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词通用版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元数据　DC　抽象模型　DCAM

[分类号]G250

1 引 言

作为通用的元数据标准，DC元数据致力于描述网络上的各种资源，以使其更加容易地被发现。为实现这个目标，DC元数据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发展和完善。DC元数据的不断发展使DCMI意识到，要实现DC元数据的理性发展和机器可处理，需要一个内在一致的数据模型，于是提出了“DC元数据抽象模型(DCMI Abstract Model，DCAM)”。DCMI从2003年年中开始制定DC元数据抽象模型，相应规范在2005年3月成为DCMI的推荐规范。2007年6月，经过修订的新版抽象模型。

2　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概述

作为抽象的元数据概念模型，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更加明确地定义了DC元数据描述所使用的概念、DC元数据描述所使用的术语词汇类别及其相互关系以及DC元数据描述记录的基本结构。抽象模型清晰地定义了DC元数据描述的各类实体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一些长期争论或者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描述了DC元数据所使用的描述资源的信息结构，定义了各个组成部分，说明了这些组成部分如何组织在一起，及如何解释这个信息结构。DC元数据抽象模型描述了DC描述集的结构，但没有规定如何用具体的形式表达DC描述集；描述了元数据术语词汇的各种类型，但没有规定任何固定词汇集合或词表的使用。因而，它提供了一个独立于任何特定编码方式的信息模型，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所编码的元数据描述的种类，便于元数据之间的映射和语法翻译。

3　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主要内容

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由相互关联的三个信息模型组成：资源模型(Resource Model)、描述集模型(Description SetModel)和词表模型(Vocabulary Model)。

3.1 资源模型

资源模型定义了使用DC元数据描述资源的基本结构：“资源―属性―值”三元组的构成(如图1所示)。一个资源(Described Resource)由一个或者多个“属性―值”对来描述，每个“属性―值”对由一个属性和一个值组成，每个值是一个文字值(Literal Value)或者是一个非文字值(Non-literal Val-ue)，属性的取值也是资源，是与被描述资源的相应属性相关的物理实体、数字实体、概念实体或者文字实体。文字值指属性的取值是一个文字实体，非文字值指属性的取值是一个物理实体、数字实体或概念实体。

3.2　描述集模型

描述集模型定义了DC元数据描述记录的结构，如图2所示：

它使用URI来标识资源和所使用的元数据术语词汇。一个描述集(Description Set)是一条或多条描述(Descrip-tions)组成的集合，每条描述描述一个资源。一条描述是由一个或多个陈述(这些陈述与一个并且仅仅一个资源相关)和零个或一个标识被描述资源的标识符组成。这里体现了DC元数据的一对一原则(One-to-one Principle)。每个陈述是一个“属性一值”对，由一个标识属性的属性标识符和一个值(Value Surrogate)组成。一个值是一个文字值或一个非文字值。文字值由一个值字符串(值的编码，表达值的内容)组成。非文字值由零个或一个值标识符(标识值)，零个或一个词表编码体系标识符(标识值所属规范词表)和零个或多个值字符串组成。一个值字符串是一个普通值字符串或是一个某种类型或结构的值字符串。普通值字符串附带一个语言选项，这个选项是一个ISO语言标签如en-GB。具有某种类型或结构的值字符串附带一个句法编码体系标识符来标识值字符串的类型或结构所从属的句法编码体系，如日期类型。

文字值是一个文字串，如题名(文本)，数量(整数)等，不能进一步描述，可以有语种或句法编码体系。非文字值是事物、概念或其他非文字串的东西，如人物、文档、事件等，指代某种事物，可以进一步在另一条描述中进行描述或用一个陈述描述，可以是有值字符串，词表编码体系，值标识符。

一条DC元数据描述只能描述一个且仅仅一个资源。但是在现实世界的元数据应用中，被描述的资源常常具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就需要把具有某种联系的资源的元数据描述聚合起来形成描述集。而在软件或应用之间交换数据时，通常根据DCMI编码指南对描述集进行编码，以元数据记录(Record)的形式进行交换。

3.3　词表模型

词表模型定义了DC元数据所使用的规范词表的构成――术语词汇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如图3所示：

