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胡同文化；发展；传统；现代
说到北京的文化，胡同文化一定是标志性的话题，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曾给北京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魅力。胡同文化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许多人也许会感觉到，胡同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对它又有多少了解，我们对这项文化感知了多少，如何保护好胡同文化，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课题组从摄影纪实的角度走近了北京胡同，并进行了思考。
一、北京胡同的由来及发展演变
胡同的由来有几种说法，均与蒙古人建朝有关。说法一，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以后，建立元朝，将北京作为大都，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也称为“浩特”，后北京城的汉人读成了“胡同”；说法二，胡同本是蒙古语“井”的意思，其发音为“忽洞”。现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因为凡有居民聚居的地方必有水源，所以“井”渐渐成为了人们居住地的代称。由此“忽洞”谐音变成了“胡同”；说法三，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汉人仍私下叫他们“胡人”，胡同即为“胡人大同”之意。
由于北京古时城建就有严格规划，所以胡同都比较直，星罗棋布。在北京，胡同浩繁有几千条，他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大部分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13世纪的元朝，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发展。北京城有名的胡同元朝时29条，明朝时459条，清朝时978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6 047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 000多个。经过调查研究，北京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宽度一般不过九米。胡同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四四方方的对称形式围在一起的建筑物。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它们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别看这胡同从外表上看模样都差不多，但它们的特色却各不相同。在北京城西部有个胡同叫九道弯，原因是一个小小的胡同竟要拐九个弯。有的胡同如果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那这条胡同就会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比如说文丞相胡同。还有的胡同是按照其形状命名的，例如烟袋斜街，听起来就这么生动形象。还有的胡同则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如“安福胡同”“永祥胡同”等。北京的胡同真是数也数不尽，有句俗话讲：“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表达的就是胡同数量之多的意思。不少胡同里的一片砖、一片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搏，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它不仅是百姓们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胡同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有的是亲切融洽的邻里关系。胡同这种北京特有的古老的城市小巷已成为北京文化的载体。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就在这胡同的角落里，在这四合院的一砖一瓦里，在居民之间的邻里之情里。
二、北京胡同的现状及存在原因分析
（一）北京胡同现状
在整个研究活动中，我们走访了一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胡同，在这些的拍摄过程中，发现北京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出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很多的胡同已被拆除，或是正在被拆除，可能已经列入拆除的名单，留给他们的日子已经不多。很多现代的建筑在原来胡同的位置上拔地而起，胡同数量在日益减少，这也就成了必然之势，而且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例如石虎巷胡同，在宣武医院旁边现在已经被拆迁，为宣武医院的扩建做了牺牲。还有砖塔胡同的84号院的鲁迅故居，在2012年也开始挂牌将要拆迁，为的是建设回迁楼和学校。东安福胡同，已经不存在了，黄图岗胡同已经被拆迁，我们没有找到，在原地我们只发现了新建好的楼房。帽儿胡同的顶头，原先是一座衙门府，现在也被拆迁变成了居民楼，文化胡同，早已变成了小学扩建的土地。据相关数据统计，从上世纪开始九十年代初开始，北京旧城原有的三千条胡同已经被陆续拆毁大约一千五百条，虽然北京市已经出台了“旧城整体保护”规划，但还是有大片的胡同正在倒下。北京胡同文化危在旦夕，保护胡同建设，传承胡同文化迫在眉睫。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北京胡同之所以会面临如上的危机，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胡同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胡同中居民生活的条件相对于现在的高楼大厦的确差上一截，虽然还有很多人很热爱胡同生活，很喜爱胡同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之中，它实在是跟不上脚步，为了跟上时代，很多胡同不得不沉入历史的长河，因此在很多时候，胡同生活对北京人的吸引力日益降低。其次，其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胡同里居民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改变，原来的胡同生活充满吸引力，即使破屋残瓦的他们也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家，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很多人也不得不放弃掉这样的生活。摄影走访过程中，看到有很多的人家正在修补自己的房屋，因为房屋旧损不得不修补。最后，胡同居民的搬迁使胡同丧失了原有的人气。胡同里住着的都是一些底层的老百姓，落后破旧的生活环境，让人们也不得不产生了多多少少的厌恶情绪，当人们离开了胡同，胡同之中缺少了人气，那么胡同文化就会渐渐衰退，最终的结果就是消失。
