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巴蜀李白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祁山古道；陇右地区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05-04

考古学家林梅村先生给丝绸之路以全新的定义：“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在中国古代丝绸的生产中心之一、长江流域的四川与黄河流域沟通并通向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的道路中，经四川、陕南通关中的秦蜀古道，经四川、甘南、青海抵河西走廊或新疆的河南道已倍受学术界关注，但四川经陇南、翻越祁山（渭河上游与西汉水上游分水岭）通向陇右天水地区的祁山古道仍淹没在茫茫史迹中，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主要运用考古资料，仅就四川经陇南通向陇右天水地区，与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相接的祁山道的孕育与形成阐述己见。

一

天水、陇南为陇右地区与巴蜀联通的战略要地，②两地交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形成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考古学文化就已经呈现出相同的面貌。据考古发现，中国北方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不仅在渭河上游的大地湾③、西山坪④、西旱坪⑤有分布，而且在嘉陵江上游西汉水河谷的黑土崖⑥和徽成盆地⑦也发现了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遗址。考古人员还在川北嘉陵江上游的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发现了一种三足器，带有柱状的小实足，王仁湘先生认为与宝鸡前仰韶文化的三足器相近。⑧大地湾类型是前仰韶文化诸类型中最早的，其向南的影响远及甘肃陇南嘉陵江上游的徽成盆地，而陇南与四川地域相邻，所以，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的前仰韶文化因素，不能排除前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从陇南顺嘉陵江而下影响到四川盆地北部的可能。如果推论成立，则说明距今7000年前后，陇山以西渭河上游与四川北部的嘉陵江上游地区已有间接的交流。

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不仅在渭河上游有发现，而且在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⑨、白龙江下游的武都大李家坪也有发现。⑩仰韶文化中期遗址分布更加密集，截止目前，渭河上游发现该时期遗址60处，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发现17处，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中下游的北峪河谷发现多处，主要遗址有庙坪、任家坪、傅家坪、寺背坪和安坪。说明仰韶文化早期至中期人类活动自北而南，已经由西汉水流域进入白龙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不仅在渭河上游c河流域的西山坪和师赵村，嘉陵江流域西汉水上游的石沟坪和蹇家坪、徽县的甘村和两当的水沟口有发现，而且在白龙江流域上游、中游及支流北峪河和白水江流域都有发现。尽管白龙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受到了马家窑文化核心区洮河流域的强烈影响，但最新的研究表明，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遗存仍然与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时，白龙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影响的农业文化还沿白龙江、白水江谷地南下进入四川盆地。江章华先生发现，以武都大李家坪遗址为代表的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与川北嘉陵江流域四川广元中子铺、张家坡和邓家坪遗址，川东长江沿岸的哨棚嘴考古文化联系紧密，并认为存在着一条从白龙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川东长江沿岸的文化传播路线；江章华先生还曾将宝墩文化与嘉陵江流域的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新石器遗存作比较，认为上述新石器文化遗存年代越晚越与宝墩文化相近，推测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这可能意味着还存在着一条从白龙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涪江至成都平原的文化传播路线。

龙山文化早期，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上游的陇南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在泾、渭上游和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不仅存在着发源于本区的常山下层文化，还存在着在晋、豫、陕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不仅见于渭河下游关中西部的扶风案板、武功浒西庄与赵家来，在渭河上游的天水（2005年笔者至天水市西7.5公里的师赵村调查时，发现有庙底沟二期陶片）、西汉水上游的左家磨东、赤土山、李家房背后、石坝1号和2号、瑶沟有发现，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四期也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龙山文化中晚期，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及陇南齐家文化与陕南西部的早期巴蜀文化已有直接的交流。据考古发现，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青齐家文化所共有的双大耳罐，与这里的早期巴蜀文化器物同出。这时，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两支迁徙，一支东进今绵阳地区，一支南迁大渡河下游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区，形成大墩子―礼州类型 新石器晚期文化。

纵观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逐渐形成了一条东连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乃至中原，经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白龙江下游、白水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或由西汉水经徽成盆地至川北嘉陵江上游，然后经涪江、成都平原、大渡河下游至云贵高原西北的半月形彩陶文化传播线路。

二

夏商西周时期，中原夏文化、西北的寺洼和早秦文化经天水、陇南与早蜀文明发生了密切联系。夏代，除经由陕南、秦岭巴山进人四川盆地，或自湘鄂地区以长江为联系纽带西入四川的文化传播路线外，还有一条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途径，即由中原经过天水、陇南地区进入四川盆地的线路。2000年，张天恩先生曾在天水市博物馆见到一件当地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该铜牌饰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形制、风格、纹饰等均非常相似。结合甘肃东部其他与二里头陶器相似器物的分析，可知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可能已经存在着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联系；天水地区可能是连接中原与四川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三星堆等地也有类似铜牌饰及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与距离较近的陇右地区早有沟通的可能性较大。

