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范文第1篇

但什么是顶层设计？当时没有人能清楚地界定清楚。十报告可以视为新一个10年的顶层设计，但它只是一个总的纲领，不能等同于顶层设计的全部内容。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顶层设计”的表述被写进了中央文件，提出要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 改革推进者

一直以来，一些人常常喜欢说：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是政治与经济是两个分离的自主领域。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科学创造的一个神话，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中密不可分。改革的确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但其影响绝非限于经济领域；相应地，政治体制在形式上虽未进行大的改革，但其实质却已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

“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和“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是宪法赋予中央政府（国务院）的职权，这个授权在过去的改革中得到了实在的践行。经济是基础，经济领域改革的主导权几乎可以等同于改革的主导权。过去的改革虽然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但也包含着顶层设计的因素。长时间以来，这个权力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

呼吁顶层设计的人士从一开始就建议恢复体改委，或设立一个功能类似于体改委的机构，在改革推进中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在很多人看来，体改委在改革早期发挥了顶层设计的功能。

体改委全称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2年设立，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只是指出了改革的大方向，具体的改革举措均交给国务院办理，这使得国务院在事实上同时拥有了改革的决策权和执行权。而在国务院系统内，体改委扮演了改革推动器的角色。

尤其在1980年代，体改委在重大改革措施的设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而且当时的机制灵活，少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一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就是其一）在杜润生的带领下操刀了很多重大改革方案。这段历史如今已成佳话。另外，1985年9月由体改委召集的“巴山轮会议”正式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确立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倾向，为改革奠定了指导思想。

进入1990年代，体改委的作用逐步淡化，1998年改为体改办，2003年体改办并入发改委。 党中央先进行政治决策，然后由人大立法，再由政府实施。这意味着将不再允许在法治框架以外搞各种突破法律的“试点”，即便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也得先有法律授权。

另一个主持经济体制改革、比体改委级别更高的机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该小组同样成立于1980年代，除担任过组长之外，其他时间组长均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与体改委在交叉时期的工作关系如何协调，外界不得而知，但朱基接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时间和体改委改为体改办的时间是一致的，都是1998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负责起草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经济发展5年规划以及筹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工作。

这种机制设计和长时间以来党的高层领导工作分工的方式有关。《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发学者胡鞍钢文章，把这种领导体制称为“集体总统制”，意思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这样能够更好发挥集体领导的优势。在这种领导体制下，许多具体改革领域的统筹和执行工作由国务院负责。比如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议题，领导机构都设在国务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经过短暂的等待，领导小组揭开面纱，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组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包括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领导小组，涉及经济议题的改革显然会纳入这个小组的领导范围。

随即，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据报道，国务院系统的一些部委，包括环保部、国资委、农业部及证监会，也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表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承担起了顶层设计的职能，并通过各地方各部门的对口机构设置，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领导。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是由时任国务院总理领衔的，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担任起草小组组长，新华社对此发文强调，“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担任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人，彰显了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重视。” 在法治轨道上改革

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这一目标的步骤开始提速。

法治对行政权的制约也在加强。改革，就意味着变法。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强调的是敢闯敢试，先破后立，这必然出现改革举措与既有法律规定的冲突，或者对立法尚不完善的领域的突破，以至于“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成了全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随着全国人大于2011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已经是时候“把改革关进制度的笼子”了。

2月28日，即2014年“两会”开幕的3天之前，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据报道，在早些时候就对法律和改革的问题做出指示：改革中遇到需要修改法律的情况，要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

顶层设计范文第2篇

自从中央提出改革的“顶口层设计”概念后，有关顶层设计的问题，在各个层面上被广泛使用。但是究竟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以往忽视了顶层设计还是其他什么，当改革面临困难，正处在胶着期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和认识顶层设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和认真对待的。

“顶层设计：原查是一个系统工程堂的概念

就顶层设计本身来看，这一概念原本并不是专门针对改革问题出现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就是说，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以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从我国实践看，顶层设计在前些年的电子政务建设中被广泛应用，主要强调电子政务要避免重复建设，突出规划战略的地位，以及实现这一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所谓改堇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改革的整体谋划

