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于不见范文第1篇

最近几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导致受害人在完全可以获救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死亡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在法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将见危不救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惩治的呼吁一直不断；与此同时，反对上述主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我们这个倡导“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面对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怎样应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见危不救”现象，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关心。然而对于法律人来说，除了关心见义勇为的表彰与保障之外，还更应该关心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评价。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着把如何抗制见危不救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见危不救行为，任何不加分辨地一味主张“应该定罪”或“不应该定罪”都是不可取的。

面对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本文作者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 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科学评价，进而为“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可行性提出几点思考。

「正 文

一、 概念的辨析和讨论范围的确定

见危不救，泛指在他人危难之时，默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和行为。在国外的确有不少 国家在其刑法典中规定了“见危不救罪”，俄罗斯、美国、德国、西班牙、巴西、罗马尼亚 、波兰等都在此列。除此之外，在我国历史上的刑法中也一度出现过同样的罪名。名称虽然 相同，但两者的内涵却不完全一致。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所指的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 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 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1].这里的“见危不救”有几大特征 ：客体是他人生命安全；客观上，救助是急需的，主体有能力救助，救助对本人及第三人均 无危险；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可见，外国立法中对刑法调整范围内的“见危不救”作了严格的限制。与此相反，在我国历代的刑事立法中都将“见危不救”界定为它的“泛指”意思， 不管行为人有无特定职责或义务，也不管可期待的救助行为对本人或第三人有无危险，只要见危不救，就构成犯罪，就要接受刑事处罚。

无论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无论是业已存在的还是积极主张的，“见危不救罪”的设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运用刑事法的反面激发功能来“强化道德，弘扬道德”[2]，用范忠信先生的话说就是要“逼”人们见义勇为，客观地讲，这样的出发点本也无可厚非，但是目的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法律本身的科学程度。这种科学程度又直接取决于对见危不救的准确而深入的理解。绝不能一味笼统地主张“见危不救应该定罪”或“见危不救不应该定罪”，绝不能无视国外现有的和国内历史上两种见危不救罪的差别，更不能忽略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之间的内在关系。

有的学者之所以主张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并认为以此来推动见义勇为是完全可行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非此即彼。既然见危不救被规定为犯罪，那么就必然会促使人们见义勇为。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见危不救的对立面不完全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公民，为维护国家、集体利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行为。”[3]见义勇为属于义勇行为，具有“义”和“勇”的双重特征：“义”是指社会正义，涵盖了个体生命安全和国家、集体等社会公共利益安全：“勇”是指不怕流血牺牲，见义勇为者所面临的常常是巨大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付出的是鲜血乃至生命。而见危不救一方面实际上包括有特定职责或义务和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两大类。这里的“特定职责或义务”和需助者之“危”直接相连，它们绝大部分来源于法律、职务、业务或由先行行为规定或引起。有这种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见危而救仅仅是其“当然行为”，不是见义勇为，但一旦这部分人见危不救那么就构成了典型的不作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类见危不救理应而且已经被规定为犯罪，此毋庸赘述；另一方面，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见危不救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对本人和第三人无 危而不救和有危而不救。前者是外国刑法典中“见危不救罪”的惩罚对象。而后者实质上就是见义不为，见义不为的对立面才是见义勇为。无危而救并非见义勇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性要求。社会成员连这点都做不到，当然该受到社会的遣啧和法律的制裁。但见危不救中的见义不为却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不应该被规定为犯罪。

通过以上对见危不救概念的辨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本文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无特定职责或义务 的见危不救应不应定罪问题上，“通过‘见危不救罪’来‘逼’人们见义勇为”的提法本身就不科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见危不救应不应定罪这一问题上，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坚持辩证的方法，具体区分两类不同的见危不救。笔者以为，我们应当借鉴国外见危不救罪的相关立法，同时也要坚决反对将见危不救中的见义不为规定为犯罪。以下拟从法理学和刑法学角度对见危不救罪的立法问题提出几点立法思考。

二、法理学思考

法理学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在法理学中，该不该或该将怎么样的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的 问题属于法律创制的范畴。“法律的创制”又称法的创立、法的制定，最通常称之为立法。 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 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活动”[4]. 任何法律规范的创设都要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因此无论是主张借鉴国外见危不救罪的相关立 法 ，还是反对将见危不救中的见义不为规定为犯罪，都应当在法理学中找到足够的支撑。而其 中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公民与国家的内在关系以及法的创制又是不得不涉及的领域。

（一） 道德基础考察

在我国，目前“无特定职责和义务”的两种见危不救都仅仅局限于道德评价的领域。见危不救是否该定为犯罪，其实质是将一定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选择，即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什么样的道德应该上升为法律，什么样的道德不能上升为法律，这就是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见危不救犯罪化问题的出发点。

1，道德价值指向之比较

道德价值取向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特点相联系的，它揭示的是一定社会、集体或个人的主流价值倾向。根据行为后果对人对己、有利有害的标准，这种价值指向可以分为四种：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损己[5].以道德价值予以判断，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都不符合道德，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也得到否定性评价。损己利人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指向，它要求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它为社会所积极倡导；而利人利己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道德价值坐标，也就是一种不损人而合法利己基础上的追求私利。经由道德法律化途径而成的法律要必须反映并符合这样的道德价值指向。在外国刑法中，将见危不救定性为犯罪，即表明法律禁止这种行为和现象。由于法律通过禁止性规定来赋予人们一定行为的义务，所以这一规定就是要求公民在法律所设定的条件下必须实施救助行为。这里的“特定条件”即“能救助，无危险”使其行为虽然于己无直接之利但也没有明显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再换一个角度从受助者来看就完全符合“不损人而合法利己”的道德原则。据此，我们认为，外国刑法中对见危不救罪的规定是符合市场经济道德价值的。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就因具备价值基础的内在一致性而成为一种必要。

