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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的诗

程颢的诗范文第1篇

周敦颐成思《太极图说》

因著《爱莲说》而闻名于世的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宋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几百年来,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已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宋皇v二至五年 (1050―1053),周敦颐在汝城任县令,其间在汝城重学兴教,带头捐出俸禄,号召乡绅捐资,创办学校,开辟讲坛,亲自授课,探究传播理学思想,当地充满了浓厚的理学氛围。

一天,天高云淡,莅汝治县的周敦颐与弟子程颢、程颐闲游予乐湾,登高俯瞰,整个予乐湾一览眼底。晓雾初开,炊烟缕缕,如仙雾缥缈;见耒水悄淌,如白练当空。耕者勤扶犁,村姑忙摘蔬。天、地、人之和谐交融,更悟美景绝妙之所在。眼随水移,蓦然间,一幅活灵活现的阴阳太极图凸现在眼前。予乐湾的地形,呈天然太极图,外园两山抱水,两龙护堂,形成一个大圆球,正如宇宙世界的混沌状态。耒水河在此呈S形,就像太O图的阴阳分界线,将圆球分为两半,形成阴、阳两鱼,江北为阴鱼,江南为阳鱼。而朱家花园就像阳鱼的鱼眼。中间耒水河日夜不停流动正如太极阴阳互化之意。好一幅天然太极图,周敦颐顿觉赏心悦目,精神大振,辩机悟道,融儒、佛、道之长,释天、地、人之理,遂著《太极图说》。仅249个字的《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理学思想极为重要的著作,解释了宇宙生成的本源,揭示了世界的无穷变化,阐明了变化而生阴阳,动静相依而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体现了周敦颐理学的辩证法精髓,“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 (《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既展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也展示了一个人道论,提出了天人合一,即天人合德的新体系,成为理学发端之作。后经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继承和发展、朱熹集大成,理学遂成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思想。因为周敦颐在汝城著《太极图说》,汝城因此而成为理学的发源地。如今,到予乐湾登高赏景,天然太极图景仍存,世人据此而称“太极予乐湾”。

程颢成赋《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位列《千家诗》之首的名作《春日偶成》,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即景诗。此诗收入《千家诗》并作为篇首后,成为千古流传的名诗佳作。诗作的作者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颢,全诗表达了理学家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

宋仁宗庆历年间,程颢来到汝城从学于其师周敦颐,初春时节,游经汝城县朱家湾(今予乐湾)时,见耒水环绕,杨柳依依,即景写成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诗因景美而美,景因诗佳而铭,后来朱家湾也因此改名为“予乐湾”。予乐湾,依耒水而下,在出城四五里处。高铭在《重修濂溪书院记》中说:县四五里旧有“予乐湾”,相传程子从先生游此,有“时人不识予心乐”之句,后人因以此为其名,且筑“予乐湾”为祠,是先生所凭也,久而复圮。

程颢的诗范文第2篇

在一个云淡风轻的中午,万物都朝气蓬勃,小草像个小士兵,腰挺得笔直,花儿也绽开了笑脸,小鸟乐队奏起动听的歌……迎接春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程颢大诗人走来,他边笑边摸着胡子欣赏着这烂漫无比,生机勃勃的春天……

他依傍着花儿,伴随着柳,穿行与花丛柳林之间,到前边的河流。别人看着程颢,却不知他心里有多么的高兴!恐怕别人说他挤出空闲学做少年贪玩呢!