商末至西周晚期，在西北的泾、渭、西汉水流域和洮河流域兴起了寺洼文化，该文化经甘肃武都地区（陇南）影响到川西平原和川西高原。西周中期，嬴秦一部分越过陇山进入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考古证明，西汉水上游的早秦文化可能与四川有交流关系。199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抢救挖掘了三座西周晚期秦公大墓，其中的金箔饰片引人注目。截止目前见到的金箔饰片共44件，其中鸱枭形8件、金虎2件、口唇纹鳞形26件、云纹圭形4件、兽面纹盾形2件、目云纹窃曲形2件。韩伟先生推测，这些黄金可能来源于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笔者认为，这些黄金可能来源于当地或临近的蜀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黄金器。除三星堆遗址出土1块金料之外，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其他器物均是金箔制品。不少金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用捶揲技术加工而成且带有纹饰图案，与北方和中原地区早期金器均呈光素无纹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的金器，还是早到殷墟一、二期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金器，都出土了有纹饰的标本。据研究，以草原民族分布的长城内外北方地区，制作的主要是用锻制技术制成的重于人身的饰品，有耳环、耳坠、臂钏等，与商周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及古蜀国，所见的重于物品的饰件，主要为附着于其他漆器、铜器以及建筑构件上的金箔、金叶片等有很大的不同。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西周晚期秦公大墓出土的金箔饰都带有纹饰，用捶揲技术加工而成，与古蜀王国金器的用途和制作技术基本相同，而与北方草原地带的金器相去甚远，与中原地区早期金器亦有差别。所以，其来源应该到毗邻的、早有文化往来的川蜀去寻找，不应该舍近求远地将目光投向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蜀地的特产，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Y、犀、象、毡、丹黄、空青、桑、漆、麻、等，其中包括金。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注文上说：“自古迄今，四川岷江、沱江、涪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皆产沙金。唐代雅、嘉、眉、资、泸等州均贡麸金（见《元和志》）。汉、晋主要产于汉嘉郡（今雅安地区），‘汉嘉’金与‘朱提金’并称（见《诸葛亮集》）。诸水沙中亦可淘取银屑。”尽管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及其附近没有发现金矿开采遗址，但礼县金矿蕴藏丰富，蜀地自古产金。西周晚期秦公大墓的黄金来源问题、早秦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考古还表明，古蜀国与近东地区亦有文化交流关系。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等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踪迹。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与近东文化交流主要有三条线路：其一，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其二，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尽管四川学者坚持古蜀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发生联系的观点，但从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传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如果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传入的观点成立，则祁山古道是四川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与西亚、北非发生联系的必经的途径之一，也是最平坦的道路之一。对天水、陇南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判断。

三

春秋战国时期，在区域交通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陇南、天水为媒介，沟通川蜀与中亚、西亚、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祁山道。

春秋时期，祁山古道上的西汉水、筅I健⑨荷揭虻卮βび抑链ㄊ衲媳苯煌ǖ囊道上，最早见于《禹贡》记载并从古闻名于世。《禹贡》还记载了梁州（秦岭以南的陕南、甘肃陇南、四川）的贡品G、铁、银、镂、e、熊、罴、狐、狸、织皮等经嘉陵江、渭河运达中原的朝贡贸易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还向北延伸，与草原之路相连接，演变为一条沟通川蜀与西方的丝绸之路。

早在距今4500~35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包括天水、陇南在内的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就与西方文明发生接触，至春秋战国时期更加频繁。上世纪80年代，在渭河上游毛家坪早期秦人墓葬中发现一把铁镰，西汉水上游礼县圆顶山先秦墓出土一把铜柄铁剑和中亚特有形制的青铜四轮车。据研究，中亚的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距今3000年左右，与处于河西走廊的甘肃永昌县三角城沙井文化出土的铁器时间相当。毛家坪遗址铁镰、礼县圆顶山先秦墓铜柄铁剑、甘肃灵台春秋早期墓铜柄铁剑等器物的出土，证明在公元前8、9世纪或更早时期，甘肃东部地区即与河西走廊、西域甚至西亚地区发生交通贸易了，也说明了甘肃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东西方交通往来的枢纽。考古证明，四川丝绸尤其是蜀锦、蜀绣至迟在春秋末年就已经传播到南亚、中亚和西亚，甚至传播到了北亚和欧洲等广阔的区域。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60公里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址、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处公元前5世纪凯特时期的古墓、西伯利亚乌拉干河流域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畜牧部落首领石室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都发现了精美的蜀锦。研究者认为，这些地方的蜀锦经西南丝绸之路外运。其实，蜀锦还可以由四川北上经陇南、天水，再向西或向北经草原之路抵达南亚、中亚和西亚、北亚。从中国的正北方经蒙古草原，北上至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地区，然后西去南俄草原，南去伊朗，这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北道；从中亚的巴尔喀什湖地区，经额尔齐斯河流域，沿阿尔泰山南麓到内蒙古西北草原，然后进河套地区，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在先秦时期就比较活跃。西汉水上游礼县先秦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釉砂玻璃，在草原之路南道上的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有发现；另外，在渭河上游的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中，发现大量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金箔饰片。这些发现说明，在沙漠丝绸之路开辟前，草原之路是渭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流域与西方文明最早发生接触的主要通道。由于陇右天水与四川地域相邻，而且早在新时期早期至夏商西周时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我们认为由成都北上，从陇南、天水向北经草原之路通往中亚、西亚、北亚乃至欧洲的通道，应该是巴蜀丝绸外运的重要通道之一。

综上所述，至迟至春秋战国时期，祁山古道已经由一条沟通陇右、中原与川蜀的区域性通道，演变为一条川蜀与西方文明发生联系的国际通道。

[注释]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五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云：“陇以西为州者五，为秦（天水）为最钜……南通巴k，北控朝那。”民国《天水县志•序》云：“天水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流。”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陇南“州接壤羌戎，道通陇蜀，山川险阻，自古为用武之地”。

