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的口信范文第1篇

回想起曾经共处的岁月，在父母身上，总有一些细节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感动。

阳光的味道

天蓝蓝，27岁，公务员，已婚

那次回家，长途客车一路颠簸终于在桥头停了下来，老公搀扶着我下了车，跌跌撞撞走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

“真冷啊！”我裹了裹大衣，近几年不知什么原因，总是怕冷。这次回来之前，母亲在电话里说，窗户都用塑料布封了，炉子也点上了，还有什么热水袋、电褥子也准备好了，并且还特意为我俩准备了两床里外全新的被褥。

快到村口时，老公拽了拽我说：“你看那里，好像是咱妈。”村头高坡上系着围裙的母亲正向我们张望。风，将一缕乱发抹到了她的脸上，落日中母亲的身影长长的。

母亲抢先跑下了高坡。我和老公连忙上前一左一右地握住了母亲的双手。起初母亲的手粗硬干冷，但很快就变得柔软温暖起来。

入夜，窗外的北风嚎叫着掠过屋顶，夹杂着泥沙和树枝打在屋瓦上发出的噼噼啪啪声。透过窗帘的空隙，晴朗的夜空因隔着塑料布显得朦胧而深邃。躺在松软厚实的棉褥里，我全无睡意，闭上眼睛，脑海里总是晃荡着母亲的身影。吸足阳光后的棉桃裂开了尖尖的嘴巴，母亲腰系洁净的布袋，一绺一绺地将棉絮摘下，再选几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让它们在阳光下尽情地沐浴，然后送去脱籽，最后再把弹好的棉花，一片一片地撕扯开，均匀地铺在被里儿上，蒙上被面儿，一针一线地缝好。

老公冷不丁地问我：“蓝，你闻闻这被子里有股什么味儿？”我赶紧使劲地闻了闻，那是一股熟悉的味道。“是阳光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我脱口而出。在温暖厚实、松软的棉被中，也在母亲那含蓄温爱的怀抱中，阳光的芬芳醉了我们夫妻俩。

永远的激励

冷香妃，26岁，作家，独身主义者

我在这座繁忙又繁华的城市里生活了26年，家在这头，单位在那头，我在中间的地方选择了自己的居室，一个人搬出来住。我每个周末回家一次，吃父亲给我做的晚饭。父亲教给我很多很好的习惯，告诉我如何去学会珍惜。听妈妈说，我刚出世那年，车祸就夺去了父亲的双腿。但他没有消沉，将一年365天的时光，都交给那张老式的藤椅，他在那里看完了比我还高的整整一壁橱的书。我的第一本书和第一支笔就是父亲给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喜欢文学是父亲给我的影响，这影响穷尽我一生也无法抹去。

父亲对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总是不屑一顾，他说这样没有分量的文字是不会流传的。所以，我一直是望着父亲的项背在书写，越成长，对父亲的感激、依赖、崇敬也就越强烈。 我总是驻守在这个繁华的城市，早早晚晚在街头匆忙采访，朝朝夕夕在灯下匆忙赶稿。父亲说，这样的节奏，如何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他一直鼓励我到别的地方走走，去看看那些异地的文化，感受那些不一样的人情世故。我两手一摊：既没钱，也没时间。父亲说钱我给你，时间你自己去找。

我时至今日仍然没能远行，我总是在城市被这样囚禁着穿梭往来。我不知道现在我的时间有多少是和家人在一起，有多少时间惦念着我的父亲犹如我的父亲惦记着我一样。这样的时候，我才会去学习珍惜，珍惜盘旋、犹豫、忽略、遗弃的那些清而碎的时光。

在城市这头生活着的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看望过那头的父母长辈，或者更远地方的亲人或朋友？韶华易逝，青春苦短，莫让年华付水流，常回家看看。

爱情的榜样

小铃铛，27岁，公司职员，已婚

自小到大，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妈妈总是在争吵，他们之间的对话最多不过两三句，就会弥散出“战争”的火药味，我有时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早就应该离婚。

结婚之后，我不怎么回家，一方面因为离得远、工作忙、家庭负担重，另一方面我也是刻意远离爸妈的争吵。因为，我发现儿女越是在他们身边，他们好像争吵的劲头越足，索性不再做他们“战争”的导火索。 不知不觉中，老爸老妈都已经50多岁了，无意中我突然发现，老爸老妈好像不怎么吵架了，老两口之间反而越来越互相关爱了。譬如妈妈喜欢到邻居家搓麻，玩到一定时候，老爸会准时去接。在我的印象中，历来很少进厨房的老爸，现在总是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拣菜、烹饪、刷洗，很少歇息。妈妈也很少唠叨了。好几次，我发现爸爸没回来时妈妈会特别留意楼梯口的脚步声，妈妈还会故意拖延做饭的时间，保证爸爸吃的饭菜都是热的。以前谁也不敢和老爸大声说话，现在他脾气好得不得了，调侃幽默的话，你可以随便在他面前说。老爸以前有点专横跋扈，从来是说一不二的，现在他经常主动征求家人的意见；以往看电视由他锁定频道，现在他能“退居二线”随大流了。

从爸妈的变化，我开始清楚婚姻的实质。虽然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我会说你们干脆离了吧，可也常常觉得他们这么多年的磕磕碰碰中，早已产生了一种谁都离不开对方的亲情。

现在我才明白，父母在初为父母的时候也尚年轻，也就是如我现在的年纪，他们也是在经历中锻炼自己的经验，难免产生一些谬误。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学着长大，学着少犯错误。

