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美剧范文第1篇

关键词：愿景；大数据；领导哲学；洞穴寓言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0-0010-01

1概述

借用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讲，领导者的愿景就是领导者的伟大之所在[1]。愿景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是其核心就是发现未知事物的能力[2]。愿景可能是渐进的，并且可以瞥见如何改进现状，在最极端的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具有破坏性并由此带来新情况。

2大数据

既然愿景如此重要，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用来扩大愿景呢？大数据就是一个经常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3-4]。大数据在这个方面具有显著的诱惑力，它被认为可以洞悉最复杂的问题。如果将组织的愿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该组织就可以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而不用“听天由命”。也许更重要的是，大数据预示的是基于数据的概率，也就是未来发展趋势的概率，且这个概率会被认为相当高。如果被知道了这个发展趋势，人们就会认为可以控制它。

上述的情况让人难以抗拒。能够自由地使用数据来发现曾经被没注意的事物的能力和把握不可预测的、新出现的复杂现实情况的能力当然令人向往。为此，就应该将愿景完全寄托于大数据吗？在任何情况下，大数据都能改善领导者的愿景吗？

3洞穴寓言

大数据真的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有效呢？或者说，领导者们应该接受大数据的诱惑吗？这个问题和柏拉图的洞穴寓言[5]中的囚徒们的问题相似。寓言中的囚徒生来就被锁在一个洞穴里面，不能回头，他们只能看到面前的墙壁。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到他们面前的墙壁上。和一般人一样，这些囚徒对事物的感知全部来自于他们获取的数据，也就是墙壁上的影子。

有一个囚徒被释放后，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他从冰冷的抽象中走出来，到了温暖的太阳下。等他回到洞穴，他把所看到的事物告诉给那些仍困在里面的囚徒。他声称他们以前错误地认为那些影子，那些暗淡抽象的东西，就是现实事物本身。这个囚徒和他的所见立刻就遭到其他囚徒的排斥。就像组织里被立即解雇一样的情况发生了，这个囚徒搬出了洞穴去其他的地方寻找机会了。

4愿景

通常，人们都期望向那个获得自由的囚徒看齐。根据柏拉图的语言，这个囚徒看到了真理。本质上来讲，人们到底在向哪里看齐呢？过于依赖大数据的愿景其实是基于抽象的。大数据也许可以被用来抓住人们的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但是一个明智的愿景首先应该建立在实际经历上，然后再参考大数据提供的静态的快照。简单来说，基于大数据的愿景存在的危险在于它可就是来自于“影子”。

如果愿景建立在“影子”之上，人们就会做出各种假设，例如认为领导能力就是知识。进一步来讲，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区别在于领导者是专家，即具备知识，而下属是可怜的愚昧者。从这个愿景的这个角度来看，领导水平可以通过领导者的知识水平以及领导者服众的水平来衡量。按照这个观点的定义，领导就是控制和命令。大数据是一个可以帮助领导者控制未来的工具，知识是影响下属来实现控制未来的目标的工具。

由于愿景的定义比较模糊，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区别经常不只是在于具备的知识的多少。组织中地位较高的人并不只是知道得更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更重要。也许是受愿景固有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从抽象中获取的信息的应用可能会超出预期或者最初的参考框架。

就算是从“影子”得到的愿景，关于组织内部或者领导者的环境中分离的假设还是很明显的。认知者被认为和被认知对象分离开来，领导者被视为独立的，不同于下属。从人们最自然的本性来，这个愿景表明人们都是所处位置的“囚徒”。每个人都各自独立。自上而下的领导框架与前面所述的愿景中显示的寓言中潜在的异化的假设是一致的。对知识的追崇似乎是一贯的，那些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人唯一与外界交互的模式就是获取知识。通过这样的远景投影后，领导行为可以比作阅读一本展开在人们面前的“宇宙剧本”，而不是编写和修改剧本。

5小结

大数据在领导工程和从业者中大受欢迎，这表明了什么呢？是应该向获得自由的囚徒看齐呢，还是向仍然锁在原地的囚徒看齐呢？

参考文献：

[1] William James.A Pluralistic Universe[M]. BiblioLife Press，2008.

