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拉姆多多范文第1篇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人，应当具备学知、学做、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发展等四种能力，也称教育的四大支柱。其中包括人际关系处理与人际交往能力。现在，很多专家也都把人际交往能力看成是人们适应新世纪需要的人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因此，作为人际交往重要内容的口语交际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中小学阶段是人的口头语言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培养一个人的文明礼仪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所以，在中小学必须大力加强双语口语交际教学。口语交际教学要突出口语交际情境的创设，为学生展开口语表达与交际互动搭建平台，使学生们在这种准现实的环境中，逐步了解并掌握口语交际的基本技能，进而，通过不断的实践锻炼，逐步形成良好的口语交际素质，发展人际交往能力。

二 背景

本校是一所县级农牧区以一类模式为主的农村中学，学生都是来自甘孜州十八个县的农牧区，他们的语言基础差，平常交流都是藏汉混合语。因此锻炼和提高他们的双语交流能力，成了我们教师的当务之急。9月9日是星期一，下午第三节是班会课，我想趁机利用这节课，以“自己选自己好不好”为主题组织学生准备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会，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同时也为自己班选出一批得力的班委成员。

三 课堂实录

清脆的铃声已回响在耳旁，我带着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来到了学生中间，一番问候之后。我清清嗓子，大声说到：“同学们今天，我们重新来选班长，如何？”话音刚落，台下便像炸开了锅似的。待他静了，我便问：“你们觉得这个班长谁当最合适？”一双双小手举了起来。我见“小胖”扎西多吉把手举得最高，便问：“你说谁当最合适？”“丁真呷”“为什么？”“因为，他当小组长特别负责，还从不自私。”“机灵鬼”泽仁拉姆也坐不住了。“泽仁拉姆你说。”“我觉得扎西拉姆行，她学习好，成绩优秀，待人诚恳，工作能力也特强。”听了一番“言论”，其他的同学也都七嘴八舌的说：“行，扎西拉姆行。”

我一点也不急，故意卖关子说：“你们说扎西拉姆行，问问她答应不答应？”我微笑着问扎西拉姆：“你答应吗？”扎西拉姆十分腼腆的站起来，小声地说：“恐怕……不行吧？”我鼓励她说：“同学们都十分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吗？”“不行，老师，我真的不行，还是算了吧。”我转过身，对其它同学说：“扎西拉姆不答应，可咱这个班长还得选，你们选别人，可有时别人是不愿意的，不如谁自告奋勇试一试，”

话音刚落，就听见泽仁尼麦说：“那怎么行呢？自己选自己太自恋了吧！”“怎么不行，这个班长我来当？”刚才一直沉默的快嘴四朗友珠说。学生们由于她的这一番话而小声地议论。泽仁尼麦有点气愤地说：“你明显是在出风头，一点都不谦虚，又如何能当好班长。”四朗友珠也憋了一肚子的话：“我能当好班长，我又自信，也有信心、有能力。”看他们这互不相让的样子，我便说：“不如，我们开个辩论会吧，同意自己选自己的为正方，不同意自己选自己的为反方。四朗友珠带领一帮同学为正方，泽仁尼麦自然为反方。异常激烈的辩论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热切期待吧。费了如此的功夫，我暗自高兴，总算的成功导入了。

自告奋勇的班长能当吗？

辩论会刚开始，班级的气氛就特别紧张，双方的眼睛都像针尖一样，深深的刺着对方。

首先代表正方发言的是我们班的“图书馆“达瓦拉姆。她的嘴巴可厉害着呢？“我们认为自己选自己好。就像‘毛遂自荐’中所蕴含的道理一样。自己有能力，有才华，如果等别人去发现你，要等上多少年。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就能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及时发挥。”

反方的扎西多吉听到这番话，便反驳道：“老师教育我们，做人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哪能如此地自吹自擂、炫耀自己？”

“这怎么炫耀自己呢？有些国家选总统，不都是自己推荐自己吗？有时还要为自己做大量的宣传，让更多的人民了解他。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就算是干得再好，别人不知道你，不了解你，你不就被埋没了吗？”伶牙俐齿的四朗友珠说道。

平时不爱说话的德拉也站了起来。“别光说国外，这可是中国，中国人不能跟外国人学。自己选自己太浮躁，一点都不稳重，不稳重的人怎么能做好干部呢？”真没想到，他们的小小的年纪竟有如此多的人生道理。辩论会开的是热火朝天，真闹得不可开交，我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我在想，是不是我已经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了呢？我想是吧。

扎西拉姆多多范文第2篇

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一起，在藏北大地上构成了一幅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壮丽图卷。

纳木错是蓝色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位置，她所呈现的是不一样的蓝色光焰；你只要在湖边站上几分钟，她就可以因云层的涌动和风吹的波澜而为你上演蓝色的迷幻变奏曲。她蓝得清澈，蓝得润肺清心，那波光，可以洗涤每个人的灵魂，只要这个人自己愿意。今天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们给纳木错取了一个美丽到忧伤的名字，称她为“情人的蓝色眼泪”或叫“天神的眼泪”。

而当地的牧人们则亲切地称纳木错湖为“福绿的纳木错母亲湖”（纳木错秋木姆）。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把从天空俯瞰纳木错的样子绘制在心中，他们把她描述为东西延伸的一位静卧的金刚亥母之像，她的头在拉江肯巴山，她的脚就是过热哈波东，也有人说她的两个脚不是并拢的，另一只脚就是如今游客如云的扎西岛。昂曲和芝曲两个支流如同金刚亥母空中举起的宝剑，湖源处的三个小湖像金刚亥母仰视的三只眼睛，玛恰斯姆岛像金刚亥母右手持着带血的头颅，而“哈布东”就如同金刚亥母的一个坐垫。

纳木错北面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是平缓中略有起伏的藏北高原，即羌塘草原，那里广阔的湖滨草原环绕着纳木错，水草丰美。 紧贴着纳木错的南面，是绵延了1400多公里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5800-6000米，山上的冰雪融水汇聚成小河，好像源源不断的乳汁注人纳木错，形成向心形水系。由于气候变暖，现在，每年进入7月，山上的雪基本融化，只有海拔7111米的主峰“唐拉雅秀”依然披着冰雪的盛装，当地人说，那是山神的战袍。

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一起，在藏北大地上构成了一幅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壮丽图卷。

严冬季节湖面封冻，大地和山峰一样白雪皑皑，天地之间充满着肃穆；春末，湖面上的冰雪渐渐融化，蓝蓝的湖水开始温柔地荡漾，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平静的湖面倒映着飘浮的白云和巍峨的雪山，恬静又明丽；夏季，湖中岛屿上栖息着数万只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等候鸟，生机盎然，湖滨绿草如茵，盛开着满坡满坡的野花，芬芳斗艳；进入秋季，湖水依然是梦幻的蓝色，湖滨草原则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裳，饱满的大色块对比是自然带给人们的另一幅绝美画卷。

冰雪消融的季节，环绕纳木错，从北面看一眼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的相互依偎，去感受那蓝色湖水与洁白雪山携手相映，你就真正地置身于神仙眷侣所居住的旷世美景之中，此情此境，你也许会放下尘世的一切喧嚣，尽情感受升入天国般的幸福。那一番经历，也许会使你内心从此有了一道可以相伴一生的风景，任何时候回忆起来，你都对天地人生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

人神共有的情感故事

讲给天地之间的神山圣湖

这里的山和水，首先是属于藏北牧民的。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心中拥有着这广阔的天域，他们先是满怀敬畏地把山河大地都神化起来，用以祈愿福祉。进而，他们又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注入到这些大自然的神灵中，为雪山和湖泊赋予了强烈的生命色彩，并编织出丰富绚丽的纷繁故事，创造了人神交错、多彩纷呈的精神世界。有趣的是造物主也为牧民编造这些故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护佑高原的神仙眷侣

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 神山和圣湖经常是成双成对地一起出现，如：冈底斯山与玛旁雍措湖、达尔果山与当惹雍措湖、西亚尔山与俄亚尔措湖等等。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也是一对降落在凡间的神仙。但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并不只是一双情感线条单一和爱侣，他们之间的缠绵故事枝节甚丰，把方圆几百公里内的山山水水全都包容了进去。在整个高原所有的神话传说中，关于纳木错和念青唐古拉的故事肯定是最为丰富，最为生动和完整的一部分。

在当地的传说中，纳木错（纳木错琼姆）是帝释天的女儿，是天湖女神。她的水源是天宫御厨里的琼浆玉液，到了大地上则变成了天宫神女的一面绝妙的宝镜。纳木错是永宁地母十二尊之一多吉衮扎玛的依所。而念青唐古拉的藏语意为“灵应草原神”，他是藏族神话中“世界形成九神”之一，是“十八掌雹神”之一，是北方草原众神中的主神；他拥有广大无边的北方疆域和丰富的财宝。他与高原东部的玛加崩热山和西部的冈底斯山三山并重，同为整个高原的主宰之神。念青唐古拉有自己的谱系，父亲沃岱巩杰，母亲芸恰秀吉，妻子是纳木错秋姆。此外，念青唐古拉还有360位伴神，属部数十万。

念青唐古拉和纳木错似乎来到世间便是一对夫妻。纳木错的形象是全身青色，一面两手三眼，右手持龙头禅杖，左手持宝镜，束高髻，余发披于身后，腾云驾雾，骑青色飞龙。而念青唐古拉的形象是日月莲花垫上，乘白马，着白衣，发髻缠白绸，头戴盔甲，右手高举包饰五角金刚的马鞭（红矛）多加寺有壁画，降妖除魔、左手人拿着白色（玻璃）念珠。

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相亲相爱，共同呵护着藏北草原，为北方世世代代的百姓们带来福祉。但这一双夫妻的情感之中也夹杂了丰富的故事元素，这些内容使得藏北辽阔的草原不再空旷寂寞，而是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情。牧人们这样讲述着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的故事：

扎古恶脸的故事

在当地的传说里，纳木错北岸一座不大的山坡上住着一位流浪者，他名叫扎古，也叫扎古恶脸（“恶脸”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又黑又很难看的脸”）。扎古以狩猎为生，他同时也是一位赞神，法力无边。一天早晨，扎古挎上弓箭别着大刀去打猎，路遇一条黑蛇和一条白蛇正在厮杀，那白蛇威风凛凛，钳嘴卡住黑蛇的头甩来甩去。当他晚上满载猎物归来时，又见黑蛇占了上风，白蛇已奄奄一息。扎古恶脸想想说：就把白蛇当成天神，黑蛇当做魔鬼吧。拔出大刀把黑蛇砍成两截，救了白蛇的性命。