另一方面，若将见义不为之类的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则实质上使见义勇为变成一项法定义务。见义勇为的道德价值在于牺牲一己之利来维护他人之利，即损己利人。但损己利人从来都是作为一种美德被推崇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指向，在日益民主化、法治化的今天，私权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对私权的保护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民主、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所以，如果像“见义勇为”这样的道德被上升为法律义务，那么此等法律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因违背特定社会阶段的道德价值基础而变得非正义化，最终会因不被社会成员所接受而被抛弃。

2，法律道德化的一般要求

第一， 道德的普适性。为了不至于形成少数人的或者专制的法律，法律必须具备的一大特征就是普适性。

法律的这一特征要求作为其内在基础的道德也必须具有普适性。康德认为一项道德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一个人永远服从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即人人能够做得到的东西方有推广的可能性。在前面的分析可知国外的见危不救罪所体现的利己但不损人的道德价值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并不难，甚至是举手之劳，法律规定这样的义务也并非苛求于众。因此这样的见危不救罪并不缺乏道德普适化基础。但是，见义不为之类的见危不救罪就不一样了。它实际上是在“逼”人们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要求损己利人，“损己利人”的道德惟有道德高尚的‘圣人’才能一以贯之，非道德圣人的普通人虽也能做到，但只可偶尔为之而不可长久。原因在于损己利人的利他道德是违背一般人性的、无法推广普及的道德，即缺乏普适性“[5].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建构与设计，损己利他的道德原则与标准根本就行不通。”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除非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见义勇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将见义不为之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缺乏道德普适性支持 .

第二，道德法律化目的之实现。论者主张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的目的无非是要借助法律的普遍强制力来加强道德、弘扬道德，推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有根据的。道德发挥作用的特点在于自律，自律不具有一贯的约束力；而法律发挥作用的特征在于他律，他律具有可靠的、普遍的外在制约力。对于那部分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而言，由于道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仅靠主体的自我约束还远远不够，还得借助法律的外在力量加速或在一定程度上强制主体在为与不为之间作出法律和社会所预期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又具有稳性，久而久之，一定社会的道德行为模式就会逐渐形成，其加强道德的目的就有实现的可能。在实践中，恰当的道德法律化已经使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整体道德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不过，在此必须强调“恰当”二字。所谓恰当乃是以道德的普适化为前提的。将见义勇为经由见义不为罪上升为法律义务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相反，将见义勇为这类本该由道德自发调整的行为上升为法律，只会使一个社会的法律变成道德的法律，一个社会的法庭变成道德的法庭。法律审判变成道德审判。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不复存在[6].见义不为之罪所体现的外在化道德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还是反道德的，它会引起社会道德意识的严重丧失[7].尽管法律可以利用其固有的威慑力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但如果没有公众对见义不为罪的普遍认可，没有人们对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那么就无法保证人们时时都是守法者。法律设置的初衷就无法实现，甚至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

（二）人性基础考察

“人性是什么”从来就是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从孟子的“人性本善”与荀子的“人性本恶”之争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一说，及至后来马克思主义对人性之社会属性的阐发 ，观点众多[8].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来看，人的本性在于人既是个体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必然有着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追求，“人性本恶”之说在此亦非全无道理。 因此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要求自由，包括追求幸福和权利的自由以及道德行为的自由等。但人又是社会的人，是整个“社会连带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组成部分，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在。从而，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应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律的基本职能就在于保护这些条件。

基于对人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国外的“见危不救罪”是符合人性基础的。作为无特定责任的第三人，在力所能及而又无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助行为，虽然没有给本人带来直接的利益 ，但也没有明显损害自己的私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行为对他人、对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却异常重大；其救助行为或许能挽救他人生命，或者为国家、集体挽回巨大的损失。这是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从人道主义出发亦应如此：同类相怜相救是最起码的人道，它涉及人类最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护。

但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必须有度，不可全然不顾人的个体属性。见义勇为无疑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完美体现，但这是共产主义人的社会属性，在现阶段明显超出了人性所能延伸的 限度，所以见义不为类的见危不救被规定为犯罪将直接违背人性的本质。人保护自己是出于本能，是无条件的，牺牲自己保护他人需要后天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用“犯罪化”来要求群众必须站出来牺牲自己，这样的要求显得太苍白无力。

