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子独不闻夫范文第1篇

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

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

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

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

日月相噬啮，星辰踣而颠。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

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

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常孤鳏。

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

好子虽云好，未还恩与勤。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

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上圣不待教，贤闻语而迁。

下愚闻语惑，虽教无由悛。大灵顿头受，即日以命还。

且子独不闻夫范文第2篇

他们不是一对普通的双胞胎兄弟，3岁那年，医生告诉何琴云和袁建勇说：“你们的儿子是孤独症”，夫妇俩听了将信将疑，也不知道什么是孤独症。

闻奇和闻杰是早产儿，出生时体重加起来才六斤多，所以身体一直不好。两岁多时，他们还不会开口讲话，夫妇俩心里有点着急。但是家里的老人总是说：“晚开口的孩子聪明。”再想想兄弟俩的体质比一般孩子差，他们的智力发育可能也会比一般孩子要晚一点吧……所以，袁建勇夫妇就一直等着。直到有一天，兄弟俩进了幼儿园，老师对何琴云说：“你家的两个孩子不太正常，你们最好带他们去精神卫生中心看一下。”袁建勇和何琴云这才坐不住了，带着兄弟俩去看病。

孤独症其实就是自闭症，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叫法和国外没有统一，还是称为“孤独症”。何琴云和袁建勇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个病，但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孤独就是没人陪，看来这病也不是特别严重。何琴云说：“以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带他们出去玩，多和外面的小朋友接触，他们就不孤独了。”袁建勇也挺乐观，说：“小兄弟俩每天生活在一起，长大以后交流多了，就不会孤独了。”可是他们都错了，日后的生活出乎意料的艰难，让他们渐渐明白：家有自闭症孩子，这个灾难不亚于家有脑瘫儿。

随着孩子越长越大，兄弟俩身上的怪异行为越来越多。平时两个孩子在家里不会互相交流，总是背对背玩耍。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跟他们说，他们没有丝毫反应。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回答总是重复：“你叫什么名字？”很简单的一件事，比如穿衣服、刷牙、洗脸等，都要重复教几十遍，几百遍，他们才会慢慢接受。有很多时候，他们还会没有来由地用头撞墙。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法与人交流。幼儿园老师频频告状，两个孩子上课坐不住，叫他们也不理，不合群，吃饭的时候怎么都不肯张嘴……何琴云除了一再的赔礼道歉，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段时间，袁建勇每个星期去参加上海自闭症协会的活动，听讲座，和其他自闭症小孩的家长们交流，回家和何琴云一起看资料。起初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地想去寻找治疗自闭症的办法，但是到了后来，看了多了，听了多了，了解多了，他灰心了。自闭症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它被定义为是一种终生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目前为止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两个孩子等于是得了精神上的绝症。

让袁建勇夫妇更痛心的是，自闭症的孩子没有感情，从小就不会伸手要抱抱，对父母缺乏依赖感。有好几次，何琴云下班回家，在小区里遇上闻奇和闻杰，兄弟俩总是一副很漠然的样子，好像从来不认识她。那一刻，何琴云的心寒到了极点。

每天晚上要帮两个孩子写作业

转眼，闻奇和闻杰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幼儿园的老师对何琴云说，你们这两个孩子没法上正常人的学校，你还是带他们去智障学校看看吧。何琴云听了心里很难过，儿子是自闭症，并不是智障，为什么要和智障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呢？这也是让所有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很纠结的一个问题。自闭症和智障有根本的区别：智障孩子愿意学，却学不会；自闭症孩子能学，却不愿意学。而且，从外表上看，自闭症的孩子大部分容貌清秀，长得非常漂亮。面对一个有着神秘内心和完美外表的孩子，家长们总是会有很多想像的空间，所以就算飞蛾扑火，他们也会坚持到底。

经过几天的对智障学校的考察，袁建勇夫妇最终还是替儿子选择了正常的小学。他们实在不忍心看到两兄弟和那些流着口水，斜着眼，走路都走不稳的脑瘫智障孩子在一起上学，他们知道如果儿子去智障学校上学，肯定什么文化知识都学不到，将来就是个文盲。

何琴云去找了家附近的小学，再三地请求校长，最后校长答应了，提了一个要求：“要把他们拆开来，放在两个班级，不能让他们影响其他孩子上课。”何琴云连连点头答应，心里充满了感激。

开学了，何琴云给小哥俩包了十几本新书，帮他们把书包整理好，满心欢喜地送他们去上学。可是一天下来，兄弟俩的新书被画得乱七八糟，书包一堆乱，铅笔盒里的铅笔也不知去向。老师说，他们上课的时候连黑板也不知道在哪里。何琴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

此后的生活只能用“精疲力竭”4个字来形容。为了让兄弟俩适应学校里的生活，何琴云天天在家给他们模拟上课环境，在墙壁上挂一块白板，让丈夫和两个儿子坐成一竖列，她就站在白板前一遍遍指挥：“看前面，看前面。”训练一个多星期后，两个孩子总算知道什么叫上课看黑板了。

