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国外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境内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物种多样，农牧、采矿、旅游服务、机械制造和生物工程等产业优势明显，是南半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赴国外进行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考察借鉴学习报告文章，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2月22日-3月13日，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带领下，赴澳大利亚考察学习生态建设与社会环境管理工作，先后对悉尼、墨尔本和黄金海岸等地的城市规划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考察，在博士山学院、维多利亚大学参加了专题培训。现就培训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位于大洋洲，总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00万人，辖六个州和两个领地，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境内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物种多样，农牧、采矿、旅游服务、机械制造和生物工程等产业优势明显，是南半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考察学习期间，先后在墨尔本博士山学院和维多利亚大学参加了可持续发展、固体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利用、垃圾处理等专题培训;参观了悉尼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墨尔本联邦广场、中央火车站等城市地标建筑;实地考察了墨尔本市政厅节能建筑、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西部污水处理厂、SITA公司垃圾填埋场;先后同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环境发展、城市建设官员，就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深入扎实的考察学习，真正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提升了境界。

二、经验与启示

考察学习期间，大家为澳大利亚整洁如新的城市外观、花园般的城市景观、高效的道路交通系统、深厚的文化气息、完善的基础设施、布局合理的社区服务设施、活力四射的城市品质、温馨细腻的城市服务所折服。澳大利亚建国200年来，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的鲜明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注重规划引领。规划是城市的灵魂。

在澳大利亚，一个城市的战略规划是城市政府安排任期内各项工作的总纲，是政府工作的宣言书。从澳大利亚城市发展历史和建设管理实践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城市规划的前瞻性、权威性、连续性。

一是规划体系完备。澳大利亚有完善的规划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的立法权和审批权集中在州政府。以维多利亚州为例，先后颁布有规划法、规划复议委员会法、历史建筑法、开发区法、建筑控制法、考古与土著文化保护法、社区公共设施法、官地法、土地排水法等法规。

        澳大利亚城市规划体系大致分为州政府负责的区域规划和地方政府负责的实施性规划。突出城市个性特色的规划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走弯路，起到了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各城市创出了品牌。堪培拉成为“大洋洲的花园城市”，悉尼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港城市”，黄金海岸成为“阳光下的天堂”，墨尔本成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澳大利亚城市规划编制超前。如墨尔本早在建市之初，就以法律形式划定城市功能区，奠定了北部遗产区、中部首府区、西部工业区、南部艺术区和东南体育区的城市主框架;在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规划建设时，雨污分流，主干管道直径达4.5米，距今已使用170多年，管网仍然完好无损，城区污水排放畅通。

二是规划实施严格。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制定有规划法，对规划的制定、修改、审批、公示有严格的规定。经批准的法定规划是一切与规划有关事务展开的基础和依据，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规划一旦制定，一般都不能随意改变，原则上各地方政府每6-8年只可对一些具体的实施性规划做适度微调。如首都堪培拉，1911年美国建筑师格里芬设计的规划方案中标，近百年来，该市始终围绕该规划进行建设。

       20世纪初，墨尔本市基于消防和日照等因素，依法对建筑物高度作出了40.2m的限制，此后百年都在严格执行;近年来，为了激发中央商务区(CBD)内涵与活力，应对城市人口的极具暴增，在规划亚纳河南岸新区时，允许建设高层建筑，一座现代化新城矗立在亚纳河南岸，与北岸形成强烈对比。规划法对项目建设不仅有安全、健康、宜人等方面的规定，还有风貌、体例的规定。如悉尼等城市商业零售街门店、旅馆、宾馆外墙立面，在保持建设之初原有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必须每五年重新粉刷一次，这一规定至今仍在执行。

三是规划科学合理。

澳大利亚规划建设充分利用山水地形等自然要素，科学合理。悉尼充分利用海岸线，沿岸布置大片绿地、文化娱乐设施等，城市建筑按离海岸距离逐渐升高，不仅使每排建筑都有良好的海景视线，同时从海面眺望城市可见到逐层叠起的特色景观。为避免中心商业区的过度拥挤，悉尼在规划中明确在保持中心商业区现有竞争力的前提下，将公共设施和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配置在新建立的三个核心商业区，每个区之间车程1小时左右，适应了人口的猛增。澳大利亚特别重视单体建筑的设计。1932年建成通车的悉尼海港大桥，1857年设计时就充分考虑到城市未来发展对交通的需求，超前设计了双向8车道、2条铁轨、1条自行车道和1条人行道，通车80年来始终保持畅通无阻，现在依然是连接悉尼港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

悉尼歌剧院从1950年开始筹划到1973年正式落成剪彩耗时23年，这期间尽管历经了几届政府人事更迭和建设资金筹措困难的现实，但最初设计的精巧构思、奇特造型与新颖结构没有变。如在歌剧院沿海岸边的景观灯，其灯顶设计了一束状如花蕊的铁丝，其目的就是防止众多的鸟儿栖息灯上，鸟粪弄脏灯泡而增加清洗的麻烦。现在，悉尼歌剧院每年承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歌舞剧演出3000场次以上，成为了全球歌舞艺术家向往的艺术殿堂和世界建筑史上的不朽杰作。

(二)注重生态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立足点。澳大利亚早立法、严执法、大投入、重教育，全社会一以贯之参与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生态建设水平世界领先。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全球最佳宜居城市中澳大利亚有4个城市位列前十，墨尔本荣登榜首。考察团在澳期间，正值夏末秋初，20天时间没有见到蚊蝇，没有发现乱扔纸屑、杂物现象，没有白色污染，大家感触至深。环境整洁、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树木郁郁葱葱、鸟儿悠闲自得的在草地上啄食也无人打扰，靠的是完备的法律、严厉的执法和良好的市民素养作支撑。

一是环保法规体系完备。

       澳大利亚环保立法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比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早了近20年。联邦政府出台的环保法律法规多达50余部，污染目录、空气质量、工作场地污染、包装材料、垃圾废弃物运转、汽车尾气排放等一系列日常性的控制指标都成为联邦法律。

