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头范文第1篇

山地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主峰大雪锅山海拔3166米，从江面到哀牢山主峰海拔高差2500余米，为沿红河深大断裂带抬升的褶皱断块山地，核心部分由元古界及下古生界的变质岩组成，为中生界红层。南段受红河及其支流李仙江、藤条江等的切割，形成观音山、黄连山等山地，山地垂直变化明显，建有部级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和黄连山、大分水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红河河谷为沿红河深大断裂发育的河谷。上游的弥苴河、巍山大西河汇合处以上为宽谷河段，两河汇合处至三江口为峡谷河段，河流紧靠哀牢山深大断裂带，谷岸陡峭，水流湍急。嘎洒至元江为宽谷，河漫滩、阶地发育；元江盆地以下至桥头为峡谷，两岸山势陡峭，沿河无宽谷台地，耕地分布在两岸坡地上。桥头以下，河谷逐渐展开，岸边丘陵阶地发育，为低山丘陵宽谷形态。

红河州奔腾的河流均属红河水系。红河水系为中、越国际水系，因河水含有红色泥沙，水呈红褐色而得名。汉代称濮水，唐代称澧社江，宋代称红河，元代后名称不统一。1950年改为宋朝的称谓红河。其源于云南大理州，全长1280千米，穿过狭窄的深谷流向东南，于河口出境，进入越南经河内注入北部湾。

山高水长 梯田成片

哀牢山丰富的高山泉水，成为各族人民开垦梯田的先天有利条件。红河县整个区域除北部红河谷地有几个面积狭小的河谷冲积小盆地外，90%以上的面积为山地，一般海拔在1000到2000米之间，境内最高的山峰为东南部的么索鲁玛大山，主峰海拔2745.8米，最低点为东北边缘的曼车渡口，海拔259米。

哀牢山部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503.6平方公里，原始森林群落是哀牢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的主体，森林面积有35984公顷，森林覆盖率71.5%。保护区植物多样，是云南省亚热带北部与亚热带南部的过渡区，这里保存着亚热带地区目前面积最大、以云南特有植物种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明显而完整地呈现出云南省亚热带山地植被垂直分布的规律，在当今世界上同纬度是绝无仅有，对云南的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

哀牢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于种植多种农作物。绿色的森林植被是一座巨大的涵养水源的生态水库，丰富的水利资源，使山谷涧溪流潺潺，发挥着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水土流失的作用。

和谐而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周围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保护神。夏天，哀牢山干热河谷蒸腾上升的热气，与南北交汇的季风凝聚成云雾，化为霏霏细雨，滋润着森林群落；冬春，植物家族的成员们伸长根须，将贮存的水份渗出，涓滴融成溪流，汇入山中的50多条河流，分头冲破山岭的封锁，形成格状或羽状水系，沿着箐沟流淌下山来。林学家把哀牢山原始森林群落分为8个植被型，19个群系，有高等植物约1486种，隶属207科，720属。还有属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中的桫椤、篾齿苏铁、荔枝、银杏、红豆杉、云南七叶松、翠柏、水青树、白头树、红马银花、红花木莲等25种。

哈尼山寨：中国最美六大古村之一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哈尼语属汉藏缅语彝语支。哈尼族有多种自称，以“哈尼”、“卡多”、“僾尼”、“豪尼”、“碧约”、“布都”、“白宏”等7个自称单位人数较多。主要分布于红河、思茅、西双版纳、玉溪等地州。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滇南红河和澜沧江的中间地带，亦即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哀牢山区元江、墨江、红河、绿春、金平、江城等县，是哈尼族最集中的地区，占本族总人口的76%，无量山区的哈尼族有10余万人。分布在北纬21°至26°，东经99°至104°之间，处于汉、彝、白、傣、拉祜等族分布地的中间地带，并有苗、瑶、回、壮、布朗等族分布其间，这给哈尼族与周围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同时，这从北至南的纵深分布区域，还勾画出了哈尼族从古代逐步南迁的趋势和基本轮廓。

据了解，红河县哀牢山区生活着哈尼、彝、傣、壮、苗、瑶等10多种少数民族，占总人口80% 以上，其中，哈尼、彝、傣、壮、苗、瑶等6个民族共居一山。并按海拔高低分层而居，海拔144至600米是傣族居住的坝区，600至1000米是壮族居住的峡谷区，1000至1400米是彝族居住的下半山区，1400至2000米是哈尼族居住的上半山区，2000米以上是苗族、瑶族居住的高山区，汉族则居住在城镇和公路沿线。

