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名言范文第1篇

残雪自她的小说传播以来，便有东方的卡夫卡之称誉。有如“东方的威尼斯”是对中国古典名城苏州园林水乡古典、柔静的赞誉一样，“东方的卡夫卡”同样是对残雪小说所内蕴的精神形式、表现特征、艺术价值的肯定和推崇。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小说却有很多共同的特质。寓言型特征可以说是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最为独特的美学表现，这一表现形式最能典型的体现出他们小说的美学主张。

一、寓言型形象的含义及表现

所谓寓言型形象，是指寓言式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物形象，表现为人的存在的荒诞、悲剧、颓废等否定性特征，是一种寓言式抽象符码人物。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充满了这种符码型人物，他们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有时甚至完全可以用数字代换。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诉讼》中的约瑟夫?K和《城堡》中的K，就是这种寓言式的符码型人物。萨姆沙一天早上在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约瑟夫．K一天早晨起床后被几个陌生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如果说萨姆沙在醒来前，约瑟夫．K在起床前还具备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内涵的话，他们在醒来或起床后就变成消解了意义的寓言式人物。梦醒和起床是他们由具体可感的人物变成抽象隐晦的寓言型人物的分水岭。《城堡》中的K，则是典型化的寓言型符码形象。主人公的姓简化到只用了姓氏的第一个字母K，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充分的几乎匿名的人物。姓氏带有神秘的意味，歧义分出，让接受者陷入猜谜的境地，或者让人陷入作者自传性的误读之中；或者让人产生鲁迅“阿Q”式的投射心理，觉得自己就是K，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K。就K本身来说，身份也是晦涩不明的，是土地测量员？但似乎得不到某种许可。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读者也一无所知，即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的履历如何，包括给他任命的两个助手，派给他的信使，似乎都名不副实。是弗丽达的丈夫？但他的情感也受人怀疑。如果说他的爱情富有浪漫气息，似乎又只有一点浪漫主义情调的残渣；如果说他的爱情富有理性，似乎又带有某种冲动的意味。他之所以爱上弗丽达，并非弗丽达本身的魅力，而是弗丽达身上具有某种克拉姆权利的光辉。因此，在他的心中，弗丽达本身是无意义的，她的意义是依附在神秘的城堡官员克拉姆身上。在K这里，他对情感的确定性的追求建立在不确定的虚妄之上，因为无论是弗丽达还是克拉姆，或者它们两者之间的所谓情人关系，都建立在他人的话语之中，K本人从来就未曾目睹或证实过。因此K与弗丽达的关系，是建立在弗丽达克拉姆不牢靠的故事之中，故K的情感生活也是想象的，虚幻的，残破的，或者可以将这种爱情称为寓言式爱情。

残雪曾说自己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卡夫卡有着共同之处。以意义空缺的静态描写和委琐的悲剧形式来建构自己的小说的寓言形象，残雪与卡夫卡是一致的。与卡夫卡一样，残雪以大量的符号化人物，严重空缺的所指形象建立了自己小说的寓言系统。从《黄泥街》S机械厂的民众到《苍老的浮云》中的更善无、虚汝华；从《山上的小屋》的一家子到《思想汇报》中的大发明家A君；从《污水上的肥皂泡》的母亲到《突围表演》的X女士，都打破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那“无法告别的19世纪”的象征形象格局，带领他的寓言形象大军穿越真实性的界限，为汉语文学的中国形象，生产和养育了一族奇异的非表征性的新群体。