[2] 雷强.浅谈愿景领导理论[J].理论探索，2010（5）.

[3] 孙强，张雪峰.大数据决策学论纲：大数据时代的决策变革[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囚徒美剧范文第2篇

水泥丛林顷刻耸立，一些声音悠远隽永。

在南京、北京、杭州、上海、兰州，在实实在在的城市里，一些来自西北的歌谣总是固执地弥漫在通俗歌曲之外。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

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

远方的亲人啊

听我唱支黄河谣

日头总是不懈地走

走过了家，走过了兰州

月亮照在铁桥上

我就对着黄河唱

每一次醒来的时候

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

想起路边槐花香

想起我的好姑娘

这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民间音乐传统的地方，从这里走出去的民间乐人一茬儿接一茬儿，歌唱着最本质的内容，一如西北坦荡的土地、宽广的胸怀、丰厚的物产。很少虚荣繁华的幻影，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实在。这些歌者如同戈壁滩上坚定的芨芨草，在狂风的侵袭里，固执、坚决、冷漠；在艳阳的明晃晃里，孤单、强硬、决绝。

在这样的生长环境里孕育出的歌者，民间氛围厚重，用最简单的方式构建着最纯粹的属于自我信念的状态，就像山里的花儿，勃发丝丝，呈未梳理的状态，乱得有理有情。

“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先生，曾在这个逼仄的城市里，创作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歌谣。

《达坂城》便是其一。

那是1939年，新疆有个车队运送苏联援助的物资去延安经过兰州，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慰劳车队的工友们，期间有个维吾尔族司机，用维语简单、仓促地哼唱了一首简短的歌曲。就是大家都不曾在意的这个曲调，触动了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他从凌乱不规则的歌唱中听出了一种新鲜的曲调、节奏和韵味。几番寻访，1939年初秋的一个夜晚，这首唱遍了祖国大地的歌曲，在王洛宾兰州的住所里诞生了。

当时，这首“新疆民歌”一阵风似地吹遍了兰州，西去东来的人们，便把这首歌由兰州传往各地。

《黄昏炊烟》里的“囚徒之歌”，是王洛宾在兰州被捕时，面对荒野古道的无尽，黄昏中袅袅升起的炊烟，在内心交织出的凄楚、悲愤之旋律，是他在囚车里的感受，沿途所见、所思，构成了这首歌：

荒野里夕阳暗淡，

囚车的木轮挣扎旋转，

车夫暴躁地打着皮鞭，

野兔惊慌跳进自由的麦田。

囚人频息，

马儿气喘。

前面是无尽的坎坷路，

后面盯住几只冷情的眼。

饥饿的黄昏哟，

炊烟总是那样的遥远。

王洛宾入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牙膏皮卷起来当作笔，在废纸上写下这首词曲。沦为囚徒，他依然忘不了歌唱。失去了自由和爱情的他，在狱中难友们的身上，得到了一种力量，竟然滋生了一种复杂的幸福感，他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了《我爱我的牢房》：

我爱我的牢房，

它从未阻止我的想象。

我的心常去那万里天空，

作着无拦阻的奔放。

为悼念狱友“11号”，他为其谱曲《春去也》，这首歌没有收录在王洛宾的歌曲集中，在他的记忆深处，埋藏着永恒的印记：

春去也！绿增古松巅。

声潺潺，浪瀑青丛外。

阳光透叶，水珠失散；

人生堪叹，似水流年。

绿深泉竭山色减，雏蝉怔恐岁月迁。

一声声，唤他还！

王洛宾是一个政治意识相对淡薄、模糊的人。他完全凭着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本能，感知和判断着牢狱中的人事。囚狱中的生活，带给他无尽的思索：

像是大理石的雕刻，

矗立山头，

弥补缺陷的宇宙。

像是爱人的美手，

情意缠绵，

招引囚人的思愁！

——“囚徒歌”之七：《云》

一首《大豆谣》的创作，足足影响了小狱友罗力立一生，据她回忆，在狱中，王洛宾先生带给她无尽的欢乐。在她后来撰写的《大豆谣》一本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是不是馒头？”