二是环保执法相当严格。

       澳大利亚法律对于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人可以判处100万澳元的罚金，对自然人可判处25万澳元罚金，对直接犯罪人可判处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各地对居民洗车、浇草坪等耗水性活动都依法实行严格的时间限制，不管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重金处罚;在一些风景游览区和主题公园，明文规定游客不许带走任何自然物体(包括贝壳)，违者处以高额罚款;在设立的“禁烟区”吸烟，处900澳元罚款。

三是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

       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由政府主导，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环保人力配置优势相当明显，环保警察人数占到环保公务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政府每年直接用于环保的财政投资总量约占到全国GDP的1.6%以上。在城市公园建设、绿地管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着力增强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市民幸福指数。仅墨尔本大都市区就建有200多个城市主题公园，堪培拉人均占有绿地多达70余平方米，所到的各个城市都如同一个“大花园”。

在澳培训考察期间，培训班一行每到一地，随处都能看到蓝天、白云、碧水和绿地，感受到当地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亲善和合的气息。四是坚持开展公民环保教育。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始终把环保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公民教育全过程，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不影响他人，不妨碍社会的良好行为习惯;利用社区组织、语言学校和民间团体指导帮助新移民了解掌握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公共道德准则，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考察所到之处深感市民环保意识强。人人能自觉分捡收集垃圾、分类定点投放;上街购物能自觉使用布质、纸质等环保型包装物和可降解塑料袋;在室外、公园等公共场所吃完水果、食物后会自觉打理干净;公共设施干净整洁，鲜有损坏丢失。市民遛狗也是一景，主人随身带着塑料袋，随手拎走狗的粪便丢到垃圾桶内。

(三)注重以人为本。

“一切为了人”是城市发展的目的。澳大利亚城市的显著特点是享受自然、回馈自然。城市人口密度低，除了市中心矗立高楼外，其他都以两层以下建筑为主，风格统一，并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都能把民众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去考量，切实做到了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2011年，澳大利亚全国人均寿命达到81岁以上，位列全球第二位。

一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建设上，非常注重人性化。

       澳大利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行标准化、规范化。市区没有奢华建筑，没有豪华的亮化设施，规定办公场所、写字楼灯火彻夜不息，形成了比较柔和的亮化风格。公园、广场基本上都是绿地和树木，民众可以很方便地接近绿地，坐在上面休憩。全国大约有1.3万个公共厕所，全免费使用，厕纸、洗手液、烘干器等一应俱全;高速公路外50米范围内有人居住，必设立隔音墙;城市主干道路一般都设有机动车专用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健身道、轮椅无障碍通道，间隔300-500米就规划建设有立体停车楼，极大的方便了市民出行。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爱更让人敬佩，从红绿灯指示杆的导盲发音器，公交车台阶的升降器到专门的通道，洗手间等都充分考虑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需要。又如，墨尔本战争纪念塔周边建筑物高度限制为30米以下，一律不得高于纪念塔，充分体现出人们对英雄的敬仰和对亡者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人”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和“物”的从属地位，

二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视民众参与。

       城市规划编制过程、成果、实施完全公开，任何公民都可发表自己的见解。城市规划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都在互联网上公示和投票，征求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争取社会各界方方面面最广大人群的理解和支持。墨尔本某医院计划在城市过街天桥上设置大型霓虹灯广告牌，设计方案拿出之后，政府出面召开听证会议，广泛征求周边民众意见，多数民众以“易产生光污染”为由，否决了该方案。

三是在城市街区布局与功能设置上，充分尊重民俗，满足民愿。

       澳大利亚为移民国家，公民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在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融合。墨尔本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尽可能满足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生活习性和文化追求，规划建设了唐人街、意大利街、阿拉伯人民住区和嘻皮士街等街区，充分彰显出了多元文化特色。悉尼充分考虑老年人生活困难、精神孤独的实际，专为老年人规划建造了一室户和两室户的高层公寓，并为每3户配一台公用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每户室内配有紧急电话直通底层活动室，室外有草坪、喷泉等，环境优美，满足了老年群体的需求。

(四)注重市场化运用。

引入市场机制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类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是政府的主要支出。多年来，澳大利亚进行了以“再造公共部门”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市场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政府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建设、运营城市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吸引私营企业参与。垃圾处理场全面推向市场，每年地方政府只按总预算费用一次性付费，垃圾处理场建设、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再利用由企业具体实施。

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通过签订合同，由私营保洁公司承担，每三年重新进行一次招标。经营城市是澳大利亚的一大特色。享有“文化之都”的墨尔本，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内涵，用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影响力，通过市场化运作，每年不间断地举办各种电影节、美食节、时装节、音乐会、国际花展等重大节庆活动和澳网公开赛、一级方程式车赛等令人激动的大型体育赛事，使鲜明的城市文化元素转化为资源优势，直接拉动了城市旅游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五)注重市民素质提升。

       高素质的市民是城市文明的基础。澳大利亚健全的法制环境和高质量的教育，造就了高素质的市民。市民在搭乘交通工具、公共场合、文明礼貌、环境卫生等方面有违反规定的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更主要地是这些处罚还事关公民诚信，如果公民有了诚信污点，那么其在以后的就学、就业、信贷、创业方面就会举步维艰。市民普遍能自觉坚守行为准则和言语准则，与人相处和谐而优雅，公众场合没有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街道、公园也不曾见乱写乱画、乱摆乱放的现象;城市交通有序，行人穿行街道都自觉走“斑马线”，没有乱穿马路的现象，车辆遇有行人时都会停下来，超市购物、游园时都自觉排队，没有拥挤插队的现象。

总体上来看，澳大利亚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积累的许多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由于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澳大利亚城市扁平化发展、住房低容积率等做法，需要我们从我国国情出发注意加以克服。

三、几点建议

在澳大利亚20多天的考察学习，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科学长远的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根本、更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灵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更是人类幸福生活的理想家园。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按照“适度拉大城市框架、着力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品位”的城市发展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五个理念”，稳步推进城市健康、快速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城市，努力形成竞争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是强化规划立市理念。

       规划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是城市建设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要超前、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等关系，注重规划的前瞻性;严格规划编制和修编的法定程序，把住规划编制、变更和实施和各个关口，增强规划的权威性;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势落差建特色建筑，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二是强化生态为先理念。

