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文章范文第1篇

9月25日，9月26日，9月27日，日历一页页被翻开，今天，是撄妤的六岁生日。

一大早，撄妤一家就为她忙起来了。爷爷拿着扫把打扫家里，妈妈和奶奶去买才，一回来就奔向厨房了，爸爸去为撄妤买蛋糕了，哥哥姐姐来把撄妤家布置得漂亮极了！

夜幕降临，亲朋好友一个个都来了，外公外婆来了，婶婶带着姐姐来了，三叔一家也来了。撄妤穿上了漂亮的衣服，一蹦一跳地来到客厅，撄妤被客厅的一切惊待了，满墙挂满了气球，在电视墙上还贴上了七个大字：住撄妤生日快乐！饭桌上放满了一大堆撄妤爱吃的菜，还有一个美味香甜的大蛋糕。妈妈笑着把撄妤拉到饭桌前，爸爸把灯一关，撄妤在温暖的烛光中许下了美好的愿望，许完愿后，妈妈和撄妤一起切开了蛋糕，大家在一片甜蜜中陪撄妤度过了她六岁的生日。

晚上，撄妤睡在柔软的床上，一会儿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在梦中，她看到了温暖的烛光，亲友们的祝福，爸爸妈妈的笑脸、、、、、、

生日文章范文第2篇

聚焦・发现

名师导学

该栏目将约请名校名师针对每节课的知识点、重点分类细化。对知识点进行细致完备、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知识。并配有对应经典例题。对例题的处理上。不仅有恰到好处的思路点拨与规范解答。还要有解答后的思维方法点评。以帮助学生总结解题经验

写作要求：文章中例题能让教师在课堂上当做例题使用。点评内容切忌空洞地说配合哪些知识或者是课标要求。而要给出见到此类题型如何展开思路等类似的提示。真正做到每一句话对学生都有帮助

要点精析

对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精辟分析、讲解。对相应基础知识进行概括整理。帮助学生牢固掌握知识点，通过对典型例题的分析。抓住问题的本质，点拨解题思路，介绍解题方法(特别是一题多解问题，注意比较简便方法)。揭示解题技巧，帮助学生提高解题能力，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进行发散思维的能力。

解题技巧

对某一类题或某一知识点所涉及的题型。总结最简解题技巧和思想方法

写作要求：注意对涉及一节内容的解题技巧进行归纳总结。

错解x光

针对学生解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分析其原因。指出症结所在。并进行正与误的比较，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

写作要求：尽量不涉及因粗心或计算造成的错误。而是针对思路或方法上的易错点进行分析。讲解。

习照解读

对课本和课后的一些典型习题进行讲解。剖析并总结规律。探索可能出现的变形问题。举例由此改编成的中考题。为学生自学或是教师习题课提供素材

写作要求：可针对一节中的练习或习题中的同类问题。或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进行发散式的探索。

竞赛攻略

对一些典型竞赛题进行讲解。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了解一些竞赛题中常用的思想方法

写作要求：例题难度高于中考水平。低于奥赛水平。讲解注意思路如何展开。尽量还原思考的全过程。

回顾总结

对所学内容进行详细总结。从一章的整体角度来总结所学的知识，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知识框架和定理定义

写作要求：不要仅从教材中摘引概念或性质。要有自己讲总结课时的东西。即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切忌写成论文性质的文章

同步检测

配合所发章节内容，针对知识点设计的单元检测题和全章综合检测题基础题、中等题、探索提高题比例为2：5：3。

写作要求：尽量不要是中考题的堆砌-最好能有一些新题。时间90分钟，满分120分。题量分配为1O道选择题。10道填空题，6道解答题。另外注意较难的选择题和填空题要给出提示。解答题答案要详细在试卷结束，能针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都有2～3道备选题

金钥匙

即学即练、同步检测的参考答案。

启迪・感悟

趣味数学

与数学知识相关的趣味性文章。

广角镜

拓展学生思维和眼界的科普类文章。与数学相关的应用性文章。以及数学家的一些逸闻趣事、典故等。

我的地盘

学生自己解答一道题的探索过程，或是在生活中发现的与数学知识相关的小论文。可由辅导老师指导完成

竞赛之窗

新颖有趣的竞赛题，请老师组织同学们来参加。以期增强杂志的互动性

心灵驿站

娜子姐姐如约回答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期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另外。还将有一些指导学生心理及健康的文章

娜子宝典

在这里娜子姐姐将约请相关的作者针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情况。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发稿进度