父亲的家信

风敲竹，39岁，私营企业主，已婚

家里装了电话，我成了动口不动手的真君子。父亲来信里总要嘱托：“别忘了写信！”然而，我有事总是打电话，顺便也问一些家中事，这让父亲没了写信的理由。一次，我打电话，父亲硬梆梆一句：“少打电话，多写信，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父亲的信写得很长，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对儿孙的思念。我人到中年，百事繁杂，写信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时还请调皮的儿子写上两笔，权充两代人的问候。

一次，老父来信，一张白纸上只有称呼：“风儿”，落款：“父字”。面对空空如也的信纸，我知道父亲的心在哭泣。他不需要钱物，只祈盼精神上的赡养，而精神赡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他看来便是写信。信是父母感情宣泄的地方，一张薄薄的信纸使两代人的心亲密沟通。

夜深人静，我奋笔疾书，谈自己生意的得失，写自己对世相的思考。父亲回信：“可以食无鱼，不可月无信。看到你事业的兴旺我真高兴，不过做生意千万不要见利忘义，有情有义比花几万元做的广告更重要……”父女的信不再是只问安康，而是朋友在切磋、亲情在交流。

给父亲的口信范文第2篇

忽然听到久违的《算盘歌》：“长方框，一道梁，串串珠子档上藏。楼上住着猪姐姐，楼下卧着猪弟弟。一个姐姐当做5，一个弟弟才是1。”听着听着，便勾起我对算盘的回忆，尤其是忆起父亲的算盘和他那算盘人生来。

父亲当了一辈子村会计，与算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也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着不可割舍的笃厚情感。小小算盘记录着父亲一生的苦辣酸甜。

父亲生活的时代，没有电脑和电子计算器，算盘就是唯一的计算工具了。记忆里，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装着算盘子的提包，到哪里一坐，就拿出算盘拨弄着，像是有算不完的账。很多时候，有人找他计算什么，父亲总是不厌其烦，拿出算盘淅沥啪啦一阵子，珠落玉盘般清脆地响，不一会儿就计算完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目来，让人满意地点头，父亲也陶醉在“胜利”的喜悦里。

父亲的字写得好，珠算更是一绝，这在我们十里八乡都是小有名气的。父亲的思维相当敏捷，手指的用法十分娴熟，把小小的算盘玩转得活泼乱跳，让人眼花缭乱。父亲打起算盘神情相当专注，只见他屏息凝思，心无旁骛，手指拨弄着算珠啪啪直响，那响声清脆、明亮、深沉、凝重，时而如翠玉击盘，时而若雨打清荷，时急时缓，错错杂杂，简直是一首悦耳的算盘交响曲，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父亲有时一边看着账本，一边玩转算珠，让加减乘除在小小的方格里翻云覆雨;有时一边聆听别人读数，一边拨弄算盘，不管别人读得多么快，他都能跟得上、算得准。况且是，一连串的几百个数字，要么加减，要么乘除，一口气打出来，却无丝毫差错，从来用不着复算，这一点不由你不服。在别人的唏嘘赞叹里，父亲有些得意地笑着，然后轻轻晃晃身、摇摇头，做些身体的调整。打算盘既是脑力又是体力的活路，可是不轻松的。

那时候，父亲负责两个生产队的账目，任务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些繁重的工作又都是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父亲白天做了一天的活，已经累得水泄不通了，晚上又要挑灯夜战，陪伴着昏黄的煤油灯，搞着那些枯燥的数字游戏，真是有些受苦了。但是，父亲却乐此不彼，钟爱着自己的工作，丝毫没有什么怨言。父亲经常熬到深夜，拿着那些繁琐的账本对账目、搞计算，什么往来账呀、工分账呀、决算账呀，乱七八糟一大摊，总是做得有条不紊、游刃有余。经常是，我睡醒一觉了，还听见父亲的算盘啪啪响，而算盘的啪啪响声又像安眠曲一样把我再次送回到梦乡里。那时候，我是听着父亲的算盘声响成长的。

父亲小小的算盘却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谁个挣多少工分，谁家分多少口粮，都是父亲的算盘拨弄出来的，算盘一响，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父亲一向不感情用事，他为人耿直、胸怀坦荡、不徇私情，从不给谁多添几分，也从不给谁少算几分，而是忠于事实，毫不虚假。小小的算盘写满了父亲的心酸史。每每父亲拨弄了一阵算盘、出现的数字不可观时，父亲总是恨铁不成钢地叹息一声：“哎，就这些吗？王鑫一家的口粮少得可怜呀。”父亲就皱起眉难受一阵子，然后又再算一遍，希望出现理想的数目，但是依旧让人失望。小小的算盘写满了父亲的欢乐史。每每父亲拨弄了一阵算盘、出现了一个大数目时，就高兴得击掌：“哇，今年收成好多了，每家要多分一些粮食了。”父亲是性情中人，情感波动很大，他的脸就是阴晴表。

但无论怎么说，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算盘随意拨弄出来的，算盘只是见证事实，来不得虚假。父亲的算盘拨弄得再精工、再怎么响亮，没有粮食、没有财富，人依旧是要挨饿受困的。父亲拨弄了一年的算盘，算来算去，每人挣的工分都不少，但是收获的却了了无几，再怎么样的神算，也是令人怅然，到头来还是一声叹息两茫茫。焦躁的父亲有时候对着算盘叹气不止，有时候把手拍在算盘上，照着无辜的算盘出气。

父亲一生用坏了好几个算盘，拨弄出不知多少个数目，在当地有着“神算”的称誉，这是他值得荣耀的;但却没有算出多少财富来，这也是他感到内疚的。父亲曾经自嘲说：什么神算呀，是瞎算罢了。

父亲终于老了。人老珠黄，手脚笨拙，很少再见父亲拨弄算盘了，跟随父亲不知多少年的最后一个算盘，已经斑驳陆离、残损不全了，静静地躺在书桌的一隅，喂养着灰尘，仿佛在向后来人诉说着过往。那或许是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吧。