何琴云身材矮小，没法在拥挤的公交车里同时看住两个孩子，所以她每天一早起床，牵着两孩子走45分钟去上学。下班后，她第一时间赶到学校，先去老大教室抄回家作业，再去老二的教室抄回家作业。吃过晚饭，她就督促两个孩子做作业。自闭症的孩子没有好奇心，没有求知欲，学新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十以内的加减数学题，何琴云反复地教，他们还是计算不来。碰到写作文，他们更是大眼瞪小眼，无论妈妈如何引导，就是不会。有时候，何琴云急了，就开始打骂他们。袁建勇听到客厅里两个儿子哭嚎的声音，就劝妻子说：“你这是何必呢？他们不懂就是不懂，这是病，没办法的。”何琴云扔掉手里的尺子，忍不住也坐在沙发上哭起来……

袁建勇知道，妻子这段时间来的身心负担太重了，她总是对两个儿子抱着希望，以为反复多教几遍，儿子就能学会了。另一方面，老师也一直拿班级平均分的事给何琴云施加压力，两个孩子考试成绩不好，作业交不出，他们就会来告状。无奈，何琴云只得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有时候还亲自帮两个儿子写作业，作文一写就是两篇，每天忙到深更半夜。

一般的家庭，父母同时带两个男孩，也会忙得气喘吁吁。一般的家庭，父母带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就已经叫苦不迭了。袁建勇和何琴云要同时带两个自闭症的男孩，这其中的辛苦不是单纯的加法，而是倍数的增长。

好不容易熬到了四年级，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像闻奇、闻杰这样的孩子，作为随班就读，考试成绩不记在老师和学校的绩效考核中。这样一来，老师不会来告状了，袁建勇和何琴云感到轻松不少。

唱歌这件事，兄弟俩无师自通

然而，新问题很快又来了。闻奇和闻杰完全不会社交，小时候不要紧，周边的孩子和他们一般大，心智都很简单，没人会欺负他们。可随着他们一点点长大，身边的同学们就会觉得他们怪，孤立他们，欺负他们。有一次，同学恶作剧把一瓶水灌进了袁闻杰的书包里，下课后他背了个湿书包回家，还浑然不觉。那天晚上，等两个孩子都睡了，何琴云把老二的书全拿出来，用电吹风一页页地吹，一边吹，一边自己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儿子实在太傻了，傻到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她问袁建勇：“当初我们坚持把他俩送到正常人学校上学，让他们受那么多欺负，到底是对是错呢？”袁建勇也曾问过自己很多次，没有答案，他只能安慰妻子说：“孩子们自己不觉得苦就行了。”

自闭症的孩子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社会，时间久了，自闭症孩子的家庭也同样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社会。袁建勇和何琴云原本都是喜欢热闹的人，但这十几年来，他们几乎不和朋友们来往。有些朋友主动来串门，他们也从不回访。两个自闭症的儿子把这个家弄得一团乱麻，把他们的生活和心情都弄得一团乱麻。他们已经无心再顾及娱乐交友这些事了。况且，夫妇俩的内心都明白，现在的社会，大家都是一个宝贝孩子，凑在一起无非就是聊谁家的孩子考试得几分，谁家的孩子在哪里学画画，学钢琴……这些他们全插不上话，何必自讨没趣呢？袁建勇常常自嘲地说：“我们一家四口，关起门来就过自己的小日子。”

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现状，也让袁建勇夫妇第一次从看不到希望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亮点。

那天，电视里在放邓丽君的演唱会录像，闻奇和闻杰看得入神，竟然站起身跟着哼唱，一唱就是一个多小时。从小到大，儿子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无论多简单的日常生活技能，都要反复教几百遍，他们才能学会。可是唱歌这件事，兄弟俩竟然无师自通，音准、吐字、神态表情都很到位，这难道就是天赋？

何琴云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弹琵琶，对于音乐她一直很喜欢，当初知道自己怀上双胞胎后，她还常常在家弹琵琶做胎教。她对丈夫说：“以后我要培养他们弹琵琶，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在台上表演。”可是，现在，那把琵琶已经被封存了很多年，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那天晚上，何琴云特意把琵琶拿出来，擦干净，弹了一首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两兄弟站在一旁，又和着曲子唱了起来，歌词也没差。

看到兄弟俩喜欢唱歌，袁建勇夫妇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他们曾在资料上看到说，自闭症的孩子会在某些方面展现出“天才”的一面，比如绘画、音乐、计算等。与其每天逼着兄弟俩上学念书，做作业，弄得全家精神紧张，疲惫不堪，还不如就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发挥，开开心心就好。

