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范文第1篇
蚩尤环与黄帝镯
其实说起来，良渚玉并没有什么神秘，早在清代，良渚地方就发现过大量的玉器，并为清帝所珍爱而走进宫廷。及至民初，良渚古玉已负盛名，甚至为海外人士青睐而远渡重洋（见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以下引述时简称《考察报告》）。只是当年未经科学发掘，尚未定名，不为人们所看重。
到了20世纪90年代，良渚地方古遗址经过连续发掘，并已定名为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类繁多，制作精美。但当时出版的辞书在“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辞条中，对其遗物的释文却只有石器和陶器，不见玉器。
直到进入21世纪，良渚玉器才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不过人们对玉的看法和态度却不一样，有一种是物质上的，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另一种则是文化上的，即以玉鉴史，注重的是玉所蕴含的深厚内容。
古方在其《古玉之美》中谈到“臂环”涉及蚩尤时说：“过去有人把这种类型的臂环称为‘蚩尤环’，据说有辟邪的作用。”并引“传说黄帝战败蚩尤，把蚩尤的人首像琢在臂环上作为纪念”。然后断言：“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并说，此环的外壁表面雕琢四组兽面纹。而“兽面纹”又首先出现在良渚玉器上。
这是我头一次获得的历史信息，即将良渚文化实物与蚩尤其人直接挂靠，同时又与黄帝相联系。
《中国玉器定级图典》对这件被称为“蚩尤环”的玉器鉴评说，“此器为良渚文化中迄今所见最精美的镯。所饰龙首奇特少见。”又在其“定级要素”中称：“此器对了解良渚文化纹图的发展演变及品种类型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亦是玉镯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遗物”。
从良渚玉器制作的精美，足以证明蚩尤九黎是个智慧而又勇悍的氏族部落群体。他们不仅在长江下游创建了发达的农业文化，又在涿鹿多次打败炎帝和黄帝，而玉器的制作，则是其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如果说，历史上对蚩尤的传说往往将其神化，那么，今天面对着出土的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往日被神化了的人也就一个个活现在眼前，向我们展示其古老的能工巧技。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从磨石为具到琢玉成器，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以南方的良渚玉文化和北方的红山玉文化为最杰出的代表。也就是说，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发现了玉，又用可以攻玉之石将其琢而成器。 从石器到玉器，也就是从“磨”到“琢”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窥见人类行为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智慧形成，和思维能力及智能的日益增强。如果说石器是人类有意识的原始创作，那么，玉器就是智能增强后的优良作品。
攻玉之器 智慧之果
正如古方在他的《古玉之美》中所说，玉器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人类美感的产生；二是美石的发现；三是制作工艺的成熟。蚩尤族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制作出精美的玉器来。而这些条件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新石器时代长期的磨练，遂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飞跃。而作为玉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则是攻玉之器的变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革新，乃是玉器产生的决定因素。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草鞋山、张陵山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出土的玉琮、玉璧、玉管，所使用的玉材均属透闪石、纤维蛇纹石、阳起石等。并从器物的平凸，隐起或阴线等的处理上判断，很可能是用砣具加工的。而玉琮兽面纹饰的眼部，残留有实心钻和空心钻两种痕迹，但其钻碾孔洞的过程却是要借旋碾来完成的。人们依此推测，良渚人很可能是从旋转碾孔中得到了启发，之后才发明了砣具，以专碾治坚硬玉料的（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以下简称《文明史》）。
良渚玉器所使用的透闪石、纤维蛇纹石和阳起石，是自古以来玉器常用的玉材，而透闪石则是与新疆的和田玉类似的优质材料，而且比和田玉颜色艳丽，透明度高。我们的祖先早在和田玉还深藏异域人未知的年代，就在其所生活的地域（今太湖流域）发现了较之和田玉还要优胜的美石――透闪石。也就是说，蚩尤族是在南方最早发现玉的人群，进而又将其制作成器。这就说明，蚩尤族人已经萌生了对玉的美感，有了爱美的意识。可是，要将远比石头硬得多的玉制作成器，仅凭制作石器的“砸”和“磨”，显然是办不到的。而蚩尤族人不仅发现了“石之美者”，同时又发现了可以攻玉之石，即业内人士所说的“解玉砂”，如玛瑙和石英之类。有了“解玉砂”，如果没有工具还是使不上劲。有记载说，琢玉工是将“解玉砂”粘在一条绳索上，然后加水，置于玉材上，来回磨擦，使其擦痕深陷，终致断裂为二，史称“解玉”，还有砣轮、管钻，是用来碾磨和钻孔的。而制作精美的良渚玉器中，有的饰纹细如发丝，有的孔眼小到只能容一针尖，想来还有更精致的工具——实心钻至今尚未发现。仅就目前所知，蚩尤族人由于发现了解玉砂，同时发明和创造了琢玉的工具，形成一套有序的工艺流程。先将大料解开，然后按需要或圆或方，或有孔无孔，或有纹无纹，分别进行砣、碾、琢、磨，从而将玉琢成一件件堪称艺术品的美玉。
由此可见，美玉的出现，应归功于琢玉之器的发明创造，也是蚩尤族人智慧的结晶。
无奇不有 精美绝伦
