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家书范文第1篇

宣教局组织编辑了《重读抗战家书》。近日，该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吉鸿昌、赵一曼、左权、张自忠、戴安澜、彭雪枫等32位抗战英烈的家书。

在我国倡导“全民阅读”的大潮下，彰显着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重读抗战家书》“应运而生”，通过阅读该书进一步激发国人的家国情怀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要组织广大青少年阅读，更是提高他们爱国热情的有效途径。

家国情怀在阅读《重读抗战家书》中培养。教育部曾在2014年3月26日发出通知，要求对青少年学生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这是为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重读抗战家书》的出版发行，像一缕甘露，正适合青少年汲取其精华。因为，这些书信都是诞生在抗日烽火岁月里的珍贵家书，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展现了抗战英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坚守，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因此，教育部门应该积极组织广大青少年阅读《重读抗战家书》活动，让他们了解抗战史的真相，感悟抗战精神，激发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需要真实记录来培养。过去，我国制作的抗战题材的电视剧、电影、书籍等文艺作品，大都经过艺术的加工，特别是对分析能力尚需提升的青少年一代，更需要这样一本真实的历史教材让他们清楚地知悉抗战时期我国被侵略的真实面目，以唤起他们的道德良知。该书按家书写作时间编排，每篇家书包括抗战英烈照片及简介、家书照片及誊清稿、家书解读三个方面的内容，有厚重的历史感，有鲜明的思想性，便于读者学习和理解。因此，组织青少年一代重读抗战家书，意义重大。

重读抗战家书，是为缅怀过去。曾几何时，在民族解放的召唤下，多少热血青年告别家乡，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把一腔热血、年轻的生命熔铸成永远的丰碑。岁月褪得掉伤痕，却永远抹不去情感的共鸣。如今，当青少年捧读一封封抗战家书时，他们一定能感受到赤子满腔的爱国热情，感受到了抗战英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感受到了亲人血浓于水的柔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进步。”所以，重读抗战家书，让青少年一代深情缅怀那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年轻生命，缅怀那些为我们今天创造一切的先烈们。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性，一种高尚的情操，也是一种使国家民族纵然处于苦难境况而终能屹立不败的精神凝聚力。让我们的青少年一代通过品读《重读抗战家书》秉承家国情怀，弘扬青春朝气，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另外，笔者认为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除了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那些无私奉献、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人士的伟大事迹外，还有以下三个方法。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中国历史的发展雄辩的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应该教育青少年要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爱国情感升华。

2.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教学活动是培养青少年成才发展的一种常用的教学方式，它可以激发青少年情绪化的去学习，如果这种情绪是爱国的，青少年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会逐渐深厚起来。我们在抓好青少年爱国教育的同时，应注意将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各界作用，使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网络化，渗透到青少年的整个空间。

3.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在新时代中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青少年要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科学把握中华民族自身优良传统，培养起理性健全、开放包容的国民心态，我们应该为青少年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自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统一起来，将满腔爱国热情内化为不懈动力，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精神。

编后语

2015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可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不过，目前青少年爱国教育比较薄弱，小编认为，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教育薄弱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下。

1.历史知识教育力度不够。现阶段，我国农村对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最普遍、最常见的便是通过学校历史课堂进行教育的传授。通过历史课堂，可以了解到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的崛起等一系列知识。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的滞后、教师力量的浅薄等直观性原因，想要进行正确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很难实现。

重读抗战家书范文第2篇

发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前不久参加南京的读书节活动，得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5年前和7年前分别两次整理、编辑和补充增编出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两套书。

笔者专程采访了当年参与编写这两套书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和利用部主任杨斌两位研究馆员。

马振犊告诉笔者，上世纪的1987年以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门的研究成果不多。1987年，为了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研究室和《民国档案》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了一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题档案资料。这套档案资料主要内容包括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如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等战役的战况；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役，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等会战，还有由中国军队所组成的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战役的战况。

杨斌告诉笔者，关于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击日军这段史实，在此之前大家都不怎么清楚，特别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中国军队在国内打击侵华日军的同时，还派出自己的远征军赴缅援助美、英等国军队，共同抗击日军，谱写了中国军队在二战中配合外国友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光荣历史。