一个词表是一个或多个术语词汇组成的集合，一个词汇是一个或多个词表的成员。一个词汇是一个属性(元素)、类、词表编码体系或者句法编码体系。一个属性可以通过关系“有定义域(has domain)”与一个或多个类相联系。如果一个属性与某个类具有此种关系，而且这个属性是一个“属性―值”对的一部分，那么意味着被这个“属性―值”对所描述的资源是这个类的实例。一属性可以通过关系“有值域(has range)”与一个或多个类相联系。如果一个属性与某个类具有此种关系，而且这个属性是一个“属性―值”对的一部分，那么意味着这个“属性―值”对中的值是这个类的实例。一个属性可以通过关系“子属性”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属性相关联。如果一个“属性―值”对使用子属性及对应的值来描述一个资源，那么这个资源也可以用子属性关联的属性(父属性)及子属性的值来描述。这里体现了DC元数据的向上兼容原则(Dumb-down principle)。一个资源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类的实例(instance of)，也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词表编码体系的成员(member of)。一个类可以通过关系“子类”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类相关联。资源是子类的实例，也必定是关联类(父类)的实例。一个句法编码体系是一个类。DCAM没有提供明确的表达类的机制。类可以通过在一条描述中使用一个或多个陈述来实现，或通过属性的定义域来实现。

4 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对旧版的发展

DC元数据抽象模型从2005年3月成为DCMI的推荐规范以后，包括DCMI应用委员会、DCMI工作组特别是制定DC元数据应用纲要的工作组、DC元数据应用纲要实施人员、元数据研究人员、编码规范制定人员等在内的使用者提

出了自己的应用评价。这些评价在肯定抽象模型重要价值的同时，发现了抽象模型存在的问题如遗漏、模糊、冗余、错误等，提出了对抽象模型的修改意见。这些应用反馈导致了抽象模型的进一步修订，经过2007年2月、4月两轮修改及公示，最终在6月新版抽象模型成为DCMI的推荐规范。

新版抽象模型在结构、内容和措辞上作了巨大的改动，其语言表达、语义定义、组织结构更加严谨、清晰、明确。

新版抽象模型的改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语言表达、文字表述的改进

新版抽象模型修改了对抽象模型目的的描述，并把词表模型从资源模型中抽出单独定义。旧版抽象模型的目的描述没有反映抽象模型在定义什么是DC元数据、DC元数据描述结构的本质以及如何解释这些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新版抽象模型对此做了改进，更明确地表明了抽象模型的目的。词表模型基于RDF Schema，描述了DC元数据描述所使用的术语词汇的类型以及术语词汇间关系的类型，对于DC元数据描述引用其他元数据标准的属性词汇或自定义词汇而言，有必要更明确地对词表模型进行单独定义并进一步扩展，而词表模型在旧版抽象模型中是隐含资源模型中的。此外，新版抽象模型更新了使用UML表达抽象模型的图表，提高了可读性。

4.2　内容、结构的删减

新版抽象模型删除了旧版抽象模型中关于编码指南和关于结构化取值的附录以及关于向上兼容的讨论。基于抽象模型的编码规范制定之后，附录中的编码指南将显得冗余。关于结构化取值的讨论放在修订的DCSV、Box、Period、Point规范中。此外，新版抽象模型在描述集模型中删除了标记文本和结构化取值，删除了旧版模型中的“Rich Repre-sentations”。“Rich Representations”中的内容允许自我描述，不符合“一对一原则”。

4.3 已有概念、结构的进一步明确

这方面的修订包括：子属性、子类在词表模型中作为属性、类之间的关系进行表达，并在词汇表中进行定义，而不再作为单独的类定义；强调描述集是基本的抽象信息结构；使用“Described Resource”作为描述的主语，消除取值和资源的混乱；值字符串可以附带语言选项或者句法编码体系选项，也可以不带，而不是全带；更新句法编码体系的定义，明确地把它与RDF Schema中的类“DataType”相映射；重新定义词表编码体系为“资源枚举集合”，从而使属性的取值作为其成员可以当作类的实例被进一步描述。

