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下一句范文第1篇

古人作诗填词都很讲究炼字，炼字就是推敲用字，使言辞准确恰当。在一首诗中，诗人反复锤炼推敲的某一字，也就是最能表达诗人思想情感，体现诗人独具匠心的字。所炼之字是为了提高通篇诗词的表达效果，因此，一首诗词往往会因一字，而意境全出。这样就必须要求炼字要切题、切情、切境。一般说来，炼字主要是锤炼诗词中的动词、形容词和虚词三类词。同时，古人还有炼句、炼意之说，炼字的目的就在于炼句、炼意。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道的就是自己在写诗过程中，对诗进行炼字、炼句的要求和情形。其实诗人在炼字炼句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诗歌意境的反复锤炼。据说，王安石就“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句诗中的“绿”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由最初的“到”字改为“过”字，再改为“入”“满”等字，最终定字于“绿”，可见诗人为了达到“语惊人”的效果，真可谓是呕心沥血。 在高考古诗词鉴赏的这一考点上，近几年来，关于诗词炼字型的考题各省市的考题中都有出现，而且这个考点似乎越来越受到命题者的青睐。

近年高考真题索引

2012年北京卷、天津卷、四川卷、湖北卷、安徽卷，2010年广东卷、湖南卷、四川卷，2009年四川卷、天津卷，2008年全国一卷、全国二卷、天津卷均涉及炼字题。

应考锦囊

提问方式：

对于炼字型考题，在提问上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

（1）对诗词中的某字，你认为写得好不好？为什么？

（2）同一诗句在不同版本中某字不同，你认为哪个字更为恰当？为什么？

（3）某联中或某句中最生动最传神的是什么字？为什么？

（4）品味作品中某字，进行赏析。

答题步骤：

第一，明确其字在诗句中的意义，作出合理解释；

第二，结合全诗，展开联想，分析其字在诗中所描写的景象；

第三，点出这个字烘染了怎样的意境，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题范式：

某字在诗中的意思是（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的情景，营造了（ ）的意境，表达了作者（ ）的情感。

现场练习

望江东

黄庭坚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①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②。又还是、秋将暮。

〔注〕①阑：阻隔；阻拦。 ②直饶：纵使。 分付：交付。

简析“隔”字的双重意蕴。（3分）

(2010年广东卷)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诗歌语言（炼字）的鉴赏能力。首先要明确炼字类题目一般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该字的字典义＋临时语境义，该字使用的表达技巧＋表达效果，该字所传递的作者的情感、态度。“隔”字出现在首句“江水西头隔烟树”，本句写树木阻隔了目光，从下句“思量只有梦来去”可以看出诗人在梦中思念江东。同时题目《望江东》也扣合了思念的主题，所以“隔”字的双重意蕴水到渠成地揭示出来了。

结合诗句分析，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回答：

（1）隔，隔断、阻隔之意（1分）。诗人身处江西，目光被树阻隔而难望见江东（1分）。同时，也是自身被阻隔，而回不到江东。一语双关，增强对于江东的留恋之情（1分） 。

（2）隔，隔断、阻隔之意（1分）。（客观）视觉的阻隔，江水、烟树隔断归路 （1分） ； （主观）情感的阻隔，思念之情无法传递（1分） 。

（3）隔，隔断、阻隔之意（1分）。上片前两句实写远望不见江东路，引起后两句梦中相见慰几回的虚写（想象）；想象中的相见反衬了现实中的孤独（1分）。下片前两句实写灯前写信无人传，引起后两句寻得大雁传信的虚写（想象）；想象中的暮秋雁断烘托了现实中的情感阻隔（1分）。

强化训练

好事近①

陆 游

湓口放船归，薄暮散花洲宿。两岸白红蓼，映一蓑新绿。

有沽酒处便为家，菱芡四时足。明日又乘风去，任江南江北。

〔注〕①本词写于作者54岁时东归江行途中。

赏析上片“映一蓑新绿”句中“蓑”“映”二字的巧妙之处。(4分)

(2010年湖南卷)

减字木兰花

向子①

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

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着意遮围，莫放春光造次归。

〔注〕①向子：官至户部侍郎，因反对秦桧议和而被免官。

大江东去下一句范文第2篇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关于“沸流水”是现在的哪条河，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今浑江支流富尔江之说为最可信。所谓“卒本川”，无疑是沸流水的另一个名字。据上引史料推测，朱蒙到卒本川之前，在这一带可能有一个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济纪》有朱蒙的后妻之前夫优台是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之说），朱蒙始建国号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丽部落之后改名为“高句丽”。笔者将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称“古高句丽”，这“古高句丽”就是以沸流国为首的某些部落小国，诸如《丽纪》中所载“黄龙国”、“荇人国”皆是。实际上，朱蒙在沸流水下游落脚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丽各部的。这里必须强调，古高句丽应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脱胎出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朱蒙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朱蒙派人攘斥??、“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蒙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朱蒙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较早，其主要居民为“古高句丽”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为灌奴部（亦称前部），其位置应是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北部的浑江下游地区，与辽东郡以长城线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从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北部为绝奴部（亦称后部），其地域即今临江、长白、抚松、靖宇等县辖境，它是由迁入这一带的夫余人（如曷思国）同当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东部为顺女部（亦称左部），其领域是古貊国故地，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它是由一部分迁入的高句丽人同貊人残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形成的时间是最晚的。陈寿未察上述历史变迁，只是模糊地说桂娄部替代了涓奴部对高句丽的统治，致使人们的认识造成混乱。所谓高句丽开始便以涓奴部为王是不确切的。

