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一徘徊范文第1篇

1、如果再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在倒数的名次内徘徊。

2、我一直徘徊在办公室门口，犹豫不决。

3、我看见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在学校门口徘徊。

4、我在书店里徘徊了好久，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5、她徘徊了许久还是无法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6、又一次我徘徊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却需要无比慎重的考虑。

7、我徘徊在就业与升本的路口上，不知作何选择！

8、我在这徘徊了很久才进去。

9、你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徘徊在你家门前不知道该如何跟你道别。

10、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处，何去何存犹豫不决。

11、在雨后的湖边徘徊，呼吸那新鲜的空气，感觉十分的惬意。

12、在这无情的季节里，在这可怕的夜间，我在乡野徘徊。

13、那天晚上天气很好，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每条街头徘徊着。

14、他就像一只狡猾的狼，()在他自己造的一座树林里徘徊觅食。

15、夕阳在树间徘徊，这是落山前最后的残阳，接着它便开始西沉了。

16、她常在小道上徘徊或在海岸上了望孤寂的大海，以此来消磨日子。

17、这是个阳光明媚，暖风习习的早晨，他徘徊在花园的小径之间，欣赏离家后盛开的鲜花。

五里一徘徊范文第2篇

只留下还在贪恋俗事的亲人、让他们继续在生命的长河中徘徊、遵循着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重复着这水乡独有的悲剧。人是矛盾的，却固执地不肯走出上一辈的阴影，又想得到新生，所以茫然地游走，所以怅惘地徘徊。

老二傩送是这样，哥哥死了，就不敢再敞开心门。总隐隐地觉得是老船夫的拖沓，导致了天保的不幸。虽然这理由有些牵强，但心上的芥蒂一旦结了，就不容易再像原来那样畅所欲言，把游船时的趣闻――说来。尽管仍然要坐渡船往来，却犹如其他乘客一般，匆匆地来往、冷漠又鄙夷这“做作”的船夫，早已没了年少时的仗义疏财、笑声爽朗。沈从文说他有诗人的气质，想必也有诗人的悲哀。长相俊美的他总会被人神话，犹如诗人给世人的感觉，深沉而遥远。但却简单、纯净得如刚生下来的婴儿，所以哥哥的死，也在那颗清澈的心上留下了印记。那夜悠扬的歌声，情深的云雀随着那一声噩耗一去不复返。他总在责任与情感中徘徊，却越走越远，最后连背影也抓不住了。

诗人总是感伤的、总是愿意计较些得失、总是有意无意的逃避着现实。对翠翠的感情可以埋藏两年，又随着哥哥好像“故意”的死而再次埋藏起来。也许明天他会学着面对现实，也许这样的“懦弱”将传给后世。

不管以后怎样，都会记得他的出场：在水里抓到四、五只鸭子后，上岸见了孤零零的翠翠。好心又打趣地关心她，尽管被误会，依然在那个洒落着细雨的夜晚，派人送她回了家。那是翠翠无法忘怀的夜晚，也是我无法忘怀的情节。还记得那句“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多么简单又朴素的劝慰，真把人那颗小小的心惊动了。

这个令天保、傩送牵挂的人就是翠翠，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生在世外桃源，跟着爷爷从小在溪边长大，和黄狗为伴、山林为家。随了母亲的真性情、活泼而可爱。有时，觉得生活平淡了，就幻想离家出走，让爷爷不顾一切地疯狂寻找。可又担心爷爷的身体，很快在脑子里打消了这个念头。每天送着游客、每天旁观世间的俗事。本以为不会像她母亲一样执拗的为了那个兵而死去。却还是在那个淅淅沥沥的雨夜，把心许给了那个让她“小心被大鱼咬”的岳云。可谁知大哥却跑来说媒，弄得她不知如何拒绝、心里起了一层薄薄的忧伤。

