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汉 无为而治 郡国并行制

汉代的经济经过汉初的发展，到吕后时就已达到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的情景，各诸侯国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吴国的发展水平甚至于和中央相媲美。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应该是汉初的一场革新运动，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汉初同姓王国与中央直辖郡县的蓬勃兴起。汉初“无为而治”的自由思想和郡国并行制等制度上的创新促进了汉初经济在短时间内达到强盛。

一.“无为而治”的自由思想

高祖刘邦即位以后，鉴于当时经济残破的客观形式，同时震慑于农民起义所显示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在秦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某些方面的革新，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亡的教训，认为以严刑酷法来统治的法家思想并不能适合汉代的统治。“毫无疑问，与暴政通过剥夺人们已经生产的财富相比，暴政通过阻止他们从事财富生产所毁灭的个人要多得多；……与此相反，自由所生产的物品要比它所摧毁的物品多得多，始终如一地被自由制度偏爱的国家发现，他们的资源要比他们的税收更迅速的增加。”[2]因此汉初遂采取了黄老无为的思想，与民休息的]政策。

“无为”的思想源于老子对自然的认识，老子的思想主张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因循自然，顺序万物，少去干涉和役使人民。这种思想到了汉代初期由于统治者的采纳而发扬光大，“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政策上的表现是：

1.少干预，勿扰民

汉初的统治者几乎都是采取的这种较少干预百姓的无为政策的，君主用放任的施政方式，不干预政府的政务，而政府也采取放任的政策不去扰乱百姓，官民共求发展。在商业发展中也逐渐放松了干预。刘邦即位之初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衣丝乘车的政策。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已初步改善了工商业者的地位。而政府对于正常市场贸易也采取了“勿扰狱市”的工商管理政策，尽量减少政府对正常市场贸易的不合理干预。文帝十时，撤除国内关梁之禁，不需符传，不征关税，听任商旅自由往来。至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铸币。后元六年，又弛山泽之禁，全面开放了山林川泽。这些放纵百姓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使商贾、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流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工商的迅速崛起，使文景时期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异常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在汉前期的发展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而各诸侯国在这种少干预、勿扰民的政策下大力发展其地域经济，长沙国在这时创造了自战国以来的第二次繁荣。吴国、闽越国也根据其王国自己的特点，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根据地理因素，市场需求来发展区域的特色经济，两国都相继达到了经济的繁荣。

2.减免赋税

高帝时，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时，减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下诏减去当年租税之半，第二年，就取消了老百姓的田租。减免赋税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也使各诸候王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海内殷富”的局面，“至武帝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3]的经济繁荣景象。

3.减轻刑罚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这种在法制上的无为思想，安定了社会秩序，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刑罚罕用，更有利于促进人口的增长。

汉初“无为而治”既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与西方的亚当・斯密、萨伊等的自由思想是非常相似的。亚当・斯密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按经济规律办事，对于税收，他们认为税额越少越好，横征暴敛，只会使私人陷入贫困，因而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富裕。“最繁荣的社会，必定是不受形式拘束的社会。”[4]而西汉初期这种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使农、工商迅速发展，文景时期国家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异常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在汉前期的发展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当然，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的一面，汉初过度的放任自由也是“无为而治”的消极因素，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首先造成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再者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行业自由开放，如铸币权与货币的发行，也不利于国家的统治。

二.郡国并行制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为什么一些国家富，一些国家穷，一些经济兴盛，一些经济则失败，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若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度已不能促进发展，就应当酝酿建立新制度，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平民，因为后者始终面临着白搭车。”[5]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制度为主的国家，统治者要想维护、稳定自己的统治与获得足够的税收，就得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汉初的统治者刘邦集团就是认为秦朝的单一郡县制不能适应汉初的统治而进行制度变革的。

