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哲理的文章范文第1篇

一、高中语文写作中渗透哲学思想的必要性

哲学思维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事物的接受或理解，正确的哲学思想能够指引学生有效的探索世界，科学的对待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将其运用在高中语文写作中，不仅是素质化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高中生处于心智等方面逐渐步入成熟的时期，具有活泼热情的天性，但其处于叛逆阶段，自控能力没有完全形成，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高考等升学压力下，很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困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高中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没有树立起自身理想目标，因此，在写作课程中，渗透、应用哲学思想，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引导学生积极认识世界，主动为自己的理想而拼搏，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中语文写作中应用哲学思想的途径

哲学思想有利于锻炼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开始普及，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逐渐覆盖在学生学习生活，在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良诱惑，如暴力网络游戏等，哲学思想能够较好的引导学生区分“好”与“坏”，教师在写作课程中应用哲学思想时，应立足于学生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作文题目，培养学生哲学思维，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一）渗透哲学写作思想，创新学生立意视角

文章的中心思想即立意视角直接关系着写作的布局、素材与深度，学生如果想要写出有感染力的文章，必须要选择好立意视角，立意不仅要反映出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也应适当加入社会文化、自然文化。如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1卷”的作文：

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总爱接电话，家人屡劝不该，大学生小陈被迫无奈，更出于保护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父亲，在经过警方核实后，依法对其父亲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该起举报在官方微博上，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但也引发了部分质疑，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对于以下事件，你如何看待？请给老陈或者小陈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

从以上的“任务驱动型”的作文题中可以看出，蕴含了以下两种哲学思想：首先亲情与法，在生活中通常会遇到两难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利用哲学思想，详细讲解中华传统美德“大义灭亲”、“百善孝为先”等，引导学生正确判断该类写作题目的中心思想；其次爱与责任，教师应让学生多品读材料，从不同视角剖析材料，确保学生立意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二）把握哲学写作规律，强化学生自主探究

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很多方面都能应用得到，很多情况下学生不自主的使用了哲学思想却没有感觉，教师应不断丰富哲学写作材料，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丰富写作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感悟生活和哲学，帮助小学生抓住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本质，哲学中强调主次矛盾和主次方面，教师在剖析材料时，可以借助“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布置寻找材料中心思想的任务，带领学生用哲学思想寻找材料的“主要矛盾”，确保写作方向的准确性；二是在写作中把握好哲学写作规律，让学生自主寻找写作之间的联系，并适时引导学生升华文章主题，保障文章的深度；三是充实哲学写作材料，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应用哲学思想，形成学生戒骄戒躁的学习习惯，使得学生能够精心的阅读作文材料，并运用哲学思想，一分为二的看待文章观点，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

有哲理的文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 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 “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 ――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子与告子“杞柳与杯”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 “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有哲理的文章范文第3篇

黄宗羲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大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出色成果。同时，黄宗羲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终结阶段的重镇之一，对儒学的考察具有批判总结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以上情况，要在黄宗羲哲学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是比较艰巨的一件工作。《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一书的作者程志华教授从黄宗羲接受的学术资源入手，指出其所面临的儒学形上学的困境，由此进一步从生成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圣王论等方面分析了黄宗羲在儒学形上学问题上如何走出先前的困境而实现了转型，给出了黄宗羲在儒学形态转换上的历史定位，即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到“形上学形态”的宋明儒学，再到黄宗羲为典型的“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明末清初儒学；而现代新儒家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实际上是对明末清初儒学的丰富和展开。从儒学形态的历史嬗变来探讨黄宗羲哲学，也许可商榷之处，但从中能够看到作者对黄宗羲哲学的研究确有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不囿成说的新颖之处。

能够著书而立说者，一般来讲，都有比较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该书的“绪论”专门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如何运用于黄宗羲哲学研究的问题。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而不是西方哲学史‘在中国’”；“我们应超越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解构’和‘重构’中国哲学的模式，而应在一般哲学学科的观念和规范下，以中国哲学的本土思维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就黄宗羲哲学研究的“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而言，需要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问题。首先，黄宗羲不仅是哲学大家，也是哲学史大家。他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宋元明时期哲学史的巨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其学派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诞生以来，诸子就有着不同的地域性传统。直至宋元明，其哲学的地域性传统表现得更为突出了。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嬗变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主潮，而地域性传统则贯穿其间。《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是主要以地域性学派为基干来展开叙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理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濂学（湖湘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婺学、河东之学、崇仁之学等；就心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象山之学（又称江西之学）、江门之学、姚江之学、王门后学七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而对理学或心学持批判态度的哲学派别，也有不少呈现出地域性，如临川学派（荆公新学）、浙东事功学派（永嘉、永康学派）、东林学派等；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地域性学派，如槐堂诸儒、甬上四先生、金华朱学、四明朱学、金溪陆学、三原学派等。黄宗羲对上述地域性学派的宗旨即思想特征作了概括，由此呈现的理学和心学演进的历史图景是：在理学或心学的基调和底色上，并立着多元的地域性传统。这就是说，黄宗羲的哲学史研究也许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重视地域性传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题中之义。