如果没了胡同，那么北京这样的古都就少了一份色彩，就少了几分京味儿。变迁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常态，但无论是社会变迁还是经济文化发展，在北京胡同文化中我想还是需要一些保留与复原，胡同文化是北京古老文化最好的代表，最好的见证。如果单纯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城市发展，而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这将是失败的发展。所以胡同的发展与保留中就存在矛盾，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关于北京胡同文化保护的思考
（一）创建人文胡同
将现代生活与传统建筑完美结合。生活在胡同中的很多人把房屋进行重新整修，将内部调整为现代的格局，外部还是保留住传统的胡同建筑风格。也就是提高胡同的内部设施条件，可以让胡同里的居民生活更加舒适，更加人性化，同时又对胡同进行了保护的修缮。例如在秦老胡同中，有一处民宅，它将整间房屋进行了翻修，外观还是保留住胡同四合院建筑的风格，但是在整个的外边，加上了一层玻璃罩，以防止刮风下雨对房屋的侵蚀，我与房屋的主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他说我们会定期的对外边的玻璃罩进行清理。屋内的设施，装修都是现代风格，很好的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既保护了胡同的原貌，又享受了现代都市生活。虽然这样做可能无法保留住那些拥有百年文化的瓦砾，但是这样做我认为是一种对胡同建筑“有机更新”，这样也许会有人说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这不也是保留住了传统文化。
（二）创建绿色胡同
将胡同街巷披上绿装，变成花廊。以往北京城里注重主干道两侧栽上花草，新建的居民社区注重绿化，而且有规定的绿化面积。如果通过摆花盆、建花廊、挂吊兰等形式，把北京的胡同变成绿色、舒适、宜居的花园式生活区，即提升了居民的环保意识，又增强了保护好胡同建筑的责任感。拍摄中我们走访了西城区义达里胡同见缝插绿，他们在胡同的外墙上搭建花廊，在水泥的台上摆花盆，在树阴下还设了供游人歇脚的座椅。生活在这里居民忙碌了一整天后，可以在惬意的树阴下乘凉，胡同里游客累了可以在座椅上休息片刻，同时观赏者绿色与花草，更加增添了北京胡同文化的景观特色美。
（三）创建文化胡同
北京的每个胡同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是北京宝贵的文化资源。借助于商业发展模式，根据胡同的特点挖掘文化资源，形成胡同文化商业区，这样可以为保护这些胡同提供经济基础，又可以为中外游客领略到中国的传统为文化提供一片沃土。我们借助镜头拍下南锣鼓巷的繁华景象，它的文化商业运行模式的做法是好的，可以借鉴，但目前我们看到这里的多数是酒吧、商品文化，虽有创新，但北京本土文化较少，如果政府在这一方面加以引导，“以本土文化发展为主线的模式”，使游客居民享受这里的文化气氛，又能为保护该胡同提供一些经济支持。
（四）合理规划胡同
胡同文化范文第2篇
特色文化需要新媒体传播
位于北京东四十条甲25号的东城文化新媒体产业园，由北京东方嘉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它是东方嘉诚在2012年重点推进的一个项目。已在京城胡同深处打造了4个“胡同创意工厂”的东方嘉诚，此次全力出击新媒体产业，表明了东方嘉诚立足建设多元体系的产业园区的信心。
“我们希望建设的每一个园子都有不同的主题。东城区地处京城腹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特别是代表北京特色文化的胡同历史风貌保护区，更是极为宝贵的文化产业资源。伴随着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东城区亟待展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所以我们需要一大批定向新媒体技术应用企业，针对东城特有的文化资源与现状，创新应用技术方案，展示东城文化产业成果。”北京东方嘉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战略规划总监刘桂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创建新媒体产业园的初衷。
据了解，东方嘉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专业运营公司，不仅负责文化创意园区运营、配合政府引导职责、实施各类园区的专业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在“胡同创意工厂游”、“南锣鼓巷片区研究”、“北锣鼓巷调研”、“五道营胡同片区风貌提升研究”等项目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基础与研究成果。东城文化新媒体产业园就是以东城丰富的文化资源为背景，定向集聚新媒体应用领域里国内外前沿的技术团队，为探索东城老胡同片区新内容、新发展模式提供支持。
打造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
说到园区的入驻企业和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刘桂媛说：“东方嘉诚比较关注的企业有两类，一类是在这个行业里具有平台性质的组织机构。因为我们要与这些有地位、有权威性的平台相结合，这样就会很自然地吸引行业内优秀的企业和人才人驻园区。另一类是行业中的领军企业和团队。这对第一次接触新媒体的嘉诚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我们进行改造的同时，能否在最短的时g内，抓住这个行业里最有优势的资源，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接到园区里来。这样，等到园区招商基本达到正常状态，才有可能在这个产业环境里面尝试着运转。”