父亲是个“代言人”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异地交流全凭信件作载体。因此，写信、寄信是当时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唯一途径。“信鸽”传情，尺牍寄意，那是一种怎样的温馨和美好呢。

写信不像打电话那么简单便捷。打电话随时可以进行，是一种口头的交流，所以就很容易操作，不识字的人照样完成;写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运用的是书面语言，提不起笔的人是万万完不成的，提笔忘字、书写不规整的人也写不出好的书信来。那时候乡村里识字的人少，能够把信写好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我父亲出身书香门第，写起文字来很流利，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写信便是小菜一碟了。我的亲戚中，二姑是远居东北的，不能经常见面，书信联系就成了交流的唯一途径。父亲平时说话很呛，口口见矛、咄咄逼人，但是写起信来却相当柔和，措辞很是委婉，语句很是滑润，却又通俗易懂，让人听起来舒心顺耳，有种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愉悦感。记得，每当收成好些的时候，父亲就想起来给二姑写报喜信了。夜晚，吃罢饭，父亲就趴在煤油灯照耀下的八仙桌上，摊开信纸，开始了他的娓娓诉说。父亲首先征求我们的意见，征询该向二姑诉说的内容，父亲只是当个“代言人”罢了。依据他的观点综合了我们的意见开始给二姑写信了。父亲照例是先客套地问：问对方的好，然后开始写这边的情况。那真是事无巨细地汇报收获了多少粮食，卖了几头肥猪，孩子长高了多少，学习成绩如何……写完之后，就念给我们听，让我们提提建议，看还有什么疏漏没有。待我们都说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把信笺折叠起来，装入信封，写好收信人地址姓名，去邮局寄信了。

现在的信封要符合“国际标准”，还必须填写邮政编码，那时候就随意多了，信封大小长短不规整，价格也很便宜，一个只有一分钱。可是，我们还是不舍得花钱买信封，都是自力更生自己制作。这任务一般就是我的了。我找来牛皮纸，一个一个地折叠好，然后用浆糊粘贴住，就完成任务了。信封制作虽然简单，但也是一种创造，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是一种精神享受，想象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信封像白鸽的翅膀一样，带着主人的问候飞到天涯海角的亲友手中，是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的。

年关是写信的高峰期。一方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时候在异地的亲朋好友都会互致节日问候;另一方面，这时候邮寄包裹的比较多，衣物呀、食品呀……收到包裹以后，总要写封信报平安、致谢意。记得每到这时候，东北的二姑就寄给我们几十块钱过春节。我们礼尚往来，就寄去一包花生米或者香椿什么的，以表谢意。父亲还要写信给二姑，说钱收到了，十分感谢，并寄去一点礼物，品尝品尝，其实是聊表心意罢了……这时候，也是父亲最忙碌的时节，那些不识字，或者写不好字的人，都来找我父亲替他们写信。有的拿着信封和信纸来，也有的什么都不拿，父亲不但要搭上工夫给他们写信，还要自备信纸，而我平时糊的那些信封也派上了用场。

写信是一项技术活，那语言是需要反复推敲的，否则，如若遇到了一个吹毛求疵的收信人，挑出了毛病、抓了把柄，那就不是美妙之事了。所以，父亲给人家写信是很慎重的，总是先充当一番“采访者”向“被采访者”仔细了解详情，让他讲清楚写信的意图、大体的思路，然后再掂量一番，动笔书写。即便如此还要边写边询问情况，生怕出现了什么纰漏。父亲写完了信，照例念一遍给人家听听，如有哪些不妥之处，就再作修改，直至人家满意为止。

也有来了信不会读而来让父亲读信的，父亲就拆开那信，读给他们听。来让父亲读信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他们老眼昏花，又不识字，就可怜巴巴地找父亲帮忙。父亲读信也很动容，绘声绘色地念：“敬爱的父亲、母亲，最近好吗……”就像儿女在跟前面对面地跟父母拉家常一样亲切、动情，读着读着，就让人家流泪了，父亲的眼眶里也饱含着泪水……这些老人家让我父亲读完了信，就再让父亲给写回信，父亲字斟句酌地给写信，写好了装入信封，又怕收信人感到突兀、惊慌，怀疑家中出现了什么意外，就在信封的背面写上“平安家信，勿念”几个字。父亲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也是很细致的。写完收信人地址的时候，总是反复对照几遍，生怕出现了差错，让对方收不到信而着急。

父亲当“代言人”，曾经挽救了许多人。记得本家一个大伯年纪很大了，唯一的儿子在青海做事，却不孝顺。父亲替大伯给他儿子写了许多信，教育他儿子要好好孝顺老爹，按时寄些钱来给老爹零用。父亲有时候娓娓道来，以理服人;有时候也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最终，他儿子被感化了，定时给老爹邮寄钱物来孝顺他爹了。还有那个酒鬼五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不知道理家，老婆见前途无望了，就跑回很远的亲戚家，扬言要离婚。五爷耷拉着脑袋来找我父亲出点子，我父亲没好气地训斥了他，说他天天醉醺醺，不知道过日子，谁愿意跟他过呀。五爷厚着脸皮要我父亲给他老婆写信，央求她回来。我父亲说，这信不好写，即使把她劝来了，人家还会走的。五爷喃喃地说：那该怎么办？难道就白白让个老婆再嫁高枝了？我父亲义正词严地说：很好办，只要你戒酒，我会保证让你老婆回来。五爷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向我父亲保证以后永远不再沾酒水了。我父亲就嘿嘿地笑起来，拉起五爷说：好的，你就回家等候吧，一个月之内保准让她回来的。我父亲就给五爷的老婆写信，写完一封又是一封，自搭信纸、信封不说，每封信的8分钱邮资也是他自掏腰包。也不知道父亲每封信都写了什么，就知道他的“连环计”最终起了作用。某一日，五爷的老婆终于羞答答地回村了，倒是没有回到五爷家，而是来找我母亲。我母亲说了一片好话，说五爷天天思日日想的，也早已经改邪归正、酒水不沾一滴了。母亲把她送回家，五爷笑得合不拢嘴呢。