（三）价值基础考察

任何法律都要体现并保护一定的利益，法律规则的最终权威恰好来自于它们所保护的利益[9].同时，我们判断法律价值的有无及大小都要以一定的利益为依据。法的制定也必须遵循 利 益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总体性变动，其中利益分化和多元共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0].一方面，利益的多元化是人的多样性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作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又要求文化多元化以及道德多元化。多元化是文化进化的重要部分，整个人类社会因丰富的多样性而得以发展。否认多元化就意味着阉割社会进步的动力源[11].若将见危不救中的见义不为规定为犯罪就毫无疑问地将一个高层次的道德来约束一般主体，而无视多元化的规律。每个人都该有自己关于真、善、美的评价以及道德行为准则，尤其是诸如见义勇为之类的“圣人式”道德；只要其行为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就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法律强制的统一道德规则之约束，更没有理由因此而触犯刑法。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共生是辩证统一的两个趋势。我们可以肯定利益的多样性，并因此而反对将见义不为犯罪化，但这并不否认利益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越发明显。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被利益联系为一个整体。其间必然存在为维护社会存续而必需的共同利益。利益的一致性是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功能得以发挥的内在根源。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维护这样的一致性而存在。任何破坏社会利益一致性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谴责和否定。而社会个体在不损害一己之利的情况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下实施的救助行为乃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一致性所要求的，是特定社会公序良俗之体现。在以上特定条件下见危而不救显然违背了这种一体化趋势和利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理应运用手中的立法权，将此种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以此来完成其固有的使命。

综上所述，利益多元化和共生并存是客观规律，这一价值基础决定了国家对两种见危不救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使见危不救在法律和道德的领域内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补充协调。

（四）古今中外见危不救罪的立法比较

我国古代和当今国外均有见危不救罪的相关立法。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立法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何时何地的立法都存在一个普遍原则，即必须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主张在见危不救是否定罪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针对我国国情而提出的，这并非出于对法的盲目继承或移植，相反，这是在科学对比、分析古今中外的立法背景及特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具体来讲，我国古代不加区别地将所有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来加以惩罚，其实质是利用国 家权力强制树立一元道德。我国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这种社会结构属性决定了其道德价值 指向必然是利他主义[5]，这样见义勇为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最起码的道德。于是在专制主义政权下，笼统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就不足为奇。

不过这样的法律抹杀了人性，利益、道德的多元化，属于不正当立法，如此的“历史根据”不足为训。

仔细考察外国刑法中“见危不救罪”的立法背景，至少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外国有限制地将见危不救上升为犯罪正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下利益多元化、道德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成员间连带关系的削弱这一客观形势需要。这种形势要求国家用法律来强制社会主体对他人履行一定的救助义务；其次，其立法规定并未违背人的本性。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制度性差异，但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双重性”却是共通的；再次，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 法律在这些国家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和期望值，将可以而且应该法律化的道德纳入法制化轨道也就成了自然之事。我们主张借鉴和移植主要是因为它的确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但在移植和借鉴过程中不可照抄照搬，还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其基础上作适当变更。国外刑法中见危不救罪更关注个体生命安全，由于我国法律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也要顾及社会和集体。因此，在见危不救罪的客体上应当增加社会和集体公共利益安全，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我国的立法精神。

以上分别从道德、人性、价值、立法四个方面着重对本文的议题进行了阐析。实际上，在法理中还有一个内容不得不提到。这就是公民和国家的法律关系。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认为，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公民自然权利的转让。公民有权从国家那里得到应有的保护，相应地国家就有对处于危难之中的社会成员予以救助的义务。一方面国家完善的组织和强大的力量为履行这样的义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当这种义务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又因一般公民个体本身力量所限而无法逾越时，国家就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这种责任，绝不能通过将公民的见义不为定性为犯罪来将此责任转嫁给公民。但是，国家的公力救济毕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完全及时有效。因此，私力救济就十分必要。外国刑法中规定的有限制的见危不救罪正是为了运用私权力救济来弥补公权力救济的不足。而且，无特定责任或义务的第三人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施以救助行为并没有超出社会主体的力量之限。这显然是比较合理的。

二、 刑法学思考

为了使问题进一步明晰化，还须作一番刑法学思考。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坚持在见危不救行为应不应定罪上要区别对待，其直接根据还在于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罪与非罪的相关原理，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依照现行《刑法》以及“罪行法定原则”，不负有特定责任或义务的见危不救不是犯罪。 这是实然问题，而我们讨论的应不应该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则是应然的问题。立法者决定是否将某一行为规定为犯罪之前，必然要对立法意义上的罪与非罪加以考察。如果达到了立法上所要求的犯罪化要件，那么就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反之则不然。这里主要及三方面的问题：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刑法的因果关系，刑罚的目的和价值。

（一） 立法意义上犯罪本质之规定性

关于犯罪本质的论述，目前在我国通行的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说。从立法上看，犯罪的确立是从本质特征中提炼出来的，立法者总是将社会危害性严重地足以破坏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2].在立法过程中，确定犯罪的时候，立法者主要考虑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有那些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行为立法者才将其规定为犯罪。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或现实威胁[13].它既包括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危害也包括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任何行为都受人的主观意识和意志支配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见危不救是一种不作为，主体在此条件下，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明显的外化行为。这与一般认识上的“行为”可能不太相符，但是刑法上的“行为”其根本特点是它在客观上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同时又反映了人的主体性。不作为行为可产生与作为行为同等的社会危害性，这是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的共识，而且，不作为同作为一样，都是在主体意志支配下，选择动或静以此来体现行为的主体性[14].主体性的存在与否是判断某一状态是否具有行为性的根本标志。不作为者在此过程中表现其主体性和主观恶性，因此，见危不救这种不作为的 “行为性”就毋庸置疑。姆达拉赫认为行为不管其现象如何，乃是一切犯罪的共同基础，从而 ，见危不救罪就有了定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否所有的见危不救都必然如此还需结合其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来作区分说明。

