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得宁戚范文第1篇

【关键词】齐桓公;得;失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乱离的时代,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小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齐桓公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任用管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增。但俗说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观齐桓公的一生,虽然创造了许多辉煌,但也有一些个人之失,给自己的人生乃至国家留下了败笔。

齐桓公之得

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为君,公子纠在管仲的辅佐下逃往了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逃往了莒国。次年,雍廪杀了无知。一时间齐国无君,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此消息后,都想回齐国即君位当国君,于是都连夜回赶齐国。为了能够阻挡小白回国即位,管仲带兵追堵,在莒国到齐国的路,管仲匆忙间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假装倒地而死,骗过了管仲,实际只是射中小白的衣带钩。管仲派人回鲁国向公子纠报捷,公子纠以为君位已定,就慢慢地往回赶,过了六天才到齐国的边界之地。而小白已昼夜兼程赶回齐国,此时的已被立为国君了,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当政之初,齐国的乱象纷呈,社会动荡不安,民心不稳。为了治理好国家,鲍叔牙向齐桓公建议起用管仲。齐桓公因管仲曾用箭射自己,非常想报这一箭之仇,但鲍叔牙劝说道:“君将治齐,高萦胧逖雷阋印＞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在他的劝说下,齐桓公不仅没有杀掉管仲,反而让他当了相国;管仲也非常清楚,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齐国的霸业的,于是他对齐桓公说,我一人不能够治理天下,必须得提拔隰朋为大司行,宁越为大司田,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宾须无为大司理,东郭牙为大司谏。齐桓公完全照办了,并赐管仲封号为仲父,把整个国家的大权都交给了他,对其他大臣说“以后凡是有什么国家大事,必须先告诉仲父,然后再告诉我。凡是行与不行,全凭仲父一人裁决。”这是需要一定的度量和胸怀的。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北杏会盟时,被鲁国的曹沫用剑劫持了。曹沫要求管仲归还齐国占领的原属于鲁国的土地,要求管仲与他喝血酒盟誓,齐桓公说:“为什么非要仲父喝呢?我和你喝”。事后,齐国的大将们对此事非常愤怒,要求齐桓公扣下鲁君,齐桓公说“我已答应了曹沫,平民之间立约,还不能失信,何况我是一国之君呢?”。

宁戚本是一个在齐国放牛的卫国人,管仲知道他是个人才后,就给齐桓公写了一封推荐信。而宁戚在齐桓公到来时,没有立即拿出此信,而是通过用自己的歌声来讽刺时政,要试一试齐桓公是否值得他去辅佐;齐桓公想封宁戚做官时,竖貂建议齐桓公去查一查宁戚的底细,齐桓公说:“这人很豁达,不拘小节,在卫国恐怕有过错,发现其过错,封爵不光彩,抛弃他又觉可惜”,于是封其为大夫,宁戚最终没有辜负管仲和齐桓公的期望。这也是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优点。

公元前663年,山戎国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因为齐国是当时的盟主国)。齐桓公率领由各诸侯国组成的联军去救燕,攻打山戎国,一直打到孤竹才停。燕庄公为了感谢齐桓公,就亲自送别齐桓公,一直到了齐国的境内了。齐桓公说:“如果不是天子,诸侯向来送人是不能出境的,我不可以对燕君无礼。”于是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给了燕国,叮嘱燕君学习召公为政,像周成王周康王时一样给周朝纳贡。诸侯听说此事,都拥护齐国。

齐桓公之失

纵然是如此贤明的齐桓公,在其人生当中,有时也会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放纵自己而使自身有失。

公元前684年,因鲁国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齐桓公用兵打败了鲁国军队,并强迫鲁国杀掉了公子纠(为鲁庄公的外甥),并用欺骗的手法要回了管仲委任为相,鲁国认为是一种耻辱,于是鲁国出兵攻齐了。管仲认为此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都还不稳定,不能打仗;但齐桓公不听,认为齐国是大国,而鲁国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导致了长勺之战的大败。

长勺之败后,齐桓公后悔了,于是把全国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管仲,自己只是纵情于酒色狩猎之中。这时期,齐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位奸人竖貂、易牙和公子开方来到了他的身边。易牙善于烹调,做的饭菜非常好吃,很是合乎齐桓公的口味。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我已尝到鸟兽鱼虫的味道很多次了,没尝过的,只有人肉了,那个味道怎么样?”易牙马上退了出来,到了中午饭的时候,端上来一盘蒸肉,齐桓公吃了,觉得非常鲜美,问易牙,“这是什么肉呀,味道怎么这样美呢?”易牙回答说是人肉,齐桓公听后大吃一惊,马上问“是从哪里弄来的?”易牙说“我的儿子三岁了。我听说‘忠君者没有其家’。您没有尝过人肉,因此杀了自己的儿子让您享享口福。”齐桓公因此认为易牙是非常忠于自己的。俗语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作为一国之君,自己的言行是万民的表率,国君是不能随意说话的,更何况开这种玩笑。杀三岁的儿子,也是杀人,齐桓公却不能依法去治其罪,反而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为自己惹祸上身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觉得自己尊王攘夷、匡扶周室、扶弱救贫、九合诸侯,功劳非常大,他说“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③所以也想学一学古代帝王的封禅泰山之壮举,虽说后来在管仲的固谏之下没有去做,但归国后却大兴土木,营造华丽宫殿,并比照周天子的车仗仪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齐桓公得宁戚范文第2篇