2009年7-8月 第12章数的开方

(截稿日期：2009年4月20日)

2009年9月 第13章整式的乘除

(截稿日期：2009年6月15日)

2009年10月 第14章勾股定理

(截稿日期：2099年7月15日)

2009年11月 第15章平移与旋转期中复习内容

(截稿日期：2009年8月15日)

2009年12月 第16章平行四边形的认识期末复习内容

(截稿日期：2009年9月15日)

2010年1月 第17章分式

(截稿日期：2009年10月15日)

2010年2月 第18章函数及其图象

(截稿日期：2009年1O月15日)

2010年3月 第19章全等三角形

(截稿日期：2009年12月15日)

2010年4月 第20章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期中复习内容

(截稿日期：2010年1月15日)

2010年5-6月 第2l章数据的整理与初步处理期末复习内容

(截稿日期：2010年2月15日)

注意事项

1，请针对具体栏目。依栏目要求写稿

2，投稿请注明适合章节，发送E-mail时以Word格式发送附件。邮件主题请用文章标题。方便选稿及查询。

3，请保证文中的数、图、人名、典故、历史资料等准确无误

4，写作格式不限，但全文应用统一格式。最好能有所创新。

生日文章范文第3篇

拥挤的城市交通，车流走走停停。

充满艺术气质的广告摄影师文章驾驶着车，他的手机铃声响起。他漫不经心地：喂，哪位？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忙啥呢？

文章：噢，罗甲啊。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拍胡杨，你来不来？

文章：我哪能和你比，想干啥就干啥。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我像罗伯特，做一个永远的漂泊者。

文章：真让人羡慕，甚至妒忌。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那就赶快飞到库尔勒来，胡杨已经红了。

文章：你太不够意思了，已经捷足先登了？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能来吗？

文章：哥们下午就飞过去。

电话里罗甲的声音：好的，我在轮台等着你，到了电话联系。

忙音。

堵车。

文章有些焦急地按喇叭，自言自语：唉！

2.写字楼 日

文章急匆匆地走进写字楼。

3.走廊 日

文章脚步匆匆，他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前停住，敲门。

室内总经理：进来！

4.总经理办公室 日

总经理坐在办公桌前，看到文章进来，眉开眼笑地指着桌面上的文件：又接了一个广告，你拿去看一看，做个文案。

文章：过完“十一”再说吧，我准备利用假期到新疆拍胡杨去。

总经理：不行，节后对方就要看拍摄方案。

文章：太功利了吧？

总经理：功利远比功力更重要。

文章：公司不是有牛人嘛，让他们干吧。我已经订了机票，下午就走。

总经理：这怎么行，孰轻孰重你得掂量掂量。

文章：可是说好了，我哥们已经在新疆等我。

总经理：那好吧。但是我告诉你，节后必须按时返回，要是误了大事，我就唯你是问！

文章：耽搁一两天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公司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摄影师。

总经理：少啰嗦，拿着我的俸禄，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文章：拉倒吧，我还不干了呢。

文章伸出手，从总经理的桌子上拿过纸和笔，迅速地写了一份辞职书，将笔一扔，扬长而去。

总经理气愤地指着文章的背影：什么态度？狂什么你，比你好的摄影师多得是，滚了就甭回来。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5.首都机场 日