为了方便儿子唱歌，袁建勇在家里装了一套卡拉OK的设备。何琴云喜欢听老歌，就买了很多邓丽君的带子。闻奇、闻杰一边听一边记，很快就全都会唱了，甚至还可以把邓丽君唱歌时的动作都一一模仿下来。电视里放英文和日文歌曲，说来也奇怪，兄弟俩不识字，更不明白歌曲里的含义，但是在唱过几次后，他们竟然也都会了。现在，老大闻奇会唱4种语言的歌曲，普通话、粤语、日语和英语。其实，自闭症孩子会有一些反覆和机械性的活动和兴趣，一旦喜欢上这件事，就会钻研其中，再加上他们的记忆力比较强，所以闻奇、闻杰很快就能学会唱一首歌。可是，兄弟俩一唱起来就没个完，每次都要连唱四五个小时，这让袁建勇有点吃不消，每次他都听得头昏脑胀，想要往外逃。

初中肄业后，闻奇、闻杰进了徐汇区的阳光之家，音乐老师挖掘了两个孩子身上的音乐天赋，把他们安排到合唱团，每个星期都有歌唱排练。每年学校还组织他们到广场公园去表演，闻奇和闻杰很高兴，人越多的地方，他们反而就越兴奋，也没有像普通孩子那样怯场。

何琴云退休后在龙华街道继续上班，今年8月，上海市妇联主办“纸音杯”家庭音乐大赛，街道主任就想到了他们家。“你家两个儿子不是很会唱歌吗？你又会弹琵琶，这不是正好嘛，报名试试吧。”何琴云本想要推脱，毕竟闻奇、闻杰不是正常的孩子，万一在台上表演时失控了，可怎么办呢？袁建勇听了倒是很支持，他说：“阿大、阿二外面表演惯了，他们不会怯场的，再说他们也不懂怯场。”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何琴云和两个儿子报名参加了比赛。

儿子说：“妈妈，我来照顾你”

音乐响起来，他们母子三人的表演曲目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坐在舞台上弹琵琶的何琴云心里很紧张，儿子们第一次登这么大的舞台，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状况。闻奇、闻杰丝毫不怯场，和着妈妈的琵琶弹奏尽情放歌，声音饱满洪亮。唱到铿锵快板的时候，他们就模仿录影带里的原唱的姿势，挥手出拳；唱到抒情慢板的时候，他们又模仿原唱的走台，缓慢绕场一圈，深情款款。整个表演他们都发挥得很出色，评委的点评说：“音准、节奏非常到位，情绪、表达也恰到好处。”最终，何琴云母子以徐汇区复赛第一的成绩挺进了决赛。台下的袁建勇看得也是热泪盈眶，他完全没想到自闭症的儿子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那天晚上，袁建勇夫妇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感慨很多。闻奇和闻杰的出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之前无数次，他们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会轮到我们的头上？老天哪怕给我们一个正常的孩子也好，为什么两个孩子全都不正常呢？这叫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白天，当看到闻奇、闻杰在舞台上出色的、陶醉的表演时，他们突然有一种欣慰和骄傲。这两个孩子确实不能和正常的孩子比，但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糟糕的孩子。自从唱了歌后，兄弟俩的改变很大。他们现在很愿意和父母说话，虽然还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总得来说还是很听话的。何琴云在这个暑假里教会了他们擦席子和洗碗，兄弟俩就每天轮流，一人负责一样家务，说是要替妈妈分担。平时，他们两点一线，每天按时回家，生活俭朴，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到外面去闯祸，会提什么高消费的要求。这让袁建勇夫妇省了不少的心。

40度的高温天，因为忙着要为接下去的决赛做准备，兄弟俩跟着何琴云去老师家排练。何琴云身体不好容易晕车，老二闻杰看到后就说：“妈妈，以后你坐车，我陪在你身边照顾你。”这是儿子第一次说出如此贴心的话，何琴云感动得差点落下泪来……她一直没忘记过，曾经在资料里看到过的一句话：自闭症的孩子通过干预治疗，会随着长大一点点变好。