杨斌说，在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中，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军队的编号和各集团军司令长官、各集团军司令以及军团长、各军军长等长官姓名，以及何时任命等情况。为此，他们利用馆藏丰富的民国史资料，一一查出，并简明扼要地列出了中国军队序列表。

十八年两套书培养了两代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马振犊、杨斌等参编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将所需要的资料抄写下来，然后抄在便于计算字数的方格稿纸上，这便是当年所俗称的“爬格子”。但是大家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马振犊告诉笔者，这次编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锻炼培养了一批人，使他们后来成为档案馆的骨干。可以说，十八年两套书培养了两代档案人。

杨斌更是深有体会：当时我们从学校刚分到馆里来，对于编写这么大部头的书根本没有经验，都是在原档案馆副馆长万仁元、原编研部主任方庆秋等前辈的带领下，逐渐摸索出经验来。当年大家不辞辛苦，每晚加班到九、十点钟。在大家努力下，结果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就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两册编辑出版了出来。

首次“陆海空”全方位亮相

马振犊指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告诉笔者，18年前出版的两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由于时间仓促，又要赶在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出版，所以没有来得及把中国军队的海空军队的作战史实编写出来。加之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资料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因此全方位展示中国军队陆海空正面战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故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应凤凰出版社之邀，增补新编选了中国军队陆海空军三个方面军种抗击侵华日军的历史。

笔者翻阅了新增补的中国军队海空军史实，有海军封锁江阴要塞、粤海军抗战纪实、长江布雷作战；中苏、中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空军常德、中原、长沙、衡阳等会战经过。特别是中苏、中美空军联合并肩打击侵华日军等史料，使读者对中国军队参与二战打败法西斯侵略势力所作出的贡献有了一个翔实的了解。

在增补内容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也列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海空军系列表，以方便研究者以及一般读者查阅。特别是书中不少首次披露的作战密电、往来文件、函电、作战计划、军势检讨、作战经验与教训、作战日志等内容，均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篡委员会档案，具有权威性。

在增补修订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套书中，笔者还看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者们为读者研究、阅读方便着想的良苦用心，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他们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排列出陆海空等各自的序列表，还细致地罗列编选出了各种一览表，这样，研究者和读者即可随时查阅。如“抗战前海军原有舰艇吨位武警及舰艇长姓名一览表”、“海军长江布雷舰艇雷队牺牲员兵姓名事略表”、“全国各区海军接收敌伪舰船种类数量表”、“抗战期中重伤敌舰艇种类数量统计表”、“敌对我使用空军之兵力调查表”、“敌空军在我境内作战损失统计表”、“空军参战人员姓名表”等数十多种各类一览表格。

海内外学者反映资料全面

这两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出版后，海内外、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反响颇佳。1987年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传到台湾后，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凤翰研究员立即认真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细致地列出了一个勘误表，以建议再版修订时参考。同时他还就这套书的编篡体例等提出了探讨意见。杨斌说，得知台湾刘凤翰研究员的意见后，我们将整套书又重新校对了一遍。1987年10月，“七·七”抗战全面爆发50周年之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大学在金陵饭店召开的第一届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美、英、法、德以及我国台湾等专家在拿到这套书后都说这套书相当好，资料翔实、全面，较好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全貌。同时，这套书对中国军队抗日正面战场的研究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重读抗战家书范文第3篇

彭雪枫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就是酷爱读书，他认为此中“大有乐趣”。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事如何紧张，他一天不读书，不看报，就好像生活中丢掉什么东西似的。他说：“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我会输给工作的”。彭雪枫读书，效率高，理解深。400多页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他4天就一口气读完。一些重要书籍，他一读再读，《孙子兵法》13篇，他张口成诵。在半城（今泗洪县境内）时，他常在工作之余，夹着一摞子书，到东门外小河南边的小庙里（他称作“我的密室”），一读就是半天。他在给林颖的信中写道：“我恨不得将最著名作品于最短时间一齐装进脑里去，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贫乏”。