良渚玉的30多个品种，是按类型划分的，即玉琮、玉璧、玉璜、玉钺、玉镯、玉带钩、柱状器、杖端饰、锥状饰、三叉形器、半圆形冠饰、圆牌形饰，及由玉鸟、玉鱼、玉蝉和各种瓣状饰组成的穿缀饰，还有用玉管、玉珠、玉坠组成的串饰等。
玉琮，为方柱体，由上至下，琢一孔穿通。也有孔圆外亦圆的圆柱体。皆以节分层，有一节、数节，最多的达19节。其高度超过40多厘米。器体有大有小。小的如拇指，大的似笔筒。最大的一件重达6.5公斤，为二节矮方柱体，被誉为琮王。琮面皆琢有纹饰，称神面纹。琮王图案繁缛规范，一般玉琮则为简化的兽面纹。
玉璧，为圆形片状体，内钻圆孔。术语称“肉倍好”为璧，即璧的肉（实体）大于好（孔）的圆形器。有大有小，一般不琢纹饰。近年发现一件玉器，上琢两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另一件璧琢的是一只站立的鸟纹。
玉钺，形似斧，上琢简化的兽面纹。一般嵌在木柄上。有一件称为钺王的，还附有配饰。
玉环，亦称臂环，为扁平的圆环状。有的在外壁表明琢有4组兽面纹。
三叉形器，像汉字的“山”，左右两叉高于中竖。
冠状器，器体扁平，形状如冠，有的镂雕神人纹或神面纹。
而玉鱼、玉鸟、玉龟、玉蝉之类，则形如其物，栩栩如生。
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这些玉器都是蚩尤族人费尽心思，巧妙设计，精工琢碾出来的。传说伏羲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有考证说，伏羲、同出一源。闻一多亦主张“伏羲与槃瓠神话盖出同源”。而槃瓠乃是《苗族古歌》中“开天辟地”之祖。而苗族尊蚩尤为其族的始祖。传说中的蚩尤，亦有与伏羲相类似的神通，即能“明乎天道”，而被黄帝“使为当时”。“天道”者，天气变化之理也。“当时”者，即管理时令的“官”。时当农业社会，天气变化，四季更迭，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蚩尤能“明乎天道”，当是他善于观察，亦如伏羲一样，将观察到的天地鸟兽之形迹牢记于心。故而不仅在生产上不违农时，确保丰收，又能在琢玉的时候，将那些印入脑里的物象幻化成器，那就是玉鸟、玉鱼、玉龟、玉蝉之类的仿生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蚩尤族人对事物观察之细微，摹拟之精到，令人叫绝。
蚩尤族人为了表示对自然的崇敬之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竭力将玉琮的制作做到尽善尽美，其良苦用心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精美之玉 蕴涵深意
良渚文化玉之精美，不是偶然的，它与蚩尤族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玉的需求密切相关。
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陪葬品，以玉器数量最多，竟高达148件（组），而且在墓主人身边依序放置。头顶部为三叉形玉器1件和锥形玉饰一组10件，头部西侧为冠状玉饰，腹部置玉琮2件。镯9件，其中7件对应戴于两臂，应为臂环和手镯。北部靠近陶器处，尤为特殊的是，1件玉钺由墓主人的左手把持。
这墓葬的发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良渚玉文化的深邃内涵，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鲜活生动的田野个案。从墓中的陪葬品可以看出墓主人的富有程度。富从何来？因为良渚玉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有了发达的农业，收益（劳动成果）不仅能自给，而且有了富余。因为手工业发达，能为族人提供所需的玉器。富的结果，给社会生活以重大的影响，从而产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很微妙的，需要悉心体察，才能领略其味。
物质资源的富有，受益者当然是全体族众。由于手工业的发达，蚩尤族人这时使用的是改进了的工具，不仅省力，又能提高效率。于是不仅体力乃至精神上就都获得解脱，同时又因为效率的提高，能为族人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在心理上感到欣慰和自豪。再则，由于农业的增收，生活相对安定，而且有了余闲，很自然地要寻求精神上的愉悦，随着爱美意识的产生，于是用玉作为装饰品，将自己打扮起来，给人生增添亮丽的色彩。
从7号墓陪葬的玉饰品，可以想象墓主人及其所在族群的人们，平常生活的一般情景。
良渚玉器一般都琢有花纹、图案，并钻上穿孔。作为工具可以加上柄，便于操作；装饰品，可以系佩；玉钺一类象征权力的玉器，则要穿在或绑在木（竹）杆上，由专人握举。由于贫富差异，族众拥有玉器的多少不等，但凡有玉器的人，除了生产劳作之外，平时都佩玉，头上冠饰，胸前玉琮，臂上玉环，腕上玉镯，全身皆玉，以展示其财富的荣耀， 同时又获得美的享受。
玉作为一种珍贵的财富，对拥有者来说，既是一种物质的享受，又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而财富拥有量的增加，遂改变了其人在族群中的社会地位。即如7号墓的墓主人那样，不仅陪葬的玉多，甚至还有一件特殊的玉器——钺。良渚文化的玉钺，一般都琢有简化的“兽面纹”，即族徽，是权力的象征。其拥有者，当是其族的首领，或者就是酋长。
良渚文化范文第2篇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良渚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转型期； 礼制遗存
Abstract：The period of 3，500-3，000 BC is taken as a transition from the Songze culture to the Liangzhu culture，and also as an important evolution for ancient Chinese etiquette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Some ritual vessels made of both pottery and jade，such as ding，dou and hu as regular composition occurred. Jade bi and cong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probably derived from bracelet and small cong in the Songze culture. For the Liangzhu culture，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bred the etiquette system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the Songze culture，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main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演进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
