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伯伯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泰伯；民间信仰；儒家化

一、引言

在宋元以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化”和“儒家化”两个概念。“国家化”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地方上有功于民的神灵纳入祀典，并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庙遣官致祭的现象。神灵国家化的典型是城隍。这一现象始于宋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为加强社会控制，朝廷通过对神灵“赐额”、“赐号”的政策，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以规范民间诸神。可以说，“国家化”是宋代朝廷应对民间信仰多元化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儒家化”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神灵儒家化的典型是关羽。“儒家化”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对它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学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加深对明清社会特点的认识。有些学者虽不从事民间信仰研究，也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出了儒家化或儒生化的结论，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出现了一种儒生化的趋势。正因如此，这一问题颇有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备受关注。

当前对民间信仰的儒家化研究可概括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儒家化过程中的突出事件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展现事件中的矛盾冲突，分析在儒家化过程中，朝廷、地方精英、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以某一神灵的儒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神灵形象在不同时期变迁情况的考辨，探讨儒家化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研究思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化到底开始于何时，根源何在，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推动了儒家化。要对上述问题有所结论，仅有关羽信仰等少数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以江南的泰伯信仰为研究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论述。

二、泰伯信仰的形成与儒家化

泰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其事迹详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和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巫觋之风盛行的吴地源远流长。明清时期的泰伯信仰主要集中在苏州府和常州府的无锡县，在常州府的其他地区，对吴人先祖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泰伯之弟仲雍和仲雍后代季札的祭祀。苏州府泰伯庙有二：一处在吴县闾门内，吴越时由阊门外移至阊门内；一处在元和县唯亭镇。常州府泰伯庙有三，皆在无锡县境内：一处位于无锡惠山，一处位于城内娄巷，一处位于无锡县梅里乡。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苏州至德庙在吴县阊门外，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雁宕屯南”，庙的建立可界定为泰伯信仰形成的标志。当时，泰伯的后世仍然可考，史料中详细记载了朝廷赏赐泰伯第四十一世孙吴如胜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泰伯信仰应是吴地的一种较原始的先祖崇拜。

唐垂拱二年(686)，宰相狄仁杰禁毁江南淫祠1700多处，仅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员”四祠，这样，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进一步延伸、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泰伯未被列入淫祠之列，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因为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而且唐人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在唐人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2806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时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棒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去甚远，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辨疑志》(陶宗仪《说郛》卷23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泰伯庙东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泰伯长子)里人祭时，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牛造华盖。”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而适于勾昊，岂有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传》，泰伯无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卷23下)

通过李玫和陆长源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与明清时期神通广大的五通神极其相似，他喜好善马、彩舆、女子，完全不符合后世儒家对圣贤的界定。至于泰伯之子三郎的记载，与泰伯“无子，立弟仲雍”的生平就更不符合了。

这样看来，狄仁杰保存江南的泰伯信仰并不是基于泰伯本人的道德品行，而是考虑到泰伯信仰中的先祖崇拜因素。这也是泰伯与夏禹、季札、伍员三位得以保留的地方祠神区别于其他淫祠的共同之处。大禹治水疏通江南河道，季札是仲雍的后代也是吴人的先祖，伍员修筑阖间城为吴国的霸业鞠躬尽瘁，他们都在江南开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狄仁杰对泰伯信仰的保护符合这一原则。

北宋元裙年间(1086—1093)，朝廷赐额泰伯庙“至德”，此举可看作是泰伯信仰国家化的开始，在未被赐额之前，泰伯信仰终究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尽管它未被列入民间淫祠，但它也不具备官方正祀的资格。在泰伯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后，泰伯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隆兴二岁(1164)，天作淫雨，害于稼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沈度，时任平江知府)饬躬斋跋走祠下而祈焉，神顾飨之即应。是岁麦以有秋，府从事请具蔬礼以谢。公曰：“不敢废也，然何足以报万分之一。”(曾几：《重修至德庙记》，道光《梅里志》卷四)