就在这时,程颢陶醉在春色之间,无比快乐,便写下这首诗:

《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程颢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字:文彦博;洛阳诗人群体;文化;道德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在政治首都汴梁,正在进行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而在另一个足以与都城汴京分庭抗礼的文化中心洛阳,一批因不支持变法而暂时失势的官僚聚集于此,以枢密使文彦博为代表,包括前任的首辅富弼、御史中丞吕公著等朝廷重臣,在洛阳形成了一个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士大夫群体,隐隐约约在文人群体中发挥着影响,吸引着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在政治上都倾向于保守派,并与退居洛阳的元老旧臣有很深的交往的理学大家邵雍、 程颢,程颐因缘际会聚合于此,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文化群体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 表达着当时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另一种声音。

经历了八十多年的时间,北宋政权已经巩固,社会渐渐安定,民众逐渐富裕,但是潜藏的问题也开始出现,状况令人忧虑,因此变革成为士大夫们的共识。但在熙宁年间,士大夫变法的取向和策略出现了分歧。一批士大夫倾向于采取激烈的变法策略,旨在皇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如王安石。但相当多的士大夫却并不赞成这种变法步骤,似乎更趋向于采取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借助道德理性的力量,确立知识与思想以及它的承担者在秩序中的规训意义,并进而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如文彦博。后者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影响政治操作。但是在熙宁时期的变法是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次改革的思潮含有相当强烈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取向。因此在对弊端进行改革时,绝不允许有异己的思想和道德的存在。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大批对变法持相左意见的朝廷元老或明哲保身,或排挤驱逐,或自愿,或被动地离开京城,退居洛阳。在远离政治的这一方沃土中,继续延续自己文化和道德的信仰,使其茁壮成长,因此,在皇权无限膨胀与知识权利萎缩的情况下,洛阳渐渐成了一个士大夫聚会与议论的中心。

北宋元丰三年,文彦博拜太尉,复判河南。九月,他牵头发起了著名的耆宿诗会――“洛阳五老会”。元丰五年,文彦博留守西京。 集洛中年德高者为诗会,就资圣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发起耆英会,《耆年会诗》云:“九老唐贤形绘事,元丰今胜会昌春。垂肩素发皆时彦,挥麈清谈尽席珍。染翰不停诗思健,飞觞无算酒行频。兰亭雅集夸修禊,洛社英游贵序宾。自愧空\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绅,当筵尚齿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北宋元丰六年,文彦博又邀程、司马旦、席汝言三位同龄老者在自家小园里举办“洛阳同甲会”,并赋诗《奉陪伯温中散程、伯康朝议司马、君从大夫席于所居小园作同甲会》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同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风生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三次耆宿诗会的发起,雅集唱和,一时好不热闹。因为诗会的与会者是有着相同政治倾向的诗人群,因此更容易让人将其创作与政治联系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诗歌本就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关系。即使上述诗社倡导一种简朴率真、单纯明了的活动形式,一种朴素的平等精神,一种悖离官本位的平民意识,但在诗会交游唱和的内容实质上,却还另有可探究的意思。对“序齿不序官”的推崇,其实有着以道相高的含义。抛却官职地位的高低贵贱,崇尚一种类似天伦的淳朴之风,从而在对传统礼义道德的推崇中体现出对政治的有意疏离。洛阳诗人群体的这种尊师远吏的隐性做法,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中国政治世界的演变有着密切联系。当时控制一切的是掌握政治资源的皇帝、政府以及官员,而掌握知识资源的士大夫阶层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因为士大夫常常是通过以知识为“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常常是通过对文化的占有权来制约皇权并凸显自己的存在的,常常是以超越和理想的思想来暗示自己的姿态的,因此他们始终要大声疾呼“尊师重道”。

这种重道重德的文化特征也突出地表现在洛阳诗人群体的诗歌观念上。文彦博自小受到泰山学派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由于他的政治家身份,促使他不可能像纯粹的诗人那样写作纯粹的具有文学意义的诗歌,而是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的诗歌风格和诗歌观念。在洛阳这个诗人群体中,除了有许多与文彦博一样具有政治家身份的诗人以外,还有像二程那样的道学家。无论政治家还是道学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不局限于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二者最主要的身份虽然并不相同,但有一个根本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因此洛阳诗人群体较鲜明地体现出“醇儒”的特色,即使偶有某些释道思想,也只是生活中的调剂而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作为一代儒相文彦博,与理学鼻祖二程,还有坚决反对佛教的范镇等,他们使洛阳一带成为儒学中心,与之相应的,是在诗歌观念上也明显体现出儒家的诗教色彩。