识人有方

[诸葛亮：人力资源全攻略]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一位人力资源管理大师。他不仅成功地使用、驾驭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虎将”，还为蜀国发掘了姜维等新生代的将才。

在诸葛亮所著的《心书》中，讲到如何知人识才，这位人力资源大师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其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以观其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

[汉景帝曾国藩：见微知著察人有术]

汉景帝是汉初的一位明君。他不但延续了文帝留下的治世，还为其后武帝开创汉朝的全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亚夫是汉景帝时期的重臣，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丞相，为汉景帝建言献策，忠心耿耿。一天，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块大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有准备筷子。周亚夫很不高兴，就向内侍官员要了双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赏你这么大块肉吃，你还不满足吗?还向内侍要筷子，很讲究啊!”周亚夫闻言，急忙跪下谢罪。汉景帝说：“既然丞相不习惯不用筷子吃肉，也就算了，宴席到此结束。”于是，周亚夫只能告退，心里很郁闷。这一切汉景看在眼里，叹息道：“周亚夫连我对他的不礼貌都不能忍受，如何能忍受将来少主的年轻气盛呢?”通过吃肉这件小事，汉景帝推断，周亚夫如果辅佐太子，肯定会生出些非分的要求，于是放弃了让他做太子辅政大臣的打算。

两千多年后的清代，也有一位和汉景帝一样擅长见微知著以察人的大师，他就是曾国藩。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我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一类的工作。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不久，曾国藩的眼力得到证实，因为他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就是后来台湾省第一任巡抚――刘铭传。

尽管前后跨越两千年，但在通过细节来察人、识才上，汉景帝和曾国藩却有惊人的共识。所谓识才不只是看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这么简单，而要从小的方面推断大的方面，从今天的行为推断以后的行为，得出用人策略。

[农民领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在起义中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宣言。尽管起义最后归于失败，但这一宣言却成为农民阶级争取平等权利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当我们在观察用人识人的谋略时，我们不妨借用这一宣言，即不能通过印象、出身、外表或者一些浮华的谈吐来为一个人才定性。丑陋的钟楼怪人可能也有美丽的心灵，金玉其外的人也可能败絮其中。清末的龚定庵诗云：“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里的不拘一格也即是要我们在识人察人时不能拘泥于陈规和表面。试想，如果周文王看重印象，那姜太公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故弄玄虚，用直钩钓鱼的乡间野夫，如果刘邦看重出身，韩信可能也只是一个甘于忍受胯下之辱，混迹于市集的小混混，而如果刘备看重表面，那么诸葛亮也不过是隐居在隆中的一个读书人。正是因为这些用人者“不拘一格”，不迷信于“王侯将相”，才发现了真正的人才，成就了大业。

求才以谋

[秦昭王：战国时代什么最贵?人才]

或许我们都想不到，当《天下无贼》里关于人才的调侃铺天盖地地流行时，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国君已经实践了“人才最贵”的真理。这位君王便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

昭王在位时期，秦国有一位隐士熟知兵法，颇有远略，名叫范睢。得知范睢后，秦昭王驱车前往拜访范睢，见到他便屏退左右，跪而请教：“请先生教我?”但范睢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于是，秦昭王“第二次跪地请教”，态度上更加恭敬，可范睢仍不语。秦昭王又跪，说：“先生还是不愿意教寡人?”这第三跪打动了范睢，道出自己不愿进言的重重顾虑。秦昭王听后，第四次下跪，说道：“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更不要对我怀有疑虑，我是真心向您请教。”范睢还是不放心，就试探道：“大王的用计也有失败的时候。”秦昭王对责备并没有发怒，并领悟到范睢可能要进言了。于是，秦昭王第五次跪下，说：“我愿意听先生详细地说。”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恭敬。这一次范睢也觉得时机成熟，便答应辅佐秦昭王。后来，范睢鞠躬尽瘁地辅佐秦昭王成就霸业，确定了“远交近攻”的基本方略，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和秦昭王求范睢的故事类似，刘备“三顾茅庐”的典故世人皆知。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里，君王下跪是不符合伦理的大事，但为求人才，秦昭王甘愿五次施以大礼启示我们：要延揽人才，有礼，有耐心是必需的。

[齐桓公：时不我待为求才]