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文化来源。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崧泽―良渚时期。
以古国都城、王族陵寝、祭坛墓地、宫殿神庙、贵族聚落、大坝稻田等大型遗迹和玉琮、玉璧、玉钺等礼仪用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礼仪制度发展到极致，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发展的最高峰。
崧泽―良渚时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研究对于系统研究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崧泽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接近于南河浜遗址分期的晚期五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年前后”①；海盐仙坛庙遗址的“中期堆积属于崧泽晚末期以及与衔接紧密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②；无锡邱承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处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③。
本文以崧泽―良渚时期的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现状分类作简要的概述，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文化内涵作浅显的解读。
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迹
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迹主要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在上海崧泽④、江苏吴县张陵山⑤、昆山赵陵山⑥、无锡邱承墩⑦和浙江嘉兴南河浜⑧、桐乡普安桥⑨、湖州成舰狻⒂嗪际马兜11、长兴江家山12、海盐仙坛庙、海宁小兜里、皇坟头13、达泽庙14、酒地上15等崧泽―良渚转时期的高等级遗址中，都发现了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已成为太湖流域礼制转型期的普遍现象。
由于考古发掘的规模不一，各遗址中发现的土台数量也不一：张陵山、赵陵山、南河浜、成降纫胖贩⑾1个土台；邱承墩、小兜里等遗址发现2个土台；普安桥、皇坟头、酒地上等遗址发现3个土台；仙坛庙共发现两行排列的5个土台，为发现土台最多的崧泽―良渚时期的遗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土台多呈东西向分布，南北向分布的仅见于小兜里遗址，然据小兜里发掘报告称“在遗址东南区域还应该存在一个崧泽文化晚期的主体土台”16，因此小兜里遗址的土台为两行排列，仍然是东西向分布。
土台多由相对纯净的黄土堆筑，底部多呈圆角正方向的正方形，近似覆斗状；四周和顶部置放有大口尊、鼎、罐、盆等陶器，经大火焚烧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遗迹，陶器往往烧结于红烧土中；土台内还瘗埋精致的陶器和小型玉器，土台上或土台内大多有建筑遗迹，土台四周或土台上分布有墓葬，土台上的墓葬打破土台。
在诸多的土台遗存中，以小兜里和邱承墩遗址发表的考古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和邱承墩土台为例：
小兜里土台Ⅰ营建的第一阶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4.5、南北宽13米，高1.2米；第二阶段的早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2、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残长9，南北长8米，第二阶段的晚段，土台向南部扩展，顶部南北长达13米。
土台上的遗迹主要有红烧土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烧结厚度达10厘米；土台的第二阶段还有陶片铺成的“陶片面”，有东西向的石|，石|南北宽约1，8，东西长约13.8米；土台上有建筑遗迹1处（H1），东西两侧分布着11座墓葬，其中M33、M35为崧泽―良渚时期的显贵墓葬，M33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盆、大口尊等陶器6件以及i、珠等玉器，M35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大口尊、盆等陶器28件以及玉珠等；土台内还有鼎、豆、瓮、罐、杯、盆等陶器残片（图一）。
小兜里土台Ⅱ位于土台Ⅰ的北部，显然与土台Ⅰ不成一列，姑且不论。
邱承墩土台Ⅰ位于遗址的西部，与土台Ⅱ并列呈东西分布。土台Ⅰ的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南北长12.5、东西宽11.5米，高约1.6米。堆积自上而下分为6层：第1层黄褐土，呈弧顶状，弧顶的中心部分呈凸起的方柱形，上置两件用特殊方法从腹部切割开的陶器，底部平置，口部扣置，陶器边缘经烧烤呈红褐色；第2层灰白色土土框，围绕第3层黑灰土形成东西长5.2米、南北宽6.2米的方形台面；第3层，黑灰土；第4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形成外框；第5层为土台内坐北朝南的房基，东西长9.8、南北宽9米，有内外两圈基槽，内部并有柱洞，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小陶器。第6层灰黄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玉坠等（图二）。