父亲义务地无怨无悔地给乡亲们了无数的信，做了许多好事，人家自然十分感激他，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以及当兵的青年每每回家探亲，都主动来看望我父亲，说我父亲写的信语言流利、内容清楚、字也端正，都被他们当成了艺术品保存着。

可是，后来父亲出事了，出事的原因与写信有着密切关联。那天晚上，我们村的于坤哥来找父亲写信，哭哭啼啼地说他父亲在外面病重，想知道他的情况，生产队又不准假……我看见于坤哥畏畏缩缩的，一点也不自然，他都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平时做完了工，还要可怜巴巴地扫大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子女，是被的对象。

父亲总是有求必应的，但是这次却有些踌躇，他皱着眉头抽了一阵旱烟，后来终于答应了，似是下定了决心般地说：“那就写吧。父子通通信有什么错呢？我替他写信也不会有错吧。”

当时，我尚小，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父亲虽然那样说话安慰自己，在心里是认识到的，替子女写信是大逆不道的，给通信是罪该万死的。

果然如此，父亲终于出事了，那天上面的工作人员威风凛凛地来到我家，找我父亲调查情况，问父亲是不是替于坤写信了，是不是那信寄到罪恶滔天的手里了。

我父亲知道抵抗不过去，就据实而说，承认了此事。但我父亲说，他是按照于坤的口述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话语，没有反动语言呀、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呀。那工作人员从怀里掏出信，指着我父亲说：“还在狡辩，你看，还什么‘敬爱的父亲’，还什么‘此致，敬礼’……一个罪恶滔天的，怎么是‘敬爱的父亲’了？我们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此致，敬礼’了？分明是立场不坚定，分明是想颠覆无产阶级。请你说明白，你是什么企图，你的阶级立场哪去了？”

从此，父亲的村会计被撤职了，父亲挨了批斗，成了对象。

我看见一向乐观豁达的父亲变得闷闷不乐、愁眉不展的样子，心里十分悲伤。

父亲安慰我说：“孩子，你还小，不懂事，以后会明白的。其实呀……”

我看见父亲欲言又止，知道他心里藏着许多秘密。

我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是呀。”

父亲说：“于坤的父亲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写一手好文章，只是措辞不当，一不小心，就被打成了……”

我懵懵懂懂地懂得了一些，吃惊地望着父亲，不再说话了。

以后，父亲孤独起来了，再也看不见他灯火阑珊处埋头写信的背影了，再也没有人来找父亲写信读信了，我们家顿时门可罗雀、冷清起来，伙伴们也不来找我玩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有些不适应。

有时候，我二姑来了信，父亲都懒得回信了，我催促父亲写信，父亲瞪着我，不理会。看来，父亲真的伤透了心。

我渐渐长大，作文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字写得也工整多了，耳濡目染间就学会了写信，于是我便给二姑回信，便偷偷地帮助乡亲们写信。但我那时还是学生，措辞不知道深浅，喜欢拽文用辞藻，动不动就耍学生腔，描写一番，或者活学活用一些时兴语言，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之类的句子都写到信里去，让父亲看了十分好笑。父亲说：“写信是给普通人看的，清楚明白是要旨，通俗易懂、实实在在最好。”

我读初中的时候，就不再搞阶级论了，也被昭雪了，父亲也恢复原职了。这时候，父亲又拿起一度搁浅的笔，重操旧业，替乡亲们写信、读信，当起了“代言人”。

后来，电话普及了，写信的人渐渐少起来，父亲年龄也大了，眼睛昏花了，一般不再替别人写信了。但是，现在的乡亲们都很怀念那时写信、收信、念信的甜蜜，都很感念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一支笔”“代言人”。至今，还有好多人留存着我父亲写的信，时不时地拿出来阅读，父亲那飘洒自如、苍劲有力的手写体，给人力量;那亲切朴实、谆谆教诲的话语，依旧铭刻在人们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他们积极进取。这些效应，是其他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能替代的。

最小的借贷

电脑的普及，渐渐结束着纸写时代，对纸笔的爱好已经不那么迫切了。但读书的小学时代却是对纸笔有着特殊感情的。

记忆里的第一支钢笔是父亲进城给买的。那时候，我们村大唱样板戏，父亲在戏团里搞乐器，属于戏班成员;我们村唱的戏很受欢迎，经常被邀请到县里汇演。父亲临走前，向我承诺，说给我买一支钢笔。我简直是高兴极了，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父亲去了9天，我像是期盼财神一样，一天天地被煎熬着，每过一天就在墙上画一道粉笔杠做标记。待父亲回来的时候，我终于高兴地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钢笔，是暗红的颜色、很笨拙的那种“体型”，看起来“胖乎乎”，很可爱的样子。

我真的有些爱不释手了。平时放在兜里珍藏着，用着写字的时候就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拧开笔帽、谨慎地去使用它。那时候，钢笔是很缺乏的，一个班级里有不了几支，即使有几支，也是“惨不忍睹”的破烂货。因此，我能有一支在城里买来的新钢笔，就成为稀有之物，我也就成为佼佼者了。

我的那支笔的特点就是笔管大，笔囊也就相应的粗长了，吸一次水能够使用两天以上，这就是优势。而那些同学的笔，吸一次笔水用不到一天就宣布告罄，由于又要抓紧写字、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因而就很着急，所以很多同学就向我借贷笔水了。