胡同文化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曲阜，胡同巷名，语言理据性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地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它是借助于语言中的一个词或几个词组成的来表示一个地理部位。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连接产生的整体，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从语言的内部看，尽管可以用任何语言形式表达任何客体，但是为了语言体系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功能，给事物取名称时往往有一定的理据，具有语言的理据性。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地名的名称的使用总是具有一定的原因和理据，过名字的字面意思可以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
胡同巷名是地名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名称背后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体现了其文化历史背景。曲阜是座千年历史文化古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文化积淀丰厚。在这里诞生的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胡同巷名的命名中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形成了曲阜的特色的语言文化。
本人收集了曲阜市区的100个胡同名称（其中有一条胡同因城市改造已被拆除，现实存99条）和10个巷子名称，希望通过对其名称的分析语言理据性，揭示其命名的理据性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
地名的名称一般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专名和通名。
通名指表示该地名所指事物类别的字眼，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研究的通名主要是“胡同”和“巷”。专名指专指特称，每个胡同都有自己的特称。本文重点研究的是胡同巷名的专名的理据特征。
理据性指语言符号和所指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性。根据命名的来源不同，把所搜集的110个名称进行分类，简表如下：
来源
古书经典
标志
盛产物
趣闻
掌故
姓氏
国名
方位
地理
特征
吉祥词
其他
个数
29
38
18
7
2
10
2
2
2
所占比 例（﹪）
26.36
34.55
16.36
6.36
1.81
9.09
1.81
胡同文化范文第4篇
亦师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觐庄。梅氏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清代出了数学家梅文鼎。其祖上数代务农,至其父梅藻一辈始亲诗书,膝下有三子,梅光迪为长子。十二岁前,梅光迪在家乡受教于父亲梅藻,读完四书五经。据说梅光迪天资聪慧,能够过目成诵,精于制艺文字,十一岁考中秀才,被乡人视为神童。家族的荣耀、旧学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对梅光迪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关系。继承了徽州人闯荡天下的传统,梅光迪年纪轻轻就出门求学,先后在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
1909年秋天,胡适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绍庭,而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识。1910年仲夏,胡适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梅光迪也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考试。两人恰巧乘坐同一条船,彼此相见,真是惊喜过望。这段本来枯燥漫长的旅行,却因为两个年轻人的邂逅而充满愉快的气氛。两人促膝长谈,彻夜不眠,畅谈乡情、理想、抱负,越谈越投机,真正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到了北京,胡适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时不见胡适则心情郁闷。这为他们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础。
胡适赴美留学临行前,让梅光迪“一言相赠”,梅光迪不仅在赠言中表达了对时局之忧患、报国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励胡适努力学习,施展抱负,“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勉励,交流思想情感。胡适初到美国,是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兴趣广泛的胡适对人文的学习与研究依然浓厚,这和本来就致力人文学习与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与话题。
1911年8月15日,胡适从北京清华学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来美学习的消息,在日记里用“狂喜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过,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学,两人平时难以相见,只有书信频传。