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组：《1980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1~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考古学会编：《2001年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第3~12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甘肃分队：《白龙江流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天水地区考古调查纪要》，《考古》，1983年第12期，第1066~1105页、第1107页。

陈苇：《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分期及相关问题再探》，《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第30~36页。

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第10～14页。

江章华、李明斌：《古蜀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2002年版。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赵丛苍：《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第3～26页。

徐学书：《从考古资料看蚕丛氏蜀人的南迁》，《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第3～9页。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第43～46页。

卢成连、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

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蕴》，《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10～116页。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7页。

韩伟：《论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第4～11页。

张天恩：《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53~56页。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75页、第178页。

段渝：《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曦：《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59～64页。

《尚书•禹贡》云：“筅5佳，东流为汉。”筅I郊唇裎骱核发源地齐寿山，漾水即今西汉水上源。又云“岷蠹匆眨潜沱即道”。 岷即川、甘交界处的岷山。

甘肃文物工作队、北大考古系：《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第359～395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丝绸之路》，2000年第1期，第5～9页。

黄剑华：《西南丝路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2～117页。

游巴蜀李白范文第2篇

记得，在马航失踪那天，许多网友就在空间里，转发了李白的藏头诗——《腾云》：马腾驾祥云，航行阔海郡。失于蓬莱阁，踪迹无处寻。这开头的四个字连起来，不就是当时正热议的“马航失踪”事件嘛，当我突然看到这首诗时，确实倍感惊讶，这“诗仙”李白，所生活的朝代，与我们现在，不是相差一千多年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不成，这他都能预测的出来？

若说这《腾云》是网友啊，故意编造糊弄大家的，那么下面这首据说是李白着名的《游巴蜀》，其中有两句啊，可又揭露了我们近期的“热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山蜀水毓灵秀，西川佳酿醉万家。惨我魂魄蚀我骨，败绝天下震迩遐。”这开头的四个字连起来，岂不又是近期最热的，关于世界杯的热点话题嘛？呃，“巴西惨败”，这素多少球迷，没有想到的啊，而我们的李白爷爷，竟然想到了，而且预料到了，哎，这可比预测大赢家“章鱼哥”牛的多啦，呵呵，一千年以后的事都可以预测到……

游巴蜀李白范文第3篇

剑门古蜀道上的千年古柏，当地老百姓又称“皇柏”，亦称“张飞柏”。其“皇柏”始于秦汉，完备于明代，是罕见的人工造植的古老行道树群体，被誉为“蜀道灵魂”、“国之珍宝”，素有古蜀道“三百里程十万树”之壮美之称。

古蜀道千年古柏东南至阆中，西南至梓潼，东北至广元昭化，如一条绿色的苍龙，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峦，跨越沟壑深涧，挺立于崇山峻岭之间。她雄伟的气势、翠绿的雄姿、博大的胸怀，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描绘讴歌。清康熙年间剑州知州乔钵观览了行道古柏后，兴然题写了《翠云廊》，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便成了剑门古蜀道的雅名。

皇柏护皇，古道说古。皇柏古道的核心景区自三国蜀汉时张飞植柏开始，历经东晋元帝、唐代天宝、北宋仁宗、明朝正德等植柏树而成此壮景。终得如此架构，铸就蜀道奇伟之绿色长廊!它较之罗马古道尚早数十载，与日月同享“三百里程十万树”之壮景，此景一惊天下，无与伦比!

翻开剑门古蜀道千年古柏的有关档案史册，造就剑门古蜀道上如此宏伟壮观的人工植树规模，经历了历史上五次大规模的植树才得以形成今天的奇观。第一次是在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蜀中大量伐木建造阿房宫，“蜀山兀，阿房出”。百姓们对朝廷的滥砍乱伐怨声载道。秦始皇为平民忿，就下令在全国各地驿道两旁大量种植成行的松柏，用以显示天子的威仪。这时所栽的柏树被称为“皇柏”，这条道被称为“皇柏大道”。第二次是在三国蜀汉时期，张飞驻守阆中，任巴西太守，刘备在成都，姜维驻守剑门，为了方便军政羽书的往来，张飞便下令在路旁植树表路。百姓把这一时期所植的柏树叫“张飞柏”，这条路叫“张飞大道”。第三次是在东晋元帝时。剑阁人民曾在驿道两旁大量种植松柏，当时叫做“栽风脉树”，以象征地方上多出名人，物阜年丰。尚书郭璞为此写了《种松记》刻于碑上。到了宋代，石碑风化剥蚀，当地人请了坡大学士重书碑文，此碑现收藏于武连觉苑寺中，这一时期所植的树叫“晋柏”。第四次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贵妃杨玉环喜欢吃川南荔枝，玄宗皇帝命人快马入川，连夜运送。为保持荔枝的鲜味，特令百姓沿途植树遮荫。剑阁人民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补栽柏树，使树荫更加浓密，剑州古柏初具规模，这时的古道称为“荔枝道”。第五次大量植树是在明朝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壁倡导剑阁百姓对行道树进行了大量补植，这时所植的树叫“明柏”，又称“李公柏”。

千百年来，剑门古蜀道上古柏经受历史的风云变迁，在剑阁境内200余里的古驿道上保存下来的有7900多株古柏。西段现存古柏1970株，南段存古柏4300余株，北段1660余株。三段的行程及株数虽比“三百里程十万树”相差悬殊，但气势犹存；加之有成林成片的中、幼柏树群体陪衬，故而远远望去，恰似一条莽莽苍龙，逶迤于曲折的山间古驿道上；当我们身临其中，又觉如一条浓绿欲滴的翡翠画廊，溢彩流辉，将你拥抱在皇柏古道。

剑门古蜀道上的古柏恰似一卷卷不朽的档案史册，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先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她不仅仅是一组树的序列、不仅仅是树的休养生息、不仅仅是树干的粗大和不朽。她是我们中华民族英雄们站立的姿势，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一部恢弘史诗!是独一无二的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她的价值连城，无法用金钱斗量；她的文明深邃，无法用哲学诠释!她是自然和历史在现实中的交融，她使自然和历史汇集成的宝贵财富成为世上的绝无仅有!

