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 减税 国债发行 政府投资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一）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二） 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三）此次出台的措施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将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举措，这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另一方面，此次出台的措施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这些投资既有利于促进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也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借助于财政支出的增加、国债发行的扩大以及税收政策的调整，同时通过比较宽松的出口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助，不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是我国经济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具有着“思路新”、“力度大”、“导向明”以及“工具多”等鲜明特点，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扩大国债发行以及增加政府投资三个方面，所以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三、结合金融危机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分析
（一）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减税，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分析来看，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一度面临着困境，对企业实施减税的政策已经成为必然，下面就几个税种进行剖析。首先，出口退税和经济增长一般是正相关。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已经多次借助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以及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的扩大等措施，为企业压力的减轻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其次，一般来说，涵盖了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流转税主体税种与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因此减少流转税的征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目前我国进行增值税的转型的相关改革，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消费的回暖，促使投资的热潮更加明显，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再者，企业所得税也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起着两种效应，即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以总体效应就是企业产出的减少会受到所得税的增加的影响，因此，完善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能够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对经济的复苏也有着强而有力的促进作用。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政策;政策重心;政策效应;政策完善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转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三次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总结建国以来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充分认识到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认为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认为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就应该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在1978-1990年实施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并以提高国家经济综合实力、追求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为目标,全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的梯度开放布局,对东部开放地区形成了与区域布局相对应的投资倾斜政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政策和优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逐步扩大,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国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所以,1990-1999期间,在促进沿海地区在继续发挥其增长优势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的经济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轴线的经济布局促进内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此为标志,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决东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区域政策的重心必须放在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注重公平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西部大开发(1999-2003年)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至今) 两个时期。从“九五”开始,中央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正式启动。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2003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2007年8月,我国又提出了建立东北经济增长极的规划,中央希望通过聚焦区域的发展,实现参与国际竞争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及降低区域差距。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发格局。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状况
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所执行的区域政策整体效应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增长作为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主要评价指标。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区域政策,应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态势,从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达到60.00%。与全国经济增长的水平相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基本上快于全国的速度,进而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8%左右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与整体实力逐步提高。与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比重基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从1980年到2006年之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西部地区也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到1999年之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是经济增长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促进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差距不断拉大。1999年后,区域发展及区域政策重心转向西部,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加快增长,到2002年底,西部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间差距增长率的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在区域政策效应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区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有效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无疑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利好消息。但对中西部来说,可能会再一次拉大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过,这种差距增长率再次拉大的经济现象符合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的“条件收敛”模式,即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变化很可能会暂时地影响增长趋势,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考虑的因素却最终会把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收敛的路径上来①。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明显地缩小区域差距,区域经济伴随区域政策的执行,其差距在继续拉大。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应,这时的政策由封闭转向相对开放,建设的重心由内地转向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下,凭借其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积极利用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入,带动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区域的极化效应,在提高就业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时,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从而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区域政策极化效应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政策支持和区位优势两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增加了该区域的资源供给和来自海外的各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沿海极化区域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与内地相比,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很多生产资料都要由内地供给,而当地的需求又不大,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缓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大量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外资企业进入东部极化区域,使得该地区的发展资源相对丰富,市场规模也明显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日趋优化的地理位置不断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加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为该区域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再加上该区域内原有的产业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很容易地接纳外来经济并与之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不论是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还是以电子信息与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产业聚集区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为该区域极化效应的持续发挥,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第二阶段区域政策在于促进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关联互动机制,有效消除极化区域和非极化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处于本省或本地区内的封闭式循环,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两者间也就没有形成较好的扩散效应及产业关联效应,东部对中西部发展的带动力不强、辐射范围有限、作用效果不大。该阶段区域政策效应不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对区域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认识不足,造成区域政策工具单调和创新不足。