二、高句丽疆域向辽东方面的扩展

如前所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基本是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它与辽东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辽东长城，这条长城在辽东地区的走向应是：自今铁岭以北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江、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越鸭绿江而与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相接。3高句丽五部形成后进出玄菟、辽东二郡皆可谓“入塞”、“出塞”，汉魏时的夫余、高句丽皆是塞外民族。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高句丽而直接归附公孙政权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4高句丽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件，高句丽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丽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高句丽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高句丽“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高句丽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高句丽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高句丽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高句丽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高句丽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丽的近邻，及高句丽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高句丽，最晚见于史载是高句丽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丽，其故地已正式纳入高句丽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高句丽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在美川王执政时，高句丽加强了对辽东的侵蚀。据《丽纪》载，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西晋太安元年）秋，丽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二年（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秋八月，高句丽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西安平县为西汉所置，即今辽宁丹东?ズ蛹夤懦牵??仁墙?鲅悸探??返难屎碇?兀?彩橇啥?厍??从诔?拾氲旱囊?逅?冢?孟氐南萋溆κ歉呔淅鲈谙蛄啥?俺?拾氲豪殴?讨械囊淮巫钪匾?氖だ?V撩来ㄍ跏??辏ü??15年、西晋建兴元年）春二月，高句丽终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抚顺市浑河北岸劳动公园古城），并大肆杀获。彼时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阴结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共谋攻慕容，企图灭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采取反间之计而巧破三家联盟，并率军东攻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冬十二月弃家率数十骑投奔高句丽，?@遣其子慕容仁镇守辽东，“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辽东郡遂为慕容氏所统。另外，《丽纪》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丽将领如孥曾据于河城，“?@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馀家归于棘城（今辽宁义县稍西）”。对“河城”的位置，学界无确解，《满洲历史地理·晋代之满洲》认为河城即侨置后的朝鲜县治，在辽西，其理由是：张统是侨置后的乐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着张统在收复本郡之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说彼时因三家联盟而高句丽派兵临时驻札在辽西地区，也不可能拖带着千余人家进住河城，而从高句丽的国力来看也不可能将其势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应在辽东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内。?@派张统率部征讨，是因为张统原是辽东人，对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故国壤王攻陷辽东、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国原王（名斯由，又名钊）继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加强了防卫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光”。此时，慕容?光为前燕国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十二年）冬迁都龙城（柳城改，今辽宁朝阳）。为消除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这年十一月出兵五万五千亲征高句丽而大获全胜，“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9自此之后，高句丽纳质修贡，称臣于燕，不敢窥视辽东。及至小兽林王于公元371年继父位之后，因前秦统治东北，秦丽关系颇好，辽东无事。然而到了故国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丽出兵四万而“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即在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将慕容农率军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辽东开拓疆域。好太王名谈德，是高句丽第19代王，故国壤王之子，“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大约在好太王继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辽东二郡，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简称《碑文》）所载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讨碑丽之后取“襄平道”回军可证。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应是永乐十年）春正月时，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丽朝贡“礼慢”，便“自将兵三万袭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11无疑又收复了辽东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应是永乐十二年）局势又变，高句丽“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丽又“出师侵燕”。12显然，宿军地处龙城东北，即今北镇一带，13宿军陷落，则辽东难保。学界认为辽东、玄菟最后被高句丽占领的时间是公元404年还是可信的。后来燕王慕容熙虽欲收复辽东，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西部疆域时妄将龙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将宿军置于凌源东部、大凌河西部，认为“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西界到达凌源以东、大凌河以西，即热河东北地区”。14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高句丽军在宿军并未停留多长时间，亦即未将其纳入版图。还有人根据在朝鲜大安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壁画墓的文字资料而认为高句丽于四世纪七十年曾在中国北部设置过幽州刺史以管辖“包括今辽河以西的辽宁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东北部这样广阔地区。”15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至于对“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认识，后文略有涉及，此处不述。

三、高句丽北部疆域之变迁

高句丽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丽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领土。夫余地处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种迹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败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领土便已纳入高句丽版图。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庙，存问百姓穷困者，赐物有差”。16所幸之夫余应是早先夫余国的南疆，是王太后的故乡。《丽纪》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280年）冬十月，“肃慎来侵……达贾出奇掩击，拔擅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关于“乌川”为何水，因资料缺乏而不得其详，但它肯定是高句丽版图内的某条河流，笔者暂认为它是今伊通河上游段。

在考察高句丽北部疆域时，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丽的矛盾问题。据《丽纪》载，小兽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发兵侵犯高句丽的北边，“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汇流处的新兴民族，彼时的领土已达今下辽河北段西岸地区，所侵“八部落”应是今辽北开原、西丰地区，该地区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7收复了失地。大概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又亲率大军征讨碑丽，过富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胜数”。18关于“碑丽”即契丹之一部（亦写作“匹黎”），学界无大异议，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说、浑江流域说、浑河流域说、西拉木伦河说、赤峰西北说、甘肃西北说等。有的人认为，将高句丽作战地区说得愈远就证明高句丽愈强大，这种不负责任的治学陋习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学心态，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足取。笔者认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军远征西拉木伦河更西的甘肃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济国的威协而不顾，实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征讨不会走得太远。笔者认为碑丽应是位于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的契丹部落，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疆相隔，所谓的“盐水”应是辽河西岸的某个支流（如秀水河、拉马河等），战斗是在辽河西岸进行的。考古界认为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催陈堡山城、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应是高句丽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当在四世纪末好太王占有辽东前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这些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没有超过辽河一线。在隋代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仅是一个孤立的据点或观察哨所，被隋军拔掉之后已不复存在。

关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伟业还有征讨夫余一事。《碑文》云：“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应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别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高句丽山城，如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丽山城还有：辽源市的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盘石县的城子沟坝山城、纸房沟坝山城，东丰县的城子山山城，辉南县的辉发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备挹娄（后来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北端的“夫余城”与《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为今农安是学界流行的说法，实应如是。但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向北到达的却不是这两座城，因为从各种迹象表明，唐朝军队作战的范围远未达夫余的王城，所到者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说，农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属于高句丽所管之地（详见后文）。薛仁贵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19这扶余城无疑应在扶余川最南部。近来王绵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罗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张，颇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笔者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谓“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诸如柳河、三统河、辉发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国的（详见后文）。勿吉占领了夫余的两个王城后，高句丽的北部疆界应为今铁岭、开源、西丰、辽原、盘石、辉南一线。

四、高句丽东北至东南疆域之沿革

此处所说的疆域指的是今延边地区而至朝鲜半岛东部地区，亦即古代沃沮、东秽之故地。高句丽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如此，才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高句丽向盖马大山以外地区的发展要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其契机则是王子好童的出游。《丽记》载，公元3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东汉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丽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与“乐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将女儿相许而结成婚烟，于是就发生了好童设计袭取乐浪国的故事，高句丽终于在公元37年灭掉了崔理的乐浪国。关于这件事，学界罕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外国学者借口“崔理的乐浪国”来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的事实。20笔者认为所谓“崔理的乐浪国”乃是公元25年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地方官趁乐浪郡混乱之机而在“岭东七县”建立的割据政权，因笔者另有专文谈及，故此从略。21但需要强调的是，高句丽通过与崔理之国打交道，了解了东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鲜咸境南道）的情况，虽灭掉乐浪国后又将该地移交给了东汉，但为后来高句丽向该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许多迹象表明，高句丽人最早是通过五部中的东部（今慈江道地区）而逐渐了解朝鲜半岛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应是后来?丘俭派王颀尾追高句丽王位宫逃亡的道路。22据《丽纪》载，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北沃沮）人尚须及堂弟于刀等就曾来投高句丽；公元47年（闵中王四年）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由此可见，无论北沃沮还是南（东）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时就与高句丽有了来往，有了经济交流。及太祖王执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丽便派兵“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沧海”无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丽又征服了北沃沮。《丽纪》载：“（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记功于岩，乃还。”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丽“遣使安抚栅城”。