“顶层设计”被引入改革领域，从中央文件看，首见于“十二五”规划，后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进一步被强调。其核心理念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进行整体谋划，除了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等改革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以及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整体谋划，也是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顶层设计”被泛化，给人们造成某种错觉：似乎近年来虫国改堇国难重重，主要是国为没有搞好顶层设计造成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顶层设计有被泛化的现象。比如，从中央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之后，许多行业、部门和地区也都在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比如经济、社会、行政、政治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甚至具体到某一领域和地区，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等行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省、市、县等不同层级改革的顶层设计等。这一现象给人们造成某种错觉：似乎近年来中国改革困难重重、裹足不前、畏首畏尾，主要是因为没有搞好顶层设计造成的，只要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就会一往无前、摆脱困境了。

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觉。改革要注重顶层设计是当然的，也是我们通过长期的改革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远比突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复杂得多。即使就改革的顶层设计本身来看，重要的大概也不是某一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而是整个改革的发展逻辑、内在结构的问题，未来中国的改革，很难再靠单一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其他改革前行了。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对下一步中国的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从改革的发展逻辑看，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起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的。尽管改革的内容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但其他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或开辟道路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然而，到了2005年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困难，政府问题乃至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阻力。基于此，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做出了“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这意味着，改革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改革被历史地提上了重要议程。

从改革的内在结构看，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全方位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实践中明显地感受到改革的内在结构有明显的不匹配、不平衡的问题。其中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短板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当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不能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时，即使再好的经济改革方案，也许都无法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去实施，也很难获得政治层面的保障。如何使改革内在的结构更加合理、平衡，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注重顶层设计，决不应该是某种单一领域的顶层设计，而是综合性的顶层设计；不是地方某一层级上的顶层设计，而是中央层面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如果不是这样的顶层设计，即使方案设计得再好，也很难解决改革面临的问题。

今天改革面面临的问题，丛本质上说，是现实社会应营造二仝仕么样的“势”的回题

当然，解决了全局、综合性的顶层设计内涵问题，也不意味着改革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中间最关键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思维去进行顶层设计，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这中间，最重要的恐怕是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营造什么样的“势”的问题。比如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当时问题的要害在于1989年之后，中国从1978年后积聚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势”似乎已被淡化，改革在某些领域一度陷入沉闷的状态，一些上纲上线的争论一度激烈。正是在这样“势”的下面，邓小平高瞻远瞩，再一次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拨向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的航道，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今天仍然有可能在计划和市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困局中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决不是某一领域或者某个层面的微观的问题，也不是某一方面具体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问题，而是现实社会所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势”的气场问题。

顶层设计范文第3篇

地方有所作为”

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多民生工程建设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来沟通。政府和金融机构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中国金融业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您和金融界人士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卢仕仁：中国金融的核心问题，是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老百姓的货币没有反映价值本身，每年在银行的活期存款跟物价上涨相比有时还是负增长，所以，金融核心问题是利率市场化。

从国家治理来看，一直对金融机构采取控制的做法，从局部来说，地方能做的事情就是引导资金向本地流动，顶层设计的问题很关键。

我认识的一些金融高管，大家在谈到金融问题的时候，有些共同的关注点：

第一，是政府融资平台规模过大、成本过高问题。国外唱空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融资平台破产的，还不上钱的。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融资平台仍然是支持的，但会在地方负债成本和规模上做调整。

第二，是深化银行改革，就是允许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办银行，建立由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银行体系。我们讲建立中小银行、穷人银行、政策性银行，本意就是按照市场原则支持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

第三，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全世界只有中国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企业主要是从银行借钱，这也使得银行风险加大，投资人和使用资金的人没有形成直接的产权关系制度。

第四，是金融资本如何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合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资源的配置是城市强、农村弱，农村建设用地和农村产权不清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偿使用肯定是个方向，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决策》：利率市场化改革，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冲击与改变？

刘辉：原来银行家谁都可以做，坐收利率差之利。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金融机构就要思考怎样去面向市场，怎么研究客户，怎么进行商业模式变革，怎么提高营销水平。如果利率放开了，银行就要考虑怎么样吸到钱，必须研究你的客户，研究你的市场、你的对象，这才叫银行家、企业家。