其次，黄宗羲哲学本身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揭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曾指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浙西之学”和“浙东之学”的地域性特征：“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后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进一步说：“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以哲学来讲，如余英时的《论戴震和章学诚》所说“浙西之学的特色，实斋称之为‘博雅’，这是继承了朱子‘道问学’的传统”；而浙东贵专家的特征就是章学诚在上述文章中说的“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味着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黄宗羲哲学的这一浙东学派传统，不仅影响到章学诚，而且影响到章太炎。这就是说，重视地域性传统的分析，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黄宗羲哲学本身的题中之义。

即使撇开黄宗羲这一具体研究对象，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而言，考察地域性传统对于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仍至关重要。读《困境与转型》一书，使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也想到了一些问题。相信其他的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收获的。

有哲理的文章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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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哲理的文章范文第5篇

一、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指出：“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指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说。

学习哲学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④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与发展，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形资产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内容。

人们对无形资产并不陌生，但对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有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有人会想：“我没有学哲学也照常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如申请企业专利、注册企业商标”，“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实务。”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跟进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无形资产的各种法规和企业制度的规定，处理日常无形资产业务与会计事务，按部就班地工作；一种是前进式的工作方式，在跟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人们又会发问：“我不论是哪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以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业务活动和处理无形资产会计事务。”实际上，人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学习哲学并将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地与其他理论相融合，用于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以便提高无形资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学习哲学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无形资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成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存在的形式很复杂，有显现的和隐密的无形资产，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和没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有不同时限规定的无形资产；生成过程很复杂，有自制的、购入的、投资的等多种路径生成的无形资产；归属（所有）很复杂，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或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营运很复杂，无形资产的营运有转化、贸易和投资等多种形式。

由于无形资产的复杂性，为了正确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需要学习哲学。这是因为：

（1）哲学是放大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全。应用哲学原理，从不同方面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整体，宏观上国家无形资产，中观上国民经济的部门、地区无形资产，微观上企业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全面观察无形资产可以避免片面观察无形资产。例如：有人以为无形资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⑤所规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上述对无形资产种类的规定，只是法定纳入会计核算的几种无形资产，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的多种无形资产。

（2）哲学是望远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远。应用哲学理论，回顾以往剖析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审视现在研究无形资产的发展，展望未来预测无形资产发展的趋势。历史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静止地研究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现在的企业，有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价值还不足1%，有的还没有无形资产。这种禁止、近视地只看到企业眼前很少或没有无形资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观察，随着企业立足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其作用也会日渐显现。

（3）哲学是潜望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深。应用哲学理论，从实际出发，透过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无形资产的性质、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发展规律。深入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表面、形式地认识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企业的发展一看技术二看管理，与无形资产没有多大关系。对企业和管理需要从无形资产的视角，深入地分析技术形成专利权和管理形成经营秘密的水平，才能表明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对提高效益的作用，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的能力。

（4）哲学是显微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细。应用哲学理论，分析无形资产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核算、营运、管理和规范等。对无形资产的精细分析可以避免无形资产构成不清、项目不明、界线模糊。例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形资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创作活动是无形资产等。实际上，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是生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不是无形资产，要划清形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界线，只有当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的成果符合无形资产的性质（定义）时才是无形资产。

二、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

学用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其任务在于认识无形资产与发展无形资产。

（一）学用哲学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认识无形资产领域。无形资产领域是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范围，这个领域有多大，与无形资产的开拓创新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相关联。学用哲学以便全面、深入地认识无形资产领域。认识无形资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无形与资产的结合形成无形资产。各种组织拥有无形资产，各种人群也拥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界定，无形资产与无形财产、无形资本、无形财富等相关概念的比较，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特征，都说明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的存在。无形资产对象的统一性，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反映。

（2）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客观上无形资产是由小逐渐扩大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系统。无形资产既是静态系统又是动态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对无形资产要素的确认要建立鉴定机制。为正确认识无形资产要素，按照无形资产要素的不同标志分为各种类别，如无形资产按是否法定会计核算，分为法定会计核算类和不进行会计核算类。