宁戚是卫国人，齐桓公在伐宋途中发现了他。当时宁戚正在山坡放牛，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见了齐桓公不但不像其他小民一样跪倒在道旁，还作歌讽刺时政。齐桓公知道此人一定不是普通牛倌，牛倌不会有他那样的勇气和自信，就召他至御车前问话。宁戚出口不凡，齐桓公决定任用他，特意腾出一辆战车载他随行。晚上大军休息时，齐桓公突然急命卫兵点灯，向近侍索要官帽官服和印章，要连夜拜宁戚做大官。一位名叫竖貂的臣子不理解，说：“主公为何那么急呢?明天天亮或回朝再给宁戚封官岂不更好?再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何不派人去卫国打听一下，看此人的品行才能如何?如果实在有德有才再任用也不迟。”齐桓公说：“宁戚是廓达俊杰之才，平时必然不拘小节，不喜与小民厮混在一起，人缘一定不好，因为怀才不遇的缘故心情不好，小错小过在所难免。明天大军就要经过卫国，若访得宁戚的过错，再

封他做大官难免面子上不好看，若是屈从舆论抛弃如此大才，那就太可惜了。”于是连夜拜宁戚做大官。后来，宁戚果然没有辜负齐桓公的慧眼。大军到达宋国时，宁戚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宋国投降，使齐国君臣免除了兵戈血刃之苦。

[齐宣王和刘备：走进人才的圈子]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淳于髡，身材矮小，滑稽多辩，却很有智慧。齐威王招揽贤才，任命他为大夫。齐威王死后，齐宣王即位，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统治，期望得到大批人才为其出力。于是，宣王就命淳于髡为其推荐。结果，淳于髡接受任务后，在一天之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贤士。对此，齐宣王十分不理解，就对淳于髡说：“我听说人才十分难得，一百个人中选择一个贤士就相当多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很难了。你怎么竟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向我推荐七个贤士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同类的鸟儿总是聚集在一起的，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的。比如要采到柴胡、桔梗这些草药，你若是到洼地去找，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可是如果到黍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如此。我淳于髡总算是一个贤士吧，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像到河边去汲水、用火石取火一样容易。我还准备再给大王推举一批贤士哩，何止这七个人?”

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偏安新野时期，访得贤人徐庶，于是，便任命徐庶为军师。这日，曹操派人送来徐母的书信，信中要徐庶速归曹操。徐庶知是曹操用计，但他是孝子，执意要走。刘备顿时大哭，说道： “百善孝为先，何况是至亲分离，你放心去吧，等救出你母亲后，有机会我再向先生请教”。第二天，刘备为徐庶摆酒饯行，等到徐庶上马时，刘备又要为他牵马，将徐庶送了一程又一程，不忍分别。徐庶感动得热泪盈眶，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不仅举荐了更高的贤士诸葛亮，更发誓终生不为曹操施一计谋。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管理者用人应记住淳于髡的话，通过已有的人才，不断去发现其周围圈子里的贤士，挖掘、吸引更多的人才，为己所用。在做法上，应该像刘备那样，用真诚感动人才，促使其为己推荐更多的人才，保持己方的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

用人有道

[唐太宗：打造名臣团队]

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延揽、重用了了房玄龄、李靖、魏征等大量人才。可以说，唐太宗执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涌现名臣贤相最多的一个时期。如此多的人才，唐太宗在使用上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其一就是人用其长。唐太宗认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房玄龄处理国事总是孜孜不倦，知道了就没有不办的，于是唐太宗任用房玄龄为中书令，让他掌管国家的军令、政令，辅佐天子掌管朝政。这正符合房玄龄“孜孜不倦”的特性。但是，房玄龄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不善于整理。面对很多精辟见解，房玄龄总是顾虑很多，很难决定颁布哪一条。另一位大臣杜如晦，虽不善于想事，但却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交皇帝。于是，唐太宗就把杜如晦和房玄龄配合使用，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的人才结构。

二是注重培养。唐初的大将李靖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唐太宗就任用李靖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掌管全国刑法和徒隶、勾覆、关禁的政令。这些都正适合李靖才能的发挥。其后，唐太宗又从李靖身上受到启发，确立了使用读书人人朝为官与外出带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建立了宰相基本上由在边疆带过兵的读书人担任的官僚体系，使人才能全面地了解民情，增强官员决断的科学性。其后的几十年里，唐太宗培养了大批出将人相的人才。这种制度也被唐朝一直沿用到“安史之乱”前。

[刘邦：1+1>2的配置战略]

尽管汉高祖刘邦因为不学无术、出身寒微常被史家诟病，但如果说到整合优势人力资源，优化人才配置结构的方略，中国历史上恐无出其右者。

刘邦取得天下以后，和功臣、将相们讨论问题时说： “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平定国家，安抚百姓，论功奖惩，确保军粮运输，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

刘邦的高明在于善用比自己厉害的人物，能使各种杰出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而且有效授权，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发挥最大效能。刘邦曾问韩信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问到自己，韩信说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刘邦就问他，为什么韩信反为自己所擒。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善将将。韩信的一席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刘邦能成大业的真正原因。

好的领导者不仅应该能发现人才，善用人才的长处，更应该懂得如何统筹，配置优势人才，做到才尽其用，用最佳配置发挥人才的最大效能。在中国古代，文人相轻导致强强联手却1+1小于2的案例举不胜举。相比之下，刘邦的高明便跃然纸上。

[雍正：尊重人才的执行力]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反复告诫百官，须视本地风土民俗酌情执行朝廷谕令，反对不加思索机械地贯彻。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我治天下总是以天下的兵民为重……但我一个人考虑问题可能不够周密，况且天下各地情况不一样。因此，对平时我所颁发的上谕和各位大臣禀报推行的事情，如果和当地情况不太合适，可以灵活的掌握，自己加以判断。只要将真实的原因和情况及时上报就可以。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凡是我发出的旨意，都是针对特定的人、特定的事，有些在这个地方合适，在另一个地方就不合适，在这个人身上合适，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能推行。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只贯彻皇帝发出的旨意，没了自己的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雍正能如此尊重下属执行命令的自，准许“因地制宜，化裁取当”，反对不加思索、机械地贯彻，是不是会给我们今天的管理者以启示呢?

