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范文第1篇
伤痕文学是上世纪70、80年代我国文坛上的一种文学现象，“伤痕文学”的得名主要源于短篇小说《伤痕》，该小说的作者是卢新华，主要是以“文革”为背景，讲述了知青的生活，整个小说以“伤痕”为中心思想，向世人们展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在当时，很多学者对“伤痕”的命名并不赞同，认为该名称不够合理，还有些学者想要用“暴露文学”来将其取代。
朱寨先生所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对“伤痕文学”做出了解释：“伤痕文学”是源于1978年《文汇报》中发表的《伤痕》小说，之后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在后来发展中，人们习惯于把对“四人帮”和林彪等的罪行以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伤害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期，又有“暴露文学”“伤感文学”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最终定名为“伤痕文学”，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由于在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下，人们生活中确实存在伤痕，而且往往都是由多个派系和反革命团体等造成，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文学作家怎能蒙蔽双眼？多数文学创作者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创作热情，文学家的敏锐洞察力无法掩盖与粉饰。
二.伤痕文学的疗伤叙事作用
在特定时期，诞生了伤痕文学。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文化，源于生活，同时也反作用于生活。不言而喻，我们可以发现伤痕文学具有疗伤功效。伤痕文学的文学叙事可以用“坏人施暴→好人受伤→他人疗伤”的框架来表示。在现当代文学论坛上，对伤痕文学的研究比较少，尽管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不够深入，而且还有部分学者，更多的是对伤痕文学中的“伤痕”进行关注，而忽略了其文字具有一定的疗伤功能。
文学领域的许子东先生却具有远见的眼光，对伤痕文学的疗伤之功效就进行了关注，并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当我们对历史资料文献进行收集整理时，应该向德国人学习。尤其是对我国“文革”期间的史料进行梳理时，应该具有反省思想，认识到历史的残酷性。站在相反的角度，用理想主义精神，对某些思想进行歌颂，呈现出浪漫主义色彩。或者两种方式都不完全使用，而是重新构建起一个“为了忘却的记忆”，对于个人来讲，也就是用讲述故事的方式来对心理伤痛来进行治疗。在王一川先生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中，尽管没有用“愈合”和“疗伤”等词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命名，但是在文章内容里涉及到了疗伤、治愈的理念内容。程革、李明彦等作者创作的《真实及其效应：伤痕文学的文本策略和治愈机制——以〈班主任〉〈伤痕〉为例》中，指出了人们内心恐惧、压抑的泄导，可以使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上的瘀伤得到释放与治疗。还有的作家虽然没有用很大篇幅来论述伤痕文学的疗伤功效，但是也有相关方面的描写。于艳华先生在书中指出，苦难叙事也同样具有较大受众空间，不仅能够满足大众情感喧嚣的需要，同时也体现出了心理疗伤的部分功能。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叙述苦难经历不是重点，而是要阐释疗伤的功效。通过书中对苦难的描述，可以发现，许多苦难都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来宣泄，在树立明确的精神信仰下被克服，当人们经历过磨难和困苦以后，意识可以变的更加坚定，思想变的更加忠诚，体现出了思想政治的纯洁与崇高，同时也赋予了苦难一定的价值。
在文学领域，之所以没有给予伤痕治疗高度的重视，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单纯从“伤痕文学”角度来说，很多人认为它的主要思想是展示“伤痕”，但实际上，伤痕并不是伤痕文学索要表达的唯一内容。其二，就是研究者个人并没有对疗伤有高度重视。文学是对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体现出了大众的喜怒哀乐。伟大作家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描述道：“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作家的思想都与鲁迅先生一脉相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基本思想相一致。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与鲁迅先生的文章相比，刘心武等一批作家文章中对社会伤痕的揭露要明显大于对当前社会上流行疾病的治疗。在文学创作中，伤痕文学作家，指出了救治伤痕的种种药方。
三.伤痕文学疗伤叙事的形式
1.亲情疗伤
亲情疗伤是伤痕文学叙事方式中的一种，是伤痕文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叙事疗伤方式。在文学作品《伤痕》中，王晓华的妈妈是一个叛徒，基于此，王晓华与自己的妈妈发生了“决裂”，断绝了亲人关系。当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此时王晓华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共产党员干部，而不是叛徒。在王晓华的妈妈在去世之前，想要见自己的亲生女人一面，王晓华迅速赶到家以后，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该部作品中的“伤痕”主要就是指妈妈和女儿心头上的痛苦，尽管王晓华对妈妈怀有憎恨之情，但是“妈妈”一词，却又唤起了她对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期盼。当她独自一人幻想着妈妈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颊时，她内心是多么渴望能够投入到妈妈的怀抱，得到妈妈的宽恕与原谅。