剑门古蜀道上的古柏，参天蔽日，形状奇异，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她与青石铺成的驿道相伴，或沿山脊而平行，或假石级而上下，或伴清溪小河而流淌，或在峭壁石崖中徘徊，一路穿山越谷，蜿蜒于川北大门广元市剑门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

千百年来，勤劳朴实、聪慧心灵的广元人民根据古蜀道两旁古柏的形态万千，风姿各异及其长势、外貌和历史传说，为其取了许多美好的名字。如以长势命名的“鸳鸯树”、“姊妹树”、“罗汉树”、“观音树”、“白象吞石”等；以粗壮和树龄命名的“将军柏”、“寿旦树”等；以史典命名的“丞相柏”、“状元柏”、“阿斗柏”、“望乡柏”、“石牛树”等，真是“千姿万态羞雷同”。

饱尝岁月风雨的剑门古蜀道上的古柏，不仅姿态奇异，富有传说的奇趣，而且还有奇特的树种。其中一棵柏树，远看像松，近看似柏，当地人叫它“松柏长青树”。据专家考察鉴定，这棵树是一个濒临灭绝的古老树种，我国林业科研部门给它命名为“剑阁柏”。翠云古柏有的主干挺拔，铁骨嶙峋，像擎天大柱直抵蓝天，刚直不阿的品格俨若泰山，所以人们叫它们“泰山柏”；有的枝干舒展，像舞蹈家那样体态轻柔，婀娜多姿，人们叫它们“仙女柏”；有的躯干弯弯曲曲，盘旋而上，有如苍龙腾飞，人们叫它“飞龙柏”；而另一些有古柏两盘根错节同根并干，形同连理，相依相偎，恋人漫步其间，别有一番情趣，于是人们称它为“夫妻柏”。

千百年来，由于历代政府官员重视保护，上任和下任时造册移交，使这些蜀道古柏成了国宝，因而这些被称之为“皇柏”的古柏树，即有其“朝廷保护，朝廷所有”之意。

成群挺立的千年古柏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巴蜀古通道，为行人遮荫蔽暑，抗御严寒，指引道路，给游人带来美的享受。而游人沿着幽深的巴蜀古道探奇、寻幽、访古，即可领略其秀美壮观之景色。

“古蜀道，苍烟护，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无石不可眠，处处堪留句。龙蛇蜿蜒山缠互。休称蜀道难，莫错剑门路”。清代文人乔钵，面对这样宁静诗意般的雄壮画面，留下了这样咏赞古柏的不朽诗句。

面对这片滚滚绿浪、莽莽葱郁的古蜀道林海，流连于这片拥有近万株千年古柏的森林之中，中外各界游客亦纷纷称奇叫绝。一位美国学者说：“剑门蜀道古柏当称世界一绝，是世界最早行道树的活化石”。一位香港游客说：“游剑门蜀道翠云廊，不亚于去一次欧洲古罗马大道”。一位日本电影导演说：“这里是人工无法复制的天然摄影棚”。一位考古学者称它“真是一座天然的古柏展览馆”。一位林业科学家称它是“森林活化石”。八方的旅游者都称它是“蜀道翡翠”。，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亲自视察过蜀道古柏，并指出要“好好保护”。林业专家经多年研究剑门古蜀道旁的古柏，认为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柏树新品种，定名为“剑阁柏木”。可见剑阁柏不愧为当今的“稀世珍宝”。

游巴蜀李白范文第4篇

泸州自古就是洞藏白酒的天赐福地。起源于古巴蜀民族文化的藏酒之法，在中国酒道中构成了最神秘的一笔。泸州老窖拥有的天然洞藏地八仙洞（又称纯阳洞）、醉翁洞、龙泉洞等，皆是上古遗留的天然洞穴，洞内冬暖夏凉，终年恒温恒湿，保证了泸州老窖的陈香浓郁、清洌甘爽；同时，作为超越季节和自然环境的贮酒佳地，这些洞穴更是受到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还与李白等历史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巫文化”开始

祭祀“洞神”沿袭而来的藏酒之法

泸州酿酒，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作为古巴国腹地的泸州，其酿酒历史与巴蜀文化自然密切相关，如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酒器，以及众多巴蜀文化遗存，都为泸州老窖直接寻到了发展的源头。

巴蜀自古为彝、苗、回、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的民族，习惯用火焰驱赶猛兽，用烈酒驱散人类栖居在广袤大地上的孤独，甚至有学者评价，酒即是他们的灵魂。

各族独特的民俗文化，也为“地连夷界”的泸州蒙上了一层清巧奇谲（jué）的面纱。如古代巴蜀盛行萨满文化（即巫文化），祭祀时，祭司（巫师）认为，饮酒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以一种精神游离状态，便能达到与天神交流的目的。