关于“栅城”之名应作何种理解，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栅城”即“置城”的音转，其理由是：《三国志·东夷传》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和“沟娄者句丽名城也”的记载，故而“置沟娄”即“置城”，“置”与“栅”为一音之转。23其二，认为“栅城”就是用木栅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头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设大量木栅为防御和规划的主要手段”。24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一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谈。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学界亦众说纷纭，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25庆兴及镜城说、26俄国双城子说、27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28珲春八连城说、29珲春温特赫部城说、30珲春萨其城说、31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32等。笔者认为栅城为萨其城（又写作“沙齐城”、“萨奇城”）的说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从城名来看，“萨”、“沙”与“栅”音近，“萨其（奇）”与“栅”的内在联系如同“朱理真”与“肃慎”或“女真”一样，皆为音近而异写，在本音的快、慢之读时，音节的译字有所多寡；其二，从《丽纪》所云“王东巡栅城……遂记功于岩”来看，萨其城是山城。栅城在今珲春境内是无疑的，不可能在离海较远的地方。

关于沃沮被高句丽占领的情况，在考古学方面已得到证实。从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资料看，高句丽在延边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河龙古城）、龙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珲春（石头河子古城、萨其城、温特赫部城）一带，而其它县市的高句丽遗存并不明朗，说明高句丽在北沃沮地区的控制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它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直到俄国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北青一带，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龙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从史书的记载看，东秽纳入高句丽的统治区是比较晚的。《三国志·东夷传》载：“（氵?q）汉末更属句丽。”《后汉书·东夷传》则载：“（元初五年，高句丽）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丽纪》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亦载：“夏六月，王与（氵?q）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这里的“（氵?q）貊”应指沃沮而言，而“华丽城”则是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原为岭东七县之一，是东汉乐浪郡地区“县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时华丽城尚未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大约过了数年之后，东秽终于落入高句丽之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简称《罗纪》）载：“（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这里的“??”应指沃沮和东秽。由于东秽已归附于高句丽，同沃沮成为一体，??才可直接同新罗接触。“泥河”为今之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误解即今咸镜南道的龙兴江。作如此理解，则丢掉了高句丽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关于泥河究在何处，再看《罗纪》所提供的下面的资料：（1）讷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丽长寿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丽边将猎于悉直之原，何瑟罗城主三直出兵掩杀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长寿王五十六年）春，“高句丽与??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3）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与??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简称《胜览》）将弥秩夫置于庆尚（北）道兴海（今兴海），将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罗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将何瑟罗比定为今庆尚北道之蔚珍，33还是颇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为三陟地区的五十川就是无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见，自二世纪初直到五世纪末，高句丽、??同新罗接境之处基本保持了东秽时期的状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曹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颀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在“岭东七县”地区堵截过高句丽王位宫，原南沃沮及东秽地区曾一度摆脱高句丽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颀的征讨而元气大伤，高句丽的势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导致了挹娄人的南下。从俄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作为挹娄遗存的波尔采文化叠压在滨海地区北沃沮遗存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之上，足见挹娄人南下并非虚言，本文前述肃慎（挹娄）人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而高句丽将肃慎六百余家迁往夫余南乌川一事，又从文献学方面证实了挹娄人南下的事实。《晋书·肃慎传》说：“肃慎一名挹娄，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说明彼时挹娄人已到达今延边地区。又据我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高句丽于东晋时期在今延边地区的东南部修筑了为防备挹娄人南侵的“边墙”、“长城”，其中一段位于珲春平原北部山丘上，东自哈达门乡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横跨珲春北部山区，直到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总长约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龙和延吉市北部山区，西自和龙八家子镇丰产始，东至龙井长安镇鸡林北，总长100余公里。由此可见，彼时挹娄人南下的前锋已到今延吉、珲春以北地区。及挹娄发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时期，情况又发生变化。据《魏书·勿吉传》载，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夺取了“高句丽十落”，并密谋与百济“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学界对这一记载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笔者同意杨保隆先生的说法，即“高句丽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带，而是指今珲春和延吉市地区。35也就是说，勿吉人已对高句丽在图们江流域的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关于勿吉欲联合百济共谋高句丽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二者相距遥远，不可能结成联盟而共同对付高句丽。笔者认为，勿吉与百济密谋之事是实际存在的。所谓从水道并力攻击，不一定就是指双方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而应指在两条战线上从水道夹击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亦即：勿吉从图们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鲜半岛的沃沮故地，而百济从半岛的西海岸攻击高句丽地区。事实上，后来勿吉人已经取得了今延边东部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则成为勿吉及后来??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区。有些学者将白山部置于今延边地区是不妥当的，若如此，又丢掉了??的一部分土地。笔者同意董万仑同志的意见，36白山??的分布区应是今朝鲜东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区应是今敦化一带，后来方移至吉林市一带。

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是否征讨肃慎的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从《碑文》永乐八年条的记事来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肃慎，充其量证明高句丽曾抄掠过彼地，但并未占有该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好太王所到之处皆视为领土所辖之地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自己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巩固单单大岭以东地区还是明白无误的。《丽纪》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条云：“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有的学者认为今江原道安边郡境鹤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颇有道理。由此可见好太王的南巡之地应是东秽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区。又据朝鲜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铁岭地区发现高句丽遗址和高句丽铁马模型以及铁铸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骑马模型与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城发掘出的铠马模型在大小或形态上非常相似。37不难看出，铁岭遗址的下限不应早于长寿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铁岭同安边地区皆为彼时高句丽东疆重地。但是从大量的资料可知，自五世纪，新罗北进的势头大增。据《罗纪》载，公元505年（智证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证王十三年）置何瑟罗州（今江陵），556年（真兴王十七年）置比列忽州（今江原北道北部安边），至此，高句丽的东疆已大大退缩。据《胜览》载，新罗东部沿海地区的疆域最北可达今江原道北部文川稍南地区，高句丽曾在此地设泉井郡，新罗则在此改设井泉郡。到唐代渤海时，新罗与渤海则以今龙兴江为界。《新唐书·渤海传》云：“（渤海）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从三陟之五十川到永兴之龙兴江，同一名称的河流恰在南北两头，实与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两个“何瑟罗”（蔚珍、江陵）亦同一道理。此种现象在朝鲜半岛是屡见不鲜的。

