念。树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科学的观念。

可以预见，通过利用学术名著深化包括“思政课”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促进教学相长、教研相长、课堂教学与课外自学相连，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应有的人文底蕴、理性深刻，启迪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从而塑造出具有健全人格的新一代大学生必将起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释：

①所谓“五”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五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所谓“三”即“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和“形势政策”这三门思想品德课程。

②所谓“四”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四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所谓“二”即“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两门选修课。

参考文献

读教育专著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科书； 教辅读物； 著作权

1　教辅读物著作权维权中面临的问题

教育是国家的发展大计，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以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家庭也越来越重视教育，一个家庭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开支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内容。也因此，教辅读物产业发展成为我国新兴热门行业。与此同时，教辅读物的著作权问题不断浮出水面，成为了社会越来越关注的热点。教辅读物的著作权问题争议最大的是教科书和教辅读物间的授权与维权问题。活跃的教育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表现之一，但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尚不明晰的教辅读物著作权管理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利影响。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关于教辅读物著作权纠纷的案件，成为了全社会关注教辅读物著作权归属话题的导火索。

2011年，山东某著名民营教辅公司在获得某教科书出版社的授权后，发起了面向教辅使用者、发行者、学校的“教辅维权”活动。随着市场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基于市场竞争需要的市场终端拦截策略“教辅维权”闹剧，探究维权本质，实为维利。出于保护教辅读物发行者和出版者权益的著作权成为了一些教辅，民营公司打击市场同行竞争的工具，实在不是教辅读物著作权要维护的初衷。

当前，市场上的教辅读物的内容和编纂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不具备专业水平的出版社出版的教辅读物由于没有专业团队的专业审核，导致读物的有些内容出现专业错误，或者违背了教科书的主导精神，内容质量有偏差。这样的教辅读物一旦流入到学生手中，将直接误导学生的学习，同时也极大的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金钱。

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出版社都有参与了教辅读物的出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570多家出版社，其中就有520余家参与了教辅图书的出版。这为规范教辅读物著作权的监管增加了难度。教辅读物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市场，但竞争也相当激烈，对于教辅读物著作权的法律认定范围还没有专门的教辅读物著作权法律加以说明。但在实际应用中，教材与教辅是密不可分的两种教学工具，在教辅的编撰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教材中的内容。教辅是否可以采用教材的目录体系编撰内容，教辅引用多少比例的教材内容是合理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教辅著作权案例中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来认定教辅读物著作权案中的侵权标准，只能是依据不同的案例，针对不同教辅内容做具体的判断。

虽然我国没有对教辅读物的著作权做明确的法律条文解释。但2003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关于习题集类教辅图书是否侵犯教材著作权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承认了教科书具有独立的著作权，未经许可按照教科书的内容和编排结构编写的教辅读物，视为侵权。该意见给教辅读物著作权纠纷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参考。同时意见也明确了九年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编写的教科书是例外的，只要教辅读物中没有再现教科书内容，不视为侵权。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是我国运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教材版本。近几年，人教社不断加强教科书著作权的维权工作，但维权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原因是人教社作为教材出版行业的“领头羊”，在对教辅社能否用其教材出版配套的同步教辅读物的条件过于严苛，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没有有效的为教辅读物的市场发展创造积极、公平的竞争环境。

2　规范教辅读物著作权的对策

随着教辅读物著作权纠纷的不断升级，2011年，中国书刊发行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在北京专门组织召开了“教材出版社与教辅出版发行机构合作模式与前景展望”研讨会。同年成立的“中国教辅版权规范与维护共同体”组织，专门请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和律师就教辅著作权问题展开讨论。可见，如何规范教辅读物著作权管理成为了教辅读物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重视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促进教辅读物产业发展。首先要向社会大力宣传尊重教辅读物著作权的重要性。其次，要明确认可教辅读物的著作权。在教辅与教材之间是否侵权的问题上，要以保护“自己创造”为原则。创作是允许合理使用教材的内容的，正当引用、正当介绍是可以不授权的。但是，教辅出版社出版配套教材的教辅读物是否除了征得教材出版社的授权以外，还需征得教材中具体篇目原作者的同意，尤其在语文教材中，教材出版社选取的一些作者的作品，教辅出版社是否还需要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在实践中，答案往往是肯定的。在教材与教辅的侵权纠纷实际操作中发现，如果要完全把教材和教辅分开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教辅使用教材内容是否侵权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除了借助法律维权的途径之外，教辅出版社与教材出版社之间要多一些主动的沟通和理解，以合作的心态来化解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中的矛盾，以实现双方共赢来解决教辅与教材间的授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教辅与教材间的著作权之争。