而关于洞藏酒的发源，有一段这样的传说：巴蜀众多民族之中，流传着一种由来已久的神秘感召，即对“洞神”的亲切敬畏，一些诸如苗族《苗族古歌》、土家族《梯玛神歌》等原始性的韵文作品中皆有详细记载，作为对“洞神”的尊重，祭祀之际，穿着血红法衣的苗巫“巴代雄”或土家巫师“梯玛”，会带领族人恭敬地将陶坛密封的酒、牲畜祭品等送入洞中，供“洞神”享用。次年再祭时，“洞神”享用过的祭品便被族人视为神的赏赐，或分享，或供奉。

洞藏酒就这样神奇地诞生了：起初人们发现洞藏过的酒杂味去尽，馥郁芳香，毫无粗糙辛辣之感，便将此琼浆看做神赐祥物。而随着年岁推移，人们逐渐发现，神赐琼浆竟与洞穴贮藏环境有关，最后逐渐就有了以洞穴藏酒的习俗，而洞藏美酒之法，也因此沿传千年……

“醉八仙”到“蜀道难”

三大藏酒洞的天赐秘方

泸州老窖有三大储酒宝洞：八仙洞（又称纯阳洞）、龙泉洞、醉翁洞。

三洞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八仙洞。其名字来源小说《东游记》的记载：相传八仙洞是八仙修炼的地方，在西王母寿诞之时，八仙将泸州美酒敬献给王母，王母品后赞道：尤胜琼浆玉液。所以，八仙大喜之下狂饮至酩酊大醉，从蓬莱仙山归来时，在东海与龙王斗法，最后八仙之一吕洞宾仗剑斩杀蛟龙葬于泸州回龙湾，并将宝剑插在此处，化作宝塔守护一方百姓――这便是当地极为著名的“锁江塔”（当地居民又称其为“八仙塔”）。

传说归传说，史料中关于八仙洞是这样记载的：南宋末年，泸州城外西南一角的酒务街上，最早出现来自于山野之间的洞藏酒之法。随后，有酒坊的工匠便将酿好的酒用土坛装好、密封，存放于八仙洞中，历经数年后开坛，其酒馨香四溢、味美甘甜。此后，当地人们纷纷效仿，“八仙洞里醉八仙”的说法也一时在泸州民间广为流传。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八仙洞被官府强行征用，只许贡酒藏于洞中。这样霸道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末才被打破：民国初年，泸州酒旗林立，八仙洞被实力雄厚的温永盛酒坊买断使用，终于让美酒再次回到民间。

泸州老窖另外两大天然贮酒地，一处是位于凤凰山脚，与古营沟相邻的龙泉洞，它也是三洞中风景最为秀美的一处，再加上它与老窖的天然酿酒水源――龙泉井相得益彰，所以更有诗人赋对联赞美道：“凤凰山麓万里溪流闲送碧，龙泉洞中一帘风月独飘香”。

而醉翁洞位于泸州小市，隔沱江与泸州古城相望。它因诗仙李白得名：李白曾于唐玄宗天宝初年游经泸州，与泸州酒结缘，到了安史之乱时，李白再次被流放到夜郎（今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一带），他踏在泸州夜郎古道的青石板上，心中悲愤万千，在痛饮数盏泸州美酒后，写下了流芳百世的名作――《蜀道难》……

藏酒洞有哲学

超越环境与季节的神奇周易

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这里的气候堪称亚热带气候类型的范本：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如此适宜的自然环境已经为泸州酿制好酒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而经过一代代伟大泸州酿酒师的努力，他们在古文化的基础上，研究出一套“如何更好地洞藏美酒”的方法，甚至在这其中，还加入了最早见于《周易》的阴阳哲学。所谓阴阳，其核心内容就是讲求平衡，认为万事万物都不可失去平衡。而各位酿酒大师，则将此作为酿酒的最关键一环来看待：刚刚酿出的酒暴烈而不柔和，容易上脸上头（行业语称为“阳气上冲”），必须经过长期储存“损阳益阴”，酒才柔和好喝。

游巴蜀李白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陇南石窟；陇南石刻；陇蜀交通

［中图分类号］K8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14-04

在今天甘肃省陇南境内，相继发现了一些北朝中晚期以来至隋唐时期开凿的石窟，主要有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八峰崖石窟，前者开凿于北魏晚期，后者开凿于唐代；成县境内的大云寺、达摩和菩萨石窟，大云寺开凿于唐代，达摩和菩萨石窟则后两个开凿于清代；徽县境内有广佛寺、佛爷台、罗汉洞和真空寺石窟，佛爷台石窟大致开凿于隋末唐初，罗汉洞开凿开凿于宋代，广佛寺和真空寺开凿于明代。在甘肃省陇南境内，还相继发现了汉代以来的数处与交通有关的石刻，主要有西和县唐代石刻《新路颂》、成县汉代石刻《西狭颂》、徽县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和清代石刻《重修大石碑路记》等。这些石窟、石刻基本分布在古代通往四川的道路沿途，对研究陇蜀文化交流，特别是交通走向及其演变意义重大，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方面的研究公布于众。本文选择与陇蜀交通关系最紧密的法镜寺石窟和佛爷台石窟、唐代石刻《新路颂》和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等，同时参照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就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的关系问题作简单探讨。