全副“武装”的文章推着沉重的摄影包，接受安检。

6.机场跑道 日

一架民航班机，腾空而起。

7.塔里木河 日

蜿蜒的流域风光。

大面积金色的胡杨。

推出片名《胡杨恋》。

8.库尔勒机场 夜

文章走出安全通道，来到机场外的停车场，叫了一辆的士，把行李放进车里。

司机：去哪儿？

文章：宾馆。

司机：哪家？

文章：随便。

司机微笑，的士起步。

行车途中，司机问道：你是摄影师？

文章点了点头。

司机：来拍摄胡杨的吧，现在是拍摄胡杨最美的季节，每天有许多摄影师从外地赶过来。

文章：是吗？发烧友吧。

司机不解，无语。沉默。

9.宾馆大厅 夜

文章提着摄影包走进大厅。

前台服务员：先生，要住宿吗？

文章点点头。

服务员：身份证。

文章从怀里取出身份证，放在柜台上。

服务员认真地登记。

服务员：标间吗？

文章点点头。

服务员把开好的票递给他：房价160元，压金400元。

文章付款。

服务员：这是房卡，请上八楼。早餐8点……

文章接过房卡和押金条、早餐票，转身离开。

10.客房 夜

空无一人，卫生间的门敞开着，从里面传出流水声。

文章从卫生间出来，点燃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拨打电话。

文章：罗甲……到了。住在库尔勒……

电话里传出罗甲的声音：明天这里举办国际胡杨节。

文章：太好了，明天包车过去……什么地方？好的。胡杨森林公园见。

文章看到床头上放的画册，走过去，躺在床上翻看。

胡杨画页特写。

11.高速公路 日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高速行驶。

文章坐在车里，手里端着照相机，东张西望。

12.轮南油田 日

车窗里伸出摄影镜头，咔嗒、咔嗒，按动照相机快门的声音。

文章凝望的眼神。

偶尔有红柳和孤单的金色胡杨从镜头里掠过。

13.戈壁荒漠 日

沙漠中的胡杨，斜影反衬，黄沙、金叶，金光耀眼，简直是黄金世界，宛若诗中画，画中诗。

大面积的金色胡杨像一片流动的彩云。

文章兴奋起来，他显得喜形于色。

14.戈壁荒漠 日

汽车在胡杨森林公园入口处停下。

胡杨森林公园非常热闹，横空的横幅标语，经扩音机放大了N倍的歌声混合着嘈杂的说笑声。拥挤的人群摩肩接踵，尽是晃动的身影和晶亮的眼神。

公园正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背景画上彩喷出来的“新疆第三届国际胡杨节开幕式”。

台子上正在表演欢快的维吾尔族歌舞，台下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人，扎在一堆抢镜头。

公园里旅游的人很多，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照相机，大的小的。

文章下了车，给司机付费。

司机接过钱，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文章：再用车可以给我打电话。

文章：谢谢，再见！

15.胡杨森林公园 日

文章用手机拨打电话。

文章：你在哪儿……什么地方？

罗甲从不远处的一个小旅馆窗户里探出头来，边打电话边说：你往左前方看，哎！我在这儿。

文章眼前一亮，朝着罗甲喊他的地方走去。

16.小旅馆 日

生日文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文化观；身份确认；亚洲同盟；大日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2―0082―07

Abstract：Zhang Taiyan has his own original idea as 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 He relates language to the fate of its nation， regarding that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root of a nation but also its nation’s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language is the link that unifies Asian nations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Zhang Taiyan’s understanding on the oriental language，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hi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has a failr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ur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 Taiyan’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and Japan is considerably crucial and meaningful to realiz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n Zhang’s thought， and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of oriental world at the time.

Key words：Zhang Taiyan；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authentication； Asian alliance；Japanese imperialism

一 东方语言文字与“身份确认”

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一国的精神根基，“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1]（P61）。由此，章太炎将语言的存废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语言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紧密联系一国人民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同构的纽带，语言亡则国家亡，种族灭。章太炎为强调语言文化在民族存亡中的重要意义，他以东方民族――印度亡国的教训加以说明。章太炎表达了对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推崇和仰慕，并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的文字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而且“诸言语皆有根”，“皆以音为表者也”，并且“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故物名必有由起。”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2]（P31-32）他实际是指出因种族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他还就中国、印度语言的发音特点和字型变化给出自己的理解：“中国以外，匈奴、西域、印度诸过国，虑无不有麻部者。声气凑微，发如机括，虽古之中何以外是？”“余观印度十二声势，音阿可反，此径直音也；阿音阿个反，此引音也……中国上世无引音，发声易直，固曰放郑声。”由此看得出，印度语言文化的博大丰富及章太炎对悠久的印度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文化的东方民族，却正遭受异族铁蹄的践踏，语言历史文化消亡殆尽，“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味，都邑殊风。”[2]（P8）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指出，印度因本土语言文字受到英殖民者的抑制，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受到极大影响，“印度政府转入英人之手的后果，英帝国使英语而非波斯语成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并且给西方文学以优于波斯语和梵语文学的地位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媒介，这个政策对印度文化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对俄罗斯文化史所发生的影响一样”[3]（P194）。另一国粹派人士黄节也关注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4]。此期中国士人对异族入侵的手段似乎形成一致认识，“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