《山上的小屋》讲述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敌意的故事。这个家庭由父亲、母亲、小妹和“我”组成。“我”是叙述者，叙述者的叙述语意是反常的，犹如《狂人日记》的狂人和卡夫卡《地洞》中的鼹鼠，带有精神变态者即受虐妄想病患者的特征。在“我”的眼里，母亲是一个虚伪的家伙，高深莫测永远带有“虚伪的笑容”；父亲“恶狠狠的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那好似一只熟悉的狼眼”；小妹的左眼发绿，刺得“我”的脖子长红疹。这种紧张，可怕的家庭血亲成员间的精神折磨，从《山上的小屋》开始，就不断地在残雪的小说中重演。正如卡夫卡在小说中不断演示着主人公寻觅而徒劳的故事一样，家庭成员的疏离和敌意也成为残雪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在《苍老的浮云》、《阿梅在一个太阳田里的愁思》、《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旷野里》、《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等小说中，残雪继续建构着她的寓言型群像，解构着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纽带。通过这些小说，讲父母、姐妹、父子、母女、邻里、同事这种传统美学中伦理道德所规定的契约关系一一化解。在这种关系中，亲人之间要么是猥琐的、乖戾的、讨厌的，要么是丑陋的、呆傻的、梦游的，他们永远处于生活的他处，成为衰败境遇中的苟活者，呈现出可能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图景。这种生存图景包含了明显的寓言意义，展现了残雪对工具理性时代虚伪的人际关系和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深沉思考，使这一图景具有了深厚的当代性寓言意义，深含文化批判道意味。

二、寓言型形象的救赎美学意义

作为寓言型形象来说，他们本身是没有的，他们的意义通常在本身之外。本雅明深信，以寓言型形象作为主体的寓言型艺术具有使人同突变或衰败的历史连续体作彻底决裂的巨大力量，能完成革命性救赎使命。如此，本雅明在废墟和破坏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救赎”美学体系，而卡夫卡则以写作建立起了他的“救赎”美学形式。

对卡夫卡来说，写作与卡夫卡是一种互为救赎的关系。卡夫卡以毁灭的生存方式来救赎了写作，写作又以带给世人震惊的体验救赎了卡夫卡。而无论是卡夫卡还是他的写作，都是通过他的寓言型形象来获得救赎的。

《变形记》中的萨姆沙，在一天早晨醒来后，由象征型堕入到寓言型的形象体系中，其作为职员、儿子、兄长的价值属性一下子被消解，在他者眼中成为了一只图具物性的大甲虫。但是萨姆沙人性与自我价值的丧失，让他的家人从依附于他的状态，成为生活的主动创造者。并且因他的死亡，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平静，父母开始有了新的思想，妹妹也逐渐变得美丽、丰满，美好的生活在向她招手致意。

卡夫卡名言范文第2篇

《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是“献诗”的意思,它由103首诗歌组成,是泰戈尔在他50岁那年从自己的三本诗集――《柰维德雅》《克雅》《吉檀迦利》及从1908年起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上的诗歌里面精选出来的。

这本诗集发表于1910年,是泰戈尔哲理诗集的代表作,对20世纪世界文坛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

1912年,泰戈尔将《吉檀迦利》翻译成英文,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因此而成为东方文坛荣获此奖的第一人。

在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诗人是何等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那些爱和平的人民。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在海边追逐嬉笑,看见了挑灯顶罐、裙带飘飘的印度少女在田间行走,听到在园中、渡口吹着芦笛的印度工人向人们轻声诉说……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近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作品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灯塔”,为印度近代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且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涉足了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领域,均获得不凡的成就。《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园丁集》、《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具代表性的抒情诗集。