邱承墩土台Ⅱ在土台Ⅰ的东部，并列呈东西分布，相距约10米。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东西长10.3、南北宽9.5、高1.5米，顶部用两件陶器置放成十字形，经烧烤后留下不规则的烧结土。堆积自上而下分为3层：第1层黄褐色土，呈弧顶状；第2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呈框状；第3层黄色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坠等（图三）。
土台Ⅱ的东北有同时期的墓葬6座，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杯、圈足盘等陶器，斧、钺、锛等石器和璜、环等玉器。
小兜里和邱承墩的土台遗迹既反映了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崧泽―良渚时期太湖流域祭祀土台用于祭祀的文化性质。
邱承墩遗址地处太湖北部，小兜里遗址地处太湖东南。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近似覆斗状，底边长约12米左右；土台上或四周有烧结坚硬的红烧土，有建筑遗迹和打破土台的墓葬，土台内瘗埋陶器或玉器。
土台为崧泽―良渚时期最重要的祭祀遗迹。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形态和文化内涵在太湖南北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反映了环太湖地区崧泽先民的信仰已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物
崧泽―良渚时期的礼制遗物有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和土台内的瘗埋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玉器。
（一） 墓葬中的随葬礼器
墓葬以海宁小兜里、海盐仙坛庙和无锡邱承墩发表的墓葬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的墓葬为例，将崧泽―良渚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礼制遗物分类列表比较如表一。
通过列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随葬陶器中，鼎、豆（圈足盘）、壶（罐）似已成为定制，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都以鼎、豆、壶随葬，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大口尊（图四）。
随葬玉器主要为璜、管、珠、i等佩饰，此外还有镯形器（含大玉镯、小玉镯）、小玉璧（含玉环、玉瑗、玉纺轮等），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龙形、人形玉佩和玉钺（含石钺）。
玉钺出现于崧泽文化早期的大型墓葬17，玉钺贯穿崧泽文化始终而非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的礼制用器，故不讨论。
镯形器的形制与玉镯相同，镯形器中既有玉镯，也有无法戴于手臂的大玉镯和小玉镯。玉镯在海宁小兜里M21、昆山赵陵山M77皆有出土，吴县张陵山M4出土的1件内径8.2厘米的大玉镯上还有阴刻兽面纹（图五）。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类似，唯形体较小，发掘报告中有称玉环、玉瑗或玉纺轮，也有径直称玉璧。长兴江家山M239、上海崧泽M82、湖州成M1和余杭石马兜M41、M74，桐乡普安桥M19、M8皆有出土。
崧泽―良渚时期的随葬玉器中，还有龙形玉佩和人形玉佩。桐乡普安桥、海盐仙坛庙和海宁皇坟头、达泽庙皆有龙形玉佩出土（图六）；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皆有高冠人形或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出土（图七）。
（二） 土台中的瘗埋礼器
崧泽―良渚时期土台内瘗埋的礼制遗物以邱承墩最具代表性，发表的资料也相对完整。
邱承墩土台Ⅰ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小陶壶；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管、珠、坠等；石器为打制成形但尚未磨制的斧、锛、刀、镰等。小陶杯多为觯形，最小者高仅5厘米，小陶壶有双鼻，高5厘米左右（图八）；玉镯形器的内径仅4.3～4.4厘米，无法戴于手臂（图九）。
土台Ⅱ瘗埋的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鼎、豆、盘、罐、杯等（图一）；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和和管、珠、坠等（图一一）；石器主要有刀、锛等。
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的玉器基本相同，主要为小玉镯。土台Ⅰ瘗埋的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和小陶壶，仅瘗埋酒醴之器；土台Ⅱ瘗埋的陶器为鼎、豆、盘、罐、杯，与崧泽―良渚转型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基本一致，包括稻粱之器、肴羞之器和酒醴之器。
邱承墩遗址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陶器的不同，可能暗示着东西并列的土台有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祭祀功能。
三、 崧泽―良渚转型
期的礼制遗存刍议
值得一提的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有土台、小玉璧和小玉镯。
（一） 土台