章太炎撰写鸿著，对印度沦为英殖民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主要用意在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5]（P363），望国人引以为戒，避免重蹈邻国印度之旧辙。印度与中国同为东方民族，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章太炎对印度文明也特别推崇和仰慕，而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现状让其受到极大刺激，这也让其对汉语言文字所面临的危险境地，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0世纪初，吴稚晖等人提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欧西文字与此期国内大肆流行的日语一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存亡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现状和本国语言境况的认识，章太炎的汉语存亡危机感愈发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和身份意识骤然倍增。他急于从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确认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建构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因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P332）章太炎确认，语言文字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身份”，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文化认同”的纽带。章太炎撰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斥责部分中国人士鼓噪用外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文的主张。他大骂这些人“彼欲以万国新语剿绝国文者……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每怀靡及，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已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国为远西藩地者久，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国之心。”[1]（P50）指出这种以外来语取代汉语的急功近利的主张无异于自毁长城，无疑会削弱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削弱民族凝聚力，阻碍一国一族的历史文化传承。章太炎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发音、字的构造等方面入手，坚决反对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明确指出：“不可贸然变革”，“身以己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7]（P647）他嘲讽“万国新语”只不过是“欧洲新语”罢了。[8]（P8-9）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9]（P4-6）。章太炎面对以万国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化的汹涌进攻，他意识到以语言文字作为确认“文化身份”、建立“文化认同”的工具，对于保护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本质上，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代表着一种文明的秉性，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他看重的其实是语言背后的“国性”，“从根本上说，章太炎是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来定位中华民族的”[10]（P147）。

当然，仔细分析此期章太炎辨种姓、亲日本、远西方的思想，除了与此期的大亚洲主义有关，还与此期的“黄祸论”息息相关。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亚洲人=黄种人的共识。严复虽有赴英留学的经历，但他持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观点[28]（P86-87）。梁启超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29]（P13）章太炎认为“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24]（P5）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说“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30]（P37-38）但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黄白人种论的理解和接受，均与日本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早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在他们的通信中鼓噪所谓的“黄祸”（德文为GelbeGefahr）。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则激化了西方人的黄祸恐惧心理。1904年，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旧金山的报纸中，表达了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力”结合的巨大恐惧[31]（P163）。1905年，日本在对俄战争中获胜，令西方人更为恐惧黄种人的势力。德皇威廉二世大肆散播黄祸论；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巡航世界炫耀势力，并进驻远东地区保持警戒状态。而日本岛内，近卫笃O发表世界范围内爆发种族战争的猜测言论，呼吁日本联合同种人，加强中国问题研究，为黄、白人种的最终决战，未雨绸缪[32]（P113）。梁启超很快就对此做出回应，他在《清议报》的首刊上提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33]（P83）甚至唐才常也认为“今则VV欧种与亚种争之势”[34]（P468）。另外，日本岛内流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对章太炎的黄种人等同亚洲人的意识，起到了极大影响。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中国的黄帝起源两河流域的君主尼克亨特（Nakhunte），他后来率领巴克（Bak）部族人经昆仑山，东迁至中土而安居下来，“巴克”即“百姓”之意，为汉民族之前身。此一说法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受。一定程度上，日本岛内传播的拉克伯里学说为章太炎种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坚实了他对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认识。总之，世界政治格局令在日的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士，民族意识高涨，同时也诱发了他们亚洲人等同黄种人，应共同抵抗西方白种人入侵的观念。梁启超说：“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35]（P12）“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36]（P36）章太炎说：“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37]（P98）在章太炎和梁启超看来，相对欧美诸民族而言，亚洲各族都是黄种，是一个大民族，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虽然，章太炎的亚洲同盟观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点，但在联合东方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维护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这一点上是有着可取之处的。

综上，章太炎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建立亚洲同盟对抗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其种族之辨密切相关，而这种黄、白种人的观念和以亚抗欧的思想又与日本此期国内思想及章太炎的大亚洲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章太炎的种族观念、现实政治局势尤其是欧洲语言入侵的直接刺激促使章太炎在文化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东方语言文字作为与之对抗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同时，我们仔细分析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可以发现，章太炎以语言文化为核心建立亚洲同盟虽是为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意志的现实需要，但从根本上而言，他是反对全面否定主体性文化本身，而主张在主体交互性的基础上，重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

三 东方语言文化观与“大日本主义”

近代中国人在走近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与非西方国家日本的接触成为他们重新认识西方、反省“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契机。一定意义上，日本是近代化初期中国人观测西方的最重要窗口。日本还是中国人观察世界、评价西方、把握自己国家的一面镜子。中国人正是通过认识日本进而认识西方，明白了“亚洲”和“世界”的概念，并进而有了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也是在其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密切接触后，逐渐形成的。