胡适乐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乡之谊之外,更多的是两人在文化领域的兴趣与思考有共同语言。梅光迪旧学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时有见地,并直言不讳,使人真诚有益。有一段时间,胡适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学读书,因遭到梅光迪的断然反对而放弃。而梅光迪敬佩胡适的才气与活力。总之,彼此之间,倾心相对,亦师亦友,堪称佳话。怪不得梅光迪不无自得地给胡适写信说:“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鼓励胡适弃农从文。胡适去美学农,梅光迪觉得不合适,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鼓励胡适不要放弃人文的学习。后来,在是否真正改换专业的问题上,胡适依然主意不定,就写信与梅光迪商讨,他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同寄给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态,极其赞成,他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选择专业应该“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这终于使胡适做下了一生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如此,梅光迪还鼓励与规划了胡适文科学习的发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读到这样的文字,胡适真的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远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进了胡适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胡适从事文学革命思考与尝试之前,这是胡适专业学习的主要领域。而梅光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文化理想,对于国学的探讨成为一段时间两人频繁通信的主要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用心用力,丰富而深入。
不过,在文化立场与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国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学贯中西,去除“谬说”,回到原典;而胡适认为“凡一种学问必须见诸世用,始不得谓之空谈”,一个回到“本源”,一个追求“致用”,双方已经出现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交流与思想对话。1916年1月几个同学同游时,胡适还写下这样的诗句:“种花喜种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蕴积久,晚发绝众妙。”暗含了对梅光迪的欣赏与激励。
渐行渐远
1913年9月,胡适转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倾谈国事、家事、身边事,亲密无间。其间,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亲人,经济拮据,在人事处理和学业操作上依然没有理出很好的头绪。他的收获之一,是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而胡适则依然活跃而忙碌,他办《科学》杂志,到处演讲、调研,风头正健。
1914年7月18日,诸友成立“读书会”,约定每周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聚论,人数不多,梅光迪也在列。这段时间,胡适写诗的兴致越发浓厚,且开始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感受,这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胡适后来致力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1915年,“文学科学研究部”成立,胡适的研究论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学也应该改革。讨论中,梅光迪一开始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给胡适留下了“最守旧”的印象。不过,胡适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说,积极鼓动,认为文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学们不容坐视,希望梅光迪等同学立志“文学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同学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这反而激发了胡适独自挑战的志气与勇气。
经过讨论,胡适决定从诗歌革命入手解决文学革命的问题。他首先提出的观念是:“作诗如作文。”对此,梅光迪不以为然,并断言“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已分道而驰”。
在胡适1917年归国前的这段时间,梅光迪和胡适就诗歌改革问题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也显示出双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总体上,梅光迪虽也认为“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但是,他始终坚持诗歌白话化绝不可行。他认为文化清理工作已经够乱了,激进的做法只会有害无益。他希望胡适致力于思想与学问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诗歌改革,瞎折腾。执著而耐心的胡适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继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应该用白话替代古文。胡适显然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考察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1916年7月8日,同学相聚交游,引发一场笔战。在任叔永与胡适写诗、论诗的过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颇为不服的任叔永一边。他认为胡适的想法与做法“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于艺术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适似乎坚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不去尝试与实施,只限于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是不行的。胡适为了说服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送给梅光迪。这一次,梅光迪带有嘲讽的语气回敬他:“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毫健哉!”