在那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时代，受到很多条件的束缚，人们不敢公开亲情。在文学作品中，王晓华给她的妈妈留言写到：“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由此可以看出王晓华对亲情决裂的决心。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到母女双方都同样处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而且也表明，四人帮虽然横行霸道，但是亲情依然存在。亲生女儿对自己提出决裂，但是母亲却依然深爱着女儿，并存有理解之心，“我知道孩子心理的伤痕比我还多”，因而更加期盼女儿能够早点回来。尽管在故事的最后，母女二人也没能见上一面，但是由于母女之间已经不存有误会，因而亲情又回到了女儿心里，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对女儿心灵上的伤害进行了治疗。另外，在王蒙的《最宝贵的时间》中，也写到蛋蛋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四人帮进行了算计之后而做出了一件错事，因而受到其父亲 的严厉指责。他父亲说道：“要帮助他找回那颗火热的、跳动的心，并且把它铸炼得成熟坚强，使它经得起十二级风和九级浪……。这同样也是亲情的疗伤的体现，而且在父亲的帮助下，年轻人蛋蛋一定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现代化社会，我们仍然应该把母子（父子）亲情放在人类亲情中的首位，伤痕文学的这种叙事方式，彰显出了人性的回归。
2.爱情疗伤
爱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永恒的话题，爱情疗伤在伤痕文学中占有较大比重。在《伤痕》中，尽管最初王晓华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决裂 ，但是在这期间，王晓华与苏小林之间却产生了令人羡慕的爱情，毫无疑问，这对王晓华的心灵创伤起到了较大的恢复作用。“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也暗示了二人携手并肩走向未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讲述，四姑娘许秀云离婚以后，不愿意改嫁到外地，对姐夫金东水还怀有深深的爱慕之情，此时给正处在逆境中的金东水以巨大力量，同时也使许秀云本身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与希望。
王蒙在小说《布礼》中，同样也表达出了爱情疗伤的高效作用。在该部小说中，由于凌雪的出现，使钟亦得到了莫大帮助，“她的话语，她的声音……都产生着一种奇妙的力量，钟亦成好像安稳多了”。“这世界上不会有痛苦，因为有凌雪。这世界上不会有背叛、冤屈、污辱，因为有凌雪”。这些描述都展现了爱情的高尚与伟大，体现出了伤痕文学中爱情疗伤的功效。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部在新时期的小说，主要描述了女性对爱情婚姻观的看法。在小说中，女作家钟雨量从未和老干部握过手，但是两个人却心有灵犀，通过彼此的眼神交流，就可以获取到爱的信息。“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夫妻”。很不幸的是，在浩劫中老干部失去了生命，但是在女作家内心依然保留着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心希望二人能够爱的轰轰烈烈，一起经历生命中的风风雨雨。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人们的爱情观，是柏拉图式恋爱精神展现，很好的诠释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深刻含义。这种爱情的力量，给女作家钟雨带来了勇气与信心，充分体现出了伤痕文学中的爱情疗伤式叙事。
除了上述这些具有广义性的友情以外，也可以把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划分到友情范畴内。程光炜在《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中描写到“在《班主任》中，把当代青年简单的分成了‘好孩子’与“‘坏孩子’，他们一个在精神上受了外伤，一个在精神上受了内伤。而张俊石作为一名班主任则开展了挽救工作，他就像一台永远不生锈的工作机器，连续不断的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传授知识，播种希望，从而对孩子们进行了内外伤的救治。
伤痕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伤痕文学的起源、疗伤作用及伤痕文学疗伤叙事的形式进行了分析，旨在加强伤痕文学的研究，加深对伤痕文学中疗伤叙事的理解，提高伤痕文学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2012，04（10）：12-13.
[2]容苑.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疗伤叙事[J].中华文化论坛，2013，02（25）：14-15.
[3]李明彦，程革.真实及其效应：伤痕文学的文本策略和治愈机制——以《班主任》《伤痕》为例[J].文艺争鸣，2012，13（11）：17-18.
伤痕文学范文第2篇
“伤痕文学”中的惊羡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画主人公和帮手的主导作用以及正义群体在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瑰丽前景。在一向被人提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可以看到四种人物类型：第一种是代表追求知识、正义力量的女学生石红，第二种是处在其对立面的代表反知识、反正义力量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第三种则是代表非知识.非正义力量的害群之马宋宝琦，第四种是代表非反知识、非反正义力量的“帮手”张俊石老师。小说写的是帮手张俊石老师如何设法启发以石红为代表的知识力量，医治代表反知识力量的谢惠敏的内伤和代表非知识力量的宋宝琦的外伤。这种设置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对于治愈“文革”创伤的乐观主义信念。其实，早几个月出现的萧育轩的《心声》（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4期）已经先期显露出这种模式的大体轮廓：党的正义一方的代表、新任厂党委书记梅雪玉领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重要的科学实验“东方红－9” 的电力供应，但遭到代表党内邪恶势力的副书记林江的百般阻扰和“残酷斗争”，与此同时，年轻的生产技术科科长周小梅也受到林江的蒙蔽和欺骗。但在地委书记 李为民和军区杨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梅雪玉依靠自己的坚强党性、个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终于教育了周小梅，战胜了林江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相同的人物关系模式在陆文夫《献身》（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里也获得呈现：正义——土壤研究专家卢一民，邪恶——黄维敏，非正义——卢一民前妻唐琳，非反正义——卢一民的帮手曾书记。