近代日本人接触西方后，逐步形成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念”，并先行于同期中国人形成西洋・日本・中国的思维模式。这种特有观念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国家进程，也刺激了“大日本主义”意识的日趋高涨，日本人逐步形成强调“世界”之中的“日本”这一思维形态。甲午战争中，日本倾尽国力战胜老大中国，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膨胀到极点。日本人在战胜中国后，内心深处滋生出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进而狂妄自大，自负到梦想一统亚洲，萌生将亚洲从西方白种人手中解救出来的“豪情壮志”。在这种民族心态下，蔑视中国、轻视中国文化的言辞在日本岛内风行开来。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就指出此期（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间）日本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ro）”[38]（P11）。幸德秋水曾记述道：“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39]（P348）“大日本主义”意识在日本岛内的兴盛可见一斑，日本人进而出现蔑视亚洲国家或抬高欧洲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发展到极端，就为后来日本岛内甚嚣尘上的“亚细亚一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甲午战争前，日本羽翼未丰，对清政府实力尚存忌惮，不敢贸然与华发动正面冲突，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日本人士提出“亚细亚连带论”和“兴亚论”，表面上支持中国抗击西方列强，实际上是妄图独自控制中国。甲午海战后，日本人的“大日本主义”意识达到顶峰，但尽管如此，日本仍没有独占中国的实力，陆羯南等人炮制“支那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掩人耳目，真实意图在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上述“亚细亚连带论”、“亚细亚一体论”等理论极具欺骗性，蒙蔽了一部分中国人士，让他们对日本产生幻想，误以为日本亲善中国，轻信日本会支援中国，亚洲一体，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就与此期日本岛内的“亚细亚一体论”、“亚细亚提携论”密切相关。这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上李鸿章书》（1898）等文中，可窥见一斑。章太炎认为日本与中国属“同种”，且在地理上有相依相偎之关系，互为依靠，“中依东，东亦依东，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进可以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这样一来，“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24]（P5-6）章太炎从亚洲人=黄种人的人种论认识出发，表现出“亲日拒俄”的思想，此思想似乎与日本黑龙会的早期目标达成了一致。日本黑龙会的“趣意书”这样写道：“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40]（P245）章太炎亲近或者认同日本早期右翼团体、侵略扩张急先锋黑龙会的思想。这从章太炎与黑龙会人士的密切交往，可以得到证实。章太炎还对日本文化给予极高评价，“在亚细亚者，礼义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佗不得箸录。”[23]（P65）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和社会新气象，予以肯定和公允评价，“日本维新以后，以新道德与旧道德相参，其奉法守节，胜于往古。”[23]（P155）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欣欣向荣之势及心理上“同种”的亲和感，章太炎也由此相信东方民族会和日本一样，经过改革后走向强大。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民族共同抵抗西方，充满了积极乐观的调子。章太炎早期的日本观，是非常模糊或者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虽然从种族和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对日本保持了较信任的态度，但其在建立亚洲同盟会时，并没有邀约日本加入。其中就与政治上的“大日本主义”发展使日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对中国的傲慢和蔑视态度有关。尤其是日本在研究汉学上的轻蔑态度为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和积极提倡国粹的章太炎所不能接受。“大日本主义”的这种政治心理投射在学术上，就是一部分日本汉学者在西学“哺育”下滋生学术上的自负和傲慢心理，以及在研究中国学问上的“舍我其谁”的心理优势。日本大正时期是中国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日本汉学者吸纳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后，自信心日益高涨。他们摒弃传统以汉学为尊的思想，摆脱往昔盲目崇拜的心理，传统儒家汉学不再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因此，日本此期学者得以“轻装上阵”，放手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展开研究和批判，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学界批判传统汉学缺乏科学精神和否定传统汉学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受近代西学影响后，抨击中国传统学者治学缺乏科学意识。他在《观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中说，中国清代考证学者所做实事求是之学问，表面精致，实内容空疏，观点不充分，论证不完善，少比较研究意识，弊端甚多，新一代中国青壮年学者对上述缺陷，亦深表认同。[41]（P130）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依靠西方科学史学方法审视中国上古史，提出了震惊日本汉学界的“尧舜禹抹杀论”。日本学者在与西学“接轨”后，颠覆以往的以汉学为主体的观念，并敢于对传统汉学思想发起挑战。那珂通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资料，如《元史》等，缺乏可信度，像《十八史略》等汉文典籍应该被抛弃，而且，他在《支那通史》撰写中积极引入西方的汉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在叙述中国通史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包括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内容。这较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无疑是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打破了传统儒家史学观，开创了新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这对后来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家而言，具有示范引领性作用。而稍后的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讲述的内容就不仅包括中国还涉及到印度、中亚的历史部分，将传统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洋”的范畴。正是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以及西方史学观念的强烈影响和刺激，日本史学家将中国史的研究上升到“东洋史”的高度，中国史只是整个东洋史研究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整个“东洋史”研究体系中的地位陡降。[42]