向我借贷笔水最多的是那个“小耗子”。他从小没了娘，家庭状况很是不好，用了一支亲戚不用了送他的破烂钢笔，笔身处还有裂缝，写字的时候就把手上沾了许多的笔水，弄得脏兮兮的。他的字写了没有一半，就没有钢笔水了，只好厚着脸皮向我借贷笔水。

我就有些不耐烦地拧开钢笔，把笔尖对着他的笔尖，捏着笔囊一滴一滴地给他输送笔水。我们的眼睛都睁得好大，生怕数错了数字，嘴里念叨着：“一滴，两滴，三滴……”然后，开始“谈判”，说到下午一定按时偿还，否则要加倍处理，以后永不再借。

这里说的“借贷”是有别于“出借”的。出借，只要偿还原本就可以了，借贷的关键是还要偿还“利息”的。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的家伙出的主意，说出借笔水，是要“本息”偿还的，一般约定成俗的偿还方式是借一滴还一滴半。

偿还一滴还很好操作，那半滴就有难度了，标准很难掌握，是一种技术的考验，很多时候就争得面红耳赤、僵持不下。以后，就想出点子来，借贷笔水，绝对不借奇数滴，而是借贷偶数滴，那样在偿还的时候，就不存在半滴的可能性，操作起来就方便易行了，也减少了很多的纠纷。那时候，我们还是很聪明的。

孩子们大都很耿直，毕竟是人家帮了自己嘛，偿还还是及时的，对那点的“加息”行为也都理解。可是，后来有的小家伙就耍“狡猾”了，小黑就是其中之一。他长得黑黝黝的，非洲人一般，可是智商却是“欧洲型”的。他有两支钢笔，一支是可用的，一支是不可用的，那支不可用的钢笔里吸进了很淡很淡的笔水，当他借贷了别人家的笔水时，就用那些很淡很淡的墨水偿还。

我就经历过多次的，当初没很在意，以后终于觉察了，写出的字淡淡的，墨迹很浅，很容易消失。我们都对这种行为感到不齿、义愤填膺。以后，老师知道了这事，批评了他，让他耿直做人，不要欺骗同学。

后来，老师给有钢笔的同学每人准备了一瓶笔水，放在自己的课桌洞里，随使随用，就方便多了，那种可怜巴巴借贷笔水的现象基本消失了。

现在想来，那恐怕是最小的借贷了，但却是刻骨铭心的。这最小的借贷不仅凸现着那时贫穷的记忆，还对我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品质培养大有裨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吧？那“相报”的“涌泉”不知道要比“滴水”大多少倍呢。

一条围巾

小时候看电影，对《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印象颇深，尤其是她围围巾、那潇洒的一甩，真是魅力极了。心里想，那才叫真女人呢！

也许是爱屋及乌吧，以后对围巾就有了特殊的好感。那时候，我们村里春节期间演大戏，在演《红灯记》的时候，我再次看到了李玉和的围巾，眼睛不由得一亮，围着围巾的李玉和看上去端庄典雅，真是帅呆了。心里想，那才叫真男人呢！

所以，我对围巾羡慕不已了，多想有一条自己的围巾呀。那才风度，那才时髦呢！

可是，那时候很难实现这个愿望，穷人家的孩子有顶帽子戴着就很奢侈了，至于围巾简直是奢饰品，就像现在的昂贵首饰一般，是富贵人家的显摆物。

但是，再怎么昂贵，都会有人拥有的。那时候，我们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围着围巾的，一个是学习很糟糕的刘徽，一个是趾高气扬的女生张海翠。我们都管刘徽叫李玉和，管张海翠叫林道静。下课的时候，我们会移花接木，摘下他们的围巾往自己的脖子上围一阵，那种温暖的、时髦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我享受过刘徽的围巾。那天下午我帮助刘徽扫地，他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围他半个小时的围巾。我拿过他的围巾，也学了林道静往脖子上一甩的潇洒动作，那灰白色的围巾如同长练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规规矩矩地套在了我的脖子上，真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是温暖而惬意的。

幸运的是，老师重新排位的时候，将张海翠排到了我的前面。我心中暗喜，有机会欣赏她红艳艳的围巾了。张海翠是个苗条个儿，长得也对得起观众，红扑扑的脸膛，加上那条绣着花色的围巾的衬托，愈加鹤立鸡群。她时不时地将那围巾往后一甩，就甩到我的脸上去，一种痒痒的感觉。那时候已经是初中生，进入青春期了，就有种美好的向往和仰慕的滋味。

可巧的是，一个调皮鬼撺掇我，说我要是想办法把张海翠的围巾围到我的脖子上，就奖励我一个弹弓。我其实不缺那个弹弓，但我还是神使鬼差地做了。我就说：张海翠你的围巾上有个毛虫。胆小的张海翠吓得一声尖叫，我就趁机将她的围巾取下来，围到我的脖子上，一种温暖的香喷喷的气息沁人心脾，那种感觉真是美妙绝伦的。

待张海翠知道自己上当了以后，就发疯般地去扯她的围巾，我的手一推搡，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她的手指将我的脖子给弄破了，很明显的两道血痕。

流血事件发生是非同小可的。经过老师调解，张海翠答应把他哥哥的那条旧围巾送给我。她出生在工人家庭，她哥哥也有围巾的。

下午的“赠送仪式”结束以后，我便有了一条梦寐以求的围巾，终于也成为潇洒一族了。真是歪打正着呀，嘻嘻。

那条围巾我围了两个冬天，到高中的时候，就不再围了，因为张海翠不跟我一个班了。

几十年后，同学聚会，遇到了张海翠，提起“围巾事件”，她仍然记忆犹新，还后悔下手太狠了些，给我留下了心灵的伤痕。

给父亲的口信范文第3篇

一个平凡的上午,我在屋里翻着自己旧时的物品,因为我要整理出一个大的柜子好存放现时的物品,就在阳光照进屋里的一霎那,我在抽屉的最底层忽然发现一个落满灰尘的皮夹子,打开它,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三封信,每一封信都由一个小信封装着。