且子独不闻夫范文第3篇

上面说过，六大财团在其形成过程中为了进行原始积累，曾通过加强与政府机关的联系和借助某些高级官员的"合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成为俄罗斯新 资本主义 的一大特点。随着六大财团 经济 实力的增长，它们已不满足于以往的"求助于人"的做法，在 政治 上有了新的要求。它们开始变得财大气粗，仗着手中掌握的金钱，直接干预政治和影响 政局，甚至采取行动来谋取政治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利用政权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和保护既得利益，进一步攫取更多的财富。六大财团的这种"向政权进军"的倾向，到1996年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们的具体做法一是寻找人，二是直接从政。1996年它们在总统选举中所起的作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96年总统选举前的形势，对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来说是比较严峻的。在头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俄共取得了巨大胜利；不久，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根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来看，他当选的呼声很高。 金融 巨头们觉察到共产党有重新上台的可能，他们便联合起来，采取行动阻这种事情的发生。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1996年1月，六大财团的七大巨头利用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机会，在幕后成立了一个"重新塑造自己国家前途的联盟"，这就是所谓的"七人集团"。他们决定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组织了一个以丘拜斯为首的十人竞选班子，并为竞选提供了大约300万美元的经费即等于 法律 规定的每个竞选者的全部竞选经费的数额（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1月1日）。在竞选过程中，六大财团开动它们掌握的宣传机器，尤其是利用独立 电视 台、俄罗斯 公共 电视台以及一些发行量大的报刊，为它们支持的竞选者大造舆论，同时造谣攻击他们反对的候选人。在这方面那个被称为 新闻 媒体大王的古辛斯基表现得非常积极，他让他所控制的独立电视台的台长马拉申科参加竞选班子。总之，六大财团在这次竞选中出了大力。别列佐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得意地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这是一场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战斗的战斗。"（见《克里姆林宫的教父》一文，载美国《福布斯》杂志1997年12期）《福布斯》杂志甚至称别列佐夫斯基为"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上面提到过，波塔宁在1996年8月曾出任俄政府第一副总理，主管经济部、反垄断委员会、国家财产部。据"七人集团"的成员之一阿文透露，这个推选一个金融巨头直接从政的决定，是经他们集体研究 后作出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政府里应该有自己的人。波塔宁入阁后，被报刊称为"拥有私人帝国的公务员"。

"七人集团"另一个曾经从政的人是别列佐夫斯基。上面提到过，此人曾于1996年被任命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 秘书 。安全会议是一个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构，任命这个据说具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金融巨头作为领导人这件事本身，无疑具有讽刺意味。无怪乎一家美国刊物挖苦说，这是让狐狸来看管小鸡。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担任公职后尽管表面上辞去公司的职务，实际上继续从事金融活动和商业活动。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领导人皮翁特科夫斯基曾这样说过："您以为古辛斯基已与桥 银行 没有关系，别列佐夫斯基突然靠工资生活了？当然不是这样！他们作为自己的事业的领导人，继续在那里当第一把手。"（转引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2月20日，原载《资本报》1997年2月18－24日）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发展 本财团的势力的做法一方面引起了公众的反对，另一方面激化了各财团之间的矛盾，后来终于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他们并未就此罢休。波塔宁与丘拜斯结为盟友，保持着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别列佐夫斯基活动频繁，据报导他有意利用某杜马代表出任部长而空出仪席的机会进入杜马。又据某些报刊透露，他在最近俄罗斯政府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上面已经提到过，不久前他被任命为独联体执行秘书。在最近组成的所谓"不受寡头集团左右的政府"中，仍有六大财团的人参加。据报导，曾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工作、后任梅纳捷普银行副董事长的格涅拉洛夫被任命为重要的燃料动力部部长。

在七大巨头中，别列佐夫斯基可以说是对政治 最感兴趣的一个，同时也是他们当中的"思想家"。根据他的自述，他从1995年底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上，因为他认为"巩固在政治方面已取得的东西，是比积累愈来愈多的财富更为重要的任务"。他针对有人认为企业 界对国家的影响 太大的看法提出，一方面资本应当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国家干预，另一方面企业家应加强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他认为今于俄罗斯国家的强大支柱是大资本家。在他看来，在目前 的俄罗斯还存在着"共产主义复辟和再一次重新分配财产的危险"，因此保持政权至关重要（转引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3月7日，原载德国《焦点》杂志1998年3月号）。98年年初在达沃斯聚会时他又在考虑如何准备1999年议会选举和2000年总统选举了。别列佐夫斯基提出，"重要的是要使下次总统选举能保证连续性"。这里所说的"连续性"指的是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选举能继续实行现 行政 策的人当总统。他认为卢日科夫、久加诺夫或列别德等人都不合适，只有切尔诺梅尔金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便把赌注押在切尔诺梅尔金身上。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切尔诺梅尔金当了五年总理，参与制订现行政策，并且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执行者，让他当总统，自然 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第二，切尔诺梅尔金像众多巨头一样，也在私有化进程中成为富翁。据有的报刊透露，他领导的天然气 工业 公司实行股份化时，他得了5％的股份。如果属实，那么他就有可能拥有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他从政期间，仍然与天然气工业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切尔诺梅尔金与其他金融 巨头有着共同的利益。

除别列佐夫斯基已开始考虑下一届总统选举外，古辛斯基似乎也在为此做准备。上面说过，在上次选举中六大财团掌握的新闻媒体起了很大作用。大概根据这个经验，古辛斯基最近采取了一个步骤，离开了桥银行，把精力用到新组建的公司－－新闻媒体"桥"上。根据人们分析 ，他这样做主要不是因为他偏爱新闻媒体，也不是因为搞新闻媒体收益较大，而是由于政治原因，是为了给下一届选举做准备。预计到1999年和2000年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时，六大财团将会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有一番精彩的表演。