《仪礼・觐礼》：“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h。”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在太湖南北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普遍出现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的布局、构造、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土台遗存中皆有“燔”有“瘗”，“燔”和“瘗”是我国最古老的礼天礼地的祭祀礼仪和祭祀方式。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土台遗存当为余杭瑶山18、反山19、汇观山20等良渚文化大型祭坛墓地的肇始。
（二） 小玉璧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无异，唯形体较小而已。小玉璧的形制与纺轮相同，因此玉璧可能来源于纺轮。
（三） 小玉镯
玉镯与玉琮的形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与良渚文化的镯式琮。玉镯套于手臂，属装饰品；而玉琮用于祭祀，属礼器。张陵山M4出土的玉镯形器不仅内径甚大，并有阴刻的兽面纹；而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出土的玉镯形器内径甚小，并瘗埋于祭祀土台，皆无法套于手臂。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仪礼・觐礼》：“祭地，瘗。”小玉镯瘗埋于祭祀土台，当为“祭地”。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礼制遗存中，小玉璧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的雏形，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雏形，因为无法套于手臂的玉镯，其功能可能与“礼地”的玉琮相同。
（四） 龙形、人形玉佩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出现的龙形、高冠人形和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可能为良渚文化龙形纹、兽面纹或组合兽面纹的滥觞。
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空前绝后的“玉器大爆炸”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良渚文化突然出现的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玉器，未必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见其“原形”或“祖型”，因此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未必都源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未必都能与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礼制遗存一一对应，但是，良渚文化祭天祀地的核心礼仪和玉琮、玉璧等物化物的基本要素应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一脉相承。
太湖流域的礼器大致经历了“陶礼器为主――陶玉礼器并重――玉礼器为主”的演进过程。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出现的具有礼制性质的土台遗迹和陶玉礼器并重的现象，为崧泽―良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和典型的礼制遗存。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最发达的文化，良渚文化的核心文明因素和基本礼仪要素皆可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见诸端倪，因此出现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演进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⑧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⑨ 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b.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健罚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皇坟头崧泽文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酒地上遗址201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a.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良渚文化范文第4篇
无锡吴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已有近30年的时间。回顾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评价泰伯奔吴功绩时，说法完全是一致的：泰伯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和耕作技术，改变了江南落后、蛮荒的面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以往史学界传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巨大影响力的体现。
把江南，或者说是吴地，视为蛮荒的不发达地区，也曾是很多古人的观点，不论是杰出的司马迁，还是不少其他的史学家，大都持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观点，这是我国数千年政治、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造成的心理定势，也是古人受当时考古方法与手段不科学、不发达的限制，因而对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不了解，造成了视野与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不足为怪。