“书有未曾经我读”，这枚印章反映了彭雪枫对学习的认识和态度。不管到哪里，他都不忘携带好书，身边除两床旧被和几件旧军衣外，各种书籍便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抗战时期，战事紧张，形势瞬息万变。如何提高应变能力和作战水平，要靠学习、调查和思考。彭雪枫在阅读古今战书后结合当时情况，认真思考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1938年7月，他在《论敌人后方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游击区，把游击区变成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彭雪枫率部进入皖东北后，在组织部队巩固发展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发动群众认真总结路西反顽斗争和创建豫皖苏根据地三年来的经验教训。1941年5月18日、6月1日两次召开全师参谋会议，彭雪枫在会上发表了《三个月来军事斗争检讨与今后战术进攻问题》的讲话。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畅所欲言，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彭雪枫对个别同志针对他较偏激的批评，始终抱着“一不辩驳，二不迎击，三不伤神”的宗旨，耐心听取不同意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纯洁无私的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会后，彭雪枫联系思想和战斗实际，抓紧战斗间隙，学习的《论持久战》、《列宁选集》、《孙子兵法》等，撰写了《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军事著作，他的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他把学习和战斗紧密结合起来，在书中寻找战斗经验和捷径，在战斗中总结摸索战术、战法进而形成文章。1943年12月，彭雪枫在《一年的军事工作》中，分析了部队获得的两个明显的进步：一是攻打据点的技术和攻坚的信心提高了，从而打击了敌伪守据点的依赖心；二是攻打据点的攻坚与配合运动中，能收到牺牲小而胜利大之效。这正是彭师长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结果。

“有书大家读”的典型特征是读书的群体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学习机会少，条件差。1940年6月，为推动根据地建设的开展，彭雪枫把聂荣臻的《晋察冀边区的形势》、孙志远的《在冀中平原上我们怎样和敌人斗争》及周士第的《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三文合编成书，定名《怎样和敌人斗争与怎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印发给军队和地方干部学习，他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在他的引导下，广大官兵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大增强了。

作为彭雪枫“三件宝贝”之一的《拂晓报》，更是四师宣传、激励的阵地，是干群集中学习的窗口，正如彭雪枫在《拂晓报》创办一周年时总结说：“《拂晓报》是支队全体指战员政治上的指南针，部队中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是党惟一的机关报”。“它已经从单纯的军事读物，变成为广大群众的读物了”。1940年3月，彭雪枫亲自兼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彭雪枫殷切地勉励大家好好学习，能文能武，“立志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不管多忙，他总是抽出时间为学员讲游击战争课，和大家一起读书。

重读抗战家书范文第4篇

2011年第13期的《中国出版》杂志发表了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纪念建党90周年的文章《从红色出版中心到学术文化出版重镇》，文章着重“回顾在党领导下三联书店革命、战斗的历史，回顾三联书店在追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回顾三联书店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一家坚定的、进步的、革命的出版机构，为党的进步出版事业，为开启民智、播撒光明所付出的努力”。文章还对在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成功转型的一些内因及史实进行了分析。对此作为一个在三联工作经年、对三联有着深厚感情的出版人，也想就三联书店渊源有自的学术与人文基因、历史上三联书店对进步文化与启蒙思想的不懈追求等方面做一些补充和论述。

的确，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难之时，面临的是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局面，因此生活书店从事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而是一方面要团结进步的作家、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另一方面是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以启蒙为号召，影响广大的民众，特别是青年读者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对于三联书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些资深革命家和老前辈都有过真切的回忆与评价，如王震同志曾说：在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这几家书店像几盏明灯出现了。她们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刘少奇、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言论。

她们出版的书刊，给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精神武装。（见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上卷“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商务印书馆2007）邓力群同志也曾说过：像我这样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应该归功于或者首先归功于三家书店，以及三家书店的编辑人员、出版工作人员……三家书店出版的刊物、出版的书籍给了我很大的教益，使我能够从中得到启发，使我能够从这里逐步逐步地加强自己爱国的觉悟，然后走向共产主义。（所引同上）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统治区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的确，历史上的三联书店实际上起到了党在国统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称其为“红色出版中心”是恰如其分的。

今天的三联书店，自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后，由于关于马列主义著作及各类政治书籍的出版分工主要是在人民出版社，因此一直偏重于人文学术、思想社科类读物的出版，也因此奠定了它在这方面的全国学术出版重镇的地位。但这样一个地位的取得，固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开风气之先所出版的一批畅销书，如《傅雷家书》、《情爱论》、《宽容》等密不可分，事实上从历史追溯，这种对进步文化与科学理念的追求、对民众的启蒙与先导从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始即已存在。

