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挽联
灵堂挽联范文第1篇
本人，年仅16岁就出了乡关，将中国传统的“孝道”抛在了一边――他的父亲曾竭力要将他培训成一位商人，但他却始终未按此意愿行事。为此，父亲晚年心绪黯然，临终前，他伤心地自作挽联：
决不料百年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原来，毛父于1920年1月去世时，长子泽东尚在北京，季子泽覃也在长沙，唯次子泽民在身边，做父亲的怎能不心伤？
这是一副形象生动逼真、感情浓郁异常的绝妙挽联。李敏之女、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在其《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一书中称：这是粗通文墨的曾外公生前自撰的一副灵联。2003年12月2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2月23日的《羊城晚报》，均对这幅灵联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转载。上述这两家出版社和两家报社，在全国是颇为著名、极具影响的，加之这副灵联又被视为的父亲毛顺生所作，且两部书的作者也非同一般，一是故乡纪念馆，二是的外甥女。其权威性当然毋庸置疑了。仅《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一书而言，自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不到两个月其印数就达80000册之多。可见其书其联影响之深广。然而笔者对于这副灵联的作者是毛顺生的说法和联中一处关键性字眼不能苟同，有鉴于此，有必要进行考辨，以为引玉之砖。
自挽他挽有区别灵联不属自挽联
除了韶山纪念馆肯定这副挽联是毛顺生临终的自挽之外，孔东梅在书中这样写道：“转过年的一月份，曾外公就因伤寒病去世了，时年五十岁。只有泽民外公为他送终。这次我回乡才听说，粗通文墨的曾外公生前曾自撰这样一副灵联：‘决不料百年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老人此时的心境让人一目了然，不由使我开始理解他了。……虽然外公从小是父亲的反对派，常常与父亲对立。但当他离家读书，特别是在长沙完成学业后，对父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开始非常用心照顾老人。也许那时外公已经认识到：父亲虽然暴躁，但还是出于爱儿心切，像人们常说的‘恨铁不成钢’。可以说：外公的精神品格中，已经融入了曾外公的心血。据上所说，这副灵联（即挽联）的作者非毛顺生莫属。然而，这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何谓灵联？简单地说，就是死者灵位前所挂置的祭祀、追悼、纪念性的联语，它可以是他挽联，当然也可以是自挽联。对于此联，韶山纪念馆的同志们十分肯定说是毛顺生临终前所作。孔东梅在记录这副灵联时，只是说“听说粗通文墨的曾外公生前自撰”，但并未见她有确切的文字说明是毛顺生自挽，笔者认为毛顺生本人未写过这样一副挽联，必当是他挽。因为，一般地说来，人至暮年或是辞世之前，能自撰挽联者，其头脑必然是十分清醒的。在写完挽联后，一般也会明明白白标示出为“自挽”。我国的自挽联非常之多，据笔者所考，均能标明自挽之意。如至今尚悬于苏州护龙街马医科巷内曲园春生堂内，当时已年届80的清人俞樾（享寿86）写的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历数平生八十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乎。”笔者将韶山纪念馆以及孔东梅所说的毛顺生的自撰灵联（即自挽联）与俞樾的自挽联及笔者所能读到的自挽联相比较，毛顺生的这副灵联在语气上未见、自嘲、自评与寄意重托等自挽联特征；在内容上则纯粹是儿辈哭灵悼父。正因为这副毛顺生自撰灵联有上述诸多不可理解处，故有学者推算，因当时毛泽民在家守灵，所以认为是毛泽民的悼父联。因此，笔者认为这副灵联不是自挽联。
灵联当是他人挽作者不是毛顺生
人有病，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则往往会有一种预计死亡情况的本能。但是只能预计一个大概情况而已。而韶山纪念馆和孔东梅所称的毛顺生所作的这副灵联，竟然将自己仙逝日子和子女未全到身旁送终的情况预测到如此准确，则是决不可能的。且看上联“决不料百年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三句，毛顺生明明白白地预知自己的仙逝之时日，这可能吗？又见下联“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女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三句，写的毛顺生在临终前的七天七夜里，思念在外的儿子而又难得一见的痛苦之状和撒手人寰时子女未集床前之景。唐代韩愈《同冠峡》诗中有云：“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人已盖棺，自己何言所见之事。所以，联中的这些事件也是毛顺生不可能自撰在灵联里的。因而此联当是他人所挽。
灵联有误须改正作者可为
这副灵联既非毛顺生所自撰，是毛泽民所创作吗？笔者查遍手头的所有联著，不见有毛泽民作此联的任何文字。当属何人的作品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当首先勘正韶山纪念馆和孔东梅所记录的这副灵联的错误之处。这副灵联的错误之处，除将作者视为毛顺生是令人难以置信之外，在字词上亦有误录之嫌。笔者以为，这副灵联当是：
决不料一年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这副挽联与韶山纪念馆和孔东梅所说的毛顺生灵联相比，仅有一个“一”字与“百”之别。我以为这“一”与“百”之别非同小可，它决定了上联是否有解无解的问题。上联的“一百有一旬”，当是一百又十天的意思。一旬为十日，一百有一旬，据后文的“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可知，是指的母亲于1919年10月5日病逝，父亲于1920年1月23日病逝。其间相隔只有110天。联中的“有”“又”，表示整数之外再加零数，这“一百一旬”，正好是母亲逝世与父亲逝世相隔的日子。“严君”中的“君”，本指“君王”，或用作对人尊称。这里的“严君”即指严父，代指的父亲毛顺生。曾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的这些话，就是他对“严君”“慈母”最为生动而又客观的诠释。“下联‘最难堪七朝连七夕’，是毛顺生死后停了七天七晚，才由亲朋料理出葬之事，故有此两句。兄弟未能回家奔丧，联语反映的情况真实可信。”上联的这两个“一”字，正好与下联中的两个“七”字妙相对应。而如果是“百年有一旬”，不仅与的慈母仙逝到严父撒手人间相隔只有110天的时间相抵牾，也与“哭慈母又哭严君”的客观事实难于扣合，而且与下联的两个“七”字亦无法工整对仗。因此，笔者以为，韶山纪念馆与孔东梅所提供的这副挽联中的“百”字，当是“一”字之误。
