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 ）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 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 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 ％。 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 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 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 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 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 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 ％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 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 20.1 ％，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 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 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 （ 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 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 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财政政策;回顾;下一步取向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3-0041-03

经济周期波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它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波动现象。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经济扩张阶段,投资高涨、信贷扩张、物价上涨,容易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当经济扩张经过一段时期到达顶峰之后,接下来常常是经济增长放慢,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熨平经济周期,将波动幅度控制在常规范围以内,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回顾新中国6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财政政策,总结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明确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的下一步取向,以及完善以后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

(一)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政府财政包括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不仅是分配社会产品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即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在政府税收方面,主要体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在经济繁荣、增长过快时,人们收入增加,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繁荣使超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纳税人和适用累进税率更高级次的纳税人增加,税基扩大,税率上升,政府税收增加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增加幅度,从而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过热;相反,当经济衰退、增长缓慢时,人们收入下降,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衰退使符合纳税规定和适用累进税率较高级次的纳税人减少,税基缩小,税率下降,政府税收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减少幅度,从而抑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其次,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些转移支付项目上。当经济繁荣时,失业人数减少,人们收入普遍提高,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减少,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相反,当经济衰退时,失业人数增加,人们收入普遍下降,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增多,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恢复。

(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地选择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首先,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总量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与经济周期相逆,即在经济高峰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谷期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

其次,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区别对待经济的长、短板,合理扶持国民经济中的“瓶颈”部门与产业的发展,适当抑制过剩产业,有保有压,矫正结构错位,缓解结构失调所激发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稳定经济波动。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一)我国财政政策运用的历史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家财政是国民经济分配的主体,建设项目统一由国家计划确定,人财物也由国家统一调配,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非常大。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中的物价、失业率等指标难以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的预警信号,中央的几次过度投资和失调投资的失误,反而引发经济超常规波动。比如,1958年“”时的“大炼钢铁”和“一大二公”,使得当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突然高达32.6%,但从1959年便跌入“三年困难时期”的惨境,社会总产值增长率最低时为1961年的-33.5%,短短几年,经济波动幅差竟达66.1%。

改革开放至1998年之前,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财政分配权开始向下分散,同时财政也日益贫困化,在宏观调控中默默无闻,表现出被动的特点。一般而言,财政赤字是在国民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而产生的。然而,如图1所示,在1978年-1997年间,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都存在着变动很小的小规模财政赤字。可见,在这段期间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为熨平经济周期而存在的,而是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被动产生的赤字。另一方面,1998年以前,我国对财政赤字的认识存在局限,认为大规模赤字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即使在经济严重衰退的年份,也没有主动扩大赤字。

1998年之后,我国财政政策开始表现出逆周期性,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稳步增加,从1998年的14.16%提高到2007年的32.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日益上升,政府财力的增加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在财政赤字认识上有了突破,“赤字有害论”在我国失去主流地位,政府面对财政赤字有了信心与底气,政策开始转被动为主动。如图1所示,1998年之后,我国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收缩时,财政赤字增加;经济扩张时,财政赤字缩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立即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复苏。到2003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此轮周期中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维持了经济9年的上升期,有效地减少和减缓了经济周期波动。

2008年至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密切依据形势变化迅速进行了调整,从“稳健”转为“积极”,时隔10年之后,我国再次重启积极财政政策。此次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2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重点增加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的支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等。积极财政政策开启之后,GDP增长率下降一个季度之后就迅速反弹了,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回暖,快速缓和了经济周期波动。如表1所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设计与发挥方面,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1994年以前,我国仅对集体企业实行过超额累进所得税。1994年起,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与调整,原个人收入调节税、适用于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与实施越来越具备“自动稳定器”的机制,只是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仍然偏小。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制度逐步建立并日渐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在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里,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运用得到长足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不仅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越来越强,而且,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顺经济周期调节到逆经济周期调节的转变,还在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工具选择上表现得越来越成熟。

(二)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历了若干次不同程度的经济周期,总体呈现出波幅越来越小的趋势,经济运行越来越平稳,如图2所示。这主要归功于我国在运用财政政策熨平周期波动的方面逐渐成熟,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提高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宏观调控可以努力去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是无法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决策和执行部门应把握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减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尽量避免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防范各种潜在风险,警惕政策矫枉过正的可能性。根据以往经验,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时机和力度把握得如何。

2.要保证国家财政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要避免财权过大。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权为基础,失去此基础,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被动与无为。但是,政府毕竟只是市场的“守夜人”,如果国家财政财权过大的话,不仅是对民众财富的过度占有,还会导致“大政府”和“强政府”,挤压经济运行中本应属于市场机制的席位,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决策风险,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3.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加大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虽然我国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进步之中,然而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和推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个人所得税的强化和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的新稳定因素。