通过这一段南宋时期泰伯祭祀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较之唐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需要花费较多的牢礼，也不需要善马、彩舆和女子，他为百姓谋福利，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素食果蔬而已，这与后世所界定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儒家先贤形象开始接近。但这一时期的泰伯信仰并不具有德化教育的功能，因此尚不能说此时的泰伯信仰已经儒家化了。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日趋明显，泰伯作为仁让之君的圣贤形象在民间日益鲜明，应是在明朝建立后。明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鉴于当时诉讼之风不止，刑事案件急增，乃重修泰伯庙，庙成之日，应天巡抚周忱告诫百姓：

方泰伯之奔吴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遂端委以临其民，是欲辞富贵而富贵随之。及其后世，夫差狃于必胜，穷兵黩武，破越困齐，欲霸中土，卒之国亡身戮，妻子为虏，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尔民欲为泰伯之让乎，欲效夫差之争乎?一则庙食万世，一则贻讥千载，其得与失必有能辨之者。(周忱：《重修泰伯庙记》，道光《梅里志》卷4)

周忱此言，将泰伯的谦让与夫差的贪婪相对比，把两者迥然不同的后世评价相对比，是为了突出泰伯的谦让之德，以让德教化百姓。“让”是温、良、恭、俭、让五德中的最高层次，此处周忱对泰伯“让”德的推崇较之宋人沈度对泰伯“俭”德的推崇，更符合孔子对泰伯“至德也，三让天下”的评价。可以说，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在明中期已经开始了。

明中后期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伯庙内新修关帝庙，将泰伯与关羽并祀，将泰伯之“让”与关羽之“忠”并举，这是泰伯信仰进一步儒家化的体现。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泰伯墓，高在《泰伯墓碑阴记》一文中说：

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麓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于天下矣!(卷4)

文中高攀龙推崇泰伯为文明之祖，强调人人若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则无锡可成为甲于天下的文明之邦，这是明末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又一例证。

清代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延续明代政策的同时，借助了皇权的支持。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一带大规模禁毁五通淫祠推崇泰伯信仰，进而推行江南一带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改革的坚强后盾正是康熙帝本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南巡至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于苏州泰伯庙中，以示对泰伯的敬仰和推崇，帝王将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御书于庙中，此举可看作是泰伯儒家化改造的高潮。

综上所述，对泰伯儒家化的改造起于明盛于清，其规模和影响虽不如关帝信仰广泛，但儒家化的进程从未停，且在不断深化中。儒家化作为神灵变迁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儒家化的推动力量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他们共同推动儒家化，是基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改革社会风气。

明朝建立后，儒家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理学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严格遵守名分等级。谦让之德是维护纲常礼教，化解社会矛盾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世风日下、争讼之风不止的社会环境中，谦让之风更应提倡。泰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谦让之君，其谦让之德若能借助于泰伯信仰在民间大力宣传，这无疑有助于儒家道德主张在民间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前述周忱在重修泰伯庙时对百姓的告诫，突出地反映了他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的目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汤斌毁五通立泰伯，也是基于德化教育的目的，汤斌是著名的理学家，他推崇泰伯，正是希望以泰伯的俭、让之德教化百姓，遏止江南不良的淫奢之风。清初的江南无疑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财富的增加滋长了社会的争讼之风、奢侈之风，当地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又进一步助长了奢侈消费、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通过影响广泛且又符合儒家道德的民间信仰来教化百姓，这是地方官府所能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无锡地方而言，民风最纯朴的地区，也正是泰伯信仰最兴盛的梅里乡和泰伯乡，无锡方志关于各乡民风有这样的评论，“泰伯、垂庆、延祥、梅里四乡民俗颇厚，景云乡之俗最杂，新安、开化二乡民最轻佻”(卷30)。 转贴于

除地方官员外，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另一股力量。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中成长，饱读四书五经，不少人以教化百姓、服务乡里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踢弘治十三年(1500)，士人王鏊建议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修泰伯庙，庙成后姜嘱王撰文，王在庙记的末尾感叹曰：“呜呼，孰知世教日陨，兄弟争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无得而称，其称则远”(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见道光《梅里志》卷4)。明中后期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在《重修泰伯墓碑记》和《泰伯墓碑阴记》中也都谈到了自己的社会主张，即人人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相互谦让，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他们的道德主张，也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共同的道德主张。直至清代，士人仍然是泰伯庙修缮和维护的主要发起者，如清乾隆三十年(1765)，无锡梅里泰伯庙的修缮就是由地方生员蔡鹤龄等发起组织的。