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区位差别明显,不仅仅表现为因远离海港而带来对外贸易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还表现为经济不发达而带来人口规模小和市场分散,也表现为历史和传统所造成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别。由于区域政策工具没有出现因地制宜的创新,仍然沿用东南沿海地区开发中所采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导向作用来吸引资本和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对于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和企业来说,当中西部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机会,甚至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不会进入,更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集聚,这样就很难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第二,区域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联性仍然很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客观上虽然存在梯度转移理论,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梯度相差太大,或者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那么实现产业转移就很困难。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无论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不是很大,仍然主要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发展“以进带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非常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也只处于向工业化中期过渡之中,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省份还都处于工业化初期,市场需求小,人均收入低,区域间经济发展落差较大,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同时,根据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没有形成真正的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相关的组织机构。虽然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调控,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因而作为协调者的中央政府和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会进行利益博弈,中央政府就难以做出连续一致的正确抉择,也难以及时准确地评价区域政策效应,从而导致在大的区域范围内难以形成有效分工、协作和共同接受产业转移。所以,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不但缺乏客观层次的产业基础,也缺少主观层次的制度基础。
第三,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不明确,中西部地区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和自治区,幅员辽阔,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差异也很大,不仅区域协调中存在困难,即使产业发展规划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区域政策无法集中到具体特定对象,执行特定政策,反而会由于目标区域过大而削弱政策工具的影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由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在如此大范围内执行区域政策,也会在财政转移支付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区域发展资助过程中出现“瓶颈”现象。因此,如果不对中西部区域范围进行更详细的认识和划分,就无法在短期内出现并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结点”,区域政策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作用对象,区域经济增长极也就难以形成。
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区域政策演变,目的是为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全民福利水平,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平问题。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一种类似内尔森式的低水平均衡之中,即使整个西部地区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和区域政策支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和走出“贫困性循环”,进而赶上或者超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政策刚刚推出,其效应也不明确。但与广阔的中西部相比,东北地区不但地理位置集中,而且有着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不但自然资源蕴藏丰富,而且工业基础和交通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善,高品质的人力资源也相当丰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认真思索和正确定位,再辅以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东北地区会很快形成新的增长极,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
从上述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可知,我国区域政策能够在整体上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但是,区域政策的制定要注意每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自身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促进发达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形成“扩散效应”的同时,要积极培育不发达区域自身的产业,从而更好地增强梯度转移效应,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表明,中国区域政策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要有效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区域政策。
(一)加深区划认识,突出区域特色
适应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实行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但是即使是省份个数最少的中部,其地域范围之大也足以使任何区域政策难以奏效。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我国目前的区域发展问题不仅仅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还有每个地带内部的区域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我国区域经济问题呈现出内外双重差异的复杂性。因此,我国对区域经济地带应作进一步的细分。在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基础上,以融入世界经济为大方向,结合我国经济整体布局,明确地突出各区域的功能和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合适的着力点,而大面积的“撒胡椒面”式投资更无法形成真正的“增长极”,必须在西部地区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确定出合理的增长点,带动形成增长极,实现由点到线、线到面、面到网的层次开发战略,充分促成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二)全面系统地制定区域政策
由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②,我国在进行区域政策制定时,不仅要考虑问题区域的振兴与发展,更要从全局出发,按照系统的观点考虑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衔接和技术及经济效益外溢。只有这样,产业间关联推动效应的可持续发挥才有强劲的动力,中部地区才能真正起到连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纽带作用,才可以走出“马太效应”的怪圈。不但可以使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业链内延到中部地区,而且也可以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有效的经济互动,使区域经济走上共同协调发展之路,达到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吻合、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吻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吻合,同时避免“中部塌陷”,西部“飞地型产业”及“飞地”或“孤岛”的出现,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三)区域政策的制订应更市场化和地方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为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目标,无论是为了哪一个目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然牵涉到既得利益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区域企业的利益不可能在每个经济环节上都是一致的,甚至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冲突,难以实现梯度转移策略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进行明确合理的权责划分,中央政府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要逐步下放和转移中央的部分经济决策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在事关当地的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及资源优势,制定自己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选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规模与类型,通过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等级和增长极系统优化升级的开发,增强该地区的扩散效应和区域间梯度转移的承接能力,由上级或中央政府统筹,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
应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由其管理相应的各种发展基金,明确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信息收集、反馈及权责问题。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实践来看,他们都设立了相应的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而且是专业化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规划与实施负责。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许多部门涉及区域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管理,但几乎无一部门具有立法意义上的区域政策与规划资源。这种机构缺位的存在使区域政策效果的评价难以进行,而且在法律意义上也缺失了执行区域政策的责任机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有关区域政策的管理机构和行政职能,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其基本职能包括负责具体区域划分,提出和审议各区域发展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结果负责,协调区域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发展利益协调、统一管理区域发展基金运作和组织研究各种重大区域问题等。
(五)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急待展开
如前所述,政策效应分析中提到的区域政策工具单一,只有资金投资和政策优惠两种,而这些政策工具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并不是很高,难以让公众和投资商所预见。所以,我国要保证区域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要引进国外投资和建立市场机制,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关于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英国在制订区域政策的同时,先后颁布了《特别区域法》、《工业布局法》、《地方就业法》和《工业发展法》,日本则颁布了《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和《特定产业集聚促进法》等,我国政府虽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如正在制定的《西部开发法》,将把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指导原则、重要的政策措施、政府的责任等内容进行阐述,但是与正式确定西部大开发的1999年相比,我国的立法时间还是滞后,我国政府应该抓紧区域政策的立法建设,为区域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既能够保证区域政策的正常执行和评价,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注释:
① xavier sala i martin.“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j].economic journal,1996,106(7):1019-1036.