       环境是最稀缺的资源，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巩固提升“省级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扎实推进“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创建。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的水平和档次，着力形成绿树环绕、鲜花满城的城市灵动空间，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加大渭河综合整治力度，以河堤修筑加固为契机，实施渭河绿色长廊建设，做好绿色生态文章。扎实开展节能减排。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为抓手，加快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深入推进农村垃圾规范化治理，完善污水、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加强运行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倡导低碳生活，鼓励文明、绿色消费，使城乡居民养成节能节水节材的良好习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调强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三是强化以人为本理念。

        “人”是城市的主导，“物”是城市的从属。在城市设计上应更加注重人性化、体现人文关怀。科学布局工业园区与商业区、居住区，最大限度避免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特别是规划布局好我市的化工工业园区，避免影响群众生活;增加主城区次干道和小街巷数量，形成城市交通“微循环”;规划实施一批停车场，缓解城市静态交通拥堵问题;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留出更多休闲场所，科学合理搭配城市功能，营造舒适、舒心的城市生活环境。

四是强化市场经营理念。

       创新思维，以城聚财、以城养城、以城兴城。对凡具有商品属性的城市基础建设项目，尽可能开放经营。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示范和催化作用，引导吸收社会资金投向;通过公开拍卖公共服务设施的经营权、使用权、冠名权和广告权，吸引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城市融资平台作用，采取项目打捆方式推向市场，争取银行支持，扩大城市化建设信贷总量。

五是强化素质培育理念。

赴国外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区政协常委会、专委会（办公室）、活动组20__年工作活动安排，已经区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发给你们。希望全体政协委员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政协的调研、考察、视察等活动，充分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与全区各族各界人民一道，为把__新区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区而奋斗。

一、常委会工作要点

1、第一季度召开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完成会议各项任务；协商决定区政协20__年常委会、专委会、委员活动组的工作安排。（1月）

2、第二季度组织常委视察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3、第三季度组织常委视察__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9月）

4、第四季度召开常委会，听取区政府关于政协提案办理情况通报；讨论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有关事宜。（12月）

5、召开区经济形势通报会，组织常委、委员听取管委会领导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形势。（7月）

二、专委会（办公室）工作要点：

提案委员会工作要点

1、搞好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以来提案的整理、交办和督办工作。筛选重点提案，处理好没有立案的提案。

2、配合__新区“两委办”搞一次承办单位领导和专干培训会。

3、搞好三次提案督办活动。会同__新区“两委办”督查处召开一次部分提案承办单位汇报会，搞一次重点提案办理视察活动，开展一次对“b”类提案(列入计划拟解决的提案)进行督办的活动。

4、对我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专题调研。（6月）

5、做好六届五次全会的提案征集工作，面向社会征集提案线索。

6、协调__新区“两委办”督查处搞好20__年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的准备工作。

7、年底做好优秀提案评选工作和提案工作报告、优秀提案选编等会议材料的撰写工作。

8、进一步充实网上提交提案的各项功能，为政协委员提出提案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9、做好新一轮政协民主监督员的选聘工作，选择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10、完成《社情民意》的编写任务。

经济科技委员会工作要点

1、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针对新区提出的“一产精、二产强、三产优”的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上半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优化新区产业结构，促进新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调研，6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视察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活动，9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4、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7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坚持走访委员活动，加强与委员的联系与交流。年内对新委员进行一次普遍走访。

6、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7、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工作。

文教法制委员会工作要点

1、负责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__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9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关于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视察活动。

4、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__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情况开展专题视察活动，8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加强与政协委员的联系与交流，走访所负责指导、联系的活动组的__协委员。

6、在教师节前夕，组织召开政协委员中教师委员座谈会。

7、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 “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8、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

办公室工作要点

1、牵头办好《政协简报》。认真做好区政协简报内容的采编和印发工作，使广大政协委员及时地掌握区政协工作动态，推动各委员活动组的工作。

2、做好《社情民意》专刊的牵头和服务工作。按主席办公会议的意见，《社情民意》继续由各专委会轮流承办，办公室在负责做好编辑、印送工作的同时，完成编写任务。

3、做好区政协信息反映工作，及时宣传我区政协工作情况。

4、负责《__年鉴》（20__卷）“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编撰上报。

5、完成“关于我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的调研，于10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6、做好政协机关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保证政协工作的协调、正常运行。

三、各委员活动组活动计划

工业一组：

1、视察__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调研新区石化产业发展状况。（3月）

2、参观__跨海大桥工程建设现场、视察东芝__有限公司，了解外资

企业管理及发展情况。（5月）

3、视察金港集团，了解湾里街道经济发展情况。（7月） 工业二组：

1、定期走访本组委员企业，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形成全区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2、对新区重点项目进行视察，了解和掌握新区项目建设的发展现状及进展情况。（4、8月）

3、赴外地对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9月）

农业组：

1、视察凯富隆蘑菇生产基地、__迪辉农业生态园，了解新区现代农业发展状况。（5月）

2、考察新区及周边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8月）

3、赴先进地区考察休闲农业、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情况。（9月）

科技组：

1、赴外地考察生态园林城区建设情况。（4月）

2、定期视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

3、对新区信息产业发展进行调研。（8月）

服务业一组：

1、赴外地考察旅游服务业发展情况。（2月）

2、视察新区旅游景区休闲旅游规划建设情况。（6月）

3、视察新区现代服务业区发展情况。（10月）

服务业二组：

1、举办服务业相关知识培训。（3月）

2、视察新区服务业先进典型企业。（5、7、9月）

3、考察服务业发达地区发展情况。（10月）

城建一组：

1、春节前走访贫困户，开展扶贫帮困活动。（1月）

2、视察金石滩规划建设、杏树渔港建设情况。（6月）

3、赴外地考察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划。（9月）

城建二组：

1、对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状况进行视察（5月）

2、对新区房地产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视察调研。（7月）

3、考察外地城市先进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9月）

教育组：

1、视察__新区__枫叶学校、__模特艺术学校办学情况。（4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8月）