人事智慧之思辨命题

王之光

[“亲”与“贤”之争]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这是以血缘和氏族结构起

来的封建社会里难以回避的用人命题。尽管古代帝王也崇尚“天下为大”，但其思想却是建立在“天下即我帝王家”的观点之上。在此理念下，家治天下的观念便从帝王家开始，一级一级被各层官员实践。到了魏晋时期，士庶之分、门第观念达到顶峰。于是，亲与疏，亲与贤的问题开始浮上水面。一些下层的知识分子为求出路，开始倡导“尚贤使能”的思想。之后，开明的士大夫阶层中有人逐步接受这种思想，并提出“任人唯贤”的观点，甚至于在唐朝还出现了“人才考察回避制度”的雏形。但“唯贤”的作法显然并不完全符合“家天下”的价值观念，于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了中国式的中庸之道在用人上的最高明实践。可是，在现实操作上，“亲”与“贤”的问题不仅困扰了历代的帝王明君，至今仍是中国用人制度中提及率最高的关键话语。

[“德”与“才”之辩]

在西方，这可能根本成不了一个问题。在民风开放、民主盛行的古希腊，人们常常会聚集在广场进行辩论。不管你是流氓，还是恶棍，只要走上演说台，演说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就有可能被民众接受，观点甚至可能被元老院采纳。在大航海时代，不少被国王授予爵位的探险家，领受王命航行的征服者根本就是海盗，甚至是没有活路，被迫远行的罪犯。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西方的统治者在用人时，德行的考量并不是必要条件。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不仅是一套学问体系，更是一整套严格的德行制度和价值观念。宋学的出现更使儒学的伦理意义远远超过学科意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拔人才时附加对德行的考量便不足为奇了。儒家认为，德才兼备者可用，有德无才者亦可用，但有才无德者却是万万用不得的。典型的例子如春秋时期的孟尝君因为使用鸡鸣狗盗之徒被历代所诟病；清代的雍正皇帝更因为使用酷吏强力推行“摊丁入亩”的改革招致天下儒子的强力反弹。这些都是古代中国用人历史中，“德”与“才”的博弈。时至今日，不少用人单位在选拔人才时依旧看重被选拔者，甚至其主要社会关系的德行记录。“德”与“才”之辩看似已达成了共识。

[“权”与“位”之谋]

“权”与“位”的统一始于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科层制。但那是近代的、西方的文明成果。在中国的历史上，“权”与“位”的分离是普遍的、惯有的现象。很多时候，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位却无权，难谋其政。于是，我们便有了“实职”、“虚职”、“明升暗降”、“明调暗升”、“大权旁落”的说法，而这些在权和位之间进行的微妙运作是最能体现中国式的权谋意识的，也是统治阶层调节矛盾的重要方式。在“权”与“位”的谋变中，权位统一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种情况下，居高位、掌大权的如果是贤者，则天下大幸，如果是庸者，则很有可能天下大乱。可聪明的统治者很早便认识到权位统一容易造成专权，即便是贤者，也可能会权力膨胀，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历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便是权位统一威胁君权的明证。于是，大多数统治者会有意地制造权位分离，不把“权”和“位”这两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授予一人。贤明的统治者会让具有超高执行能力的贤者居低位，但授予其尚方宝剑，支持其掌权，让庸者居高位，不授其权，却可以以高位制约贤者的权力；而昏庸的统治者则恰恰相反，甚至于将权位统一，授予庸者。如此之法，谋也。

齐桓公得宁戚范文第3篇

追债时被枪杀

今年2月29日，31岁的山东人宋佃涛被人发现倒毙在自己的越野车内，地点是江苏省镇江市高资镇，当地警方在其头部发现疑致其死亡的枪伤。

南京籍男子高某被警方初步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缉。知情人称，身为山东桓台县浦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浦发公司”）董事长的宋佃涛，是在赴江苏向欠下5000万元贷款的高某讨债期间被人下了黑手。吊诡的是，当警方最终在南京找到高某时，他已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3月5日下午，真正的元凶，相继策划2月29日和3月1日镇江、南京连环谋财害命案，并致3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魏某，在南京家中被警方人赃并获。

绑缚着2亿多资金、数百名投资者的宋佃涛的突然死亡，迅即在桓台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手里捏着借据，对浦发公司形成围堵之势，以期拿回自己的血汗钱；焦头烂额的政府和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则调动一切力量，疲于应付各路“苦主”以及可能的上访者。