终成对手
应该说,1915年是梅胡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分水岭。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大异不仅使双方渐行渐远,而且沟通与交流有时难免存在意气。面对梅光迪的顽固,胡适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认为梅光迪在治学上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过梅光迪并没有虚心接受,而是针锋相对。到最后,胡适虽依然保持双方友好的交往关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1916年10月,梅光迪给胡适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继续挑战胡适。胡适借口生病,没有及时回复。其实,这时胡适已经将自己的思想汇聚成篇,并于10月写信给了陈独秀。直到1917年回国前,面对梅光迪固执守旧,毫无进益,且不察他人之言的作为,胡适失望而无奈,遂决定以不辩不争而处之,这也许就是两人在学术交流上的绝交。
胡适归国了,不依不饶的梅光迪却决定实施他的文化抱负,并摆出筑垒抗衡的意味。就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梅光迪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指出以打倒传统为满足的行为是以暴易暴,失于偏颇,今天的真正需要是如何求和谐,刈取新旧思想融合的最佳成果。
同时,他在留美学生中寻找支持力量。1918年吴宓初到哈佛,施济元就告诉吴宓:“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集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果然,8月初,梅光迪就来拜访吴宓,言及胡适所作所为无疑数典忘祖,毁坏了传统文化,可气可恨。其神态慷慨悲愤,乃至泪流满面。据说,梅光迪还散布有损胡适的言行,说胡适是冒充博士,博士论文并没有通过,这在留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
从为人处世上说,胡适显得宽厚大度得多。
1917年,胡适打算出版《尝试集》,特拜托梅光迪写序。但是,梅光迪拒绝了。拒绝的理由简单鲜明:一没有研究过诗,不敢谈;二不会说客套话,不想序;三不是名人,没有用处。不仅不能理解胡适的良苦用心,心存芥蒂的他还断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事实上,胡适后来还是找了一位“反对派”钱玄同作序,也是因为钱玄同指出《尝试集》并没有真正脱尽旧诗的影响,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倘若梅光迪真的作序,再加上钱玄同的序,现代文学史该平添一段丰富而耐人寻味的话语资源了。
1919年,回国后的梅光迪和胡适还有来往。他初到南开大学任教,就因为经济拮据向胡适借钱,胡适大方地满足了他。梅光迪也注意到胡适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的表现,觉得胡适的政治言论还是有可取之处,胜过推行白话文与所谓实验主义。胡适写信提醒他,不要将两件事扯到一块。
但敏感自负的梅光迪难以释怀,在梅光迪看来,胡适对他的心理伤害似乎不轻。2月9日,他写给胡适这样的信:“你几年来对我常常的无礼……我也不必多说,想你早已觉得惭愧。实在我的为人,你不能推为不知道,我向来只愿作个狷者,近来饱阅世变,尤想萧然物外,趋于旷达一流,哪肯和他人争一日的短长。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利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
吵归吵,闹归闹,胡适后来还是真诚地邀请梅光迪来北京玩。胡适亲自到车站接他,但不知什么原因,梅光迪并没有如约。直到两天后,一对诤友与对手别后三年重新相聚,胡适热情地接待了梅光迪。对于胡适的作为,梅光迪还是高度关注的,对于胡适办《努力周刊》,他表示十分认同,认为胡适谈政治不走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而对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依然坚决反对。
给梅光迪真正实施文化抗衡计划提供机会的是刘伯明,他是梅光迪的留美校友,担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他盛情邀请梅光迪去南京,并给其发挥的空间与条件。胡先、吴宓也来了,思想立场又相似,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干一场,《学衡》就这样正式登场。
胡同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二胡小提琴演奏艺术
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中较为古老的乐器之一。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胡一直是为戏曲、曲艺和民歌等民间音乐伴奏或与一些丝竹、弦索乐合奏的乐器，发展极为缓慢，没有卓然而立的独立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叫化子的乞讨工具。因此，二胡的乐曲积累、演奏技艺、理论文献、审美价值几乎是一片空白。直至二十世纪初刘天华先生和他的10首二胡曲的出现．二胡才彻底改变了自生自灭的状况。刘天华先生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提出“中西融合”的音乐理论，借鉴西洋作曲手法和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技法创作了lO首二胡曲，终于使二胡这件乐器有了自己独奏的作品。其后二胡艺术的发展一直走继承、借鉴和吸收的发展之路。二胡在音乐创作、演奏技法、演奏形式、音乐审美、表演理论等方面都深受西方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影响。因此，小提琴对二十世纪二胡艺术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促使二胡演奏艺术日趋专业化和科学化