哈尼族是最早垦殖梯田的民族之一，其开垦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有汉文史料记载的也有1300多年。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禹贡》中有这样记载：“……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中上三错。”和夷，是哈尼族的先祖。唐人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中也有记述：“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说明在唐朝时期，包括哈尼族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耕作梯田的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明代农学家、历史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梯田》中，将哈尼族梯田耕作技术列为中国七大田制之一，并写下了“世间梯田多等夷，有田世外谁题名，非水非陆何所兮，危岭峻峦无田蹊，层蹬横削高为梯，举手相之足始脐，抠会前向防岭挤，细作有具仍兼携”的诗句。清代《临安府志？土司制》中也对梯田作过描述：“依山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摄坎而登，名曰梯田……”

哀江头范文第2篇

一是寂寞美景诉说人事变迁。姜夔《扬州慢》下片这样写道：“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作者先设想唐代诗人杜牧今日重到扬州，一定会“须惊”、“难赋”，说明扬州如今已破败到令人难言的程度。尾句锁定桥边的红药，那种外形很像牡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的植物。往年看它赏它的游人如织，现在花儿依然娇艳，可战争的创伤、阴影，令谁还有闲情逸趣呢？杜甫在《蜀相》里，写丞相祠堂前是“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句话包含了诗人的感叹：阶前的草一到春天便一片碧绿，可它为谁而绿？隔叶的黄鹂唱得那么动听，可有谁来听？因此这无人观赏的春色就表达了作者对世事的感伤。李华在《春行即兴》中同样吟道：“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历经安史之乱的国家山河似乎依旧，可是花开花落都无人过问，山花烂漫、鸟语婉转本是游人踏青、骚人赋兴的佳景，而如今却都是自开自落、自唱自听，这“物是人非”，不正是乱后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二是他人欢笑反衬斯人独殒。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里，写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大礼之时，一派唢呐声中，林黛玉在潇湘馆里独卧病榻，焚诗稿吐血而气若游丝。可以想见，那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如针一般刺痛着心较比干多一窍的病西子。这喜乐无疑是她走向生命尽头的催化剂。在一喜一悲的巨大反差中，黛玉之死就有着更加强烈的感染力。

三是眼前美景抒写思乡之愁。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写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放眼望去，春意盎然无限美景尽收眼底，“绿”字的妙用使此句成为描写春天勃发生机的经典。联系全诗，作者其实是借春天又一次来到江南，抒发自己不知何时归家的感慨，用一“又”字，不是赞颂江南春色如何之美，而是感叹自己官身不自由，有家不能回，竟不如一年一度回到江南的春风。方泽《武昌阻风》诗曰：“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武昌的柳是很有名的，春天柳絮满天飞舞，景象是极其美丽的，作者因江风而羁留武昌，借贪看这有名的景致去忘却乡愁，其实哪里能够忘却。诗歌一波三折，表情委婉曲折。

四是瞬间欢乐寄寓失意孤独。李煜《浪淘沙令》上片写道：“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暮春雨夜，在梦中才得以暂时忘却身为亡国之俘。这梦里的片刻欢娱衬得白日的悲哀有着更浓重的色彩，也使醒后的作者更加痛苦。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极言“其乐亦无穷也”。的确，琅邪山的秀丽风光、滁州的淳朴民风以及香醇的美酒能使人陶醉，但是被贬滁州，内心肯定是不舒服的，就算纵情山水，也难遣被贬的心头哀怨。因此太守之乐，乐里有悲。

五是遥想美景倾诉相思之苦。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作者思念远方的妻子却短期内无法相聚，借回答妻子询问，告诉她大约相聚的日子，并遥想相聚之时温馨快乐的情景。以这种一时无法实现的欢乐表现眼前的相思的哀伤，读之令人心酸。

哀江头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兹考论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政治腐败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政变的动乱事件。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政治风波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政治风波，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三、《哀郢》中部分诗句的真正含义

《哀郢》一诗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问题，对部分诗句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术界关于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时间的严重分歧。兹就主要问题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几句究竟指什么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学者认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还有朱熹的“适会凶荒”说以及今人姜亮夫、赵逵夫的“庄踽暴郢”说等。“庄蹯暴郢”事件当发生于怀王时期，与顷襄王再放屈原的时间不合。朱熹说屈原放逐时适逢人民逃荒，未免过于牵强与巧合。从这几旬的语气看，屈原情绪是十分激动悲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变，当不至如此。如前所述，这一重大事变当是楚国守旧的亲秦派对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封建时代对于政敌的打击历来非常严厉，动辄牵连无数家庭亲族，大批无辜者必被处死或遭流放迁徙或发配充军，所谓“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毕生怀报国之情，关心民生疾苦，而楚国却是小人奸佞当道，肆意残害忠良，不仅自己屡屡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无数亲友和无辜民众，故而劈头愤怒地发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责骂，天命无常，君昏臣乱，无辜百姓受灾遭殃，这难道就是公正无私的天理大道吗?诗人借责骂上天向倒行逆施的楚国当权者发泄了强烈的不满。