五、朝鲜半岛西部高句丽疆域的伸缩

高句丽的五部之一的东部应在今慈江道地区，因此，高句丽的领土伸向朝鲜半岛已是很早的事了。后来向朝鲜半岛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半岛的东部比较落后的沃沮、东秽地区，而高句丽向西部汉族聚居的发达地区发展，当是从西晋末期开始的。高句丽抓住中原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有利时机，便展开了对西晋东北四郡的频繁进攻。公元313年（美川王十四年）冬十月，高句丽“侵乐浪郡，虏男女二千余口”。亦即这一年，乐浪太守王遵建议正在半岛连年与高句丽酣战的辽东张统率其民千余家投奔雄据辽西的鲜卑首领慕容?，于是便将乐浪郡侨置于辽西，以张统为太守，王遵参军事38。314年秋九月，高句丽又“南侵带方”，39带方亦侨置于辽西地区。从此，曾统治朝鲜半岛420余年的中原边郡宣告结束，代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对该地的管辖。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在乐浪、带方二郡内徙后第一仗是于公元369年（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四年、高句丽故国原王三十九年）在雉壤一带（在今黄海南道东南地区）进行的。40就时间来讲，这年距乐浪、带方内徙的时间已有50余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二郡故地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史书虽未记载，但通过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完全可知：在这一阶段原居留该地的汉人同新迁来的汉人（如冬寿等）于二郡故地形成了一个“自治社会”，即该地依然由汉人自己进行管理。彼时高句丽只是忙于辽东之事，而百济则忙于内部治理以及与新罗友好往来。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不多述。从丽、济第一次开仗的地点便知，彼时高句丽基本占据了乐浪、带方故地的大部领土。丽、济在争夺二郡故地的战争中，高句丽则多吃败仗。公元371年高句丽又在氵贝河（今礼成江）战败，百济王与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今平壤），丽王斯由中流矢而死，济王引军而退，并将首都移至汉山城（今京畿道广州）。41其后，双方依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到好太王执政时形势急转。好太王首次伐百济是在公元392年。他率兵四万攻打百济的北鄙，陷石砚（今黄海道开丰境内）等十余城，汉水以北土地多被高句丽占领；这年冬十月，高句丽又攻陷了位于乔桐岛（在江华岛西海中）的关弥城。42公元396年好太王率水军亲征，在百济的南境登陆，攻城略地，逼近百济首都，迫使济王屈服，43使其疆域扩至汉江北岸。之后百济又大征兵马，并结好日本，一方面对抗高句丽，一方面进攻新罗。好太王应新罗之请于公元400年（永乐十年）大败倭兵；404年（永乐十四年）好太王又亲率大军在带方地界大败倭、济联军；407年好太王又发步骑五万攻打百济，百济全军覆没，并在回军时连破百济六城。44好太王在位时虽频频对百济用兵，但其疆土并未越过汉江。

公元427年（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移都平壤，是高句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高句丽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自此，高句丽锐意南进，专心与百济、新罗争夺朝鲜半岛。终于在公元475年（盖卤王二十一年）由长寿王亲率三万大军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济王被杀，其子文周王继王位，并移都于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然而，后来百济又收复了汉城，东城王于483年春二月出猎于汉山城并抚问军民。45关于高句丽南疆的全盛期应在长寿王执政晚期以及文咨明王在位初期的年月里。《魏书·高句丽传》载述员外散骑侍郎李敖访问高句丽回朝的汇报云，高句丽“南至小海”；同书《百济传》云，百济国“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学界多认为此“小海”即今牙山湾，这是不错的。我们翻阅《胜览》可知，高句丽建置最南可达今之江华、仁川、南阳、稷山、镇川、槐山、延丰、荣州、清河一线，包括了京畿道全域、忠清南北道北部以及庆尚北道东北大部。1979年在韩国忠靖北道中原郡可全面龙日里石木发现的高句丽文咨明王时所立高句丽碑便是高句丽拓疆的有力物证。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高句丽的南疆随着时间的流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百济奋发图强以及新罗的迅速发展，高句丽南疆到后来又有了收缩。

正当高句丽全盛时期而咄咄逼人的时候，百济和新罗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一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句丽。史载，公元484年（照知王六年、东城王六年、长寿王七十二年）罗、济联军在母山城（全罗北道东南天岭郡云峰地方）击败了高句丽46；494年（照知王十六年、东城王十六年、文咨明王三年）秋七月，高句丽“与新罗人战于萨水之原”，新罗人“保犬牙城”，丽兵围之，而百济“遣兵三千援新罗”，丽兵退去。47此处之“萨水”，有的学者将其与朝鲜半岛西北的萨水（今清川江）混为一谈，并将“犬牙城”比定为清川江左岸安州郡安州邑的高句丽安州城。4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很难设想彼时的新罗、百济人能北上到高句丽首都平壤以北的清川江南岸与高句丽作战。因此“萨水”的位置应结合彼时的时代背景到汉江流域去考察。有人根据《三国史记·地理志》和《胜览》关于“清州”、“清川县”、“清川里”、“清川”、“萨买县”等地名的某些关联而考证三方作战的“萨水之原”应是流经今报恩（在忠清北道南部）的“清川”地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显然，所谓的“萨水”就是今流经忠清北道境内的汉江支流达川，而“犬牙城”则应到达川附近去找。就此而言，说明在五世纪之末三国已在今忠清北道地区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战斗。又据史载，公元495年高句丽曾围攻雉壤城（今黄海南道海州首阳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退49，502年百济发五千兵袭击了高句丽的水谷城（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礼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50，507年高句丽将领高老与??共谋袭取汉城（百济故都，今广州）“进屯于横岳下”而被百济击退51，523年高句丽至氵贝水（今礼成江）而被百济一万步骑击退，548年“高句丽王平成（阳原王）与（氵?q）??谋攻百济汉北独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败。53由上述情况可知，自五世纪末而至六世纪前期，在罗、济两国的共同打击下，高句丽节节败退，百济不仅收复了汉江以南之地，而且也占领了汉江以北某些地方，并努力同高句丽作战。但是，罗、济所获得的胜利果实的相当部分不久便被新罗给独占了。

据《罗纪》载，公元550年（真兴王）十一月新罗趁丽、济争斗之机，从中渔利而巧取道萨、金岘二城；551年罗王“命居深夫等侵高句丽，乘胜取十城”（十城皆在今忠清北道东北竹岭西北）；553年秋七月又取百济东北鄙而置“新州”（今广州地方）。由此可见，自六世纪中叶开始，新罗便占领了汉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从《胜览》所载的情况看，统一新罗出现之前其疆域最盛期的西北界已达今临津江南岸，而高句丽的南部疆域大大向北收缩。考古界发现的黄海南道延安邑的凤势山城（又名飞凤山城）、丰川里的丰川城、瓮津郡西部的瓮津山城、海州市的首阳山城、新院郡的长寿山城、月堂里山城、殷栗郡东部的九月山城以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的太白山城、瑞兴郡北部的大岘山城、凤山郡东南的鸺?山城、黄州东侧的黄州城（一名得月山城）等，都是高句丽最稳固的南疆中的重镇。隋、唐时期高句丽同罗、济皆有领土之争的“拉锯战”，这种争夺战直至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才宣告结束。高句丽绝大部分领土都被唐朝统一过来而被纳入安东都护府的辖区，中国同新罗的边界基本保持在西至大同江、东至龙兴江一线。

注 释：

1.姜仁淑著、文一介译：《关于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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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子敏：《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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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译：《朝鲜全史》第三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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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4期。

13.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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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尹乃铉著、顾铭学译：《汉四郡的乐浪郡和平壤的乐浪》，《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2期。