四

六大财团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新闻媒体，它们或者单独地、或者联合起来控制了一些电视台和电台以及许多重要的报刊，在这方面最先下手的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前者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古辛斯基集团最早认识到新闻媒体能够帮助实现我们想要采取的各种步骤。倘若报刊不是自由的或者不是属于私人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在选举中取胜"（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1月1日）。今天，在实行所谓的"新闻自由"的俄罗斯，谁只要掌握了新闻媒体，谁就既能将其用于政治目的，也可将其作为反对竞争对手的工具，它同金钱、黑手党的子弹一起，成为金融巨头们保护自己利益和对付敌手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 社会 生活中，电视以其覆盖面广、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在新闻媒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群众当中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因此金融巨头们在控制新闻媒体的过程中首先就瞄准了它。上面说过，古辛斯基于1993年创办了所谓的独立电视台，拥有它的77％的股份，这个电视台对1996年叶利钦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作为回报，官方允许其增加播出时间。后来古辛斯基又开辟了独立电视台五个增设频道。

1995年根据总统命令创建的公共电视台，成为各财团争相控制的对象。创建时，国家保留51％的股份，而将其余股份卖给私人。别列佐夫斯基联合阿尔法银行、梅纳捷普银行和首都储蓄银行，购买了公共电视台38％的股份（其中别列佐夫斯基的汽车经销公司和联合银行各占8％）。电视台的首任主席利斯季耶夫的被杀，警方曾怀疑是别列佐夫斯基等人所指使。利斯季耶夫死后，大财团加强了对该电视台的控制。1997年10月，在它们的要求下解雇了该电视台经理，由合乎它们心意的人接替，这样一来，这个在国内具有巨大影响的电视台已基本上为它们所掌握，杜马虽进行干预，但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此外，电视台六频道也为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的老板阿列克彼罗夫等所控制。

古辛斯基和他的"桥集团"除了建立自己的电视台外，还买下了莫斯科回声电台。上面说过，古辛斯基另外成立了一个专门经营新闻媒体的新的大公司－－新闻媒体"桥"，并亲自领导。这个大公司除包括独立电视台及其增设频道以及莫斯科回声电台外，还控制了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今日报》的股份，出版了《七天报》和《 总结 》杂志，拥有一家也名叫"七天"的出版社，可谓门类齐全。与此同时，古辛斯基通过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的方法 ，试图扩大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自鸣钟报》、《 文学 报》的影响 。最近他看上了 历史 悠久的莫斯科 电影 制片厂，打算购买它的49％的股份。

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了目前 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独立报》的股份，同时拥有《今日报》、《新报》的股份。曾为"改革"造舆论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彩色杂志《星火画报》现在也受到别列佐夫斯基的控制。

斯摩棱斯基及其首都储蓄银行除了拥有独立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的股份外，也是《今日报》和《新报》的赞助者。他还办了《生意人日报》。

最近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开始重视起新闻媒体来。他购买了一个叫做"独立新闻媒体"的国际公司的10％的股份，这家公司在俄罗斯发行《莫斯科时报》、《圣彼得堡时报》、《资本》、《俄罗斯评论》等报刊，同时出版美国的《世界主义者》、《家政杂志》、《花花公子》等杂志的俄文版。1997年9月，霍多尔科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工业 公司董事会成员涅夫兹林被任命为国家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的副社长，这为该集团控制这家通讯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波塔宁在掌握新闻媒体方面似乎比他的同道们落后了一步，不过他也买下了很有影响的《消息报》，控制了《共青团真理报》。除六大财团外，其他的工业金融 集团也逐渐认识到控制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与切尔诺梅尔金关系密切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于1996年5月买下了独立电视台30％的股份，并参加了该电视台的增设频道的创建工作；同年9月它决定购买《共青团真理报》的20％的股份和《劳动报》的部分股份；1997年它又控制了《工人论坛报》。此外它筹建了广播电视公司"普罗米修斯"，并且仿照古辛斯基的做法，成立了天然气工业新闻媒体公司。

且子独不闻夫范文第4篇

独孤氏不仅管束自己的丈夫，也管束自己的儿子。长子杨勇由于好色，最终被废掉太子位。次子杨广善于掩饰，做出一副“勤俭节约忠贞不二”的模样，竟然取代了兄长继承皇位。而这位杨广，就是大大有名的隋炀帝。