4.4　新概念、新结构的扩展

新版抽象模型对词表模型进行了单独定义，以明确DC元数据描述中使用的术语词汇类别；增加了抽象模型语义与RDF／RDFS的对应关系，使其更加易于理解。

新版抽象模型为属性附加定义域(Domain)和值域(Range)声明，使隐含在人类可读的元数据描述中的语义显性化。定义域和值域作为词表模型中属性和类的关系进行定义。定义域表明属性所描述的资源所从属的类，而值域表明作为属性取值的资源所从属的类。定义域和值域以有益于推理的形式说明了与一个给定属性相关的被描述资源和取值资源的种类。形式化的定义域和值域使得机器能够处理隐含在自然语言定义中的涵义。

新版抽象模型将属性的取值进一步区分为文字值和非文字值，以支持任何基于抽象模型的编码格式可以非常明确、容易地转换为RDF格式。

5 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对DC元数据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DC元数据已经发展为由多个部分组成的较为严密的体系，包括抽象模型、编码规范、受控规范词表、应用纲要等。在各个部分中，抽象模型越来越起到基础性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5.1　抽象模型与编码规范

DC元数据抽象模型提供了多种编码方式互操作的概念模型，独立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编码方式，各种具体的编码规范必须符合抽象模型。新版DC元数据抽象模型推出后，所有的编码规范都将重新修订。2008年1月新的RDF编码规范(DC-RDF)已经作为推荐规范正式推出，替代原有的RDF／XML规范(DCQ-RDF-XML、DCMES-XML)。这个规范描述了如何使用RDF模型来表达DC抽象模型的特征，没有限定任何具体的RDF编码方式如RDF／XML，所有的RDF编码方案都可以使用，可以是RDF／XML、N-Triple、RDFa，也可以是RDF数据库。新的符合抽象模型的XML规范以及(X)HTML规范正在制定之中。新的XML规范将将分为两个版本：DC-XML-Full和DC-XML-Min。DC-XML-Full体现抽象模型的全部特征，比较复杂，满足复杂的元数据需求。DC-XML-Min体现抽象模型的部分特征，是一个子集，直观简单，满足简单的元数据需求。

5.2　抽象模型与术语词表

DC元数据术语词表作为DC元数据描述所使用的术语词表之一，必须符合抽象模型。2008年1月新的术语词表规范根据新版抽象模型作了较大的修订。由于所有符合抽象模型的元数据描述所使用的术语词汇必须赋予唯一的标识符，因此DCMI首先于2007年7月根据新版抽象模型修订了命名域政策规范(Namespace Policy)，使命名域政策规范的用语与抽象模型一致，同时增加了一个新的命名域dcam：，以容纳新增的术语词汇。新版术语词表主要作了如下改动：

对一些定义、描述性标签和用法注释作了修订。

更加明确地区分两种编码体系：句法编码体系和词表编码体系。修订了两类编码体系的定义，以便明确如何从模型的角度看待和解释这两类编码体系。

增加与抽象模型相关的两个新的术语：memberOf和VocabularyEncodingScheme。

明确词表编码体系是一个资源的枚举集合，DCMI类型词表是一个类的枚举集合。

对属性形式化的定义域和值域及子属性关系(针对部分属性)作了明确的规定。

为了不影响已有简单DC RDF实现的一致性，DCMI没有给DCMES即dc：命名域中的15个属性规定定义域和值域，而是在dcterms：命名域中新创建了15个具有相同名称的属性，这些新属性被规定为原有属性的子属性，同时分配了定义域和值域。抽象模型不再把属性区分为元素和修饰词两种类型，新的修订包含了子属性关系的表达，如dcterms：creator是dcterms：contributor的子属性。同时，这种关系的表达只限于新创建的15个属性。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自由地选择这两种15个属性，但是应该尽可能地选择dcterms：命名域中的属性，它们更适合于机器处理。