“百”字当是“一”字之误，不仅仅是笔者的上述推断，亦可见之于相关典籍所载：“在毛氏宗祠内，有家世展览。展出的毛顺生自挽联，笔者认为题（“题”当为“疑”字之排误――引者）点较多。经毛崇文老先生鉴别，此为韶山秀才毛麓钟代撰写的挽父顺生公灵联。联文是：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应当说，这是抢救出来的一副极为珍贵的挽联。
又据毛崇文致唐意诚信云，此联及相关内容如下：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毛崇文老先生记载，这是少年时代的塾师、韶山唯一的秀才、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多识广的族人毛麓钟代撰写的泣父顺生公灵联。而韶山毛氏宗祠内的《家世展览》中，将此联错署名为毛顺生自挽联，且有错字和缺字，已由毛崇文先生更正。其首句“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即的母亲于1919年10月去世，父毛顺生于1920年1月去世，只隔一百余天，故有此句。
由上可见，韶山纪念馆与孔东梅所提供的毛顺生灵联，确实有误，其误之源，当是未对联语进行分析与考证，孔东梅在其书中云，是“回乡才听说”的，当属误听失考。
前文已述，这副灵联的作者是毛麓钟，已经明确无误，笔者为什么要说成是呢？其理由有四：
一是这副泣父灵联，完全切时、切景、切事，更切合连失双亲后的悲痛心态，充分表达了其父临终前未见儿子和儿子未能临床送终那种肝肠痛断的逼真情境与神态，充分地表达了的思想感情；
二是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贻昌（即毛顺生――引者注）合葬于韶山土地冲。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湘奔丧。”但是，这副灵联保存至今，当是看过并认可了的；
三是类似这样为认可的且可算作楹联并非只有此副。如由刘霖生代挽八舅母联“问到旧栽桃李；已成大树将军”，就是认可了的挽联；
灵堂挽联范文第2篇
1921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17日凌晨，阴冷的北风发出阵阵哀号，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整个长沙城笼罩在一片阴森与恐怖的气氛之中。黄爱、庞人铨被刽子手们五花大绑，秘密押至浏阳门外识字岭下。刽子手李佑文先对庞人铨下毒手，紧接着将屠刀指向黄爱。黄爱被连砍三刀后仍拼尽全力呼喊“大牺牲，大成功！”瞬间，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片雪地，仿佛要用一腔热血洗刷这个黑暗的世界。两颗头颅滚到山坡下，怒目圆睁，仿佛让人感到眼睛里流露出的悲愤与不平。可怜两位同年出生、并肩战斗一年零四个月的勇士，殉难时都不到25岁。黄爱用他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自己“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的铮铮誓言。黄、庞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被载入湖南革命史册。
1月18日，联络长沙各界人士2000余人在船山学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灵堂设在船山学社的礼堂里，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堂中央停放着烈士的灵柩，前面悬挂着亲笔题写的挽联：
奋斗为终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灵堂挽联范文第3篇
那，正是春夏交替的多雨之季，窗外正凌乱的飘着天使的泪。对面的瓦檐上立着一只湿透的鸽子，我茫然的盯着它，想理理这纷乱的思绪？想努力忘掉一点悲痛，骗自己什么都没发生过？···
唉，只有湿淋淋的鸽子冻得我湿淋淋的心······
凄冷的雨夜，空气似乎也凝固成苍白色的了。骤然的一声嚎啕大哭把我从呆愣中惊醒。一种预感像电流般击穿了我混沌的心，惨惨的，白亮亮的。
"孩子，你姥爷他······"妈妈双眼红红的，满是忧伤。这是怎么了？我可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悲伤啊！我惊呆了，思绪回到了那天下午······
那天，我终于看见了重症监护室的姥爷，他浑身上下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由于我抑制不动内心的悲伤，便走上前使劲的晃动姥爷的身体，可无论我怎么晃，怎么喊，姥爷仍旧紧闭双眼，连理都不理我！我赌气般的走了，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现在，我最亲爱的姥爷去了，悄悄的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没有痛苦！想到这，我不禁大哭起来！
回到家，肃穆庄严的灵棚支起来了，苍凉凄厉的唢呐声划破了寂静，连空气都震颤起来。沾亲带故的济济一堂。花圈、挽联，还有在寒风中摇曳的白色灯笼。满眼重叠的人影，满眼呜咽的哭声。几十米长的白布被抽成条条块块，困在腰间，扎在头上，烛光闪烁，惨白的孝衣，蜡黄的脸······
姥爷的遗像挂在灵堂的正中，瞧他笑得多么欣慰啊！然而，我分明看见，那片黄色的沙漠溢出了冰凉的泪水，流过我的脸颊，流到我的心里······
以往那充满温馨的场景历历在目······
葬礼隆重的开始了，唢呐起劲的吹，一声高过一声。花圈、挽联摆满了院子。好气派、好热闹。姥爷被抬进了灵车里，他穿着肥大簇新的寿衣，脸上的表情极其安详平静。这令我想起了姥爷生前拿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破旧不堪的衣服······披麻戴孝的人哭得昏天黑地，哭声此起彼伏。
······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所有来吊丧的人都一块去舅舅家吃饭。在雪亮的灯光下，人们吃喝谈话，猜拳行令，热闹异常，再也没有那催人泪下的恸哭声了。有些人还露出了微笑！
灵堂挽联范文第4篇
病 重
由于长期处于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处于“战斗”的状态，过着动荡、清贫的生活，加之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始终没有痊愈，所以一直以来，鲁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到1935年的下半年，他的健康状况日趋堪忧。