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在客观上能救且无危险的情况下仍见危不救，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的确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客观上，由于其能救而不救的态度或行为很可能使他人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死亡，也可能使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害：主观上，见危不救者抱着事不关己之心而坐视、放纵危害结果的发生，这表明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其主观意思，在于己无危之下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实为主观恶性之体现。人类应有的连带关系，社会应有的公共利益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在实践中，此类行为日益增多，人民群众对此相当愤恨，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样的见危不救难道还能被仅仅视为道德上的瑕疵吗？因此，有限制地对见危不救定罪在所难免。

见义不为作为见危不救的第二种类型，其行为虽然与最终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但这种关系非常间接，不为立法者采纳还有待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见义不为者不具有主观上的恶性。如前所述，主观恶性只有在意志自由下的行为选择中才能体现出来，与前述第一类见危不救相异，见义不为者面对的常常是巨大的危险，这使得大多数人失去了自由选择的 余地，此时的见危而不救实属无奈之举，不存在主观恶性成立的条件。没有主观恶性，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就缺乏立法上犯罪本质的规定性。

犯罪本质不应该仅仅是司法中的定罪依据，它还应在立法上发挥犯罪化的选择性功能。 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见危不救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就产生了分化的必然性。

（二） 刑法因果关系考察

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刑法中，将某一结果归咎于某人时，往往需查明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由因果关系连接起来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是确定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因此，是否具有刑法上所认可的因果关系将直接决定是否将某一行为定性为犯罪。

从一般意义上看，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有两层：第一层是“事实原因” ，第二层是“法律原因”。事实原因建立在直观基础上，它由“BUT FOR” 公式来表达，即“如果A（B、C…）就没有”Z“，则A（B、C…）就是”Z“发生的原因。[12]这一公式所表达的只是从哲学意义上所能确立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因果关系相当宽泛，在这一层面，无论何种见危不救都能纳入其中。但若仅仅依此来立法定罪，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无限扩大追究刑事责任的客观逻辑基础。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刑法的一个价值选择、过滤和评判过程，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根本标准即事实原因对客观结果发生的作用力之大小。

见危不救罪在刑法上属于不作为犯罪的一种。虽然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特点在于原因与结果联系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表现为其间还夹杂某种自然的或他人的行为。但是，对于各国立法中所确立的见危不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一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了相对直接的决定性作用；而见义不为的主体行为与危害结果发生之间插入的乃是危害性非常大的行为或因素。这样的行为或因素大到足以威胁无责任的第三人，显然，对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构成了最直接、最关键的决定性原因力。而见义不为所体现的原因力是极其微弱的，而且也仅仅是建立在假设和主观期望上。所以，见义不为不应该定为犯罪。

（三） 刑罚分析

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15].对某一行为来讲，刑罚无疑是最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其本身不是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手段。因此任何一国在对刑罚的设定和使用上都非常谨慎。但谨慎不代表不用。立法上，国家的刑罚制裁只有当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某一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国民在情感和精神上均不能忍受这种行为的场合下才是正当的。根据这条标准，对那种无危而不救的行为使用刑罚是理所当然之事。相比较而言，见危不救中的见义不为显然没有达到使用刑罚的程度。再者，刑罚的目的兼报应和预防于一身，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对它的认同感。由于将见义不为规定为犯罪所体现的价值指向已大大超出普通人能够承受的限度，可以预见，“见义不为罪”一旦成立就必然会失去民众守法的社会心理基础，久而久之，法律的尊严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

（四）法律的实施

由于不作为犯罪固有的特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必然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作为犯罪是以一种消极的行为形式出现的，它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可加清晰分辨的危害行为，而且见危不救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公共场合，见危不救者很可能不止一人，甚至很多人。此时如何确定犯罪主体就成了一大难题。若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者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法律资源，其代价过高；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也就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追究一部分人而放过了另一部分人从而造成执法不公的局面。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将司法操作中非常难以掌握的见义不为规定为犯罪。不过，以上矛盾和困难同样存在于我们所主张借鉴外国有关立法而必须面临的问题。虽然立法不可能在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前止步，因为有限制的见危不救罪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中对此加以完善。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这种完善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三、 结论

法律是社会的法律，其产生和发展必须以特定的社会为依托；法律又不是万能的，它应当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否则就会陷入认识和行为上的误区。因此，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恰当借鉴国外及我国历史上关于见危不救罪的相关立法；同时又要坚决地反对将见义不为这种见危不救行为上升为犯罪。总之，在关于见危不救应不应定罪这个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有限制的见危不救罪才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才是完全可取的。任何不加分辨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法律辞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21。

[2]范忠信。见危不救：外国法对我国旧法的启示[N].法制日报。1999-07-22。

[3]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R]；深圳经济特区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R]。

[4]张文显。法理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40。

[5]范进学。法治需要的道德支柱[N].法制日报。2001-03-04。

[6]李长青，冯小琴。论法和道德的现实与未来的冲突与构造[J].现代法学。1999，（12）。

[7]梁冶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54。

[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R].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712。

[9]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5。

[10]孙力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

[11]叶传星。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J].法律科学。1997，（4）。

[12]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0。

[1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72。

[14]刘勉。论不作为犯[J].山东法学。1998，（3）。

见于不见范文第2篇

[主 题 词] 不作为，道德义务，见死不救

一、 不作为义务学说

英国学者J·C·史密斯和B·霍根在论述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时，认为作为义务包括A、保护生命的义务，即基于家庭、业务和其他的亲近关系所产生的义务；B、合同义务。[1]