② 佩鲁.增长极概念[j].经济学评丛,1988(9):4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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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非中性；货币政策；有效性；有效域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5-43016-05
一、货币非中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商品内生于经济制度中
货币，这里指贵金属货币，是从商品界分离出来的，用于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具有内生性。一方面货币本身是商品，具有价值，其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另一方面，货币是价值形态的最高发展形式，它的供给量由社会对它的需求及货币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马克思指出：“这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价值形态发展到货币后，商品中的几个对立，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货币作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代表，同一切商品相对立，其他商品的社会劳动要实现，都必须通过同货币的交换来进行。
(二)货币的性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货币作为一般价值表现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转化为私人的私有权力。一方面，对这种权力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以追求货币形式的价值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会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不仅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而且一切资本都必须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再生产扩张的起点是企业对实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如果企业不握有足够的货币，或不存在订货刺激即需求的牵引，即使客观上存在可以利用的资源，再生产规模的扩张也无从实现。因此，就规范经济活动而言。被资本积累制约的生产决策是第一位的，而货币事务则主要是一种启动生产使之达到这一水平的反映力和联系力。
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增大伴随资本构成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积累增长，更多新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资本构成提高，资本中可变部分相对减少，生产所需劳动力相对减少。但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只是就业增长率不及资本积累增长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的内生性表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流通速度。货币作为一种被动的因素去适应市场上商品价值的变化，并且通过货币贮藏这个“蓄水池”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和贮藏功能会使买卖严重脱节，这种脱节的宏观表现就是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差异，使经济的非均衡成为这种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另外，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货币供给量会影响物价水平的稳定，当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的供给增加时，货币的相对价值提高而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供给减少时，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马克思说：“我们在工业周期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完全类似的现象。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商品价格普遍降低，这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相反，在信心恢复的时候，商品的价格普遍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下降。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实际价值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国际贸易频繁。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中金的生产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首先，当国内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于价值，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商品交换或直接从国外输入来降低货币价格；如果货币的价格低于价值，会发生相反情况。其次，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准备金(即贵金属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促进对外贸易顺利发展。
(三)货币扩展形式的性质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货币供给不仅包括金属货币而且包括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并且现代经济中，纸币已取代金属货币执行流通和价值尺度职能。以银行信用、纸币为基础的这部分货币供给受法律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但以金属货币为基础的这部分银行信用和以资产抵押的商业信用仍是内生的。这使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会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波动而变化，反过来会更大程度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信用调动社会内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节约交易费用，使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比较彻底的分离，促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信用变化，会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基本矛盾，极大加强危机的程度。而且，不兑现的纸币的外生性发行的影响不同于货币商品的内生性运动，它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成为现代经济影响物价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然，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它可能是由供过于求或生产的技术条件变化而使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长等原因引起。
综上所述，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非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最终不仅能影响名义价格与名义工资等名义变量，而且能影响实际产出等实际变量。这要求政府应实施符合经济规律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或利率，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存量，促使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因此该货币规律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适应，对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适用。
二、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资金格局逐步完成了从财政资金主导型向信用资金主导型的转换，特别是1998年以来，中央银行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货币政策由政策干预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已基本建立起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日常性操作工具，法定准备金为主、货币市场利率为辅的操作目标以及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调控机制。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已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市场供求结构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生产过剩；经济结构调整虽有实质性进展，但矛盾仍然突出；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国际供给过剩，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在这个经济阶段，通货膨胀已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就业压力将持续居高不下，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
考察中国近年来货币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图1中看不出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有任何确切关系。这意味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不像货币中性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货币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长期充分就业的影响需建立相关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与实证分析
(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
在公式Em=p+y+u+b中，Em代表货币政策有效性，p、y、u和b分别代表货币政策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国际收支平衡属于会计范畴，不像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那样拥有简单衡量指标，同时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日趋增长，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故对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存而不论。这样就可以得出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简单模型：Em=p+y+u，其中p、y、u分别代表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失业率。
(二)实证检验