后来的事更让人无法安宁。老大死了、爷爷死了、更不敢看见岳云了。她的心总在怅然若失地徘徊，在溪的两岸徘徊，一岸是垂垂暮老的爷爷、一岸是心仪的岳云。却仿佛早就知道岳云是飘渺的梦，如那夜的歌声，灵魂都追到悬崖上了，然而，还是自顾地飘走了。于是稚气地说要代替船陪着爷爷，心却依然“荒唐”的驰骋着。这样，不禁常常的哭泣。不禁想轻轻地徘徊，于是不经意间重复了母亲的悲剧。落入了爱却无法在一起的俗套之中，不再“不食人间烟火”。

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宿命和梦想中徘徊，虽然宿命无法改变、悲剧还会重演，但她却在徘徊中悄悄地成长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还要哭着去面对，但已经有了方向，懂得了期待和守侯。

所以这样的徘徊是值得的。虽然一直都有矛盾、都会胆怯，但又在默默地抗争。所以由矛盾最终走向了统一，完成了一个甜甜的成熟过程。

小说的末尾，翠翠如《乱世佳人》中的郝斯佳一样，坚定的对天空怒喊：“他，会回来的!”其实，这时对于女主人公的命运无须多做猜测，不论最后能否抓住爱情，她已经学会了如何生活，不再需要别人保护。

五里一徘徊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陶渊明 文化内蕴 精神世界

《归去来兮辞》中的“归”“鸟”“松”“自然”等词汇，是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关联着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些词，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只有深入领会这些词的内在意蕴，才能找到解读作品的钥匙。

归去来兮――“归”是徘徊后的抉择

陶渊明诗文中，“归”字共出现了五十五次。根据他的诗文研究他的归向，可以把“归”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回归田园。回到远离世俗、远离官场、远离尘嚣的农村，过躬耕自给的生活。如《归园田居》其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二、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率真生活。如《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三、离开人世，终归空无。陶渊明认为人是秉大块之气而生，死亡不过是“托体同山阿”，最彻底地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徘徊――回归”是陶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在晋宋易代期间最混乱的八年（398－405年）中，先后投身到桓玄和刘裕等人幕府，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从青年时代出仕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他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在此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徘徊――回归”主题：他在文中设想一种新生活，筹划一个新开始；他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这种在徘徊与回归之间抉择的过程，使作品情感丰富，有一种矛盾的美。

鸟倦飞而知还――“鸟”是归隐的象征

陶诗中屡次出现归鸟的意象，如《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咏贫士》：“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鸟归以前，四处觅食求饮，为物所累。推及言之，陶渊明因屈己役于外物而使生命产生负累，待到归鸟趋林率性和鸣之时，诗人也“投冠旋旧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高歌“归去来兮”，人鸟各遂其性，各得其所，都从外在对象的追逐中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诗人由鸟之归息，悟出自然真朴之哲理，这其中关键在“还”字，“还”就是返本。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倦飞而知还”深刻诠释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返朴归真的生命价值取向。

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用一种无比依恋的感情，表达了他的向往。从此以后，陶渊明再也未曾出仕，归耕生活成为他的全部，陶渊明之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现出一种纯粹、自然的美。

抚孤松而盘桓――“松”是感情的寄托

陶诗中几次出现松意象，如《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严列。”《拟古》其五：“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四时》：“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孤松的形象最集中地表现在《饮酒》其四：“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棵“孤生松”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众芳芜秽”之时，居然在劲风中没有凋残。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草木都一样青翠的时候，无法知道谁的秉性是坚贞的。必须等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你才能注意到松柏的常青。“失群鸟”终于选择了一株孤独的、秀美的、坚强的松树作为自己清洁高远的感情的落脚之处，诗人真正找到了一个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不管外界再有什么变化，诗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陶诗中的松树是理想的地方，是清白的所在，是他在精神上所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所在之后，他就再也不徘徊彷徨了。直面人生的悲哀苦难，陶渊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看来，“东园”可能是实有一棵青松的，陶渊明把感情寄托其上，常常“抚孤松而盘桓”。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自然”是人生的追求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株树、一只鸟、一座山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维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不能简单理解为返回大自然（自然界）。