过了几天，扎古又在出猎的路上看见一头白野牛和一头黑野牛顶架。白牛像一座高高矗立的雪山，每一次攻击都使黑牛只有招架之力。等扎古晚上归来的时候，黑牛高高举起蓬松的牛尾，两只黑洞洞的鼻腔冒着青烟，白牛已被顶翻在地。扎古心想：这白牛可能是天神，黑牛可能是魔鬼。他用野牛肋骨做成的弓箭射死了黑牛。

扎古刚回到家里，念青唐古拉山神化为凡人相貌出现在他面前，并对扎古说：“朋友，你所救的白蛇和白牛是我的两个神魂动物。我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念青唐古拉山神打开他所有的仓门，让扎古选三样东西，只许拿三样。山神的仓房里堆满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到处都是金灿灿，亮晶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赞神一时不知道要什么好。于是，闭目瞎摸。他第一次摸到的是盐，便抓了一把撒向北方说：“但愿对人类有用。”第二次摸到的是一个人头，便急忙扔到了纳木错里面。但实际上这个人头是一颗硕大的红玛瑙，所到现在还传说，在纳木错湖里，有一个水晶做成的盘子，里面盛装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就是当时扎古扔进去的红玛瑙。第三次，扎古摸到的是一把沙子，实际上是一把金子，也让他给撒到了北方，于是现在纳木错北部的申扎县富含金矿，出产金子。另一种说法是，扎古第一次摸到是的盐，便抓了一把撒向北方说：“但愿对人类有用。”第二次摸到的是碱，便抓了一把撒向北方说：“但愿对世人有用。”第三次摸到一个疙疙瘩瘩的东西，也抓了一把说：“也撒到北方去吧。”可这个疙疙瘩瘩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好玩意，而是一直到现在都在困扰着高原牲畜的炭疽病菌。

纳木错的“”和念青唐古拉的28个儿女

在纳木错北岸约30公里处的保吉乡有一座山叫保吉山，与念青唐古拉山遥遥相望。当年威严峻拔的保吉山常与纳木错窃窃私语、缠缠绵绵，生下一个儿子──唐拉札杰。现在保吉乡西边约12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秋尔错的小湖，湖边有一面山坡，名字就叫唐拉札杰，意为突然出生的孩子。传说保吉山和纳木错为了不让念青唐古拉山发现唐拉札杰，就把唐拉札杰藏在保吉山以西。所以今天在纳木错北岸，无论从什么角度一般都能目睹念青唐古拉主峰的尊容，可站在唐拉札杰山上，就是看不到念青唐古拉的主峰。

尽管如此，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神力无边的念青唐古拉怎么会不知道这点小事呢？一次，念青唐古拉抓住了自己的妻子与保吉山私通，保吉山正欲拔腿北逃，念青唐古拉的长刀砍断了它的双腿，保吉山再也无法站立了。如今人们乘车前往保吉乡所经过绕湖的公路就是从传说中的保吉山断腿所形成的山谷处穿行而过。

因为念青唐古拉在藏北无以匹敌，所以它对保吉山与纳木错的私情采用如此残忍的报复行为，并没有一个神灵敢出来说一句不是。但为了赎回自己对保吉山犯下的罪孽，念青唐古拉在现保吉乡二村境内修建了岬南曲加一百个塔山，如今，岬南百塔山像一堵塔墙，矗立于保吉以东纳木错湖正北约40公里处，据说在每座佛塔的底座边上都有一泓泉水，是敬献于佛塔的净水。

在另外的一些传说里，念青唐古拉自己也不是一个安守于家庭的神灵。沿着纳木错南岸向西有一个像蓝宝石一般的小湖泊──卓玛拉错。据说这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婚外女儿。念青唐古拉也害怕被自己美丽的妻子发现，把卓玛拉错藏在这里。站在卓玛拉措岸边自然看不到纳木错。至于卓玛拉错的母亲是谁，牧人们也不清楚，这也许是念青唐古拉山的高明之处吧。

念青唐古拉有个儿子叫唐色──意思是唐公子。可这个挺拔峻秀的唐公子也不是纳木错所生。这座高耸的雪山位于唐拉雅秀西南角。唐色出生之后直挺挺地往上长，个头儿不断增高。念青唐古拉看这个架势觉得马上要超过老子了，便对唐色说：“你不能再长啦！”说完按了一下唐色的头。唐色的样子至今看上去也好像是不服气地低着头。唐色虽然高峻挺拔，但还是被老子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他和纳木错之间的视线。

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山山水水之间，都刻写着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的生活印记，传说念青唐古拉共有28个儿子，其中从班戈县到那曲镇路上平地里凸起的一座小山叫江查山，只有那一个才是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共同养育的儿子。

宗教的加持

赋予圣湖信仰的力量

在遍布着色彩的高原上，纳木错与羊卓雍错、玛旁雍错并称为三大神湖。在环绕纳木错周围的一些洞穴和崖壁上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图案，苯教内容与佛教内容混合在一起，岁月在这里被挤压，从远古时代起，不同时期的文明层层叠加，向我们展示了异常丰富的文化信息。

很早以前，纳木错就已成为苯教的三山三湖圣地。此外，苯教还认为念青唐古拉是修得正果的诸持明者的修行静地之一和欢聚处。相传早在土蕃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在位期间（公元前1世纪左右），他就曾邀请在纳木错朵仁半岛上密修的苯教大师董烔吐钦振兴苯教。

到佛教兴起后，人们继续讲述：莲花生大师来传法时，受到身为北方土著大神念青唐古拉顽强的抵抗，山神降下漫天大雪和迷雾。而莲花生观想金刚手恰那多吉，以誓愿法收复了念青唐古拉。和山南地区的雅拉香波等著名的神山一样，念青唐古拉从此转而成为佛教的守护神。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是佛教与苯教在纳木错一带发生摩擦，最终佛教战胜苯教，将念青唐古拉和纳木错指认为佛教神山圣湖的真实历史。

以后的年代里，佛教各教派的信徒和高僧纷纷来到纳木错周边修行，环绕着纳木错的岛屿和山峰之间，就出现了无数佛教圣迹，供后人膜拜。

纳木错转湖传统

公元12世纪末，佛教达隆嘎举派创史人达隆塘巴扎西贝等高僧到纳木湖上修习密宗要法，并始创羊年环绕纳木错灵湖之举。信徒传说，每到羊年，诸佛、菩萨、护法神都会到纳木错集会，并设坛大兴法会。此时信徒转湖一次，胜过平时转经十万次，其福无量。所以每到藏历羊年，僧俗信徒长途跋涉前往转湖，千里迢迢，完成艰辛的旅程，转湖朝圣。

由于湖面太大，湖边地形复杂，以往转湖一圈最快的要7到10天，老人们一般要半个月以上甚至二三十天，所以大家也用转扎西半岛来代替。据说，围着扎西半岛转七圈就等于转湖一周。而班戈县人说，转多加南卡岛7圈也是相当于转纳木错湖一圈。现在，牧民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了摩托车，所以年轻人经常骑摩托车转湖，顺利的话几个小时就转下来了。但也有一些虔诚的信徒认为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包括脚步和身体的丈量——来完成转湖，才能表达对佛的真心。转湖的信徒们走到经幡习习的神浴门，都会卸下包袱进行一番洗漱，洗掉身心中所有的不洁。北岸的阳坡上长满了簇簇爬地松，朝圣的善男信女们多半都要带上一些松枝作为赠送亲朋好友的绝好礼品。牧家主妇每天早晨供神的煨桑大都是纳木错湖畔的松叶。

羊年转湖应该在4月15日达到高潮。届时僧俗云集，各寺庙香火缭绕，热闹异常。 而在当地人，每年的5月15日才是转山、挂风马旗和供桑烟最隆重的日子。班戈人把这一天叫作世界供奉日。有的传说中称这是格萨尔王登基的日子。也有人说这是纪念莲花生大师的一个节日。

纳木错，藏北高原的圣湖，她承载着人类无数世俗的梦想和历史久远的宗教情怀，围绕着她转上一圈，就会享有无限的安乐，就会分享她的法力和功德，就会完成世人心中美好的祈愿。

纳木错4个方向的4座寺庙和神浴门

在纳木错的4个方向分别建有4座寺庙，即东面的扎西多莫切寺，南面的古尔琼白马寺（简称古琼寺），西面的多加寺和北面的恰多寺。尽管这4 座寺院修建的年代并不相同，但现在的信徒们确信它们刚好象征着佛教上所说的“愠、怒、权、势”四种不好的情势，或者象征佛学上所言的“息、增、怀、伏”，它们在纳木错4个相应的位置上成为了圣湖至关重要的形象坐标。

扎西多莫切寺——在纳木错的东面距离拉萨和当雄最近的扎西岛上，以前也有非常大的修行岩洞，多个世纪以来，诸多高僧在这里修行过，据说其中也包括了莲花生大师。几十年前，退伍军人江白坚赞到各地漫游，在扎西岛上遇见了一位从昌都来这里修行了多年的宁玛派高僧，这位漫游者被高僧收作弟子，开始修习宁玛派教义。在高僧回去昌都之后，江白坚赞继续留在扎西岛修习。从1979年开始，江白坚赞带着僧人和当地群众一点一点地修建起了如今的上、下两个经堂，这里便形成了两个小的寺院。江白坚赞说，从此前一直到现在，在这里修行的一直是宁玛派僧人，从修行洞到现在修起来的小型的颇章，一直主供的都是莲花生大师像，所以这座寺院应该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宁玛派寺庙。可是岛上的旅游石碑上介绍说这是一座格鲁派寺庙。

扎西岛上还有自然形成的释迦牟尼像、胜乐金刚像等无数的造像；有高耸的莲花生合掌石、守门忿怒父母立像等多种胜迹。传说，这里是2800神仙居住地。

古尔琼白玛寺——古琼寺是历史上有名的纳木错周围四大寺庙之一，创建于公元八世纪，由古如鲁益坚赞修建，初为宁玛派。后来在蒙古固始汗派兵征伐时被毁，过几年修复后，寺庙的教派就变成了当时盛及一时的萨迦派。后来由阿噶尔喇嘛又改为宁玛派。这里还曾经是黑帽嘎举派的寺庙，第15世嘎玛巴还曾经派一位高僧来到这里修行。而在这位活佛圆寂之后，接下来的一位主持活佛是宁玛派上师的弟子，寺庙于是又改回了宁玛派。这座寺庙内也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物佛像、唐卡以及教具。寺庙周围景色迷人，空气新鲜，牧歌悠扬，河流激荡，同时在寺庙南部的群山之中拥有丰富的药材资源和珍稀的野生动物。