人们常常将程颢、程颐并称为“二程”,但在对待文道关系的问题上,二人的观点并不一致。程颢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彦博较为接近。程颢认为“立诚”自为根本,所谓“诚”,自然是二程所大力标举和倡导的儒家观念。但接着程颢指出“修饰言辞”亦能对“道”有所补益,“修辞”与“立诚”,实为“文质之义”。可见程颢从以“道”为本的角度出发,对“文”的意义加以肯定。这种阐释一方面推动了理学家诗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诗歌在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程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和先贤之文非“词章之文” 的观点与文彦博相当一致,但程颐显然比文彦博更为激烈地反对“文”。程颐将为文视为而加以否定,并以著名的 “作文害道”说成为重道轻文的极端典型。程颐的这种态度在理学影响日趋深远的南宋以后,对于诗歌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总的来看,除了程颐的较为极端的轻视文学的观念和司马光因政治原因而偶尔表现出的对诗赋的否定态度,洛阳诗人群普遍所持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念,虽然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他们在强调“道”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并不否定诗歌的价值和艺术性;在鼓吹实用经济的熙宁变法的大背景之下,文彦博所极力推举的“德行”以道德治世的理念,在洛阳诗人群体的交游和创作中有着突出体现。正是由于文彦博在政治上的优渥地位,和具有儒家正统的诗歌观念和文道思想,使他在洛阳诗人群体中成为无可厚非的精神领袖。在他的影响之下,洛阳诗人群体文化将政治、思想、学术等紧密结合而承载了许多文化意义,凸显了宋诗的大文化特征而成为熙丰诗坛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文彦博著.郝继文标点《文潞公集》【M】山西:山西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张海鸥.《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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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4年版

[4]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M】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郭鹏.《诗心与文道――北宋诗学的以文为诗问题研

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2年版

程颢的诗范文第4篇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於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称,与汉唐儒之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於韩愈,而实成於宋儒。①

纵观两宋儒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自汉儒至於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②第二,自宋仁宗庆时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思想的活跃。第三,自宋神宗时始,王安石的王学据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宋哲宗元时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程学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至南宋初期,管受秦桧的压制,却逐渐兴盛。第四,宋孝宗时,因朱熹著书立说,大力倡导,理学在民间大盛。第五,宋理宗时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始据尔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两个最大的儒学流派先後各领风骚,有密切的关。

宋朝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於《琬琰集删存》卷3,此传说:

「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

宋人罗从彦说:

「王安石以高明之学,卓绝之行,前无古人,其意盖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③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38《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 。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④王安石答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⑤欧阳修

①《朱子学提纲》第13页。

②《困学纪闻》卷8。

③《罗豫章先生集》卷6《遵尧录》六《韩琦》。

④《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7。

⑤《王文公文集》卷55《奉酬永叔见赠》。

1

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 )。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①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庆时,儒学者治经,但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1071)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②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1083)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③翌年五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④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适等人。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宋哲宗元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大其辞。「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⑤

司马光的主张遭到纯仁的反对,他说:「《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据说司马光对纯仁之说「欣纳之。⑥

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诏》说:

①《王文公文集》卷73。

②《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

③《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戊子。

④《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壬戌。

⑤《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4《起请科场子》。

⑥《长编》卷371元元年三月壬戌。

2

「道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士以传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①

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②

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③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④

《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

①《宋大诏令集》卷156。

②《嵩山文集》卷13。

③《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④《河南程氏文集》卷11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伊洛渊源录》卷2。

3

学於周颐,①「决非周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颐无丝毫干涉。②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而非从周颐学「得不传之学。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③

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 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④

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

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⑤

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

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 墓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⑥