概言之，日本汉学人士伴随着“西化”的进程，他们“产生出来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在许多日本汉学家的心底也渐渐生出一种对抗的乃至于压倒的意识，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理。”[43]（P106）而从此心理出发，“日本人做学问的方法都尽显不与中国人的一样，有意无意间有一种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44]（P97）。诚如王晴佳教授所言：“毋庸讳言，西方‘汉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45]（P80）此期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学研究，也很难排除这种内心深处的隐因从中作祟。日本中国学家研究中国学的背后，日本人这种重建亚洲新秩序对抗西方列强的心理，甚少为人提及，但却值得我们关注。谙熟日本文化的周作人就指出此期日本学术转型的真实背景，一方面确有出于学术和求知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说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46]（P1-2）戴燕女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对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43]（P105）

随着章太炎居日时间的长久，以及《民报》被查封，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人士对中国不怀好意及其狼子野心，让章太炎对日本人的真实嘴脸有了清醒认识，他对日本的认识也逐渐变得理性起来。日本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傲慢和蔑视的心理，使得他很难认同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并给与积极评价。“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47]（P31）“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上，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23]（P355）不难看出，章太炎对此期日本的汉学研究是不屑一顾的，颇为看轻。他对中华文明有着高度的自信，充满了主体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也是他在倡导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团结亚洲各国建立同盟对抗西方的活动中，没有提及或邀约日本加入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一方面与其自身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和此期日本岛内“大日本主义”民族情绪日趋高涨相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大日本主义”心态在汉学研究上的傲慢体现，使得章太炎后期没有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认同日本，而是保持了轻视的态度。

总之，章太炎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以及以语言为纽带工具，团结亚洲国家抵抗西方的思想，近代日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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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文章范文第5篇

文字知音

1902年3月，章士钊经好友汪希颜介绍，在南京与陈独秀相识。此时，年轻的陈独秀已晓有名气，有“皖城志士”之称。次年4月，沙俄侵略者占据东北不走，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霸占东北。沙俄的行径激起留日中国学生的义愤，他们发起拒俄运动，组织义勇军，准备与沙俄在东北血战。

刚刚由日本回国的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积极响应。5月17日下午，安庆藏书楼内集结着来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公学的二百多名学生。这天，气候窒闷，大雨倾盆。陈独秀首先登台，手中拿着一叠纸，侃侃道来。会场内静寂肃然，人们义愤填膺，更有人低头捂脸，唏嘘呜咽。陈独秀加重语气说道：“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国人的麻木心理，陈独秀痛心至极，他大声疾呼：“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会后，他还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陈独秀的演说震动了清廷，夜色茫茫之中，陈独秀不得不乘一叶小舟离开安庆。

当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慷慨陈词时，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已将陈独秀的演说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全文刊载，立刻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不久，《苏报》因宣传反清革命，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这便是震惊全国的文字狱――《苏报》案。

陈独秀来上海投奔章士钊时，《苏报》案已近尾声。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章士钊从报架上抽出一份《苏报》说：“仲甫，你人在安庆，可是你的演说却已风传上海了。”陈独秀读完《苏报》刊载的演说词，面露感激之情，微笑着说：“行严，我可是动嘴，说说而已。你可是动笔，煽动人心了。”两人相视而笑。“仲甫，我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继续《苏报》未竟之事业。”章士钊端起茶壶，给陈独秀斟满一杯水，又继续说道：“你来了，也使我办报的信心更足了。不知仲甫兄意下如何？”“再好不过了，行严，只要是鼓吹反清革命，我陈仲甫决无二意。”陈独秀欣然应允道。

《国民日日报》终于创刊了。它依然宣传反清革命，并且在《苏报》的基础上，栏目设置有了大的改动和创新，文章内容多是揭露昏庸腐败的政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发刊未久就风行全国，被称作《苏报》第二。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忆及这段往事时，还兴趣盎然地写道，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继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僻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国民日日报》深受人民欢迎，必然招致反动势力的忌恨。上海知县布告不准市民购买《国民日日报》，沿江省抚又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局代寄。12月初，《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在上海无事可做，只得与老友话别，秘密返回安庆。