《海边的卡夫卡》

卡夫卡名言范文第3篇

一、李商隐密集的意象系统

李商隐诗歌中的意象是密集与丰富的，从内容范畴可划分两类: 实体性意象和虚拟性意象。所谓实体性意象是指诗人自己或前人通过感官感知并选取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所谓虚拟性意象指诗人或前人根据自身生活的直接、间接经验加上一定的想象虚拟出的事物。实体性意象一般都是诗人构象的主体，李商隐也不例外。有学者对其全部诗歌意象进行统计考察认为李商隐603 首诗中共用意象为7957 个( 所有意象统计均不包含诗歌题目中的意象) ，其中实体性意象为7579 个，占整个诗歌意象总数的95%。在这7579 个实体性意象中，属于客观自然范畴的为3533 个; 社会历史范畴的为4046 个。李商隐在他六百多首诗歌中共用了三百多个虚拟意象，占他诗歌意象总量的近百分之五，这个比重看似不大，其实还是不小的。这些虚拟意象大致分包括: 人物、动物、仙境、植物、器物。然而他的这些意象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融合着自己的情感蕴藉和艺术的技巧，有着独特的组合特色。具体表现为: 并列式意象组合、叠加式意象组合、递进式意象组合、跳跃式意象组合、交错式意象组合。对于古典诗歌而言，袁行霈站在中西文论的角度，对诗歌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做过精到细致的分析。诗歌的多义性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意象的多义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对《锦瑟》的解读。自李诗问世以来，由诗人主体独特的语境营造而成的作品，与解人客体相互撞击汇合而成的一组矛盾，终于衍化成中国诗史上一段难分难解的公案。它的出现给李商隐诗的成功解读带来不可抗拒的困难。《锦瑟》可以视为这个切口中的一个点，时人前贤对此诗内涵的隐秘性已有共识，它的历史积淀是极其深厚的。按周建国一书所述，第一种意见认为该诗为爱情诗，而此意见又可细析为三种说法。一是指锦瑟为令狐家的青衣。二是追忆无名女郎，清纪购云:以思年华领起，以此情二字总承，盖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三是为已亡故的宫殡飞莺、轻凤而作。第二种意见认为此诗是描写锦瑟演奏时的四种声调，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 此出《古今乐志》，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3]第三种意见为悼念亡妻王氏而作。第四种意见为哀平生不幸而作。分观以上种种，似乎已不存在余论的空间。从刘放到张采田( 时间跨度为北宋至民国) ，他们认真探索古人语境，寻绎其中感情的消息，都企图揭示出《锦瑟》的语言奥秘。然而彼此持论却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主情人说，主音乐说，主悼亡说，主生平说，不一而足，似乎还有延伸的余地，如说该诗为作者诗集自序等。对一首小诗，如此聚讼，其复杂程度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

二、卡夫卡单一的意象映射

对于卡夫卡而言，他的作品意象却是在单一中映射着复杂的含义，带有复杂的寓意和象征色彩，《城堡》似乎是这种意象的映射。《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 土地测量员K 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 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城堡这一意象的寓意是什么，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有代表和最有影响的是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的观点，他将卡夫卡的作品看作是宗教式的神谕。他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同样作为一名犹太作家，布洛德看到了《城堡》与犹太民族的隐秘而又深刻的关系。布洛德为卡夫卡加上了灵光，他不停地加重色彩，把我们的作家突出为一位现代救世者和殉道者。他把卡夫卡的形象当做一块神匾看待。他将卡夫卡与托尔斯泰并列，并颂扬他是一位指路人，他所指的道路通向人间的犹太国，也就是弥赛亚所许诺的圣地。

也有人将卡夫卡看作是当今社会里的预言家，卡夫卡显然击中了他的时代，也击中了我们的时代，就像灵魂的地震一样，被他袭击到的人就会认识到什么是恐惧。还有人将卡夫卡视为弗洛伊德( SigmundFreud) 学说的病案例证，认为卡夫卡存在恋母仇父情结。有人干脆说，城堡就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代表; 而实证主义者则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这部小说在表现了父子冲突的同时，还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 既恐惧，又依赖; 既憎恨，又敬爱。还有人认为，《城堡》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寓言。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城堡》以独特地、更加启人惊醒的方式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物化和非人化现象。艺术家认为，小说表现的是艺术理想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残雪，在这位独立特行的女作家的笔下，城堡是什么呢? 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也许这种种的解读还会继续，从其他的学科和视角的解读正说明卡夫卡《城堡》意象的多义性，复杂性，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解读时新意百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锦瑟》是在多个意象系统的整体关照下，蕴涵着作者的情思，而卡夫卡的《城堡》却在单个的意象中透射着多重含义。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总是与作家的人生经验、文化传统、创作个性、创作心理、以及以作家独特的形式和风格密不可分。除了作家天才的灵感，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情感之外，更重的是社会的认识和自我经历的体味，以及这种经历和体味的外化和表现。我们要更加深层次的理解他们的创作，对他们人生境遇的解读似乎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