唐朝的管国公任环特别惧怕老婆。唐太宗因为他有功劳，赏赐给他两名侍妾，任环跪拜辞谢，不敢将她们带回家中。唐太宗召见任环的妻子，赏赐给她御酒，说：“作为一个女人，性情妒忌，是在被休回家中的七条缘由之中的。如果你能改正不再妒忌，就可以不饮这杯酒；不然，就将它喝下去。”任环的妻子说：“我不能改正妒忌，情愿饮下这杯御酒。”于是，任环妻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醉着回到家中，跟家里人痛哭流涕地告别。其实，任环妻子喝的不是毒药酒，并没有死。日后，杜正伦用这件事来讥讽戏弄任环。任环说：“老婆有三个时期让你惧怕她。刚结婚时，她端坐在洞房中像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了子女，又像护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吗?待到年老时，脸上打皱像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道有人不怕鬼吗?因为这些惧怕老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听的人，都欢呼雀跃，连连叫好。

卢夫人，房玄龄的妻子。还是在房玄龄地位卑微时，有一次他病得将要死了，于是对她托言道：“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还年轻，不可守寡，你要善于侍奉那个后来人。”卢夫人哭着进入帷帐中，剜出一只眼珠示于房玄龄，以证明自己决不会有二心。恰巧房玄龄的病康复了，房玄龄对她终身都很敬重。

唐太宗要赐给房玄龄美女，玄龄再三推辞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见玄龄夫人，跟她讲明，皇上赐给大臣婢妾之流，朝廷是有严格规定的，况且房司空年近迟暮，皇上赐给美女也是要对他格外优崇的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夫人决不回心转意。太宗便传令对她说：“是要不妒忌而活着，还是宁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说：“我愿妒忌而受死!”于是遣酌酒一杯送给她道：“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夫人举杯一饮而尽，毫无半点犹豫和留恋。太宗说：“我尚且害怕看见这种人，何况是房玄龄呢!”

北宋才子陈季常，就是电影《河东狮吼》中的原型，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怕老婆”怕得最厉害的名人。据说陈季常宴请客人，而当时很流行请来唱歌助兴，其妻柳氏就在隔壁用木棍敲打窗户，直到把客人都赶跑。他与苏轼交好，苏轼是一个极为风流的人物，柳氏怕自己的男人被苏轼带坏，所以经常给苏轼脸色看，苏轼便写了首诗送给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的本意只是发发牢骚，顺便调侃一下老友。却没想到“苏子文章天下闻”，陈季常从此闻名遐迩，成了怕老婆的典型。

不过陈的诗书画堪称一绝。而“才子”往往是和“风流”挂钩的，如果不是其妻“管理”严格，他流连欢场的时间就会很多，就很少有时间来吟诗作画了。由此看来，惧内对事业也是有帮助的!