而这种模式在孔捷生的《姻缘》（载《作品》1978年第8期） 里也可以见到：代表正义与知识的归国华侨青年伍国梁当遭遇代表邪恶的政工副书记“过于执”的压制，同时他的恋人阿珍也可能弃他而去时，代表非反正义的党总 支副书记”包青天”给予了有效的帮助，成功地感染和教育了一度动摇的阿珍，并顺利成就了与她的“姻缘”，可以见出，属于惊羡体验型的文本，往往或多或少地 会表达出某种渗透进乐观意识的浪漫畅想，尽管它对“伤痕”记忆怀着沉重感。《心声》这样写女主人公梅雪玉：“她意态自若，双目平展，激动的目光已经穿越了 这小小的礼堂。她看到了什么呢？这时，她看到了深邃的蓝天上，我们的卫星在遨游，茫茫大戈壁，氢弹正在试爆；广阔无垠的海洋中，我们自制的万吨巨轮正乘风 破浪前进；世界最高峰上，我国竖立的红色觇标，发出璀璨耀目的光芒……”这种想象图景所赖以生成的美学资源，与“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资源其实并无根本的 不同，这是由那时的相近的文化语境决定的。《班主任》也有自身的想象：“张老师离开石红家的时候，满天的星斗正在宝蓝色的夜空中熠熠闪光。”这里的关键的一点是，每位正面主人公之所以具有力量，那是因为他身后总有神圣帮手（或帮手群体）及时出手相助。这可以见出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业史》相同的主人公—帮手关系模式的内在联系。[1]
“伤痕文学”的第二类文本是感愤型文本。这类文本大胆地直接袒露现实的令人感愤的创伤状况，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感愤时事，是这类文本产生的一种通常阅读效果。在卢新华的《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里，女主人公王晓华诚然有男友苏小林的陪伴和安慰，但却没有《心声》、《姻缘》等出现的那种党内神圣帮手的引导，因而基本处于被压抑、扭曲或打击的孤独与 无助状态。这大约相当于卢卡契意义上的始终充满疑虑和幻灭感的“有疑问主人公”。与《心声》里坚忍不拔的梅雪玉和《姻缘》里沉默稳重的伍国梁相比，王晓华 是茫然失措和孤立无援的，原因正在于内心所蒙受的难以愈合的巨大精神创伤。在这类感愤型文本中，已很难看到在惊羡型文本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主人公）帮手关系 模式及其关键性行动准则了，那就是：每当主人公遭遇困难或挫折时，总会有代表党的正义力量的神圣帮手出来救助，力挽狂澜或转危为安。取而代之，读者看到的 只是，陷于危机或绝境的主人公再也不见神圣帮手来施以援手了。丧失了神圣帮手，主人公的命运势必遭遇和继续遭遇难以解脱的深重危机。使惊羡型文本与感愤型 文本得以区别开来的一条基本特征，或许正集中在神圣帮手的有与无这一点上。
同 属在当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文本，《伤痕》与《班主任》相比为什么更具有令人失望和沉痛的悲剧效果？这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叙事的主视角不 同。前者以王晓华为主视角，使得读者容易进入她的内心，站在与她相同的水平线上同情她，与她同悲苦共哀愁；而后者以作为神圣帮手的班主任张俊石为主视角， 则容易释放出帮手所携带的乐观主义信念。第二，主要人物的具体行动方式不同。《班主任》更多地描写张老师如何居高临下地思虑“救救孩子”，而《伤痕》则更多地写王晓华如何独自生活在幻觉与恐惧中"确 实，王晓华由于深受“文革”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蛊惑而与“叛徒妈妈”毅然决裂后，仍然处处受到“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蒙受了莫大的耻辱”，笼罩在” “孤独、凄凉的感觉”中。具体地看，这种孤独与凄凉效果主要是透过她的五次想象态或白日梦状态而显现的。想象一：她在回家的火车上照镜子，映现出神经质的 悲伤的自我形象，这加重了她的孤独感；想象二：依旧在回家的火车上，王晓华“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充溢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想象 三：她回忆在当年离家出走插队的火车上想象那时母亲的伤心，激发起深深的悔恨与自责之情；想象四：接到母亲有关平反的来信后，恍恍惚惚中想象自己见到母亲 时仍被她的“叛徒”身份惊扰，可见她心有余悸，暗示她“伤痕”深重而难以痊愈；想象五：走在上海大街上，预想母女久别重逢时的惊喜，但紧接着却是母亲已经 逝世的噩耗，这一前后对比大大加重了小说文本的悲剧效果。王晓华的这五次孤独的想象镜头与张老师与学生的多次亲密接触的团聚场景，显然形成强烈对比。
1979年 或许是“伤痕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短篇文本相继登场，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郑 义的《枫》等，从而把已经走上强势的“伤痕文学”推向现在看来是最后的高潮（因为从那之后“反思文学”就抢去风头了）。《在小河那边》写穆兰和严凉姐弟俩 在政治扭曲、生存无望的特殊情势下走向准“乱伦”。《我该怎么办》则是让一女面对二夫作痛苦选择，原因正在于“文革”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夫妻生离死别的命 运。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写劳改局长被诬陷下狱，最后惨死。郑义的《枫》写恋人李红钢和卢丹枫因为“文革”派性斗争而分属“造反总兵团”和“井冈 山”这两个对立的造反派阵营，双方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相互武斗，最终使得卢丹枫因为不愿做李红钢的俘虏和自己阵营的叛徒而坠楼身亡，李红钢本人后 来也因此而被判死刑，他们内心留下的深重伤痕是无法弥合的。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受到惊羡型文本中特有的党内神圣帮手的幸运眷顾，显示出直面现实生 活真相的务实姿态和穿透力。