三、李商隐作品意象复杂性探究

晚唐诗人李商隐以其极富个性的诗歌创作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也奠定了他唐诗大家的地位。李商隐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回到故乡服丧，虽然是在故乡，实际上却不如外来的逃荒者。李家从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的病故，所以家庭的希望就势必会寄托在李商隐的身上，家庭中道衰败，在少年李商隐的心中留下了阴影。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羸文弱，形成了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然而天性孱弱，加上少年丧父，他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不幸和残酷的人生经历给一个孩子心里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外在的社会政治和环境是李商隐孤独，敏感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文宗太和三年，李商隐受到赏识，应该是一展宏图的时刻，可是命运的不幸又一次降到他的头上，李商隐这个孱弱的文人又卷入到了党争之中，使得他在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遇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人生的不幸又加上了不幸的时代，他生活在中晚唐，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战争连年，人民痛苦不堪，盛唐的昌盛境况一去不复返，不免在文人心中留下失落和伤感。同时这也与唐代文人喜欢谈佛论道与中华民族的悲剧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中的悲剧意识和屈原、宋玉、司马迁、杜甫、李贺等人的身上所负载的悲剧传统对李商隐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离李商隐较近的中唐早逝悲剧诗人李贺，对其影响更为深刻。李商隐一生的坎坷遭际，使其诗注入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着重表现处于重重压抑之下难以舒展的情怀和充满矛盾的思想。在诗的内容情志方面，他突出表现自己思想的迷惘、心灵的伤痛，呈现出深沉哀婉的境界。在艺术创作方面，他则追求隐蔽，着意隐藏自己的意图，委婉地表达内容情志。诗人的代表作《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鹃句，其中托字指托物言志、寓言假物。托字道出了李商隐诗歌笔触深婉曲折的美学特征。诗人并不直言自己的迷惘和伤痛，而是通过对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描述，迂回曲折地展露情思。将情感含蕴于形象之中，却不作任何主观说明，只给读者提供丰富而富有想象力的形象，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品味含蕴在形象之中的韵外之致。即在读者和诗歌形象之间造成一种距离，不同读者基于自身阅历和经验对形象有不同解读，这便产生了委婉曲折的美感效应。著名学者叶嘉莹给李商隐做了这样的评价: 义山的诗具有一种特别炫人的异彩。从内在意蕴方面而言，思致的深曲，感情的沉厚，感觉的敏锐，观察的细微等足以使人移情而心折; 而聪外在的词藻方面而言，用字的瑰丽，笔法的沉郁，色泽的艳丽，情调的迷离则足以使人目眩魂离。

四、卡夫卡写作意象复杂性的根源解读

天才似乎是孤独的，也许正是这份孤独才使得他们多了对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领悟。弗兰茨卡夫卡( 1883 - 1924) ，奥地利小说家，西方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出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四十一年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对世俗的生活无所欲求。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个人才华出众，但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缺乏自信。他性格孱弱、敏感、胆怯，遇事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经常无端的产生失败感、负罪感和内疚感。在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中，他常常显得惶恐不安手足无措。对于他人，甚至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他都是一种天生的畏惧感，他经常相信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怀疑自己学习成绩不好通不过考试。他觉得自己身体过于瘦小孱弱，由此他对于体育锻炼不敢问津。在婚姻问题上，他在内心十分的向往，行动上却一再逃避，三次订婚又三次毁约，最终孑然一生，走完人生旅程。他视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为了写作甚至不惜牺牲爱情，但在生命最后一课，他却嘱咐他的好友在他死后把它全部的创作，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统统付之一炬，在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颗复杂和矛盾的心灵。

