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文交所
中南文交所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保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保存着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着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本。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文化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信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本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信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激活,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中南文交所范文第2篇
[摘 要]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
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
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总之，从整体性视角看，种种考古学迹象均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和华南、中南半岛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并不是彼此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国界”，只要适合人们生存，人们便会不断地迁徙，到达能够给他们以较好生存条件的地方，而同时会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而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和人群迁徙，连同贸易交往、人口移动和文化传播，通过区域间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区域整体性格局。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种的融合，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分布情况非常繁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还促进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种群和文化的优化，使得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文化因素保留下来，构成了文化的延续性。就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在11世纪之前表现得很突出，时代越前，越是如此。大陆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由于亚洲大陆许多移民南下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9]由于地缘相近，地理环境相似，以及交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文化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传播，使得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并且表现得很突出。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
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著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群交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
① 见越南学者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309页图五，310页图六，315页图七、八，321页图九，344页图十，359页图十一。
② 关于东山文化的源头，陶维英只说对了一半，即其来自岭南等地的百越文化。但百越文化的源头在淮河流域，他却找不到，这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错误。
参考文献：
[1]童恩正．近二十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
[2](加拿大)r．j．pearson．东南亚大陆与华南史前陶器的相互关系[j]．云南文物，1986，(19)．
[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99．(4)．
[4]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j]．云南文物，1984，(16)．
[6]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7]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j]．中山大学学报．1981，(2)，王文光．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j]．云南大学学报，2004，(3)．
[8]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云南文物，1984，(15)．
[9]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史研究三题[j]．云南社会科学，1996，(3)．
[10]张光直．云南古代文明[j]．云南文物，1985，(17)．
[11]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j]．考古，1990，(6)；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1985，(18)．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
[14]蒋廷瑜．西林钢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15]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初探[j]．云南社会科学，1983，(4)．
[16]广西区博物馆．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j]．考古，1979，(6)．
