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白居易长恨歌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白居易长恨歌范文第1篇
1.隐事说。这一观点首先由愈平伯先生于1929年发表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在提示一个隐事，即杨贵妃在马嵬兵变中隐逃民间。此观点颇新颖，并迎合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
2.讽喻说。这是一个历史较长的观点，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长恨歌》主题为讽喻，诗歌通过李杨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旨在通过这个教训达到讽喻的目的。
3.爱情说。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旨在描写李杨爱情，否定讽喻主题。诗歌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明显地讽喻李杨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教训的客观讽喻性均说明诗歌蕴含着讽喻主题。此观点同样存在着残缺性和非封闭性。
4.感伤说。此观点认为《长恨歌》“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此观点将李杨故事看作一种象征，旨在通过这个载体表现一种时代的感伤情绪。
5.双重主题说。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50年代讽喻说和爱情说相互争论中产生。此观点以王运熙《略论〈长恨歌〉内容的构成》最有代表性。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前半部表现了讽喻主题，后半部表现了爱情主题，两个主题并存。但以诗人讽喻和爱情倾向先后流露所占的篇幅对讽喻主题和爱情主题作简单的主次划分，有明显的割裂感。另一方面当时代感伤说出现之后，讽喻主题对诗歌政治是思想内涵的揭示有着明显的不足。
6.三重主题说。二十世纪80年代感伤说提出之后，蹇长春于1991年发表《〈长恨歌〉主题平议》一文，对三重基本观点讽喻说、爱情说、感伤说作出回归而提出三重主题说。此观点对《长恨歌》主题作了全方位把握。提出讽喻、爱情、感伤三者并存。但将讽喻和时代感伤单列两重主题和爱情主题并列，不太恰当。
《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是由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
《长恨歌》所选题材李杨故事是一个历史题材。李杨故事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和爱情两个方面的思想意蕴。故事的主人公李隆基和杨玉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个是天子之尊，一个是贵妃之宠。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一举一动的政治后果。其爱情不能不与唐帝国的盛衰相联系。帝王沉迷于爱情，必然要荒废朝政；而朝政的荒废必然导致动乱。这就说明封建帝王的爱情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内容。唐明皇自迷于杨贵妃之后，整日莺歌燕舞，而将朝政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是一个有深刻教训的历史史实。这种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主题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是诗人创作思想双重性的反映。
诗人写《长恨歌》是初入仕途，为“三登科第”的得意时期。“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对于李杨故事这个蕴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历史故事，诗人不能不从政治角度着眼，以寄寓讽喻。作为以“兼济天下”自负的封建文人不能不为大唐的衰落而感伤。另一方面，诗人作为一个有爱情伤痛者（诗人于元和年间在符离曾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但终因礼教而忍痛分别，未能成眷属）不能不对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自己深爱女子的痛苦。诗人的爱情隐痛正可借李杨爱情故事得以宣泄。这种从政治和爱情双重着眼的创作动机，反映在诗歌中必然是政治和爱情的双重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叙事诗 古代文学 汉代 乐府名篇
引言
在我国古代诗词的辉煌成就中，长期以来主流是抒情诗，而叙事诗是第二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叙事诗没有完善的文学体系。这种体系不是通常意义上从《诗经》到乐府的一脉相承的系统，而是具有《诗经》和乐府两个不同的源头，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的不同体系，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叠加起来系统研究，可以完整地展现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源流。
一、汉代乐府与叙事诗
汉代乐府是搜集、整理并保留下来的流传于当时的民间歌谣，是两汉之际朝廷的音乐机构。《汉书・艺文志》载：“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即说明了汉民间乐府的由来。
汉代乐府叙事诗与中国古代传统诗词创作有所差异，传统古诗讲究以抒情诗为宜，而乐府则是以叙事诗为载体独树一帜，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汉乐府本多‘缘事而发’，故此类特多佳制，于当时民情风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乐府不同于古诗者，此亦其一端。盖古诗多言情，为主观的，个人的；而乐府多叙事，为客观的，社会的也。”汉民间乐府就是以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屹立于中国诗歌创作的长河之中。在此，笔者试从叙事角度出发，对汉民间乐府中的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加以分析，以展现两汉民间乐府艺术上的价值，并希望可以从作为中国叙事诗成熟标志的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的分析中，窥一斑而知全豹，见出中国叙事诗叙事艺术的总体特色。
二、乐府叙事诗
从与西方叙事诗相对比的角度出发，学术界认为我国的叙事诗体系不够完备。实际上，我国的叙事诗体系未和西方叙事诗走相同的道路，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叙事诗归于以西方叙事传统为依托意义上的不发达。我国古代叙事诗体系有她独具一格的文学魅力，这一点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之中可见一斑。