3、调研__新区学校特色建设情况。（10月）

文化组：

1、视察__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文化产业的国学保护情况。（7月）

3、调研__新区网吧经营管理情况。（10月）

医药卫生组：

1、赴外地考察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先进经验。（5月）

2、视察__新区相关医疗机构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情况。（7月）

3、调研__新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现状。（8月）

政法组：

1、赴外地学习考察综合治理先进经验。（4月）

2、视察__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活动开展情况。（8月）

3、调研__新区部分街道中小企业对提供法律法规援助的需求情况。（9月）

机关群团组：

1、赴外地考察残疾人事业建设情况。（4月）

2、“助残日”前夕对新区残疾人工作进行视察（5月）。

3、视察__新区园区与街道实施一体化管理工作情况。（8月）

4、调研__新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及促进农民增收情况。（10月）

民族宗教组

1、赴外地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3月）

2、赴鞍山市考察宗教场所管理情况。（5月）

3、视察__新区宗教场所及活动情况。（6月）

4、调研__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9月）

派组

1、视察__新区金石国际运动中心区建设情况。（1月）

赴国外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提学使东游 旧学 新制

[中图分类号]K25；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33-06

构建新的教育体制，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成为刷新各省教育体制的关键。为了提高新任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学部组织提学使考察团，赴日本考查学务。这一事件与近代中国制度变革、中日关系都有着重要关系。既往研究中，汪婉的《清末各省提学使の日本教育视察》一文，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重建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踪及日方接待等史实，勾勒出提学使东游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关晓红从官制改革的角度指出学部此举对其他官制改革的影响与借鉴意义。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各自关注的问题论及提学使东游考察活动，但均较少涉及提学使自身对东游的观感和见闻。罾如果说从学政到提学使是清季教育体制上的新旧之变，那么全部是科第出身的第一批提学使，如何认识各省教育体制的变革，及旧学如何在新体制中发挥作用，这些反映在他们东游考察认知中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价值，以揭示近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

一、新职任与旧出身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1906年4月25日)，继立停科举、创设学部后，清廷又颁布上谕：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锐意振刷各省地方教育体制。十多天后，学部便奏请遴选各省提学使23人。结果，清廷选出的全都是清一色的科甲旧学出身者，“其中曾任学政者至少7人，直接由学政改为提学使的4人”。这种人事格局与革新教育体制之间似乎不甚协调。如何调适提学使出身经历与新体制的关系，成为清廷内外关注的焦点。清廷为了提高官绅对兴办学堂的认识，早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即规定其须出洋考察学务，尤其是赴日本考察。这与《奏定学堂章程》依日本学制为蓝本密切相关。提学使的设立，要务之一是在各省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因此，学部奏请遴选提学使的同时，即根据《奏定学务纲要》“各省学堂官绅必先出洋考察学务”的规定，以为“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于命下之日，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奉旨依议。

学部随即联系驻日公使，商议接应提学使考查学务事宜。学部先致电驻日公使杨枢，告知“提学使拟华历六月初在沪会齐东渡，本部派留学生蹇念益、梁志宸、江庸为照料委员，望转致”。五月二十七日，学部又致电驻日公使，告知拟请日本文部省“派员讲教育行政，其大纲有四：一、各国学制及其沿革；二、教育主义及其变迁；三、日本兴学之经验；四、各种科学之性质及其关系”，请其与日本文部省妥商，并请日方“将讲演之法先行预备”。据称，“新简各省提学使，在京供职者只有十人”，…其他各员并不在京。因此，学部原来的设想是提学使一齐到京师后再出洋。

在京各提学使踌躇满志，自觉提升对办理学堂的认识。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等人商议成立三日研究会，以便商榷一切，尤其是“筹议整顿学务之大纲”。除了研究学务之外，他们“拟将京师各学堂遍为参观，事毕方为定期出洋”，于闰四月初二日便“至八旗高等学堂参观一切”，后又考察京师其他学堂。与提学使的活动相匹配，学部也展开部署，安排“提学使等每星期内到学部三次，听讲教育法，此教习为日本人法贵君，约定两月后毕业”。在参观京师各学堂的基础上，学部进一步加强各提学使对教育理论的认识。

不过，提学使赴京的路程远近不一，出洋的日期一再顺延。至闰四月二十日，学部还强调各提学使“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其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钦遵办理后再赴日本”。因此，外界先是传闻各提学使“已定于闰四月初旬，即行展轮东渡”。随之，又“定于闰四月初十日前往日本调查学务”。当在京提学使领得出洋的400元经费后，又“拟自(闰四月)十一日起次第请训，午节前必可东渡”。然而，端午节前出洋的计划再次落空。有鉴于此，学部电告各提学使在上海会齐，然后直接出洋。“查各使之未在京师者，为数尚多，若再陆续来京，深恐耽延时日，致误事机，亟宜束装起程，迅速赴沪，候各员齐集之后，即行同行东瀛考查一切。”㈣于是，在京提学使“定于(五月)念二三日依次请训后，念五日乘早车出京，偕往日本”。最终，以湖北提学使黄绍箕为团长的提学使考察团于六月十五日乘轮东渡，其他如连甲、姚文倬、沈曾植稍晚也从上海东渡出洋。

二、经历与认识

各提学使虽然出身科甲，不乏有过出洋考察经历，或“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学部原定所有提学使“一律赴日本调查学务三个月，以便莅任有所布置”，但奏请提学使出洋时又称“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如果传闻无误，则可说明学部在各提学使是否需要一律出洋的问题上，态度前后有所调整。外界猜测纷纷：各提学使“除未经办理学务之人非出洋不可，其余可以无须东渡，大约直隶卢提学使，山东连提学使，湖南黄[吴]提学使，均无须出洋”。㈣各提学使的反应也不一致，如山东提学使连甲，本已于闰四月初一日抵任，因“曾在本籍及晋省、东省提倡学务，且通东西文字，本可不必出洋”，而他“仍拟赴东洋一游，再为切实研究”。学部随后明确规定，各提学使中“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这意味着各提学使是否需要出洋，学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学部饬令广东提学使于式枚等8员，“勿庸出洋，日内即饬该员等陛辞赴任，以重职守”。然而，正如连甲执意要出洋一样，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云南提学使叶尔恺也觉得“非亲身调查文明规模及其教育之法不可，故仍拟月之二十日后一律东渡，认真调查一切”。