“不——对。叔叔，你看，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王洛宾听到此话，看着孩子一脸天真的表情和干瘦的小手里的大豆，心里一阵心酸。他的心无法平静，满腔的悲愤化作带泪的旋律，他反复吟唱着，回到囚室后用卷起的空牙膏皮，在小小的纸烟盒上，为这位小囚友，谱写了这首《大豆谣》：

蚕豆秆，低又低，

结出的大豆铁身体。

莉莉对囚徒夸大豆，

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莉莉，笑眯眯，

妈妈转身泪如雨。

街头上叫卖糖板栗，

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小莉莉，有志气，

妈妈的哭声莫忘记。

长大冲出铁大门，

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这是一颗小小的大豆引发的歌谣，饱含着王洛宾对小囚友莉莉的深切同情，寄托着对她的殷切期望，对美好社会的无限憧憬。罗力立（莉莉）长大后，认为这是“西北歌王”王洛宾留给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

据罗力立回忆，王洛宾先生被捕时，被关押在兰州沙沟秘密监狱，因当时王洛宾留着长连鬂胡子，4岁的小莉莉淘气地称他为“W”。王洛宾先生用自己满腔的爱，抚育着这朵在监狱里开放的“无罪之花”，用艺术的琼浆浇灌着这朵花。在狱中，他不仅教会了小莉莉《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由他自己创作的优美的西部民歌，还教会她不少京剧唱段和抗战歌曲。无论是小嗓的《玉堂春》，还是大嗓的《窦尔敦》，小莉莉都唱得有板有眼，给寂寞的牢房增添了生机。

在莉莉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放风，王洛宾总会头顶花手绢，利用一小块空地，跳踢踏舞，唱新疆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一会儿耸耸肩，一会儿扭扭脖子，优美的旋律、潇洒的舞姿，给披枷带锁的囚徒——人类的精英们带来美的享受。他绝不是愁眉紧锁的“犯人”，完全是一位活泼、愉快的演员。

王洛宾说过：“美在天堂，也在地狱。”他用自己炙热的心，在地狱中燃起艺术的圣火。“幸福中有美，幸福本身即是美。苦难中也有美，并且美得更真实。”他用笑脸来面对苦难。

在狱中，他创作了不少歌曲。以艺术家独特的感受发掘“苦难中的美”。他笔下的《小号牢房》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爱我的牢房，

像是一座小摇床，

头倚靠西窗，

脚抵住东墙。

我爱我的牢房，

鸿雁常来常往，

年年把我的思念，

带到我生长的地方。

我爱我的牢房，

它从未阻止我的想象，

我的心常去那万里云空，

作着无拦阻的奔放。

字里行间都是对逆境的豁达、大度，展现着他在苦难中仍不失幽默的乐观性格。这一点，对八个月就在狱中生活的小莉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力立讲：“我的幼年时期虽身陷囹圄，这固然是不幸的，然而我却得天独厚地受到这位心地善良、音乐造诣很高的大胡子叔叔长达四年的艺术熏陶，使我懂得了什么叫美，为我的一生留下了闪光的回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和缘分，我感谢命运替我安排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

有一次，王洛宾在巴掌大的牢房里，扭动着腰肢教莉莉跳新疆舞，他把小莉莉的长头发编成了许多小辫子，让她站在土炕上转圈儿、扭脖子。莉莉的衣服很破旧，王洛宾就心疼地说：“小莉莉，赶明儿大胡子叔叔一定给你买新衣服，再给你买大红花戴在头上，那跳舞才好看呢！”可是，八个月就在狱中生活的莉莉，是怎么也不能想象出“大红花”的样子来，即使王洛宾怎么比划，竭力描述大红花的样子，她还是想象不来，因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未曾见到过花朵。