多加寺和其多岛——多加寺建在纳木错正西面多加鲁古岛的一处山崖上，寺院凿壁而筑，依山面水。浅褐色的岩石，红色的墙体与蓝色的湖水、白色的云朵相映照，煞是美丽。传说该寺创建于1879年，而最初的创建者是一位中原皇帝的儿子（也有说是皇帝的侄儿），他西行求佛，首先到了拉萨。当时的达赖喇嘛告诉他，他的佛法之缘在纳木错。如今，人们只知道他的藏语名字叫加拉·巴尔桑波（或加拉加扎·巴尔桑波）。巴尔桑波来到多加岛的时候，这里还只有修行洞，所有的东西都没地方放，他的随从带了一支猎枪，巴尔桑波把猎枪直接了岩石，直到现在，那只猎枪枪筒的铁管还能看得见。后来，巴尔桑波在这里修建了寺庙，在这里圆寂，并成为第一世多加寺活佛。现在的主持已经是第7世法王。

多加寺建有5座修行洞、3座法王殿，另有经堂与仲堂。正殿供奉着莲花生大师、松赞干布与勘钦菩提萨多的佛像，寺内拥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佛像、唐卡、壁画和教具。

多加岛又是纳木错阳面十岛屿之一，这里在岩石上拥有自然形成的莲花八貌之一的古如多吉卓鹿的头像、唐拉神牛的脚印、自然显现的六字经文等许多奇特的景观。

离多加寺不远的其多岛一般也被纳入多加寺景区的范围。其多岛的山崖上分布着许多幽静的岩洞， 洞里面有一些不同矿物质形成的色彩斑谰的天然壁画，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变化无穷。相传莲花生大师曾转经到过这里，他看着一个名叫古杂日的岩洞中崖壁上色彩斑驳的图像，告诉身边的人们：未来的世界在这个洞里可以显现出来。后来的人们经常去观看石壁上的图案，它们经常发生各种变幻。有人说那些就是预示未来的影像，其中甚至可以包括大自然的一些重大的灾害等。

此外，这里的山崖上、石洞中，还留存有许多历辈先民绘制的岩画，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自然与宗教的题材相互交叠，包括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在199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班戈县人民政府就已命名这里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恰多寺和圣象天门——在纳木错北面的恰多朗卡岛，崖壁上也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图像和图案，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宗教的含意，看成是各种佛像及文字，当作圣迹。越来越多的修行者来到这里，在山崖上的开凿洞窟进行长年修行，后来的人们在修行圣地上建起了恰多寺。这是一座格鲁派寺院，可能有370多年历史。早期，这里只有寺院，没有活佛。有一位喇嘛来自康区，他转了一个月玛尼廓尔钦，之后在这个寺庙去世。他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来世我还要到你们的寺庙里来，希望你们可以收留我。僧人们根据他的遗言找到了转世灵童，这位灵童来自纳木错乡的达波部落（以前纳木错乡有两个部落——纳木错和达波），他被尊为恰多寺的第一任活佛。恰多寺最兴盛的时候曾经有500多僧人一起学经和修习。如今，恰多寺已经废弃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寺庙背后山崖上的修行洞里，依然还会有虔敬的修行者在静修。几年前，当地人偶尔走进一个洞穴，却意外地惊扰到了里面的一位修行者，这位修行者从此精神失常。

恰多南卡岛正好处在念青唐古拉的正对面，这里有两根耸立的石柱，一根浑然一体，另外一根中间有一个空洞，像极了阳朔的象鼻山石门，当地人把两根石柱当作阴阳的象征。另一种传说是，当年，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婚礼的当天，由1000名童子和1000位仙女共同建造了这座婚姻之门，念青唐古拉每次来找纳木错，必由此门经过，所以这里也被称作念青唐古拉之门。由于这个地方特别的角度，透过这个门去看纳木错与念青唐古拉的相依相偎，的确是一道绝佳的风景。近年来，当地人给这块如象鼻的巨石取了一个非常贴切又形象的名字——圣象天门。

4个神浴门

寺院之外，在纳木错的周围还有4个神浴门为圣湖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东边的叫扎西神浴门，位于扎西岛的一个角上；南边的叫拉莫东神浴门，在噶尔拉莫东山脚下；西边的让玛神浴门，因为距多加寺不远，所以也叫多加神浴门；北边的叫江长神浴门。据说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藏北最冷的寒冬，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纳木错湖面冰冻三尺，而这4个“神浴门”地方的水却依然是流淌着的，从不结冰，尽管这4个地方并不是热泉或温泉，水的温度是正常的。

当地百姓于是认为这都是神加持过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挂满了经幡。人们转湖转到这里的时候要做象征性的沐浴，并做各种其他的朝拜仪式。但班戈县旅游局局长斯杰说，在湖边一些有过神迹地方，人们已经不知道前人所做的都是什么样的仪式了。比如过去要供奉谷物的地方，现在却有人在那里扔衣服和鞋子。

18座岛屿和18座山峰

熟悉纳木错的人们说，纳木错阳面（即北面）有18座岛屿，但最著名的一个在阴面（扎西岛）；纳木错阴面（即南面）有18座山峰，但著名的一个在阳面。

18座岛屿——纳木错的阳面有18座著名的岛屿（伸进湖中的半岛），这些岛屿上或有高僧大德曾经长年修行，或是有神灵曾经居住。16世纪以来，更多的藏传佛教的嘎举、格鲁、宁玛派僧人相继在这里修行，以嘎举派为最多。第五、第六、第七世嘎玛巴活佛都曾到过纳木错湖边修行，还有另外一位红帽派活佛也曾来这里修行。因为许多岛屿上都有圣迹或传说，也因为知道这些传说的人已经很难寻访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些岛屿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1、多加鲁古岛——多加寺所在地。

2、其多岛——其多山岩画，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米热岛——这是两个小岛连在一起的岛屿。“米热”是藏语，眼镜的意思。在现代的玻璃和树脂眼镜出现之前，牧人们用牦牛毛编织出两个薄薄的绒片连在一起，挂在耳朵上，前面罩住眼睛，以抵御高原上强烈的阳光，特别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对阳光的折射，这就是牧民们传统的“眼镜”。传说中，仙女堪卓·益西帕姆转湖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一直跟着她，老人家在中途摔倒了三次，每次都坚定地爬起来跟着仙女一起走，并且，这位老太太没有戴眼镜。益西帕姆被老太太的行为感动了，就送给她一副牦牛毛编织的眼镜。老太太转湖之后就住在这个岛上，直到最终故去。为了纪念这次相逢和相赠的故事，人们就为这个岛取名为“米热”岛。

4、森姆岛——森姆是魔女的意思。相传，当年莲花生大师转湖，有个魔女跟在他身边不断地吹出妖风，下起大雪，给这一带湖滨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灾害。也有一种传说是纳木错经常出现一个魔女，祸害这里的老百姓，这附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孩子死去，其实就是被这个魔女吃掉了。总之，莲花生大师最终降伏了这个魔女，将她扔在这里，并在魔女的心脏上立下了一座石碑（黑石塔），而后把魔女所在的地方取名为森姆莫岛。后来许多苯教的和佛教噶举派的高僧在这里修行，这里也成为了一个修行地。

5、替让木保岛——替让是精灵的意思，替让岛是赞神扎古所居住的地方。扎古由于脸长得难看，所以又叫扎古恶脸，也有人把他说成鬼。

6、朗阿岛——“朗阿”是铁盘的意思，这个岛的形状像一个黑色的铁盘，传说它是纳木错用来炒青稞的盘子。在这个岛上，人们可以捡到形状为五谷的各种不同颜色的小石头。

7、囊岛——“囊”是中心的意思，囊岛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湖心岛，在整个纳木错湖水结冰以后才可以前去登岛。岛上有许多高僧修行过的自然溶洞，其中最大、最美观的是噶咯大师修行过的一个3层的溶洞，洞中最上一层有自然形成的莲花生大师的画像，还有自成的挂鼓的石钩，有自成的噶咯大师盘坐的圆形石垫。在2层有自成的药神云丹贡保的药包和著名大译师仁青桑布的朱笔，同时还有六字经文。在楼下的溶洞中有天行益西措加的脚印和修行者扎古的炉灶。传说中，米拉日巴曾在囊岛上修行过一年。

8、日阿岛——五冠岛，它的地形就像是草原上说唱格萨尔或演唱其他佛经故事时说唱者头上戴的五冠帽。日阿岛从外面看来就是底下一座山梁，上面分为5个小山坡，每个小山坡都还有自己不同的特性和奇特的故事，和五冠帽一样分别对应着五位佛。

9、达确旺巴岛——“达确”就是骏马，这个岛的形状为一匹骏马站立在草原，传说这就是念青唐古拉的坐骑。这座岛的西边有天神修行洞，东边有天然鹿修行洞，因为这个洞形状似鹿；再往西有念青唐古拉修行洞和莲花生修行洞，在莲花生修行洞内可以观看到天然观音像和很多岩石上的动物图案；此外，这里还有纳木错修行洞、噶尔玛洞、莲花生掌印等数不胜数的自然图文和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图像。当地人说，转一圈达确昂巴岛如同念诵两亿遍六字经文的功德。达确昂巴岛被称为纳木错守护者。

10、央姆鲁岛——“央姆”的意思是绵羊。

11、仔仔热岛——意思是山羊岛。

12、多加郎卡岛——恰多寺景区所在地。

13、嘎巴岛——意思是狗岛。传说纳木错岸边的草原上有一位著名的猎人名叫曲让贡布多吉，他打猎的本事主要是依靠他的那只神奇的猎犬。猎人和狗一起住在这个岛上。人们对狗的记忆更加深刻，所以就把这座岛叫做嘎巴岛。在藏历1月14日和4月15宁静的夜晚，这里可以听得到神狗的叫声。这个岛上的修行洞中有自成的宗喀巴三师头像，另外还有著名的大译师仁青桑布的修行洞，岛上其他地方还分布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岩画。传说中这个岛也是纳木错的护身岛。

14、吐哪日姆岛——“吐娜”是指黑色，“日姆”的意思是花纹。吐哪日姆岛上有一个黑色的雍仲图案远近闻名。

15、卡卓益西岛——仙女候选的地方。

16、吾色颇章岛——明亮的宫殿岛。这座岛上有著名的修行洞，传说念青唐古拉显现人身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修行。

17、扎古修行岛——扎古恶脸修行的地方。

18、扎西岛——扎西寺所在地，因为距离拉萨和当雄最近，所以是现在纳木错开发成熟的著名旅游景区。而扎西岛又是18座岛屿中唯一一座处在纳木错南岸的岛屿。

18座山峰——“东”（或写成“董”）这个音就是藏语里山的意思，所以纳木错湖边的18座山峰分别称为：哈保东、索嘎东、欧那东、若白东、马加东、帮锦东、阿丹东、噶尔拉姆东、琼那东、朗玛东、贡姆东、地热东、亚保东、折母东、江母东、森格东、帮扎东、堪巴东。