同属感愤型文本的长篇小说，由于容量大、开拓面广阔，因而在揭露伤痕方面比之短篇具有独特的美学优势。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芙蓉镇》（1981） 被一些学者划归为“反思文学”，这确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涉及对于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的痛切反省。不过，它们由于共同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在“文革”或 “左”的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我把它们同时划入“伤痕文学”范畴，应当也有一定合理处（在这个意义上，合称“伤痕——反思文学”也许更有说服力）。《许 茂和他的女儿们》描写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的遭遇，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农村生活的曲折，尤其是“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小说描写的几个主 要“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人物许茂、许秀云、金东水等都在内心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当年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但长期“左”的政策 使他变得孤僻、自私、麻木。连大女儿病逝，他也因大女婿金东水刚挨整而担心受牵连就索性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性格温和但又意志坚定，是富有传统美德的 农村妇女形象。尽管受尽郑百如的欺凌折磨，但她仍然执著地追求生活理想，拒绝家人的安排，决心和她所同情和敬重的金东水生活在一起。金东水是小说重点刻画 的一个品质优秀、屡遭打击而坚忍不拔的正面典型。在郑百如的不断陷害下，他中年丧妻，住房被焚，拖儿带女蛰居在小小的提水站里，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丝毫不动摇。尽管小说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设置了神圣帮手——工作组组长颜少春，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但实际上，与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创伤相比，这个 帮手的作用是有些牵强的。小说中真正令人关注和震撼的，毕竟不是帮手的神圣作用，而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精神创痛。
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相近，《芙蓉镇》描写1903—1979年 间我国湖南农村的社会风情，着重揭露“文革”左倾思潮给农民造成的创伤。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如女主人公胡玉音、“右派”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大队书 记黎满庚、“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等都能给人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小说大量渲染胡玉音眼中谷燕山的“老好人”形象以及这种形象被肢解后 的疑虑：“在她的心目中，在镇上，老谷就代表新社会，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可如今，他都被人看起来了。这个老好人还会做什么坏事？这个天下就是他们这些 人流血流汗打出来的，难道他还会反这个天下？”在这里，政治“伤痕”不仅铭刻在共产党干部谷燕山心里，而且也烙在胡玉音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心里。更为重要 的是，原本属于胡玉音的神圣帮手的谷燕山，在这个反正倒置的世道里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神圣性和对普通农民的引领能量，反倒需要胡玉音来关怀了。这种神圣帮手 被解构和被主人公关怀的事实，显示了对于惊羡型文本中的主人公—帮手模式的反拨力量；同时，借助胡玉音的视角和内心独白去侧写谷燕山的被解构窘境，实际上 巧妙地起到了欲正先反、以反写正的修辞效果，由此通过解构形象反过来“还原”和确证了谷燕山本来应有的神圣性。
“伤痕文学”的第三类文本是回瞥型文本。尽管所有的文学文本都与作家的过去生活回忆有关，从而具有某种回忆性，但在回瞥型文本中，回忆冲动及回忆场景成为语言和形象创造的主导型力量。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载《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控诉“文革”或“四人帮”给音乐家梁启明留下的创痛上面，而是着重回忆他生前给弟子孙长宁带来的审美欢乐以及身后留下的精神财富。小说描 写林区少年孙长宁由于受到“文艺黑线专政论”和“读书无用论”的伤害，从小就丧失了学习文化和欣赏音乐的权利，正是梁启明的神奇的长笛声给他带来了最初的 启蒙。对音乐的回瞥型体验或者说回忆，显示了比现实的文化更有力、更完美的诗意启蒙力量。“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回忆对 现实的主导性权威典型地表现在如下情节上：由于孙长宁的充满魔力的音乐，所有刚才还在为高考名额而残酷竞争的七位考生，都突然间异口同声地变得宽厚和高尚 起来，愿意让贤。音乐的认同作用显而易见。这音乐不仅可以成功地治疗像孙长宁这样深受“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损害的来自偏僻林区的无知少年的伤痕，而 且还可以唤起主考官傅涛教授的同情心和对老友的记忆，更可以通过孙长宁的演奏而帮助更多的都市少年在审美感动的瞬间驱散功名利禄之心而唤回纯洁的心灵。更为“神奇”的还在后面描述的傅涛教 授的离形得神体验：“他感到神奇，他几乎不再看见面前这个少年人的形体。仿佛这个少年已经随着什么东西升华、向着高空飞旋而去。这儿，从不轻易在人们面前 打开的心扉敞开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他还看见了那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是他，培育了这样的一个灵魂……是的，世界 上有不相通的语言，而音乐却总是相通的。”音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具有沟通力量的符号，它可以超越形体躯壳而洞察“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透过在场者而窥见不 在场者，抚慰和贯通一颗颗孤独的心灵。按小说的叙事，这一切都来源于对已故音乐家梁启明的音乐力量和人格魅力的回忆。孙长宁有关这位老师的美妙回忆，简直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强大力量。有了这样的回忆做依靠，还有什么现实的伤痕不会被治愈呢？顺便说，这里对音乐的魔力做了令人震惊的细致回忆和大胆想象，显示出与《班主任》颇为不同的语言和叙述风貌，这在“文革”遗风尚存的1978年确实难得，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其独特魅力。