21.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2期。

22.刘子敏：《关于毋丘俭征伐高句丽的探讨》，《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3.郭毅生：《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方史资料》，见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4.李宗勋：《也谈高句丽栅城遗址》，《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5.持此说者为朝鲜学者丁茶山，见《大韩疆域考》，载《丁茶山全书》，汉城，弘益人间出版社。

26.持庆兴说者为日人吉田，见《日韩古史断·中古纪》第3章；持镜城说者为日人松井等，见《渤海五京考》。

27.持此说者为日人鸟居龙藏，见《东北亚搜访记》第13章《尼古里司克之探访》。

28.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75页，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2年；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9.持此说者颇多，其代表性的学者有斋藤甚兵卫（见《半拉城渤海遗迹调查》）、金毓黻（见《渤海志长编》）、鸟山喜一（见《渤海东京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的编者以及朝鲜学者朴时亨、我国学者王承礼等。

30.持此说者有《延边文物简编》的编者及严长禄（见《对主要高句丽古城的考察》，载于1989年《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文集》、方学凤（见《渤海遗址及其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

31.持此观点的学者是李健才先生，见《珲春渤海古城考》，载于《东北史地考略》，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又见《关于高句丽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未刊稿，转引自《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32.持此观点者是朴真?]先生，见《高句丽栅城遗址考》（载于《朝鲜中世纪史研究》）、《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载于1997年高敬洙主编的《朝鲜学韩国学论丛》）。

34.《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延吉。

35.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5期。

36.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尔滨。

37.38.《资治通鉴·晋纪·孝愍上》。

大江东去下一句范文第3篇

     1、高句丽与东汉：打打停停

    高句丽立国之初，主要精力在于吞并周边小国以及应付象夫余这样的大国，还没有力量敢向天朝叫板。高句丽建国称王后，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承认其高句丽王号，并令玄菟郡管理。事情还是从王莽同志那里搞糟的，这个王皇帝一来比较讲究礼仪规矩，象高句丽这样的小国怎么好僭越称王？于是降一级为侯；二者还有给别人改名字的喜好，比如“匈奴单于”改作“降奴服于”，等等。待匈奴反了，就集三十万大军准备讨击，并征发高句丽人助攻。高句丽人不愿和匈奴打仗，派去的兵纷纷逃亡塞外为盗寇，还打死了辽西大尹田谭。这还了得，王皇帝派大将严尤来讨，严尤摆了个鸿门宴，斩了高句丽边将延丕，大获全胜。王皇帝大悦，又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嗜好：下旨贬高句丽为“下句丽”，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从此以后就成为东北的一大边患。公元14年高句丽人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既是族国名，也是县名〕，这是第一次攻陷了汉家的郡县。

    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坚壁清野，退入国都〔注：时国都为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县〕附近的丸都山城〔注：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大武神王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给辽东太守送去了酒和捉到的鲤鱼。太守以为城里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高句丽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东汉的侵扰，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注：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从此时起，高句丽的触角开始伸入了朝鲜半岛。

    此后高句丽与东汉中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高句丽太祖王高宫在一世纪的下半期一直频频出击，周边小国陆续纳入其麾下。待周围统一，内部的王权经整合而大大增强后，于二世纪时重新寇边。至146年太祖王传为于弟次大王时〔注：太祖王在位91年传位于弟，又活了近二十年才死，寿命之长真是罕见！〕，高句丽与东汉发生了以下的几次较大的冲突：     105年春，高句丽人寇略辽东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斩其渠帅；     118年，高句丽与秽貊联合寇汉玄菟郡，攻华丽城；     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     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侵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     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夫余军的援助，击退之；     146年 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

    太祖王之后，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三代，对东汉采取了顺服的态度，除偶尔小冲突外，基本上罢兵休战，达半个多世纪。

    2、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采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3、高句丽与曹魏：毋丘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故态复萌，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便自以为兵强马壮，大吹大擂。有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应为其吹嘘之语。〕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

     4、高句丽与前燕：千钧压顶

    斗转星移，到了西晋末年，国内狼烟四起，高句丽也欲借中原衰微之机东山再起，并先后蚕食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和带方二郡。不料，一个强大的对手――汉化的鲜卑慕容氏政权在辽西崛起了。慕容氏本为东部鲜卑三大部之一，时其首领慕容廆受晋封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使慕容氏取得统辖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带方五郡的合法权力。333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称燕王，正式建立前燕政权。

    慕容氏立国前后，与高句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据记载，从293年至320年，高句丽先后七次入寇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慕容廆也还以颜色，两次进攻高句丽腹地，还掘了西川王的王陵。及慕容皝称燕王后，为进图中原，准备先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方的高句丽问题。建威将军慕容翰指出：通向高句丽有南、北两道，南路险狭，北路平阔。建议佯攻北路，以精锐出南道直捣丸都。此建议为慕容皝采纳。

    342年十一月，慕容皝先派遣长史王寓率兵1.5万从北道大张旗鼓进发。高句丽故国原王果然中计，派王弟武帅精兵5万把守北道的关马山城，自己率部分老弱守南道。不料慕容皝亲领精兵4万，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先锋，偃旗息鼓，从南路掩杀过来。结果不言而喻，高句丽军大败，两员大将被斩。燕军一鼓作气，杀进了丸都城，故国原王落荒而逃。燕军还抓获了国王的母亲和王妃。慕容皝本准备追击，但北路的王寓因力弱战败阵亡，遂决定班师。燕军将丸都劫掠一空，虏走了高句丽百姓五万多口，还挖了国王父亲美川王的墓，带走了王父尸体。最后燕军一把火焚毁了丸都，然后班师回国。

    故国原王返回后只好重建家园，这次不敢再和燕人抬杠，而是收集了各种珍宝和虎皮、人参、鹿茸等特产，派王弟到燕国称臣纳贡。慕容皝只把国王父亲的尸体还给了高句丽。过了十三年后，慕容皝看到高句丽还算俯首听命，又接到送来了大量贡品，才把国王的母亲送回了高句丽，并封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

    又过了十几年，前燕被前秦所灭。高句丽将逃亡而来的燕太傅慕容评执送前秦，并向苻坚称臣。高句丽与前秦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372年前秦送僧人、佛像、佛经与高句丽，从此佛教传入高句丽。

     5、高句丽与后燕：攫取辽东

    长期以来，高句丽一直没有忘记向辽东的扩张。然而一直没有如愿，还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讨伐，几次使其邑落残破，王都被毁，濒临灭亡。因此在那个时期，高句丽的疆域很不稳定，经常是得而复失。