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创作理念主要体现在：一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其成熟的叙事文学创作手法体现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中具备了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二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形成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叙事艺术。正如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所言：“不管在复杂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正是受这种民族性格、创作个性的影响，汉代乐府叙事诗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准则，并且融合叙中插画的叙事特色，以及融合“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叙事艺术。
从古代《诗经》中的“赋”，发展到汉代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逐渐成为我国诗词创作的基本准则，这在汉代乐府诗叙事诗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汉乐府名篇《孤儿行》等众多诗词都深入百姓生活，体现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此外，大量表现爱情的诗词，如《孔雀东南飞》更是体现了诗人对于现实人生的解读。这些叙事诗皆是紧密地联系现实人生，反映当时人民的欢乐愁苦。发展到唐代，出现了被称为“诗史”的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并且，很多诗人还提出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至。这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究其根源，是我国古代注重实际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思维上的反映，逐渐形成了以空间直感为主的形象思维模式。诗人多是表现外在对环境、景物、人物的身形、相貌等直观可感的事物。当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诗中有画”的写作范式。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汉代乐府叙事诗也是如此，它在叙事的过程中穿插形象或场面的描摹，构成一幅幅图画。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晨起严妆一节：“鸡鸣天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摄丝履，头上瑕帽光，腰若流执素，耳著明月挡。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段描述似乎在读者眼前展出了一幅描绘着一位富贵典雅的古代女子的工笔画。又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蹲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一户富贵人家的华宅顿时立于眼前。因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称此诗“叙事如画”。
因此，我国汉代乐府叙事诗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一种融合着“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如《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丈夫无力赡养孩子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叙事之中。《十五从军征》、《孤儿行》中，凄凉的情感随娓娓道来的叙事情节逐渐展开。所以说汉代乐府叙事诗中，“情”皆随事而来。而且，诗人在创作叙事诗时主要采取“叙中夹评”的文学手法，并不将自己的浓烈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而是在叙事情节的叙述中凸显主体情感及价值评判，在抒发感想的同时，推进了叙述进程，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三、汉代乐府叙事诗表达的“喜”与“悲”
叙事诗由于有完整的情节、传奇的人物，更易被大众接受，也更易改造为表演的艺术形式，它们不是文人的案头经典，而是在民间被反复传颂，是诗歌文学中最具鲜活生命的一类。后世文人对汉乐府诗歌极为推崇，认为其中包含了极高的道德价值与文学价值。但汉代乐府叙事诗中的道德价值，并不如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一样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诗词的文本之中，叙事诗内容本身就反映出了汉代民风纯朴健康的道德取向。
这些叙事诗诞生的最初目的是自然而朴素的，作者用带有戏剧、传奇、虚构的情节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同时也满足社会道德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取向，从而升华到文学经典范畴。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特质应该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例如：叙事诗《孤儿行》中主人公对身世的悲叹。汉代乐府中的“娱乐性”其实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抒发、宣泄也是重要方面。听众在聆听这些情节，欣赏传奇性人物的同时，有浪漫及神话色彩的场景以满足其想象力，感受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奇妙境界，从感受、同情、共鸣到抒发、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喜，这是人类一种原生态的审美本能，是诗歌文学的娱乐特点的真正内涵。这种本能的抒发与释放，造成了汉代乐府叙事诗在文学审美上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汉代乐府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其完整的内容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所以萧涤非先生评价说：“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同时由于诗人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并采用叙中插画的叙事特点，以及感事型叙事模式，彰显了汉代乐府叙事诗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语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王世友，莫修云.美与情的旷世之悲――《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悲剧形象再分析[J].语文建设，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