叙 述人本身对这种“回忆”的神奇魔力是有着清醒的自觉和洞察力的：“这里好像已经不是考场。每个在场的人，不论是教师或考生，人人都回忆起了一些什么——一 生里最美好的什么。”音乐的力量不仅在于及时地打动当下的心灵，而且根本上在于使人回忆到个人一生里最美好的东西，也就是唤起人的主动的美的回忆"美的回忆或审美回忆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整个文本的实质性的叙事聚焦或真正主角，由此不同于惊羡型文本中的《班主任》等以现在为叙事聚焦的设置。
与惊羡型文本着重想象未来前景、感愤型文本直面现实伤痕印记不同，回瞥型文本则是以过去回忆为焦点。回忆作为叙事的支配性力量起作用。在祝兴义的《抱玉岩》（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 中，回忆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小说讲述彭稚凤和沈岩的师生纯真恋情诚然由于“文革”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一度被拆散，但随着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而戏剧性地得到重 新恢复。不过，小说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却是对政治伤痕年代得以幸存的浪漫恋情的深切回忆：“今夜的抱玉岩被月色镀得通明，锃亮，皑皑似玉柱、雪峰；岩下的 桂叶，轻舒漫舞。飒飒之声，如怨如诉，不胜切切。”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载《十月》1981年1月 号）带有无可否认的宗教反思色彩，不过，从“伤痕文学”角度去读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轩吾、李参谋长等人物无一不带着“文革”年代烙下的累 累伤痕，这种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的生活都长久地笼罩在其阴影中。几乎像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那样一见钟情，却又还没来得及互吐衷肠的李淮平和南珊，很 快被卷入“文革”的抄家风潮中，彼此成为敌人，从此恋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达“爱情”，但由于饱经伤痛的南珊已经 被浓厚的宗教情怀所制约，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为最后一次了。此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生主导价值观就不在于现在感知和未来想象，而在于对过去的回忆。 南珊这样冷峻地开导热切地表白爱情的李淮平：“淮平，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你说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怀 念”中那样，小说把人生价值取向投寄到过去。由于如此，小说中最动人的景观不是代表现在和未来的壮丽的日出和朝霞，而是与辉煌的过去相连的沉落的夕阳和晚 霞：“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火红的光轮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涛汹涌的云海之中"我 从来没有见过落日像今天这样巨大，浑圆，清晰。它平稳地，缓慢地，然而却是雷霆万钧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边旋转着，把它伟大的身躯懒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 宙的另一边，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全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落日形象在这里成功地成为 回忆的象喻。
上 面关于三种文本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其实，未来想象、现在感知和过去回忆是可能存在于每一个文学文本中的，只不过相比来讲各有侧重罢了。从文学史的潮流更 替看，由于回瞥型文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必然牵扯出越来越深入的历史反思，从而以回忆与反思的相互渗透为标志，“伤痕文学”必然地要被更需要承担历史反思重 任的“反思文学”所取代。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分类考察，“伤痕文学”之产生社会修辞效果的缘由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说明。惊羡型、感愤型和回瞥型这三类文本， 提示我们更细致地认识“伤痕文学”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惊羡型文本由于与社会政治主导力量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取向及其乐观主义信念相一致， 因而最有机会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新闻和教育等系统而在亿万读者中顺利传诵，难怪《班主任》在当时取得了莫大的荣誉（此后这类机会就逐渐地只能被《离开雷锋 的日子》和《生死抉择》等影视夺去了）；感愤型文本由于主要致力于披露“阴暗面”和伦理纠缠或宣泄个人“感伤”情调，因而有时难免会被主导文化所疏远或批 驳，不过鉴于其能与大量普通读者的生活体验及有待解决的“伤痕”问题发生共鸣（如《伤痕》和《枫》），也有理由产生较大影响；回瞥型文本则是专注于对于少 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某些美好时刻及生活雅趣的个人回忆，所以难免被当时最具有社会支配力的主导文化所忽视，也无法引起最广大的普通读者的共鸣，而更多地 只能在少数知识阶层的内心一角盘桓。由此看，社会修辞能量在这三类文本中是依次递减的，即惊羡型文本的社会修辞能量最大，其次是感愤型文本，最弱的是回瞥 型文本。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单纯从文学的审美价值维度看，上述三类文本的价值却相反是依次递增的——“伤痕文学”开始于惊羡型文本对未来的难免有些主 观性或浪漫化的想象，进而在感愤型文本对现在的冷静感知中获得较为扎实的开掘，最终在回瞥型文本对过去的审美回忆中展现出更深的反思力度和更加蕴藉深厚的 余兴。单从这点看，“伤痕文学”如果有审美价值可供追寻的话，那么价值最高的文本不应是惊羡型文本，而应是感愤型、尤其是回瞥型文本。审美回忆最可能把人 引向对人生的至高境界的体验。这使我无法不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于审美价值的文本，恰恰是以审美回忆为主导的、充满流兴的回瞥型文本。然而， 一般地说，文学的社会力量往往并不简单地决定于政治或审美要素的单方面作用，而是取决于多重要素的复杂的合力作用。不过，更值得关的是，落实到特定的分类 文本中，这些多重要素常常可能是彼此错位而无法完满协调的：未来想象、现在感知与过去回忆，社会修辞效果与个体审美趣味满足，政治、伦理与审美等要素之 间，必然地总是有着不平衡的分布和展示。“伤痕文学”的三类文本所呈现的错位与不协调，只是一些有意思的个案罢了。这一点其实正是文学史的无限丰富性之一 个例证。