官府与士人的相互合作，屡见于历代泰伯庙的修缮过程中。我们以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为例，无锡泰伯庙共有三处，即梅里庙、娄巷庙、惠山至德祠，其中梅里庙最古，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娄巷庙建于明初洪武十年(1377)，惠山祠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三庙中以梅里庙影响最大，修缮次数最多，明初至清中期共有过七次大规模的修缮。

梅里泰伯庙的首次修缮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缮的建议者王鏊详细记录了整个修缮过程：“弘治十一年(1498)南昌姜文魁来知无锡，予曰：‘邑有圣人之庙而芜焉，令之耻也。’姜曰：‘诺，甫下车则议复之，且捐俸倡民。’于是富者输财，壮者效力，期年而成”(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是里中士人蔡孚、蔡济兄弟，由二人董其事，向里中富人募集修缮资金1500两白银。蔡孚、华以正各施田五亩为庙基地，加之原来庙基田三亩五分，共有庙基田一十三亩。修缮竣工后，从耆老华嵩等的建议，请在丹阳东岳庙出家的道士许元善(华用明弟子)居之以奉香火，此后梅里泰伯庙一直由道士主持日常事务。为维持道士的基本生活和祠庙的日常开支，蔡孚之弟蔡济又捐自种田二十三亩为道士赡田(又称为香火田)，钱荣捐近庙基田十亩为道士赡田，邹显之命其子捐租田十亩为赡田(钱荣：《泰伯庙赡田记略》，见道光《梅里志》卷2附)。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修缮过程后，可以发现这次大规模的修缮，从建议的提出到工程的组织、庙碑的撰写，直至后来祠庙祀田的捐赠和祠庙的维护，先后有王鏊、蔡孚、蔡济、华以正、钱荣五位士人参与其中。

士人不仅负责泰伯庙的修缮工作，还利用自身的名望，为泰伯庙争取和维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梅里泰伯庙自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庙祀田(包括庙基田和香火田)一直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康熙三十七年(1698)后，由于无锡知县李继善将祀田复报升科，祀田被迫完纳夏税秋粮，由此造成祠庙经济收入锐减，甚至无以维持日常开支的局面。为解决泰伯庙面临的困境，康熙五十七年(1718)，贡监生朱宪枝邀集蔡鹤龄等九名生员，将此事具呈抚院，请求重免泰伯庙祀田税粮，抚院经复查核实，令新任知县章颐援旧例免税粮。此后，泰伯庙祀田的优免赋税权再未被剥夺过(章颐：《复免粮碑》，见道光《梅里志》卷二附)。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主人翁杜少卿邀集若干地方名士在南京重修先贤祠，供奉泰伯等四十二位儒家先贤(第37回)。这一描述绝非空穴来风，无凭无据，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其创作应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文中的主人翁正是一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可以说士人实质上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主导力量。

四、泰伯信仰儒家化成功的社会原因

由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进的泰伯信仰儒家化在清代达到高潮。在民间，泰伯作为儒家先贤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儒家化起于明盛于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很多，正如学界分析汤斌禁毁五通淫祠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样，清代皇权的有力支持是儒家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原因也值得分析探讨：一是儒家化融合了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二是儒家化结合了乡土观念。现分别论述：