5.3　抽象模型与应用纲要

近年来DCMI大力推广和完善应用纲要，但是应用纲要本身也需要进行一定规范，否则也无法达到最低程度的一致性。完善后的新版抽象模型提供了实现机器可处理的应用纲要所需要的元数据模型。2007年8月的DC年会上提出了一整套以DC元数据抽象模型为基础的元数据应用纲要形式化方案，称为“新加坡框架(Singapore Framework)”。2008年1月DCMI了“新加坡框架”的相应文档，阐述了DC元数据应用纲要的概念及组成。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描述集纲要(Description Set Profile，DSP)。它基于DCMI抽象模型，为应用纲要提供了一个描述集结构约束语言，对应用纲要的形式化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组词通用版范文第2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 1978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 1984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组词通用版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四个版本 外部功能 内部构成 短语及其部件 立目原则

一、语文词典对短语立目的常见方法

汉语中有不少词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同另一个词组成三字格或四字格的短语（下称短语）使用。与此相反，一个短语所包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有的可脱离短语独立使用，有的则不可。这样，词典对短语及其部件的立目便可能出现四种情形：

第一种：整体立目，左右两个部件也立目。如：“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开绿灯/开/绿灯”都立目。

第二种：整体立目，左右部件只有一个立目。如“宁死不屈/不屈”立目，左部件“宁死”不立目；“青云直上/青云”立目，右部件“直上”不立目。

第三种：整体立目，左右部件都不另外立目。如：“眼高手低”立目，“眼高、手低”两个部件均不立目；“含辛茹苦”立目，“含辛、茹苦”不立目。

第四种：整体不立目，但左右两个部件分别立目。如：“规章制度”不立目，“规章”和“制度”分别立目；“壮志凌云”不立目，“壮志”和“凌云”立目；“完美无缺”不立目，“完美”和“无缺”都立目。

据初步考察，《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也酌情收录了一定量的常用短语并予以立目。但其不同版本对某些短语及其部件的处理并不一致，且同一版本对内部关系相同的短语部件处理也有所不同。鉴于此，我们拟在讨论《现汉》短语外部功能及其内部构成的基础上，对其1973、1978、1996及2005年等四个版本部分短语及其部件立目状况进行考察，了解其短语的立目原则，分析其处理方法上的利弊，进而提出改进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5年版与1996年版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本文对2005年版不作重点考察，只在必要时略作说明。

二、《现汉》短语的外部功能及其内部构成

同其他语言单位一样，短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内部构成和外部功能”（陈昌来，2012：72）。外部功能指短语在句中充当何种成分（如主语、谓语、定语等），从词典立目角度说，它还包括短语是否常用、其构成部件能否独立运用。内部构成指短语的组成部件及其结构关系。本文从词典立目出发，就其外部功能考察短语及其部件的独立使用状况，就其内部构成考察短语的构成基础、部件及结构关系。

（一）短语的外部功能

从其外部功能看，收录词典的短语通常是结构定型、在句中能独立充当一定成分且常用的。因此，独立性和常用性是短语能否进入词典并予以立目的重要依据。经考察，收录《现汉》的短语在句法功能上主要有三种类型：谓词性短语（在句中充当谓语和述语）、体词性短语（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及加词性短语（在句中充当定语和状语）。（陈昌来，2012：51）我们在2005年版中随意选取了如下五个音节的全部短语词条（去除“不…不…”之类的类固定短语），根据北大语料库前100条语料对其主要功能进行统计（详见表1），基本印证了陈昌来关于短语的谓词性倾向非常突出的说法。（陈昌来，2012：52）

表1：《现汉》（第5版）部分短语功能一览表

字母 谓词性 体词性 加词性 共计

bu 126 17 5 148

hong 1 11 3 15

ke 12 19 3 34

pi 12 3 3 18

shu 20 11 2 33

总计

百分比 171

68.95% 61

24.6% 16

6.45% 248

100%

（二）短语的内部构成

短语虽然都是由词组合而成的，但其内部构成要素复杂（有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数词、连词、代词、介词等），构成途径也不尽相同（此处不考虑短语构成的具体过程和年代）。如《现汉》的短语有的是通过从原句提取关键词凝固而成的（如“星火燎原”），有的是自由词组因频繁同现黏合而成的（如“科学发展观”），也有的是由复句紧缩而成（如“宁死不屈”）。不同短语的构成基础及部件关系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有的短语的几个组成部件早就有之，只是在后来的使用中经常同现，便逐渐凝合成了短语，如“操作规程、装腔作势”等。有的短语中一个部件可独立使用，另一个通常不独立使用，而是依附于整体短语使用，如“青云直上、宁死不屈”等。也有的短语两个部件都不能独立使用，只能组合成短语整体使用，如“眼高手低”等。还有的一出现虽是短语形式，但在之后的使用中其组成部件之间逐渐出现了可插入别的成分、倒装等灵活使用的情况，以至最终部件各自独立使用，如“唱独角戏、戴高帽子”等。