其中，噶尔拉母东是纳木错的四大神浴门之一的拉姆神浴门所在地，也是纳木错18大山峰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山坡。

拉江恳巴山——这里是纳木错的头，围纳木错转湖，最重要的在这座山上要进行祭拜。从这座山上观望，可以看出纳木错的整个湖形就是金刚亥母侧卧着的形状，特别是日出观望湖形的理想之地。

草原深处的更多风景

除了纳木错湖岸边的这些动人故事，我们继续向草原深处走去，依然会看到各种美丽的景色和动人的传说，它们都与纳木错和念青唐古拉密切相关。

娘热溶洞又称鱼嘴山洞，位于班弋县保吉乡六村（岗地村）境内的娘日山上。这里有天门洞和地门洞两个天然形成的洞口，洞内有许多小型的盘洞。 关于洞的深度和大小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当地牧民曾经多次想要察看洞的尽头，但是从不曾有人走到过。萨摩寺的活佛晋美丹增厅觉曾经带领僧人进过洞，给其中的几个小洞取了名字，又献上一些哈达。曾经有科考人员带好电源和氧气等装备进洞考察，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到它的深处。像很多地区无法考察其深度的洞穴一样，这里的牧民传说，一只羊走进洞口就失踪了，第二年从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境内的一个山洞里出来了。娘日洞内自然形成的各种钟乳石造型非常奇特，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很多造型被进去的人们看成是各种佛和菩萨的形象。当地的百姓非常信奉和敬仰，历来视其为佛祖留给人间的朝拜物。

从纳木错与著名的羌塘自然保护区接壤。这里有成群的藏羚羊、野毛驴以及黑颈鹤，湖中也具有丰富的鱼产资源。

亚都湖鸟岛景点位于佳琼镇二村境内，距班戈县城约160公里，这里一到夏天鸟类众多，各种不同的鸟类在这里积聚，生育后代。

过热鬼山位于佳琼镇五村境内，距县城约有130公里的路程，这里拥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岩画和石山，更具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主要与格萨尔的传说有着紧密的关系。相传在格萨尔征战的过程中，纳木错湖畔草原上有一位叫阿穷的魔王，他用过热山、加琼山、康日山、色山、郎千山、多日山和达如湖把自己的地盘围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从地图上看，这里确实是一片山与湖环绕着的相对封闭的地方。但是格萨尔大王最后还是将阿穷降伏了。如今，在藏北班戈、申扎、双湖以及那曲县的一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牦牛帐篷，进门的帘子上和帐篷的背后分别有两道用白色牛毛织出的竖条纹，那白色的条纹就说明——我们是阿穷王的后代。

而纳木错湖边另一番不容错过的美景就是一望无际的班戈草原。藏北草原辽阔雄浑，在这即使荒凉也让人倍感亲切的草原上，一顶顶帐篷里升起一缕缕青烟令人心旷神怡。当地流传久远的牧歌里这样唱道：

北方班戈苍茫牧场，点点湖泊星罗棋布，好似供奉神灵的净水，那是玉帝龙王的宝座。

这里有遥遥相连的村庄，这里有心情享受的牛羊，这里有左右相望的宝库。

卡觉山是黄金的宝库，东恰湖是水晶的宝库，过热山是吉祥物的宝库，本木同山是自然的宝库。这是矿产丰富的家乡。

高高在上的佳琼山，云雾缭绕在它身，是圣鸟雪鸡的故土，野生动物 的乐园。

百万种草药生长在连绵起伏的山川上，千万条小溪流淌在无际的草原上。

扎西拉姆多多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堂教育；尼扎姆大纲；印度；中亚

中图分类号：B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2-0102-07

中国的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宏扬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专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信仰的宗教专业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20世纪中国新式国民教育发展以来，穆斯林的教育模式和方向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经堂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式微，出现了经堂寥落、寺院寂寞的局面。但是，经堂教育迄今依然是中国穆斯林培养专业宗教人员的主要途径，始终是穆斯林教育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因此，经堂教育始终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中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经堂教育命运的不断反思，以及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认识，经堂教育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被提上研究议程，特别是对各地经堂教育的传承及传承者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其中对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头的研究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一提到经堂教育，自然想到的是回族的经堂教育，很少联想到新疆的经堂教育，更不会考虑国外的经堂教育。然而，如果我们把经堂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把它跟国内外经堂教育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回族经堂教育只不过是一个流，其源头在新疆，而中国经堂教育(新疆和内地)的源头则近在印度，远在中亚。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与国外经堂教育资料的比较研究，梳理经堂教育的脉络，廓清回族经堂教育及中国经堂教育的源和流。

一、经堂教育的产生及发展

经堂教育不是中国穆斯林的首创，在国外早已有之，它是穆斯林世界传承和宏扬伊斯兰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国外，经堂教育分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经堂小学叫“麦克特布”，经堂大学叫“麦迪热赛”。小学教育以教授儿童识字和阅读、灌输基本的伊斯兰信仰为宗旨；大学则上升到较高的理论知识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如教授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科目，甚至开设自然科学。小学教育的模式，在先知于公元622年迁徙到麦地那之初就形成雏形。先知到麦地那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清真寺，将其不仅作为穆斯林聚会和商讨大事的中心，而且也是宣传和学习伊斯兰文化的学堂。起初，先知亲自教授，当时不仅有成年男女在闲暇时去听讲和学习，而且还有一批固定的学员，即“凉棚的居民”(无家可归，在先知清真寺搭凉棚居住的人)。18个月后，白德尔战役胜利，战俘中有文化的人，先知不让他们缴纳赎金，只教授10名穆斯林儿童读书写字就可赎身。这样，先知清真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堂。不久，麦地那有了9座清真寺，每座清真寺都仿效先知清真寺开设基础教育。这种教育模式逐步推行开来，普及到后来所有的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种以清真寺为依托的教育在凡有穆斯林的地区盛行开来。实际上，在现代国家教育体制形成以前，经堂教育其实就是穆斯林地区的普通国民教育。它虽然是民间自发的教育机制，或者是宗教团体创办的文化机构，但它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甚至有些学校就是官方办的，或者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办的。时至今日，穆斯林国家的许多地方，儿童的启蒙教育仍然由经堂来承担，而且在非穆斯林国家，经堂教育成了穆斯林伊斯兰启蒙教育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因为国民教育提供不了宗教启蒙所需要的知识。

经堂大学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职能不再仅仅是教授学员读书识字，也不再局限于培养宗教专业人员，而是肩负起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的义务，包括官员、数学家、医生、法官、建筑师等。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延续，有些小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逐步变成大学，而有些大学，由于有了小学的基础，在创办之初就设置大学。中世纪著名的大学，在北非，有依托宰桐清真大寺发展的宰桐大学(703年创办)、依托盖尔维因清真大寺发展的盖尔维因大学(约859年创办)；在安达卢西亚，有依托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发展的科尔多瓦大学(790年创办)；在埃及，有依托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建立的爱资哈尔大学(972年创办)。另外，有些地方还独立地创办大学，如巴格达的智慧宫(830年建立)和塞尔柱克大臣尼扎姆(1018-1092年)在巴格达建立的尼扎姆大学(1067年创办)。尼扎姆同时还在中亚和呼罗珊地区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几十所尼扎姆经堂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宰桐大学比欧洲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1167年创办)早400多年，爱资哈尔大学也比牛津大学早200年。这些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只教授基础知识、只有一两名教员的学堂，而是拥有上千甚至数千学生。，开设几十门课程、文理并授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里敦(1332--1406年)对14世纪穆斯林地区经堂课程进行了统计，其中社会科学有7门：天文、医学、数学、建筑、逻辑学、音乐、哲学，而宗教学科只有5门：古兰学、圣训学、法学、教义学和苏非修行学。此外，有些经堂在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就开设了冶金学(化学)和地理课程。由此可见，中世纪的穆斯林经堂大学不仅科目齐全、理论高深，而且实用性强、现实功能显著。伊斯兰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医生、历史学家无一不是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

二、中国经堂教育

在中国，由于伊斯兰教传人的时间和方式不一样，经堂教育的形成过程也不尽一致，主要表现在新疆和内地经堂教育的起步过程。唐宋时期，移民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为了解决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和信仰传承问题，自然就将原来母国的宗教教育模式移植过来。当时存在一种为阿拉伯人或外国人开设的学校——“番学”，供“番客”子弟学习，或供部分中国人学习外语。“番学”有两种，一种是官办的，或官方支持的，另一种是民办的，私立的。官办“番学”主要培养翻译人才或外交官员，私立的“番学”主要是学习宗教知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机构。因此推知，私立的“番学”，是内地经堂小学的雏形，后来各地的经堂小学就是“番学”的推广和延续，也是穆斯林国家“麦克特布”的移植。至于大学经堂教育，是在内地小学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过唐宋元三个朝代的发展，内地穆斯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群体回族，形成于中国大地。由于语言的变化，回族对祖先的文化产生了隔膜甚至无知。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回族的教育体制出现新的要求，传统的小学教育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于是，在明朝初期，内地出现了讲授高深伊斯兰理论的大学。但在中国新疆，情况就不一样。新疆的伊斯兰化和大学教育是同时进行的。91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登上了喀喇汗王朝的汗位，他自己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地区还推行伊斯兰教。为了加强伊斯兰化的进程，他仿照中亚的经堂大学模式在喀什建立了新疆第一所经堂大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其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堪与中亚最好的大学相媲美。后来，新疆的“罕里克学院”“马赫茂德耶学院”“米尔扎·海答儿学院”“沙克耶学院”等经堂大学不断出现，也推动了其他地方经堂学院的兴起。叶尔羌汗朝时期(1514-1680年)，仅在首府叶尔羌一地就有十余所经堂大学。换言之，新疆经堂教育的起点是大学，小学是其附属部分，两者同时起步。

当新疆的经堂大学教育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时候，内地还没有正规的经堂大学教育。在明代，当内地穆斯林感到设立经堂大学的必要时，新疆的教学体制已经非常成熟。于是，内地经师们把目光投向了新疆，从那里学习和借鉴。内地和新疆虽然相隔万里，但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交流比较频繁，借鉴和影响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确切证明这一关系，还得从两者的一致性说起。我们手头可资利用的资料就是经堂使用的课本，它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化石”，从中可以找到历史的线索。内地经堂教育的课本在20世纪时主要有“十三本”，如果我们将其与同期新疆的经堂课本进行比较，会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如下所示：

20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

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

赫》；[经注]《嘎蕞》《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伟戛耶简编》《黑达耶》；

[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20世纪初内地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语法]《遭五》《米苏巴哈》《麦拉哈》《满俩》；[修辞]《白亚尼》；[经注]《哲俩莱尼》《嘎蕞》：