1　儒家化与道教文化传统的融合

提到民间信仰，不能不谈道教文化传统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中国的道教是一个不断创造鬼神又不断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宗教，而儒家却向来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强调泰伯作为道德典范的同时，是否会削弱神灵自身的神性呢?笔者认为，由于儒家化融合了当地的道教文化传统，因此儒家化改造并未削弱神灵本身的神应性。关于融合，有两点例证：一是泰伯生辰与道教玉帝生辰同日，都定于农历正月初九(卷1)，而众所周知，泰伯究竟生于何时，早已是无从稽考之事，此为融合例证之一；其二，道士自明弘治年间起直至民国，一直任泰伯庙住持。这些道士不仅负责祠庙日常祭祀活动，而且具有捉鬼的无穷法力，早在清乾隆年间，梅里泰伯庙道士就因擅长捉鬼远近闻名。道士捉鬼，这一行为明显是对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原则的违背，可它却在梅里的泰伯庙中延续了几百年，这反映了民间信仰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在捉鬼这一问题上，儒对道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有关神灵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也可以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佐证。笔者认为悠远的先祖崇拜是泰伯信仰中儒道结合的纽带，吴人对先祖的崇敬之情使他们不仅愿意赋予泰伯强大的神力，而且倍加推崇他高尚的道德。

2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无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明末无锡的米市早已远近闻名。清雍正年间，无锡划为无锡、金匮二县，也正反映了无锡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事实。经济的发展使无锡人的家乡自豪感增强，而此时的无锡就其行政级别而言，仅是常州府管辖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区，无锡人迫切希望提高家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无锡梅里是吴国故都，是泰伯最早的定居之地，提高梅里泰伯庙和鸿山泰伯墓的文化地位，不仅有助于提升无锡的文化地位，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锡人的家乡荣耀感。因而，这一主张在地方士人的文字中多次提及。

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就强调“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略晚于顾宪成的高攀龙则将顾的主张阐释得更为具体：

则是至德之圣，让天下而逃，不之于名山大川，不之于长林、浚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于三江、五湖，不之于幽岩、绝壑，而之于吾锡之泱莽平墟，岂其无故耶?况乎临于平墟，墓于兹山，相去不数里而近，若其有择于兹者，又岂其无故耶?锡之士可思也。夫文明者，非文辞藻绩之工已也。(卷4)

高攀龙从泰伯让天下而逃，择无锡而居说开去，谈无锡作为文明礼仪之邦的根基是此地与泰伯深厚的历史渊源。顾、高二人巧妙地将泰伯信仰儒家化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使儒家化改造成功借助了乡土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直至清代，无锡人仍然在为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争取更高的文化地位。刊刻于道光年间的《梅里志》，对康熙皇帝为苏州泰伯庙题词一事，这样记载：“圣驾南巡驻跸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镌之苏城泰伯庙中，而泰伯故都在锡，庙亦当以锡者为主。”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无锡泰伯庙地位应高于苏州泰伯庙的观点，与顾宪成“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的主张是一致的。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的结合，还表现在儒家化并未冲击泰伯在民间的社神形象，直至清末，在梅里泰伯庙中，仍然保存着一间古吴社庙。每年正月九日的泰伯庙会是无锡农村庙会之始，也是无锡农村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工具交流会。在苏州唯亭镇，泰伯一直是唯亭镇的社神，民间俗称“三让王”，当地让王解饷粮的习俗一直持续到清末(卷3)。

五、结语

四方伯伯范文第2篇

好女孩儿赵灿

2009年的春天，石家庄市深泽县深泽镇彭赵庄村23岁的姑娘赵灿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节目。

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的《生活567》栏目，讲述了盐山县盲人四兄弟和马秀芬老人的故事。看着电视，刚开始，赵灿还有说有笑：“四个盲人怎么独立生活？还能养牛、种地？”不一会儿，这个乐呵呵的姑娘沉默下来。当看到白发苍苍的马秀芬老人牵着盲儿的手在乡间小路上踯躅行走时，赵灿心中某个角落忽然柔软一动，眼眶瞬间湿润了。

电视节目放完了，四个盲兄弟和老人的故事，深深镌刻在赵灿的心中，她决定亲眼去看看这一家人。

2009年4月16日，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换乘了两次车的赵灿，终于在颠簸了近三个小时后来到了陈百万村。

刚到村头，赵灿就急着打听马秀芬老人的住处，这时，不远处四个劳作的身影吸引了她的注意——那四个人虽然劳作的时候动作娴熟，可每起身时仍免不了磕磕绊绊。跑过去一看，赵灿乐了，这不就是电视上出现过的那四个盲兄弟么：老大陈燕奇，老二陈燕起，老三陈燕东，老四陈燕会。