这分明是一种来自岁月的回想,我努力搜索着记忆的瞬间,期望能找到关于这三封信的印象,但它们显然离我已经很久远了,鼻子里分明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出于好奇心,我分别打开了它们。

第一封信的年代显然离我最远,字迹已经有些斑驳、模糊,我努力分辨着里面的内容,渐渐的为记忆打开一条熟悉的道路。

写这封信时,我的年龄才十一二岁,刚刚小学毕业的样子,这封信是写给奶奶的。那时大概奶奶要离开家一段时间,具体去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去远方串亲戚。

我幼时一直和奶奶住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我的脾气不太好,总是与父母为敌,于是,为了避免战争,我便及早地离开了他们,搬到乡下与奶奶同住。奶奶对我最亲,总说我长得五官端正,是个做官的料,还说我脑袋长的大,比父亲聪明,长大了准比父亲强。

她一直担待着我的坏脾气,因此,我一度成为失控的孩子,每逢父母从城里过来看我满身脏兮兮的样子时,母亲总想将我从乡下拽回城里,我百般推辞,总是躲到奶奶的身后,好让她为我找一个可以留下的借口,奶奶每次都以父亲的不孝顺为突破口,她说如果想把孩子带走,你必须留下照顾我,否则我以后的起居生活没有着落,父亲总是无奈的摊开双手,嘴里喃喃骂着我的乳名,母亲则索性转回头去,说这孩子肯定废了,留在乡下,只会成为一块木头。

为了打破母亲说我是木头的传言,奶奶下决心将我送到县城的小学上学,她早上骑着个破自行车送我,晚上又借着朦胧的月夜将我接回家,曾经几次为了我的作业不及格,她请求老师留下来给我补课,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在回家的途中我睡着了,奶奶硬是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扶着我,带着我走回家,第二天她便感冒了,我还抱怨她的不小心,所以,很长时间里,我的脑海中尽是奶奶的好处,对父母的冷漠也多了层隔膜。

这一切培养了我们之间良好的感情基础,因此,一旦奶奶要离开我,哪怕是非常短的时间,我幼小的心也承受不了这种别离。

故事发生在那天下午,本家的一个姑姑来学校接我,说奶奶需要到远方的一个亲戚家里去,让我安分点,同时让我到她家里吃饭,我梨花带雨地坐在她的自行车后面,好像丢失了灵魂般的哭泣,我知道奶奶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她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我必须耐心等待她的回归。

没有了奶奶的束缚,我的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难以驯服,我拼命地在山上奔跑,以图能够宣泄出内心深处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我满山的大喊着,山谷回响着我的喊声,但漫山遍野没有人烟,更没有人能理解我。

那天下午,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写一封信给远方的奶奶,我记得我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那家亲戚的地址的,也不知对错,我拿了笔,写出了我年轻的心声,内容大概是写非常想念奶奶,要奶奶早些回家,家里的鸡鸭我每天都会去喂等等,最后,我还在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心”,表达对奶奶的思念之情,因为我上小学时流行画“心”,我是将给女朋友写信的形式照搬给奶奶,也许是当时真的找不出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内心对奶奶的思念。

后来,信不知为何没有寄出,我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啦,但写完信的没几天,奶奶就回来了,我也恢复了最终的纯真和梦想。

现在,我真的后悔没有将这封信邮给奶奶或者是读给奶奶听,更没有在她有生之年对她说一声想念之类的话语,奶奶在我十五岁那年死于心脏病,当时,我特别痛苦,可除了哭泣外,别无选择。

仔细想想,时间真的像给你开了一个玩笑,我无法表达现在的心情,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却让一封信给隔离了十年的时光。

眼里仿佛有泪水闪烁,映着泪光,我打开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是写给父亲的,大概是奶奶逝世后的第二年。那一年,家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窘境,迫于生计,父亲只好辞别了我们,只身前去煤窑挖煤。

我和母亲一直担忧着老实巴交的父亲,他这样的人生观和性格,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受别人的欺负,我清晰地记得一件事情,那一年夏天,父亲去外面卖雪糕,几个地痞流氓在外面拦住了他,非要讹他的东西吃,父亲嗫嚅着告诉人家这是小本生意,不敢给你们的,他们便上来抢,当时,我正好放学路过此地,我本不想管,父亲卖雪糕本来已经丢了自己很大的面子,但看见父亲吃了亏,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亲情一下子轰然暴发了,我拿起地上的石头冲了上来,结果是我的嘴巴烂了个大口子,然后便是他们应声倒地的声音,直到后来,父亲还埋怨我的冲动和不理智,但母亲支持我,说我为家里争回了荣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父亲的懦弱在我内心深处定格成一张图案,永远不褪色,让我无法理解和释怀。

因此,我一路嘱托着他凡事要小心,并且该爆发时就必须报复他们,让他们也尝尝拳头的滋味,父亲含泪离开了我们,这一去就是一年的时光。

父亲所在的煤窑离家约有一百多里,我没有去过那里,只听说那里的工作很苦。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初中的学习,我的作文很好,经常是老师表扬的范文,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我的提议下,我和妹妹搬出了小桌,坐在春天的阳光下给父亲写信,我清晰地记得那天的阳光有一种温暖的味道,我提了笔,问妹妹给父亲写什么,妹妹说就写我们想念父亲,让他挣完钱早些回家。

内容简单地很,大概只有半页纸,后面我还加了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几句话,目的是鼓励父亲要勇于面对欺负他的人,不行就跟他们动刀子。