4.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控,注重财政政策短期调整与中长期发展的协调。不可否认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财政政策应该更加侧重于结构方面的调整和引导。从长期来看?熏我国容易出现过热和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一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一部分产业发展薄弱,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如果长期累积不加以解决的话,将成为经济运行中导致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所以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短期调控之余,要致力于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强调产业政策引导和政策性倾斜的结构优化,带动和激活民间投资、消费与创新。

三、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及财政政策的取向

总结我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中财政政策运行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在未来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熨平周期的作用。在应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财政政策积极发挥作用,已经推动我国当前经济出现明显复苏,但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下一步怎么调整,都是在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之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

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小幅度上扬;全社会发电用电量从2009年1月稳步上涨;国内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遏制了连续8个月的下跌势头开始回升;进出口总值2009年2月触底反弹;GDP也明显呈现上升走势。然而,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取向,还取决于当前这种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

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面临几大考验:其一,当前的复苏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国有投资拉动的。2009年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33.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增长了39.0%,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43.4%。而对经济根本回升起着决定作用的民间资本投资一直没有带动起来。其二,消费有所启动,但基础不稳。2009年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继续保持了2009年3月份以来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同比增速明显提升。然而,如图3所示,从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增长缓慢,普遍预期不如2008年乐观。其三,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产能过剩严重。世界经济的衰退,尤其是我国内需不振,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钢铁、铝、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过剩行业外,此次反危机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使一些新兴产业,比如风电、多晶硅、光伏、煤化工等也出现投资增长过大和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制约。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还很难保持,经济复苏还不具备可持续的动力,如果下一步财政政策不着手于形成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我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走出“W”型,这不符合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目标。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

结合以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要保持我国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通道,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要借鉴1998年的成功经验,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直到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经济形势真正好转。但财政政策内容要有所调整,主要包括推进“两个重点”与深化“两项改革”。

重点之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短期内要继续扩大政府投资与消费,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投资的方式,适当开放民间投资新领域,给予民间投资适当财税激励等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改善消费环境等启动居民消费。让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可靠动力。

重点之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税收优惠和直接资金支持等手段,引导市场资本和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调整和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自主创新,推广使用绿色技术和产品。这既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的现实切入点。

改革之一: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应合理界定政府职能,防止“越位”和“缺位”,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增强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财政支出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灾区重建的投入;加大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扩大。

改革之二:深化税制体制改革。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道路,在总体上进一步减轻税费负担,加快结构性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完善主体税种,尤其增强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简化税制,拓宽税基,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纳税成本,一方面保障我国财政的充足财力,另一方面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贾康,白景明.财政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财政赤字政策使用相当广泛，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1、财政应追求长期平衡而不是短期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这种平衡主要应立足于长期平衡，而不仅仅是短期平衡。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10年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 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1．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几个重要阶段进行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一定共性。首先，从早期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说，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所以冲突不可避免。处在经济扩张重要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这些均能创造出更大生产能力，这样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从而带来更大产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工资增长却远落后于其他各种收入，尤其是利润增长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经济波动也就由此循环进行。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真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及集团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并加强，市场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市场对经济反应更加迅速和准确。市场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市场活动和秩序也更加规范，各国信用制度得到大力发展，经济波动严重程度也变得比较轻微。另外，西方各国固定资产的更新以及周期萎缩等作用，推迟或者是削弱经济波动强度。

2．货币投放主要现状

储蓄存款激增，使货币大量投放状况被抑制。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也会对货币投放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而货币支出的主要项目同比大幅下降，也会影响货币投放节奏。外向型企业生存压力比较大，投资相对比较谨慎，造成了资金需求下降。这些问题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货币监测和管理难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影响了货币发行工作质量及效率，故此当前在这些方面要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管理。信贷大投放背景下，对当地融资情况的失真，造成信贷资金没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中。最主要原因是信贷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体外空转。同时，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进度相对较慢，所以信贷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到实体经济。还有，非现金支付手段的大力推广应用，对现金交易需求产生了影响，先进交易需求大大降低。

二、逆经济周期问题的有效应对策略

1．强化财政运行机制

要结合实际探索相关反经济周期策略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加以应对。在具体策略制定上，主要从完善财政收入机制开始，要重视税收机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作用，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财政支付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要明确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要充分重视市场自身能力。编制财政预算时，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努力减少使用基数法，将经济变量与各项收入增减比例关系摸清。

2．加强经济运行状态跟踪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多变使不确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各类突发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仅通过对货币预测进行提高来保障货币实际供应，已经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作为货币投放部门，需要加强对银行和经济社会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要能够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资金调配的相关工作，确保货币充足供应，实现货币发行工作的主动性以及前瞻性。

3．整合资源，提高货币需求量预测准确率

对货币需求进行实际预测过程中，要加强和政府的统计及财税等部门之间的联系。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信息基础上进行预测，提高货币需求预测准确性。同时，要能够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功能，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对有着高收入的人群采取相应税收政策加以调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4．加强改革财政制度深化改革财政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为主体，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还要逐步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学习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通过规范和严谨的法律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政策目标和资金来源等固定下来。

5．加强构建人民币流通需求状况监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