1904年初，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凡事都已就绪，却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为此事犯愁。这时，陈独秀想起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便立即写信求援，章士钊很快回信表示支持。于是，《安徽俗话报》自创刊起，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往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恰逢此时，章士钊和杨笃生在上海成立爱国协会，进行反清革命。章士钊自然想起陈独秀，去函芜湖让其速来上海。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由章士钊介绍加入爱国协会。此时，革命党人正在策划暗杀清廷大员，他们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同心爱国

1914年5月，章士钊从日本来信，说他已取消欧洲之行，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此时，陈独秀因遭袁世凯亲信、皖督倪嗣冲的通缉而逃到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斗争走入低谷，陈独秀也暂时静下心来，躲在亚东图书馆著起书来，他的《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便是这时完成的。可是这两本书销路不好，当然也就难以维持生计。接到老友来信，陈独秀百感交集，立即给章士钊复信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毫不隐瞒自己的生活窘况：“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章士钊接信后，便将它在《甲寅》上发表，并附上按语说：“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还一再邀请老友速来日本，共同编辑《甲寅》。很快，陈独秀便由上海来到东京。还是在上海时，章士钊便将所著《双秤记》，交苏曼殊带给他，务请为之作叙。陈独秀到日本后才完成这篇叙。他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他还在叙中悼念亡故的革命战友赵声、杨笃生、吴越、陈天华、何梅士等，大力张扬他们“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

章士钊读完这篇叙后，十分满意，只是觉得似有未尽之言。他对陈独秀说：“仲甫兄，你的这篇叙，谈国家和个体权利的关系，很有见地。如果能循此做篇文章，岂不更好？”陈独秀也早有此意，说：“是啊，国人对此中道理，往往不甚了了，我早就想做篇象样的文章。”

“噢”，章士钊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叙”上的署名说：“仲甫，你怎么又叫起‘独秀山民’了？”

“怎么，只允你在烂柯山做仙人，就不许我回独秀山作一介草民？”陈独秀讪笑着，敲点着《双秤记》封面上的笔名，反唇相讥。

“独秀山民”章士钊念叨着，突然惊喜地说：“想起来了，你的家乡有座山就叫独秀山，噢，好、好！”

陈独秀不分昼夜地做这篇“象样的文章”，也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这篇文章终于做出来了，题目就叫《爱国心和自觉心》。这一年的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秤记・叙》同时发表。这篇文章观点新颖、文笔洗练，直面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提出全新的国家观念。文章写道：“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所谓‘情’即是感情，‘智’即是智识。”陈独秀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要么全凭感情用事，如屈原满腔热情，“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要么智识超凡脱俗，如老子虚谷无为，“了达世谛，骑牛而逝”。这两种极端都是不足取的，可是令人惊骇的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既缺爱国人，又乏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他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不正确的，往往把皇帝同国家混同，把爱国与忠君相等。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民谋利的“建设国家者”，纵是所谓“圣君贤相”，其所作所为，也“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他还写道，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政治黑暗、法纪松驰、官吏贫污、兵匪日盛，“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章士钊理解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的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可是那只驱暗报晓的晨鸡啊！”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和章士钊就一同为满清、缔造共和而协力奋斗，他们这种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的情景，给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中回忆道：“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却复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如果说倒袁以前，陈独秀是章士钊的助手，是“鲁肃”，那倒也是实情。但是倒袁以后，陈独秀张臂迎来的新文化运动，则另是一番情景，他再也不是陪衬、助手，而是主将和领袖。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从而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时，章士钊也已将《甲寅》迁到上海。说起此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时，竟和一位日本军人的夫人相爱，这位军人得知后，怒火中烧，写信给章士钊，约定时间、地点，要和章士钊比武决斗。章士钊一介书生，怎敌寒气逼人的锐利刀剑，只得与陈独秀和苏曼殊商量，他们都一致劝说章士钊快快回国，以避锋芒。这样，《甲寅》便随章士钊迁来上海。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新青年》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来到北京编辑《甲寅》。章士钊充分认识到老友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他请陈独秀帮助他网罗文友，以利《甲寅》的编辑和发行。陈独秀是个热心人，一一给朋友去函，请他们既要给《新青年》投稿，又要给《甲寅》投稿，可谓不偏不倚。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希望其将所撰稿件全部寄来，“分载《青年》、《甲寅》”。