（2）尊重市场发展规律，深化教辅读物市场的体制改革，建立和谐的教辅读物市场。一方面，教辅读物是继教材之后的高利润产业。在教材产业中人教社占据了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出版60%的份额，高中阶段则高达80%。受人教社垄断教材资源的影响，很难实现教辅读物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导致了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事件时有发生。保护教辅读物的著作权，目的不是使某一家或某几家教辅出版社独大，而意在使有资质的教辅出版社合理、有序、合法地展开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繁荣教辅出版物市场。深化教辅读物市场体制改革，开放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进入教材出版社行列，有效增加市场活跃性，同时也是在激励教材“垄断”出版社要积极投入市场改革，适应市场发展，规范内部管理。另一方面，教材“垄断”出版社对市场的授权租型费用收取标准不合理，影响了教辅读物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使一些弱势教辅读物出版机构铤而走险，导致了教辅读物侵权事件屡禁不止。因此，一些应用较广版本的教材出版社，应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在维护教辅读物著作权的同时，率先关注弱势出版社的成长，给予其平等的市场市场竞争机会。建立和谐的市场环境是解决教辅读物著作权 问题的关键所在。

（3）完善关于教辅读物著作权的相关法律。在著作权法中关于教辅读物著作权法律文字内容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再现教科书内容”的法律标准是比较难以界定的，给教辅读物著作权的认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这也是一直以来，很多出版社在处理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中遇到的难题，使得很多出版社对维权没有信心。教材与其他出版物不同，主要是因为其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教材的社会公共属性应是处理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中要重点参考的指标，但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尽快建立有关教辅读物的著作权管理条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是当务之急。

3　结束语

教辅读物著作权纠纷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对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的关注。分析教辅读物著作权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现有的教材出版社体制改革不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有关教辅读物著作权的法律还不健全造成的。只有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全社会对教辅读物著作权的重视，创造更多的市场合作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教辅读物市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简祯. 论教材辅导读物的版权特征——从教材与教辅的关系谈起. 法制与社会，2007(3).

读教育专著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职；文秘专业；通识教育；途径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深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中，通识教育被越来越多的高职教育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上日程。据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报道：2011年11月，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建议，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识教育也应引入高职教育过程，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但是，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是以技能培养为目标，对通识教育关注甚少，这也是造成高职院校毕业生岗位迁移能力较差、岗位适应力不强、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文秘专业为例，很多高职院校的文秘专业办学也是在强调学生的秘书职业技能，忽视了学生职业基本素养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培育。在课程改革中，一些院校大量缩减通识性课程，认为其无关紧要。但是，从文秘专业的特点而言，开设通识课程，让学生广泛涉猎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学会独立思考，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恰恰是提高其职业技能的基础和核心所在。因此，本文试图在高职文秘专业如何开展通识教育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以期对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通识教育释义

通识即为“通才博识”之意。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就是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健全的人格、思想的深度、社会适应力以及人文和社会关怀精神而实施的教育。一般认为，通识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但通识教育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提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

关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给予解释。我国学者李曼丽在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表述后，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初步构建，具有代表性：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可以说，通识教育是非专业性的教育和思维方法的教育，是让学生接触不同学术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从而为资质、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所必需的知识、方法和眼界，它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普通高等教育的全部内容。通识教育超越了功利性与实用性，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容也应包括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方面。通识教育能够防止高职教育单纯强调专业技能而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教育倾向。

二、高职文秘专业开展通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通识教育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国内外的研究与实践，通识教育的实施途径必须是包括课程体系、活动体系和环境体系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每个系统都要精心设计，发挥功能，由此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学生知识、素养的培育和精神的养成。结合当前高职教育实际，总结部分高职院校文秘专业的改革经验，可以从如下方面开展通识教育：

1.完善必修课程

课程教学是进行通识教育的主渠道。当前高职院校文秘专业的必修课程框架基本上是由基础课程、职业课程和拓展课程三大板块构成，通识教育类课程一般在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中体现。但是，近年来的教学改革不断压缩通识类课程，导致大多数高职院校文秘专业的通识课程设置很少，不能满足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需求，也没有构建很好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社区学院在实施通识教育方面的经验，在必修课程中单独设置通识课程模块，将目前的一些课程归属到通识课程体系中，并且增设与文秘专业学生知识和素养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艺术类、社会知识类、经济管理类的相关课程，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基本素养，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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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规划和设计选修课程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受专业课时所限，能够设置的通识教育必修课时数量有限，加强选修课程建设是文秘专业开展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途径。

首先，在必修课的基础上，结合通识教育的需求，开设一定量的选修课程，使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结构更为充实、完整。发动教师集思广益，根据专业需求和实际情况开设选修课程，并且要求学生根据专业方向，进行选择，提出一定的学时和学分要求。