尹 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①关於周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伊洛渊源录》卷1周颐《事状》说:「姓周氏,名实,字茂叔,後避英宗旧名,改颐。《贵耳集》卷上说:

「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後名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按周宗实改名周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②《邓广铭学论著自选集》第311棧常保惨场?/P>

③《伊洛渊源录》卷2。

④《河南程氏文集》目录。

⑤《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道命录》卷3《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

绝》。

⑥《和靖尹先生文集》卷10。

4

程颢。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①

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②

《宋史》卷435《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  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颐,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③

胡安国与朱震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吸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93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

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④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适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 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①《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癸酉,《道命录》卷3《胡文定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於从

祀》。

②《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辛卯,《道命录》卷3《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

③以《汉上易集传》表参校。

④《朱子语类》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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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①

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②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③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④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1227)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⑤

淳元年(1241),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封周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御「《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⑥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⑦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管其学观点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

①《水心文集》卷13《郭府君墓铭》。

②《宋史》卷429《朱熹传》。

③《宋史》卷429《朱熹传》。

④《朱子语类》卷19。

⑤《宋史》卷41《理宗纪》。

⑥《宋史》卷42《理宗纪》。

⑦《宋史》卷105《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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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当然,因孟子与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①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②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五四运动 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蒙已故刘子健先生教正,作了若干修改,谨怀念之情)

程颢的诗范文第5篇

这是沈颢,曾经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的沈颢,这是“足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重量级媒体人――沈颢。

“圣徒”节操碎了一地

次日下午4时,沈颢的妻子江华在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站立逾1小时,呼吁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沈颢得到警方公正对待。这一天,她为“新闻的圣徒”沈颢写下长诗,“……我爱你。爱你的宽容与正直。也热爱着你的热爱,你的新闻理想/中国人的新闻理想。我爱你。爱你的沉默与忧伤……”

然而,与这“圣徒”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四天之后的9月29日,央视新闻频道《东方时空》中,即将沦为“囚徒”的沈颢面对镜头的深深忏悔:我违背了新闻操守层面基本观念。

在新华社的《沈颢反省:我违背了新闻操守层面基本观念》一文中,对沈颢自9月25日下午被带走到当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揭露了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这三家媒体“敲诈勒索”企业钱财的方式。

“我知道,公安机关这次对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等的查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道。”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

“不要害怕,继续要做,完成指标。”

……

这是沈颢的坦白。

让我们再将视线回到为沈颢举牌的江华身上,网易真话栏目以“沈颢曾向妻承诺无经济问题”为题刊发网易新媒体记者对江华的采访。在被记者问到“有人质疑沈颢既然被警方带走,或多或少存在经济问题,你怎么看?”江华坦然答道:“在这个事情(21世纪网涉新闻敲诈案发)后,我非常非常严肃地问沈颢,我们家有没有经济问题。沈颢非常清晰地跟我说,我们家所有收入都是合法收入,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关乎现实与金钱,关乎爱情与梦想。

这是“一个悲剧”

沈颢涉案被查后,《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远去的鼓声》《那些新闻的圣徒》等文章又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呈刷屏之势,众多网友藉此抒发着对沈颢今昔对比的扼腕之情。

9月27日,中国宿迁网转载上海观察《起底21世纪总编沈颢这些年》一文,“目前案情事实还未对外公布,给沈颢贴上任何标签都不妥”,结尾处,作者还颇为伤感地写道,“他会犯那些授人以柄的错误吗?”“他会是那个退潮之后的裸泳者吗?”