刘邦即位时，虽然是继承了秦始皇所开创的皇帝位，刘邦成了汉代的开国之君，但是刘邦之帝位比起秦始皇之帝位却有极大的局限性。西屿定生先生曾经指出：“秦始皇所建立的皇帝权利乃是绝对专制皇权，皇帝是天下的主宰，道理的体现，秩序的发端和权威的渊源。”[5]而刘邦的汉帝国是按照军功大小而分封的，是分权分利的政策。据此政策，功最高者分得的利益应该是最大，刘邦是因为功最大，德最厚而得到了皇帝位，其他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也按功劳大小封王封侯。可见刘邦并不是独占权益，而是与部下共同分配所得利益。李开元认为：“刘邦作皇帝一事，不过是刘邦集团基于共天下的理念和历史……由这种理念和历史所规定的刘邦之皇权，是一种新型的相对性之有限皇权。……汉初之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6]这种三权并立的结构决定了皇帝不可能大权独揽，有些关于国家政策方面重要的事情需要与其他两方共同协商来决定，皇帝、军功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在变化着。刘邦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是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人，封王封侯是他们的心愿，这也就成为了推动郡国制的直接原因。后来，由于异姓诸侯王拥兵自重，国大且富，时时叛乱，为了稳定刚刚建立的汉政权，迫使刘邦消灭了异姓王。但是，当时天下初定，庶事草创，百废待兴，并且北有胡、南有越的威胁，在此之时，消灭异姓王之后，最简便、最令人放心的办法就是派刘氏子弟去原异姓王的封地实行管理、统治。这种郡国并行制是汉初的制度创新，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些同姓王在汉初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对于稳定政局，巩固刘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姓王的存在，极大的牵制了一些大臣膨胀之野心，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稳定了汉初政权。同时对于外戚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吕后生前培植了诸吕势力，她一死，诸吕欲为乱，但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发动，原因就是“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而齐王刘襄、琅邪王发兵讨吕，有力的支持了长安城在臣们诛吕之成功。

注 释

[1]班固.《汉书・高后本纪》，中华书局

[2]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20页。

[3]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

[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

[5]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8页。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汉武帝即位后，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新儒学取代了黄老之学，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是由西汉社会形势的变化决定的。

首先，转变指导思想具有必要性。

从政治上看，西汉立国后，内忧外患并存。为巩固汉室天下，实行郡国并行制。但为时不久，诸侯王势力膨胀，“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并未从体制上予以根本解决，王国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府的安全。

从民族关系上看，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侵扰掠夺。由于汉初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和亲”政策，“和亲”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汉匈关系，匈奴仍然不断侵扰汉境，大肆掳掠人畜，毁坏庄稼。公元前166年，匈奴铁骑14万南下，前锋逼近长安，火烧了回中宫。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彻底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的这一历史重任留给了武帝。

从经济上看，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学，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为诸侯王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富商大贾冠盖相望，豪强兼并土地日益严重，西汉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社会形势的变化，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已明显不合时宜，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作为加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国家统一的理论依据，实现统治政策从“无为”向“有为”的转变成为了客观现实的要求。

其次，转变指导思想具有可能性。

从经济上看，西汉初年以黄老之学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轻徭薄赋，励精图治，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这就为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思想上看，新儒学的内容是由董仲舒奠定基石的，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关于封建大一统的主张，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他所谓的大一统，就是压抑诸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他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君权神授理论，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以大一统和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很适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作为了维护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武器。从个人方面看，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和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必然不甘心“清静无为”，以新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合流

秦代的以法为尊是文化合流的急先锋，但过度的依赖法，专用刑罚，以吏为师的做法，再加上苛政暴政，引起了秦末农民战争。继秦之后的汉王朝，面临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也开始探索一条文化合流的道路，为政治一统提供理论依据。

一、汉初“无为”政策与诸子复兴

汉王朝初建，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适应汉初稳定政局，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汉代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灭亡的经验教训，加之汉初上层领导集团崇奉黄老之学，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养生息，以求稳定新生王朝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文化领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改变秦王朝以法为尊，禁绝百家的极端局面，这一举措对诸子学说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初的“无为”政策对汉初政权的稳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有重要的作用。

二、削弱诸王与“七国之乱”

汉初，由于分封异性诸侯王，导致当时汉朝的半壁江山是由异姓诸侯王国把持，造成地方上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政令不能有效行于全国，这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于是刘邦从公元前201年开始了翦灭异姓诸侯王的事业，那些曾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功臣接连魂归地府，只有异姓长沙王吴芮独存。当时刘邦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秦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始皇没有学习周朝分封同姓子弟建立王国“以蕃屏周”。[2]所以刘邦一方面着手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另一方面又着手分封同姓诸侯王，建立同姓诸侯王国。