伤痕文学范文第3篇
查看更多《中华烧伤》杂志社信息请点击： 《中华烧伤》编辑部
无
(i0001)第五届黎鳌烧伤医学奖获奖名单 无
专家论坛
(407)任重道远：进一步加强瘢痕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胡大海 刘佳琦
瘢痕防治进展链接
(410)机械力在瘢痕形成过程中通过t淋巴细胞依赖途径延长急性炎症反应期 白丽（编译）
(410)瘢痕疙瘩病理分子机制中新发现的因子——软骨寡聚基质蛋白的鉴定与特点 胡晓龙（编译）
(410)控制力学环境改善皮肤瘢痕的大动物实验和i期临床研究 胡晓龙（编译）
瘢痕防治
(411)人增生性瘢痕中整合素连接激酶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李叶扬 米兰 李罡 林伟华 孙敬恩 王仁坤 梁振文
读者·作者·编者
(415)本刊可直接使用英文缩写的常用词汇 无
瘢痕防治
(416)^90sr治疗增生性瘢痕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支燕 付晋凤 袁卫红 陈斌 李玲 危群 佟颖
技术与方法
(421)翻身床排泄孑l的改进 吴巍巍 迟骋 马岩 张丹丹 张芜茗
瘢痕防治
(422)褪黑激素对人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谢有富 张俊成 刘思隽 戴丽冰 杜高伟
瘢痕防治进展链接
(426)真皮浅层与深层成纤维细胞重塑胶原-葡萄糖胺聚糖基质的差异性：增生性瘢痕的潜在治疗靶点 李娜（编译）
(426)pax7表达细胞通过β连环蛋白通路促进创面修复并调节瘢痕大小 王耘川（编译）
瘢痕防治
(427)基底刚度对成纤维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王玉 王贵学 罗向东 邱菊辉
消息
(431)2012年第九届全国烧伤救治专题研讨会征文通知 无
瘢痕防治
(432)人增生性瘢痕组织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成分的表达 刘思隽 谢有富 戴丽冰 杜高伟
(436)筋膜瘢痕瓣五瓣法修复腋窝蹼状瘢痕挛缩畸形 刘文剑 付建华 姚玉婷 杨红华
(438)局部三个并列瘢痕皮瓣修复烧伤后鼻翼缺损一例 侯春胜 雷晋
(439)脑性瘫痪儿童深度烫伤后并发严重瘢痕挛缩一例 李晓东 杨建民
(440)烫伤后腰背部瘢痕挛缩致脊柱侧弯一例 周亚琴 徐敏 陈建 付青青 黄玲 曹蕾 陈南 罗高兴 吴军
论著
(441)烫伤早期脑水肿家兔脑组织水通道蛋白4表达与磁共振成像结果相关性研究 张艳伟 黎海涛 胡俊 林云 侯景明 武文婧
&nbs
p; 消息
(445)广西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医师分会成立 无
论著
(446)表皮生长因子对小鼠创面组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β的调节作用 周波 梁鹏飞 杨兴华 黄晓元 任利成
(451)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创面局部注射胰岛素对全身血糖及创面的影响 张兆新 刘小龙 吕磊 张亮 纪东亮 刘利华
瘢痕防治进展链接
(455)激光及强脉冲光治疗增生性瘢痕的系统回顾分析 李小强（编译）
论著
(456)清创术－负压治疗－组织移植模式治疗复杂难愈性创面临床观察 雷晋 李虎山 郝振明 段鹏 郝文杰
短篇论著
(461)复杂皮肤软组织缺损并发严重感染创面的综合治疗 陶克 胡大海 朱雄翔 韩军涛 谢松涛 郑朝 张万福 王耘川 李小强
(463)激光微孔猪脱细胞真皮基质的制备及生物相容性评价 林才 罗旭 王平 万丽 徐建军 曾逃方 毛葱 辛国华
(466)烧伤临床路径制定中住院时间及费用的影响因素初探 那丽 王亚辉 崔晓林
(468)皮肤干细胞复合壳聚糖-丝素支架移植修复大鼠皮肤缺损 杨亚冬 张文元 房国坚
消息
(470)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第18次学术交流会暨第四届宋儒耀青年医师论坛会议通知 无
经验交流
(471)逆行足背内侧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前部缺损15例 赵永健 刘群
(472)多个皮瓣修复手部多处深度电烧伤24例 许喜生 胡永才 欧才生 程勇 晏丹 周永生 陈凯 马铮铮 李柏同 周海洋
(473)拇指背侧皮神经营养血管逆行皮瓣修复拇指ⅳ度电烧伤12例 常利民 郑亚光 孔斌 王丽群 李兴华 刘存仁
病例报告
(475)螺旋计算机体层摄影术三维重建成像辅助手术摘取颌面部异物二例 冯秋元 彭代智 房亚东 马磊 米增法 彭毅志 吴军
(476)大面积烧伤康复期全身浸浴治疗致中暑一例 曾庆湖 林桂松
无
(477)烧伤康复的策略 朱毅 励建安
讲座
(479)对烧伤康复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陈建 吴军
产品信息
(480)磺胺嘧啶银乳膏及聚乙烯醇凝胶 无
综述
(481)组织工程纳米纤维支架对细胞行为影响的研究进展 牛震海 金正花 于家傲
警钟
(484)特大面积烧伤气管切开置管并发无名动脉破裂死亡一例 勇 叶祥柏 王锡华 夏来启 沈运彪 李金玺
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
(485)烧伤临床研究论文
写技巧和常见问题分析 彭曦
伤痕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曲尼司特；烧伤；瘢痕增生
[中图分类号]R6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4）03-0173-03
烧伤是指热力、化学性质、电能等引起的皮肤、粘膜甚至是深部组织的损害，较深度的皮肤烧伤愈合后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瘢痕增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因其形成机制复杂，烧伤瘢痕增生的预防和控制尚缺乏成熟的方案和统一的标准，目前以综合治疗为主，包括手术、局部注射药物、外用药物、压力疗法在内的多种技术手段均沿用多年，存在各自的适应证范围和局限性。研究表明，以曲尼司特为代表的H1受体阻滞剂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抑制成纤维细胞释放TGF-β1以减少瘢痕中胶原的合成与沉积，也能缓解瘢痕的烧灼感、疼痛和瘙痒等不适[1]。鉴于许多烧伤瘢痕存在的全身多处散发、面积深度不均等特点，我们于临床上应用口服曲尼司特胶囊的方法防控烧伤瘢痕增生，操作简单、安全无痛苦，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Vancouver scar scale，VSS）进行评价，疗效良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在2009年7月～2013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治疗的60例创面初愈的深II°烧伤患者中，根据患者自愿选择分为治疗组与空白对照组（患者自行放弃或者身体情况、损伤部位不宜采用预防瘢痕增生的措施），每组30例。