一 、法镜寺石窟与陇蜀交通

古代由秦州（今天水）经陇南入四川的道路称为祁山古道，其北段经铁堂峡支道、木门支道和阳谷支道翻越北秦岭在西和县长道镇汇合后，溯西汉水支流漾水河而上至法镜寺石窟。法镜寺石窟位于祁家峡南、西和县城北12公里的石堡乡石堡村五台山支脉崖壁上，现存大小窟龛24个、造像11身。法镜寺石窟以摩崖浅龛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窟，特别是中心柱窟，在天水和陇南一带的石窟群中尚属首次发现。大量的摩崖浅龛平面多呈横长方形，圆拱顶或平顶，完全不同于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的摩崖浅龛，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地方特征。结合其窟龛形制、题材组合和造像特征，并与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同时期的窟龛造像相比较，大致可推定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应在北魏中晚期。唐代乾元年间（758～760），杜甫由秦州入同谷途中去过法镜寺石窟，说明其佛事活动至少在唐代时仍很兴盛。根据现存几块清碑的记载，明清之际，当地及周边县区的民众曾数次捐资对法镜寺进行修缮。

中心柱窟为20号窟，窟形平面方形，平顶，高1.7米，宽4.82米，进深3米，空窟。从石窟保存的上半部分中心柱看，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窟起源于印度，自新疆东进传播到敦煌后，继续推进到河西走廊及中原等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窟型。在传播过程中，前室廊逐渐减化，窟顶除有穹窿顶外，还增加了方形、长方形平和覆斗形，形制已向着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发展。法镜寺20号窟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与河陇地区最早的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帕提亚、波斯以及印度成分相糅合的“凉州模式”石窟的形制接近。

那么，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何以传到陇南地区呢？据史料记载，至迟至东晋末年，聚集在陇南地区的氐人就已经笃信佛教。如东晋咸安元年（371），前秦灭亡仇池国后，杨茂搜孙杨宋奴死，杨宋奴“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又《资治通鉴》卷108《晋纪》记载，太元十八年（393），“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佛奴”、“佛狗”、“佛嵩”的取名，肯定与氐杨敬仰佛法有关。因此，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可能与仇池国有很大的关系。

东汉末年至西晋，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中心。五凉至北魏平凉州之前，开始了以姑臧（武威）为中心的译经时代。先是西凉李蓖撇ㄖ澜，至沮渠氏达到高峰。据《甘肃通志》记载，东晋以后，仇池杨轨曾一度占领镇番（民勤）县。又据《魏书•卢水胡沮渠蒙逊传》记载，仇池氐杨曾与河西走廊的沮渠牧犍交通以叛魏：“太延五年，世祖使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犍虽称藩贡而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北托叛奴，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e为奸，罪七也。’”可见笃信佛教的仇池杨氐与河西走廊崇信佛法的北凉政权交往甚密，河西佛教影响到仇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北魏平凉州时，除了大批僧人东迁洛阳外，还有一批经陇南流落南方。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收矜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可见，由河陇南下川蜀、荆湘，仇池国统治过的陇南地区为必经之地。这进一步说明法镜寺中心柱窟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河西走廊有关。

唐、宋时期，在北方中心柱石窟渐次消失的背景下，四川北部出现与地域性文化、道教文化结合的具有浓郁地方特征的中心柱石窟，如广元皇泽寺第45号中心塔柱窟、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大足宝顶山第14号中心道场窟和大足南山第5号三清古洞窟等。另外，陇南法镜寺石窟独具特色的平面方形窟在广元观音崖石窟39号龛、45号龛、121号龛中也有发现。陇南与川北毗邻，早在考古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出现，川北石窟中心柱窟、平面方形窟与陇南不无关系。东晋南北朝时期，与陇南紧紧相邻的天水与四川之间佛教交往尤为密切。受此影响，天水与四川两地的石窟造像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天水与四川佛教的交流，避不开陇南的中介作用。

法镜寺石窟与河陇、四川石窟之间的联系，说明其所在的石堡乡石堡村乃至西和县处于川蜀与河陇地区的交通要道上。

二 、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与陇蜀交通

由法镜寺石窟南行12公里至西和县城，再由西和县城向东南翻越红岭山，进入西汉水另一条支流石峡河谷，再经青羊峡，约35公里至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1989年，在石峡镇坛土关村南发现一方唐代石刻，碑名为《新路颂并序》，碑文叙述了赵太守开辟新路的经过并颂扬其功德：

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劳驷骑，弊征轩，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委，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邮堂清闲，朱崖以延敞，牧野以，而傍按。于是，跌黄俭，鼓足以蹈之，蠢蠢黎人，以采歌以乐之，恭成颂云，或旌社事。颂曰：我太守兮化融，坐甘棠兮易旧，布仁风兮列郡，苍生叹兮暮，越水登山兮辟新路，不弊艰危，人劳于转输。冰壶挺操，霜镜凝心。刻石雕文兮，千秋万岁兮丰扬德音。