首先，从大的社会背景而言，19 世纪中后期到20 世纪初，欧美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的看法。此时，科学对人类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大很多，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人的自由度反而降低，异化的程度则加深，西方人在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稳定感，也动摇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俄国的十月革命既给被压迫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机感，而卡夫卡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其次，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内心里充满了自卑感。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结束了，于是，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始了永远的漂泊。两千多年来，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到处收到歧视和屈辱，似乎到处都潜伏着敌意。 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十分困难，他们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夹缝中忍辱偷生，备受歧视和另眼的看待。犹太人是一个失去了自己国土的民族，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始终是一个外来人，一个陌生人，他们也因此而受尽了排斥和歧视。卡夫卡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作家，似乎有一种孤独与忧郁在灵魂深处是与生俱来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就有一种恐惧感和负罪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最后，如果说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对于卡夫卡是一种难以抹去的烙印的话，那么父子之间的矛盾则加剧了痛楚。读过卡夫卡《致父亲》的人，无不为父子间那深深的隔阂和卡夫卡对自己父亲的怨恨所震撼。在家里的卡夫卡倍感孤独，赖以述说自己内心苦楚的母亲，由于受到父亲的威严，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的妹妹似乎在他的眼里也是另类。他在家里出在边缘的位置，在这种境况之下的卡夫卡只有将他的情思诉诸笔墨。在谈到工作和婚姻的关系时他说道那是我不能结婚，我身上的一切都起来反对，尽管我始终那样热恋着费莉丝。使我不能结婚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写作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这种工作受到了婚姻的威胁。由于卡夫卡敏感的天性，使他在童年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权威的强大、不容置疑，同时也感受到了秩序的混乱、权威对规则的肆意破坏。由于价值观念的严重错位，卡夫卡与父亲关系上的不和谐音符律动在他整个的生命篇章之中。在父亲的强大的世界中，卡夫卡也在作着反抗，但这反抗是矛盾的、痛苦的，他敌视着父亲，但他又爱着父亲。为此，他一生都试图与父亲和解与沟通。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卡夫卡与世界不适应的境况，写作才是他的最后的和唯一的归宿。

卡夫卡名言范文第4篇

2013年12月23日，被誉为俄罗斯传奇枪械设计师的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因病逝世，享年94岁。卡拉什尼科夫是突击步枪“AK-47”的设计者。这种被誉为“枪中传奇”的武器自诞生以来，成为最普遍使用的武器之一。它不仅为“基地”组织所用，更是美国大兵的“尤物”。

卡拉什尼科夫是一位十足的技术草根：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较高学历，更没有专业技术环境。参加过“二战”的卡拉什尼科夫在负伤住院期间自学枪械设计，并最终设计出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AK-47”。

尽管卡拉什尼科夫本人受到过诸多嘉奖，但他却从未因“AK-47”得到过一丝收益。自苏联解体以来，卡拉什尼科夫接到过来自世界各地许多知名公司的合作邀请，大家都想用“卡拉什尼科夫”这个名闻天下的名字去赚钱。但卡拉什尼科夫都拒绝了，这位洁身自爱的老人不想让自己毕生赢得的荣誉沾染上铜臭味。去世前，以中将军衔退休的卡拉什尼科夫和老伴儿住在伊热夫斯克一套两居室的旧式住宅中，他的退休金、各种补贴和奖金加在一起只有14800卢布（约合2725元人民币）。

卡拉什尼科夫一生热爱和平，“创作武器的目的是保卫国家，至于其被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错不在设计师，而在政治家”。

王福顺：用善意的谎言为撞人者解围引深思

2013年12月24日，沈阳老人王福顺所在的物业公司破格提拔他为保安班长，并且给其加薪。“我有医保，你走吧。”这是王福顺在被撞后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但令肇事者松了口气，更让人们在寒冬中心生温暖。当人们全城动员找到王福顺时，却发现，自称有医保、是退休干部的王福顺的生活境遇并非惬意。60岁的他家境清贫，是位月薪仅为1000多元的普通保安。他没有医保，更没有养老保险。

用善意的谎言为撞人者解围，足见王福顺的善良。然而，在这种轰动的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道德失落？人们面对跌倒老人后的内心纠结，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社会道德已经陷入一种负标准中，不讹诈本是每个人应坚守的底线。而在社会道德负标准下，王福顺的善良成为一种“相对美德”，这不禁发人深思。

章子怡：状告美国网站胜诉显其勇气与魄力

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2013年12月14日，章子怡状告美国一家网站诽谤的跨国案件，以章子怡胜诉结案，被告网站刊登道歉声明。

2012年5月，美国某网站报道称，章子怡靠“陪睡”赚进7亿元人民币，进而接受调查。章子怡立即委托律师发起跨国诉讼。历时19个月，章子怡胜诉。在被告网站刊登的道歉中，该网站承认刊载一系列关于章子怡的负面失实报道。

面对一些失实报道，由于起诉成本高昂，当事人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但这次，章子怡用法律对失实报道说NO，其勇气与魄力可嘉。