且子独不闻夫范文第5篇

现代报刊作为大众媒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安排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被突然断裂的历史抛掷到“现代性的牢笼”中的读书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时迅速地聚集在报刊、出版机构等生产、传播知识的空间里，以批判性见长的公共性知识群体似乎重新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上演了一出慷慨激昂且让人扼腕的悲歌。 一、现代报刊出现与知识分子历史观的改变 “新闻”作为一种描述现实世界变化的术语，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捆绑 在一起的，新闻的“新鲜性”透露的是现代人试图从本雅明所谓的“空洞的、同质的时间”里打捞新奇感受的渴望，这种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与已然去魅的现代性所涵盖的“理性、速度”相通的。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人而言，时间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循环的，表征时间变 化的不是钟表之类的现代刻度仪器，而是自然世界日落、日出的永恒的循环，以及人类世界道统与正统的此消彼长。他们对于历史时间的感受是道统的断裂与接续，因此这种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是静止的、凝固的面相。 但是这种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逐渐地被新起的理性化思维所腐蚀和取代。报刊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申报》等教会报刊在中国沿海地带的兴盛，然后是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标志的民报的勃兴，此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纷纷涌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类似于报纸雏形的只有进奏院状、邸报之类传播官方公报的印刷物，其功能只是通报朝廷 政治的消息和皇帝的起居生活，其传播仅限于官员及小部分作为准官员的士子。这些印刷品是外在于人们的生活的，并且是私密的、弱时效性的。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报纸作为一个舶来品“闯入”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并且迅速地 取得了他们的心理认同。报纸传播的信息、周期性以及舆论深刻地重构了知识分子的内心 生活，并且影响了其理解和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新闻”导致最重要的“现代性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发生了改变，因而也改变了其历史观。静态的时间被不断流逝的时间体验所取代，自我想象的文化中心被辽远的地理空间所击碎。在这样一个时空体验发生更替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还有被殖民的屈辱体验。急剧而新异的时空感受，与被压抑的文化群体的挫折感，混合成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热烈向往。这种向往是与他们对报纸杂志的功能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触：“夫书，已往之陈迹，古人之糟粕也。千世之变异，非古人所得逆而知也；当时之情事，亦非今人所得虚以揣也。”[1](p40)在这种信息流失的情形下，谭认为只有报纸才能“拯救历史”。而且报纸的空间传播功能在他看来又超过同时代兴起的学堂与学会。因为前者可以“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1] (p41)正是对于报纸超越时空的意义的体认，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可以通过报纸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导向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未来。秋瑾在其创办的 《中国女报》的发刊词末尾就这样直言到：“然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 者，非报纸而何？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 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2](p80)报纸承担了启蒙的功能，也就是给处于“暗室”和“迷津”中的中国以光明的指向，在知识分子对未来的畅想中，过去已然属于沉默的历史，未来等待着被创造，因此亢奋的情绪笼罩着这个沉闷的时代。这种亢奋所酝酿的是知识分子的志士化气概，甚至发展到巅峰状态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烈士精神。陈建 华就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由恐惧革命而突然转向欢呼革命。造成这一戏剧性 的转变，除了因为清廷失却了正统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词已突破传统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3](p18-19)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单向度的进步史观随着报纸的兴起迅速地被传播和接受，人类历史被预设成一个直线上升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为之鼓与呼。历史目的论给处于困厄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们在报刊上欢呼历史的到来就成为了一种思想惯性。如汪晖所指出：“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观，将未来而不是将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现的根源。这一逆转瓦解了儒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 [4](p48) 在进化史观迅速地替换知识分子的循环史观的同时，民族国家意识也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在报刊上以“印刷民族主义”的方式被知识分子想象和理解，它成为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重新完成社会整合的灵魂。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并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政论的方式积极地鼓吹民族意识的觉醒。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 的共同体。”[5](p5)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就为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和表达想象的空间，在周期性的交换对于民族国家认识的过程中，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于右任在《民立报》的发刊词中是这样表达他们那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与言论之关系的认识的：“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6](p84)换言之，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知识分子发表在报刊上的言论建构和生产出来的，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意识才能促使共同体在事实上的真正建立。 二、以言报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身而兼二任的，是学士与文吏两种社会角色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双重性质，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即把社会治理和教化和谐统一的士大夫政治。当然，这种政治能够延续与科举制度等选拔人才的体制安排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科举制废除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就崩解了，知识分子丧失了以往的“学而优则仕”的特权，沦落为四民社会中的普通阶层。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患精神，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意识并没有被完全历史化，而是以各种变相发挥着其影响。通过占据报刊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从而“以言报国”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合法性身份在近代历史中已经被湮没，但是他们的政治关怀仍旧萦绕着其内心世界，并以报刊上的政论等各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7](p6)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来发表和传播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评议就是一种重要而新颖的“行为模式”。 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概括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行为模式；“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度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8](p30)言论报国既是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意识的延续，又是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的现实要求。这也就可以解释近代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指广开报馆）”。[9](p23)梁启超认为报纸主要的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慷慨地呼吁道：“故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虽然，既俨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职而不疑，当此中国存亡绝续之交，天下万世之功罪，吾侪与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效之道，以相劝勉也！”[10](p58)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能够发挥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即是通过演讲与写作来履行天职，以缓解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内心深处的焦灼与苦痛，并希望能够唤醒国民振奋人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窥察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位移”，即从庙堂上的直接辅佐君王转移到社会层面来“处士横议”。知识分子生存的政治基础虽然在瓦解，但是其立足的社会空间却在急剧的生长，其视野不再仅仅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同时向社会扩散。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统的基础上，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并且这种政治批评都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道统已经逐渐趋于澌灭，以严复等翻译的进化论等西学所提供的义理成为知识分子著述的新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转换的背后，我们仍旧可以窥探到旧的知识范式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近代知识分子在报刊上的舆论表达是建立在传统与西学的双重基础上的，而这种悖论式的统一又是服从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士大夫精神”的。孙中山期待于《民报》同人的也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办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11](p78)正是报刊的出现，让处于困惑和焦虑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的空间，他们相信知识的真理之光能够为已然碎片化的社会提供联结的纽带。