银行家是企业家，还应该是政治家，要注意研究政策走向，同时要承担起作为中国银行家的政治责任。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很多民生工程项目，例如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环境治理，政府要把这些政策信息与银行家沟通；银行家则要有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政治家的魄力，围绕这些政策去更好地促进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在这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要把政策、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实现双赢。

《决策》：顶层设计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在现实工作中，您感觉地方金融创新的空间是怎样的？

钱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感觉有两个比较纠结的地方。第一，从基层来看，感觉金融工作腾挪空间不大。国家金融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监管机构是派驻的，不同金融业态是分割的，监管和准入是条条的。金融改革亟需地方有所作为。

基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希望上面出政策；但是，能够做顶层设计的人，又感到金融是经济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风险最容易外溢的行业，金融改革做顶层设计的难度也非常大，上面更希望地方能多创新，能够从盆景变成森林，能够从“亮点”变成普遍。也就是说，基层希望上面顶层设计，高层希望下面创造经验，这对矛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纠结的地方是，具有社会动员力量的党政机关，非常缺乏具有金融行业背景的技术官员。几大金融业块里面的人才，又缺乏党政机关才具有的广泛动员能力。这样一种分割的状态，使得30多年来金融改革鲜有设计，即使刚开始小试牛刀但很快就停滞了。但这个欠账是一定要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了金融改革创新。我非常关注。

“金融工作不能

就金融抓金融”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对于后发地区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地方金融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卢仕仁：就阜阳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投入不大。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成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地方解决投入问题靠两个渠道，一是招商引资，一是增加贷款投放，利用金融工具和杠杆解决投入问题。

具体到阜阳市，2012年阜阳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89.6亿元，占全省存款余额的8%左右，在全省排第4位。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40.7亿元，占全省2.5%左右，存贷比42%左右，安徽省平均水平是69%。也就是说，阜阳的钱用在阜阳的太少了。

第二个问题，城市融资平台建立迟，融资规模小。阜阳市融资平台11个，目前整个政府直接负债只有160亿，其中市这一级100亿。也就是说，我们融资投入太少。

第三就是农商行改革，这是把地方上的钱用在地方最好的办法，但是阜阳8个农商行，现在改制只完成了4个。从改制成功的农商行来看，他们的存贷比达到72%左右，如果8家全部改制成功，那么每年新增贷款可以达到80亿左右。所以，这是解决钱用在阜阳的好措施。

第四个问题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太少。直接融资两个渠道，一是上市，第二是发企业债。阜阳上市公司只有金种子一家，2013年阜阳城投如果发债成功的话，直接融资也就是30个亿。这个规模也是太小了，所以，阜阳亟需通过创新金融解决有效投入问题。

《决策》：“没花到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同时也说明现在可花的钱很少，融资渠道有限呢？

卢仕仁：通过城投融资搞城市建设，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可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借贷款的，非省会城市只有靠国开行、农发行贷一点款。能搞多少呢？10个亿，20个亿。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现在对我们是不开放的，那只有三个渠道，国开行、信托基金、发企业债，渠道可以说非常有限。

阜阳国土面积9775平方公里，人口1040万。这样大的盘子，全市总负债才160亿元，南方一个县有可能也达到这个数。说明什么呢？我们没花到钱，所以影响了投入，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民生事业。

什么是金融意识？就是超前花钱意识，借钱花钱意识。借钱花钱以后，有了投入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就跟着来了，有项目来了就有就业了，就有税收了。

借钱—花钱—还钱，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后发地区看起来没有负债负担，实际上是低水平的收支平衡。

《决策》：要建立高质量的平衡，需要怎么去做呢？

卢仕仁：金融工作不能就金融抓金融，金融工作要与当地实际经济工作相结合。从城市建设的金融保障方面说，我觉得要从三个渠道来解决，一是做好城市融资平台，靠融资解决；第二是加大对城中村的改造，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又把存量建设用地置换出来了；第三是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BT或者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国家允许搞BOT的，安置房和路网建设可以利用分期付款方式。