除了唱歌，坐在小小的土炕上，听“W”叔叔用娓娓动听的北京话讲故事，是小莉莉最感兴趣的事。猪八戒、孙悟空、白雪公主、丑小鸭的故事……为小莉莉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罗力立讲：“据我了解，洛宾叔的被捕，是因为他和共产党员丛德滋有过交往。1938年他和萧军、塞克等文化名人来到兰州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曾在丛德滋家里住过。1941年，丛德滋被捕后，有叛徒向特务报告，说丛德滋曾赴青海塔尔寺与知名人士王洛宾交往，特务们怀疑是‘布置工作’，便于1941年3月乘王洛宾来兰之机将他逮捕。洛宾叔入狱后，特务头子孙步墀等人轮流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刽子手们用木杠压他的两腿，硬逼他交代‘罪行’，但他始终没有暴露任何线索。在狱中，他不顾危险地找机会和丛德滋联系、交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丛德滋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诗人。1938年初，为了加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他邀请作曲家王洛宾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兴南来兰州。就这样，王洛宾开始了与丛德滋一家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也正是这次的大西北之行，拨动了王洛宾生命的琴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丛德滋入狱后，被称为“2号”，他在狱中给难友们介绍王洛宾时，无不幽默地说：“他们怕我们在狱中太寂寞，为我们请来了音乐家。”

第一首民歌的创作，途经，暂住，与前妻的婚姻结束，参加“西北抗战剧团”，数年牢狱经历，在兰从教……王洛宾的这些经历都发生在兰州。

在哪里耕耘，便会在哪里收获。这位“西北歌王”曾在母亲河日日滋润的城市里，孤单跋涉，开拓出艺术的绿洲。

在这里，不断踊跃出的民谣乐手，在这位先行者开拓的道路上，散发着淳朴的幽香。《青春圆舞曲》是一首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它便是由王洛宾先生传播到各地。

太阳下山明天依然旧上来，

花儿谢了明天还会一样地开，

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兰州民谣乐队“野孩子”在王洛宾先生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在他们创作的《青春圆舞曲》中，旋律中加入了强劲的鼓声，不仅是对已逝去的青春的感伤，更多的是用音乐和美酒赞美生活。

如今的民谣乐手善于将现代音乐和民间传统音乐进行有效的结合，乐器虽然大都来自西方，但是依旧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那种根植于西北的民间氛围。不是简单地模仿，也不再是生硬地改编传统民间音乐，这源于他们成长时民歌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王洛宾先生的创作。

“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昔日的“野孩子”成员张佺曾说：“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由于出生于这个有着浓郁民间音乐传统的地方，他们有着对歌唱最本质的爱。

“流浪汉”原名“Sikenashka”。每个维族人都会唱，在固定的旋律中，歌者即兴编出新的歌词。很多维吾尔族人经常整夜整夜不停地唱。“野孩子”乐队，就将传统的歌词与他们自己的歌词相融合。

姑娘姑娘，别着急哎，我请个画家画下你。

把你画在那吉它上哎，拥抱着吉它我拥抱着你。

……

人说北京的马路宽，半个小时我到对面。

囚徒美剧范文第3篇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洞穴比喻”；思想政治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6-05

《理想国》对话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共同经典，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维度。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为探讨正义精心谋划了一个理想城邦，并为培养城邦中的理想公民和哲学王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教育规划方案。第四卷中柏拉图特别指出当政者只需要做好“教育和培养”[1]140一件大事就行了，可见《理想国》的教育目标是指向执政的，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这种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2]。而第七卷中提出的经典的“洞穴比喻”，既是从整体上把握柏拉图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线索，又是反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要参照。

设想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过一条长而斜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一些囚徒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不见天日。他们的头颈和腿脚都被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固定一个姿势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身后点燃着火把，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面有人举着木偶，做各种动作，并不时交谈。囚徒们终其一生只能看到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并自然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不过有一天，一个人被解除了束缚并被强拉出洞穴，他的眼睛一下从幽暗到阳光，感到非常痛苦。起初他只能看到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到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每一次转向光，他都会眼睛痛，恨不得返回到从前的状态。可一旦习惯于新的明亮世界，他便会为自己脱离以前的黑暗愚昧而庆幸，并为仍然生活在洞穴的同伴感到遗憾。这就是著名的“洞穴比喻”，它是柏拉图一系列理论的精华和总结，深度挖掘和分析该学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学科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反思