    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到了东晋末年，高句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时，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高句丽向外扩张的变化。中原地区的东晋政权已衰败不堪，早已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各割据势力纷纷拥兵称雄；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也因内讧叠起，失去了对高句丽争雄的资本；北魏政权刚刚建立，其势力还达不到辽东；南面的百济政权也因天灾人祸，呈现衰败之象。此时，历史为广开土王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名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夫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据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政权(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采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400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不能敌，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好太王在顺利打败了百济以后，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辽东。公元404年，好大王一反臣服后燕的方针，与慕容氏进行了殊死的争斗，几经反复，终于将辽东地区据为已有。燕王慕容熙两次出兵反击，力图夺回辽东地区，均未达到目的，辽东自此牢牢地掌握在高句丽手中。从太祖王首次进攻辽东，到好太王最后占据辽东，整整经历了300年，此间，经过了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高句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十几代国王的梦想。

    不久，后燕灭亡，北燕据有辽西。待北魏兴起，北燕灭亡时，高句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杀害。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

     6、高句丽与南北朝：封贡不绝

    公元412年广开土王死后，其子长寿王即位。长寿王是高句丽诸王中精于分析形势，善于掌握全局，敢作敢为，颇为难得的人才。面对高句丽疆域扩大的新形势，他头脑特别冷静，采取了北和中原诸朝，南侵新罗、百济的策略。其时，北魏咄咄逼人，中国北方即将统一，高句丽向中原内地扩张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长寿王于427年将首都迁往平壤，这一举措具有两方面的好处：1）为抵御北部中原诸朝的进攻提供了弹性，保证了王都的安全，不会再轻易出现以前都城多次被毁那样的情况了；2）为推进南进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的事态发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从长寿王起，高句丽采取了南进的方针，重点打击百济、新罗；对中原诸朝采取事大纳贡的策略。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两个世纪，高句丽与中原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朝贡的次数大大增加，从东汉到十六国近四百年，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入贡只有12次；而整个南北朝不到二百年，记载的入贡次数却高达109次。是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上述诸多册封中，值得注意的是领护东夷校尉一官职，本是为加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管辖而设立，原由中原王朝派人担任，后改由少数民族首领兼任，仍为中原政权的官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北魏与东晋南朝诸政权有些区别，北魏视高句丽为属国，故封此官；而东晋南朝诸政权以高句丽为藩属国，故在高句丽王前加“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等称号。从公元520年起，中原各王朝不再称其为高句丽王，而称高丽王，这都是由册封诏令而起。但是在《三国史记》中，始终称高句丽，就连中原册封之号，均记做“高句丽王”。可见，“高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加之号。

    7、高句丽与隋朝：炀帝三征

    隋代周后，又于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原。然而，高句丽在隋灭陈作战时，就担心祸将临头，积极备武积粮，“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引起隋文帝极大不满，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威胁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灭陈的次年，高句丽的婴阳王高元即位，隋文帝册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598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十分恼怒，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罢兵。

大江东去下一句范文第4篇

摘要：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整理关注较少。对于此词的结句，因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目前，《苏词接受史研究》虽有对此问题进行考辨，但并未十分深入。因此，有必要从词的结句的文本着手，追溯异文的源流，同时考察词集的版本、参考其他的文献资料。并且将词的创作地点、词的语意、语境等方面纳入其中，加以综合分析，以文史互证之法进行讨论，以期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究竟是“寂寞沙洲冷”抑或是“枫落吴江冷”的问题有所深入。

关键词 ：卜算子 寂寞沙洲冷 主旨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问题缘起

笔者在阅读《苏轼词编年校注》的过程中，发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下注“‘寂寞沙洲冷’，原作‘枫落吴江冷’，据傅本改”。此词末句由于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苏轼词编年校注》以明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三卷为底本。而南宋人傅斡《注坡词》中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此外今人整理本多是以各自所据版本为依据，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并未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而关于此词末句文本问题，仲冬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苏词接受史研究》中对此做出分析，认为“枫落”句神韵超然，但不如“寂寞”句浑成。文中引用《词苑萃编》所载宋人陈鹄《耆旧续文》中的观点：“余倾于郑公实处，见东坡真迹书卜算子词。断句乃云‘寂寞沙汀冷’。刊本做‘枫落吴江冷’，词义全不相属也。”作者认为词义全不相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州属楚江，与“吴江”无涉，二是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无需特别提出一种树木，并且枫树与鸿雁并无任何之关系。其中，只是从词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并没有展开。

目前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关注较少。《苏词接受史研究》虽对此进行考辨，但并未深入，本文试从文本人手、以文史互证之法对此问题再作探讨。

二、关于“枫落吴江冷”

“寂寞沙洲冷”，宋以前无记载，其出现应在宋代。而“枫落吴江冷”则是唐代崔信明的诗句，且为人称道，崔信明也仅因此名句而为人知。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列传《郑世翼传》中记载：“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日：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日：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其中明确记载“枫落吴江冷”为崔信明诗句，并且在世翼看来，崔信明的其他诗作与此句差距甚大，不能相提并论。

宋《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中《崔李诗语同意异》载：“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语同而意异。”可见吴曾对崔信明此句较为称许，已可与李白诗句相提并论。

宋《北山诗话》：“谢宣城云‘澄江静如练’，康乐‘云池塘生春草’，吴武陵云‘枫落吴江冷’，薛元衡云‘空梁落燕泥’，此皆名世之语。方知古人不难到，但勉之而已。”此记载中将“枫落吴江冷”的作者记为吴氏，显然失考。

“枫落吴江冷”为唐崔信明的名句，为当时人所熟知、称赞，但是随着时展，到了宋代，世人对此句虽肯定，但对此句的作者，出处的记载已出现混淆，不十分准确。

三、异文辨析

笔者以为与“枫落吴江冷”句相比，“寂寞沙洲冷”为苏词原句的可能性更大，主要依据有以下方面：

（一）从版本角度看

北宋时期，词集多为单行本，不与诗文集合刊。苏轼词集也为单行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东坡词》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词》一卷。现存较早的按调编次的苏轼词集是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由南宋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现存最早的笺注体苏词为傅斡《注坡词》十二卷，傅斡在词序中说在编纂过程中，他曾进行过辨伪与辑佚。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刻《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即元本。

可知，傅本与曾本是现今苏轼词集流传较早的版本。关于傅本与曾本的产生年代，据刘尚荣先生考证，傅本的“刊行时间当早于曾慥辑《东坡长短句》。因此，《注坡词》才是今知最早的苏轼词集，也是最早的苏词注本”。且“傅本与曾本、元本调名先后次序虽有不同，同调之内各首词的排比顺序则基本一样。特别是傅本误收苏辙词一首，黄庭坚词一首，又有他集互见待考者若干首，均被曾本、元本承袭照录。这都可以反证以上三个本子有某种源流关系”。元本显然比傅本、曾本晚出，并且以两本为校正参照。因此今所传苏轼词集版本的母本不外乎有两种：傅斡的《注坡词》和曾慥的《东坡长短句》。

今所传傅斡的《注坡词》已由刘尚荣校证，整理为《傅干注坡词》。傅斡本此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校勘记载“吴讷抄本、《二妙集》本、茅维《苏集》本、《东坡外集》均无词题”。可知，傅斡在为苏词作注时，《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异文已出现。傅本虽倾向于“寂寞沙洲冷”，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枫落吴江冷”，以注标明。并且，此词或无词题，但题下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是与词文同在的。