[17]熊正益．文山、广南、西畴三县考古调查记[j]．云南文物，1985，(17)．
[18]汪宁生．试论不对称靴形钢钺[j]．考古，1985，(6)．
[1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2)．
[2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77，(3)；蒋志龙．越南同奈盆地的史前文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1)，
中南文交所范文第3篇
亲情交融，感受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真情
近年来，豫台之间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空前活跃，大批台湾同胞到河南寻根拜祖，连战、吴伯雄、江丙坤、宋楚瑜、郁慕明等先后率团到河南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豫台交流合作方兴未艾，中原儿女与台湾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在台期间，河南参访团走进台北育达职业高中，看望慰问92岁高龄的河南籍台湾教育家王广亚，谢伏瞻代表参访团感谢王老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在河南兴建两所大学，为河南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走进台南市凤梨种植基地，和果农进行交流，了解台湾精致农业，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深入台北夜市，与市民攀谈，了解台湾社情民意，感受台湾同胞的热情。
6月15日中午，参访团一行在高雄和在台河南同乡见面。得知河南亲人远道而来，台湾各地同乡会的老乡们争相报名，但由于场地限制、名额有限，只有150名来自台湾13个县市的河南老乡代表与参访团一行欢聚一堂，共话乡情。当谢伏瞻慰问看望大家时，不少古稀之年的河南老乡竟数次哽咽。他们纷纷与参访团一行合影留念。
当河南豫剧名家王惠的一曲豫剧《花木兰》唱段响起时，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高雄市河南同乡会理事长张明诚激动地告诉记者，“见到亲人，听到乡音，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自己是在台河南人的第二代子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多举办。他还建议在台湾成立河南人之家，让大家在台湾有所依归、有所依靠、有所寄托，能够更好地与家乡联系，为家乡的发展献一份力。
20位河南籍“大陆新娘”参加了聚会联谊，她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激动。老家郑州新密市的张晓飞动情地说：“今天省长率参访团来了，见到了家乡人，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还准备了一首台湾民歌《高山青》唱给大家听。省长说家乡的变化非常大，我们都愿意回家看看。”
文化交流，搭建两岸心与心相连的桥梁
中原“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也是台湾的“根文化”，对闽台地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次“中原情・一家亲”活动突出豫台两地文化交流，谢伏瞻省长在7天的活动中多次强调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台湾同胞更多地感知两岸文化相通共融。一场又一场精湛绝伦的少林功夫表演，让台湾乡亲感受到少林武术文化的魅力；河南豫剧名家李树建、王惠、金不换与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一场场联袂精彩演出，展现两岸戏曲文化一脉相连，赢得了台湾乡亲潮涌般的掌声；50件美轮美奂的仰韶高仿彩陶，让台中民众见识到中原文化瑰宝；缔结成姊妹学校的沁阳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和高雄市曹公小学的学生，携手演绎“国乐乡宴”，寄寓着两岸未来的希望。
6月13日，“仰韶文化宝岛行印象展”开幕式在台中儿童艺术馆举行，近千名台湾同胞观看了展览。该展览详细介绍了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中华民族起源和华夏原始艺术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仰韶文化发现和发掘过程，以及仰韶文化的特征、类型分布、科研成果等，彰显了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史、华夏艺术史和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
6月15日，参访团一行来到高雄市凤山区曹公庙，与台湾同胞一起拜谒这位河南籍先贤曹瑾。曹瑾在台期间，兴水利、办学校，为民造福，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得到世代的敬仰。台湾人民为纪念曹瑾的功绩，集资修建了“曹公祠”。
谢伏瞻动情地说，曹瑾不仅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凤山、高雄人的骄傲，更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骄傲。我们愿与台湾同胞携起手来，依托高雄的曹公庙和河南的怀朴园两个追思缅怀之所，加强合作，扩大交流，继承和弘扬曹公精神，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助力加油，为两岸人民的福祉不懈努力。
在沁阳市实验小学和高雄市曹公小学学生联欢会上，你一曲琵琶独奏《送我一枝玫瑰花》，我一首葫芦丝独奏《多情的巴扇》，最后合奏《节日欢歌》，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相同的语言，让两地的小朋友们通过彼此交流，分享活动带来的快乐，个个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河南省台办主任王海鹰说，豫台两所小学结为姊妹学校，更有利于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从而加深对彼此的认知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义非凡。
经贸交流，收获豫台合作的累累硕果
近年来，豫台两地经贸合作持续加强，交流交往不断深入。2013年，河南与台湾两地互送游客5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3%；河南与台湾贸易额24.7亿美元，同比增长43.2%；截至2013年底，已有1925家台资企业落户河南。