格劳孔说那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1]275，苏格拉底说“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1]275，喻示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都是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沉湎于感性世界，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却还自得其乐。现实生活中，那些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并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甚至认为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清楚地知道真实世界。可实际上，“洞穴比喻”描述的情况从古至今未有改变，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时代，被囚禁的方式相应有所不同而已。这洞穴就是感觉经验世界中笼罩和局限我们思维和认知模式的传统观念，这洞壁仿佛就是那些模糊受众视线的各种错误思潮和价值观，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们通过这些错误思潮所了解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虚幻的影子。因为错误思潮是对社会的歪曲反映和错误描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做出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折射。因此，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下，现代社会中一些人仍处在各色各样的“洞穴”之中，久而久之，他们被人云亦云的各种观念干扰，连思维方式也被左右，很少反思自己伦理道德标准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都认为自己持有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学需要挺身而出并有所作为，进而实现由洞壁表“象”到洞外真“相”的华丽转身。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思想政治教育是该学科的中心概念，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并不提供某种价值观内容，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象”加以反思，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是走出黑暗洞穴、认清可见世界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人们从日常观念的洞穴中拉出来，帮助人们认清自己是传统的或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囚徒这一事实，帮助人们解脱精神枷锁，反思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3]。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它带领人们脱离被事物假“象”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真“相”的人类知识处境，超越人类认识的严峻困境；通过“批判与改造其‘现实生活’，从而超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生产和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和困境，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实现以幸福生活为根本的价值旨归”[4]。《理想国》第一卷就提出了人们对于正义的论证不是普通的题目，而是关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而且《理想国》剩余篇幅也都是围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所以，《理想国》所致力追寻的正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正义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体。其实，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很容易被模糊视线，处于洞穴囚禁之中。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归属至教育学学科范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诸多问题都陷入了教育学的思维方式。而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法学门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而非有关“思想政治”的“教育学”。“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5]。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正是在“反思的维度”中确立起来的，是使人们在价值观认同教育的过程中达到理论自觉，实现“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6]。也就是说，使存在者在其外观中显示自身，实现表“象”的觉醒、真“相”的显现，间接地通过有意识的理性，与自己的本质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揚弃”[7]。黑格尔说“熟知非真知”[8]，“熟知”中隐含着“无知”。那些立即可见、可听、可触、可算的东西，始终只是理念的投影，这种最切近的而又阴影般的东西把人囚禁在洞穴之中而人并不自知。“洞穴比喻”意味着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容易是虚幻而残缺的，我们不应将现象世界的感觉与理念世界的真理混为一谈，毕竟眼睛看到的是现象，用思想才能把握到本质，只有超越“熟知”的因袭，才能达到对“真理”的洞见。不仅如此，“洞穴比喻”还指引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进行深度阐思，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反思之学”，本身是不直接研究某种价值观的，而是研究某种价值观教育是何以可能的。这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写，“这是一种‘偏见’，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论原理反思