沈颢曾经的同事石扉客还专门写下《谈沈颢》,他在文中直言不讳“沈颢是神级的人物”,他称,沈颢参与开创了一纸风行的南周时代,又开创了波澜壮阔的“21时代”,中间还玩了一把城市画报小资风,他亲手缔造的“21帝国”铸就了国有商业媒体在股权架构与社会演化上的双重意义。无论“21案”最终如何发展,作为市场化媒体中这十多年来的标杆性人物,他的功业、才情和个性,毫无疑问早已是一个写入新闻史的传奇。

FT中文网徐达内撰写的《偶像沈颢》也流传甚广。“这是一个崇拜张小龙甚于程益中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喜欢马云甚于沈颢的年代,自诩为新闻圣徒的沈颢们,实则不过是悲情的新闻赌徒,他们以自己的满腹才华与赤诚之心为筹码,与风云际会、规则冷酷的大时代庄家对赌,多轮博弈之后,他们最终输了。”在对沈颢的过去及现状做过全面梳理之后,徐在结尾这样写道。

沈颢“圣徒”形象的跌落导致的舆论大哗源于他曾经对新闻理想近乎痴迷的追逐。

“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前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得很好。”沈颢说。

翻开沈颢的履历,或许他所言非虚。沈颢,1971年3月出生,浙江嘉兴人;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历任新闻部主任、编委;1999年,他执笔写下流传甚广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在互联网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沈颢经常在办公室里熬通宵,加上桌面堆满的国内国外报刊,他的眼睛因大量阅读而布满血丝。”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副总编辑江艺平说。

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华,为沈颢赢得了更多晋升机会。1999年1月,他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后又任职《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2000年10月,出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2003年,任21世纪经济报系发行人;2008年,出任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后兼任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

除了努力,沈颢还赶上了中国传媒的黄金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高歌行进最high的就是市场化媒体。当我们需要卸下行政包袱的时候,被推向市场的媒体算的是经济账。《21世纪经济报道》也赶上了这个时代,上半身计划体制,下半身市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传媒业的从业规则。“报社领导给了我们业务指标,2011年是9000万,2012和2013年是每年7000万,2014年又是9000万。”21世纪网总裁刘冬此语蕴含着某种剑气。

而沈颢,也最终由新闻理想的追逐者滑落为新闻敲诈案的领导者、支持者、参与者。

“虽然我们内部规章制度严格禁止此类事情,我们平时也三令五申说过,但在日常执行过程中,我是默认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媒体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些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违背了当初自己对新闻行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非常后悔。”沈颢如此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将这次的事件视为“一个悲剧”。

撕裂理想的“经营者”

2013年10月,《新快报》连续在头版刊文《请放人》《再请放人》相信还让很多媒体中人印象深刻。该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根据他人提供的材料,在未经核实,也未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造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务造假等问题。此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酬劳”。

2014年10月17日,新华社客户端快讯,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损害商业信誉罪、非国家工作人员,一审判决原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

实际上,早在21世纪案发之前,对媒体的整肃风暴已经拉开序幕。2014年6月1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因为涉嫌,被吉林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从农家子弟到“公家人”的郭振玺的幕后故事被拉回公众视野。据财新网报道,由郭振玺负责的央视“3・15”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曾广受关注,但也颇有争议。另据《企业观察报》报道,郭振玺被调查之后,许多企业家拍手称快,因为郭振玺一手靠“3・15”晚会打压企业,一手靠“年度经济人物”拉拢企业,输送利益,大肆敛财。有分析人士指出,郭振玺长期担任央视广告部和财经频道两大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在他被调查后,所涉及的问题必然会引起更大涟漪。

7月11日,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主持人芮成钢和另一名制片人被带走,财新网的报道称之为“央视反腐掀起第二波”。随后,芮成钢于2002年1月25日出资15万与曹刚、洪星一起创立北京帕格索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被证实,而那时,芮成钢参加工作才三年;出入各种场合,开的都是价值300多万元的墨绿色捷豹也被同时起底……此后,央视名嘴芮成钢多年来通过努力、勤奋塑造起来的专业形象被彻底击碎。

2014年10月1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依法分别对“21世纪网”总裁刘冬、副总编周斌等25人批准逮捕。而就在同一天,《石家庄日报》消息称,石家庄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王贵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种种境况,让身处其中的媒体人不得不反思,缘何,我们从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变为了撕裂理想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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