从“蠢蠢黎人”看，显系避李世民讳改“黎民”为“黎人”，该石刻应刻于唐代。但最初的报道将年代确定为开元年间，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成州晋宋间曾被氐帅杨定、杨难当占领，北魏在仇池山置仇池镇，后改为仇池郡。南朝梁改为秦州，齐废帝改为成州。隋大业三年（607），改成州为汉阳郡，武德元年（618）复为成州。汉阳郡郡治在仇池山北八十唐里的上禄县，其位置大约在西和县城北石堡镇。有唐一代，在石堡镇附近从未有郡的建置。那么，为什么石刻中有“郡南”、“太守”的称呼呢？从隋大业三年设立至唐武德元年（607～618）改为成州，汉阳郡存在了10年。大约是唐初改为成州后，还保留着原来“郡”的叫法，但为避李世民讳，故将“黎民”改为“黎人”。从“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一事看，曾因西控仇池、南吞巴蜀的军事需要，在武德元年（618）开过“空连白云而垂悬梁”的栈道，但由于“劳驷骑，弊征轩”，至贞观元年（627）不得不“启乎新路”，将艰险的旧路变为“朱崖以延敞”的新路。《新路颂并序》可能刻于贞观元年（785），而不是原报道所说的开元年间（713～741）。

据笔者考察，今天石峡镇坛土关村山腰栈道遗迹尚存，与杜甫《龙门镇》诗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符合。坛土关四周群峰攒聚，村口有相公、女豪二山耸立如阙，附近至今有一条公路在“厂”字形山崖下通过，与杜甫诗《龙门镇》“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聚”的描写十分吻合。所以，西和县石峡镇坛土途关应该就是乾元二年（759）杜甫由秦州（今天水市）至同谷（今成县）时经过的龙门镇，北朝时期称为龙门戍。据《水经注》记载，西汉水与洛谷水（今洛峪）汇合后，继续东南流与洛溪水（六巷河）汇合。洛溪水“北发洛谷……西南与龙门水合，（龙门水）出西北龙门谷……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龙门水即六巷河的支流石峡河，洛溪水即六巷河的上源。龙门戍位于石峡河与六巷河汇合前上源一带。据《宋书》记载 ，太元十九年（394），氐帅杨盛“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龙门戍可能是当时设立的镇戍之一，龙门镇应该是在龙门戍的基础上设置的。

《新路颂并序》云：“路泛垫（江），隘吞（巴）蜀……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按垫即垫江，嘉陵江流至四川合川称垫江，因汉代在合川置垫江县而得名。在坛土关东南5公里有两条路：一条南经郜家山、木桠里、牛儿坪、瓦窑村、赵家山至大桥乡仇池山；另一条向东南分途抵四川：一路是顺六巷河而下，经太石河渡西汉水，再经西汉水支流平乐河、白龙江支流北峪河经武都至文县，再顺白龙江河谷而下至四川昭化；［1］另一路东南经成县、徽县至陕西略阳，由略阳折西南顺嘉陵江至广元，或由略阳东南经汉中、米仓道通四川巴中、通江。因坦土关处于南下巴蜀、西控仇池、北通陇右的要冲，历来为兵家所重。如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氐杨灵珍叛魏降齐，遣从弟杨建率5000人屯龙门戍抗魏。在龙门戍之北数十里中伐木塞路，将魏将李崇阻挡在赤土（红岭山）一带。杨灵珍率领精锐1万人至鹫峡口（祁家峡口）两侧山上，准备以石滚木截断魏军归路，结果被李崇击败。又如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金将完颜阿磷出秦州攻宋。金将杨沃衍攻入西和州祁山堡，又攻破白环堡，再败宋兵于寒山岭、龙门关、太石渡。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进一步说明，石峡镇坛土关及其所在的西和县，为陇蜀大道必经之地。

三 、 佛爷台石窟与陇蜀交通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由龙门镇东南经同谷（成县）、宝井堡（成县东10里）、栗亭（徽县栗川）、河池（徽县西北15里）后，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汇合，南行经青泥驿、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入川。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是否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汇合汇合后至青泥驿的道路到底怎么走，在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佛爷台石龛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佛爷台石窟开凿在徽县南约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佛爷山北侧断崖上，为一处摩崖仿帐式龛，残损较为严重。该窟现存4个大龛、14个小龛，各类浮雕造像18身。有研究者认为，佛爷台石窟作为一处摩崖大龛，其龛形与麦积山石窟西魏至北周阶段流行的帐形龛较为相似；在造像题材和内容上表现的仍然是北朝晚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从造像特征、衣着服饰等方面看，佛爷台石窟的造像具有较多隋唐造像的特征。所以，其开凿时代大致应在隋末唐初。

佛爷台石窟圆拱形浅龛与法镜寺24号龛窟内正、左、右圆拱形浅龛相似，造像特征更多地继承了法镜寺石窟北魏中晚期造像的特点，如方圆脸、短颈端肩与法镜寺造像相似，两耳紧贴后颊且外撇，与法镜寺21号造像相似。2号龛龛内浮雕的一坐佛面形饱满圆润，体现了隋唐造像特征，可能与关中佛教的南下影响有关。不仅如此，佛爷台石窟还显示出与四川广元、巴中两地石窟的联系。在四川广元和巴中，不仅可以见到佛爷台石窟的圆拱龛，法镜寺石窟的方形龛，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外方内圆拱双重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与佛爷台石窟雕刻手法较为相似。