曾憷的《东坡长短句》赖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传，而其又分为天一阁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和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两者结句均为“枫落吴江冷”。但宋·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余顷於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蹟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其中的《补注东坡长短句》所进行补注的本子应该就是曾慥的《东坡长短句》，即曾本。此段文字以作者亲眼所见的东坡亲书为证，将曾本中此词的末句“枫落吴江冷”予以反驳，认为《卜算子》末句应为“寂寞沙汀冷”（“汀”当为“洲”之误）。

可见，从版本流传来看，虽无直接证据，但对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末句来说，“寂寞沙洲冷”的可能性大于“枫落吴江冷”。

（二）文献资料方面

1.《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六载《跋东坡乐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惊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交往甚密，二人时常集会，酬唱赠答多达百余篇。苏轼对其的品德和文学成就都给予极高评价。黄庭坚对苏轼这首词评价极高，其中所载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词文是可信的。从中可以推断此词的尾句为“寂寞沙洲冷”。

除此之外，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名家王之望（1102-1170）《跋鲁直书东坡（卜算子）词》：“东坡此词出《高唐》《洛神》《登徒》诸赋之右，以出三界人，游戏三界中，故其笔力蕴藉，超脱如此。山谷屡书之，且谓非食烟火语，可谓妙于立言矣。盖东坡词如《国风》，山谷跋如小序，字画之公，亦不足言也。”王之望见黄庭坚所书的东坡词，为之作跋，其中所提的《卜算子》词，当是被黄鲁直评为不食人间烟火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记载中可知黄鲁直对苏轼的这首词欣赏不已，所以屡屡书之。作为苏轼的弟子、好友，黄庭坚与苏轼有较多的直接交往，并且他对这首《卜算子》很是赞赏。因此，他所书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更为接近苏轼原作。

2．《古今词统》卷四载苏轼《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下注云“末句作‘枫落吴江冷’者非”@。卓人月十分肯定地认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应为“寂寞沙洲冷”，但让其做出判断的依据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四库全书考证》在考证苏轼的孤雁词《卜算子》时，依据卓人月《词选》判断刊本“寂寞沙洲”讹为“枫落吴江”。

（三）此词所作地点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调下有相当于题序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点明了词所作的地点，即黄州。

在黄州曾居住达七年的张耒（1054-1114），在《杂言》中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苏轼在黄州的贬谪期为元丰三年(1080)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这时的黄州地理环境应与张耒所说接近。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期，黄州四处环水，并且小块被水包围的陆地应是较为常见的。甚至黄州的今址，水资源也比较丰富，河湖港汉交错，河流、大小湖泊约20个。而鸿雁“常栖息于旷野、河川、湖泊、沼泽，特别是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有时也活动在山区、平原和海湾等处。性好结群，虽在繁殖季节，亦见数只结群觅食在江河、湖泊中”。并且“它们大多数于夜间觅食，白天在水中或岸边休息和游荡。傍晚飞至觅食场，晨曦复返江河、湖泊中”。可知，鸿雁喜欢在水边或者沙滩上栖息，从黄州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水源丰富，有河流、湖泊和湿地，它具备鸿雁、鸥鹭等鸟类栖居生活的自然条件。

因此苏轼寓居黄州时期，黄州的地理环境事实是完全可以向苏轼提供了这种词中意象的。反之，“寂寞沙洲冷”中的“沙洲”也与当时黄州的自然环境相契合。

“枫落吴江冷”中涉及到的“吴江”，其河流即今江苏南部、上海市境太湖尾阊吴淞江。宋时的吴江县也在今江苏省境内。它与苏轼寓居的黄州相隔甚远。在词中，上片写缺月、疏桐、漏壶、幽人、孤鸿，这些都是眼前之景。下片“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并没有展现回忆过去或展望未来等跳跃性思维，所呈现的词境转换也较为和缓，并没有很大的跨度。此词结尾句应该以黄州之景或是定慧院附近之景结尾，而不会突然出现距离黄州定惠院较远的吴江。因此，“寂寞沙洲冷”与词的创作地点黄州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枫落吴江冷”句则与之不对应。

（四）“拣尽寒枝不肯栖”语意方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三十九载：“‘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楱宿树枝，唯在田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泳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泳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有人认为鸿雁不栖于木，“拣尽寒枝”是与其习性相悖的，是存在语病的，胡仔则认为文章妙处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针对“拣尽寒枝不肯栖”为语病的问题，《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认为正因为鸿雁的不栖于木，所以才会“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恰是符合情理的。

其实，如果结尾句是“寂寞沙洲冷”，这种质疑“拣尽寒枝不肯栖”是否有语病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寂寞沙洲冷”强调的是沙洲。从鸿雁的习性来说，它确实不栖宿在树上，但却经常出现在河流、湖泊及其附近的沙滩之上，也就是诗中的“沙洲”。不肯栖宿于树枝，宁肯停留在寂寞寒冷的沙洲之上，这是符合鸿雁的习性，符合诗人的表达逻辑的。

相对来说，“枫落吴江冷”则有诸多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鸿雁不栖于木。而以“枫落吴江冷”为结，则又是回归到了鸿雁栖于枫树的事实，与前文造成矛盾。其次，既然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又与之有何关系？鸿雁又何必去担心“枫落”之后的“吴江冷”呢？此外，下片中“拣尽寒枝不肯栖”，主语是惊鸿，“寂寞沙洲冷”承接上文，续写感受。而如果下句是“枫落吴江冷”，则主语已不自觉地转换，意思与前文不符。

因此，无论是从词意来说，还是从词中所描写的鸿雁习性角度来说，“枫落吴江冷”不如“寂寞沙洲冷”与其相符。

四、《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旨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问题，历来有多种看法，在邹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已将其进行了归纳。为叙述方便，笔者略加陈述：

一种是认为这是苏轼为一位女子所写。《能改斋漫录》记此词是为王氏女子所作。“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此外，《东园丛说》《野客丛书》也有类似说法，分别认为是为邻家豪右之女、温都监女所作。

一种认为这是刺时之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俞文豹《吹剑录》中也逐句阐释了词中的影射之意，认为这是刺时之作。

一种认为此词所写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寂寞。如《蓼园词选》中载“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赌棋山庄词话》卷二：“咏物词虽不可作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泳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泳蟋蟀》，斯最善矣。”

关于此词的主旨，今人多认为是抒发了作者漂泊之感，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内心孤独寂寞的展现。笔者拟从文学创作意象这一角度对此词的词旨进行分析。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最突出的物象就是孤鸿，有的词选甚至直接将此词题目直接改作《泳雁词》。而鸿的意象在苏轼诗词中多次出现，详情见下表：