刘辉：金融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与财政、企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联系在一起。

对亳州来说，我们先摸清了政府的债务情况，亳州市本级债务是99.9亿元，债务率很健康，不到45%。接着摸清政府的资产情况，清房产、清土地，我们有216个账目，现在的存量资金是28亿元，原来在闲置睡大觉。另外，政府名下的土地是5600多亩，也都在闲置着，资产没有变为资本，没有变为货币。

既然家底清楚了，我们将这些资金、资源盘活，与金融机构来进行对接。例如，释放出来的这近6000亩地，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这个资源，拿到他的贷款规模，拿到他的授信额度，然后再根据政府的一些重点项目，进一步进行放大。

所以，金融工作和整个政府的大财政是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盘活资产、盘活资金、盘活资源，就能与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紧密结合起来。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

从中观层面讲，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一对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决策》：对后发地区的城市来说，金融理念和金融意识较之于发达地区，本来就有差距，这对后发城市的金融创新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刘辉：就金融创新工作来说，我们必须深入、系统、冷静地分析研究。要知道出了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存在哪些难题，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挑战，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挑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的眼睛后面需要一个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后面是长期的积累，也包括实践。

《决策》：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创新本质上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现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创新举措？

刘辉：我们有一个金融创新叫做 “重点中小企业池”。也就是10家企业一起，每家拿出一定量微薄的资金，政府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合作的金融机构来放大10倍。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你来申请，企业之间的责权利都比较统一，一旦出现违约不能还贷，那不是你一家企业的事情，另外政府还有一部分铺底资金。

这个创新的核心是三个“金”：

一是“助保金”，就是“重点中小企业池”中，企业按照在合作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额度的规定比例自愿缴纳的资金，用于先行代偿池中所有企业逾期的助保金贷款。

二是“铺底资金”，市、县区和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在实施初期向助保金池注入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增信资金。

三是“风险补偿金”，是财政预算列支项目，对重点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业务所产生的风险损失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偿的资金。

《决策》：从中观层面来说，现在的金融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钱力：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有三个方面：对外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内外兼有的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对内就是解决好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从我们中观层面讲，最主要就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好推进“四化同步”和资金支持这个矛盾，这是所有地级市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在社会的金融动员能力、金融知识储备、金融发展意识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层面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而且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在金融改革中注重探索集产品、服务、机制等于一体的模式创新，这种模式既要符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市场要求、能够可持续。

《决策》：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但是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低端客户和贫困人口。三中全会《决定》提到“普惠金融”概念，后发地区能否在农村金融创新，或者说金融服务均等化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钱力：我想跟你介绍一下淮南市凤台县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我们提出的战略定位就是推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想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金融服务。

推动这项改革，我们提出了12个字方针：有需求、好操作、能复制、可持续。今年3月6日，淮南召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启动大会，当时提出要做6件事，重点介绍其中的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建立覆盖全县农户的信用信息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银行不愿给农民贷款，因为没有抵质押物。外部没有抵押，内部也没有完整的信息体系。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采集了17万户信用信息。这项工作别的地方也做了，比如浙江丽水，但是凤台有自己的特色。

一是覆盖面更广，不仅采集了农户信息，还采集了小微企业和300个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信息。二是注重信息资源的整合，我们把民政、工商、人社、公安这四个部门信息整合进去，变成50项指标，像标准普尔指数一样。三是更注重成果运用。农户信息采集之后，进行评级；评级之后，关键银行还要认这个评级。1A户可以贷款1万，2A户5万，3A户7万，全是信用贷款。

现在，不光是本地的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根据这个评级放贷，甚至包括农行等大的金融机构。

目前，全县放了900多笔，总额6500多万元。银行敢于向农民放信用贷款，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更具有意义的是让农民意识到原来信用也值钱，现在，全县形成了争创3A级信用户的氛围。

《决策》：地方金融创新是否可持续，跟能否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关系，仅仅靠政府力量去推动还远远不够，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