通过考察并分析，我们发现《现汉》的各种短语主要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古代书面语的固定短语——成语，其音、形、义、序很少有变化；第二类是带有口语色彩的3～4音节的短语，使用时搭配、顺序灵活多变；第三类是由自由词组逐渐黏合成的短语。就其主体而言，这三类短语的内部结构黏合度、语义紧密度依次递减。

除上述的第一类有鲜明特点外，其它两类短语的构成也有明显的倾向：前一类大多是通过截取句中关键词加以整合或通过“隐喻”“转喻”而成。语言中简单、常用、使用范围广、易上口的词（尤其是单音节词）较易与其他词组成新的短语。以“吃”为例：

说话火气大吃枪药

只吃饭不干活吃白饭

靠出租房子生活吃瓦片

吃了亏不愿意或不敢说吃哑巴亏

组词通用版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本文选取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两套教材，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进行语法方面比较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现代汉语是中文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而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也种类繁多，且各有优劣。本文就选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以下简称胡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以下简称黄廖本）这两套现代汉语教材，从语法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评述两套教材的理论指导和编写特点，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一、两部教材版本介绍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 （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本书是编者原“兰州本”《现代汉语》的增订三版。1991年出版的增订版对原来的兰州版做了大幅调整，增补了如句群、语体风格等大量内容。1997年的增订二版，有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在语法章增加了语义、语用和变换分析等内容。而增订三版在增订二版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章节，使教材编排显得更加合理科学。

这两本教材，胡本编写的特点是简赅扼要，通俗易懂，突出重点，方便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这门课程概况。本书出版早，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是学习入门的好教材。而黄廖本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教材，影响也较为广泛。本书与胡本比较，可以看出其编写详细，几乎囊括所有现代汉语研究的内容，而且构建的现代汉语系统也很严密，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帮助。而且本书的修订一直不断，作者能够适当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书中的内容做出删改，特别是在句法分析上，基本能够为句子分析提供合理的解释，跟上时展的潮流。

二、语法体系比较

在胡本中，是这样定义语法体系的：“所谓体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它不是单一的东西，是许多较小的单位组成的；第二，这些单位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语法体系这个术语，也可以用于另外一个意义上，那就是指‘语法学家对于语法现象的观点，及其根据这些观点作出的一切阐述。’”

黄廖本认为语法体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一是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它是研究和解释语法事实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术语等的系统性。”

从两本对于语法体系的定义不难看出，二者对于语法体系在概念上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语法是一个系统结构，由其下位结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相互联系，具有规律性。其次，我们所说的语法体系，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用来分析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所采用的一套理论体系。

三、词类比较

胡本认为语法上的词类，“指的是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机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并认为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上，能够单独充当语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

据此把词分成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等七类；虚词分为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六类。

黄廖本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根据的也是词的语法功能。认为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是实词；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只有语法意义的是虚词。

实词下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等十类；虚词下位有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四类。

从二者对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来看，黄廖本主要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同时以词的形态和词汇意义为辅助标准。而胡本在划分上一般是词的语法功能即以能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为依据。黄廖本认为“语法功能”指词在语句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词与词或者短语的组合能力。胡本也基本是这样表达。二者都采用两分法，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但是，由于对词的语法功能内涵的把握和采用其它辅助标准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两家对实词和虚词所包含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