二话不说，赵灿蹲下就帮着四个盲伯伯干活。已经接待了太多媒体的盲人四兄弟，误以为这个石家庄口音的女孩儿也是报社记者，于是很轻松地和她聊了起来。

不知聊了多久，地里的活干完了，赵灿笑嘻嘻地跟在四个盲伯伯身后回家。细雨迷蒙的巷子口，赵灿远远便看见了一个佝偻的身影在微雨中前倾着，那是马秀芬老人在等待劳作的盲儿们回家呢。

“奶奶！”不等伯伯们介绍，赵灿一下子跳到老人跟前喊道。

得知赵灿专门来看自己，马秀芬老人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颤巍巍攥住赵灿的手：“好孩子，要是我有你这么个孙女该多好啊。”

“那从今以后您就把我当成亲孙女吧。”说完这句话，赵灿一把搂住了马秀芬老人的胳膊。

住了两天，赵灿要走了，从听到这句话开始，马秀芬老人就不吃不喝地攥着她的手掉泪。老人哭，赵灿也哭。在陈百万村的家里哭，到了路上，赵灿还是哭。她的眼前，一幕幕闪回着两天以来和奶奶在一起的那些片段——她叠了一个千纸鹤，奶奶拍着手孩子似地笑了；她讲一个笑话，奶奶张着没牙的嘴乐起来没完。

奶奶，奶奶，赵灿心中刚刚挤进来的那个身影，忽然无限长大起来。

回家第一个晚上，赵灿做了一个噩梦。梦中，陈燕起伯伯给奶奶拿错了药，赵灿惊叫一声就坐了起来。虽然临走之前她已经将马秀芬老人平素吃的药分成小包放到床头，但此刻，她却再也待不住了。八十多岁的马奶奶行动不便，衣食住行都要四个盲伯伯照顾，虽然儿子们很孝顺，可赵灿还是不放心，毕竟，没有眼睛的伯伯们不如有眼睛的自己细心。想到这里，赵灿暗暗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替伯伯们分忧，亲自照顾这个没有血缘之亲的奶奶终老。

第二天天刚放亮，赵灿又重新踏上了去盐山的大巴。

以心换心的大爱

有了赵灿的陪伴和照顾，马秀芬老人心情大好。每天盲儿们去地里干活，她就和赵灿手拉手地在炕头上聊天说话。天气晴好的时候，赵灿会将老人带到院子里晒太阳。温暖明亮的春阳下，赵灿给奶奶梳头洗脸，老人的脸上，绽放出久违的幸福笑容。

赵灿给老娘带来的快乐，四个盲兄弟深深记在心里，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回报这个善良的孩子。

刚来陈百万村时，因为水土不服，赵灿喉咙发炎，还起了一身的红疹。家里穷，供不起赵灿喝纯净水，老二陈燕起想了个法子——去小卖部里买来一箱饮料，开始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掺水让赵灿喝，然后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就这样，掺着水喝空了三箱饮料，赵灿水土不服的毛病终于完全克服了。

习惯了陈百万村的水，兄弟四个又在饭菜上尽可能让赵灿适应。

赵灿没来时，弟兄四个除了给老娘做点好吃的，基本就是咸菜馒头度日。有了赵灿，兄弟四个不能继续凑合了，刚开始他们想让赵灿和老娘一个伙食，可赵灿说什么也不同意，没办法，弟兄四个只好也给自己改善。包个包子饺子、炒个肉菜啥的，弟兄四个只是简单尝尝，剩下的就全交给赵灿和奶奶了。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美味珍馐，可在这份宠爱和关心下，赵灿的体重还是蹭蹭地上去了。刚来时104斤的小瘦子，三年之后，竟然成了130斤的小胖子。为此，赵灿没少和几个伯伯打趣：都是你们精心饲养惹的祸，让我减肥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每有这样的场景，一家人总是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有可能，盲人四兄弟多希望，这样的笑声能永远回荡在这个清贫但幸福的家中。