钱力：提到商业模式创新，就来谈谈凤台农村金融改革另一个亮点——粮食银行。这不是凤创，我们也是借鉴外地经验基础上做起来的。但与别处简单的“以粮易物”模式不同的是，我们把粮食比照货币，运用金融原理，加载金融功能，作了升级创新，实现了“粮食变资本，商业可持续，风险能控制，多方均受益”。

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所有利益关系方都能够受益，这样才可持续。对农户来说，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块收益，农户把口粮留下来，把余粮存到粮食银行，会拿到跟银行一样的存折，存进去了就开始有收益了。6个月以上定期，6个月以下活期，按照银行的利率。

第二块收益，解决了农民由于粮价的波动可能承受的损失。如果粮价上升可以取粮，也可以取钱，取粮把粮卖掉就增值了。

第三块收益，是避免了仓储成本和自然损耗。无需仓储，家里的环境就改善了，对村容村貌都有好处。

粮食银行的收益也有几块，一是息差，可以贷粮给本地或者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凤台全县一年的粮食加工需要28-30万吨，而粮食银行收储总量大概为20-22万吨，也就是可以全吃。它的综合成本在6-8%，贷给粮食加工企业在8-10%。这是息差这一块。

第二个是利差。一家一户的农民靠余粮到银行质押，一般不可能，即使个体粮食大户议价能力也是很弱的。但是粮食银行本身是一家公司，有了一定规模后，他可以用仓单质押，在银行可以拿到比较低的利率，资金再投入到产业化运营中，这样利息的成本又省出来了。

顶层设计范文第4篇

一、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与改革的顶层设计

过去三十多年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带有增量的鲜明特征，往往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今天，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更多涉及包括政府体制在内的存量制度变革，涉及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博弈，其深刻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第一次转型与改革。

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顶层设计提出新要求。在政府转型成为改革关键和重点的时候，由部门自行设计方案推进改革，难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十二五”时期加快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改革的“重头戏”，将涉及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这些改革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方案，真正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要求推进公益机构改革。

克服地方利益，对改革顶层设计提出新要求。未来5年，改革将更多地触及地方利益。比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改革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要控制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严格限制高污染行业，可能会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些问题必然涉及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深层次调整，需要在中央统筹规划、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

克服行业利益，对改革顶层设计提出新要求。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我们能够逐步看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为此国家出台了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新36条。但其真正落实，涉及打破行政垄断，涉及包括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多个行业的利益调整，涉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发展方式转变的特定背景下，更多的国有经济将从与民争利的领域退出，更多的国有经济将配置在公益性领域。只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规划下，才能切实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国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

二、全面改革与改革的顶层设计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是中央对新阶段改革的总体部署。要推进全面改革，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选择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和改革路径，形成改革的总体规划。

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战略目标相对明确，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番等。新阶段的改革不仅仅涉及经济体制、经济总量和人均总量的指标，还涉及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这些领域都需要有明确的体制目标和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在新阶段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都相当重要，但却不能等量齐观。新阶段的改革中，地方的探索仍相当重要，但在改革触及政府自身转型的情况下，更需要明确改革的主攻方向。把握全面改革的主要矛盾，可以带动全局，使改革全盘皆活。

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到底先从哪里破题？后续的改革如何跟进？现在来看，在整个改革设计上有一个抓住时机、确定优先顺序的问题；在各领域内部改革上，同样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确定优先顺序的问题。

三、改革的重点突破与改革的顶层设计

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按照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要求，在重点领域中寻求突破。发展方式和重点领域的改革都带有结构性改革的鲜明特征，都需要把握改革的关联性和配套性增强的现实需求，进而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规划。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

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十二五”时期既是改革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范文第5篇

就在1月10日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国土年会”）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国土资源是生产、生活、生态之本，事关“四化”同步和整个现代化进程，要求国土资源部积极稳妥推进国土资源领域改革，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坚实支撑。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为期两天的国土年会上了解到，国土资源部将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国土资源重点领域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

国土资源部内部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国土部已经着手编制保耕地红线新规，并将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手推动划定三大城市群和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同时，国务院已成立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土部将牵头承担6项重要改革任务。