现在读来,我感触着自己当时的年轻和朝气,但却觉得亲切的很。一种原始的亲情在我的身边荡漾,我似乎看见两个孩子正蹲在小桌前,有春风吹过,写完的信纸被风来回吹拂,两个孩子的脸庞分外鲜明。

写完信后,我却苦于没有地址邮出,中间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总而言之,我没有再深入去追问父亲所在工厂的地址,于是这封信堂而皇之地躺在了时间的桥梁上,一放就是十年的岁月。

同样是追悔莫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前,父亲害了一场大病,终于没有躲过这场劫难,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只留下一份思念在天地间生根,让做儿女的我们顿足捶胸。

在父亲的有生之年里,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我甚至没有为他端过一口水、热过一回药,因为我一直在忙工作、忙生活,我甚至没有在他临死对他说一声“我爱你,爸爸”,因为我年轻、我害羞、我不经事,但这些是可以解释的理由吗?除了不孝外,我找不出为自己搪塞的借口。

这封信,也成了一个永诀书,记载着一个儿子永远的痛。

第三封信是写给母亲的,那是我结婚生子后的第二年,当时,为了还清家里父亲去世时欠下的外债,我和妻子去外地打工维持生活,照顾儿子的重任就落在母亲身上,由于路途遥远,我们每两月才有一次回家的机会,因此,母亲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者。

当时我们的心情很简单,就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母亲记性不好,我们总害怕她会不小心忘记了喂孩子奶粉,孩子就会在冰天雪地里嗷嗷待哺,所以,有事没事时,我和妻子便总想着能够早日将工作调回家。

有一次,好像是儿子的生日,我们踏着漫天的飞雪从下午便开始坐车向家里赶,可到家门口时,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儿子也不知道去哪儿啦,我们失望地四下张望着。直到晚上七点钟时,我才看见远方的一个熟悉的身影,母亲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子前面坐着儿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母亲的身上只穿了件单衣,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她拾回来的废铁。

原来母亲在帮着我们还家里的债务,所以,她有事没事时,便带着儿子满世界跑,到目的地时,她总会将儿子放在一边玩耍,自己则东跑西走的捡拾废铁。

我和妻子的眼里装满了泪水,但当时只顾儿子,竟没有一句安慰母亲“冷不冷”之类的话语。

一直在外地,便想着能够与母亲联络,当时村里面有极少数人家装了电话,我们曾经有过打电话给母亲的先例,但一想到母亲抱着孩子,一路小跑着到村长家里接我们电话的场景,我们便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我们便想起了写信,信里的内容也很简单,只是说要母亲记得给儿子喂奶粉,要查好日子去县里给儿子打防疫针等,现在看来,我真觉得不可思议,自己的心中难道除了儿子外,就没有想到家里还有一个年迈苍苍的老母亲吗,幸好这封信由于自己的疏忽没有寄出,不然,我会辜负母亲的心。

看完这三封信,不觉间,我泪流满面。其实,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匆忙找借口,一直在逃避着一种责任和职责,而自己所有的理由,奶奶包容了我,父亲宽恕了我,母亲原谅了我,他们一直在施爱给我,从不求回报,而我呢,却将他们给予我的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毫不知情的生存着,因为我的年轻,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匆忙,因为我是他们最亲的人。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的幸福上了保险,亲情会永远地存在于我们身边,殊不知,由于自己的错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门、天空,有些情,已经一去永不回头了。

那天下午,我放弃了所有的工作,走进了奶奶和父亲的坟地,在他们的坟前,我点燃了写给他们的信;我去了县城,为母亲选了时下最流行的老年装,还让卖衣服的老板在胸前别了“妈妈,祝你永远健康”的胸牌。

给父亲的口信范文第4篇

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据说母亲在生下我后就失踪了，奇怪的是，父亲从未寻找过母亲，也没有人在父亲面前提起过母亲，这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经因为斗殴被拘留半个月，而起因就是对方在一场本不会被激化的口角中脱口说出了母亲的名字和一些关于母亲去向的臆测。

父亲和我相依为命，但我并不感激他，因为他总是如影随形般潜伏在我的左右，粗暴的剥夺了我少年时代的快乐，令我变得内向、沉郁、早熟。

从记事起，只要父亲和我在一起，他就总是刻意挡在我的面前，用一只手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想把我藏在他的身后，他很少与其他人交流，总是显得步履沉重，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只有回到家，父亲才会松开我的手，然后做饭，刷碗，收拾家务，笨拙地履行着这些本应由母亲承担的义务。

上小学时，每当我放学走出校门，父亲总是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衣站在最醒目的位置，那时他三十出头正当壮年，身材高大不苟言笑，一张黑黝黝的四方脸膛上挂着粗细不一深浅各异的不规则皱纹，仿佛经历过刀削斧凿一般，大多数时间他表情严肃近乎麻木，只有见到我时嘴角才会不易察觉的微微翘起，仿佛一汪死水划出一道浅浅的波纹，他的出现总会令那些与我有说有笑一路同行的同学畏若虎狼避之不及，久而久之，我成了小学校园中惟一的独行客。

父亲的行为令我感到窒息，但他却浑然不觉，在初三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和他大吵了一架，要求他还给我自由，当时父亲震惊的看着他自小就乖巧听话的女儿，一脸的不可思议，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显然已经无法与具有初中文化的女儿沟通了，他有些不知所措，渐渐变得有些可怜兮兮，目光呆滞眼神混浊，盯着我看了很久才转身离去。

父亲并未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居然趁我熟睡时偷看我的日记，当我惊讶于日记本洁白的扉页上突现的油污时，他竭力装作若无其事，可当我终于在午夜时分将他人赃俱获，父亲黝黑的面庞红得就是像一块染了血的红布，我当着他的面愤怒地将日记本撕成了碎片，整整一个月没有同他说话。