可惜的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2011年5月，87岁的马秀芬老人去世了。

老母亲的葬礼过后，盲人四兄弟擦干眼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赵灿送上回石家庄的客车。

其实他们明白，如果执意挽留，赵灿完全可以再住一段时间，但善良的盲人四兄弟却异口同声：“孩子在家里照顾老娘这几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今老娘没了，赵灿也该回家了。”

就这样，赵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她的身后，四个盲兄弟在空荡荡的家里抱头痛哭。老娘没了，赵灿走了，这个家，从此就跌入了无边的黑暗中。

那几天，弟兄四个无心下地，做了饭也没法下咽。黑漆漆的世界中，他们仿佛飘零的落叶一样无枝可傍无处可依。绝望到一定程度，四兄弟心中甚至闪过那样的念头——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实在不行，干脆咱们也别活了。

就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那一刻，家里的电话响了。老四陈燕会刚一接起来，立刻就哽咽了。电话是赵灿打来的，她急急地追问伯伯们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为了让赵灿放心，陈燕会故意强颜欢笑着搪塞了几句。可细心的赵灿，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伯伯们不知道，离开了他们，回家的赵灿几乎天天都要做噩梦，不是大伯伯掉到了水坑里，就是二伯伯撞到了墙上。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午夜醒来，白晃晃的月光下，赵灿无比清晰地发现一个事实，虽然奶奶已经走了，可她和那几个盲伯伯，却早就有了牵扯不断的亲情。

此刻，听到四伯伯哽咽的声音，赵灿一刻都不能在家里待下去了。撂了电话，赵灿直奔长途车站，几个小时后，当她重又推开了那扇熟悉的铁门，眼前的一切，让这个善良的女孩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四个伯伯蓬头垢面地坐在院子里，短短十天时间，他们个个都瘦得脱了形。听到赵灿的声音，兄弟四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重新握到她的手，五十多岁的陈燕起和他那三个绝望的兄弟，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

伯伯们的眼泪好像一股洪流，一下子冲垮了赵灿残留的犹豫。环顾狼藉的家，再看看憔悴不堪的四个伯伯，赵灿的心再次塌陷了。像三年前一样，她当即做出一个决定——留下，做四个伯伯的眼睛，直到他们终老。

有了你，世界大不同

赵灿的决定，让盲人四兄弟悲喜交集。

一方面，他们欣喜活泼爱笑的赵灿能继续留在家里；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这个诺言不过是她孩子气的一时冲动。

那段时间，四兄弟患得患失得厉害，常常脸上挂着笑，可一转身，又忍不住长吁短叹，没来由地伤心。

这一切，赵灿完全看在眼里。为了让四个伯伯彻底放下心来，她很快做出两个决定——第一，认二伯伯陈燕起为义父，以便照顾起这个家来更加名正言顺；第二，她要将自己的户口，从深泽县彭赵庄村迁到盐山县陈百万村，彻底和四个伯伯成为一家人。

听到赵灿的决定，四个盲兄弟再次痛哭失声。在他们心中，赵灿何止是家里的义女，她更像老天派来的一个天使，给这个苦难的家，带来希望和光明。

赵灿的大义之举，不仅感动了盲人四兄弟，也感动了深泽和盐山两地的县政府，他们用特事特办的速度，尽快将赵灿的户口落到了陈百万村。

赵灿终于成了自家人，笑容重又回到陈燕奇四兄弟的脸上。他们干起活来更卖力了。而赵灿，也没辜负四个伯伯的期望。农闲的时候，地里没有多少活计，赵灿会用电动自行车挨个驮着伯伯们去乡间公路上转悠。春天给他们讲河边的小草如何发出嫩绿的小芽；夏天告诉他们河畔的蜻蜓如何在阳光下轻盈飞行；秋天到了，赵灿会捉两只蚂蚱放到伯伯们手心里吓他们一吓；到了冬天，她小心地挽着义父的手，告诉他雪花有多么白，村头的老树又有多么遒劲。

有了赵灿，四个盲兄弟空落落的心一下子满了起来，原来那个黑暗的世界，骤然变得多彩和明亮起来。

许一个共同的未来

笑容一天比一天多地回到四个盲兄弟的脸上。可这份笑容，有时候又像摇曳在风中的烛火，忽而明亮，忽而黯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7岁的赵灿的婚事，成了四兄弟的心病。