宋佃涛的死亡，不过是为近年来国内此起彼伏的民间借贷乱象平添了一笔血债而已。尽管桓台此次“意外”事件有别于此前各地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或老板跑路，但其背后涌动的，依然是残缺的金融体制下民间资本盲目无序疯狂逐利的暗流。

小城讨债潮

3月1日上午，桓台浦发公司的员工们像往常一样准时前来上班，但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紧锁的大门。有人给掌管钥匙的老板娘巩玉玲打电话，手机关机；去其位于桓台少海花园的家中寻找，同样未能发现踪影。

“不会是卷款跑了吧？”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在当地，浦发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一边吸收公众存款，一边对外放债，赚取差额。巩玉玲在公司负责财务工作，所有投资者的资金最终都要汇总到她手中。

紧接着，一个客户的报信电话加剧了员工们的不安和焦虑：浦发公司老板宋佃涛于前一天在江苏镇江被人枪杀了，其妻巩玉玲在当天下午被桓台警方带走调查。

没人敢相信这个消息。甚至在宋老板“出事”当天，浦发公司的生意还一派火爆景象：“那天收的款子挺多的，有几百万，”公司业务员张萍回忆说，“直到下班，一切都平安无事。”

此后，网络上传出的江苏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发现的那部车牌号以“鲁”开头的越野车，以及副驾驶座上那略为模糊却依然可以辨认的面容，都证实了死者的身份：宋佃涛，浦发公司董事长。

宋佃涛的突然遇害，迅即在他的家乡引发一场不小的地震。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浦发公司门口，群情激动，誓要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低调的投资者则不断拨打公司业务员的电话，追问：“你说到底怎么办？不要利息了，本钱能不能拿回来？”

有人血压升高，有人茶饭不思，有人整宿失眠……一夜之间，这个鲁中小城的安逸、宁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人们几乎从未见过的百般世相，在一次前途未卜的投资中齐齐呈现。

“我现在坐牢不怕，死也不怕，就怕客户出问题。如果客户有问题，我也活不了了。”

在老板宋佃涛遇害后，浦发公司业务员张萍曾不止一次对弟弟张博说过这句话。这让后者很紧张。张博几次出现在讨债的队伍中，与姐姐形影不离。这个在浦发公司没有任何投资的小伙子的频繁露面，甚至让当地警方怀疑他有其他什么动机。

如果把浦发公司这类投资公司比作银行，那么像张萍这样的业务员就是吸储员，专门负责为公司拉拢客户，吸收资金。鲁中小城狭窄的生活圈子，决定了他们的客户资源必然局限于亲朋好友。某种程度上，维系客户与业务员之间契约关系的，并非法律，而是亲情、友谊和道德。这也预示着，合作失败不仅意味着欺骗，还可能导致前述人情关系的彻底破裂，“连亲戚朋友都没法做”。

张萍经手吸纳送入浦发公司的资金有386万元，是公司所有业务员中数目最少的。“最多的一个（业务员）3000多万元，都是亲戚朋友凑起来，以业务员的名义存的。”

浦发公司的业务员们未曾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和资金链，会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面临瞬间崩裂的危险。宋佃涛遇害次日，桓台当地警方立即派人赶赴浦发公司，将所有账目封存带走调查。知情人透露，当公司账户被冻结时，账上资金不足3000万元，其余的钱已经全部放贷出去。

“明星企业”涉嫌非法集资

3月14日下午，张博接到桓台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电话，得知了一个令他极度惊诧亦无法接受的消息：姐姐张萍被刑事拘留了。他被通知，第二天上午去刑警队办理相关手续。

“为什么刑事拘留？”“非法集资！”“怎么会是非法集资呢？”“对，就是非法集资！”“要拘留多长时间？”“不一定，先拘留，再审，再判！”撂下电话，他“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张家老母亲因此哭了一夜。

与张萍一同被送进看守所的，还有她的3名同事。家属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赫然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张博困惑姐姐怎么会被戴上了一顶“非法集资”的帽子，在他和一些受访者眼中，浦发公司一直是以合法甚至是明星企业的光辉形象，在桓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是奔着宋佃涛的名头来的：他出身贫寒，却能在成功后依然保持低调谦逊；他的公司专业、正规，经营证照齐全；他的公司投资回报丰厚——月息2%~3%，按月结算，“比银行还好”；且信用极佳，此前从未发生过拖欠钱款现象；最重要的是，这是政协委员开的公司，投它还能有错？

闪耀在宋佃涛和浦发公司头上的熠熠光环，吸引着慕名而来的投资者，浦发公司的客户队伍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壮大。

今年2月10日和20日，服务业从业者王姐将自己数年来的35万元积蓄相继投入浦发公司；她的朋友李姐，则在2月16日自信满满地写下了一张10万元的存款单。

齐桓公得宁戚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诏令；《诗经》；《两汉书》

[作者简介]欧阳艳玉，广西人大杂志社副社长，广西南宁530022；都丽艺，北京市巨人教育集团硕士，中国北京100086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53-04