随着考古学等学科介入吴文化研究，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史前文化考古与研究不断有新突破、新发现、新成果出现，使得人们知道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同样璀璨夺目，同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源头。于是，现在论及泰伯奔吴作用时，可以看到已有新的认识、新的铨释出现。例如，前不久无锡一学者撰文说，“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是投奔发达地区”；“‘荆蛮’是地名，‘文身断发’是文明之举，不是‘荒蛮’和落后的代名词”等等。这样的表述，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见解。
无锡吴文化研究中出现观点这样180°的巨变，提示人们，正确了解与认识泰伯奔吴前的吴地文化——先吴文化是多么的重要，这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吴文化研究提升水准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先吴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它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二
仰韶文化——以住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正统”源头的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命名。陕西西安半坡村是这一文化的重要遗址，其中有居住区、陶器窑场及氏族公共墓地等。当时的原始先民已大量使用磨制石器，如刀、斧、锛、凿之属；能制作较为精致的骨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沙红褐陶为主，并彩绘几何图案或动植物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还饲养猪、狗等家畜。据碳-14法测定，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处于我国史前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河姆渡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故名，其遗址至1973年才开始发掘，虽比仰韶文化迟发现半个世纪，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但其内容、内涵却与仰韶文化一样灿烂。据碳-14法测定，河姆渡文化距今也是约7000年，也处于史前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河姆渡文化原始先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采集、渔猎和畜牧，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等，由于一些遗址发现水牛骨头较多，有人推断当时的家畜还应包括牛；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等；骨器制作广泛，相当精致，有农耕用的骨耜、骨镰，有渔猎用的骨制镞、鱼镖、锥等，而骨哨是狩猎用具，也似可视为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雕、象牙雕艺术品；普遍使用黑色陶器，分为釜、罐、盆、盘、钵等多种，并大量饰以稻穗纹及其他动植物花纹。
尤其要指出的是，河姆渡人所住房屋以木桩为支架，上面再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房屋基座，再在其上立柱、架梁、盖顶建屋，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这种在冬季能最大限度吸纳阳光取暖，夏季则可遮阳、通风、避湿，非常适合温暖湿润地区居住的房屋被称为“干栏式建筑”。很明显，它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半地穴房屋在风格、建筑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由于这种“干栏式建筑”的科学性、先进性，7000年过去了，云南一些地方的人们至今还居住着同样设计原理的干栏式房屋。
与仰韶文化能覆盖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样，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这说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确是一样地璀璨夺目，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
河姆渡文化之后，在现今江、浙、沪长江三角洲地区，接着发展的史前文化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其中距今约为53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现今江、浙、沪的太湖流域，是我国史前文化中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
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工具和武器仍然是石器，但已出现了以红铜（天然铜）器为主体的金属器，多为小型工具或饰物，史称“铜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已能制作石犁用来耕田种植水稻；以麻、丝织物做衣裳（在一处遗址出土的丝带、绢片，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早的丝织品）；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木器制作品有桨、槽、盆、杵锤等，制作木桨，意味着当时人们已经使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人们仍然居住干栏式房屋，但在良渚文化时代后期已在居住区周围建造城墙，构建城市——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2006年至2007年的考古发现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约400个足球场大小，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北京大学一考古学家称之为“良渚古城”，并说它“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但浙江有史学家曾对此质疑，撰文认为“城墙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坝”）。