小提琴从诞生至今只不过五六百年，远没有二胡的历史悠久，但二胡真正的发展才不到一百年。小提琴从一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迅速成为欧洲音乐活动中的重要演奏乐器。它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时期、浪漫时期这一系列欧洲音乐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的洗礼。小提琴艺术无论是作品创作、演奏艺术、表演体系还是理论教学，都形成了自己科学而系统的体系。从刘天华先生开始至今，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小提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逐步脱离了自生自灭的民间状态，向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一)演奏技法
二胡演奏技法经历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技法特点和方法体系，其中很多技法都是直接从小提琴的演奏技法移植而来。和早期二胡演奏方法相比，现今的演奏技法种类更加繁多复杂，而且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如手指触弦，在传统和民间的二胡演奏中．一直是用手指的第三关节到指头这一段来触弦。这种触弦方式使音准不易控制，另外手指活动也非常困难。现代演奏技术借鉴小提琴的触弦方法，用指端来触弦，从而让手指能够站立起来，触弦面积减小，音准也较容易控制，同时也便于手指的快速跑动和快速换把。这样就提高了手指的灵活性，演奏速度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其它演奏技法，如：借鉴小提琴的滚揉揉弦、传统换把和新式把位的运用、发音技巧、两手配合等，都使二胡演奏技法改变了原来那种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纯民间状态，运用生理、物理、运动等多学科的知识科学地分析二胡的演奏技法，使各种演奏技法都更加合理和规范。
(二)技法训练
小提琴有着一套非常科学而严格的训练体系。在练习过程中，综合运用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能使练习符合人体的生理特点，从而取得很好的练习效果。为了达到练习目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创编了各种基础练习、技巧练习曲和音阶琶音练习教材，如《霍曼》、《开塞》、《马扎斯》等。
从刘天华先生开始，二胡的技法训练就深深地打上了小提琴训练的烙印，二胡专业训练的体系也在慢慢建立起来。在中国传统乐器训练中没有练习曲这样的概念．一直是沿袭着“以乐练技”的方法。近现代以来，二胡演奏技法不再是乐曲和练习曲合而为一的模式，而是出现了和小提琴相仿的独立的练习曲体系。各种基础练习、技巧训练能够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多层次、高标准地进行。在练习曲的编创上，刘天华先生借鉴小提琴练习曲创作了47首二胡练习曲，从而奠定了二胡专业化训练的基础。至今，大量二胡练习曲应运而生，而且很多基础练习、技法练习和音阶琶音练习都是借鉴和移植小提琴而来，作为二胡的训练教材。经过多年的实贱．这些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技巧训练在二胡技法演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青年演奏家所表现出的高超演奏技巧和新一代青少年二胡演奏技巧的突飞猛进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演奏理论
二胡的演奏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近现代二胡演奏技法、作品和乐理很多都源于西方小提琴表演体系，因此，二胡的演奏理论也深受小提琴的影响。二胡演奏理论对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科学日新月异的时代，二胡演奏艺术也必须和其它学科建立紧密的联系。近年来二胡演奏在理论构建上已经渐渐向科学化、体系化发展，一些二胡论文和专著中运用心理学、运动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来丰富二胡的演奏，而且研究的范畴涉及二胡作品风格研究、作曲家创作思想研究、曲式结构研究、二胡表演美学研究、技术技巧的深入研究、演奏技能和主体心理研究、表演理论和教学理论规律的研究等。这些理论研究的深入，为二胡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学科基础，同时也引领了二胡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由于二胡学科建设还较为年轻，又由于学科的特殊性，二胡表演理论略显肤浅和不足，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领域。