各提学使对新教育体制的态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作为集体考察行动，表现仍然颇有一致性。早在京师之时，各提学使虽然积极考察京师各处学堂，可是“惟某提学使一人参观后写有日记”。但所记内容不过是，“某日同各学使至某学堂，其监督为某氏，备茶点”等等内容，而关于学堂的“讲堂形式，学科课本，学生程度，均不暇记载”。所以外界对提学使流露出失望之情：“肯写日记之人，已胜人一筹矣。”抵日本后，以黄绍箕为首的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即会同驻日公使“于六月二十六日至文部省会晤文部大臣及其次官，商议视察日本教育制度”，后因日本各学校处于假期之中，议定“俟各学校

暑假期满开校后，由文部省派员寻视各学校”。日方决定自七月初一日起为各提学使“特开讲演会，每日三小时，约一月讲毕”，所定题目为“明治教育沿革，各国比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学说及学校管理法”。日本文部省即于七月初一日“午前九时起，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为中国提学使开特别讲演会”，黄绍箕等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均参与听讲，“先由野尻视学官讲日本教育之沿革，继由田所参谋官论欧美教育制度与日本之比较，至一点钟方散会。”日方所讲内容的范围与清廷的要求基本一致。当时中国的《东方杂志》则以翻译日本《教育公报》上长文，题以《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详细报道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程。

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内容主要为文部省听讲与到各地考察两大部分，无论是日方档案、报刊记载，还是国内报刊的转译，虽对提学使行程有详细报道，但都很难触及提学使对听讲和考察的认识。各提学使归国后，纷纷向朝廷奏报赴日考察学务情形，从中可以略窥他们在日本的考察心得。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奏称“在文部省听讲教育行政，计阅五星期而毕”。至于日本官员所讲述的内容，已“饬员编译，俟全书告成，再行呈送”。而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则称，“六月十五日由上海放洋，十九日抵东京，与各省提学使臣访聘日本教育各家，讲述该国兴学以来经验之事与现行学校制度，兼及欧美各国学制沿革，旋即遍观大小各学校，至九月二十三日考察事竣。”

综观各提学使所上的奏折，内容虽详略不一，却不约而同地惊叹于日本学制的完备。作为考察团团长的黄绍箕言之最切，他奏称“此次东渡观学，加意访查，并于政治所关，如裁判、警察、税关、银行等处，略经浏览，见其学制完备，人才众多，男女无不识字之人，官商无非成学之士，其全国实业学校已有三百余所，近更发帑资助，益图扩张，国势盛强，殆难臆测”。而日本“三十年前变法之初，则教员之缺乏，财政之困难，人情之群起阻挠，办法之屡见疏失，以视中国情形殆有过之，全赖政府极力主持，文部尽心经划，所有学员皆切实奉行，始有今日”。既看到日本富强与教育的关系，又能对比中日之间的差距及追赶的可能性，黄绍箕的观察代表了提学使群体的整体性认识。

三、旧学与新制

东游考察的整体性认识之外，个别人员意识到清朝借鉴日本进行教育改制可能存在隐忧。如吉林提学使吴鲁归国后，奏称“窃惟二十年来日本兵农工事之发达，年年进步，皆归功于学校之教育，洵非虚语。惟风俗绮靡，腧闲荡检，习以为常。近来教育家如嘉纳、伊泽辈亦欲提倡我孔孟之教，讲明道德以端风化而正人心”。提学使团东游时明显接触到日本教育界对欧化风潮的反省。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称。在日本听文部省的演讲和参观各校外，还“以其暇延访通才，谘取而研究之”。他认识到，“日本近年学制益求完备，自幼稚园、蒙小学以至大学，累级递升，秩然有序，上焉者求高深之学，下焉者施普及之教。故高材各有专精，凡民亦具有知识，计通国入学者十人而九，不识字者盖鲜矣。”而日本教育之所以能达此境，盖“以教育书咸有定本，无躐等，亦无参差，虽办法或有变通，而程度必归一致”。但于日本士大夫处听闻：“其国(日本)欧化盛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也。”所以，刘廷琛建议，虽“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

中西教育体制的差异，是近代东亚后发展民族和国家在改制过程中的共同困境。近代中日学人对于中日两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均有不够“趋时”的反省。如俞樾在《春在堂随笔》曾记与日人竹添光鸿谈及日本明治改制，竹光谈到：“十年前，封建为治，列国皆有学宫，而诸国之士，皆是世爵禄者，自幼入学宫肄业，从其学之浅深，而列之位，故文学颇盛。自封建废而诸侯失，国士亦削禄，列国学宫多用西学，以谋仕进之捷径，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之议。近时风俗偷薄，庙堂亦颇悔悟，稍知圣道，而西洋诸国源源而来。交际之道，非通西情，则受彼之侮，故圣学、洋学混为一途，终不能复昔时之盛。”近代中国自甲午战争后，以日本为师，注定无法回避日本明治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旧学如何融入新制的问题早在清廷制定学制时便有人注意到。新政伊始，总理衙门派章京顾肇新、徐承煜问日本使臣如何兴办学堂事宜。日本署使臣林权助提出具体办法之前，日：“学堂初开，章程不能美备，将来应随时酌改现章，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P551)拟订《钦定学堂章程》的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问，也得到日本教育人士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回国后，他在奏报中称：“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吴汝纶此时所面对的主要还是如何在学制上统筹兼顾。至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出台后，所谓“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至少从章程条文上回应了这一难题。然而，提学使却是要实际落实这些章程条文，所遇到的难题更在于如何在措施上拿捏得当。提学使东游期间，注意到日本文部省以编纂修身教科书弥补西学之失，“凡修身立行、中[忠]君爱国之道，皆编入教科书，童而习之，用能人知自爱，国鲜畔民。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伦道德。”至于文部省为各提学使所开讲演会，“亦谓教育不原于道德，犹树木有枝叶而无本根”。无独有偶，1906年6月24日，日本新闻报馆主理德当猪一郎访问学部尚书荣庆。“言中国学生只见明治初年之书，不免意见激烈，宜加以监督，并图录用，宜看等差”。荣庆以“朝廷急求才，故奖励颇为优厚”为答，但暗地里已颇留心。是年，因柯劭态奏陈“讲求教育”，清廷谕令学部“学堂培养通才，必当首重德育，著学部堂慎纂教科书善本，择发明经传，有益身心之言汇为一编，以资教授。伦常之道，礼义之防，尤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学生品谊言行，务当随时考察，分别奖惩。各种科学固应讲求，经史国文尤为根柢，断不宜有所偏废，庶宏造就而底纯全”。这与提学使赴日东游的认识相当一致，绝非巧合。