其次，规范学生对校内公共选修课程的选择。全校范围内的选修课程更多地是为扩展学生的知识和视野，积累文化常识、养成职业素养而开设的，并且兼顾文理，给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是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主要方式。但是，虽然高职院校开设了很多公共选修课程，并且对学生的选修课程进行了学时（学分）规定，但是并没有考虑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学生对于公共选修课程的选择也是杂乱无章的。很多学生选择的课程仅仅局限于某个领域，选择上也仅凭兴趣和一时的喜好，没有从自身知识结构和专业的角度出发。因此，要对学生选择公共选修课程进行引导和规范，尽量与专业教育相契合，这样才能建构更为完整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3.推行读书计划

仅仅靠课堂教学不可能完成通识教育的任务。读书，读好书，是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积累文化底蕴、培养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通识教育活动体系和环境体系的基本路径。在此方面可以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成功经验。

（1）赫钦斯的“名著阅读计划”。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和思想家、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曾在芝加哥大学推行著名的“芝加哥计划”，即“名著阅读计划”。其计划的核心即在于防止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过分功利化，用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整合大学课程。赫钦斯强调，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那些“永恒学科”，即充满智慧力量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实现通识教育的基本途径。因此，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于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推行“名著计划”。名著课程共列出了自古至今85名作家的近140本著作，并附上了一份“十年阅读计划”，详细指导学生如何随着学习经验的增长而选读名著的章节。

赫钦斯的改革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芝加哥大学享誉世界，他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的大学校长之一。当然，作为中国的高职院校，我们的办学宗旨与职能与芝加哥大学相去甚远。但是其倡导通识教育、名著阅读对推行通识教育仍有很多借鉴之处。

（2）高职文秘专业学生的阅读现状。根据笔者对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目前文秘专业学生的阅读情况不容乐观。有40%的学生每周课外阅读时间不超过2小时，并且阅读内容基本以时尚杂志为主；56%的学生阅读时间在2～4小时，虽然有较为固定的阅读兴趣，但基本也是以流行期刊、网络流行小说为主。仅有4%的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在4小时以上，并且读过一些中外经典名著。因此，加强对文秘专业学生的阅读指导，从通识教育的角度对其课外阅读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3）读书计划的基本方案。

首先，在课程教学中倡导学生阅读。无论是基础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要在学生的阅读上加以引导。结合课程实际，为学生列出经典书目，教师在课堂上给予阅读指导，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组织学生进行读书交流。并将阅读作为教学考核和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这就需要教师树立通识教育的观念，明确读书的重要性，并且能够为之付出努力。

其次，从专业的角度，为学生做一个三年的读书计划，并提出相关要求。根据年级、学生基础情况制订学期、年度的读书目标，列出参考书目，定期开展课外阅读辅导，进行检查和监督。

再次，引导学生成立读书社团，通过社团活动丰富学生读书的内容、形式和途径。从系、专业的角度，引导学生成立阅读、辩论等社团，鼓励学生进行阅读交流活动，配备辅导教师进行专门引导。定期开展学术讲座、读书交流、读书竞赛、人文知识竞赛、举办读书节等等都是实现“读书计划”、进行通识教育的有效途径。

三、结论

读教育专著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为了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蓝皮书主报告提出了对“十二五”期间建设全民阅读工程，打造书香中国的展望与思考，提出将全民阅读工程纳入国家文化战略，进行系统规划，设立部级阅读促进机构，加强阅读立法，设立国家阅读基金、国家阅读节、国家阅读促进协会，将全民阅读指数纳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之中，实施全民阅读重大工程带动战略，启动“阅读起跑线”、免费发放购书券等全民阅读工程，建立健全全民阅读组织和推广体系，建设一批全民阅读促进基地，推动农家书屋成为农村阅读活动开展的重要平台，建设阅读研究与监测平台，为全民阅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等思路与建议。

追梦教育三十载，抒写学者情怀《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出版

本刊讯(记者王金杯)囊括教育学家朱永新教授16卷教育及教育心理学著作的《朱永新教育作品》，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月10日，《朱永新教育作品》新书首发式暨新教育新年汇报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持。

邬书林在讲话中对《朱永新教育作品》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对朱永新教授在学术著作和新教育实验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指出，书业要繁荣，必须多出精品。出版界要多在出版精品上下工夫，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上下工夫，在全社会掀起阅读精品的新风尚，激发更多人写出更多的好书，出版更多的精品。

袁卫在致辞中说，这套作品的出版，不仅可以让人大社在教育学界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也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人民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工作。希望朱永新副主席能够关注并支持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建设工作，在繁忙的研究和行政工作之余经常给人民大学提出宝贵建议并指导工作。

朱永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被誉为“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中国教育60年60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他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教育的论文400余篇，出版了30多本专著。《朱永新教育作品》(18卷)的出版反映了朱永新教授30年学术成果和教育实践成就的作品，堪称新年伊始中国出版界在教育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出版行动，他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一个教育追梦人，在不知疲倦地教育思索和实践，这里面澎湃着―个人、―个民族对于中国教育的激隋和热望。

商务印书馆举办“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