我国台湾现行刑法规定：“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因此，我国台湾刑法上的不作为犯义务有A、法律规定的义务；B、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义务。

德国刑法典第13条第一款规定“不防止属于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人，只有当其依法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的义务，且当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使法定构成要件的实现相当时，才依法受处罚。”

日本刑法也规定了不作为义务的三个来源，特别是将一般日常生活习惯上或一般道义上的要求即条理也包括在不作为法律义务。[2]

法国刑法典223-6规定：“任何人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者，处 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抢救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 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对不作为犯的义务根据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并不统一。高铭暄教授的“三要素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于法律上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陈兴良教授的“四要素说”，在三要素说的基础上加进了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马克昌教授的“五要素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根据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上要求的作为义务、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

从以上的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主要分歧就是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即道德义务能否成为惩罚犯罪的义务根据之一。日本刑法和法国刑法中道德义务可以成为某些特殊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

挪威、瑞典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⑴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⑵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

这代表着一种趋势即不作为义务范围扩大的趋势。社会发展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加强合作。

法国法学家罗尔塞尔也认为：“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1913年德多雷卡提出出：在自己能够支配的范围内，存在某种危险状态，并且只有自己才能消除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不管该种危险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行为人都有消除这种状态的义务。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在他著作《犯罪通论》中认为，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应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不道德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问题，美国学者称其为卑劣的撒马利人（S.）。法国、德国、葡萄牙、奥地利等国都规定了救助义务。德国刑法323条规定不进行救助罪：“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难发生时，根据行为人当时情况救助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救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

1980年美国佛蒙特州制定《帮助临险者责任法》：“当人们知道他人面临严重的人身危险时，而且没有相同地位的人可帮助而不具危险，或没有特定义务人对此负责，此时应给予帮助，除非已有别人给予帮助或关心，否则，处以100美元以下罚款。”

纵观现代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在不断扩大。不作为义务的形式论正在向实质论迈进。牧野英一就指出，同作为的违法性一样，不作为的违法性问题也得从违反公序良俗中去寻找，即使依据法令的各条款的解释仍不能判定作为义务的时候，应依据法律全体的精神及至事物的性质来把握。[3]江家义男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必须是该不作为同作为产生的法益侵害具有同等的反社会性。[4]

我国学者周光权也认为，“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作为义务的形式四分法约束，而形成了对作为义务的实质解释思路，即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出发，将结果防止的法义务视为从刑法的保护义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

事实上，一种法律的公正，同时也应当具有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公正性。就刑事立法而言，刑事制裁的范围之界定是否公正，不仅取决于刑法，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传统与政治的构造。[5]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受时代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影响的不断变化的相对性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其内容或许是不同的。但是趋势十分明显，就是，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渐渐地引起刑法界的重视并在一些国家已纳入实在法的范畴，开始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法治并不是道德无涉的，相反，有其必然的道德基础。[6]

二、 不作为道德义务的根据

（一）法理根据

正义是首要的美德，正义是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和调节相互竞争的要求的原则，是最高的指导理想。正义在一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使这个社会道德化，至少是不违反道德。因此，道德义务通过法律的规定而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是普遍社会正义的要求，特别是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犯罪，也是秩序价值目标的要求。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社会的首要正义，最大的均等自由、正义的不平等主张和公平的机会均等主张表明自由只能为自由的缘故受到限制。

“刑法是通过限制自由的手段来保护自由的，二者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平衡问题，故刑法的处罚必须合理，否则便与刑法宗旨相矛盾。”[7]自由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只有当我们相信他人不会威胁我们的自由，国家只是在特定的、可以预见的、并且是为了我们更大自由的情形下限制我们的自由时，我们才享有充分的自由。法律限制自由是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表面上看来，可能限制了某些人的自由，但是，从正在面临危险的受害者和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对自由的限制是合理的。根据“米尔原则”，社会干预个人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只有为了阻止对别人和公共利益的伤害，法律对社会成员的限制才是可以证成的，才是合理的。

刑法乃以刑罚作为规范社会共同生活秩序之最后手段。若以刑法之外的法律效果，亦能有效防止不法行为时，则应该避免使用刑罚，惟有在以其他法律效果未能有效防止不法行为时，始得以刑罚作为该行为的法律效果，此即刑法之最后手段性。[8]当代各国刑法规范的规定不可说不周密，但是暴力犯罪现象有增无减，当然导致的原因很多很复杂，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对此种犯罪现象的冷漠和无视，实际上是纵容犯罪。为了更有效地防卫社会，保障自由，立法者应该反思这一现象背后的法理，在立法上实现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形式论到实质论的突破，确定在某些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不作为行为的道德义务应当负刑罚责任。

无论是从防卫社会还从保障“危者”人权的角度，刑法规定“见危不救”者的作为道德义务是合法理的，也公平正义的。“见危不救”者个人的“自由”当然在这里不是可以无谓地牺牲，社会和“危者”应该有义务保障他的自由。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互动模式，协调了个人和社会及他人的利益矛盾，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一定意义上，法律规范始终在推动道德建设的进程。

（二）社会根据

道德义务应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理由在于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是防犯社会犯罪的根本前提。