有学者指出，古人之“放”与“迁”存有差异。“放”是指流放个人到某地，一般不牵涉家族；“迁”即“迁徙”，“即将一个部族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氏族社会中战胜的部族为了防止战败的部族在原地东山再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将战败的部族整体迁徙到边远地方安置的一种刑罚。这种氏族社会中的刑罚，被楚国沿用下来，作为对付同宗支系的一种惩罚方式”[51。这种看法有道理，怀王虽昏聩，但毕竟喜欢、器重过屈原，对其惩罚有所保留，允许其亲族留居郢都；而顷襄王较之怀王更加昏聩，又是个极易冲动的人(如意气用事怒杀秦大夫)，加上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直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将屈原及其亲族赶出郢都的决定实不难理解。屈原惨遭“迁徙”之刑罚在《哀郢》中可见

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依据。古人称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阳”，称山丘、大土山为“陵”，所谓“陵阳”当指山南之地，因此许多地方均可称“陵阳”。夏口之东便是今鄂东地区，大别山脉横亘于其东北部，许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顺夏水、汉水下浮至夏口，在长江北岸一带逗留过，此“陵阳”应在汉水、长江以北临近江滨的某一区域。三国时曹魏大将文聘曾据守军事重镇石阳城，石阳城位于今武汉新洲区、黄冈团风县一带。此“石阳”与“陵阳”是否有渊源关系，不得而知。但将“陵阳”确定在鄂东江北地区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屈原紧接着在后文说“淼南渡之焉如”，说明屈原是站在陵阳江滨南望长江波涛的。诗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长江经过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从陆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见陵阳与鄂渚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之北。楚王将屈原及其亲族迁徙至大别山地区，并将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众充军至此，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两东门”应指陵阳的两东门。古代城镇通常分为里城、外城，均建有东门，“两东门”即指此，将“NNi´-J”解释为两座城市的东门或郢都的东关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综合这几句诗来看，屈原很可能年轻时到过陵阳，这一次是故地重游。当他经过两东门离开陵阳城时，回首城垣，感慨万千，想不到这座当年巍峨繁华的古城如今竞如此破败，台阁丘墟，城门荒芜，真令人揪心。自怀王十七年秦国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将士以来，楚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几乎次次惨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国内军队、民夫被统治者抽调一空，致使大批城镇人烟稀少、破败荒芜，陵阳城当然不例外。诗人由陵阳的荒落景象联想到整个楚国即将残败没落的命运，不禁忧心如焚：“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可见，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哀郢》叙述离开郢都时是“仲春”，《涉江》叙述从陵阳前往湘西时则是“秋冬”，说明屈原在鄂东陵阳一带仅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这不难理解，因为此次“东迁”的流放者大多与郢都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在顷襄王和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们看来，屈原是危险分子，必须让他同支持他的亲族、战友和民众分离开来。于是，屈原便有了独放湘西的处罚。《涉江》所云“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邪恶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洁之士却日益远离朝廷)正是诗人“东迁”之后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时悲愤不平情绪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复”

哀江头范文第4篇

柳宗元

永①之氓②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③。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④之溺大氓⑤者乎？于是作《哀溺》。

【注释】

①永：地名，今永州。②氓：民，百姓。③寻常：古代计量单位，八尺为寻，十六尺为常，这里指平时。④大货：非常多的财物。⑤大氓：有钱有势的人。

【问题】

1.解释句中加点的字。

①永之氓咸善游 ②中济，船破，皆游

③有顷，益怠 ④遂溺死

2.翻译下列句子。

①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

②何不去之！

③汝愚之甚，蔽之甚。

3.文中所写落水之人为何被溺死？文章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参考答案】

1.①咸：都。 ②济：渡，渡河。

③怠：疲惫。 ④遂：于是，就。

2.①其中一个人虽竭尽全力也没游多远。

②为什么不丢掉它呢！

③你太愚蠢了，太不懂道理了。

3.文中落水之人因不肯放弃腰中钱财而被溺死。文章告诉我们不要过分看重钱财，要重视生命，在金钱和生命面前要懂得取舍。

【参考译文】

水州的百姓都善于游泳。一天，河水突然上涨，有五六个人乘着小船渡湘江。渡到江中时，船破了，都游起水来。其中一个人虽竭尽全力也没游多远。他的同伴说：“你最会游泳，现在为什么落在后面？”他说：“我腰上缠着一千文钱，很重，所以落后了。”同伴说：“为什么不丢掉它呢！”他不回答，摇摇他的头。一会儿，他更加疲惫了。已经游过河的人站在岸上，又呼又叫：“你太愚蠢了，太不懂道理了，自己快淹死了，还要钱财干什么呢？”他又摇摇他的头。于是淹死了。