汉代社会的特点是“以经治国”，两汉帝王为了使其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往往征引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活动寻求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两汉社会更加彰显儒学化。“《诗》是经学的基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当时恐怕就没有不通《诗》的了”，因而两汉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诗经》的频率很高，而从这些诏令引《诗经》的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经》在汉代地位的变化，进而探讨经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

关于两汉帝王诏书征引经典的次数，孟祥才先生统计为西汉帝王(包括王莽)征引儒家经典共58次，其中征引《诗经》10次，东汉帝王征引经典62次，《诗经》17次。刘厚琴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其中征引经文约35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经文约50次，没有专门统计征引《诗经》的次数。据笔者统计，《汉书》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5篇，征引《诗经》15次，其中直接引用9次，间接引用6次。《后汉书》帝纪中保存东汉诏书约140篇，引《诗经》30次，其中直接引用约16次，间接引用约14次。就《两汉书》而言，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共89处，其中《汉书》引用29次，直接引用20次，间接引用9次；《后汉书》引用60次，直接引用24次，间接引用36次。

两汉的皇帝在诏、告、命、令、制、敕使用《诗经》来作为理论论据开始于文帝时期。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在颁布《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经・洞酌》中的章句：“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在诏令中征引经典，是到武帝时期才形成习惯。汉初，帝王均好黄老刑名之学，直到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此外，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令中征引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即武帝及以后的帝王都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熏陶。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均有研习儒学，尊崇《诗经》的传统。两汉皇帝研习儒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太子时，由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讲授；--是在成为帝王以后，延师入廷讲授。

太子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在太子的教育培养中起重要作用。太子傅是太子属官，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太子傅一职，据《通典》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于列国，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亦有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日：“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太子傅在两汉长期存在，担负着教育、培养皇太子的重任。据《汉官解沽》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又曰：“少傅琢磨玉质，永承无疆。言太子者。硅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子与太子太傅及太子少傅的关系有如玉与工匠。

两汉皇帝研习儒术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汉初帝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兼杂儒学，此时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以黄老刑名之学为主，但从景帝朝开始，皇太子教育中的儒学成分开始增多，而且开始由儒生来充当太子傅。《两汉书》记载，曾以《诗经》授太子的有王臧、萧望之、丙吉等人。具体情况见表1：

由于资料有限，对两汉的《诗经》学太子傅不能作出完整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景帝时期已成为太子教育的一部分。汉景帝时期，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但是已有两位儒学家成为太子傅，汉武帝在作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这对他以后选择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的影响。武帝时，太子傅没有《诗经》学者，刘据为太子时，仅以学术上无太大建树的石庆和任安担任。同时武帝尊《公羊春秋》，“诏太子受《公羊春秋》”。昭帝幼年继位，宣帝来自民间，都没有设立太子傅。宣帝继位后，开始选用《诗经》学大儒担当太子傅，萧望之便是其中一位。此后，以大儒充当太子傅便成为定制，元帝时有匡衡和韦玄成，成帝时有师丹等。东汉王朝继承了西汉的这一定制，仍以大儒为太子傅，郅恽就曾两任太子傅。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太子教育与西汉有不同之处，东汉的帝王，除明、章、和、顺外，其余都是诸侯旁系继承大统，没有接受系统的太子教育。

延师入廷，两汉帝王都有这一习惯，如武帝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昭帝幼年继位，由韦贤、蔡义入授。“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东汉后期，由于继位的帝王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因而延师入廷之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东汉将入廷侍讲视为大事，并有注籍记载之制。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灵曾诏儒师入讲经书。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不同，而且差异比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变。西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各经典在两汉的政治地位不尽相同。武帝时期，《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成为“独尊”，从宣、元帝以后，《诗经》的地位明显上升，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元帝时期，以《诗经》学而成为太子傅的人数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元帝好《诗经》，史载“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孝元好《诗经》，而(匡横)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因此成帝为太子时，太子傅均为《诗经》学大儒，成帝也具有较深的诗学功底，哀帝也通诗。另一方面。元帝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土地兼并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温柔敦厚”的《诗经》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需要，尤其是翼奉依据阴阳五行，结合律历、性情说对“齐诗”的改造，更加符合统治者麻痹人民的心理，所以这一时期“齐诗”代替了“公羊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到了东汉，“齐诗”的地位衰落，“鲁诗”的发展也不如西汉，但是“韩诗”却大为盛行，名家辈出，这一史实反映在太子傅上，就是光武帝时由习“韩诗”的郅恽，安帝时由杜乔担任太子傅。东汉以后，《诗经》的作用被《孝经》取代，因此东汉以后《诗经》学太子傅的人数明显减少，此不详述。