社会公德，即社会的公共道德。道德对人的约束是通过社会的评价、舆论的力量作用于个人内心的道德观念而起作用的，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德要求的内容相去甚远，格格不入，那么一切通过正当的社会评价和舆论所施加的道德约束对他的行为失去作用。因此，只有使个人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公德相一致，才有可能使个人的行为既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又置于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而只有当人们普遍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的时候，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公共秩序，即社会秩序，具体是指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生活秩序。公共秩序是人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稳定有序的状态。公共秩序的建立是法律长期调整的结果，它需要一切参与者共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9]而公共秩序的遵守极易受到人们的忽视，甚至经常出现“观看”暴力犯罪的怪现象。因此对不遵守道德义务的行为，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处分，甚至刑罚。

从行为法学的观点来看，对个体行为的控制，一方面需运用合法行为的激励模式，同时，由于存在着违法激励模式与合法行为激励模式的冲突，还必须运用违法行为的惩罚模式，阻却违法激励模式。[10]其中一个重要的阻却即是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从而形成社会的法律评价标准，法律确认的一定价值标准一旦受到法律的强化，转化为法的精神和理想，它就“可以在一个社会的千百万人之间形成结合纽带和社会团结。 [11]

犯罪界定中的社会政治因素。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但在这种规定的背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对其深刻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生产力是制定犯罪的终极标准，社会贯注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犯罪界定的变化；而犯罪的确定更是离不开国家的标定，国家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犯罪界定的变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犯罪现象十分复杂，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任务繁重，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要求中国刑事立法确认不作为犯的道德义务，规定“紧急救助”条款。根据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即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和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12]

从根本了来说，犯罪成因有三大因素：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然而，最复杂的要数社会因素了。在社会因素中，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有赖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培养。那么如何培养这些道德素养，除了道德说教外，重要的莫过于把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义务上升为准法律义务。这样做，既可以避免道德义务无限扩大的危险，同时也可以使不道德行为有所顾忌和收敛。

（三）经济根据

根据刑法功利论理论，刑罚的功利根据是社会效益观念的体现，源于社会生存、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经济因素，刑法的功利以预防犯罪为内容，功利对刑罚的总的规定是最大效益性。效益性主要表现为真效性、有利性、节俭性和经济性。真效性是指刑罚的积极效果必须大于消极效果。有利性是指刑法所剥夺的权益的质量必须小于所保护的权益的质和量。节俭性是当预防犯罪的效果相同或相似时，应该选择代价较小的刑罚。经济性是刑罚的运用应考虑经济投入的大小。

刑法限制“见危不救”者自由的充分根据在于，通过对其自由的限制，保障“危者”更大的自由（即生命权利）和社会秩序（即社会自由），因此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刑法规定作为的道德义务具有效益性。当然在制度设计上，应该针对“见危不救”者可能的损害和伤害，给予一定的保护和保障。

三、 违反道德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要件

（一）刑法保护的法益即人身面临着现实的、紧迫的严重的危险。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面临的危险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不能是虚拟的；必须是紧迫的，而不能是尚未到来的；必须是对“危者”生命构成严重危胁。

（二）履行保护义务的社会期待性。刑法保护“危者”的同时，也得考虑社会对保护者的合理社会期待性，即社会期待保护者能够合情合理地处理自己面临的保护义务。

（三）行为人不作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行为人在面临“危者”遭受暴力危险时，不存在其他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若存在其他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的话，则行为人不具有作为义务。也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行为人能够实施保护行为，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对其他人没有期待可能性。

四、 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刑法评价

刑法规定不作为道德义务为犯罪，本文是指“见危不救”罪，而不是成立相对作为犯罪人成立的本罪。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刑法评价应该坚持正面与负面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对负有作为道德义务的作为，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必要的时候，国家也应该成立社会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并从就业、生活、子女扶养等实在的方面解决“见危救助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犯罪人，应该减轻处罚，同时，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另外成立“见危不救”犯罪。

《民法通则》109条规定“因防止国家、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这虽然是民法对侵权行为人的处罚原则，刑法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此外国外的立法例值得我们去学习。《英国刑法》第62页“容易救助”这样解释道：许多法院处理过“浅水池”案件。任何人在对其没有任何人身危险的情况下，不采取措施救助他人，使他人免于死亡或伤害，都构成犯罪。如果被害人死亡，他并不必须构成杀人罪。

文中的法国、德国和美国佛蒙特州法律对“见危不救”罪的处罚规定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在“见危不救”罪立法时，可以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

“见危不救”的道德义务来源于法理正义、自由、效益和秩序。虽然，世界各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认同，但毕竟英国、法国和美国佛蒙特州等已立法规定“见危不救”者的刑事责任。附着社会的变迁，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对生存安全的要求不断提出新要求，那时，法律将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规定“见危不救”罪，调适人类的社会生活，从而构成和谐社会。

注释：

[1]参见史密斯和霍根著《英国刑法》第57页

[2]大谷实著《刑法讲义 总论》

[3]牧野英一《不作为的违法性》

[4]江家义男《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构成》

[5]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第331页

[6]马克思 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7]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6页