文帝时期的贾谊深感同姓诸侯王存在的种种弊病，威胁王朝统治，于是就向文帝上《治安策》，力陈自己“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3]贾谊建议文帝将王国分割为众多小国，以削弱其力量，但文帝未予采纳。

景帝时期的晁错又向景帝上《削藩策》，说到不管削藩还是不削藩，当时的诸侯王迟早都会谋反，若是早削，则危害小;若是不削，则危害大。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削藩建议，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诸侯王联合叛乱。景帝此时害怕，听信袁盎斩杀晁错以平战火的计策未果。最后，由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叛乱。

从此，西汉王朝实现了政令统一，国内的各项矛盾也趋于缓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再次走向统一，为武帝时期的文化合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根基。

三、汉武帝的“有为”政策与独尊儒术

汉初“无为”政策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统治者采取的治国方针。随着汉代中央集权力量的增强，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秩序的稳定，“无为”政策不再适用，需要一种融会百家的新文化来为西汉的统治服务。

汉武帝身俱雄才，崇尚儒学。但当时是由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掌权，严重限制文帝、景帝以及朝臣在儒学上的成就;在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帝于是再次举贤良对策，招纳良臣。儒生董仲舒以精辟的议论在诸生中崭露头角，引起武帝的关注和重视。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后来者对董仲舒这一理论的简明概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学习秦代简单粗暴禁绝百家，以法为尊的做法，而是不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即不立或不增立除五经博士之外的其他博士官，由他们自行传播。如此，汉代的文化政策便与秦代的文化政策根本区别开来;西汉的统治者也并非单纯依靠儒术，只要有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学说统治者都会采纳使用。西汉实际上实施的是“外儒内法”，要求“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礼法并治，德刑兼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虽已提出，但还要将其贯彻实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置五经博士的建议，只增加儒学的五经博士，而其他诸家则没有，这明显告诉当时的人们儒学即将成为拥有独尊地位的主导性思想。对此，董仲舒强调“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董仲舒的这些话意思鲜明的表达设立太学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培养治理国家的贤能，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太学，起到培养儒学人才，传播儒学，扩大儒学影响范围的重要作用。

总之，汉代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从汉初的以黄老学说融合其他诸家学说到汉武帝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并蓄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的合流转变，其均以为统治服务为目的建立起相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汉代开创的儒家思想独尊的时代，为后来的各朝代所继承，延续了两千多年，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使得不同地区文化的出现流动交流，不同民族出现相互学习同化，秦汉时期的政治大一统诉求文化的一元化，出现文化大合流，不仅产生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的雏形，也产生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团结民族，为此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黄尚明.论秦汉文化整合的历史进程[J].社会科学动态，1998.11.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东汉]班固.汉书（四卷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2.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景之治；和谐社会；繁荣

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朝廷推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措施，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景之治”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当今社会转型及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借鉴和参考。

一、“文景之治”盛世出现的原因

“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秦汉时期天下由大乱到大治的必然结果，是汉朝地主阶级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结果，是正确执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

经过秦汉时期的连年大乱，在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人们向往统一，希望得到安宁。当时到处是饥荒，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粮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这种现状致使百姓死者过半。当时的皇帝甚至没有纯一色的马拉车子，王侯将相们只能坐牛车。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经过几十年来劳动人们的辛勤劳动，到了汉景帝末年和汉武帝初期，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并安居乐业，成为太平盛世，这段时期成史称“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中实行的主要措施

（1）以农为本、轻徭薄赋。汉文帝曾指出：农业是社会的根本，老百姓必须靠农业来生存。他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发展农业的生产。首先，恢复了春秋时代一国之主带头耕地种田的制度。做到群臣齐心，重视农耕。规定如果哪个地区发生天灾，官府必须赈灾救济；同时斥责那些轻视农业的官僚；县府必须负责缺少口粮或者粮种的农民的借贷问题。其次，轻徭薄赋，与民同息。汉文帝在即位第二年，下令由汉朝初年“十五税一”改成“三十税一”，免除田租之半，甚至有时候完全取消地租；成年男子的服徭役期由一年一个月改为三年一个月；人头税由120钱减为40钱。这些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到了汉景帝的末年，社会景象呈现富裕昌盛。根据古代历史学家记载，百姓家家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官府粮食充足，以至于久存发霉；大街小巷，牛马成群；铅笔积攒的太多以至于线索朽烂。