[圣训]《米什卡特》《虎托布》《支尔白欧》；[教法]《伟戛耶》《黑达耶》(参考书)；[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

《麦克土布》《蓝玛阿体》《米尔萨德》。

通过以上对照(其中黑体字为二者相同的课本)，两者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即主要课本都一致，附带的课本有所增减，这种一致性不会是偶然的。同时，我们还发现新疆的经堂课程是按照伊斯兰世界大学的标准设置的，学科繁多，与伊本·赫里敦列出的课目大致相当，而内地的大纲只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有些课程在内地没有人员教授，就没有开设，况且这些与宗教的关系不大，如数学、逻辑、哲学等。两者的相似性被清朝中期的政府官员注意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官员为掌握各地穆斯林的动向以防谋反，暗查各地清真寺的活动和所习之经，发现“内地回民所习之教，所讲之经，皆与喀什噶尔、叶儿羌等处回人经教无异”"J。因此，可以说，内地的经堂教育移植了新疆的经堂教育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新疆经堂的教科书，还是内地经堂的教科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增减。即便不断变化还能达到如此的接近和一致，充分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否会存在相反的结论呢?即新疆经堂教育受到内地经堂教育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这得从上述课程设置和大纲的来源说起。

三、18世纪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中国的经堂教育，就以上述大纲中列出的课目和课本而言，实际是18世纪以来印度经堂教育的移植。711年，伍麦叶王朝年轻大将·嘎西姆率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印度，很快就将信德和旁遮普置为哈里发的行省，并入伊拉克总督辖区。10世纪中叶，阿富汗人在印度西北建立了葛兹尼王朝(961-1186年)，统治了北方的广大山区和辽阔平原，推行伊斯兰教。1192年，廓尔王朝(1151-1206年)统治者·戈里攻克印度德里，在印度建立了穆斯林政权。在穆斯林统治和居住的这些地区，清真寺和经堂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据有关资料显示，13世纪仅德里一地，经堂学校就有1000所。尽管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可从中窥见当时印度地区经堂教育之盛行。然而，规范的印度经堂教育则是在莫卧尔王朝(1526-1859年)建立后兴起的。艾克巴尔大帝时期，帝国统一，权力集中，国库盈实，社会稳定，加上艾克巴尔本人也热爱学术，提倡文化，鼓励教育。因此，为了提高和规范教育，艾克巴尔大帝特邀著名经师番特洪拉·设拉从波斯来印度兴办教育。番特洪拉来印度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经典，其中一部分是呼罗珊和中亚地区当时流行的教科书。番特洪拉主管印度的教育以后，开始修订教学大纲”，确立课本，并在帝国境内推行。他的教学大纲在印度经堂中沿用了近200年，几乎没有变动。18世纪初，勒克瑙的尼扎姆学院脱颖而出，成了印度经堂教育的典范。校长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丁·斐冉凯在番特洪拉修订的大纲基础上制定的“尼扎姆大纲”曾风靡全印度，影响了印度全国的经堂教育，也传到了周边其他地区。这一大纲的影响很大，使得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地的经堂仍在沿用，而且还叫“尼扎姆大纲”。尽管300年来，“尼扎姆大纲”不断改进，但其框架和部分教科书一直未变。“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很快就传到了我国新疆，并且很快由新疆又传到了内地。于是，就出现了新疆和内地经堂教学大纲雷同或一致的情形，而且传人的路线是先新疆后内地，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看看印度经学大师孟俩·尼扎姆于18世纪初制定的“尼扎姆大纲”，把它与我国新疆经堂大纲进行比较(内地经堂大纲只是新疆经堂大纲的浓缩)，会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会发现其渊源关系。

20世纪初新疆经堂课本：

[词法]《连五本》《算尔夫·米尔》；[语法]《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舍尔哈，舍姆欣

耶》；[诵读学]《泰吉维德》；[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泰哈瑞尔》；[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

赫》；[经注]《嘎蕞》《砍沙夫》《泰夫西尔·凯比尔》；[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伟戛耶简编》《黑达耶》；

[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苏非]《热什哈特》《麦克土布》《玛斯纳威》；[教法原理]《吾苏里·菲格罕》。

《尼扎姆大纲》课本：

[词法]《连五本》《黑达耶·纳合吾》《米赞》《麦沙阿卜》《算尔夫·米尔》《祖卜戴》《福苏素·艾克百尔》《沙菲

耶》；[语法]《卡菲耶》《满俩》；[修辞]《白亚尼》《姆塔万利》；[逻辑学]《苏力塔尼·奥露米》《瑞萨莱·米尔》《孟拉

-结利里》《苏胡拉》《库卜拉》《伊萨胡吉》《泰海宰卜》《舍尔哈·泰海宰卜》《古图》；[算术]《胡拉算特·海萨卜》

《泰哈瑞尔》；[天文]《泰什瑞哈》《瑞萨莱·古什吉亚》《瑞萨莱·恰合敏》；[哲学]《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

里赫》；[经注]《哲俩莱尼》《嘎蕞》_[圣训]《米什卡特》；[教法]《伟戛耶》《黑达耶》；[教义学]《奈赛斐信经》《舍尔

哈·麦瓦给夫》《舍尔哈·结里利》《米尔扎黑德》，[教法原理]《奴如里·艾奈瓦尔》《讨蕞哈》《穆散里姆》。(黑体

字标出者为双方共同课本)

经此对照，我们会发觉类似于新疆和内地教学大纲之间移植关系的再现，即新疆的经堂教育几乎是全盘从印度移植过来的，无论课目还是课本都移植了印度的大纲，只是课本上有所浓缩。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经堂教育与伊斯兰世界经堂教育联系如此紧密，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堂教育是受到印度经堂教育影响这一事实。中国的经堂教育受印度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16世纪印度学者写的两本著作在中国，特别是在西部很流行。一本是伊玛目·冉巴尼的《书信集》，20世纪西北经堂中的主要课本之一；另一本是制定“尼扎姆大纲”的尼扎姆·丁的父亲孟俩·古图本·丁应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1618—1707年)之邀编辑的教法大全《番塔瓦·恒迪》，又名《阿莱姆给尔教法大全》，这是西北经堂中普遍参考的教法经典，而且直接与“尼扎姆大纲”有关。这两本经典在内地经堂中的出现，毫无含糊地表明，印度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里，我们可以说18世纪以后，中国经堂教育受了印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到20世纪，或者至今中国经堂教育仍然保留着印度经堂教育的影响，中国现代经堂教育的源头在印度。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尼扎姆大纲”产生于18世纪初，而中国新疆在10世纪已经有了经堂教育，就连较晚的内地经堂教育，也是在16世纪形成的，那么，在“尼扎姆大纲”以前，中国经堂教育受谁的影响，是否就是土生土长的呢?实际上，中国经堂教育，无论是内地还是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主要受中亚“河中地区”，特别是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经堂教育的影响。

四、18世纪以前中亚经堂教育对中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早在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就越过阿姆河到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地区。706年阿拉伯将领伊本·古太白率穆斯林大军征服河中地区，于709年征服了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于712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很快又于715年将整个河中地区置于哈里发的版图。后来萨曼王朝(875-899年)建都布哈拉，推行伊斯兰教；帖木儿帝国(1370-1405年)建都撒马尔罕，发展文化教育，使布哈拉和撤马尔罕两座历史名城成了中亚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学术的圣地，经堂教育的大本营，被誉为穆斯林世界“璀璨的明珠”。来自印度、俄罗斯、新疆等地的学生在这里求学。蒙古人于1220年占领布哈拉以前，那里就有400所学堂。18世纪末期，布哈拉就有来自各地的3万多学生学习。就连影响了中国的印度经堂教育，也是受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印度的伊斯兰教主要是中亚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带去的，经堂教育自然也是从中亚移植过去的。1220年，成吉思汗攻克布哈拉，荡平撤马尔罕，那里的经堂教育受到重创，部分学者和经师逃到了印度(蒙古人始终没有攻下印度)，这有力地推动了印度的经堂教育。16世纪初，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从撒马尔罕被乌兹别克人逐出，他率军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大批经师和学者被邀赴印度发展经堂教育。因此，印度的经堂教育从一开始就受中亚的影响，就连早期的学堂建筑形式和校园结构都是仿照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学校模式建筑的。不过，中亚的教学体制似乎比较松散，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规划，始终没有形成像印度的“尼扎姆大纲”那样统一的体制，因而在印度的“尼扎姆大纲”流行以后，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亚的经堂体制，这就是中国经堂教育在受中亚影响后，转向移植印度教学大纲的原因。18世纪以前的中亚经堂教育大纲，在历史的变迁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从19世纪残存的课本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线索，以及它与“尼扎姆大纲”的联系。19世纪以后，中亚经堂中仍然教授下列课本：《算尔夫·米尔》《满俩》《舍尔哈·舍姆欣耶》《哲俩莱尼》《嘎蕞》《砍沙夫》《奈赛斐信经》《伟戛耶》《黑达耶》《讨蕞哈》《孟拉·结利里》《泰海宰卜》《奴如里，艾奈瓦尔》等，从中不难发现其与“尼扎姆大纲”一致的课本以及中亚经堂教育对印度即“尼扎姆大纲”的影响。

至于中国，新疆与河中地区在地缘上的联系是无须赘述的，仅喀喇汗王朝和察合台汗国就将它们在政治和文化上连在了一起，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10世纪初，新疆创办经堂大学教育时，中亚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早已是经堂教育的中心，萨图克·汗和经学创办者们必然要借鉴那里成熟的教育体系。不仅如此，新疆的经堂中，经常聘请中亚布哈拉等地的学者授课，如11世纪中亚著名学者侯赛因·本·海拉弗长期在喀什的学堂教学。这就说明中亚经堂教育对我国经堂教育的影响。

中国内地自古跟中亚的联系就很紧密。成吉思汗的西征，将大批学者带到了内地，其中不乏精通经堂教育的经师。后来，

中亚的商人和学者不断沿“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或传教，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另外，自唐朝以来，西域各国有向中国“进

贡”之礼，其实较多的还是来自中亚的“进贡”，特别是撒马尔罕。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明时西域进贡的国家主要是撒马

尔罕。如此频繁的往来，使得内地的经堂教育受到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经堂教育，无论是新疆还是