二、极大地拓展了二胡的演奏空间和表现能力
虽然二胡和小提琴诞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们在产生过程中有任何历史渊源．但由于它们同属于弓弦乐器，音色较贴近，并且在定弦、演奏方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因此，随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音乐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没有多少家底的传统二胡突然找到了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靠，出现了对小提琴演奏技法的大量借鉴，对小提琴乐曲的移植改编．对小提琴演奏形式的吸收运用，等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二胡的演奏空间和表现能力。
(一)演奏技法
刘天华先生开创改进国乐、借鉴西洋的发展民族器乐之路，大胆借鉴和吸收小提琴的演奏技法，用来改革和创新二胡演奏艺术：借鉴小提琴的换把技法，使二胡的音域和表现力向纵深发展；借鉴小提琴的滚揉技法，丰富了二胡揉弦的种类和艺术感染力；借鉴小提琴的顿弓和颤弓技法，改变了人们对二胡音色和情绪的传统认识。通过他的努力，二胡这件此前从未登上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变成了一件音色独特、表现力丰富、演奏技巧高超的独奏乐器，开拓了二胡演奏领域的新天地。
建国以后，随着二胡作品题材的进一步丰富．以及乐观、活泼的情感表达的需要，一些新的演奏技法和形式应运而生，借鉴其它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式成为必然。其中，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快弓、跳弓、泛音、拨奏等演奏技法的借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二胡的认识，二胡不仅可以表现深情如歌、委婉细腻的乐曲．也可 以表达欢快热烈、热情奔放的情绪，大大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是二胡演奏技巧高度发展的时期。移植小提琴乐曲的二胡作品和新创作的二胡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演奏新技术。在这些技术当中，既有来源于对传统演奏技术的改进、变革和叠加，又有对小提琴等乐器演奏技术的引入和改革。尤其是用二胡来演奏小提琴改编曲，对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二胡技法的发展。常规技法的进一步拓展、左手超高音技术、双弦演奏技术、调式调性的复杂多变、复杂节奏、不规则节拍和混合节拍的大量运用、人工调式和十二音体系等，这些新技法的探索和应用，大大拓宽了二胡的表现范畴，使新时期的二胡演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二)演奏风格
传统二胡在发展过程中，演奏风格较为单一。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二胡音乐作品和风格就显得单薄而缺少时代特色．而且当时为二胡创作的专业作曲家又少之有少，新的作品难以问世，老的作品又满足不了演奏者和听众的需求。这时中国正经历着西方文化第二次浪潮的冲击，大量西方音乐像潮水一样涌人。一些二胡演奏家移植小提琴作品就成为必然。移植作品的问世，给传统二胡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演奏风格，使古老的二胡充满了时代气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移植的小提琴作品有《野蜂飞舞》、《霍拉舞曲》、《查尔达什》等，后来难度更大、技巧更高的小提琴作品也相继被移植，如《流浪者之歌》、《卡门主题幻想曲》、《无穷动》、《帕格尼尼随想曲》和《弓I子与回旋》等。其中，既有欧洲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品。也有欧洲不同地域的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作品。这些作品在提高二胡的我们演奏技巧的同时，更带来了和传统二胡完全不同的风格特征。因此移植小提琴作品引发了现代二胡演奏者和青少年二胡学习者的极大热情和兴趣。
除了移植外国小提琴曲以外，刘天华先生移植国内作曲家陈刚创作的小提琴曲《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它的移植对于用二胡来演奏中国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开辟了道路。此后，很多作曲家和演奏家开始用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创作和改编二胡作品，如周维的《葡萄熟了》、王建民的《天山风情》和《第一二胡狂想曲》等。这些新作品的演奏对于拓宽二胡的演奏风格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演奏形式
二胡借鉴小提琴等西方器乐的演奏形式，使二胡既可以演奏内容深刻、题材宏大的大型交响作品．又可以和其它不同乐器(既有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又有西方的或其它民族的乐器)组合演奏室内乐作品。另外在九十年代开始还出现了和电声乐器相结合，借助舞台灯光、音响和服饰等，演奏符合现代年轻人欣赏习惯的新民乐(如“女子十二乐坊”等)。所有这些新的演奏形式使二胡一改过去传统的独奏加伴奏的演奏形式，使二胡演奏艺术更加宽泛、丰富和多样化，实现了中西融合、各民族相互吸收、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多元发展势态，从而拓展了二胡的发展空间和表演形式。