最后，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把“自然”当作医治人生各种弊端的良药。如《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自然”，从而也得到了自由。返回山林田园是“返自然”的前提。

聊乘化以归尽――“乘化”是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诗文中的“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宇宙间事物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朝代的更替、人类从生到死等。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如《悲从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形影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化”是一种规律，只能“乘”之，不能“腾”之；只能顺从，不能超越。

“归尽”就是死。“化”因具有不可抗拒性，人就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死虽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泰然的态度对待死，这就是陶渊明的生死观。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抚孤松而盘桓’，是妙于乐此余生也。”陶渊明用“乘化”的思想来化解生死困惑，使他的诗有了一种旷达的气度。

乐夫天命复奚疑――“天命”是哲学的基础

“天命”多见于儒家言论。儒家认为天决定人的命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联系上文“乘化以归尽”，其思想倒是道家一致。《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列子・力命》：“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又说：“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此所谓“天命”，不是宗教里所说的有意志的主宰者或上帝的命令，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及其力量。生死祸福，得失成败这些社会现象，完全由天命决定，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

颜延之回忆陶渊明真正面临死亡时的情景，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征士诔》）。既已自知不起，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427）九月，渊明作《自祭文》，说自己“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生斯化，可以无恨”。同时期所作之《挽歌诗》三首写得尤其旷达，诗中自拟死后之种种情形，更是充分表现了他彻底的乐天知命思想。

五里一徘徊范文第4篇

二三十年代之交，积极“向左转”的丁玲采用当时左翼文坛上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创作了《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三篇小说。这些小说书写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过程中所独有的心路历程。本文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从文本解读的视角，寻找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与个性、集体与个人之间艰难选择的心灵轨迹，歌颂他们高尚的革命情怀和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由“五四”个性解放急遽转入以阶级斗争获取社会解放的革命时代，人的思考中心发生了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然而，历史发展的峻急形态却没有给五四个性解放大旗下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容思考的机会。在急躁的心情影响下，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都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个人与集体、个性解放与革命对立起来。在他们的思维中，个人与集体、革命与反革命绝然对立，水火不容。正如郭沫若、成仿吾所说：“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了的时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存在”；“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始作俑者蒋光慈也说：“群众已登上了政治舞台，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了不重要的位置”，明显地透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状态。这种简单、幼稚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使代表集体、社会的“革命”与代表个人、个性的“恋爱”彼此对立，水火不容。时代要求转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必须择其一而从之。“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所记录的正是由个性解放大旗下疏散的知识分子，面对革命，面对集体大众，在革命与恋爱之间游移、徘徊、斗争、选择的真实心态。由于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思想中还保留着五四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因此，在时代规范革命与恋爱二者必选其一时，他们陷入了二难境地。虽说经过心灵鏖战，他们顺应了社会潮流，选择了时代，选择了集体与革命，舍弃了过去，牺牲了自我与爱情，然而他们的心灵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矛盾和冲突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心路历程。