两汉皇帝在其诏书中引用《诗经》次数较多，仅直接引用就有44次，其中文帝1次，武帝4次，宣帝2次，元帝5次，成帝1次，哀帝2次，王莽5

次，光武3次，明帝1次，章帝8次，和帝2次，殇帝1次，安帝2次，顺帝3次，桓帝4次，其余均为0次。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两汉帝王诏书引《诗经》的次数相差较大，西汉前期，诏书很少征引《诗经》，《汉书》所载汉初诸帝所颁的诏书有50。60则，只有文帝时的1则征引了《诗经》，而武帝以后的诏书征引《诗经》的次数明显增多，从征引次数的变化可以窥见《诗经》学在汉代地位的变化。汉高帝刘邦是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创业的一代雄主，读书不多，与他共同创业的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也很少高文化素质之人。继位的惠帝和吕后，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文景时期，虽然学术氛围宽松，儒生可以在朝野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朝者钟情于“黄老学说”，这使得“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老”思想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武帝在位期间，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实行从儒生中选取官吏的政策，开启了以经治国的先端。因而，武帝以后的帝王在其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成为习惯。

齐桓公得宁戚范文第5篇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去。在庄公同母弟弟公子友的支持下，公子般当了国君。庄公的异母弟弟庆父，是个贪婪残暴、权欲熏心的人，企图自己成为国君，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便被他派人杀死。支持公子般的公子友逃往陈国。庆父派人杀死公子般后，另立阂公当国君。由于他制造内乱，激起了鲁国百姓极大的愤慨。但庆父我行我素，继续制造内乱，企图混 水摸鱼，以致把鲁国闹得不太平。齐桓公便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去了解情况。不久，仲孙湫把了解到的鲁国情况向齐桓公作了报告，并下结论说：“如果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灾难是不会终止的!”事实果然如此。过了一年，庆父又杀死了鲁阂公。两年之内，鲁国两个国君被杀，使鲁国的局势陷人了严重的混乱之中，百姓们对庆父恨之入骨。庆父见在鲁国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便逃往莒国。鲁僖公继位后，知道庆父这个人继续存在，对鲁国是个严重的威胁，便请求莒国把庆父送回鲁国。庆父自知罪孽深重，回到鲁国没有好下场，便在途中自杀了。

赵高：

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207年卒。据《史记》记载他是赵国王室的远支。后来他的父亲因获罪被处宫刑，成了宫中的奴隶。他的婢。赵氏不守妇道母亲也受牵连，没入官府当了奴，与人私通，接连生下赵高等几个子女，皆承了赵姓。古代对人处以宫刑主要目的是使他断子绝孙。赵氏所生的儿子，因承袭了赵姓而从小就被一一阉割，在宫中服役。赵高相貌英俊，聪明伶俐，生性狡黠，善于曲意奉迎，又精通律令，擅长书法，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又成了秦始皇之子胡亥的老师，沙丘之谋后，把持了秦的朝政，杀二世篡权不成，立子婴为王，被子婴所杀(子婴受玺之日)。

梁冀：

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小孩子，最小的是只生下一百多天的婴孩。皇帝年幼，照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替皇帝，以便他们控制政权。但是，到了皇帝长大，渐渐懂事，就不甘心长期当个傀儡。他要想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就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也好，宦官也好，都是豪强地主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东汉的政治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掌了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做了大将军。 梁冀是一个十分骄横的家伙，他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冲帝是个两岁的娃娃，过了半年也死了。梁冀就在皇族中找了一个八岁的孩子接替，就是汉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还真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朝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跋扈就是强横的意思。） 梁冀听了，气得要命，当面不好发作。背后一想，这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那么厉害，长大了还了得，就暗暗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

汉质帝哪儿知道饼里有毒，吃了饼，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看见他十分难受的样子，问他是怎么回事。 质帝说：“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 梁冀在旁边连忙说：“不，不能喝，喝了水就要呕吐。” 梁冀的话还没说完，这个八岁的孩子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断了气。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帝，就是汉桓帝。

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他为了自己享受，盖了不少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他爱养兔子，在河南城西造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梁家兔苑里兔子的，就犯死罪。有个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打死了一只兔子。为了这件案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丢了性命。

梁冀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一个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有个叫孙奋的人很有钱财。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被他逼得没办法，给了他三千万。梁冀冒了火啦，他吩咐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去大量珍珠、金子，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就被官府活活打死，财产全给没收了。

梁冀这样低俗作品请删除地掌了将近二十年大权，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梁冀派人暗杀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忍受不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 梁冀慌里慌张直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活不了啦，只好吃毒药自杀。 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全都完了蛋，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三百多人全撤了职。 朝廷上的官员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

梁家倒台，老百姓不用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值钱三十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被梁家占用作花园、兔苑的民田，仍旧给农民耕种。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做“五侯”。打那时候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