（一）胡本把实词分为七类，虚词六类，词类总共十三类；黄廖本把实词分为十类，虚词四类，总共也十四类。

（二）黄廖本从形容词中分出区别词，而胡本不独立出来。

（三）胡本把叹词和象声词归为虚词，黄廖本归为实词（象声词在该本中为拟声词）。黄廖本依据是叹词可作独立成分和单独成句；拟声词可以作状语、定语、谓语、补语、独立语等，也可以单独成句。而胡本认为虽然它们可以独立成句，但一般不与其它实词发生关系，故认为它们是虚词。

四、短语（词组、结构）比较

胡本认为词组是实词和实词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从广义说，词和词的组合都可以叫做词组。但是，词和词的组合，可以是实词和实词的组合，也可以是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我们这里所讲的词组是狭义的，即专指实词与实词依靠一定的语法手段（如‘虚词’‘语序’）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而黄廖本把词组叫做短语。认为短语是意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

比较可知，胡本认为词组是成句单位，而黄廖本也认为短语是汉语句子的备用单位。二者都认为短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构类型,，一种是功能类型。

胡本按照词组内部的不同结构方式，把词组分为偏正词组、后补词组、动宾词组、主谓词组、联合词组、同位词组、连动词组、兼语词组等。除上述八种，还有其他的一些词组，如数量词组和方位词组等。此外，胡本把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叫做结构，如“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与词组是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讲的。从功能类别上把词组分为名词性词组和非名词性词组等类型。

而黄廖本从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上，把短语类型分为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中补短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助词短语（“的”字短语、比况短语、“所”字短语等）等十二类。从功能类别上把短语分为名词性短语和谓词性短语两种。同时，黄廖本还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短语分为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比较二者异同可知：

（一）胡本的词组概念略窄，它与结构一起相当于黄廖本中的短语，胡本中的“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相当于黄廖本中的助词短语、介词短语等。

（二）胡本中的后补词组相当于黄廖本中的中补短语，除上面所讲的结构外，其他词组与黄廖本中的短语大致相当。

（三）胡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所采用的术语与词的构造分类不相对应，讲词组的功能类别时也使用“名词性词组”“非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等词法术语，不能相互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而黄廖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使用联合、偏正、动宾、主谓等术语，这与词的结构分类所使用的术语尽量一致。从功能类和其他方面采用划分出的短语，也尽量做到两分法，如“名词性短语”与“谓词性短语”、“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四）二者在短语的分析方法上都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直接层次分析法，而在歧义句的分析上，黄廖本还引进动作的施事和受事等语义分析，更好地解决直接层次分析法的缺点。

五、句子比较

胡本认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结构方式和特定的语调。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并把它们称为句类。按照句子的结构和格局，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等，这些就称为句型。主谓句的下位类型是根据谓语的结构来划分的，基本的类型是名词性谓语、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此外还有特殊的主谓谓语。又从谓语的结构方式上把复杂的动词性谓语分成动宾谓语、动补谓语、连词谓语、兼语谓语等。

黄廖本认为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根据语气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叫做句类。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根据句子的结构分的句子类型叫句型。首先分出单句和复句。单句又可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根据谓语的构成材料，主谓句分为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

根据全句主要词语的词性，非主谓具有可以分为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叹词性非主谓句、拟声词非主谓句等五种。认为句法成分是短语和句法结构的组成成分。有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等八种句法成分。认为主语和宾语有施事、受事、当事三种意义类型。

胡本认为句子成分除了基本成分还有特殊成分。所谓的特殊成分是指全句的修饰语、提示成分、独立成分而言。“这三者的特色是：附丽于句，不能离句而独立，但又不是句子所由组成的直接成分，所以管它叫句子的特殊成分。”有全句修饰语、提示成分和独立成分三种。而提示成分又分为称代式提示成分和总分式提示成分两种。

而黄廖本同样认为句子成分存在独立语，即句子里的某个实词或短语，跟它前后别的词语没有结构关系，不互为句法成分，但又是句意上所必需的成分。独立语有四种：一是插入语，二是称呼语，三是感叹语，四是拟声语。

从二者对于句子的定义以及所采用的分类标准来看，二者区别不大，都有“句型”和“句类”这两种划分标准。而如果具体地分析，可看出二者存在以下几点异同： "