当清廷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之际，不少人对提学使革新各省教育寄予厚望，以为“全省学务之发展将于提学使懋其赏，全省学务之腐败将于提学使执其咎，虽受督抚之节制，而综握通省之学权，固伟大而无限也”。从提学使在京听讲及参观各学堂的情形，到赴日考查学务的表现来看，各提学使对如何革新教育有着自己一套看法，与外界的期许并不完全吻合。提学使回国后在任上的作为，与其说“布新不除旧”是不够趋新的表现，毋宁说是他们在探讨如何把中国固有的教育融入到新的教育体制之中。江春霖称吴鲁在吉林提学使任内，“捐五千金为倡文庙”，后又“捐一千六百金”，且“日莅一校，必刺取先贤言行，为诸生淳淳讲解，中学以上并讲兵学”，“在任仅一年有半，自小学、师范、方言、实业、法政、模范诸学堂以及中学、女学，依次而立。”所描述吴鲁的形象是一位旧学、新知与新制兼顾的干吏。时论的批评便毫不客气，日本媒体称吴鲁“与各提学使往日本，目眩于大隈伯之气焰者也。现虽到

任，徒拥空器而已”。国人则认为他“不喜新学，故该省学务毫无起色”。若无吴鲁自述东游认识作铺陈，很难理解外界对他评价的反差。

担忧革新教育体制会带来更深的弊端，以及如何使旧式教育并存不废，对于尚未摸索到出路的各提学使来说，只能谨守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旧径。正如黄绍箕在湖北提学使任上的奏报所称，“办理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材以应急用。”这样一来，他们在执掌各省教育行政时的确便会显得守旧有余。以纲常名教的道德体系挽新制颓风，一度被视为顽固派的言论。平心而论，这种认识确实触及近代中国在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即如何调适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新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

四、余论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制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在国弱敌强、改制不得不行的大势下，执掌教育行政者确实难以把握分寸。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人赫德曾敏感地注意中西教育的差异：“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课目设置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教学课目、他们的书本、学校和教育制度，都反映了社会的要求，都是为了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质言之，“中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品格，而不在于我们所说的获得知识。”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伦理道德息息相关，所以刘廷琛东游后认为日本“咸视兴学为国脉，民命所关，劳费不辞，坚持罔懈，则尤我国所宜取者也”，至于日本借以挽风气的道德教育，则是中国原来的优长。

提学使“上以扩张学部教育之权，下以施行全省教育之权”，却皆出身旧学，对于“修齐治平”式的读书问学久已习惯，而新体制则以分科办学，甚至转“品格培养”为“知识获取”。旧出身与新体制之间，两者虽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却有着难以调适的困境。晚清时的中国，“新”尚未成为价值判断的取向，而“旧”亦不是落伍的代名词，“旧”与“新”，更多是指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不作为判断落后与进步的标准。这是国人融通旧学、新知与新制的重要契机，然而由于民族危亡的加剧，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倾轧，国人的取向不断趋“新”，近代中国丧失了融通旧学与新制的大好机会。由晚清进入民国，教育改制不断趋于激进化，进而舍己从人，由借鉴日本直接趋同欧美。尽管教育体制中添设有“修身教科书”或修身课程，甚至“德育”不断被纳入后来的教育宗旨，但是随着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固有学问渐失其本，而修身课程也形同虚设。新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终于还是落入近代中日教育人士的担忧之中。时至今日，如何整合中国固有学问与目前教育体制的关系，仍然是国人难以回避的一大难题。

[参考文献]

[1]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学部官报，第2期，

[4]提学使公立三日研究会[N]，申报，1906-06―03，第一张第三版

[5]提学使参观学堂[N]，大公报，1906一05―29，“要闻”，第三版

[6]提学使入学听讲[N]，大公报，1906一06―7，“时事”，第四版

[7]本部章奏叨，学部官报，第3期

[8]提学使决意出洋[N]，大公报，1906-05-22，“要闻”，第三版

[9]提学使定期出洋㈣，大公报，1906-05-23，“要闻”，第三版

[10]电告提学使在沪会齐[N]，大公报，1906-06-16，“要闻”，第三版

[11]提学使定期出京[N]，申报，1906-07-19，第一张第三版

赴国外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彝族；彝族宗教；研究综论。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巫术在内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顾和评述，这无论对彝族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对学科学理方法的总结，显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 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 ?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 ?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 （《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彝族宗教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摆脱时间一维性的掌控。在现代社会，彝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的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彝族宗教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道教和佛教已经深深地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影响。“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2]中国彝族宗教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及其现代重塑过程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其“现代性的后”尚未呈现，此时作价值判断为时过早。

赴国外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一、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元月27日，全市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市台办在市委常委XXX部长和督导组的指导下，在台办先教领导小组的具体安排下，按照全市统一部署，高度重视，坚持标准，扎实推进，务求实效，圆满完成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对台工作的进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过收集和整理的针对台办的意见和建议10条，我们已经专题研究，作了布置整改。开展多次主题实践活动，走访下岗困难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帮扶对象当前急盼解决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向XXX县罗集乡梁庄小学捐赠价值2万元的课桌椅和教师办公桌、为XX县八斗镇盛岗村捐赠一台价值2万多元的抗旱专用的变压器，解决了该村农业用电的燃眉之急。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市台办党员干部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市台办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和《市台办离退休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形成了共产党员受教育的长效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共产党员先进性。

二、围绕中心，进一步加强对台经济工作

对台经济工作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经济工作。发展对台经济，对于我市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和1346行动计划，实现“工业立市”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接开展招商引资，为XX市经济建设服务