以上说明佛爷台石窟所处的徽县南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处于陇蜀交通的大道附近，应该为唐代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必经之地。佛爷台石窟的发现证明，秦州入川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不是如严耕望先生所认为的，在徽县东北近20公里的固镇（徽县永宁镇）汇合后翻越青泥岭至长举县（白水镇），而是在今徽县汇合后南下今水阳乡姚坪南，再翻越青泥岭经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据此，唐代在河池（徽县西15里）南27里设置的青泥驿，其位置大约在水阳乡姚坪村西南6.6公里处。［2］青泥驿因青泥岭而得名。青泥岭指今甘肃徽县至陕西白水镇之间的青泥山，最高处海拔1946米，因“地势高峻，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李白《蜀道难》所讲“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就是对其山势险峻奇险、山路崎岖的形象描述。青泥岭道路的艰险，在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中亦有描述：“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青泥岭为南北交通的军事要地。据《资治通鉴》卷268记载，梁乾化元年（911），“刘知俊击蜀……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卷269记载，梁贞明元年（915），“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又卷292记载，周显德二年（955），后蜀李廷为周兵屡败于黄花谷、唐仓镇，“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蜀雄武节度使韩继炱秦州，奔还成都……成阶二州皆降”。

青泥岭旧道路大约从今徽县出发向南翻关山，经柳林至姚坪，折西南经上黑沟至庙山梁，后转南经刘家河、杨家河、曹家湾、阴坡里、马鞍梁、大鼓梁下山至白水车站，最后折西至白水镇，特别是马鞍梁至白水火车站段，海拔由1500余米迅速下降至700米左右，山势陡峻，山路曲折盘桓难行，真有“百步九折萦岩峦”之感。

四 、《新开白水路记》与陇蜀交通的变迁

因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北宋嘉v二年（1057）开通了白水路。在徽县城南28公里的大河店石牌村徽白公路左侧的断崖上，镌刻着北宋嘉v二年（1057）雷简夫撰文并书写的《新开白水路记》，为研究古蜀道的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

至和元年冬，利州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财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

由上引碑文可知，白水路曾开通过两次。第一次是景德元年（1004），但因青泥土豪的抵制，宋政府被迫于第二年即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四日 “诏兴州青泥驿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任上路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青泥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移者，故下诏俱存之”。致使开通的白水路“未几复废”。第二次开通在嘉v二年（1057）。新路从凤州河池驿开始，避开青泥岭，逢山修阁，遇水架桥，沿河谷、山崖穿行50余里至长举驿，比经过青泥岭抵达兴州的道路缩短33里。因路程缩短30余里，从河池至长举可一日抵达，因此，青泥驿从此废弃，南下四川的道路也不再需要翻越青泥岭。白水路大约从今天徽县县城开始，沿途经过关山、柳林至姚家坪、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新开白水路记》的发现为研究陇蜀交通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水路阁道、木桥 “久而倾屺，旅人甚苦之”，此后又经过多次修缮。如明万历戊子年（1588），浙江人钟氏捐资200两黄金，“鸩工作路于石壁间”，修缮略阳与徽县交界处大石牌一带的道路，号“钟公路”。清光绪辛卯年（1891）九月至癸巳年（1893）十月，总督秦陇使者杨昌F督修徽县至白水驿一带的道路。道路全长55里，“内修桥梁十四处”，将“循山川石罅以行，羊肠一线”的小路修为“周道如砥”、“并辔而驰的大道”。

以上石窟、石刻资料或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或与历史记载相印证，勾画出了一条从天水经西汉水上游西和县石堡和石峡镇、成县、徽县，在徽县南下经水阳乡姚坪村翻越青泥岭至白水镇、略阳，或绕开青泥岭，经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的道路。这些石窟、石刻资料对确定河陇与川蜀之间的交通道路的走向、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在更早时期，该道已经开通。史籍对该道多有记载，如《魏书•皮豹子传》记载，兴安二年（453），宋太祖刘义隆命仇池杨文德率兵攻北魏，魏将 “皮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仓储”。可见从晋寿（今四川广元南）、白水（今四川白水）、覆津（武都安化）至甘泉（武都甘泉），是一条由川入甘的重要的交通线。升明元年（477），魏将军“（皮）喜军至建安，（杨）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遣征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珍众溃，仅而得免。喜遂军于覆津，文度遣强大黑固守津道，悬崖险绝，偏阁单行。喜部分将士，攀崖涉水，冲击大黑，大黑溃走，追奔西入。攻葭芦城，拔之，斩文度，传首京师，杀一千余人”。皮喜进军的路线是从建安（西和石堡）东南经龙门戍（坦土关）至浊水城（成县小川），由浊水城南渡汉水，经平洛河、北峪河入白龙江沿岸的覆津（武都安化）至葭芦城（武都临江寨）。

②一说在青泥河店子。

［参考文献］

［1］孙晓峰.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J］.敦煌研究，2008，（2）：3～11.

［2］李崇峰.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J］.佛学研究，1997，（6）：13～30.

［3］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4～15.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林从华，张兴国.巴蜀摩崖石刻中心柱窟探源［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3）.

［6］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观音岩石窟调查记［J］.四川文物，2002，（3）.

［7］项一峰.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之间的关系［J］.敦煌学辑刊，2002，（2）.

［8］何健.西和发现唐代石刻《新路颂》［N］.甘肃日报，1989-10-29.

［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李济阻.杜甫陇右诗中的地名方位示意图［J］.杜甫研究学刊，2002，（3）.

［11］郦道元撰，杨守敬疏.水经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2］沈约.宋书卷98氐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05.

［13］魏收.魏书卷66李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44.

［14］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

［16］姚崇新.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J］.四川文物，2004，（4）.

［17］雷玉华.巴中石窟的初步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04：16～22.

［18］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