（2）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汉文帝为人谨慎，在国家治理上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能力有限，必然存在着过失，他愿意利用众人的才能智慧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用听取臣民的心声来纠正自己在政治方面的错误。他说，古代治理天下时朝廷鼓励臣民提意见，现在的法律规定对议论朝政的人治罪，臣民便不敢畅所欲言了，这样就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因此，汉文帝下令废除这种法律，允许臣民上诉。他采纳了贾谊《治安策》提出的建议，分散原来封国的力量，多封诸侯国，以减少原来封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后来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尽快削减诸侯国的领地以减少原封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他接受的这些重大法令并加以推行，巩固和加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地位。

（3）依法治国。汉文帝汉景帝治理国家，当时虽然免不了封建皇帝“金口玉言”的弊端，但是基本上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汉文帝说：“法者，治之证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汉景帝说：“法实度量，所以禁暴之邪也。”汉文帝和汉景非常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法律虽然在本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工具，对农民的压迫也非常残酷。但是在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农民在建立秩序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方面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汉文帝和汉景帝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汉文帝和汉景帝继续执行缓和社会矛盾的方针。由于汉文帝和汉景帝成功执行了“与民休息”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各种社会矛盾，为发展经济、社会稳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三、“文景之治”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文景之治”作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之治，虽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1）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进取和稳定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的稳定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集体正常运转的前提，任何社会离开稳定都不会长久的发展，甚至倒退；进取是推动社会经济、政治不断前进的条件。在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矛盾需要解决的条件下，片面强调稳定和因循守旧，只能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徘徊不前。文景之治的历史经验证明，对正在侵蚀社会的腐败行为、奢侈堕落的作风不能放任自流。对于危害社会经济的行为必须及时整顿、加强监控，不能等这些恶习恶化了再去采取极端的手段。这样，会破坏稳定的政治局面并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2）想要治理好社会，必须认真选拔和培养良好人才。在社会的发展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和法令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来实现的，最终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因而国家管理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这就要求了国家必须正确对待用人和治国的作用，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要高度重视，并且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调整和发展人才培养制度。

（3）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健全顺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法规。“文景之治”在国民经济上只废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禁令，却忽视了调整经济秩序的各项立法的重要性，导致出现了土地兼并、货币伪滥等严重混乱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废除旧的经济禁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保证工、农、商业的有效发展并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必要的。这说明社会经济和经济立法发展的调整性、预见性和强制性的并不是相矛盾的，而是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及调整经济秩序的迫切要求。

“文景之治”具有积极历史作用，它充分肯定了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旧王朝的伟大历史功绩。总结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肯定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并且尊重了辩证法的历史发展，并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同时，“文景之治”对我们当今社会的转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办公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史卫. 薄税劝农，与民休息――文景之治[J].经济研究参考，2009（40）.

[2] 范学辉.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J].齐鲁学刊，2006（03）.

[3] 及宝瑶.从文景之治的盛衰谈当今和谐社会所具备的要素[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03）.

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摘 要：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在位的数十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而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族。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是秦、西汉乃至东汉初期中原王朝统治者都谨慎对待的问题。汉武帝则在其大一统思想的总的指导下，通过和亲，战争，以夷制夷，以德制夷等手段处理汉匈之间的关系，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关键词：汉武帝；匈奴；民族思想；大一统

匈奴与中原有联系，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或者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前频繁。西汉初期，匈奴奴隶主实力的空前强大，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侵犯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汉初，由于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抗拒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絮、酒、米、食物。直至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之后，终于开始遏制匈奴继续坐大的势头。纵观汉武帝在位年间，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和亲阶段