董卓：

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卓少时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诸豪帅赠他杂畜千余头。卓有膂力，能左右驰射，“以健侠知名”，先为涼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积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兵败免官。当年冬，涼州又发生了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朝斗争。董卓又被起用，派往涼州作战的高级将领除董卓外还有皇甫嵩、张温等。董卓率领的军队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卓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董卓看到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卓，两人都不敢听从，张温还说如杀卓，则“西行无依”①。汉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柄，调他回朝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汉朝也无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汉朝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带领，他又不应命。当何进召他将兵诣京协助诛除宦官时，郑泰认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②。可是昏懦的何进不能采纳。等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相继被杀后，董卓也已引军赶到。引狼入室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董卓到京后，凭仗武力，专擅朝政，他废掉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国君——汉献帝）。不久卓又杀何太后。刘辩是灵帝长子，何皇后生；刘协是灵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与何皇后均有宠于灵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刘协后，即被何皇后酖杀。刘协由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灵帝死，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何太后逼死董太后。灵帝在世时已看出刘辩懦弱，欲立刘协为太子，但碍于皇后及何进，犹豫未决。灵帝死后，何进辅政，帝位自然是刘辩的了。董卓到京后，曾同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③，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涼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董卓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原来在位或当权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虽手中无权，但仍可利用其原来的地位与威望伺机发动政变。如果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的危害总是小一点。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协也确实比刘辩聪明，这一点虽然给董卓废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也给敌对者以重要口实。卓这样作，只表明其愚蠢与蛮干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东汉时，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纵然能嚣张一时，但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势头。在战争年代，士人尤其为割据的军阀所倚重。董卓虽然是一个粗暴的武夫，但他还是知道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之始，也曾征用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①。董卓征另一处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②。卓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兗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②

虽然如此，士大夫还是不肯真诚与卓合作，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卓活动。从董卓方面来说，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的残暴面目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三国志》卷6《董卓传》载：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亦言：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乱公主，妻略宫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恶，虽或有过分之处，但从董卓本人及其部将之残暴放纵而言，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罪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其必然失败，中智以上皆能看出。这样，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矫情措施，亦失去其意义，卓之凶暴适足为自己掘坟墓而已。

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李进忠。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来俊臣：

中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俊臣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凡罗织人罪，皆先进奏事状，敕令依奏，即籍没其家。每有赦令，则遣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当时法官竞用酷法讯囚，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朝士人人自危，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 。俊臣前后所破千余家 ，冤死者 甚众 。万岁通低俗作品请删除年（696）俊臣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仇家噉俊臣之肉，须臾而尽。

李林甫：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秦桧：

秦桧是英雄和平大使，南宋主和派爱国将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伙”。上世纪五十年代，精通历史的***和几位史学家坐谈。***要几位史学家看看明朝文徵明所写的词，顾吉辰研究员撰写，秦桧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出身贫寒，生活坎坷，但秦桧早年的人生道路还算顺利。他25岁时就已考上进士，步入仕途，为日后的仕途修筑了一个相当坚实的人生平台。在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秦桧的抗战立场还是相当坚定的，他临危不乱，反对割地称臣，反对张邦昌的称帝，主张保存赵氏，于危难的国事中逐步显示出其过人的见识和才干，他本人的官职也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中节节上升，从太学正一直做到御史中丞，而且在士林中的口碑甚佳。

公元1155年10月22日，66岁的秦桧与世长辞，被广大爱国志士尊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记载和明代陈绛等人考证都一致说秦桧是江宁(今南京市)人。秦桧本无子，以王日奂之子作养子。秦桧的曾孙秦钜，通判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金人进犯，秦钜与知州李诚之竭力守城。城破，秦钜与李诚之率兵巷战，后归署自焚死，其两子皆从父死。

严嵩：

严嵩(1480-1565)，明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介溪，嘉靖时期专擅朝政达二十余年。明世宗奉道教神仙，政事荒怠。严嵩侍奉虔诚，善写应制文词，颇受宠信，被擢为首辅。他握权久，通引私人居要职。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政要。又网罗党羽，朝中大臣大多投靠之。严嵩子严世蕃善揣上意，谄幸弄权，人称「小丞相。其当政时，贪赃枉法，贿赂公行。鞑靼俺答汗当位，屡次南侵，北边军情时紧，而诸边军粮百万，「大肆贿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直驱北京城下，严嵩党羽大将军仇鸾不敢战，严嵩称鞑靼「掠饱则自去，坐视不问。嘉靖末年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严世蕃，严世蕃被杀，严嵩革职，就此失势。查抄其家产，得黄金三十万两、银二百万两、良田美宅数十所，可见其贪污之甚。

和珅：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

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19岁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同年,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得到乾隆的肯定。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结亲皇家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乾隆知道情况后，命令和珅马上回京。和珅回京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兼任了兵部尚书。

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3年后，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为此，御史钱沣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令恢复军机大臣在一起办公的规定，这一奏折矛头指向和珅，乾隆承认奏折所反映的情况是对的，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多才多艺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违禁小说请删除如此欢心呢？

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相反，他还是很有才干的。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到父王雍正的一个妃子娇艳无比，正对镜梳妆，不禁想和她开个玩笑，于是就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里，遂用梳子往后击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额头上。乾隆的母后见了，就说那个妃子调戏太子，将她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越看和珅越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果见其颈上有一红色胎记。叩其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正是25年。乾隆愈发吃惊，遂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后身所化。为偿还年轻时的“孽债”，乾隆对和珅关爱由加，处处袒护，致使和珅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以至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而不倒。直到后来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死时居然也是白绫赐死，与那妃子一般无二，真是历史的巧合。

乾隆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还债说”载于野史，不足全信之外，其中有和珅自身的原因，也有乾隆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封建官场的专制机制，三者互起作用，才成就了这一对令人难解的君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