内地，在18世纪以前是受中亚影响的，而且主要受河中地区的影响。之所以锁定这一范围，是因为14世纪呼罗珊地区经堂中

讲授的100多部经书中与中国经堂教育课本相同的很少。如此以来，河中地区就是唯一影响中国经堂教育的地

方了。

这里，基于12世纪到16世纪印度的课本、20世纪中亚的课本以及20世纪新疆和内地的课本，我们可以对中国经堂教育

在18世纪以前的课本进行大致的推测。尽管经堂中流行多种经典，但作为固定教科书的并不多，新疆主要采用《箅尔夫·米

尔》《满俩》《舍尔哈·舍姆欣耶》《嘎蕞》《砍沙夫》《奈赛斐信经》《黑达耶》《米巴孜》《萨德尔》《舍姆斯·巴里赫》，内地经堂

中的教材可能就是《米苏巴哈》《满俩》《嘎蕞》《奈赛斐信经》《黑达耶》《蓝玛阿体》等。

五、内地经堂教育和胡登洲的贡献

根据上述分析，内地经堂小学在唐朝就有了雏形，但无从考证是谁在哪里创办了第一所学堂；经堂大学是受中亚经堂教育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样难以说清谁是第一个在内地创办大学教育的人以及具体的时间。然而，笔者还是坚持认为，胡登洲巴巴(1522-1597年)仍然是内地经堂大学教育的真正奠基者。对这一问题的切入，最基本的资料莫过于赵灿《经学系传谱》中对胡太师的传记。在此书中会隐约看到内地经堂教育的脉络，更能看到胡太师的历史功绩。按传记，“先生(胡登洲)幼时附渭滨之南高太师(高某潜)馆中习读”，“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问难明义理，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蒙”，但夙愿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弃经从商，“年及五旬”仍未放弃发展经学的愿望。有次出外经商，遇“天房一进贡缠头叟”，见其“仪表昂藏知其为伟人也”，他上前道“赛俩目”。“叟见甚喜”，两人同至“渭南旅社，剪烛共语”，“先生以经义中蒙而疑者扣之，叟应答不倦”。先生见叟有一锦囊，内有一经，便想看看，叟拿出，先生一看，便是从未见过的《母噶麻忒》，“其经义均乃西域诗文”，他爱不释手，想买下来，但叟曰“汝师我乎当传此赠之”(但胡登洲不想夺人之爱，似乎没有接受)。后来两人分别，相约在京见面。于京等叟期间，胡登洲一天逛街，见一老人卖经书，随手一翻便见一经，仔细一看“即缠头老叟之一经也，喜若遇仙，慨然购之，携归挑灯读之”。等到第二次与“缠头叟”见面时，“缠头叟”咏诵《母噶麻忒》中第二章篇末，胡登洲也“笑以经义之次韵和之”。“缠头叟”在京办完公事，游了中原名山大川，胡登洲陪他“越皋兰(兰州)”“过玉门”，送出嘉峪关，相别于“玄圃之麓”。尔后，他独自返回渭南，兴办教育，实现他近40年的夙愿。

这篇传记耐人寻味，仔细阅读只言片语的记载，会有一些发现：

1　到明朝时，因为形成了操汉语的穆斯林——“回回”，大学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于是，经堂大学在“回回”集中的地方逐步兴起，在胡登洲时代，已经有不少了。有些经堂大学的教学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胡登洲在弃经从商后尚能读《母噶麻忒》这样高深的文学著作，说明高太师和其他学堂已经不是传统上识字的小学教育了。因此，胡登洲不是内地创办经堂教育的第一人，而是经堂教育的革新者和推动者。

2　明时，中亚和新疆的经堂教育对内地的经堂教育之影响非常普遍，中亚和新疆的学者和官员常来内地，不可避免地与内地穆斯林有广泛的交流，如胡登洲与“缠头叟”的切磋学问。另外，中亚的经堂课本在胡登洲时代部分地在内地学堂中教授或在社会上流传，连胡登洲从未见过的文学书籍《母噶麻忒》已经在北京的市面上出售，可见其他的宗教书籍流传就更广了。这本书是艾布··噶西姆·阿里·哈雷利的诗歌集，文学性、趣味性很强，书中有动物寓言故事、道德训诫，很适合作消遣书，16以前在中亚和呼罗珊地区较为流行，而且至今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教学大纲中是必修的文学读本。

3，胡登洲没有像目前学术界说的那样到过麦加朝觐，他只是陪同缠头叟到了玉门关而返。假如他去了麦加、麦地那等地，见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教学大纲，带回来的课本不会是酷似新疆的课本，也不会用“连五本”这样的波斯语教程作为学习阿拉伯语的起点，何况波斯语到明中期已经不是穆斯林的通用语言。另外，到明中期，中国穆斯林私人朝觐应该是一件大事，路途之遥远，耗时之长久，几乎不是一般人能办到之事，果能朝觐荣归，那将是大写特写之事，而在《经学系传谱》中只字不见提胡太师朝觐天方的事，足见他确实没有离开过中国。所以，他从别处借鉴经堂教育的可能性不大。

4　“缠头叟”是学者型官员，并非传教士，但把《母噶麻忒》作为旅途消遣的书，而且信手拈来，张口就用，足见他学识之高深。因为无论“缠头叟”是新疆人还是中亚人，其母语不是阿拉伯语。与“缠头叟”的见面，为胡登洲改良经堂教育增加了信心，也为完善经堂教学大纲提供了思路，并且对胡登洲的思想产生极大影响，它奠定了胡登洲“逊尼派”的信念，即遵循哈奈菲学派教法，跟从玛突勒迪派教义。

胡太师的历史贡献不在于创办经堂大学，因为经堂大学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了；也不在于接受中亚或新疆经堂的教学大纲，因为那时很可能沿用的就是中亚的大纲。他的贡献和伟大之处在于他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和经堂翻译规则。从《经学系传谱》来看，胡登洲时代，经堂大学中讲经的方法和语言相当笨拙(“然只可符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一遇到宗教学、哲学、法学、语言学的基本术语就照读原文，造成了“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元自”。胡太师潜心研究汉语，琢磨翻译的方法(“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于是创立了经堂语言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经堂词汇”和“经堂语气”。在没有阿汉字典，没有可资参考的翻译时代，碰到各学科的专业术语时，如何转化成汉语是极其困难的工程，它比制定一套大纲或找一套教材不知要难多少倍。“经堂语气”是经堂语中关键的要素，它既是经堂翻译的技巧，又是语言转化的规则，实际就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成汉语的严格标准。这不仅严格规范了经师们口译经典的方式，而且为后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经学大师的汉语翻译和著述奠定了基础，而且这套体系沿用至今。经堂词汇的转换不是一人完成的，但胡太师可能起了关键作用，而“经堂语气”的确定可能就是他完成的。

胡太师的另一大贡献是，通过经堂教育在内地奠定了“哈乃菲一玛突勒迪”传统的“逊尼派”地位。至少在16世纪，华北、中原一带的什叶派特别盛行，其表现在信仰上坚持“信伊玛目”的教义，实践上实行“连班制”。这些观念，都是什叶派倾向的表现，胡登洲及其弟子们与此进行了斗争。另外，胡登洲在经堂教育中重视教授哈奈菲教法的重要典籍《黑达耶》和玛突勒迪派标志性著作《乃赛菲信经》，这不仅抑制了什叶派的倾向，也奠定了中国内地“哈乃菲一玛突勒迪”传统的“逊尼派”地位。因此，胡太师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文化创举是不容忽视的，他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做内地经堂教育的奠基人。

扎西拉姆多多范文第4篇

阿尔卑斯山灭门惨案

2012年9月5日，50岁的萨阿德・希里携他47岁的妻子伊克贝尔、74岁岳母苏西拉・艾拉夫、7岁的大女儿扎纳布以及4岁的小女儿泽娜去阿尔卑斯山度假。

希里开着宝马车，一家人行驶在阿尔卑斯山的安锡萨瓦兰村周边山路上。小女儿泽娜坐在后排的座位中间，她的母亲和外婆守护在她两旁，大女儿扎纳布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阿尔卑斯山的胜景吸引了开车疲惫的希里，他将车停靠在了路旁，和扎纳布一同下车，有说有笑地活动筋骨。此时，一名法国人莫里尔骑着自行车刚好经过他们身旁。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阿尔卑斯山的宁静。惨剧就在一瞬间发生，希里、扎纳布和路过的莫里尔都被一名持枪凶手打中。那一瞬间，想到车里的妻女，希里不顾疼痛，艰难地爬回车里，将车门锁住，并且试图发动车子。但不幸的是，车子在掉头时陷入了一个泥坑，慌乱中车子越陷越深，子弹再次呼啸而来，刚好打中希里的头部，希里不幸身亡。

凶手并没有罢手之意，而是继续向车击，伊克贝尔和艾拉夫也相继命丧黄泉。

幸运的是，在枪声响起的最初几秒内，母亲伊克贝尔迅速解开了身旁小女儿泽娜的安全带，并叮嘱她：“快藏起来，不要出声！”正是在这短短的几秒内，泽娜离开座位紧张地趴在母亲脚边，母亲用自己的大裙子把她掩盖了起来。年仅4岁的泽娜闭着眼睛，聪明的她并没有因为极度恐惧而哭喊。

这时，泽娜听到了凶手的声音。――他是个男人，接通电话后只说了一句：“全死了。”泽娜静静地趴在母亲脚边，屏住呼吸，不知所措。四周充斥着灾难后的宁静和父母的血腥味，惊恐万分的她不住地颤抖。

当警方赶到案发现场时，一切重回宁静。他们在伊克贝尔脚边发现了瑟瑟发抖的泽娜。虽然毫发无损，但泽娜显然受到了惊吓，整个人都吓傻了。

被警方发现时，扎纳布尚存呼吸。只是，她的头部受创严重，警方推测，扎纳布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凶手用光了子弹，据统计，凶手共打出了25颗子弹。

这起灭门枪击案发生后，立即引起法国和英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当时，正在伦敦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新闻会上公开承诺，一定要抓到枪击案凶手。为此，法国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由安锡市的第一检察官埃里克・梅尔拉德负责调查这起案件。

埃里克首先从受害人希里入手。希里是一名普通的伊拉克裔英国人，与家人居住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的一个街区。希里有工程学和计算机学学位，过去20年一直是名工程师，2002年正式成为英国公民。

令人惊奇的是，希里曾就职于英国萨里卫星技术公司。这不得不使埃里克推测他极有可能是伊朗间谍的目标，因为伊朗方面一直想获得高分辨率的卫星技术。不过，经过调查，警方否认了这一说法。根据警方对案发现场以及子弹的排查，凶手使用的是一把寿命已经高达60年的鲁格P08手枪。

随后，埃里克调查了希里的岳母，也是受害人之一艾拉夫。自2011年丈夫过世后，她就在瑞典和患有精神病的46岁的儿子海德住在一起。艾拉夫的邻居表示，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到海德了。而法庭文件显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海德已经多次因暴力威胁他母亲而被警方逮捕。