（3）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形资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是一个过程，其基本要素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等特点。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有直接的自觉认识和间接的理性认识。

（4）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无形资产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从无形资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形成无形资产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的概念、特点与功能。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理论体系。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由各种理论要素构成。要重视无形资产基础理论。无形资产理论新增长点是交叉学科研究。适应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哲学》等。

（5）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无形资产理论具有指导功能，是行动的向导，依据无形资产正确的理论，提出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结合无形资产相关的具体规定，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无形资产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经过检验：运用会计理论判断、法规检验会计理论；根据无形资产实践检验无形资产理论。

（6）无形资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扩大影响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扩张资本（通过无形资产兼并或联合，以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经营，开发无形资产）；推进现代化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论，发展无形资产事业。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无形资产通过全部发展路径的轨迹可以看出，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过程表明无形资产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无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无形资产与外部各方面之间是普遍联系；无形资产是永恒发展。

（2）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是：原因和结果，如知识产权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如科学技术与专利权；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专有技术；内容和形式，如著作权；现象和本质，如商标权；共性和个性，如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3）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规律主要是：对立统一规律，如生产发展需要新技术的专利权；质量互变化规律，如知识积累的著作权；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企业发展需要拥有不断完美的商标权。

（4）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无形资产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无形资产所处的环境，在一定客观环境下才产生无形资产。全球化推动无形资产发展，中国加入WTO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如我国无形资产60年的演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无形资产发展的历史。

（5）无形资产发展的动因。推动无形资产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应推动无形资产的发展；文化培育，企业文化是培养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使其生成的源泉；历史传承，传授和继承前人的无形资产；开拓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思维和方法，开拓创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培养综合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才。

（6）形资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无形资产系统各要素全面发展，无形资产系统发展与无形资产环境协调发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学科交叉为模式、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发展，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上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三、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形成

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无形资产理论，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人员的一种无形资产世界观，是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无形资产人员需要有无形资产哲学视野，用无形资产哲学去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无形资产学用哲学，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用于无形资产事业实践的过程。这对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员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理论），并将其有意识、自觉地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二是在学校和实际工作中，不是系统而是部分地从其他专业教材和文献资料中学习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哲学思想，并将其无意识地随工作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

在无形资产事业中学用哲学是广泛的、普遍的，如在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无形资产审计、无形资产统计、无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融资、无形资产法制建设、无形资产教育、无形资产学科建设、无形资产研究和无形资产管理中，都有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无形资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无形资产实践是行为主体依据无形资产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一定理论的判断，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多样性的综合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其分析，可以说是依法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依据无形资产理论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或依据哲学基本原理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等。为了正确地学用哲学基本原理，需要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无形资产实践，在对其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概论》等，表明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阶段是在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这个阶段现在只是提出探讨，还需要大力推进，将无形资产理论与哲学原理相融合，然后将其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功能

《无形资产哲学》是一门介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学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结合。无形资产哲学是“哲学”与“无形资产学”的中介，对于哲学是应用关系，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形资产原理和无形资产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形资产学的应用是全面的，既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又指导无形资产方法的研究。无形资产哲学对于无形资产学是指导关系，应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在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后，既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依据无形资产哲学去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实践。可见，无形资产哲学是属于哲学在无形资产领域应用的一门应用科学。

《无形资产哲学》处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实践）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如同哲学功能的中介功能，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如图1。

由于《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以下功能：（1）认识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认识客观无形资产事物。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其认识功能表现在：解释无形资产理论上的各种争论，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解释、评价、判断各种无形资产理论问题的争论，分析其在认识上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以寻求正确的认识；揭示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各种关系，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揭示某些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关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一定的无形资产哲学理论，通过无形资产实践活动，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的本质、现象、特征、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预测未来的变化，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根据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从已知无形资产事物出发，考虑未来期间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逻辑地推论未来期间无形资产事物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在未来时期无形资产理论建设的状况和水平。（2）指导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具有的特征而提出的各方面理论，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对无形资产工作的指导主要有：指导无形资产工作，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建立与健全无形资产组织体系，组织无形资产管理与核算，积极发挥无形资产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指导无形资产改革，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无形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形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发展无形资产市场，建立管理型无形资产模式，使无形资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指导无形资产研究，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经济管理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其他科学的发展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等。（3）教育功能，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进行无形资产教育。面向学校和社会，普及无形资产知识，说明无形资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以便提高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维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和管理。