走出洞穴的人看到了更加明亮精彩的世界，返回去告诉身处洞穴中的人，企图拯救这些囚徒同伴。在刚回到洞穴时，他的眼睛会由于突然从阳光下转到黑暗中而不能看见任何事物。在视力适应黑暗环境前，他不得不与其他囚徒一起识别阴影。囚徒的同伴会讥笑他，说他上升之旅回来后却把视力弄坏了，眼睛弄瞎了，与其这样归来，不如不要上去，所以断定上升走出洞穴是不值得的。这时如果走出洞穴的人宣称要解放他们、启蒙他们，把他们往上拉，他必将遭到这些人的强力反对，激起众怒，甚至被他们杀掉。所有这些比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一定是艰难的。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就是城邦有意培养和造就的哲学家，是理想城邦的哲学王。虽然哲学家的兴趣在可知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然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永恒的真理，他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能看到永恒事物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责任指引、带领、启蒙无知的人，尽管这样做不被理解而且反遭时代唾弃[9]。苏格拉底其实就是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的囚徒，本是下去唤醒和解救同伴，却惨遭杀害。走出洞穴囚徒的命运不但喻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处以死刑的悲惨境遇，同时也昭示“价值观前见”是阻挠哲学家与洞穴中懵懂的众囚徒达成价值观共识的内在干扰。这里，可以把深藏于囚徒内心已有的主观抉择依据、评判走出洞穴是好是坏的观念称之为“价值观前见”，“价值观前见”是囚徒在幽暗的感性世界中形成的进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价值观前见”造成了“主体间性”[10]跨越的障碍，这里，“主体间性”是指“我”所认识到的价值无法超越“我”的“价值观前见”，以至无法直接通达真理性的价值观本身。这些都是哲学家解救囚徒走出洞穴需要突破的关键困境，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认识论原理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价值观培育活动，促成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观形成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的终极目标。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都影响着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都容易使人误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和客观的，进而把意见当作真理，对价值观教育自然会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触。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难题。同理，自由囚徒乃至哲学家企图解救同伴走出洞穴本是好意，可事实上，这些囚徒不知道外面的天，认为背弃以往会带来巨大的恐慌和灾难，以为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进魔窟，因而，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讥讽和仇视他。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真知靠拢，对于迷茫的人们，他痛心疾首；对于失落的社会，他针砭时弊；对于雅典市民给予的死亡，他泰然自若，为了探索真理甚至向死而生[11]。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不被时代认可，却反遭伤害，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发出悲凉感叹。其实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原理，便不难理解这一悲剧发生的必然。囚徒们感到洞穴中的生活真实而惬意，有备而无患，突发的带大家走出洞穴让囚徒们措手不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传统观念和评价尺度，或者说违背了在囚徒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前见”。“当局者迷”的“价值观前见”对价值观教育造成了内在干扰和阻抗，因此要考虑到认识主体的认识层次，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使已自由的囚徒与洞穴中的囚徒实现“灵魂上的真正相遇”。“灵魂上的真正相遇”实质上就是摒弃主观的“价值观前见”，达成不同主体间价值通约的状态，即跨越“主体间性”的鸿沟。“主体间性”是价值观认同的核心认识论问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形式上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和论证真理性的客观价值观，这是实现主体间价值交流的重要环节，也就是帮助人们对客观价值观既在感性直观上“知其然”，又要在逻辑上“知其所以然”。而康德的认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界”，人只能用他先天固有的机能和范畴去看待现象界，看待世界，没办法超出主体的“意识界”而抵达真理和价值的客观性。最终是马克思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看作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实践问题，突破了“主体间性”，使认识真理成为可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12]47

总之，价值观共识的形成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反思判断，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主体间认识论的跨越，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架起跨越“主体间性”的桥梁，激发心灵中的向善原则，无限接近并最终抵达客观价值观真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13]，是真理之光的无蔽闪现，即一种解蔽、去蔽、无蔽的展开状态。因此，重返洞穴并非下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升，是对真理的进一步贴近，有了黑暗的经验才更渴望光亮，上升与下降是同一条路，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14]。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理反思