其中治疗组男性22例，女性8例，年龄在19～52岁之间，平均年龄（34.5±0.5）岁。创面面积占体表总面积的3.5%～13%。治疗组给予口服曲尼司特胶囊（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930175，规格：0.1g×24片/盒）100mg/次、一天3次，维持至创面愈合后6个月。记录用药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以及每2周复查血、尿常规和肝肾功能作为安全评价指标。空白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5例，年龄18～56岁，平均年龄（36.4±0.7）岁。创面面积占体表总面积的5%～17%。两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烧伤面积与深度及愈合时间等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按国务院《医院管理条例》规定对患者的治疗及风险进行如实告知，患者对治疗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方案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①年龄18～65岁，男女不限；②患者本人及其监护人愿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③依从性好，无禁忌证。
1.2.2 排除标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能参加本研究或中途排除：已知对曲尼司特过敏者；要求合并使用其他手段防治瘢痕；儿童、妊娠和哺乳妇女、有药物过敏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心肺功能不全者以及消化道溃疡、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患者；明确的瘢痕体质者；疗程没有结束即退出研究者，如死亡、自动出院等；对本研究理解和依从不够；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不良反应不能耐受；患者或其家属要求退出研究。
1.3 评分量表：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Vancouver scar scale，VSS）[2]对每例患者深II°烧伤区域（优先选择躯干部位）瘢痕进行评分。VSS总分15分，分别从瘢痕色泽、厚度、血管分布和柔软度各个方面进行评定，评分越高表示瘢痕越严重。创面愈合后6个月由同一位未参与治疗的主治医师单盲进行VSS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据采用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
2 结果
治疗组烧伤患者创面愈合后6个月VSS评分为（7.50±2.65）分，对照组则为（9.70±2.29）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440，P=0.001）。治疗组30例患者口服曲尼司特胶囊过程中无明显不良事件发生，定期查血、尿常规和肝肾功能无异常变化。
3 讨论
增生性瘢痕是深度（深II°和III°）烧伤后主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因此积极防治烧伤后瘢痕增生是促进广大烧伤患者获得良好康复、重新投入正常社会生活的重要医学课题。对于较大面积的深度烧伤（通常为大于体表面积1%以上）所造成的体表多部位增生性瘢痕，治疗方法虽多，但无论是手术、局部注射药物、外用药物，还是压力疗法、放射疗法、硅凝胶疗法等手段都存在明显的治疗局限性，限制了实际应用[3-6]：压力疗法持续时间长，明显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头面部、躯干部位的瘢痕应用受到限制，并有可能妨碍少儿发育；局部注射药物不仅增加患者痛苦，而且注射范围十分有限，难以解决大面积瘢痕增生的问题；放射疗法对人体损伤大；手术切除、激光、硅凝胶疗法等治疗范围也较为局限且费用昂贵。
增生性瘢痕是组织在愈合过程中胶原纤维等物质过度沉积所形成的纤维化疾病[4]，在此过程中，肥大细胞可通过贮存、释放组织胺等活性物质， 刺激微血管内皮细胞，造成大量微血管增生，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进而促进瘢痕增生[7-8]。曲尼司特作为一种H1受体阻滞剂，可以通过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等作用对抗纤维化和瘢痕增生[9]。目前已有口服曲尼司特治疗病理性瘢痕（由包括烧伤在内的各种外伤引起的小面积瘢痕疙瘩和增生性瘢痕）形成后的报道[10]，取得较好疗效。但尚无在创面初愈时即系统口服此药物，将治疗时机前移至病理性瘢痕形成增生之前（即主动进行有效预防，而非被动治疗）的临床实践。
本组研究在创面愈合后即开始应用口服曲尼司特胶囊防治烧伤瘢痕增生，克服了传统方法治疗体表多部位瘢痕的局限性，操作简单，副作用小，增加了患者的依从性，也取得了良好疗效，具有临床推广的价值。今后将作多中心、更大规模的进一步临床研究，完善治疗模式。
[参考文献]
[1]Viera MH，Sadegh A，Whitney V，et al.Innovative Therapies in the Treatment of Keloids and Hypertrophic Scars[J].J Clin Aesthet Dermatol，2010，3（5）：20-26.
[2]张凡，邝捷，潘靖，等.病理性瘢痕的评价与联合治疗方案的选择[J].中国美容医学，2012，2l（11）：2008-2009.
[3]马常明，蔡景龙，牛扶幼，等.皮肤滚针导人曲安奈德治疗增生性瘢痕效果观察[J].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12，28（3）：185-189.
[4]刘凯，潘亮亮，李婷，等.三七总甙对增生性瘢痕的作用[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3，17（24）：4436-4443.
[5]郭君.增生性瘢痕的激光治疗进展[J].中国美容医学，2012， 21（5）：878-880.
[6]刘德伍，李国辉.瘢痕的发病机制和治疗进展[J].中国美容医学，2003，12（2）：217-220.
[7]Oskeritzian CA.Mast Cells and Wound Healing[J].Advance in Wound Care，2012，1（1）：23-28.
[8]Chen L，Schrementi ME，Ranzer MJ，et al.Blockade of mast cell activation reduces cutaneous scar formation[J]. PLoS One，2014，9（1）：e85226.
[9]白亚君，岳红，杨岳，等.曲尼司特预防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狭窄的临床观察[J].中国美容医学，2012，2l（7）：229-230.