然而，良渚文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玉器制作。出土的大量玉器，品种有琮、璧、珠、管、坠、璜、镯、蝉等，它们精雕细琢，展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准，令人叹为观止。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1995年笔者赴常熟市采访时，承蒙该市博物馆特许，曾零距离接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玉琮，浅绿色琮身外方内圆，匀称精细的线条把整个琮身分为6节，镌刻的人神兽面纹唇间还伸出一对獠牙，手感莹洁润滑，原始先民以玉琮作为媒介与天地沟通，卜问未来，祈求福祉，而笔者把握玉琮却刹那间似与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产生了“心灵感应”，仿佛看到了他们在碧水绿林间正用不知名的工具在磨制抛光这种珍贵玉器的身影，真有“妙处难与君说”之感。而在当时加工方法、工具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原始先民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至今还是一个谜。
马桥文化，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着良渚文化，持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它的晚期与黄河流域的夏商相对应。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因此指出：“这种文化下限相当于商代晚期，当吴太伯、仲雍来到太湖流域时，他们所面对的应该就是这种马桥文化”。这个观点很重要、很关键。如同他曾为吴文化定义，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延用至今一样，李先生的这一“判词”，实际上又给先吴文化作了定义。
泰伯奔吴发生在3100多年前，而先吴文化就是泰伯到达吴之前的当地文化，也就是史前文化。就无锡地区而言，先吴文化——更远的旧石器时代不提，从新石器时代考察，它的发展脉络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与吴文化“接轨”。无锡本土的考古表明，半个多世纪来已发现多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址及遗物。如马家浜文化的赤马嘴遗址、崧泽文化的仙蠡墩遗址、良渚文化的高城墩遗址等；鸿山遗址有马家浜文化层、良渚文化层，并出土了精美的玉琮；据某考古学家2008年的报告，阖闾城遗址存在有马家浜文化层、马桥文化文化层，并称“胥山湾以马家浜文化遗物为多”。
所有这些都说明先吴文化在无锡的内容、内涵也是相当丰富又深广的。
三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存在着先后的传承关系，但人们也注意到，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相互联系却又比较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中断的现象。例如，大约4000年前，灿烂的良渚文化就非常神秘地消失了。
良渚文化这一奇怪结局，成为了考古界研究与争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在1999年举行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资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将当时关于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原因的争论归纳为3种不同观点：一是洪水灾害论。认为4000年前从淮河到太湖流域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彻底冲毁了良渚文化；二是气候严寒论。认为那时曾出现过300多年的冰期，气温下降彻底摧毁了稻作农业，以农业为生的良渚原始先民无法生存，导致良渚文化中断；三是内因消亡论。认为当时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引起激烈冲突，使得良渚文化毁灭。
然而，对这3种观点也有不同争鸣意见。有人从气候环境学分析认为，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灾害持续时间较短，不可能突然冲毁已经发展与存在千年之久的良渚文化。对于气候严寒论，则指出那时可能出现过冰期，但不会因此出现很冷的严寒气候，因为从地质时代研究，当时为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总的还是比较温暖的，北半球即使出现过短时间的寒冷气候，那么北方所受影响要比南方大，但事实是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北方龙山文化等仍在蓬勃发展，所以，地处南方、受影响较小的良渚文化不可能因气候寒冷，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内因消亡论，则认为从中国历史看，内部改朝换代频频，但从未见中华文化因此消亡的，因而质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对于良渚文化突然“人间蒸发”的问题，气候环境学提供的答案是海侵。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地质时代称为全新世，11500-10000年前开始至今。在这全新世的11500年间，曾出现过大小数个海侵。海侵时间长达百年乃至上千年，影响弥重弥远，可称是导致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断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