韦护（《韦护》）是丁玲以革命先驱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一位革命者形象。从文本中看，他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组织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在他的意志里已经融入了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即无产阶级的“铁律”。但他是个双重人格的人，身上还留有一些“旧”的东西，他渴望个性自由，渴望爱情。他追求丽嘉，但从见到丽嘉的那一刻起，他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漩涡中，一面站在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生命的自然需求上，在革命与恋爱之间煎熬、抉择。文本细腻地描写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斗争及其心理变化。韦护渴求丽嘉的爱情，但当他想去找丽嘉时，却总有一个声音在责备他：“韦护！你怎么了？难道你还闹这些无意思的玩意儿吗？有几多事等着你去做，你却像小孩般在找着女孩子玩！”在他和丽嘉尽情地享受着爱的琼浆玉液时，这矛盾和冲突依然伴随着他。他因为爱情而变得怠惰，他“常常责难自己”，常常在“旧我”和“新我”之间徘徊。“若果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他都有希望将自己塞满那处女的心中去。然而多不幸呵。他再也办不到能回到那种思想，那种兴趣里去。他已经献身给他自己的不可磨灭的信念了。而这又决不能博得她的尊敬的。”“他并不反对恋爱，并不怕同异性接触。但她不希望为这些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他无法分析他自己的情感……他寻找不出拒绝她的理由和勇气，他想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法。”一面是他深爱的丽嘉，是他生命的自然需求所渴望的爱，一面是他理性要求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不可动摇的革命信仰。二者都是他所需要的。他既希望丽嘉用爱情的力量将他“劫走”，到无人认识的地方享受爱情、幸福地生活，“为爱情而牺牲事业，那不为名不为利的事业，他仍然可以骄傲地生存”；但同时又被另一个更强烈的信念从爱情的痴迷中拉回：“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涛，汹涌地将他卷入旋涡了，他经受了长时间的冲击，才找到了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人著作的趣味。”“只是他，他虽说幻想了许多，然而却不能得一个最后的决断。那是行不通的，他不能磨去了他原来的信仰，他已不能真真地做到只有丽嘉而不过问其他的了。唉，若是在以前，当他惊叹和骄恃自己的才情的时候，便遇着丽嘉，那是一无遗憾和阻隔的了。而现在呢，在比他生命还坚实的意志里，他渗透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也就是与丽嘉的爱情不相调和的人生观念的铁律。他怠惰了，逸乐了，他对他的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而他对丽嘉呢，也一样地不忠实了。”他无法将矛盾、对立的革命与恋爱结合起来，但又无法决断革命与爱情的取舍。

这矛盾和斗争并非韦护一人独有，而是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美琳（《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也同样处于这样的矛盾和痛苦中。以前美琳读子彬的小说，崇拜他，爱她，后来他们同居了，有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她一住在他这里，便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过去她的理想是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现在她向往革命，向往新的生活。她对子彬“温柔而又专制”的爱感到不满，但更想逃出这个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的新式家庭，她要自由。她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虽然他们是相爱的！是的，她还是爱他，她肯定自己不至于有背弃他的一天，但是，她仿佛觉得他无形地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经过反复、长时间的思索后，她瞒着子彬，在若泉的引导下，到大马路上做某某运动去了。望微（《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疲惫地痛苦地奔波于工作和玛丽之间。他痛苦，是因为他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玛丽；他痛苦，更是因为他不能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工作。他疲惫，因为，他要工作到很晚；他疲惫，因为他还想要工作之后好好地照顾玛丽。他脑中的思绪“太多了，太乱了”，和韦护一样不能清理出来。他既想着工作，又想着怎样和玛丽生活。在工作和玛丽之间，他的内心也和韦护一样，不断地发生着争执。有时，在酒馆里，他急着要去参加一个非去不可的会议，而玛丽却还在不慌不忙地吃饭，无奈“他踌躇着对这美丽的人儿望着，不知怎样好。他非去不可了，立刻动身，还恐怕要迟到，但能够吗，他怎么好将玛丽一人丢在这酒馆。”每次因为要去开会而离开玛丽时“实在是一个难处的时候”，他常常因为要多陪一会儿玛丽，而只好“又迟一点再动身”。以前，都是他第一个到办公的地方；可现在，总是他迟到。后来，“有好几天，望微都回来得比较早，夜晚也不出去。他对人说他有点病……不过他心里始终感到不安，因为它只陪着一个女人在家里坐。”她想陪玛丽，但又觉着无聊，无意义。人是矛盾对立的生命体，他总是处在生与死、欲与义、善与恶、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等的二难境地之中。矛盾、痛苦、游移、徘徊、革命、恋爱啮噬着这些年轻人的心，使他们难以决断，难以选择，使他们感到困惑，感到迷茫。