1935年3月，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被军队逮捕，为了营救他，鲁迅多方奔走，还准备发起抗议运动公开营救，但是营救行动没有成功。后来瞿秋白的牺牲，对鲁迅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为了纪念战友，鲁迅以病弱之躯不眠不休地编辑亡友的遗稿，相继出版了两册《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产党人在南昌被政府秘密杀害。在牺牲前，托人将自己在狱中的文稿辗转送到鲁迅手中，希望鲁迅能够通过关系，转送给党中央。虽然鲁迅不认识，但他从这些文稿中看到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对于的牺牲，鲁迅悲愤异常，这更加损伤了他的身体。
面对日益虚弱的鲁迅，许多亲友都劝说他住院休养或到国外治疗。史沫特莱得知鲁迅患病的情况后，还向鲁迅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疗养。但是忧国忧民的鲁迅，婉拒了所有的好意。他对前来劝说的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1936年初，严寒的天气使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还伴随着难受的气喘和发烧。由于鲁迅一直是由日本医生须藤诊治的，在久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鲁迅的亲属和几个好友，瞒着他让史沫特莱请了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医生说：“倘是欧洲人，则在5年前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对医生的这一“判决”十分平静，他认为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一定没学过给已经“死了”5年的病人开处方，所以他没有请这位美国医生继续为他治疗。
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鲁迅的态度十分从容。他要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对身后之事，他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鲁迅写下了随笔《死》，刊于《中流》杂志1936年第二期。在文中，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逝 世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的病清突然加重。这天上午，他仍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 9号寓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刚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先生。午后，他一人离寓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天黑时才到家。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到家中，两人谈至夜11时，主要是商谈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鲁迅就上床就寝了。大概是由于白天过分劳累和外出受风的缘故，他的心情十分烦躁，久久不能入眠。凌晨3时半，鲁迅气喘加剧，继而咳嗽，迫使他屈着身体，双手抱脚而坐，十分痛苦。清晨6时左右，鲁迅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请他速请医生。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派人将信给内山送去。不一会儿，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鲁迅的双脚冰冷，两手指甲发紫。午后，须藤医生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他吸入酸素，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两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渡过危险期。
在10月18日的一整天里，虽经医生的全力抢救，鲁迅的病情仍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译文》的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之后，鲁迅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再次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注射两剂强心针后，仍然无效。凌晨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豪闭上了眼睛。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一起商议丧事的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去通知胡风。得知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也赶来吊唁。经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拟定了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在第二天见报时，除了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刊登时都删去了的名字。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艺界很快传开。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寓所吊唁。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 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田源、田军等等。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的遗容。此时，鲁迅的遗体上盖一床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书籍、手稿，两枝“金不换”毛笔挺然插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其中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儿子海婴的油画肖像最为引人注目。