三、满足不同审美需求
传统二胡曲符合传统的审美习惯，它和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然而当今社会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世界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民族音乐文化也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和融合。二胡借鉴小提琴的演奏艺术和创作手法，适应了当代二胡发展的需要，满足了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和不同的审美需求。
(一)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艺术乃至音乐是人的创造，也为人而存在，物质生活变了，社会制度变了，人的美学观点、审美情趣也会有所改变。艺术乃至音乐也就必然有所改变……作为整体的艺术乃至音乐仍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时代性不容置疑”…。新的制度和事物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审美变化。二胡艺术也一样，它必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毋庸置疑。传统二胡有着它独特的音色和艺术魅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为数不多的二胡曲和较为单一的音乐风格满足不了欣赏者的审美需求，尤其是满足不了年轻一代追求时尚、张扬个性、求新求异的审美需求，因此探寻新的音乐元素和新的音响观念成了二胡发展的根本需求。借鉴小提琴演奏艺术和西方音乐作曲技法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由此小提琴的演奏艺术被广泛地应用于二胡演奏之中，高难度小提琴作品被移植成二胡曲，小提琴用四根弦演奏的乐曲，二胡居然用两根弦演奏得游刃有余，二胡演奏技法的高难度激发了演奏家的热情。新的音乐风格和异域风情给欣赏者带来了强烈的听觉震撼，从而让二胡有了更多的知音。
借鉴小提琴的演奏艺术也为二胡曲的作曲家提供了新的创作途经和语汇，很多新的二胡作品从旋法特征、音乐语言、结构形式上都有小提琴等西方音乐的烙印，如王建民先生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第三二胡狂想曲》等，虽然在这些作品中王建民先生都采用了中国民族音乐语汇，却有着强烈的时代新意，“当今的音乐民族性就要从整个社会背景的广度、文化心理结构的高度、哲学美学的深度着眼，不然，所云之民族性，亦就谓古板的、僵化的狭隘民族性”。因此他的作品正是因为在传统的民族音乐里融入时代之新意，而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深受二胡演奏者和听众的喜爱。
(二)满足多元审美需求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文化观念较为封闭，对西方现代音乐文化持谨慎态度，广大民众对音乐文化风格的需求也基本一致，因此传统二胡较为单一的风格尚能满足大众的需要。这种状况随着七十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得到较大转变。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和现代专业创作、表演技术的大量传人，中国大量年轻学子的西行留学，同时群众性影视音乐文化的普及和城市流行音乐的多样化，特别是电子音乐、多媒体音乐等新音乐品种的出现，都形成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波。人们对音乐审美的需求开始由单一走向多元。这种现代审美思潮标志着现代二胡音乐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喜欢欧洲等外国音乐的听众来说，移植和借鉴小提琴演奏技法和语汇，用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西方音乐风格的作品，对他们的听觉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欣赏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另外，移植和借鉴小提琴演奏技法和语汇．促进了中国二胡的国际化交流。由于文化和音乐观念的差异．很多国外听众对二胡乐器还较陌生，用二胡演奏他们耳熟能详的小提琴作品或“提琴化”的现代二胡作品．可拉近了他们与中国二胡音乐的距离，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使他们对二胡的特点和表现力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由于受小提琴等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二胡这件传统的民族乐器焕发了青春。二胡音乐可以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审美需求。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都是人们最喜欢的中国民族乐器之一。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