改革大局已定，但路线图仍待明确。上述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土部部长姜大明的规划，2014年将是国土资源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改革方案真正落地实施将在2015年大范围铺开。

酝酿耕保新规

国土部副部长徐德明部署2014年重点工作时表示，按照中央提出的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要求，国土部将从“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保护补偿机制”、“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国土部将先从控制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周边开始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由大到小，由近到远，全面覆盖各类城市和小城镇。用两到三年时间，把永久保护农田划定到户。

在国土年会分组讨论上，徐德明谈到，现在有的农民让地荒着不种，只等政策放开卖地。如果划定永久性基本农田，就等于告诉他土地永久卖不了，会促使他把地流转出去让别人种而不是荒着，这有利于推动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目前国土部已指定了具体的业务负责部门着手编制新的耕地保护文件，并已经形成了一份草稿。参与编制文件的核心人士表示，新文件将规定基本农田永久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如果一定要占用，则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样可避免地方通过调整城市规划来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

“过去耕地占补平衡是‘占一补一’，对补充的耕地的质量没有作硬性要求，导致优质耕地被大量占用。新编制的文件将强调‘以补定占’，在保证有能力补充同等数量、同等质量耕地的情况下，才允许占地。”上述核心人士同时表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耕地保护文件将提出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战略。要求被占用的各类耕地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剥离后运到就近地块覆盖，如果空间距离远也要在附近找到合适地块进行堆放保护。

记者了解到，2012年国土部在下发的《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中，曾提出过上述耕作层剥离要求，但地方并未严格落实政策。

“这主要会增加开发成本，建设单位不愿意做。但是从全国来看，耕作层是很重要的资源。要采取行政的手段，设置专门的费款，推动起来。”一位地方国土部门负责人建议。

推动划定城市边界

“划定城市发展边界，500万人以上城市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这是本次国土年会释放出的最吸引眼球的消息，也是国土部加强和改善土地调控的一项重要举措。

姜大明在会上表示，城市建设无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控制好开发强度，没有划定好城市开发边界。国土部将与住建部门联手，在划定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修订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尽快划定城市发展边界，并选择部分县市开展“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试点。

国土部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按照姜大明的要求，2014年将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开始，着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具体到城市内部，还将划定中心城、卫星城、组团、重点镇的发展范围，限制各板块继续向外扩张。

据相关调查数据，当前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国土开发强度已经严重超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已超过30%的国际极限。其中珠三角核心区国土开发强度平均已经达到了27.51%。而当前地方加速挺进特大城市的冲动依然强烈。

“过往做城市规划时，优先划定城市发展和建设空间，然后在剩下的空间中再寻找要保护的生态和农业空间，致使众多城市陆续陷入城市病泥潭。”上述负责人透露，国土部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动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优先划定生态和农业空间。

国土部还将严禁地方突破规划设立新城新区和各类园区；压缩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工业用地；从严审核城市批次用地，严格控制增量，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量会马上降低。

国土部表示，对2014年中央确定的7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应保尽保，并稳定普通商品房用地供应，防范地价异常波动，加强监测监管，促进已供住房用地开发建设。

不能硬闯关

姜大明在本次国土年会上表示，目前，各方对议论较多，有些人希望改革步子快一些、改革范围大一些。对此，国土资源系统要保持政治定力，要坚决按中央的统一部署推进改革，不急于求成，切实做到谋定而后动。

他还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权能，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权能，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权能，这些权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但这些都涉及农村土地房产的特殊性质、涉及众多部门协调、涉及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落实下来都十分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国务院领导小组已经明确了各部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务分工，其中国土部负责牵头的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及其配套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力度”等。

“部里正在组织制定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思路，需要报中央同意后再实施。”徐德明在会上表示，国土部将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设计，抓紧制定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研究起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指导意见，做好《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准备工作等。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国土年会的分组讨论上，各地方国土部门负责人对于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也最为关心。

“是我们先报试点方案，然后部里审批后实施？还是部里先确定哪些可以试，地方再做方案？”江西省一位国土部门负责人向参与小组讨论的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发问。

胡存智回应，各项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需要经过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地方不能“硬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