流言止于智者。只有当社会平等和公正得到普遍实现，维权途径进一步拓展并切实赋权于底层民众之时，章子怡的胜诉才不会只是一个个案。

丹东尼·弗格森：劣迹斑斑换来另类处罚

美国蒙大拿州一位名叫丹东尼·弗格森的男子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女友，并使其面部三处受伤。2013年12月23日，主审此伤害案的法官托德·鲍除判处弗格森6个月监禁和提供3800美元医疗损失费外，还处罚他抄写5000遍“男孩不应伤害女孩”的道歉词。

卡夫卡名言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卡夫卡，空间，《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福柯“异托邦”

 

20世纪末，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①]空间对人类的规训和支配作用典型地体现在小说家卡夫卡的创作中。

如果我们将卡夫卡的小说放在20世纪空间经验的大背景上来考察，就会发现他与其同时代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有不同之处。普鲁斯特着眼的是时间感觉，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们的自我认同则建立在空间感和空间意识的基础之上。主人公只有进入自己的私密空间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一、卡夫卡作品中的空间意象简述

空间意识构成了卡夫卡小说的典型特征。在卡夫卡小说中，空间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了背景，其本身也是主人公存在状态的象征。对于卡夫卡而言，空间是哲学思考的精神图示，同时也涵纳着无限拓展的想象空间和随机叙事的自由结构。对于阅读者而言，空间是体认卡夫卡的方式，也是体验世界的途径。卡夫卡的空间意识为当代读者认识20世纪小说叙事的美学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封闭的私密空间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空间绝不仅是人类生存的背景，而是生存本身。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文学艺术论文，空间明显体现出了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特征：疏远的、私密的、安全的等等。《地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里高尔的死，既不是由于家人的冷漠，也不是由于他父亲掷出的一个苹果，而是由于他无法在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保持平衡而产生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也正是属于流放者、边缘人的焦虑。

（二）过渡空间――门的意象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房间的门隔开了两个世界：虫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儿子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这里门具有双重的象征，它既是可以进入的，又是不可进入的。门的空间特征就在于它的无定点性，界于内与外、彼与此之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夹缝状态。

（三）不可超越的空间

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使者的处境与《城堡》中K的处境非常相似。他们都承担了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就是以渺小的个人、有限的个体去体验无限的空间，他们的目标永远无法达到，而且只能永远在途中，满怀希望而又绝望地生存着。对于像卡夫卡这样具有强烈宗教信念的作家来说，正是对不可企及性的空间的追求，才体现了人类超越性精神的伟大。

二、《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中的空间

（一）《失踪者》

《失踪者》是弗兰茨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他却没有给这篇小说结尾。在这部小说里，卡夫卡表现的是尘世生活：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对美国充满向往的弗兰茨卡夫卡，虚构了一个叫卡尔罗斯曼的年轻人，16岁的罗斯曼被父母亲送往美国，从此，就开始了他非常荒诞不经的旅行遭遇。

最后，卡尔罗斯曼终于在一所剧场被收留，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罗斯曼无依无靠，他的孤独感和在陌生大陆的恐惧寂寞感，贯穿着始终。因此，可以把这部小说当作是人对世间的基本感受：陌生而敌意的一切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到处都是陷阱和料想不到的事情纠缠着我们，使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觉得在经历了无尽的折磨之后文学艺术论文，卡夫卡也没有必要再往下写了，主人公将在他受尽折磨的道路上永远地走下去。卡夫卡停下笔，使小说成为了向狄更斯那伟大的现实主义致意的绝妙的反动：一部寓言化的抽象小说。

（二）《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的解读

卡夫卡就在一战爆发后的不几天以飞快的速度写下了《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即《失踪者》的最后一章），寓言式地宣告了曾在欧洲大陆冒险游荡了几百年的“唐吉诃德们”（卡尔罗斯曼）开始在“美国”进入无名状态。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卡尔罗斯曼以全名在新大陆，在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经历着新生。“卡尔在街角看见一张海报，标题是：克莱顿的赛马场上，今天从早上六点到午夜，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院招聘人才！……我们谁都欢迎！谁想成为艺术家，快来报名吧！我们剧院什么样的人都需要，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动身来克莱顿吧！”[②]这张海报的读者是卡尔罗斯曼，卡夫卡长篇小说主人公K的第三个化身――他比前两个幸运，在这个露天剧场，好运气等着他。