革命与恋爱，尽管一个是属于社会的，一个是属于个人的，可在这些热情的反叛的青年的生活里，却都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幸福，代表着生活的更高质量，更高境界，都是那时的青年不可或缺的生命需求，有着同等的价值，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和谐，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但是，时代要求他们必须选择其一，要恋爱就不能参加革命，选择革命就必须抛弃恋爱，二者非此即彼，不可兼得。要他们这些五四新青年以“社会革命”、“集体主义”代替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启蒙”、“个性解放”，这无疑是一场痛苦的深入灵魂的变革，必然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漫长的过程。因为他们在恋爱和革命之间的抉择，其实就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抉择，在个人和集体之间抉择，在五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之间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前走，但又忘不了过去，忘不了传统，“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而且“革命毫无情面地、将不止夺取保障你底肉体的物质的资料；它是并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凭依。它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灵魂。”由此可见，转型的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自然主人公的心灵充满矛盾和裂变的痛苦。丁玲敏锐地捕捉到了过渡时代的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痛苦，使作品具有了深刻地认识价值。王一川说：“叙述人所格外关心的并不 是革命最终战胜爱情，而是革命战胜爱情的艰难程度，即：在革命与爱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艰苦过程。”这正是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思想深刻独特之处。

其实，这矛盾和痛苦并非只属于丁玲笔下的人物，同时也属于作家丁玲本人和左翼青年作家。我们知道，丁玲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是典型的五四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在剔除个性解放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革命的过程中，其内心更是充满了矛盾、冲突、徘徊、痛苦的情绪，这种心绪在三篇“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她既向往革命，赞同革命，转向革命，参加革命，但又放不下她一直关注的女性问题；她既讴歌革命者的高尚情怀和伟大的舍弃自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又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批评革命者的封建男权意识及其“国民劣根性”，这表明她在转向革命的时候，既对革命充满憧憬，又有对五四精神的留恋，既要向前走，但又没有隔断和传统的血脉联系，内心斗争异常激烈，她前进的道路更加艰难。她在《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中写道：……也频参加左联后，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他很少回家，我感到他变了，而且是在飞跃的，我是赞成她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个“爬”字表明了丁玲内心的矛盾、痛苦与困惑，表明她由个性解放向革命集体主义转型的步履十分艰辛。这是因为一个人想要忘记自己的过去，把一切因袭的重负从自己的血肉中剔除出去，铲除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西方个性主义的影响所形成的情趣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丁玲这样的作家来说尤其艰难。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既真实地描述了以韦护、美琳、望微为代表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过程中那种徘徊、反顾、游移的痛苦历程，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正在积极“向左转”的丁玲和左翼青年作家的心灵轨迹，体现了她在革命规范下对革命与个性、集体与个人的独特思考和人生选择，为徘徊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青年知识分子引领了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均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五里一徘徊范文第5篇

二十前

一个衣着烂陋的孩子

在茅天的小镇上徘徊逗留

身子骨消瘦得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紧紧的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双眼却炯炯有神

我随手給了他五元钱

他买上包子一溜烟的就跑了

/

后来打听

才知道是一初二的学生

双亲忘故

靠有情的老师和近临支助

才没有缀学

/

这件事

其实我早已忘记了

可偏偏五年过后

在省城的一处拐角里看见了

东盯西看徘徊逗留

手里还拿着一矿泉水瓶

我心想

这孩子怎么流落到了省城里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来

也许是五元钱的作用吧--我想

/

孩子名叫钱光海

虽然看上去还是约有些憨厚

可衣着很干净整洁

也是省师范大学大一的学生

靠平时打些零工上学

他非要请我吃饭

说是吃饭

其实就是一碗面食

我没推迟

吃着面心里暖暖的

必须把他当朋友

这孩子将来有出息懂得感恩--我想着

/

再后来

我知道他回到了小镇教书

他本可以留县城的

县城虽小

可我一次也没看见过他

/

直到这个月的十九日

到小镇去办事才看见他

茅天东西走向

中学就座落紧靠北面的小山坡下

学生上下学

都要经过正街的一个茬道口

/

真的很奇怪

只见卷缩在墙边

眼睛不住的打量着放学的学生

双眼一刻也没有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