一、传播先进的思想体系，介绍文明的社会范式，求索救国的革命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国内现实，求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思考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先进的且能够为更广大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什么样的体制模式能够适合于中国，二者又如何和谐地统一，这是每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探索的问题。而对于国外先进理论与社会模式的介绍是探索中国道路必不可少的前提。1931年春胡愈之同志在回国途中曾于莫斯科逗留一星期进行参观访问，回国后即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出版后一印再印，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读后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能办得这样好，为什么中国不能？于是不但主动约请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而且开始了两人长期的密切的出版事业合作。韬奋先生自己也身体力行，于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书刊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生活书店后，韬奋先生分别于1934年6月、9月与1935年6月出版其《萍踪寄语》的初集、二集、三集，内容主要为游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与苏联的通讯。在1937年5月出版的《萍踪忆语》追忆他1935年夏在美国考察的见闻，据韬奋先生记述，同志看了此书后评价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资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此外还有像由生活书店编译所编的《海外的感受》、庄泽宣著的《游欧通讯》等，都以客观的角度、广阔的视野、细致的眼光记录别国的社会风貌与政治变革，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参照和借鉴。即使在“二战”后，这样的对社会理想模式的探索也没有停止，比如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引进翻译出版的由苏联著名作家、国际和平主义战士爱伦堡等著的《战后美国与日本游记》、《战后欧游录》等，就对战后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普通平民的生活现状、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等做了真实的披露。除了这些属于亲身所感所历的见闻游记，生活书店在当时还译介出版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与社会科学著作，比如在文艺方面有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收入了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玖德》、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等；时事政治方面有英国杜德著的《世界政治》、欧脱莱著的《日本的透视》、美国赛尔特斯著的《战争•军火•利润》等。此外，还有中国学者分析国际时事与形势的著作，如钱亦石著的《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金仲华、张仲实等著的《现代十国论》等。这些图书不但为国人汲取西方文明的质素提供了范本，同时也借此具备了放眼世界、观察世界的基点和参照体系。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后来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西学经典文库》等丛书的发端和缘起。

二、深入认识国情，启迪启蒙大众，积极服务抗战

抗战救亡是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能够救中国也是和抗战救亡的主题紧密相连的。虽然当时政府消极抗战，对于救亡理论读物的出版、对于马列经典的出版经常采取文化封锁与镇压政策，但生活书店仍然在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1939年在抗日的艰难阶段及与政府封锁取缔进步文化的艰苦斗争中又奋力出书240余种。这些图书注重以马列主义观点阐释和分析中国的问题，积极为抗战服务。比如由周扬、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执笔者均为中共高级干部，像洛甫的《中国革命史》、李富春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艾思奇的《中国化的辩证法》等。值得关注的是，在1938年至1940年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和激烈的阶段，生活书店仍有计划地策划出版了《新中国学术丛书》（后改为《新中国大学丛书》或《理论与现实丛书》），作者大多为大学教授或有成就的理论家，如沈志远的《近代经济学说史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都是立足国情，从现实出发启迪民众的力作，出版后影响很大。为了帮助读者学习马列主义原理，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著的《新哲学的人生观》、钱亦石著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柳湜著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茅盾著的《创作的准备》等，这些著作深入浅出，既是对马列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也是对一般读者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种启蒙。今天三联书店的《三联精选》、《新知文库》等丛书在学术界一向享有盛誉，丛书所体现出的对现实问题的敏锐透视能力与对学术前沿的把握能力，我们似乎都可以从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出版物里找到端倪。

三、突出文化本位，不断扩大影响

重读抗战家书范文第5篇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虽然如此，但傅斯年读书却极为用功，遇到不懂的字、词便记下来，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胡适对傅斯年极为赏识，他夸赞傅斯年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那廉君回忆，傅斯年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不是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晚上偶尔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便是读书。傅斯年早年对医学有所涉猎，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他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写了篇文章，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事过之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在西南联大，傅斯年每天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一碗稀饭，偶尔招待来访的客人，甚至要向邻居借钱，实在接济不上了就卖书。傅斯年一生最好读书藏书，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买书上，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卖书的。而傅斯年卖书所得，却又常用来周济同仁。他穿的都是旧衣服，但干净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