我对此感到十分悲哀。如果像这样，难道不会有大利淹死大人物的事情吗？于是写下了《哀溺》。

【简要分析】

《哀溺文》讽刺了世上那些利令智昏的人，并进而警告一些贪财好利的人，如果不猛醒回头，必然葬身名利场中。

“哀溺”是哀叹溺水者的意思，“哀”的原因是作者哀叹那个临死还不能醒悟的溺水者，他对钱财的贪婪使他丧失了对生命的顾及，从而引起了作者“大利淹死大人物”的感想，从而表达了其对官场贪图名利者的担忧与讽刺！

哀江头范文第5篇

一、类型例说

以景衬情又可分为两大类：以实景衬情和以虚景衬情。

1.以实景衬情

根据景与情的关系，我们又可以将其细分为以哀衬哀，以乐衬乐，以乐衬哀等。

（1）以哀景衬哀情。

2007年江苏卷辛弃疾《鹧鸪天·送人》：“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问：“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蕴含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哪种表现手法？

分析：这两句描写了送别时所见之景：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写出了山高水长，路途艰险，属于哀景。作者借此抒发自己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用路途艰险来表达对友人祝福平安的关切之情；以山高水长来流露自己对前程迷茫的郁闷之情。此可谓以哀景衬哀情。

这种手法在杜甫的《登高》，马致远的《秋思》，王实甫的《长亭送别》中也有体现。

（2）以乐景衬乐情：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绝句》中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此诗写于杜甫在饱经历乱之后，暂且在成都草堂有了一个安身之地。诗人在春暖花开的时节，独自于江畔散步，见到繁花似锦，蝶舞莺啼的明丽之景，其心情是愉悦安宁的。这就是以乐景衬乐情。

另有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从春草中，从园柳和鸣禽中，诗人感受到了春天的蓬勃生机，透露出喜悦之情，同样是以乐景衬乐情。

（3）以乐景衬哀情：

2010年盐城一模杜牧《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问：全诗表达上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分析：从首联颔联可见诗歌描写的是初春时节，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清新明朗和生机勃勃，而从“悬旆”、“寂寥”二词中可见，作者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受到刺激，更加深了内心的痛苦。这种以美景反衬人物愁情的手法即以乐景衬哀情。

这种手法在晏殊的《蝶恋花》和2006年江苏卷辛弃疾的《鹧鸪天》中均有体现。

2.以虚景衬情

所谓“虚”是指主观意识中存在的情感、设想、梦境等，是诗人通过主观想象获得的部分。虚景可以丰富诗的意象，拓宽诗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在此试将虚景分为以下几类：

（1）想象之景。

①想象此时异地之景：

2011年江苏卷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中，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作者通过想象此时李白在异地思念之状，更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含蕴极丰。

另有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这是通过想象此时家人思念自己之情状，流露自己思乡之情。

②设想未来之景：

2010年江苏卷王昌龄《送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这里的“忆”字，不是回忆，而是想象，词人由眼前情景转为设想对方抵达后的孤寂与愁苦，通过想象拓展意境，使主客双方惜别深情表达得更为深远。

柳永的《雨霖铃》中千古传诵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设想酒醒后岸边之景，组合了最能触动离愁的景物入词，来突显依依惜别之情，增添了抒彩。

（2）梦中之景。

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通过写梦中激烈的战斗场景，来反衬现实闲居的苦闷，表现了词人杀敌报国的渴望与壮志难酬的愤慨。

苏轼的《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通过写梦中与妻子重聚的场景，来表达诗人对亡妻思念之深。

（3）回忆之景。

2010年苏锡常镇三调（二）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通过对与参寥在杭州交游生活的回忆，表达了他对过去的怀念，对友人的留恋之情。

崔护《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通过对过去美好场景的追忆，表达了物是人非好景不常的无限惆怅与寂寞。

二、答题步骤

以上我们已经了解了以景衬情的多种形式，在具体的答题过程中，可以分三步走：

1.明确手法

回答时要采用术语：“借景抒情、以乐景衬哀情、以哀景衬乐情”等。

2.分析运用

要指出衬体与主体分别是什么，有必要的话还要指出衬体与主体间是谁衬谁。

3.点明效果

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感情，若涉及到虚景，还要补充回答“拓宽了诗歌意境，使感情更为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