2005年，市台办克服困难，发挥联系台商多的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召开投资环境说明会、经济合作恳谈会等多种形式，邀请台商来肥考察投资。通过多种方式“请进来”考察投资的台商达30多批700多人，如台湾青商总会总会长宋树人先生一行80多人来肥考察；杭州台协前会长刘光荣一行5人来肥考察；天津台协会长丁锟华一行30多人来肥考察等。12月份，在上海举办专场“上海台商XX投资环境说明会”，XX副市长、市外资办负责人、XX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会介绍XX，70多位台商参加说明会。按照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市台办邀请了40位台商来XX参加徽商大会和高新项目资本对接会。按照省台办要求，组织XX台商参加淮南豆腐文化节、皖台（铜陵）经贸洽谈会、舒城台商活动日。在扬州，XXX主任专门拜会了来大陆的副主席江丙坤先生，并当面邀请江丙坤先生来XX考察，江先生表示，适当的时候一定来XX看看。

市台办也积极“走出去”，组织小分队外出招商。2005年，我办18次赴上海、厦门、深圳、无锡等沿海地区和天津等台商集中的地区招商，散发我市投资环境宣传资料，拜会当地台商协会、集团董事长、总裁、高级经理人等投资商。派专人到福州参加海峡两岸博览会、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邀请台湾客商参加我市分团活动，向客商介绍XX情况。通过拜会走访，共结识了460多位台商，召开了5次小型推介会，散发1000多份宣传资料，有力的宣传了XX投资环境。7月份，在福州组织了1次大的投资环境说明会，参会台商60多人次。我们还陪同省台办主要领导两次赴上海、南京、扬州等地，拜会多个城市台办和6家台资企业总部，拜访了六位董事长、总裁等高层主管。在与旺旺集团上海总部、华王机械的高层沟通后，旺旺集团高层表示，2006年再增资600万美元建XX旺旺二期工程，目前，增加资金已到位，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我们还专门两次赴北京拜会国务院台办经济局、交流局，汇报近年来我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对台工作现状，请国务院台办对XX市的台资企业投资和发展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直接招商的同时，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协助县区和开发区的招商工作，5月份，市台办组织蜀山区党政代表团考察南昌、武汉、成都等地台商工业园建设情况，为XX蜀山区台商产业园建设提供参考。7月份，为瑶海区联络在厦门投资的台商，向台商推介瑶海区的投资环境和招商政策。

2005年，台湾华王集团和大润发已决定在XX投资，投资规模分别超过7000万元和1500万美元，目前，蜀山台商产业园、台湾农资大市场、高新区台湾工业园也正在抓紧建设。截止到今年年底，在肥落户的台资企业超过24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5亿美元，是全省台商投资最多的城市。

（二）、受理台商投诉，积极为在肥台商排忧解难

通过走访、台商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台商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和协调处理。只要是台商反映的问题和建议，我们随叫随到，有时放弃休息日，为他们协调问题。为了帮助台商解决问题，使他们安心生产，市台办主要领导都是亲自登门拜访有关部委办局的领导，苦口婆心向他们说明帮助台商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为在肥投资的台商服务，市台办一直坚持“三个不怕”，一不怕求别人丢面子、二不怕得罪人、三不怕委屈受辱。今年，市台办共受理台商投诉和要求帮助协调的事务30多起，通过协调，台商投诉案件基本都办结，台商相当满意。如旺旺企业请求减免部分水电气开口费和增容费问题、老树咖啡店门口的停车位问题、台商子女上学问题等。台资企业XX尚展模具公司因一起经济案件受到牵连，台办得知后，及时派人了解情况，和公安部门进行沟通，对企业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请公安机关作了从轻处理，企业十分感激。XX统一企业反映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问题，我们与市残联协商，给予照顾减免。在工作中，我们积极引导台商开展公益事业，如育丰汽车修理公司为省体育事业捐款7万元，在肥台商集资为XX县罗集乡梁庄小学捐赠2万元课桌椅，有的台商自己捐助失学儿童，有的台商为希望工程捐款。

三、拓宽渠道，扩大交流，促进两岸人员交流往来

（一）、促进合台各项交流，慎重做好涉台突发事件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XX与台湾的人员交流活动越来越密切。合台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2005年，赴台开展企业技术学习、安装设备、商务谈判、学术交流等已达50多人。我市赴台探亲访友等因私赴台人员超过90多人。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阻饶，我市公务赴台交流和考察受到很大影响，大的交流团组很少，只有年初一个经贸考察团赴台成行。

台湾岛内民众来肥交流日渐增多，我们掌握政策，热情为他们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2005年，台湾来肥开展事业、文化、美食、旅游等交流活动的达10多起，超过50多人次。如台湾XX同乡会会长郭忠一先生多次来肥，极力推动XX与台湾的经贸、文化交流。国庆期间，台湾高山族原住民艺术团一行15人应邀来肥,为XX观众带来了台湾原住民风情歌舞。

在两岸人员交流过程中，我们严格把握政策，慎重地做好涉台突发事件。4月份，因国家部委有关部门工作失误，导致回肥探亲台胞XX被无辜限制出境达40多天，我们了解情况后，多方协助，弄清了事情真相，使张强顺利返台，并耐心细致地做好XX强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以免产生影响两岸关系的后遗症。另外，在得知来肥台胞XXX意外死亡后，我们及时指导蜀山区台办，妥善处理盛文明的后事，并做好其家人的工作。

（二）、继续推动刘铭传故居的修复工作

通过政协委员提案等多种途径，推动刘铭传故居修复工作，扩大刘铭传故居对外影响。借助省暨XX市举办台湾建省及刘铭传任台湾巡抚120周年纪念活动，多角度宣传刘铭传故居，推动刘老圩修复工程。现在，通往刘老圩的道路已经建好通车，刘老圩修复规划已经出来，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的文物勘探和初期修复工作。计划今年完成故居前期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故居初步对外开放。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刘老圩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在努力。