“洞穴比喻”形象地对“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1]275进行了区分，洞穴中的众囚徒喻指被影像蒙蔽、缺乏真知灼见、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无知之徒，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自由求索、洞见真理、受过教育的哲学家或有识之士。是教育解除了囚徒的束缚，使其冲破黑暗洞穴现象世界的迷雾上升到洞外光明的理念可知世界。囚徒的“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3]喻指旧式的教育，它束缚着人的身躯，禁锢着人的灵魂。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容易生活在被抽象知识、教学技巧、升学压力所包围的“洞穴”之中，模糊了教育本来的样子。柏拉图在第七卷中明确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灵魂的转向与归位。“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1]280因此，灵魂本身具备知识，能够识别善，只不过身处现象世界由于各种诱惑蒙蔽了双眼而处于被遗忘或暂时的休眠状态，教育就是唤醒和回忆起灵魂中已有的知识，促进灵魂的转向。柏拉图所强调的灵魂转向，不是认识从低到高的发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世界观的转变，要求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灵魂向它的本真状态回归，这既道出了教育最本质的真谛，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柏拉图的教育是以善为本的教育，“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1]262，教育要使人从眼睛看到的感觉世界，进入一个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世界。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引导和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另外，重返洞穴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辛的，需要经历恐惧、痛苦，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事物本真，探寻真理，求达至善。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灵魂转向的历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从解救囚徒失败以及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走出洞穴的人义无反顾地回到“洞内”，为懵懂的囚徒指引光明的道路却不被欢迎和理解，喻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百姓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告知和教化，通过恰当的方法渐进地引导他们认识客观事物。灌输式的教书匠往往仅停留在知识表层的承接，而启发式的引路人却可以引导学生一步步接近真理。学生受到教化之后不是成为“纸上谈兵”的纯理论书生，而应成为柏拉图口中的、把“善的理念”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善者。所以，在方法论层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式教学，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不是简单粗暴、生拉硬套，而是把学生潜在的知识诱发和引导出来。再出色的哲学家、教育者也不可能把理念知识强加到人的头脑中，而是使人们把握正确的灵魂方向，从消极的被动解放，达到对理念自由积极的喜爱，观照到理念和真理，认识“真善美”的意义，促进其自身生命的成长，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引导和启发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某一理论和观点由浅入深地加以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以达到理论理解上的明证和清晰。另外，“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唯有“学而时习”，才能知行合一。应把“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实践论”层面，在价值观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完成由知向行的转化和契合，实现持久的悟性与践行。马克思也说，价值认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契合，既是《理想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困难的一环。我们可以借助“情感”这一桥梁达成，因为没有情感认同的理性认同会导致知行分离，情感是把某种价值观落实在行为的意志中的原始动力。黑格尔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5]，价值认同就不仅是理性的逻辑认同，而且是感性的情感认同，由此才能进入实践行为的认同[12]48。自由的囚徒重返洞穴企图解放同伴，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往洞外的征途，虽一路艰辛甚至被嗤之以鼻，但仍义无反顾；柏拉图为达成政治理想从理论建构到身体力行，费尽周折三赴西西里虽未如愿以偿，但仍锲而不舍；苏格拉底孜孜以求追寻真理直至被判处死刑，他临危不惧，欣然用生命献祭真理。他们无一例外都掌握了真理并以各种方式理性地实践正义，他们在情感上是自觉自愿的，在灵魂上是自由快乐的，通过实践传递善的理念，济世救人的同时，恒久地确立了一种向善的道德维度，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与崇高同在。

总之，囚徒和哲学家看似天壤之别，但根本差异在于对知识的领悟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是要揭示真理，但并非单纯地揭示真理，目的是用理性之光照耀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学习理性的思维和方法。正如黑格尔所言，没有人能替别人思考。无论是作为启蒙者的哲学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方法论层面，不是“授人以鱼”只传授现成的知识真理，而应“授人以渔”，教授理性训练和运用的能力，达到理性运用的自觉。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坚持不移的精神必不可少，但面对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还需要“转换思路”，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遵循规律，循序渐进，最终实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

囚徒美剧范文第4篇

从全景监狱到全视社会

探讨围观改变什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观看与被观察如何进入并影响权力格局。关于这一点，全景监狱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切口。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叫全景敞视监狱，它不是居依・德波笔下的景观社会，而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着重建构的一个概念。在景观社会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而透过全景监狱，福柯看到的却是现代国家密如蛛网的规训体制广泛存在于从监狱到学校、工厂乃至全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最早由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中，监狱由一个环形建筑组成，监狱的中心是一座装着百叶窗且可以环视四周的哨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哨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不对等的是，囚徒在囚室里看不见哨塔里是否有人以及是否在凝视他们。这种全景敞视又单向透明的结构决定了狱方可以随时了解囚徒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对哨塔里的动静一无所知。在这个权力格局中，权力是可见的(中央哨塔与暴力真实存在)但又是无法确知(囚徒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是一种规训结构，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每个犯人都会在囚室里循规蹈矩，哪怕有段时间哨塔内空无一人。

人不应该生活在黑暗中，但在单向透明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生活在黑暗中成为一种特权。简单说，囚徒失去了黑暗的保护，囚徒只能在明处受管制，而权力却在或明或暗中持续运行。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运用在一个不开放的政治社会中。

全景监狱模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或凝视)，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由此想到一种统治方式的转向。在现代社会以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凝视。掌权者依靠武力征服天下，处处显示他们的权威与荣华，对反对者公开行刑以恫吓国民。而国民所能有的态度，不过是羡慕其威仪，恐惧其暴力。而在现代国家，新的政权似乎更喜欢躲在暗处，监视其臣民，而不想被监视。