理查兹认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意象的功用在于它是感觉的“遗存”与“重现”，是特殊心理情景中诗人的特殊感受的呈现。在苏轼的作品中“鸿”这一意象随着苏轼的际遇、情感有着一个演变过程，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倾注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在《与子由游寒溪西山》诗中，苏轼用没有长期栖息地的鸿雁自比，将谪居黄州时期自己的漂泊之感展露无遗。之后，这鸿雁逐渐变成了孤鸿。在这年秋天，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苏轼独自往来，成为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创作背景。他用性喜群居但却离群的孤鸿来表现内心的孤独理所当然。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俭》中作者写在平山堂上烟雨朦胧，埋没了孤鸿。当时苏轼已被贬黄州达三年之久。虽无明确指出，这“孤鸿”中已有苏轼的影子与情感。苏轼在《与杜几先》中提及“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屦，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可知，词中的平山堂对于苏轼来说，也曾是他想起身世、际遇甚至生死的地点。“孤鸿”应是承载着苏轼这种特殊情感的。

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苏轼再次明确将自身与孤鸿同比。在元祐六年(1091)苏轼初知杭州，三月被召人京，八月再次遭受洛党攻击，出知颍州。《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中苏轼再次关注到了孤鸿这一物象。此时，苏轼被贬官在惠州。“孤鸿方避弋”援引“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的典故，用孤鸿远飞以避免猎人的捕捉来展现自身躲避祸患的想法。

“一个‘意象’可以被一词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给人以深刻印象，经常可见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其后期作品中的象征。”在苏轼的作品中，从鸿雁到“孤鸿”被多次重复，一直在与苏轼的人生际遇转变相连，是伴随着苏轼命运起伏而存在的，是苏轼对自身前途思考忧虑的产物。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正是“孤鸿”内含被升华的一个起点，作者用“孤鸿”这一物象来比喻当时自己的处境，表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孤独、寂寞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

大江东去下一句范文第5篇

交际的主体是“人”，交际的核心元素是“听话者”接收信息的反应。因此，成功的交际一定是因为说话者做到了目中有“人”。

一、说话要摸准听话人的心理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一个支柱人物，用红学家吕启祥的一句评价概括：“没有了王熙凤这个人物，《红楼梦》就不成为《红楼梦》了。”王熙凤文化水平不高却能够成为贾府的支柱性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的能说会道。在人际关系复杂的贾府，王熙凤硬是凭着她拿捏得当的察言观色、善于揣摩听话者心理的能力赢得了自己在贾府的地位。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是初见林黛玉，当时在场的还有贾母、王夫人和惜春众姊妹。夸一个人容易，但是扬此也容易抑彼，能够顾此还不失彼的，也只有王熙凤了。所以那一段王熙凤夸林妹妹的话成了经典：“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王熙凤夸林黛玉只说了三句话，却是一石三鸟，把在场诸位一网打尽，说得个个心里像刚让暖水包熨过一样熨帖，顿生高兴之情。其一、林妹妹高兴。初进贾府的林妹妹是处处留心，小心谨慎，忐忑不安，亟需贾府之人对其认同。“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王熙凤是直抒胸臆，一个“竟”字，热辣辣地表现了对林黛玉美的赞叹。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从这句话中接受到的信息不止是王熙凤对其美貌的夸赞，更重要的是言语背后传递王熙凤对她的喜欢和认同，自然是心生欢喜。其二、老祖宗也高兴。贾母对于少失母爱的林黛玉自是怜爱有加。外孙女初来乍到，就被人称赞，心里自然多了一份安慰之感。其三、惜春姊妹高兴。如果王熙凤只说第一句话，不说第二句话，无意间就犯了扬此抑彼的错误，把惜春姐妹得罪了。王熙凤一言出口，也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贬低了三春。但王熙凤的聪明就在于她能及时领悟其言后的消极价值，所以及时补上了一句。连来了两个“竟”：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这两“竟”及时地传递出对“三春”大家闺秀气质的赞叹之情。既安抚了三春的情绪，又更上一层地夸耀了林黛玉的风度。王熙凤这两句话烘托了喜庆的氛围，但王熙凤这时却话锋一转，适时地由喜入悲，因为黛玉此番前来，并不是寻常的走亲访友，而是因为母亲的故去，所以，深谙人情世故的王熙凤及时地说了第三句话，“怨不得老祖宗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这句话及时地把话语中心引向了老祖宗，夸赞了老祖宗的不偏不倚，也传递出她对林黛玉的怜爱。

二、说话要摸准听话人的性格

说话要有对象感。一句同样的话，因为听话者性格的迥异，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就截然不同。项羽当年完全有着生的可能，却为什么选择了死？项羽之死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疑团，关于项羽之死的猜测至今也未停止。有人认为项羽死于形势突变所导致的绝望心理，也有人认为项羽不敢面对现实，还有人认为是项羽的英雄主义作祟。尽管意见各不相同，但纷争的焦点全集中于项羽的身上。

如果从言语交际学的角度分析，实际上还有一个小人物对项羽之死该承担很大的责任，那就是乌江亭长。

当年项羽带兵杀到乌江边上，虽然只剩下了20几个士兵，但是他依然有突围以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何况当时乌江亭长已经“移船待”，项羽完全有突围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对于渡江东向，应该说项羽也早有心理准备。据《项羽本记》记载，在乌江突围之前的垓下之围时，项羽已经经历了兵少粮尽，四面楚歌的绝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却抛弃八万大军，只带八百骑突围，一路拼杀，至于乌江边，“乃欲东渡乌江”，说明他本来早有东渡以图东山再起之意，并不像他自己自刎前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但为什么项羽准备东渡，却最终选择了自刎？这其实与乌江亭长的劝慰相关。乌江亭长移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乌江亭长此番话语，本是出于好心，但我们站在项羽的立场来听一听，看看项羽听出了什么？“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出身武将世家，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以直取道，杀身取义”的价值观，凡事不肯拐弯；加之性格中固有的爱慕虚荣、自负自傲、敏感多疑的特征，使得项羽对乌江亭长的话产生了误读：江东虽然只有方圆千里，比不上昔日的“王九郡，都彭城”，但好歹也能称个王，您就委屈一下吧。毕竟今非昔比，凡事将就一下吧。这对于持“以直取道，杀身取义”价值观的项羽而言，无疑是一记羞辱，等于在他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士可杀，不可辱。所以，连一丝犹豫也没有，他当即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一“怜”一“愧”，是乌江亭长这番话在项羽心中的真正感受。

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看，正是乌江亭长犯了不注意交际对象性格特征的错，才导致了项羽的乌江自刎。倘若换了刘邦，乌江亭长的这番话所达到的效果必然截然相反。因为刘邦的性格特点是善于委曲求全，认定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同样的话在刘邦听来，接受到的信息一定会是亭长的体贴、关心。所以，看病要对症下药；说话，也要摸准听话者的性格特征。

三、说话要站在听话者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