父亲的粗涉在我上高中时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他拒绝了我住校的要求，执意要我住在家里，他依然每天出现在学校门口，用他高大的身躯挡在我的面前，带我回家，然后用他亘古不变的招牌菜红烧茄子让我吃到反胃。

我早已放弃抵抗，面对这样一个固执而沉默的人，我只能承受下这一切，但我并不绝望，我在心里倒数着高考的日子，高考之后，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离开他。

为了逃避父亲，我报考了一所远在省城的大学，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干涉我的选择。

我顺利考取了这所大学，当我不无得意地告诉父亲我即将远去千里之外的省城上学时，父亲本就黯淡的眼神终于彻底熄灭了，我看得心头一疼，但想到即将到来的自由，终于又硬起了心肠。父亲沉默良久，从衣柜深处取出一个层层包裹的青花小包，他打开小包，里面是厚厚的一挞钱，随后他再次确认了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把钱交给我，用嘶哑的声音吃力地说，这是一万块钱，学费足够了，爸爸就不送你去学校了。

就在这一刻，我发现他的腰背已经有佝偻的迹象，双鬓呈现出一抹近似于冬日河面的苍白，他老了，这让我略有伤感，但很快我就惊喜的意识到，从今以后父亲再也不会挡在我的面前，我自由了。

九月，我挥别站台上的父亲，踏上了前往省城的火车，这是我生下来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父亲。

在火车站狭窄的出站口，远远的，我就惊奇的发现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醒目的大牌子，一遍一遍用扩音喇叭叫着我的名字，我好奇的走了过去，发现一个与我长相酷似的中年女子举着牌子盯着我双眼通红。

我知道，她一定是我的母亲，我无数次梦到却从未谋面的母亲，但我并没有想像中的激动，反而有些木然。母亲带我上了一辆车，把我送到学校，跑前跑后为我办理入学手续，看着她忙碌的样子，我心头却不由自主浮现出那道挡在我面前的落寞背影。

母亲告诉了我真相，她是个城市女子，上山下乡时认识了父亲，父亲为了帮母亲离开农村，动用了一切关系甚至与家人闹翻，终于在县城的一家国营厂为她找了一份工作，母亲得以摆脱农村户口，也为返回省城扫平了障碍，但就在即将办理好返城手续时，母亲怀孕了，当时母亲没有结婚，我的亲生父亲，那个掌握着返城审批大权后来被枪毙的革委会头子对此事不闻不问，母亲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远在农村的父亲，于是父亲赶到县城与母亲结了婚，在我出生之后，父亲和母亲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母亲的返城手续终于得以办妥，在返城之前，母亲把国营厂的工作还给了父亲，同时留给父亲的，还有我这个随母同嫁的女儿，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母亲没有再返回过县城，她寄来的钱被原封不动退回，她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个女儿了，可是两个月前，她突然收到父亲的信，信中说，女儿要来省城上大学，为了不给女儿丢人，他不会跟着来了。

给父亲的口信范文第5篇

声声泣血，我母亲叫着我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离俄罗斯一河之隔。

我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18岁的他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逊克县“下乡”。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80来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锄：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

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风。而这位程玉风，也就是10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深夜，大东北高远而迷离的月光下，屯子边河流的低吟浅唱声中，我母亲低头递上一包用手绢包着的带有体温的花生，我父亲则抱紧了我母亲。

“我们能不能这样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呀?”我母亲问。

“永远不分开，我们生死与共。”父亲答。

我母亲突然就哭了：“我也一样。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我父亲的话也许只是情到浓时脱口而出，但很快，生活真要掂掂他诺言的分量了。

父亲与我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我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可是因为父亲随口而出的那句话，我母亲心里早容不了别人。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我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300块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块钱退给人家。这话让我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我父亲，要我父亲速寄300块钱为她赎身。

如果我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我父亲没有。也许是他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3∞块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我父亲接到了电报，却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我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哪怕是邮递员的身影也行啊。但是，十天过去，半月过去……直到对方迎亲的日子到了，她什么都没等到。

我母亲心如死灰。她认定自己是戴建国的人，绝不能让其他人碰，于是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我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我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建国，你还不来，我就不是你的人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谁救呀!……”路有多长，我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我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

我母亲就这样疯了。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他正在上海的外滩，与一群“团友”高谈“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留下来娶我，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我父亲回屯了。“你可回来了!”有乡亲拦住他，“你知道不?小风疯了!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

我父亲头顶仿佛响起一声惊雷。问清事情原委，他傻了：“怎么会这样?小风，我害了你，害了你啊!”

可是，我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我父亲打听到我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进去过她的病房，但我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我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

后来才知道，即使嫁了过去，我母亲也死活不让当时的丈夫挨近身子，如他动用武力，我母亲挣扎不过，就会喊“建国!建国!”连那人用手指头碰她一下，她也一阵尖叫，叫得对方心里发疹。对方终于忍无可忍，跟她离了婚。

我母亲回到娘家，我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我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我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村里的人都厌恶极了。

唯独父亲不会。这是他曾经爱过的姑娘，而且，她是因他而疯的。谁都可以厌恶她，唯独他不可以。

1978年，动乱结束两年后，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我的爷爷奶奶也一月几封信催我父亲回城。我父亲犹豫过，可是想到我母亲已不认识他了，留下来也毫无意义。最终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我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他从她身边走过……

我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我父亲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我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我母亲就会安宁许多。我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我父亲要上门来提亲，我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我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号啕大哭。而上海这边，我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

我父亲不管。“我说过，永远不离开她；她也说过，生死都是我的人……让我们一起过吧!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