按说，心眼儿好人又和善的赵灿，找个合适的对象并不难，可是，姑娘提出的条件吓退了所有人——谁要喜欢我，就请入赘到家里来同我一起照顾四个盲伯伯。

常人眼中，一个盲人已是负担，更别说四个盲人。是时，大伯伯陈燕奇59岁、义父陈燕起56岁、三伯伯陈燕东52岁、四伯伯陈燕会49岁。虽然目前四个盲兄弟能基本照顾自己的生活，但再过十年、二十年呢，现实的困难让许多小伙子知难而退。

面对这种状况，赵灿倒不着急，她常常笑呵呵安慰伯伯们：是缘分不到，咱们慢慢等那有缘人就是了。

但是，四个盲兄弟坐不住了。赵灿一天天长大，如果被他们四个贻误了终身大事，他们的良心不安。想来想去，陈燕起和另外三个兄弟做出一个决定，只要有合适的人愿意疼爱照顾赵灿，他们四个盲兄弟情愿去住养老院。

这个意思，他们没敢告诉赵灿，可姑娘还是很快从他人那里听到了风声。向来笑呵呵的赵灿，一下子急了：“我来盐山不就是为了照顾你们么，如果你们去养老院，那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那是赵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盲人四兄弟发火。发火之后，赵灿哽咽了，四个盲伯伯只知道他们耽误了自己的婚事，却从没想过，其实，自己在这份照顾和付出中，得到的却更多。

来盐山之前，她不过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儿，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做什么大事，庸庸碌碌地结婚生子，一晃就过完了乏味的一生。对别人来说，这样的一生也许不错，但对赵灿来说，如果真那样生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了四个盲伯伯，一切都不一样了。从他们幸福感激的笑脸上，赵灿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是多么充盈和美好。很多时候，看着四个伯伯穿着她买来的新衣服、排着队等候她给他们理发时，赵灿会由衷感到自己原来还这么有用。平凡的女孩儿终于有机会做出点不平凡的事情，那种价值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让赵灿的心一下子敞亮起来。

这种收获，比起延迟的爱情，孰轻孰重？

赵灿的话让四个盲兄弟热泪长流，那一刻，他们彻底明白了这个善良女孩儿的心。老天到底是仁慈的，它更改不了四双眼睛深如枯井的宿命，却恩赐了第五双甘泉般的眼睛，以无疆大爱无声滋润四兄弟生命的荒原。

这样的情况下，再说任何分外的话，都是对这份无私真情的亵渎。于是，他们和这个80后女孩儿许下一个共同的诺言：无论怎样艰难都要共同守住这个家，共同守住这份比血缘之亲还要浓厚的爱。

四方伯伯范文第3篇

薛晨曦：“伯伯，您好，能采访您吗？”

伯伯：“好的。”

薛晨曦：“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伯伯：“姓徐，叫徐一祥。”

薛晨曦：“是哪里人？”

伯伯：“老家温州永嘉人，从小在杭州。”

薛晨曦：“听说您参加过上山下山活动？”

伯伯：“是呀。”

薛晨曦：请问伯伯您是去哪上山下乡的？”

伯伯：“黑龙江建设兵团。”

薛晨曦：“您在那都做什么？”

伯伯：“种地、打鱼、烧砖……什么都干！”

薛晨曦：“那环境怎样？”

伯伯：“黑龙江冷啊！最低温度零下四十度，一百多里地荒无人烟，只吃窝窝头……”

薛晨曦：“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吗？”

伯伯：“就是拉拉琴、唱唱歌，自娱自乐喽。一年看上一两场电影都难，那日子苦呀，几乎没什么趣事的。”

薛晨曦“您是什么时候去的？”

伯伯：“1969年4月26日。当时有几百万青年在黑龙江。”

薛晨曦：“你在黑龙江呆了几年？”

伯伯：“呆了十年，回过两次老家。”

薛晨曦：“谢谢伯伯，再见。”