（一）都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种。根据谓语，大致都把主谓句分为名词性主谓句、动词性主谓句、形容词性主谓句和主谓谓语句。黄廖本划分更详细，还对非主谓句进行下位分析。

（二）在句法成分上，胡本只有传统的六种成分，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大成分，而黄廖本增加了动语和中心语两个成分，这样显得更加严密，因为谓语是与主语相对的，动语是跟宾语相对的，中心语是与定语、状语相对的。

（三）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分析，二者都注意从语义和语用平面入手，形成句法、语用和语义三个平面的语法分析。黄廖本进一步分析了主语和宾语在句子语义上是施受关系，指出主语、宾语与施事、受事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把它们分为施事主语（宾语）、受事主语（宾语）、当事主语（宾语）三个意义类型。

（四）两本教材都把“把”字句和“被”字句作为动词谓语句的特殊形式做了深入的讲解，但在黄廖本中还有连谓句、兼语句、双宾句、存现句，在胡本中把连谓和兼语这两个放到动词性谓语中讲，比黄廖本显得简略一些。

（五）胡本所说的特殊成分跟黄廖本的独立语相当，其中的全句的修饰语，一般是作为状语分析，属于黄廖本中的插入语，其他两项相当于称呼语、感叹语、拟声语。

（六）在句子分析上，二者采用差不多的分析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综合起来的直接层次分析方法，与短语分析相对应。

在复句章节中，胡本认为一个复句包含几个分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有一定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语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的。按照分句之间的关系，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型。认为联合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平等地连接起来的，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分不出主次。而偏正复句是由偏句和正句构成的，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从种种关系上去说明、限制正句。按照分句间的关系把联合复句分成并列、连贯、递进、选择关系四种复句，把偏正复句分为因果、转折、条件、让步关系四种复句。

黄廖本认为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句子即分句组成。分句是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言单位。根据分句间的意义关系可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联合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上平等，无主次从之分。偏正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有主有从，也就是有正句有偏句。联合复句又分为并列、顺承、解说、选择、递进五小类。偏正复句又分为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目的五小类。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对复句的大体认识相同，但在分句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胡本认为有八种复句，而黄廖本认为有十种。胡本的连贯复句相当于黄廖本的顺承复句，胡本的让步复句归入黄廖本的转折复句中，而假设复句又从胡本中的条件分出来。此外，黄廖本还另外分出解说和目的两种复句。

胡本把分句间的停顿取消了，或者有一些词语省去的复句叫做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直接用“紧缩句”来表示这种形式，不过胡本只提到偏正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包含联合和偏正复句这两大类。

黄廖本里还有句群这一说法。它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根据句际关系，可以把句群分成并列、顺承、解说、递进、选择、转折、因果、目的、假设、条件等等。这与复句关系有对应关系。本书把句群编入语法部分，是从学习复句和连词的用法角度来考虑，掌握句群知识有助于理解语言，运用语言。而胡本不在语法篇章中考虑这些问题。

六、结语

上述两部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繁简与通俗的协调上，各有千秋。由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这两部教材的编写在体系框架、语法点的选择与分析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做出下面一些小结：

二者在大的语法框架上，基本一致，都能吸收新的语法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次，它们又有不同的特点，相对黄廖本，胡本较为简约。特别在句子成分的介绍上，黄廖本用了大量的篇章来构建这个系统，建立起相对严密的系统，并在逻辑推理和划分标准上尽量做到一致，使其能够量化，可操作性更强。再次，胡本采了用许多传统术语，并进行了一些创新，现在大多数为大家所采用，而黄廖本在术语的规范性上更加科学合理。胡本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的尝试，现在也为大家所采用，这在黄廖本中更进一步做出论述。在实用角度，胡本体系清晰，而黄廖本有大量的例释，并配有详细的图解，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孙建强.论黄、廖《现代汉语》（增订本）的语法体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4]许光烈.黄廖本《现代汉语》求疵[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5]徐晓琳.四本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之比较[J].东南传播，2007，（10）.

[6]肖 钢.几部通行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比较分析[D].吉林：延边大学，2003.