排除精神病患者作案的可能性后，埃里克的调查工作陷入僵局。正当他焦头烂额之时，希里的全家福照片里已过世的父亲引起了他的注意――埃里克曾在新闻中见过这个老人。希里的父亲卡蒂姆曾是萨达姆的老部下，一家人原本住在巴格达。因同萨达姆产生分歧，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最后卡蒂姆带着家人一起逃到了英国。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得知希里的父亲卡蒂姆曾是萨达姆的老部下后，埃里克将此案汇报给了法国情报机关。

通过调查得知，希里的父亲卡蒂姆曾在萨达姆疯狂敛财时期，作为萨达姆亲信帮他经营公司，并通过这些公司帮他洗钱。可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卡蒂姆却突然与萨达姆彻底闹僵，并带领家人搬离巴格达，定居英国。过了几年，同样帮萨达姆洗钱的阿尔马哈迪和他的两个搭档被召到巴格达并被萨达姆处死，这使人们怀疑他们已经替萨达姆完成了洗钱任务，据传他们共替萨达姆“漂白”了20亿美元。

难道希里一家也是因为完成洗钱任务而被杀？埃里克开始逐家逐户走访了希里邻居，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希里的邻居布朗介绍说，希里一家和邻里的关系非常好，两家如同亲人一般来往密切。但是，2011年，卡蒂姆去世后，留给两个儿子上百万英镑的财产。希里的弟弟扎伊德却一直试图独吞遗产。而希里一直以为各国情报机关在监视自己，根本没有对亲弟弟产生防备之心。这次希里选择的度假地点距离瑞士西南部城市日内瓦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完全可以顺道到日内瓦清理账户。不料却死于亲弟弟雇佣的职业杀手枪下！

此时，案件又陷入了另一个迷局。上百万英镑的遗产，以卡蒂姆的职位，根本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钱财，那么，这些钱财从何而来？

正当埃里克在为这笔钱的来路寻找答案时，希里一家在法国和瑞士的秘密账户被警方查出。慕尼黑的一名情报人员曾透露，这些账户上存的钱就是萨达姆留下来的。这笔萨达姆秘款的来源是由德国联邦情报局发现的。

德国联邦情报局知道资金的流向，同时也知道如何追踪这笔钱的下落，事实上，他们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监视西方国家和伊拉克之间的现金交易。

萨达姆金库之谜

真相终于随着各国情报机关调查的深入而大白于天下。原来，上世纪70年代末，卡蒂姆和萨达姆闹僵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萨达姆1937年出生于伊拉克提克里特一条河流附近的一个贫民家庭，一生下来便成了孤儿。那时他家的房子用土坯砌成，听惯了冷言冷语的萨达姆，从小便立志要挣很多钱，彻底摆脱穷困潦倒的生活。

1979年，萨达姆上任伊拉克总统后，开始利用职权大肆敛财。1991年海湾战争以前，一个伊拉克的高官叛逃后向世界各大媒体透露说，萨达姆的财富估计有100亿美元。

1997年到2001年间，萨达姆和儿子乌代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通过吃回扣和走私，获得了60亿美元的巨额赃款。其中大多数钱是通过向土耳其、约旦等非法出口石油获得，而另一些则是通过控制烟草进口赚取。

上世纪70年代，萨达姆的部下卡蒂姆就在瑞士陆加诺市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司网络，经营范围涉及金融旅游地产石油烟草。他在意大利和避税天堂列支敦士登注册公司，然后通过这些公司进行复杂的金融旅游地产石油烟草等领域的循环交易，最后达到洗钱目的。在列支敦士登，当地的公司登记事务所根本不用向当局表明谁是公司真正的拥有者，就可轻易替外国人注册公司。

不久，卡蒂姆被怀疑在替萨达姆洗钱，于是萨达姆和他上演了一场双簧计，佯装闹翻，在政坛闹得沸沸扬扬，并随后处决了两名与此事有关的部下，卡蒂姆趁机搬出了巴格达，带着家人定居到了英国，并开始在英国运作，帮助萨达姆转移资金。留在日内瓦银行的上百万美元遗产就是因为当时洗钱太多，账户太多，在洗钱循环的过程中遗漏掉的。

可以肯定的是，萨达姆建立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公司网络，美国将他们称为“萨达姆公司”，他的投资遍布世界，包括巴拿马、瑞士、法国、德国、英国、塞浦路斯和意大利。这些生意大多数有很强的隐蔽性，但也有公开的项目。

2006年3月份，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元首财富排行榜上，萨达姆以2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前10名。《商业周刊》引述美国官方及私人的评估，认为萨达姆及其家族在海外可能藏有70亿至100亿美元资产。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称，萨达姆的财富大约在70亿美元左右。此外还有更加大胆的推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萨达姆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大约有100亿到200亿美元，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值。正如伊拉克似有似无的生化武器一样，萨达姆究竟有多少财产，始终是个谜。

当美国政府悬赏2500万美元加紧搜捕萨达姆的时候，它也在秘密地搜寻萨达姆的巨额财产。美军占领巴格达的时候，调查人员发现大笔钱财正从伊拉克政府控制下的银行账户转移到中东地区的私人户头。

扎西拉姆多多范文第5篇

中国急需关于世界的知识，但这套知识并不是现成品，好像摆在那里，只要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就顺手可以拿回来。知识不是现实，现实也不是知识；相反，我们只有深刻地意识到，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知识生产出来的，我们才开始站到生产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知识的出发点上。

我们将要有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一定不是被现实给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知识是那种将要转化为现实的一种规定性，一种建构性的力量。知识、权力和现实实在是一样东西的三个不同方面。当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进入这种循环生长的系统中，实际的知识便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个研究殖民主义史的人都会知道，西方那套庞大的帝国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反应论的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塑造殖民地的现实的源泉。当年，西方把宗教、语言、贸易规则和治理术带到了殖民地，改变了那里的人文和社会生态环境，脱殖之后，西方无法将这些带来的知识再带走，因为它们已由知识转化为非洲、拉美、阿拉伯和南亚国家的现实。关于现实的知识是我们急需掌握的，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知道这部分现实是如何转化生成的，我们才真正拥有和这些国家人民一起改变西方遗留下的殖民后果的能力和视野。

去殖民化是非洲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因而中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不能是旧的殖民知识的延续，而必须是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当代非洲最知名的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于2016年年底对中国做了访问，同北京、杭州和上海三地的知识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在不同场合问了中国同行同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这么强大的国家了，但她想给我们什么？想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秩序呢？由于毫无准备，中国学者基本被问得哑口无言。汪晖则反问，作为非洲学者，你认为非洲需要中国带来什么新的秩序呢？马姆达尼回答：学者的天职与其是给出答案不如是提出问题，让实践来给出答案吧。是的，问题先于答案，在我们盲目无知地向非洲推销我们的发展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洲真正的问题。马姆达尼本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后殖民历史语境下世界所面临的某些主要问题。

西方对非洲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马姆达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心这么一个基本问题：非洲内部为什么有着这么多的分裂的倾向？谁造成了非洲人之间的仇恨和分裂？解决的途径是什么？所谓非洲的分裂可与西方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公民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一样，非洲的分裂不表现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亚文化团体与主流社会价值的冲突，也不完全表现为不同社会阶级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或缓和或激烈的阶级对抗，更不能以文明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来简单概括。非洲的分裂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它以种族冲突为表现形式，这种种族冲突几乎成为独立后非洲上演的长盛不衰的历史剧：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发生在今日南苏丹的不同部落间的内战；津巴布韦穆加贝上台后将自己的政权和绍纳人绑在一起而对恩德贝勒人实行的压迫政策；肯尼亚肯雅塔执政时期对茅茅运动的主要力量基库尤人的打压；60年代末尼日利亚爆发豪萨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之间的内战；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将公民分成白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黑人而采取分别治理的种族隔离政策；今日非洲穆斯林极端势力对北非的干扰；南非历史由来已久的移民工和种族排外倾向以及今日白人和黑人无法调节的憎恨；等等，上述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不能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层面得到控制和解决，而不幸终结于内战、屠杀和各种形式的仇恨，这些还不包括非洲社会巨大的官僚民主体制内部暗涌的种族矛盾，即部落或种族利益代表不均的不公正问题。由此可见，理解非洲内部根深蒂固分裂倾向不能依靠西方的公民社会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中共的阶级矛盾的理论，更不能带有偏见地将之归于非洲人的天生好斗的本性，那么如何理解非洲的种族冲突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几乎成为马姆达尼一生学术的全部内容，而他的意见在这个领域无疑最具有启发性。

他的回答很简单：造成今日非洲内部分裂的种族矛盾和部落仇杀乃是殖民者的发明，他在2012年出版的《界而治之》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矛盾是英、法、荷等帝采取间接统治的后果，也就是说，今日之现实乃昔日西方知识和权力交互运作的结果，而处理非洲的问题，必须在现实和知识两个维度同时展开才可能切中要害，因为非洲，包括其他西方的殖民地，不仅仅是一块块透明的现实体，而更像是从西方知识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现实的浮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面的化身决定我们必须采取马姆达尼的研究方法：用一种非常辩证的方式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它们背后依附的那种流动的历史的知识和权力的形式，这种方法是马姆达尼特有的方法，这使得他既对非洲问题有着深刻的把握力，同时也很容易将之转化为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在知识层面对西方的殖民危害做进一步批判。

为了叙述的方便，马姆达尼将殖民统治分成两种模式，一种为直接统治，一种为间接统治，这是一种常规的划分方法，它排除了对在西方殖民政府介入之前的贸易阶段的殖民模式的考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政府管理行为自然是马姆达尼观察问题的主要切入点。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间接统治提出了新的解释。对间接统治的一般理解是，这是一种由西方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倡导的仁慈统治，即给殖民地人民以一定的自治权力，让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殖民者倾向在宗教和行政方面采取不介入的政策，这样，就会极大缓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非洲本土宗教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减轻殖民政府管理的成本，殖民政府可以采取小政府的方式，作为税收者，而日常行政则移交到西方扶持的土著政府手里。这样，西方就作为非洲文化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形象出现。我们都知道，西方从直接的武力征服、宗教皈依、文化同化转向寻找人来治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里面既有英法等国无力统治庞大帝国的原因，也有19世纪末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西方代替启蒙主义和抽象的实用主义的原因，这种渐渐占据主导位置的个体宗教自由和财产权的观念促进了西方间接统治的政策的形成。可以说，西方间接统治主要设计师，英国的梅因爵士和荷兰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学者赫格隆都不是教条的进化论和启蒙理性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谱系里的思想家。尽管他们视西方文明高人一等，但已深知对其他落后的文明不能拔苗助长，毕其功于一役，要先施加保护以防止其灭绝，进而同化这些文明内的精英层来渐次达到使其文明化的目的。这种统治观念的转变基于如下的现实：帝国需要将殖民地的全部庞大的人口视为管理的对象，这些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穷乡僻壤的农民，而之前帝国的策略是统治与西方贸易发生直接关系的地区和沿海港口，却忽略了对农民的治理问题。对于这些与现代文明深度隔绝的臣民，让他们自治无疑比让他们西化现实得多。至此，帝国统治者注意到将西方的价值观内化为殖民地本土文化的需要。