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先生赶到，他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横型，并剪下鲁迅上唇的树根短髭，插在石膏遗容上。下午2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王士珍（摄影师）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卧室的镜头，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下午3时，由内山完造联系安排，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
吊 唁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逝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也纷纷传来。为了悼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南京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表示“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电报还指出鲁迅先生“做了中华儿女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鲁迅家属和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和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9日下午，鲁迅遗体运至万国殡仪馆后，暂时放置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田军四人留在遗体前守夜。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先生八寸遗像一桢，四周缀有鲜花，各界人士送的瓶花及花圈，堆满四周。室内窗户均悬绒帘，更显得气氛庄严肃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为：“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撼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先生的挽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挽联为：“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高丘今寂寞，芳筌零落痛余春。”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佩黑纱、戴白花，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来向鲁迅作最后的诀别。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来吊唁。来吊唁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他们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对鲁迅先生充满敬仰之情。他们结队前来，瞻仰导师的最后遗容。
21日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为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共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匐地失声痛哭，其他人也落泪不已。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衫绔，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绔及长袍，其外再加以同色锦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深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
葬 礼
鲁迅的墓地，选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再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白等人扶灵柩出礼堂，移置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至大门外整队。
2时30分，送殡队伍开始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僻静的地区。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的鲁迅遗像，画中的鲁迅刚毅、坚定、栩栩如生。画像后为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就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分乘4辆汽车紧随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由于海婴年幼，不谙世事，一如往日那样天真活泼，但有人问他时，他回答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据草明回忆说：“这个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鲁迅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里！”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先生主持礼仪，沈钧儒先生致悼词，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田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四个杂志社同人，作了简短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然后盖上石板，覆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鲁迅先生被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所写的哀词，表达了她对鲁迅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死 因