（三）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现实的需要

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为什么还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有人会提出，直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汁原味”要更好。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提高学用哲学成效性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哲学是人民大众的哲学，希望人民大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哲学，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专业（职业）相结合形成专业的应用哲学并借以学用哲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用哲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将无形资产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为无形资产哲学，成为学用哲学的理论指南，起到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式。学用无形资产哲学范式，是在无形资产领域大家学用哲学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样，学用哲学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必要性是：（1）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范式学用哲学，具有时效性，可以加速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更好地发挥作用；（2）学用哲学联系无形资产实际，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发展；（3）将哲学理论语言转化为无形资产专业哲学理论语言具有群众性，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哲学知识，提高无形资产人员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

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框架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确定不是人们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研究无形资产的实际内容来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它的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宏大领域，而仅限于无形资产领域；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不是无形资产全部的各种具体规律，而是在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面，对各种无形资产运动具体规律，从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表现为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的一些根本认识观点或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世界观方面，研究无形资产领域表现为特殊矛盾的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如无形资产生成规律、无形资产经营规律。无形资产哲学对象区别于无形资产学对象，就在于研究特殊矛盾不同。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可见，无形资产的对象，就是它“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与无形资产学对象既然不同，那它们还有什么关系？“无形资产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无形资产运动的价值运动方面，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价格、价值增值、价值规律）和价值实现过程（价值补偿、价值分配）；无形资产运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是以一定载体表现的无形资产，作为资源属性和商品属性，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过程，并获取相应的效益。对无形资产运动的研究，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种类、性质、规模、水平、开发、使用、经营、效益、保护、核算、审计和管理等各方面。”⑦无形资产哲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是研究无形资产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方面的一般规律，是对无形资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升到世界观层面，揭示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学的对象与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范围即宽度是一致的，在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基础上研究其一般规律，其深度是有区别的。

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可以明确研究无形资产的起点和要求，以便全面展开研究无形资产事业，揭示其发展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加强无形资产学的建设，推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前提

根据无形资产哲学的性质，从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基本前提主要是：

1.主体多层次

无形资产哲学的主体是多层次，根据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需要，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主体，如代表国家的某种机构，对全国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中观的地区、部门的主体，如代表地区、部门的某种机构，对地区、部门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微观的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对本单位和个体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无形资产主体的选择与确定是现实需要讨论的难题。各层次主体的选择与确定，可以是无形资产或相关研究会（学会）、研究组织、主管或相关机构，如主管知识产权或主管会计工作的机构。无形资产主体需要负责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工作。

2.系统整体性

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是包括系统的全部要素，“无形资产一般可以包括：专利权、发现权、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专有技术、经营秘密、商标权、商号、地理标志、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商誉和人力资源共15种。”⑧无形资产要素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纳入会计核算的几项无形资产。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规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3.计量与定性相结合

无形资产计量有价值计量（以货币为单位）和实体计量（如以件为单位）等。无形资产定性是对无形资产性质说明。无形资产主体采用计量与定性相结合，根据对无形资产研究和管理的需要，分别采用计量（价值计量或实体计量）、定性或计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无形资产价值计量是各个相关的部门分别进行，还没有分层次的集中的价值计量；相对而言，只有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有关在一定范围内会计核算的规定进行价值计量。

4.时间分期

无形资产的时间分期是无形资产主体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的需要确定的一定时间段。无形资产时间分期按采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适用于实际工作操作与考核的年度（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适用于规划期的五年、十年等。时间是人为的划分，是对无形资产运动过程用时间划分借以描述其运行过程。无形资产时间的分期，有利于按时间分期对无形资产制定年度计划、五年或十年规划，并按期进行考核与总结。

（三）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无形资产哲学内容的体系，是无形资产哲学各种内容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具体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的内容，将其内容体系化就是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根据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学用哲学的任务、对无形资产的市场要求，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体系。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哲学体系为主体，融入无形资产系统的内容；第二种设想是无形资产体系为主体，融入哲学体系的内容；两者比较，前者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后者有利于在学习和掌握无形资产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学用哲学基本原理。比较两种设想，在无形资产学理论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适宜采用第一种设想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的关系，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用哲学，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等；第二部分学用辩证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客观性，无形资产是无处不在，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第三部分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发展规律等；第四部分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论的检验，无形资产的作用等；第五部分学用历史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发展的动因，无形资产的科学发展，无形资产的生成、经营与管理等。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

第二编 学用辩证唯物论。无形资产的客观性：第二章 透视客观性――无处不在的无形资产；第三章 剖析现实性――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

第三编 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第四章 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知识产权；第六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科学技术与专利权；第七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专有技术；第八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著作权；第九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现象和本质：商标权；第十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及其他；第十一章 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

第四编 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第十二章 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第十三章 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第十四章 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第十五章 无形资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