全新世前期，距今11500-7000年，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大量冰川融化，海平面随之升高，至距今约6300年时，海平面比现在高出约8米，长江三角洲海岸线比现在向西内退180-200公里，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绍兴及太湖均在海水中。这名为“皇天畈”的全新世最强大海侵使得地处沿海的河姆渡文化消失。
至距今约4000年时，由于此前全球气温又持续升高，形成全新世以来的第二个最高海平面，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6米左右，被称为“钟家堍”海侵。无边无垠的海水滚滚而来，海水高度不见下降，只见上升，淹没了田地、村落，淹没了干栏式房屋，良渚原始先民只好撤离，一拨拨地分散着走向山地，走向遥远的他乡，四处漂泊，以求生存。这一强大海侵最终使得良渚文化遭遇灭顶之灾，就此消失。考古表明，在大量良渚文化层上，普遍存在一层厚约0.5米以上的黑色水相沉积物，是长期处于浅海底或湖沼底留下的痕迹。这是海侵毁灭良渚文化的科学证据。
四
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因这一史前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闵行马桥镇而命名，它的地域覆盖环太湖地区，包括今上海、江苏东南和浙北。马桥文化特征是广泛使用石制生产工具，有三角形石犁、半月形石镰、石耘田器、翘刃石斧、三角形石刀、长条形石刀、石矛、石镞等；日用陶器为轮制泥质黑陶，有鼎、尊、觚、觯、簋、瓦足盘等，饰以压印的带状云雷纹，或拍印的几何形花纹等。
但是，良渚文化时期发达的玉器制作，那些精致加工的稀世珍品，包括各类玉器，图案细刻的陶器、雕琢优美的象牙器等，在马桥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良渚文化大量优秀、发达的元素在马桥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很多工艺都退步了——有人称之为奇特的“返祖”现象——马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做工都比较粗糙，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单，而玉器不仅雕工粗劣，而且品种少、质量差，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时期。同时，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结构与表意方式，也比良渚文字更为简单幼稚。这些都是海侵摧毁良渚文化后带来的破坏性结果。
有研究成果称，马桥文化来源于浙西南山地的史前文化。这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但似并不全面。在良渚文化被海侵摧毁时，一部分良渚原始先民就近移往山地生活，并生存下来，最终成为马桥文化原始先民，是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逻辑的。但是也会有良渚原始先民走向其他的地方，与他乡居民融和后，又反过来影响马桥文化。如马桥文化的饰以压印的带状云雷纹陶器，很明显地受到了北方商周时期风格的影响，而拍印几何形花纹陶器则与南方印纹陶文化风格一致。一些马桥文化遗址出土有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但未发现铸铜工具，这说明这些青铜器并非马桥文化原始先民自己制造的，而是来自遥远北方商周时期的东西。可见马桥文化在一些方面虽比良渚文化落后，但当时的原始先民已经能够摆脱良渚文化封闭“围城”的束缚，开始广泛吸收各方先进文化元素，走向开放。
良渚文化范文第5篇
—— 游良渚博物院
“到了！到了!”我看到了造型别致的良渚博物院，白色古墙仿佛静静地诉说它的历史。我十分兴奋，这幢神秘的建筑物似乎有着一种巨大的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
讲解员阿姨带我们去了第一展厅——发现求真。我们穿越了时空隧道，一块大玉壁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它渐渐将我们带回到久远的从前……时空坐标是用彩色的泥土和不同的陶器制成的，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个时代，同时也展示考古学家发现良渚遗址、认识良渚文化、确立良渚文明的七十年考古历程。还有复原的良渚古国城墙，在延伸油画的衬托下，延伸，延伸……
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二展厅，因为那里复原和再现了良渚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展现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灿烂与辉煌。那里有活灵活现的良渚先民劳作场景，纺织场景，木作场景，盖屋场景……更有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由此可见五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多么的有智慧啊！我们还一起去玩了拼拼图，盖房子，搭水井，捕鱼……都非常好玩。不过我更喜欢捕鱼，那是一个横着的屏幕，只要等鱼游过来，用脚轻轻的在鱼后面走，鱼就会随着你游动。只要把鱼赶到渔网里去，就成功了。我们听完讲解员阿姨的说明，像一窝蜂似的，全跑到屏幕上去了，结果渔夫比鱼还多，鱼吓得跑光了。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三展厅。
第三展厅展示了大量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良渚时期的精品玉器 。细心的我们还发现，在这些玉器上，都有人脸兽身的奇怪花纹。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在良渚时期，还没有金属这种锋利的工具，良渚人民是怎样刻出这样精细的花纹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