[8]林山田著《刑法通论》第15页

[9]徐显明著《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第305页

[10]谢邦宇等著《行为法学》

[11]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

见于不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化内科；临床；不合理用药；药物间拮抗

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基础医学的探究不断深入以及药物的不断发展，在消化内科中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种类也不断增多，这就使得医生在对于患者进行联合用药治疗时，会由于同类药物之间因成分相同而造成药物使用不当的情况，从而使得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药物副作用增多等现象。和其他科室相比，消化内科的患者较多，用的药物种类也特别繁多，所以消化内科医生要避免药物不合理使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于消化内科一些常见的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对于消化内科临床用药提出了一些建议。

1 药物理化性质方面的不合理联用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消化内科医生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常常会联合用药。药物联合虽然对于患者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药物联合使用不当的现象。如：①红霉素与碳酸氢钠。红霉素属于碱性抗生素，容易在胃酸中失去活性，而碳酸氢钠属于碱性物质，可以降低胃酸的酸性，从而降低红霉素在胃酸中的损失，提高其生物利用率以及抗菌活性。但是红霉素胶囊外层材料在较高的碱性环境下会溶解掉，而在酸性环境下就可以进入到肠道之后在溶解掉，使得里面的药物发挥作用。在和碳酸氢钠联合使用时，红霉素胶囊外层材料会在碳酸氢钠的作用下提前溶解掉，这样就不能进入到肠道起到预期的效果，使得药物的治疗效果也下降了，所以这两种药物不能联合使用；②铝碳酸镁片和喹诺酮类抗茵药物。铝碳酸镁片由于含有很多铝、钙、铁这些多价态阳离子，会降低胃酸浓度，使得喹诺酮类药物吸收下降。此外，这些多价态阳离子会和喹诺酮类药物形成螯合物，这样也会使得喹诺酮类药物的吸收下降，所以两者不能联合使用；③西咪替丁和硫糖铝药物。西咪替丁可以起到抑制患者胃酸过多分解的作用，提高患者胃中的pH值，而硫糖铝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铝和八硫酸蔗糖，能够在溃疡口基底形成形成性凝胶，从而起到治疗溃疡的作用，但是它和胃勃膜蛋白质之间要在pH小于等于4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这样在和西咪替丁联合使用时，硫糖铝需要的酸性条件就不存在了，从而使得其最终的治疗效果下降了很多[1]。

2 药物间拮抗

经常见到的药物拮抗作用结果是将药效降低，如：双歧杆菌胶囊有着调节肠道菌群之间的平衡作用，同时抑制并清洗肠胃中的致病菌，但是双歧杆菌胶囊与诺氟沙星联合使用时，就会发生拮抗作用，使得诺氟沙星的活性被抑制或者是消灭，降低药物使用性能，所以如果患者确实需要使用抗菌类药物时，应该在服用诺氟沙星2h之后再服用抗菌类药物。此外，像临床用药中，多潘立酮和盐酸洛哌丁胺，乳酶生和西咪替丁等此类药物之间的治疗效果不同，如一起使用，尽管不会影响到各自的药物治疗效果，但是却对于患者的病情治疗没有太大的意义。

3 用药量过大及重复用药

用药量过大是指消化内科医生在对于患者进行治疗时，使用的药物量远远超出标准，或者还有一些抗生素使用过多时间过长等情况存在。通常来说，用于内科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如果药效时间长，只要用药1次/d或者2次/d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3次，如果此类药物再增加剂量也不会有更好的治疗效果了。而对于抗生素来看，如使用时间过长，就会使得人体内部产生相应的耐药性抗体，长期这样用药就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了。所以，不仅要控制用药的量，还要对于抗生素的使用时间进行严格控制，防止耐药性作用产生，降低治疗效果。

另外，内科消化系统治疗时，同类药物特别多，而且其作用成分也都相同，这样医生在开出一些同类药物时，因为作用成分都相同，就存在患者重复用药的情况发生，很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4 药物联合使用所引起的不良反应

药物联用不当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而在联合用药中一些药物的使用可能会使得不良反应有所加剧。例如，麻黄碱有止喘的作用，还同时也能引起中枢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失眠。在这种治疗中，止喘是我们想要的治疗效果，而失眠就是麻黄碱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说的不良反应了。此外，像阿托品有减轻肠胃平滑肌痉挛的效果，但是同时也会引起视觉模糊、口干舌燥等副作用。再如西咪替丁在和地西泮联合使用时，会引起患者呼吸抑制加剧[2]。

5 对于消化内科临床用药的一些建议

要做到临床药物合理使用，就首先要求主治医生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经验。加强对于医生的再教育[3-5]，使他们掌握最新的药物知识以及新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同时，还要对于医生进行一些法律法规教育，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对于患者进行药物滥用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还要在医院里定期的举办一些培训及讲座活动，聘请资深的老教授来授课，从而提高医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建立起医生诚心实意为患者服务的看病理念，并且在看病治疗过程中医生要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真实病情，给患者讲解相关药物的一些注意事项、服用禁忌等。同时，在发现存在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情况时，医院以及相关部门一定要严惩不贷，决不能掩盖事实，逃避责任。

6 结语

总之，内科消化病理繁多，生病种类也很多，医生由于自身能力限制以及所掌握的知识不够全面，加上有些医生的素质能力不够，对当代的内科消化治疗药物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缺乏足够的临床实践经验，在看病治疗时，仅仅依据前辈所总结的治病经验理论，不能做到对症下药，所以在面对一些疾病时，难免会存在药物运用不合理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药物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就要求临床医生自身应该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转变治疗理念，积累临床经验，最大程度地使得药物治疗效果得到保证。此外还要求院方应该设置专业临床药师方法，为医生提供专业化的药物学习环境，并使得药物治疗方案更加科学、合理，也可以为药物治疗中的安全问题提供更多保障。

参考文献：

[1]伍晓剑.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问题的研究分析[J]，当代医学，2011（33）：22-23.