1．检验标准：有效域的确定。为验证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的有效性，即其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拟合程度，进一步设定y为7％～8％，p为5％，u为5％。中外理论界几乎公认7％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警戒线，即没有7％的经济增长率，会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另外，5％的通货膨胀率基本可以承受；而中国就业压力太大，要把失业率真正控制在5％以内不易做到。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模型所规定的客观货币需求量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一种趋势。它的有效值域为17％～18％这样一个闭区间。
2．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中国实际货币需求的拟合程度检验见表1、图2。1985-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需求增长情况分为三类：(1)实际货币需求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主要发生在1987-1989年和1992-1996年，是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18.18％，发生了严重的抢购商品和挤兑银行存款风潮。1992-199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93-1995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4.7％、24.1％和17.1％。(2)实际货币需求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发生于1990-1991年和1997-2006年。自1988年发生抢购挤兑风潮后，中国开始整治经济环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实际货币需求萎缩。1989年和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仅为4.1％和3.8％，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最低的两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深受影响，内需不足，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直到近几年，程度才变缓。(3)实际货币需求处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发生在年际交界的部分，带有偶然性。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实际货币需求几乎完全拟合。
3．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实际货币供给检验。从表2和图3看出：1986-1997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1998-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其中1985年、2001年和2005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已进入或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1997年以前是通货膨胀，1997年以后是通货紧缩，2000年后稳定物价的情形基本一致。
4．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分层次实证检验。由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面对的只是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中的某个问题而不是全部问题，其货币政策选择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为此，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可拆分为：Em1=p，Em2=y，Em3=u。
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目标各自的有效值或有效值域一如从前假定。中国的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也如上文说明。对Em1、Em2、Em3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从图4可见，1986-1989年，1992-1996年两个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高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1991-1992年、1997-2006年两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低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这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从图5可以看出：1986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7-1988年和1992-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远高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7％～8％，但这两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伴有通货膨胀的压力；199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处于理想状态；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有过热倾向。从图6可知：1985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低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失业率的有效值域5％，这是由于中国的失业统计不完整所致，众所周知，中国的失业压力比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严重得多。
四、结论及对策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4篇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海啸税收政策思与变
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1929-1931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据统计，1933年初，美国有半数银行倒闭，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至1700万人。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具有来势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等一些明显的特征，以至于“大萧条”、“大恐慌”成了这次危机专用的代名词。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罗斯福新政，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加强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干预。减弱了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凯恩斯主义者明确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缺陷，主张国家应该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刺激有效需求，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从这些理论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主张实行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并尽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税收减免。凯恩斯及其继承人都把财政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可以说，税收政策的变化与凯恩斯主义密不可分，税收制度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历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海啸快速席卷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指标开始下行；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外贸出口继续大幅下滑，国家的税收下降了17％。经济学家认为，由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迅速地演变成的金融危机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金融海啸，而且至今余震不断向世界各国蔓延。温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到：“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成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
一、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人世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由于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其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要大。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也正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投资和消费。其中对出口的影响最大。除了需求因素外，汇率对中国出口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心增加，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元资产遭到抛售，导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加速贬值。综上所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出口部门。对投资和消费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或较为间接。
(二)对通胀的影响
目前我国主要的通胀压力来源于原油、金属等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尽管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是受到包括投机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市场供需形势仍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因素。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又主要是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决定的。因而，在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下，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了回落。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外需增长的放慢，结果使部分出口产能转向国内市场，从而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从另一方面抑制了价格水平的上升。因而总体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对缓解中国通胀压力、保持价格稳定是有好处的。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将使今明两年中国通胀率继续保持下降的态势。