组词通用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学英语；词汇教学；有效方法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7-0080-01

掌握一定数量的英语词汇有利于学生学好英语。在词汇教学的课堂实施方面，要充分理解《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的“掌握有效记忆和使用英语词汇的方法”这一新内涵，做到“在小学阶段，学习策略的培养可以采用渗透的方法、多引导学生通过感知不同学习方法和技巧的作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词汇教学当然也要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其教法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如下几种词汇教学方法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多形式呈现词汇

1.以旧引新。以旧引新是利用学生已有的词汇知识来学习新词，既复习了旧词，又掌握了新词，从而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

2.运用对比。如学习“big”和“small”时，笔者用两个一大一小的苹果来呈现；学习“long”和“short”时，笔者用两把一长一短的尺子进行比较。这样一来，学生对所学词汇印象非常深刻。

3.全身反应。对小学英语教学来说，做动作有助于单词的记忆。有些单词通过肢体语言来呈现，学生的记忆尤为深刻。如教广东版《开心学英语》Book 3，Unit 2 《School activities》中学习“play soccer，play the piano…”等动词短语时，笔者分别做出不同的动作，并让学生和笔者一起边说边做动作，落实到每个学生，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多方法记忆词汇

1.新旧结合，分类识记。为了让学生牢记生词音义，日常运用自如，笔者运用了新旧结合、分类识词的方法。例如在学习广东版《开心学英语》Book 7，Unit 5《It’s a magic hat.》当中的“hundred，thousand”等数词时，我领着学生先复习以前所学的数词及其序数词，并将这些数词整合，教给他们各种数词的表达法。再如教Book 7，Unit 11《Let’s go to space》中的“moon”一词时，结合以前所学的“room，broom，noodles”等词，让他们寻找“oo”的发音规律，同时也把所学过的“good，food，cook”等单词进行整合，让学生在学新忆旧中牢记单词的音、形、义。

2.创设情境，歌谣助记。将歌谣引入英语课堂不仅便于教学，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开启心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笔者经常根据教学实际结合每一个模块所学单词自编一些歌谣。例如：在学习Book 3，Unit 2时，笔者编写如下歌谣：Doing，doing.What are you doing？Reading，reading.I am reading...

3.旧曲新唱，加深记忆。歌曲有优美的旋律，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因此笔者常常把学生所学的单词套在学生所熟悉的曲子中。学生通过唱歌，能很快学会新单词和新句型。如学习Book 3，Unit 5 《My Body》时，笔者把所学的单词编成一首歌，套上了《两只老虎》的曲子：I have two hands. I have two hands.My left hand，my right hand. Do you see my two hands？Do you see my two hands？用“ears、eyes、arms”等词替换划线部分的单词来重复歌唱。学生通过反复唱，不知不觉、高高兴兴地把本模块所学的单词、句型牢记在了心里。

三、多方式全面参与

在日常教学中，笔者努力探索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途径，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的局面。小组的划分以及明确的分工使得原本比较分散的学生凝聚成了一个个小团体，每个小组就好比一个浓缩的英语课堂，合作气氛相当热烈，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笔者常用的策略如下。

1.小组游戏竞赛法。小组游戏竞赛是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参加语言交际的一种活动形式。如：“看谁记得快”、“词语接龙”、“开火车”等游戏活动，有利于学生初步认识单词及巩固单词。

2.小组对话表演法。小组对话表演法是小组成员根据所学词汇及句型合作编写新对话，并要求每组成员把自己编好的对话加上表情动作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最后由教师和学生一起评选出优胜组。这种方式使学生在英语交际中巩固了单词。

3.小组故事配音法。小组故事配音法是小组成员根据所学的故事，进行“我是小老外”的配音活动。每节课抽若干组进行小组配音活动，配音前要求每组成员按故事的内容分好角色，看着取消了声音的动画故事进行配音，配音时一定要认真模仿故事中的语音语调，要带有表情，声音要带感彩。这样的配音活动促进了学生学以致用单词。

小组活动加快了教学的节奏，加强了训练的密度和广度。学生在活动时都被一种积极的情感所支配，大大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在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笔者实施了多种词汇教学方法，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在成功的感受中树立了学习的自信心，并养成了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

参考文献：

[1]程晓堂，刘兆义.小学英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