与此同时马蒂森也注意到福柯的一个疏漏――没有给与此平行的另一个现代化过程予以应有的重视。马蒂森认为，伴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关系同样在形成。大众媒介不遗余力地将权力从暗处驱赶出来，以形成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为此，马蒂森根据“Pannoption”一词杜撰了“synopticon”。根据“syn”前缀“共同”、“同时”的内涵，Synopticon可理解为“共视监狱”或者“共景监狱”。

对此，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解释，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而Synopticon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使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视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他们走向哪儿，他们都可以―而且确实――与那张超越疆域、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网络挂上钩。

基于福柯与马蒂森的研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果说福柯的Panoption是“the few watch the many”(少数观看多数)，而马蒂森的Synopticon是“the many watch the few”(多数观看少数，但它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多数观看少数)，那么他所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pticon)则是“the many watch the many”(多数观看多数)。而这种全视监狱恰恰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生活在“全视监狱”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Jeffrey Rosen，《The Naked Crowd)，http：／／www．spiked-online．com/Articles/oooooooCA5FF．htm)

考虑到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而对视监狱或全视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将Synopticon、Omnipt icon分别解读为“共视社会”、“全视社会”或许更为贴切。归根到底，大众传媒的兴起增加了社会能见度，使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在这里，国民的视线能够互相抵达，不仅能够监视政府，也能监视每一个人。与《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里的互相监视是一种可选的权利，而非渗透到内心的义务与服从。而《一九八四》里所描写的社会是每个人监视每个人，所有人监视所有人，多数人观看多数人，实际上每个人有的只是义务而无权利，他们互相捆绑，将其忠诚奉献给一个人，那里才是彻头彻尾的“全视监狱”，本质上说是“一个人观看所有人”(the one watches the all)。

围观互联网

互联网给世人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机会。互联网上的围观，除了

满足部分人的“看马戏”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在场或者见

证)，它还完成两个功能：一是社会自我监督，二是监督政府。

关于社会的自我监督，比如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

后，网络名人罗玉风发微博称死者“为中国的人口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言既出，罗玉凤以及被怀疑与其有签约关系的新浪微博立即受到部分网友的激烈指责。最后新浪微博不得不删除相关内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所坚持的――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社会，媒体也不是没有底线，因为“自由来自于责任”。

囚徒美剧范文第5篇

我原本不知一张照片里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一个曾经无所畏惧的生命。日本有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伊丹，他的电影抨击时弊，揭露了不少黑社会的真实状况。各种恐吓、报复的行为都不曾使他退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张捕风捉影的照片面前他结束了生命，而那一张破旧的照片已然成为他怯懦人生的集聚反映。人性的无知与懦弱在他身上展露无疑。

然而我又想起了拜伦的《希隆的囚徒》，那“囚徒”就是波尼伐——一个日内瓦的英雄。在被囚禁在希隆古堡的死亡监狱中时，他时常望着那扇高墙上的窗，普通的窗，在他而言就是整个世界，是自由的象征，因为那是唯一与天空相连的地方。他开始日以继夜的在墙上凿坑，只为攀上窗口，看一眼外面的湖泊和山川。他终于看到了，比想像的还多，湖中有小鸟，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而那扇普通的小窗，在千百年后，依然被来来往往的游客瞻仰着，因为它是一个顽强生命的象征，是一个英雄的象征。

我们总能在微小的事物上看到美好的品性，像泰戈尔总观察着人间每一寸草木的生长，每一朵花儿的绽放，“让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正是这样的体现。

同样是细小的事物，一封已被很多人淡忘的忏悔书，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科学巨人的人格缺失。伽利略，这个历史上震动世界的名字，却曾经被写在一封可耻的忏悔书上。内容是，他承认他关于地球是转动的说法不正确，并向所有宗教忏悔。在威胁面前他放弃了人格，正如德国戏剧家在《伽利略传》中的评价：他让自己成为社会麻木人群的一部分死亡了。

我们清晰地记得，当欧.亨利笔下的琼珊看到那片小小的叶子时，生存的希望在瞬间燃起耀眼的火焰。那一片小小的叶子却集结了贝尔曼老头毕生的热情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