这个剧场是真正的赛马场，这个赛马场同时也是剧场，这是个谜，但这个谜却与神秘毫无关联，可与心理单纯、头脑简单的罗斯曼却很协调。俄克拉荷马的露天戏剧绝对是来自中国戏剧，因为中国戏剧是动作型的。这种露天戏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情节化解到动作中，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将卡夫卡的一部分小散文及故事搬到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上，效果才完全显出来了。[③]（三）人生如戏

本雅明认为，“无望”可以使卡夫卡笔下的人物获得一种“美丽”，卡夫卡的“美”也可以来自“绝望”，但是要强调的是，“美”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解脱。卡夫卡的世界是以世界为舞台的一出戏。在他看来，人类从来就是在演戏。它具体的典型表现为：每个人都被聘为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的演员，录用他们的标准时什么，这是个难解之谜。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们适合演什么，但在这里看来无关紧要的。换句话说：对求职者根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演自己就行了。这些人以各自的角色文学艺术论文，在露天剧场混饭吃，就像皮兰德娄笔下的六个人在找一位作家。对于卡夫卡和皮兰德娄，这个场所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这可能意味着解脱。

对于卡夫卡来说每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出戏。这出戏以世界为舞台，以天空作布景。在俄克拉荷马的乡村典礼中，卡夫卡的这部长篇小说落下了帷幕。对于俄克拉荷马剧团的成员们，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却是他们先前的生活。因此，这就是露天剧场的“天然”所在，它的演员们得到了解脱。[④] 解脱并非对生存的奖赏，正如卡夫卡所说，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额头挡住了自己的路”，那么解脱就是他最终的逃避。[⑤]也就是说，卡夫卡本人是没有希望的，解脱也不过是“逃避”而已，逃避开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三、福柯的“异托邦”与卡夫卡的作品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76年发表的题为《其他空间》演讲中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他指出19世纪的着魔是时间，20世纪的着魔则是空间。[⑥]

福柯在他的《另外的空间》中，这样评述巴士拉的空间观：“现象学者的描述教导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承载着质量的空间中，这个空间或许充满了幻象。我们第一次感知的空间、梦想的空间、激情的空间它们都包含着内部质量。”福柯这里所说的，与其说是人对空间的内心感知，不如说是现代人充满危机感的空间体验，因为现在的焦虑从根本上说是与空间相关的。卡夫卡的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这种焦虑是生存焦虑，因为人在失去空间的同时失去的正是他自身。

福柯在《另外的空间》中对此有一个注解，即他发明了一个与“乌托邦”不同的新词“异托邦”。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它被说成是一个空间的关系网。为了说明什么是“异托邦”，福柯先从什么是乌托邦入手：乌托邦是并不真实在场，没有真实位置的场所。但是，在一切文化或文明中，有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的，或者说文学艺术论文，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福柯称之为“异托邦”。“异托邦”的概念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即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一个又一个别的场合。在《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的结尾卡尔罗斯曼踏上了火车，开始了“他在美国从没未这样的无忧无虑的旅行”便是这一理论的最好阐释。

昆德拉说，卡夫卡把他的第一本小说（即《失踪者》）的背景放在一个他从未涉足的大陆，是为了“表明一个清楚的意向：不搞现实主义；或者更应该说：不搞什么认真。”在《失踪者》中，卡夫卡选择了“一条表面看来似乎轻浮的‘根据文学而来的文学’之路”，因为“它为卡夫卡的想象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全部自由（夸张的自由，荒谬的自由，游戏式发明的自由）。”[⑦]然而卡夫卡笔下的这种“自由”却是与空间不可分割的。

注释：

[①]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87.

[②][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失踪者（《卡夫卡全集》第2卷）[M].张荣昌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6.

[③]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王炳君，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56.

[④]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王炳君，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75.

[⑤]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M].王炳君，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60.

[⑥]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A].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⑦]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0.

参考文献：

[1]张天佑.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