马姆达尼不同寻常之处是，他不从西方内部政治困境和思想史角度来理解间接统治，而是从其对殖民地社会造成的长远历史效验来解释其真实内涵，并由此给出他的定义：“间接统治的建筑师们具有宏伟的抱负：重新制造主体性，以便重新匹配其承担者。这已不再仅仅是分而治之，而是界而治之。”这里面的关键是“主体”一词，与直接统治生产帝国的臣民不同，间接统治生产殖民地的主体。我们今日遇见的非洲、拉美、阿拉伯世界和部分亚洲国家的主体，原来是经过这套程序生产出来的，他们貌似自由主体，实则是西方的赝品。他们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对自我历史的理解，依然受着西方殖民知识的束缚。间接统治的本质是让被殖民的传统社会沿着两条线断裂开来，一条是种族线，一条是部落线，这些传统社会原本完整的自我镜像就像一块玻璃一样，在间接统治的高压下，沿着这两条裂痕断裂开，散成无数的碎片，这些碎片便是一个个标有种族和部落身份认同的主体，而整个间接统治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每一块破碎的玻璃的棱角打磨圆润，使它不再尖锐而危险，但长此以往，这些分裂的主体已经无法复合成原来的完整而统一的图案了：非洲碎了，阿拉伯世界碎了，南亚碎了，主体却因此制造出来。

马姆达尼的著作一以贯之地揭示这些殖民地破碎主体生产的流程以及今日的遗害。他的工作的重心不是处理非洲在解殖后上升的阶级矛盾，而是由殖民间接统治遗留下来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就是因为它是被殖民者不怀好意地制造出来。马姆达尼向人们解释道，西方的非洲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向来采取这么一个假设，即非洲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前的，从中找不到任何自我发展的内因，相反，非洲在历史上的每一点改进都是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殖民者将生活在非洲的居民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原住民，他们被认为是这块土地亘古以来的居住者，他们形成了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因此从一开始，土著人就没有历史；第二类是外来移民，他们包括亚洲人、有色人和阿拉伯人，在南非这种内殖民化的国家，则还包括白人。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文明，促进了非洲土著社会的进步。在移民创造非洲历史的叙述中，前于西方到来的是三次重大的移民：埃及的柏柏尔人进入西非，为豪萨人带来伊斯兰文明；中东阿拉伯人进入苏丹促使苏丹经历三次重大阿拉伯化阶段；北非图西人进入中非带来闪米特文明。在西方人看来，不管移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已经融入了当地非洲社会，他们依然是外来户，需要用制度将他们区别开来。这种无视民族间已形成的历史融合，而从中挑拨、制造差异、强行拆分，便是西方殖民者在间接治理时所使用的民族和种族政策。

比如，20世纪20年代，比利时人制造了图西种族优越论，开始制定土地政策，剥夺占85%的图图人土地所有权和取缔酋长制，利用图西人来统治图图人，这种种族分裂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执行，深化两个族裔之间的矛盾，终于积重难返，于1994年爆发了图图人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再如，西方将苏丹的阿拉伯化解释为阿拉伯人入侵的结果，这是源于他们的历史逻辑，即视非洲的历史为不同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历史。而事实上，正如马姆达尼指出的，苏丹境内阿拉伯化最彻底的地区并不是遭受阿拉伯入侵的努比亚和贝贾，而是没有发生过入侵的丰吉苏丹国。而三次阿拉伯化都是苏丹帝国内部的需求，第一次是贵族转向伊斯兰信仰，第二次是商人阶层自称为阿拉伯后裔，第三次则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的泛阿拉伯运动和纳塞尔主义的一部分。今日苏丹的问题就是西方殖民者强行将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和未阿拉伯化的土著人分开，采取不同的土地和权利分配政策，逼迫南部阿拉伯人北迁，于是造成南苏丹国从北苏丹独立出来；再如，因为柏柏尔人带来了穆斯林文明，豪萨就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它和约鲁巴和伊博一起变成尼日利亚三大族群。这种对本来混居的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群以语言（豪萨、约鲁巴和伊博）来重新命名各自的族群，制定各自的身份和居住地，发展各自独立的土著政权，等于强行把尼日利亚人的团结打散，形成今日矛盾冲突的状况。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乌斯曼坚决认为，在尼日利亚南方和北方、穆斯里与基督徒、各种族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尼日利亚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被叫作‘豪萨人’的族裔民族。相反，过去我们有的是卡纳瓦，卡诺的人；卡齐瓦纳，卡齐纳的人；扎格扎基，扎若的人；萨卡塔瓦，索克托的人；等等。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约鲁巴人。”

不管多少代人已经移居非洲了，移民就是移民，土著就是土著；管理移民用西方的民法，管理土著用传统的习俗法；移民处于文明阶梯的上端，土著则是下端；移民可以进入大都市的公民社会，土著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反之，不同土著部落的土地也不能向移民开放，更不能向其他土著族裔开放，于是，被重新发明的族群就通过立法、行政和土地制度被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土地不允许买卖，投资不能引入，据说这是为了保护部落不流失祖先的土地；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法律和酋长，外人不得进入高层政府管理体系，据说这样就可以保证部落实现真正的自治，其结果却是生活在相同土地上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力（参政）和经济权力（拥有土地）就被剥夺，民族彼此的流雍徒煌受到阻遏，部落日益封闭和排他；最后，所有的诉讼纠纷必须采取本部落的习俗法来解决。但非洲传统部落大多数不是权力集中制度，而是由长辈、荣誉头衔获得者、祭司、妇女权威等不同团体共同组成评审团。现在，权力被高度集中于受西方控制的酋长一人手中，习俗法规被书写成文，这种变化使得富有活力和变化的传统法律诉讼程序变得官僚化和机械化。总之，马姆达尼的研究旨在揭示，这种强行推动的部落和族裔身份认同及其相应制度对非洲的团结、发展和共同进步都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马姆达尼的著作无疑让我们从惯常的阶级分析视角之外去透视重重叠叠历史帷幕后面的非洲现实矛盾的原因，他的著作因此极有启发性。他启发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第一，如果没有社会达尔文的种族理论、没有以研究起源论为核心的人类学，就不会有间接统治赖以形成的知识条件。正是这些知识让殖民者在“本真”和“非本真”的概念框架里区分了原住民和移民，把一个非洲变成两个非洲，把非洲人共同的历史变成无数碎片化历史。因此，研究非洲必须同时处理现实和形成这些现实背后的知识，没有知识的革命和观念的革命，就不会有关于非洲的知识；第二，间接统治追求治理效率最大化，其设计类似边沁的圆形监狱，一个个部落就如一个个狱室，权力通过增加被管理者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避免直接介入，以降低权力运行成本；马姆达尼同时证明，不同部落的身份认同是政府通过全国调查问卷这样的技术手段来强化实现的，因此，福柯微观政治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帝国在殖民地的治理术；第三，间接统治的实质是管理差异，这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内涵。专制制度强调同化和臣服，现代民主制度则保护差异，因为差异是民主制的社会存在的前提，界而治之乃是民主之义。然而，间接统治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地方是，间接统治管辖的差异可能并不存在，这就要求通过一系列技术操作先创造出差异来管理，此即部落和种族条分缕析之由来；第四，不可避免的，知识生产差异，差异要求管理，于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官僚系统便在非洲扎根。荷兰帝国最杰出的法学家瓦伦霍文1907年到达印度尼西亚，毕生致力于编订亚达特法（adatrecht），即将印度尼西亚习俗法条文化。他在印尼群岛划分出九个不同的习俗法区域，他的划分出自语言、习俗和文化、使用方法四个考虑，同时还附加一个条件，每个区域习俗法最古怪的地方在其他区域则没有，这样，这位帝国学者就为印尼编撰出九个习俗法控制的原住民区域，完成了对印尼人民的分化瓦解，成功解决了持续近30年的亚齐反殖民战争（1873―1904）。可以想见的是，配合这套繁复的划分，多少相应的司法行政单位将被创造出来。间接治理是现代官僚体制逻辑运行的结果，至此，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分工不断细化、知识分门别类、评价体系枝蔓繁复，仲裁机制自行运转的高度理性化时代，这种分裂也是我们今天生产主体的条件。

也许我们应该指出，马姆达尼在书中谈到西方殖民地由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转变，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作用不同地区的结果迥异，就尼日利亚而言，英国在尼日利亚北方实行的间接统治获得了较大成功，在南方的推广则遭遇到严重的抵制和反抗。北方豪萨和博尔努相对完整的土著政权体系，政治文化的同化程度极高，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官僚统治架构，地区内由伊斯兰教所助推的民族主义也发展的较为成熟。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了这套较为成熟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并充分地利用“豪萨”作为其推行文化霸权、实施殖民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分化。而东部伊博族则不同，因为没有酋长制度，故而英国殖民者就不得不为伊博人创建一种“委任酋长”（warrantchief）体制，间接统治强化了约鲁巴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但使得受教育精英被边缘化。R姆达尼《界而治之》在历史层面缺乏必要的分析精度。

另外，因书中涉及亚洲和非洲的多种语言、伊斯兰教和殖民主义史相关术语，《界而治之》的译文在翻译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如原住民权力机构（nativeauthority）应为土著当局，原住民行政（nativeadministration）应为土著政权，涉及豪萨文的翻译问题包括了马拉麦（mallamai）应为毛拉、卡齐纳萨亲（theSarkinKatsina）应为卡齐纳酋长、贾马运动（jama’a）应为大众运动，萨豪泰制度（sarautasystem）应为政权体系、卡纳瓦（Kanawa）应为卡诺人、扎若“哈比人”（habe）应为扎里亚原著民，文中提及的“扎扎噶瓦人”即为“扎里亚人”；涉及马来、印尼文的部分包括了虎克姆―亚达特法（hukom adat）应为习俗法（hukumadat）、马来语言（babasa）应为语言（bahasa）、orangMantra（哼唱之民）应为念咒之人、bhumiputera（土地之子）应为土著（bumiputera）；涉及苏丹的阿拉伯文表述翻译中，神民（fuqara）应为贫民、哈库拉（hakura）应为领地、属地、玛齐度（maqdum）应为官员或头目、泰腊卜苏丹（MuhammadTayrab）应为・泰拉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