灵堂挽联范文第5篇
丧葬仪式各国不尽相同。许多国家的葬礼活动还带有宗教的色彩。
人去世后，其家属或治丧机构要尽快“讣告”，将逝世的消息尽早通知死者的亲友、同事和商业上的合作者，并说明葬礼将于何时何地举行。“讣告”可以以信函的方式发出，也可以用电话电报传递；如需要通知社会上广泛的相识者，也可登报。“讣告”所用的信笺、信封，往往带有黑色的边框。
接到“讣告”的亲友熟人，可以写唁函、发唁电给死者的家属，以示哀悼。在许多国家都有为殡葬服务的殡仪馆、丧葬服务社等，承办丧葬的有关事宜，根据死者亲属的要求，协助安排后事。
西方国家，葬礼一般在教堂举行。葬礼前，灵柩停放在教堂中，由亲友轮流守灵。举行葬礼时，参加葬礼人员在教堂入座，通常是至亲好友在前面，一般亲友在后面。葬礼程序包括祷千、虽赞美诗和牧师致辞等。葬礼毕，人们向遗体告别，然后用灵车将遗体送去墓地安葬。去墓地一般只是主要送葬者出席，他们还象征性地为墓穴掩土。非宗教性的葬礼，常常就在公墓的礼堂或墓地举行。葬礼应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深思默祷，向死者沉痛志哀。在西方参加葬礼一般不嚎啕大哭。参加葬礼，不要穿色彩鲜艳的服装，应穿深色或其他颜色暗淡的衣服。男子系无花黑领带，左臂可戴黑纱（也可不戴）。女子的饰物应当简朴。寡妇通常愿穿黑色服装。每人胸前可戴一朵白花。
参加葬礼当然是一件很悲伤的事，但人们倾向于不要过分流露悲伤，因为那会增加死者亲属的悲痛。当然也不应强作笑容或谈笑。同死者家属握手时，可以不说话，也可以低声说一二名表示悼唁可慰问的话，如“接受我深切的哀悼”、“请节哀”、“多保重”等。在葬礼进行时，不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哀伤的死者亲属。
给葬礼送花，可在葬礼举行前，通过葬礼承办人或花店办理。如讣告上写明“敬辞鲜花”（noflower），则应当遵从，不必送花。送花时，应附上写有悼
唁字句或“献给xxx”字样的飘带，并附有赠花者的姓名。外国习惯不用纸花。也有的人写挽联、诗或文章以纪念死者。很亲近的亲友可以登门吊唁，并帮助家属治丧。但如死者的亲人哀伤不已，不愿接见亲友，则应当为他（她）着想，不去登门。对国家高级领导人去世，特别是对在职的主要领导人去世，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并下半旗志哀。有的国家还规定，志哀期内停止娱乐。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遗体下葬时，停靠在车站码头的火车、轮船、军舰以及工厂等要鸣笛并挂半旗志哀。有的国家还要为国家领导人去世举行“国葬”。在美国，总统、前总统、当选总统去世，或某些重要人物去世向遗体告别和葬礼等程序。总统去世的第二天中午12时以后，其遗体便安放在白宫或其他指定地点。举行安放仪式的当天中午12时，送葬行列从白宫或其他指定地点出发，乘汽车将装有灵柩的炮车护送到国会大厦。到达国会大厦后，三军警戒线哨兵和军人组成的护送队一齐立正，举枪致敬。乐队奏哀乐和圣歌，鸣礼炮志哀。灵柩从炮车上卸下，抬往国会中央大厅安放。遗体安放完毕后，三军仪仗队严整地守卫在周围。人们开始列队从遗体旁走过，向遗体告别。遗体告别仪式约持续24小时，最后一小时用于死者亲属向死者告别。第二天中午12时，死者遗体从国会大厦运到葬礼会场，举行葬礼仪式，然后送往墓地入葬。
1994年，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时，克林顿总统宣布葬礼的当天为全国志哀日。联邦政府停止办公，邮局停止投邮一天。葬礼在尼克松家乡约巴林达隆重举行。克林顿总统、共和党领袖多尔以及基辛格和加州州长先后致悼词。美国各界2000多人以及88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葬礼。正在美国访问的邹家华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葬礼。主席、总理、朱镕基、钱其琛副总理发了唁电。
灵堂的布置各国不同。在我国，领导人去世，灵堂布置庄严肃穆。在入口处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门边放置签名簿，并为吊唁者准备白花。大厅内下面墙上悬挂死者遗像，镶以黑边或黑纱，上边悬挂黑底白字横幅。遗体置于遗像下大厅中间，周围拥以鲜花和常青树木。遗像两侧放置各界人士送的花圈置于遗体前。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常有许多国家派政府代表团或特使前往吊唁。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密特朗、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等53位国家元首、15位副总统和平共处2位总理等14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葬礼仪式。1992年老挝国家主席凯山·丰威汉的葬礼，我国派特使邹家华副总理前往万象参加。1994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逝世时，我国领导人发了唁电。邓小平、给平壤锦绣山议事堂金主席灵柩前送去了花圈。等领导人去朝鲜驻华馆吊唁。沈阳、广州等市的领导和群众也向当地朝鲜总领馆或常驻机构吊唁。在追悼会当天，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与人民大会堂下半旗志哀，广播电视停止播放娱乐性节目。对于外国代表要求来我国参加领导人丧葬仪式的，我国做法均予以婉拒。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其驻外代表机关亦应向驻在国有关单位和外交团讣告，设置灵堂和签名簿（驻外机构的灵堂布置一般比较简单。有的只挂遗像和设签名簿）。在规定时间内，接受驻在国官方代表、各界人士及外交团的吊唁。驻在国官方代表前来吊唁时，治丧国使节应亲自守灵，接受吊唁，并表示感谢。其他时间亦均应有人守灵迎候驻外使节，如遇驻在国领导人去世举行葬礼仪式，应遵从驻在国礼宾部门的通知，参加各种吊唁活动，并视情况送花圈，致唁函。对于宗教性的活动，可视情况回避，或参加而不履行某些纯宗教性的动作如下跪等。驻在国停止娱乐活动期间，应停止举行一般交谊活动，并按规定下半旗志哀。长期在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或友好人士如在华逝世，我国有关单位可参照死者遗愿或其家属的意见为其举丧，并表示悼唁。其骨灰或遗体，可按死者或家属的愿望，送回本国或在中国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