参访团一行先后赴台北内湖科技园区、新竹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工业园区、职业技校，考察鸿海集团、群创科技、友嘉集团、统一集团、好好物流等12家台湾知名企业。参访团一行通过观看宣传片介绍、聆听业务报告、参观产品展示，深入车间考察，问得详细、听得认真。
在6月11日举行的2014两岸（河南）经贸合作交流恳谈会上，河南对航空港发展规划和项目的推介引起了台商的极大兴趣。一些没有受邀的台商也前来参加这次恳谈会，让400人的会场挤得满满的。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说，河南参访团来台开展经贸交流选择了一个好时机，河南正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选择了好时机，注定成果丰硕。在台期间，河南参访团举办了2014两岸（河南）经贸合作交流恳谈会等多场重要活动，河南省机场集团公司与桃园国际机场公司签署友好姊妹机场合作协议，郑州丹尼斯百货在台中市现场采购农产品500万元新台币，并与台中市签署了后续采购台湾农特产品1500万元新台币的协议，河南省供销社在台南现场采购150万元人民币的虱目鱼制品。
富士康再次抢抓机遇，与河南省政府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双方将进一步加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平等协商、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现有产业项目为依托，以双方优势领域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创新合作方式、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重点培育并促成一批高新技术合作项目，着力提升河南产业核心竞争力，共同推进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副省长赵建才说，台湾有先进高新技术，河南有广阔的市场，此次活动增进了台湾同胞对快速发展的河南的了解，这为进一步推动两地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南文交所范文第4篇
南海扼南北要冲，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江岸”于一身，名列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其中。青山秀水、地杰人灵，历史久远，积淀深厚，有“教育之乡”、“体育之乡”、“建筑之乡”、“纺织之乡”、“长寿之乡”等诸多美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座江海之城既包含近代文明的浓厚意蕴，又充满现代都市文明的蓬勃气息。
江海文化始源
早在千年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现在的南通还处在一片茫茫江水中，只是万里长江人海口的一块沙洲，史称“胡逗洲”。“沧海桑田”，随着长江泥沙的堆积，水退土长，与陆地连在一起，便形成了现在南通所在的这块平原，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出现城市的最早雏形。
南通所在地理，南北文化交融。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常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苏北人)，这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人文特征，南北文化各取所长，颇有趣味。
南通的海安县应是江海文明始源。1973年在该县的原沙岗公社青墩大队(现南莫镇青墩村)开挖新河时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址，并出土了大量文物。这就是所谓的青墩遗址。
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江苏及其周边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混战，世世代代居住在淮、沂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祸，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南下，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南通最早的居民。他们在南通这土地上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
南方文化渐主流
春秋战国，吴王夫差骁勇善战，北霸中原，当时出现一些小规模移民活动。随后吴越相争，越又灭吴，大举向北移民。这几次移民者随一部分散落到海陵(今泰州)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接下来的两晋战乱不断，北方人口数度大举南迁，至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
南北朝后自然多有变迁，及至唐朝时有盐场，玄宗曾设置盐官，同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一个军事据点。南通有学者一再强调南通的文化是盐文化，可见这一时期对南通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统治胡逗洲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说明在当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
后周显德年间，此地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静海人与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或定居。至元明之时，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
明末清初的崇明人陈朝玉率妻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那个时候海门竟然已有一万多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从崇明那边迁徙而来，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迁至海门。
至近代张謇时，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
但南方文化逐渐强势，并不意味着南北文化交融的隔断。这皆因南通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大运河漕运使南北交流无碍，有副对联可以反映当时的盛况：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南通方言拾趣
中南文交所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元代;送使安南诗