汉初，由于经过镇压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间的持续战争，以致当时的中原社会经济凋敝，国力空虚，西汉政权软弱。高祖六年秋，匈奴围攻马邑，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遂引兵南至晋阳下。次年冬，高祖亲自领兵前往晋阳抵御，却被冒顿围于平城的白登山七日，后使用陈平之计，方脱围，于是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孝惠帝、吕后以至文、景、武帝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由此可见，汉初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汉朝不得不才去的委曲求全之计。然而即便是“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的送到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

汉武帝刚刚即位之时，因受汉朝前几位皇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仍然奉行和亲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而后尽管汉武帝仍然认为和亲是处理好与匈奴关系的最佳方式，但其思想已经有了些微的变化。元光二年春，汉武帝就曾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深厚。单于待命加谩，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如何？”表明汉武帝的思想开始从和亲与交战的摇摆不定中开始向武力解决汉匈问题上转变。社会经济上，汉武帝即位之后，西汉王朝在经过了70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高祖刘邦以来的外姓诸侯与王朝对抗，同姓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已基本得到控制，此时“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在政治上汉武帝推行“大一统”，说到“大一统”，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董仲舒。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纳了对匈奴强硬派王恢的意见，遣兵30万于马邑伏击匈奴，由此拉开了大规模汉匈战争的序幕。

二、战争阶段

西汉对匈奴的用兵，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到公元前33年汉元帝时“昭君出塞”为止，基本上延续了近一百年，在此对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几次关键战争进行简单叙述。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汉武帝派韩安国、李广等人率领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周围的山谷中，又派常年跟匈奴通商的的商人翁壹去诱骗大单于到马邑。匈奴单于得知汉朝的计谋后退兵出塞。此事激怒了匈奴，此后匈奴几乎每年都出兵侵扰西汉边境，杀掠人民。虽然，“马邑之谋”失败，但它标志着西汉政府正式放弃了和亲政策，开始采用战争政策，武力征服匈奴。面对着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一方面积极应战，另一方面也寻找机会深入匈奴内部进行主动的战争。

公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战。前127年，武帝派出李息率军出代郡向东吸引匈奴主力，另一路由卫青带领出云中向西突袭匈奴右部，志在夺取漠南地区。此战取得空前胜利，打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部，并夺得河套地区。此役之后，汉匈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汉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而匈奴则处于被动和劣势，西汉政府开始以河套地区为根据地对匈奴进行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拜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军远征河西地区，又派张骞、李广出右北平打匈奴左部，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归降汉朝。河西之战彻底打垮了匈奴右部的势力，夺得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它对于今后西汉经营西域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此战过后，匈奴的势力大为衰落。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此战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役。公元前119年倾全国之力与匈奴进行决战。卫青与大单于会战，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会战，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漠北之战是汉匈100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双方损失都十分严重。漠北之战后，匈奴完全从整个漠南地区退出，而西汉也无力再战，于是双方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汉武帝虽然力主对匈奴开战，但他也同时有着另一种民族政策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这种思想最早提出的是晁错，他认为“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

三、和亲与军事震慑并行阶段

漠北之战后，虽然西汉取得了胜利，但双方均元气大伤。武帝晚年，其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的标志性事件是征和四年的“轮台罪己诏”，明确表示了“不复出军”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究其原因，除了连年征战使人民不得安宁，社会遭到破坏外，也与此前提到的公羊学有关系。

汉武帝接受了公羊学中的“以德治夷”这一思想，并发展成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就是夷狄虽然落后，但不能放任其自流，应该把恩德施与他们，用仁义道德来感化他们。汉武帝在打击了匈奴之后，主张用德来使匈奴归附，这就成为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民族政策。同时又需以必要的军事手段来辅助德治手段的实施。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因匈奴势力大为衰落，便主动向匈奴示好，派遣王乌和杨信等人出使匈奴，劝说单于让其太子“为质于汉”以和亲。后来听说单于准备来长安与他“相约为兄弟”，又在长安为其建筑邸舍。

四、小结

纵观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可以看出汉武帝在大一统思想的总的指导下，通过和亲，战争，以夷制夷，以德制夷等手段，完成了大一统的帝王之业。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汉武帝时期的民族思想对后来封建社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和民族思想的主流思潮。（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