认识分歧

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章士钊被委任为秘书长。次年2月，章士钊参与上海和会的谈判。陈独秀对军阀和政客从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所谓“‘南北议和’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他还将“上海和会”和“巴黎和会”比作“两个分脏会议”。陈独秀主张中国问题非“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显然，章士钊作为军阀的代言人和斡旋者，陈独秀已不可能与他意气相投、并行不悖了。

但是，他们对患难之中所建立起的友谊，都分外的珍惜。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章士钊知道后十分着急，急忙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有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在各方的有力声援下，陈独秀仅被拘押98天，便被释放。当新思想如潮涌来时，章士钊却扮演“和事老”的角色，对此，陈独秀非常失望。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论，认为今日政治腐败已远甚于前清，究其原因“其所迎者新之伪，而旧之真者则已破坏无余也。”所以，拯救中国应该是“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陈独秀极不满意“新旧调和”论，批评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

1921年2月，章士钊由黎元洪资助，重去欧洲游访，考察西方政治。陈独秀知道后，立即发表文章表示欢迎。他说：“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惧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章士钊到底“悔惧”什么呢？原来，他抛弃了所推奉的西方代议制的政治思想。章士钊从英国回来的最大收获，是完成了《农业救国论》，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农业立国，这种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陈独秀无情地批评了“农业救国”论，指出所谓“农业立国”，其后果将是拒绝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和文化”，是开历史的倒车。此时，章士钊又刊登广告，集资十万元恢复《甲寅》。陈独秀讥讽道：“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就是在日本也不敢想，‘何况中国’，比较一下‘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难道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后来，章士钊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训令共产党为犯有“内乱罪”的非法政党。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信中说：“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针对章士钊的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该有政党的言论，他指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他还奉劝道：“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

1925年7月，在段祺瑞的资助下，《甲寅》再次复刊。章士钊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旧礼教和旧文化，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鲁迅对此认识得很深刻，他说，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章士钊，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向导》上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逆潮流而动，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并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哪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爱国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40多人，伤150余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封好，嘱咐汪原放将信寄出。

危难情真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中统特务逮捕。自“三・一八”惨案后，陈独秀和章士钊已成了政治上的对手，后来又各自奔波，天北地南，几乎断绝了音讯往来。章士钊后来远离政治，而成为闻名上海的大律师。当他在报上得知陈独秀又吃“官司”的消息后，心情尤为沉重，算算这是他这位好友第四次蹲大狱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章士钊感慨良多。他知道陈独秀是请不起律师的，而一般的律师他也不会接受，于是便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章士钊前来探监时，陈独秀紧紧握住章士钊的手，连连说：“难为你了。”次年四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对陈独秀等人案件进行三次公开审判。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一次比一次多，《申报》是这样报道的：“唯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时，庭内顿时寂静无声，众目睽睽之下，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宣读的书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陈独秀作完抗辩后，章士钊从辩护席上站起，开始了他洋洋洒洒五千言的辩护。“本案为首本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陈独秀之暴动，谓与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甚远。……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章士钊已经说的口干舌燥，可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陈独秀并不领情。当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他再也耐不住性子，几次欲站起来，都被法警按住。章士钊辩护完后，陈独秀便站起来发表声明说：“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章士钊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绞尽脑汁所作的辩护，陈独秀不仅毫不领情，还将自己逼至尴尬无趣的境地。有好事的人曾向他谈及此事，他只是笑笑说：“我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人难交，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家相知有素，朋友关系始终如初，故而从无诟谇。”陈独秀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后又改判为八年。当时《实报》报道，陈案全赖章士钊之力，方“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议论显有过实之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章士钊的辩护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5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将陈独秀案件的文字材料汇编成册，印刷发行书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主要收录章士钊《辩护词》和陈独秀《辩诉状》。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辩诉深谙法理，逻辑严密，且又文采飞扬。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将其选为法律系教材。

可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始终不满，尤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越看越不顺眼。章士钊并不责怪陈独秀，他到上海后，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告诉汪原放得便时可带去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7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而法医又治不好。于是，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此人曾常给陈独秀治病，深知其脉理。章士钊因手头事务太多，不得陪其来南京，便委托汪原放陪同，他让汪原放带上信函去见黄钟。次年9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去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意在“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让汪原放转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