伤痕文学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研究手背皮肤缺损的理想修复方法。方法：将手背外伤性创面和手背瘢痕切除后创面的边缘修成斜面形。另用布片制作创面定形模板，并以此在供皮区制作与创面完全相同的定形斜缘皮片。最后将皮片移植于受区，术区均匀加压包扎，术后10～12天拆线。随访1年。结果：切取的38个定形次全厚薄边皮片与受皮区完全吻合，32个皮片顺利成活，一年后随访，皮片色泽和质地优良，边缘部无明显瘢痕形成，美学效果优良。6个定形次全厚薄边皮片术后有点状坏死、水疱形成，后期有小量瘢痕形成和色素沉着，手背人体外观仍然比较好。结论：本文设计的新式植皮技术可以达到无瘢痕愈合效果，术后手功能良好而且美学效果优良。
[关键词]皮肤移植术；无瘢痕愈合：瘢痕治疗；创面修复
[中图分类号]R641 R6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07)01－0051－03
皮肤移植术作为一项古老的整形外科技术，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皮肤重建的首选方法。常规皮肤移植术后皮片边缘有明显环形瘢痕形成，美学效果较差。为了提高手术后的美学质量，我们于1998年设计了无瘢痕皮肤移植法，用于38例手背皮肤重建，初步证实该方法可以达到无瘢痕愈合的效果。
1 临床资料
本组38例，男性26例，女性12例，年龄3～48岁。有2种皮肤病损，手背皮肤瘢痕22例，手背皮肤外伤性缺损16例。皮肤病变区面积最小3cm×10cm，最大15cm×8cm。
2 材料准备和手术方法
2．1无瘢痕皮肤移植手术原理：将受皮区创缘制成内深外浅的斜坡形，坡度大约为15～25°，创缘内部创面保持平坦，形成斜缘创面。根据创面的外形和大小，制备一块与创面形状大小完全匹配的厚断层皮片，皮片周边部外薄内厚，形成斜缘厚断层皮片。将斜缘厚断层皮片植入斜缘创面，二者形成最佳配合(见图1)。
2．2斜缘创面制作及创面定形模片制备：成人采用局部肿胀麻醉，儿童用氯胺酮基础麻醉加局部肿胀麻醉。在皮肤瘢痕或外伤性皮肤缺损区，将瘢痕或创面肉芽组织全部切除。创缘部分用钛涂层超刃刀片作斜行切割，使创缘形成15～25°角斜面，如此制作的创面即为斜缘创面。创面严格止血。
取无菌棉质布料一块，平整地贴合在创面上，沿创缘剪除多余布料，剩余的布块即为与创面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创面定形模片，用于制作定形厚断层皮片。
2．3定形的斜缘厚断层薄边皮片切取及供皮区修复：供皮区均选择在大腿前外侧部或背部。将创面定形模片平整贴敷于供皮区。用不脱色记号笔将定形模片边缘清晰准确地描记在供皮区上。用钛涂层超刃刀片徒手切取定形皮片。刀片与皮面呈15～25°角划开皮片标记线，皮缘切割斜面向皮片中央方向进入6～10mm后到达真皮厚断层深度。在皮肤的厚断层水平将皮片整块取下，完成定形厚断层薄边皮片制作。
因供皮区创面只保留有少量真皮网状层组织，自愈困难，用刃厚皮片完整覆盖，保证次全厚皮供区一期愈合。刃厚皮片取自厚断层皮片供区周边部。
2．4定形皮片移植及术后处理：将定形厚断层薄边皮片展开贴合在创面上，按外形对位后，用8-0尼龙线严密缝合。最后整理皮片边缘部，使皮缘与创缘达到最佳配合。常规包扎供皮区和受皮区，术后12天后观察皮片成活情况。
3 结果
切取的38个厚断层斜缘皮片的大小和形状与受皮区完全吻合，皮片植入受皮区后不需再修整。32个定形厚断层薄边皮片均顺利成活，1年后随访，皮片色泽和质地优良，边缘部无明显瘢痕形成，美学效果优良。6个定形厚断层薄边皮片术后有点状坏死、水疱形成，后期有小量瘢痕形成和色素沉着，但皮片周边部无明显瘢痕形成，美学效果依然较好。所有供皮区均顺利愈合，1年后观察，刃厚皮供区均无瘢痕形成，皮肤色泽正常。厚断层皮片供区有少量花斑样增生性瘢痕形成，瘢痕消退后外观较好。
典型病例一：女性，20岁，手背烫伤后瘢痕。采用无瘢痕皮肤移植法修复瘢痕切除后创面，因皮片较薄，2年后复诊发现皮片色素沉着较明显。但皮片边缘部无瘢痕形成(图2)。
典型病例二：女性，18岁，右手背热压伤创面，坏死组织脱净后，用定形的斜缘厚断层皮片移植后1年，手外形较好，皮片围边部无瘢痕增生(图3)。
典型病例三：女性，34岁。右手背局部三度烧伤，采用无瘢痕皮肤移植法修复创面，术后皮片完全成活，3年后复诊，皮片色泽和质地与正常皮肤接近(图4)。 典型病例四：男性42岁。右手背热压伤，采用无瘢痕皮肤移植术修复创面，2年后手背移植皮肤和正常皮肤不易区分(图5)。
4 讨论
伤口无瘢痕愈合概念有两个基本含意：一是指组织损伤后完全再生修复，不遗留瘢痕，如胚胎组织的损伤愈合、表皮损伤愈合、骨折愈合等。二是指伤口愈合过程中通过瘢痕形成实现伤口连接，但不出现额外的瘢痕增生，不引起功能和外观的明显异常，如鼻唇沟和眼袋手术后的伤口愈合。近五年，胚胎组织无瘢痕愈合和瘢痕增生机理的研究较多，但只有很少学者研究伤口无瘢痕愈合的外科学方法。
皮片移植术是整形外科的常规技术，几乎所有的手术医生和患者都抱怨手术后的皮片环周瘢痕增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观察了大量烧伤创面植皮后的康复情况。我们发现不作裁剪的大块头皮片移植术后，有的皮片边缘与正常皮交界线上无瘢痕生长，局部非常美观。这种无瘢痕愈合现象有两个特征，一是用于移植的皮片是取皮刀切取的完整斜边皮片，边缘薄中央厚。二是创面边缘也是斜行的，与斜边皮片形成最佳匹配。我们将这种皮片与创面的匹配方式作为一种固定模式复制，用于各种手背皮肤缺损修复，形成本文的“无瘢痕皮肤移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