自然，这种以言报国的模式因为报刊自身的时间属性所导致的仓促，常常在学理上不够精致和体系化，往往呈现出混合、热烈和粗糙的知识形态，大多流于亢奋的呼喊与偏执的口舌之争，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正是张灏所谓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救亡的历史感已经压倒经营知识体系的悠闲，启蒙的“理性之负担”悄然侵蚀了学理的爬梳。因此，可以说，以言报国的舆论表达生产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严谨的学术。更何况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与体制的制度性联系已被割断，所以其言论报国就更多的沾染了书生议政的色彩。这也是同样议政的古代士大夫与现代活跃在报刊上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之一。当时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已经先知先觉到现代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这种内在缺陷：“然自西洋文化输入以来，此法律与公例公式，渐为外来思想所变动，立言者既不能仅据旧有者为标准，听言者亦不甘仅以旧有者为满足，于是言论基础遂受动摇。言论界虽亦求合时势，稍变其论据之方针，但仓皇迎受，无所折衷，故所陈说，非失之支离，即流于偏激，而不能有融会贯彻之精义，以收群众之视听。此虽受时势之影响然，不能谓非言论自身之缺点也。”[12](p186)这正是报刊兴起后舆论表达的困境所在，具有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因此对在报刊上发表意见持谨慎的态度。而相对于那个渐渐远去的士大夫主导政治的时代，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漂浮”特征就更是明显，只能以在野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存在，其据守报刊以言报国的热烈所折射的恰恰是与现实政治的日益疏离。专门研究近代思想史的王尔敏对知识分子在议政与干政间的悖论有过精彩的评述：“虽然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并能自觉其责任，是健全的一面，但就其基本原质来说，也有足以抵消的障碍与缺陷。最显著和在历史上出现最多的情形，那就是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政治领袖或领导者。即使热心政治，却不一定有才干。于是不免成为书生论政，于政治领袖多方苛求，成为发言空论的批评者，建策者，实际主政，则窒碍难通，反而扰乱政治步骤。”[13](p131)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以言报国所透露的恰恰是一个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的一去不回，其在报刊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映射的恰恰是士大夫意识的幽灵。 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 在一种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情景中，古代的士开始了痛苦的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意识取代了儒家的“文化天下”的观念，无穷延续的时间观替换了循环的历史时间，以言报国的报刊立论模式主导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可以说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正因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社会形象，就不再是朝廷上的谏臣或古代学校的清流，而是一个庞大的日益壮大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兴起的原因当然是人言言殊。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报刊作为一种崭新的表达媒介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繁荣，它为忧国忧民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更难得的是，相对于古代知识的缓慢传播，报刊可以让知识分子的意见迅速地传播到大街小巷。所以才有人指出在大众传播的时代，“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次，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的破裂。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管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西学与学校教育。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给知识分子提供保障的“仕、学合一”的系统崩溃了，而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濒于破产，读书人的生活来源日益困窘，一向沿着这条道路开始人生的读书人不得不进入社会选择职业。报刊、出版包括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正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造就了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繁荣。再次，传统士子接受和习惯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反专业化的文人教育和业余教育。但在近代背景下，这种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人才已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如王????赋觯 “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再一次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14]在这种情形下，原本处于社会中心的有文化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只有所谓“规范知识”而无“自然知识”（费孝通认为“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的读书人就成为了一个漂浮的阶层，正在兴起的报刊媒介就为这些彷徨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归宿，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换言之，正是知识结构的欠缺和专业能力的贫乏，导致很多读书人只能选择寄生在报刊媒介。最后，如前所言，士大夫政治的物质性外壳虽然溃灭了，但是士大夫幽灵仍旧盘桓在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困局中更是得到了彰显。书生论政、报刊立言就成为很多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这自然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盛。这种兴盛的标志就是大量政论性报刊的诞生。中国新闻史鼻祖戈公振认为：“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15](p176-177)相对于西方报纸在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雏形所具有的商业色彩，中国近代报刊从一开始就以关怀社会体恤民生而展现出起其独特的政治品质。这种品质的获得与保持自然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对其亲睐密不可分。 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互为因果而形成的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产生公共领域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如果没有报刊杂志的迅速生长与发达，没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它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反过来，正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使这些具有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公共交往的社会空间，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在公共空间里碰撞和交锋。方平通过对清末上海的民办报刊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崛起，反映了一些分散的个人与团体通过创办报刊而介入公共领域的努力，它不仅对完善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起新的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16]由此可见，报刊的诞生与繁荣对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决定性的意义。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展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在晚清，主要是以《时务报》、《万国公报》等为核心的维新派报刊，代表性人物是梁启超、康有为等，以宣传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然后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是改良与革命之争，涌现了大量的擅长写政论的知识分子；到了二十年代，是《新青年》的独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公共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则形成北有《大公报》、南有《申报》的两极格局，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文艺副刊”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倾向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苦心经营了有建设性地批评政治、改良文学的公共领域，成为独具一格的知识群体，而以《申报》“自由谈”为核心则聚集了鲁迅等一批相对左翼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杂文的风趣、犀利和反讽议论时政，针砭人性，形成了与北方迥异的表述风格；四十年代具有士大夫意识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更是掀起了参政议政的热潮，其代表就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吸引了大量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参考文献 [1] 谭嗣同 ：湘报“后叙”[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0。 [2]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a]，1907-01。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80。 [3]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19。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上海：三联书店，2004，48。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6]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a]。1910-10-11。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84。 [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 [8] 张季鸾：季鸾文存[c]，30。 [9]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a]，戊戌记(卷六)[a]，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 [10]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a]，新民丛报第十七期，1902-10-02，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8。 [11]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a]，民报第一期，1905-10，中国新闻史文集[c]，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8。 [12] 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a]，东方杂志15卷12号，1918-12，许纪霖编：杜亚 泉文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86。 [13]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 [14] 王???航???斗肿幼晕倚蜗蟮淖??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2，（56）。 [1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176-177。 [16] 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