（三）、把握政策，做好台湾上层联络工作

我们严格把握政策，做好台湾上层联络工作。4月份，接待了台湾原政战部主任施佐金（中将）一行。5月2日，台协会会长谭寿荣先生应邀去上海参加主席连战先生与全国台协会会长的座谈会及宴请。5月7日台协会会长谭寿荣先生去上海机场迎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并于次日参加餐叙会。7月份，接待台湾前"财政部长"王建煊一行。9月份，台协会会长谭寿荣先生应邀去上海参加主席连战先生与全国台协会会长的座谈会。10月份，接待了台湾蒯松茂和杜月笙女儿杜美如夫妇一行。10月份，在扬州专门拜会了来大陆的副主席江丙坤先生。11月份，接待上海市府七办的有关人员，并安排他们参观了刘铭传故居。

四、以宣传XX投资环境和“工业立市”为重点，开展对台宣传工作

我们充分利用台湾岛内媒体，宣传我市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工业立市”发展战略，扩大XX的影响。协助刘铭传研究会做好大型记录片《刘铭传在台湾》的拍摄工作，增加新的宣传载体。通过形势报告会、图片展、网站等各种形式，加强涉台教育工作，还专门把XX台办网增加繁体版，方便台胞查阅。专门邀请《中国台商》杂志社社长佡家宏社长一行6人来肥采访，专门采访了市委书记孙金龙同志和我市花园大酒店等5家台资企业，9月《中国台商》第十七期，专门开辟“聚焦安徽”栏目，用七个篇目、13页、近1万字，介绍了XX“千亿元规划”和“工业立市”发展战略以及XX的台资企业发展情况。通过安徽电视台“超级新闻坊”、《安徽经济报》和《两岸关系》，宣传XX台商及对台工作情况。采访在肥台商，为《台湾来的新徽商》撰稿，宣传XX台商及台资企业情况。专门邀请省台办主任来肥为全市政协委员作了一场台海形势报告会。按照省台办的安排，在全市开展“九洲杯”台湾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台胞台属和在肥台商学习座谈《国家法》，学习对台方针政策。组织部分理事听取省邀请的全国研究室主任杨毅周《国家法》辅导讲座。与市教育局一起推动“XX万名儿童制作''''台湾大陆心连心''''志愿卡活动”，加强对儿童学生的涉台教育。

五、关心我市台胞台属，指导会做好台胞台属工作

认真落实台胞台属政策，指导会完善工作制度，开展会员证换发工作，做好我市台籍同胞的重新登记工作。积极支持会，组织40多名台胞台属赴绍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组织4名正副会长赴东北参观日俄监狱和“九一八”抗日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组织20多名台胞台属参加在徽园举办的“两岸情皖台民间艺术节”活动；组织18多名台胞台属参加中秋音乐会。加强与大连、沈阳、芜湖、黄山等兄弟会的联系和交流。

了解关心在肥定居台胞情况，对已定居的台胞，逢年过节定期探望慰问。关心特困台籍同胞和定居台胞的生活情况，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举办台胞台属迎新春酒会，并陪同市领导一起慰问看望台胞台属。与安徽市场报等媒体一起，开通“寻亲热线”，帮助去台已故老兵寻找XX的亲人。

六、指导台协会开展工作，为协会会员提供服务

按照国台办的政策要求，指导台协会规范工作制度，开展联谊活动，协会工作呈现良性发展。1、健全工作制度，规范协会工作程序。按时收缴会费。根据安排，按时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和理监事联席会议。遇到重大事项，及时与台办沟通协商。按照程序，向海基会具文推荐有关市领导赴台考察。2、发展会员，扩大友会交流和联系。今年台协会发展了力基装饰工程公司等5位新会员。加强与上海、无锡、深圳等20多家台协会的联系，参加郑州等12个城市台协会的庆典活动，结识了友会的会长和一大批会友，沟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接待了天津台协会会长一行27人来肥参访团，与他们进行交流座谈。3、为会员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和协助，如协助了袁建中10多位台胞办理台胞签证、延期；4月份，协助10多位台商换发驾驶执照；6月份，协助罗志富处理与合作方房屋租赁纠纷一事；7月份，协助会员孔更成解决淮南市陈洞路广告问题；9月份，协助樱泰服装公司处理与海恒公司的合同纠纷。与南京澳门航空公司一起为会员办理金卡，为会员提供优惠服务。根据会员的要求，协会组织会员参加“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培训”、“全市社团秘书长岗位培训班”和“经营才能养成实战”培训。台协会还协助常熟台协会会员在XX招收员工。4、组织会员开展联谊活动，增强协会凝聚力。协会举办在肥台商迎春茶话会、端午节联欢活动；组织会员参加省会举办的中秋餐叙会；会长参加“XX市各界人士国庆茶话会”；春节期间，登门拜访在肥台商，向他们寄新春贺卡，春节留肥台商聚餐，通过一系列的联谊活动，增强协会的凝聚力。5、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宣传协会和会员，扩大协会的影响。《中国台商》杂志用几个专题，宣传报道花园大酒店、尚展模具等在肥台资企业，《安徽经济报》等多家报社也对育丰修理厂等台资企业进行了宣传。3月份，在肥台商就《国家法》的出台，接受XX电视台采访。9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关心和维护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台商协会会长座谈会上，谭寿荣会长代表XX台商作了交流发言。在肥台商叶佳膺等接受《台湾来的新徽商》撰稿人的采访，宣传介绍台资企业和台商在肥生活情况。

七、开展政治和业务学习，加强机关制度和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每周三下午的政治理论和对台业务学习，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在新形势下的对台方针政策，开展以“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促进机关作风建设。健全机关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机关内部管理。调整市台办保密领导小组成员。加强充实县区对台干部队伍，蜀山、包河配备了专职台办主任。调整充实对台干部队伍，市台办新招一名年青公务员，接收一名部队转业干部。组织市台办干部和县区台办干部参加国台办、省台办的对台业务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加强与外地台办的联系和交流，学习沈阳、无锡等兄弟台办的先进工作经验。

八、对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多种原因，我市的对台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表现为：

1、赴台交流滞后。在处理赴台交流工作时，有的部门和领导把赴台交流招商视作出国待遇，在人员方面限制较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XX与台湾的交流，错失了很多招商的机遇，也与中央“以经济促政治”和扩大两岸交流的政策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