(三)对行业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内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影响。首先，对工业制品业的影响要大于初级产品行业。这表明外需放缓的主要部分是工业制成品，而对中国初级产品的需求则并未明显放缓。其次，工业中消费品行业所受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品。再次，在消费品行业中服装鞋帽行受到的影响较大，纺织业则情况较好，高新技术产业受到一定影响，与外贸相关的一些服务业也受到拖累，部分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冲击。
从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来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运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干预、调控，更有必要运用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刺激经济发展，来防止出现新的经济萎缩现象。
二、中国应对金融海啸的税收政策变化分析
在我国，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为国家宏观调控充当重要经济杠杆。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运行、引导企业发展的杠杆和手段。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涨”现象时，供给学派强调增加供给、减少税收的政策主张，里根政府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施政期间先后实行了以下措施降低所得税率、简化税制：注意保护税收中性原则，减少对私人经济的干扰的税收政策。次年，美国经济戏剧性地开始强劲复苏，用实践证明了减税在宏观、微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和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大萧条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了帮扶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抑制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包括四万亿元投资方案、大规模结构性减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来降低税负。结构性减税政策是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减税是各国税制改革的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
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目前，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此外，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以上几点为我国大规模减税政策创造了空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政府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部署和要求，根据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税制的需要，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利于促进投资改善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设备投资和产业升级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并调整了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和增值税征收率，鼓励机器设备投资和小企业发展。对地震灾区实施税收优惠，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同时，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对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实施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就业水平
适时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继续实施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增值税、印花税等税收激励政策。对排气量低于一定标准的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对个人购买住房实行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并适时放宽了个人转让住房减免营业税的优惠条件。适时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制度，
(三)实施利于鼓励进出口的税收政策，促进外贸结构转型升级
在调低或取消“两高一资”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同时，2008年下半年以来，先后7次提高了纺织、服装、电子、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及附加值较高的出口货物增值税退税率，适时下调了部分能源资源产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的进口关税税率，调低或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
(四)实施利于推动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和企业自主创新
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提高了成品油消费税税额。适时提高了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完善了资源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等增值税优惠政策。较大幅度提高了大排量汽车、卷烟的消费税税额。出台实施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等企业所得税优惠办法。
三、税收政策变化的反思与前瞻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出手快、出拳重、工具多、定位准、配合优、协调好等特点，在短期内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总的来说，此次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之大、范同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结构性减税政策达到了降低纳税人负担，减轻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避免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或引发出更复杂的社会危机，促进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向前发展，维护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通过这次结构性减税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税收政策要随环境和形势而变，依据内外经济环境变化，适时适宜地调整政策方向，发挥其更加积极的稳定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功能，这也是税收政策作为政府重要宏观手段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税收制度还不完善下，税收政策由于灵活多变。对培育内需，抵御外部需求不足，稳定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些税收政策，如免征利息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也是暂时性的，不可过分迷信和过度依赖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巾火要借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实施的有利时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积极实现我国现行税制的优化，消除税制设计上过分注重效率、强化聚财功能等缺陷，还原税收的公平、公正、中性特征，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注入体制机制-活力。
一个良好的税制应该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而这次经济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矛盾，所以说，解决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则变得更为重要。就税收政策而言，中国政府还应该考虑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政策，提升这些政策的法律级别，这就需要政府加快税收制度改革，加快出台资源税，环境税、能源税等。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改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用这些税收制度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最终启动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靠出口和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致力于将经济重点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下一阶段税制改革应该考虑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问题，真正使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如果消费上升，会抵制外部需求减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让国内消费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多年来，我国内需始终不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甚至还在下滑，储蓄率居高不下，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居民预防性储蓄预期太高，要面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带来的从财政向居民家庭和个人转嫁的负担。就财税政策而言，需完善社会保障税制，同时，应配合财政政策。还要大力改善民生福利、增加医疗卫生、退休、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消除百姓扩大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所以，新一轮税制改革需强化税收调控功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制体系。(1)建立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制度体系和完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体系；(2)建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3)建立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4)建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