有元一代，对外交流频繁，其中与安南（安南，古称交趾，位于今天的越南北部）的往来也较为密切，有史记载的，元朝曾有三十七次遣使安南。在出使安南过程中，作为使臣的文人，也留下了诸多记载安南之行的诗作。同时，在出使前，为这些使臣赠诗送行、寄托情意，也成为当时文人赠答唱和的一种方式，故而元代产生了送使安南诗。笔者打算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对元代送使安南诗作一个全面的辨别与梳理工作，为以后元代送使安南诗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首先，汤开建《元代安南诗辑校》中篇：元人送使安南及安南人酬唱诗，中收录了元人送使安南诗共52首。其中是安南送使诗且与《全元诗》中重复的有33首;其收录的在《全元诗》中所没有收录的元人送使安南诗有11首;还有8首不算是安南送使诗。其次，周思成的学位论文《诗人、使臣集一身――元代安南纪行诗人群体研究》，在汤开建《元代安南诗辑校》的基础上增补诗歌5首，其中4首都符合，1首恐误。且存疑1首。最后，翻阅《全元诗》《安南志略》，增补5首。故目前，元代送使安南诗有54首，其中1首存疑。
一、《元代安南诗辑校》辑录情况
（1）《元代安南诗辑校》中确为安南送使诗且与《全元诗》中重复的有33首为：
1.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 王盘;2.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 侯宗礼;3.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 阎复;4.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 庾恭;5.送柴尚书辈西南行 胡祗y;6.送柴尚书云南开府三首 胡祗y（三首）;7.送尚书柴庄卿出使安南 王载;8.送柴尚书庄卿出使安南 侯谦;9.送柴尚书庄卿出使安南两首 李清（两首）;10.送李两山奉使安南二首 董文用（两首）;11.送李两山再使安南 阎复;12.送梁贡父尚书使安南诗并引 姚燧;13.送李萧二君奉使安南 王恽;14.送萧郎中出使安南 信世昌;15.送萧郎中出使安南 刘岳;16.送则平使安南 臧梦解;17.送萧郎中方奉使安南 董文用 ;18.送萧郎中出使安南 陈俨;19.送礼部侍郎乔元朗使安南 程夫;20.送南宫舍人赵期颐奉使安南 王约;21.送南宫舍人赵子期宣诏交趾 虞集;22.送赵子期使交趾 陈旅;23.送南宫舍人赵子期出使安南 苏天爵;24.送傅汝砺之安南 黄;25.送傅与砺出使安南 宋沂;26.赠刘宗道使安南（《全元诗》中题目为《赠刘宗道使日南》内容一致，且日南也是安南一部分，故判断为同一首诗）（此诗采用《全元诗》版本）李源道;27.送文郎中赴交趾 柳贯;28.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袁桷;29.送李景山侍郎使安南 程夫。
（2）《全元诗》中没有收录的但在《元代安南诗辑校》中有提及的元代送使诗，共11首：
1.送礼部尚书柴椿使安南 李宏;2.送柴椿使安南 王构;3.送礼部尚书柴椿使安南 王之纲;4.送礼部尚书柴椿使安南 王希贤;5.送李b使安南 王沂;6.送兵部郎中萧泰登使安南 宋渤（两首）;7.送傅与砺从事安南 揭菟;8.送傅与砺佐使安南 欧阳玄;9.送傅与砺使安南 倪道原（两首）。
（3）其中不是元代送使诗的8首：
1.夺锦标――送李景山 滕宾;2.满江红――送李景山使交趾 姚燧;3.送江西傅与砺赴广州教授 贡师泰;4.送傅与砺广州教授 黄;5.送傅汝砺使安南 谢端;6.送傅与砺使安南 贺方;7.赠傅与砺使安南还 危起;8.赠傅与砺使安南还 张翥。
《夺锦标――送李景山》、《满江红――送李景山使交趾》是词，不是诗歌，汤开建先生将其纳入入《元人送使安南及安南人酬唱诗》的范围内，有不妥之处。贡师泰的《送江西傅与砺赴广州教授》、黄玫摹端透涤腠鹿阒萁淌凇贰⑿欢说摹端透等觏率拱材稀贰⒑胤降摹端透涤腠率拱材稀贰⑽F鸬摹对傅与砺使安南还》、张翥的《赠傅与砺使安南还》为傅若金出使安南之后，去广州任职时，各名家的送别之作，不是为其出使安南所作的送别诗，故不能算作元人送使安南诗。贡师泰的《送江西傅与砺赴广州教授》、黄玫摹端透涤腠鹿阒萁淌凇反颖晏饩涂梢耘卸掀湮赴广州时的送别诗。谢端的《送傅汝砺使安南》、贺方的《送傅与砺使安南》虽从标题上看似乎为其出使安南时的送别诗，但在《全元诗》中的标题则分别为《送傅与砺赴广州教授》、《送傅与砺赴广州教授》，可见，这两首诗，为傅若金赴广州时友人所作。危起的《赠傅与砺使安南还》、张翥的《赠傅与砺使安南还》，危起的《赠傅与砺使安南还》在《全元诗》中标题也为《送傅与砺赴广州教授》，且有注释：“后至元初，傅若金出使安南还朝，授广东路儒学教授，朝野为其送行，危起也以诗相饯”亦可证明其为傅若金赴广州时的送别之作。张翥的《赠傅与砺使安南还》在《全元诗》中无对应之作，但也为傅若金出使归来的后续诗作，不在安南送使诗的范围内。
二、周思成论文增补情况
周思成增补的5首诗，其中王恽的《赠孟文伯》、梁曾的《送兵部尚书柴椿使安南》①、陆友《送赵子期使交趾》、刘敏中《送乔元朗奉使交趾》四首，确为送使安南诗;但其中增补的薛玄曦的《送文郎中奉使交趾》，实为柳贯的《送文郎中傅交趾》。周思成增补薛玄曦的《送文郎中奉使交趾》是从《元诗选二集・上卿外史薛玄曦》中辑得，诗原文为“天子龙飞统万邦，玉符封检下殊方。远人尽是雕题僚，奉使唯应粉署郎。翡翠飞时铜柱湿，鹧鸪啼处石门荒。炎风苦雨烦珍重，蒌叶槟榔取次尝。下面注云：“《提要》《正题》俱作柳贯，《待制集》中不载” ②指出，此篇作者可能为柳贯。《安南诗辑校》中此诗被列入柳贯的名下，但也有注云：“作者，《元音》卷7题为‘薛元羲’，待考”，可见作者为薛元羲还是柳贯，不确定。《全元诗》中，薛元曦的诗歌中，没有收录此篇，但柳贯诗作中可见此诗《送文郎中赴交趾》“天子龙飞统万邦，玉苻封检下殊方。远人尽是雕题僚，奉使唯应粉署郎。翡翠飞时铜柱湿，鹧鸪啼处石门荒。炎风苦雨烦珍重，蒌叶槟榔取次尝。”可见，作者，已经将作者考证确认为柳贯。故此诗实为柳贯的作品，周思成的增补有误。另外，他还指出存疑诗歌1首：杨载《送李侍郎使安南》由于诗作没有序言、注解等其他信息，单凭李侍郎难以断定，送别对象，故暂且存疑。
三、据《全元诗》、《安南志略》的增补情况
另外，本人在在翻阅《全元诗》、《安南志略》基础上，也增补3首元代送使安南诗：袁桷的《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长律二十韵》、胡宽的《文子方郎中奉使交趾》、袁桷的《送李景山使交趾》。另外，《安南志略》中收录的黎〉2首诗――《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送文史傅与砺佐天使安南》，也可以算作元代送使安南诗。黎∷湮安南人，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师人安南，第二年，黎榻等朐，后居汉阳。其送使诗是在居于元朝时所作，可以算作元朝送使安南诗的一部分。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可以确定元代送使安南诗共有54首，其中1首存疑。（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注释：
①汤开建《元代安南诗辑校》将梁曾的《送兵部尚书柴椿使安南》列入了《元人使安南诗》，恐误。
②（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355.
参考文献：
[1]杨镰编.全元诗 [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