[2]毛成燕.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问题的研究分析[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3（07）：83-85.

[3]潘秀娥，李文艳.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消化内科用药问题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4（01）：81-82.

见于不见范文第4篇

 

1) Different people have/hold different opinions/views on the question/problem/matter. Some believe that ...; Others argue that... :Still others maintain that ...

2)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ir opinions.

3) Some people hold the opinion that it is good to ....

4) they think quite differently on this question.

5) Opinions vary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表示必须,紧急,有困难做某事的句型：

1) It is important (necessary, urgent, difficult, easy, convenient, comfortable, expensive, desirable, advisable) for sb. to do sth.

2) ...have trouble/difficulty/a hard time/a difficult time (in) doing sth. (有困难做某事)

开头部分：

1)We have discussed whether to surf on the net on weekdays.

2)We have debated whether China should develop private car industry.

3)The students of Senior Three in our school have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Senior Three students should attend the sports meeting.

引入观点的持有者：

Nearly a quarter of people think//believe that…

Almost a half of the students suggest that …

Two fifths of our group are for the idea of …

Thirty percent of us be are against that

见于不见范文第5篇

一、民歌的地名是指搜（采）集地和流行地，不是指发源地和“籍贯”。

我们当年江苏卷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总编辑部的具体指导下，严格地按照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各种有关民歌文件所规定的编辑体例和各项规范要求来进行的。

按文件规范的谱面规格，入卷的每首民歌在“歌名的右下方”（即曲谱的右上方），所标地名均是指这首民歌的搜（采）集地和流行地，从来不是指民歌的发源地或“籍贯”。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全省各地都流行着民歌《茉莉花》和《鲜花调》（这两首民歌属于同一首小调家族中的两种变化形态），因此如果把每个地方都说成是这两首民歌的发源地，那是说不通的。所以把六合硬说成是民歌《茉莉花》的籍贯和发源地是没有根据的。

二、江苏卷草稿本中《茉莉花》原没有标记记录者。

鉴于民歌《茉莉花》在全省各地都久已流传，有好几位音乐家都记录过，仅编委中就有程茹辛、石林、鲁其贵等记录过，此外还有庄汉、苏承霞等等。在江苏卷草稿本（1982年8月油印）第三册中所用的《茉莉花》歌谱，是取自省音协1965年10月所编的《江苏民间歌曲集》（苏北及南京部分），该歌曲集为油印本，由张仲樵编辑，石林审订，其中的《茉莉花》歌谱上面没有标记任何记录者，流行地区为苏北。

三、何仿同志所记录的民歌，是进入江苏卷的《茉莉花》，而不是《鲜花调》。

从1983年到1995年江苏卷歌谱定稿期间，在对江苏卷草稿本的修订充实的过程中，何仿同志曾对民歌《茉莉花》记录者的署名问题提过数次要求。特别是在1992年期间的一次电话中，何仿同志对朱新华同志讲述了他1942年冬在六合金牛山记录《茉莉花》的情形，以及《茉莉花》的三段“原词”和前线歌舞团演出的情况，朱新华同志当即将此事向主编石林同志作了汇报，后经编委们研究：根据何仿同志讲他1942年记录《茉莉花》的这个情况，对比之下记录此歌的时间比其他同志早，编委们出于对一个老音乐家（当时的省音协副主席）的充分信任，尽管在他没有提供任何采集歌谱和说明资料的情况下（1993年8月何仿曾经将发表搜集《茉莉花》的文章送给朱新华），大家还是从以前的不同意署他名字，而到最后同意将江苏卷草稿本中《茉莉花》歌谱的署名，由没有记录者改为何仿整理词、记谱，搜集流行地由苏北改为六合县，同意加注解说明情况并附上“原词《茉莉花》”。有关这些署名等内容朱新华同志在电话中都一一读给何仿同志听过，他也表示同意。此后，《茉莉花》便按以上修订的内容，登载在1998年出版的“江苏卷”中，这是我们编委亲历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报刊上讲，何仿同志当年记录的是《鲜花调》，并且还和清代的《小慧集》曲谱一样，对此事说法的改变，我们所有健在的编委均感到不可思议，实在令人费解……。

四、《小慧集》中的《鲜花调》是作为附录收进江苏卷的。

现江苏卷中所用的清道光元年（1821年）贮香主人辑《小慧集》卷12第38萧卿主人小调谱中的《鲜花调》，是由张仲樵同志根据工尺谱所译的简谱，易人和武俊达两位老师负责核校，仅作为“扬州清曲”艺人王万青所唱《鲜花调》的附录部分，以供读者参考对照。现江苏卷中有流行于扬州、苏州、泗阳、徐州的《鲜花调》五首，流行于六合、兴化的《茉莉花》两首，并在《鲜花调》的后面附录有供参考的清道光年间的两首《鲜花调》古谱。由此可看出《鲜花调》和《茉莉花》这两首民歌在江苏各地广泛流传的情况。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编委签名：

200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