采访有感：

在那样冰天雪地寥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垦荒，不停劳作，而且吃窝窝头，没有任何娱乐场所，一呆就呆十年，这样的日子会是多么难受？我无法想象！

薛晨曦记录

2008年2月23日上午，阴天。

上次采访奶茶店老板后，我对上山下乡有了一点感觉，又查了一些资料，今天我决定再次采访奶茶店老板，希望能进一步感受北大荒。

伯伯：“你好，要点什么？”

薛：“两杯奶茶。”

伯伯：“哦，是你呀。”

薛：“伯伯，我想再听听您讲的在黑龙江兵团的事，行吗？”

伯伯：“可以的。”

薛：“请问您在黑龙江什么地方？”

伯伯：“我在嘉荫兵团，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当时叫嘉荫兵团，现在叫嘉荫农场。和苏联很近，我们在地里干活时能看到隔江的苏联人，冬天结冰了，人可以走过去的。

薛：“那里地很大，您是怎样干活的？”

伯伯：“那里的地真叫大，一眼看不到头，我早上出去干活，不停地干，一趟下来就是晚上收工的时候了。”

薛：“您几点开始工作的？”

伯伯：“一般早上六点以前下地，晚上十来点收工，回到家要开会，总结一天的工作。那时候是一躺下就睡着，有时在地里干活间歇时，躺在地头就睡着了。”

薛：“真辛苦。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伯伯：“当时我们劳动热情很高，思想非常单纯，大家都是你帮我，我帮你，抢着干，比谁干得多。有几个女同志可厉害了，修水利那会，一人一天挖土四十来方，相当于六七卡车的土。”（我的问题好象起勾了他的回忆）“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生，就是所说的老三届，当年我十七岁，我们的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我们冬修水利，夏种地，不停地干。现在的工作和那时比起来就象玩玩啦！”

薛：“伯伯，那时有节假日吗？”

伯伯：“在兵团里每年的六月十八日是最隆重的节日，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批示成立黑龙江建设兵团。庆祝活动有文艺演出，有聚餐。饺子是当时最好的食物，过节时吃。”

薛：“啊？”

伯伯：（笑笑，）“对呀，平时吃窝窝头，菜都是自己生产的，冬天基本吃豆腐和秋天时储存的大白菜。平时是没有娱乐节目的，只能拉拉琴唱唱歌，大家互相学习，我现在会拉二胡和小提琴。”

薛：“伯伯，您最好的青春都在那度过，您有朋友吗？”

伯伯：“是呀，十七岁去的，十年啊！”（伯伯明显有些伤感，他点燃一只烟）“我有好多朋友，有哈尔滨的，佳木斯的．．．．．．在一九七五年时有一位时期的驻美大使，韩某某，刑满释放到农场。在当时政治地位很重要，他属于反革命，所以日子过得很苦很苦，比我们苦得多，他英语很好，我跟他学了些英语。后来我参加了团里培训，就因为有这么点英文底子就让我到当地小学，叫‘十六连小学’当英语老师。哦，姜昆那时也在兵团的。”（我不经意中发现伯伯眼中泛着泪光）

薛：“伯伯，您回来有分配工作吗？”

伯伯：“我是在知识青年返乡时回的家，工作要自已考试。我们这代人啊，六零年到六二年没得吃，接着、上山下乡，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不过也好，经过那些日子，锻炼了人的毅力，随便什么都能干，干什么都能干好，你们读书也是一样的，毅力很重要，贵在坚持。

薛：“伯伯，谢谢您了，有空还来听您讲过去的事。再见！”

四方伯伯范文第4篇

松鼠妈妈跑到骆驼大伯家里，对骆驼大伯说：“骆驼大伯，我家小松鼠考上了森林大学，可是去这个大学，要经过一片大沙漠，请您帮帮忙。”骆驼大伯笑了笑，说：“大婶，我一定尽力帮忙。”松鼠妈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第二天，骆驼大伯就和小松鼠出发了。小松鼠骑在骆驼大伯的两个驼峰中间，舒服极了。走呀走，它们来到了沙漠里。小松鼠往四周一看，只见沙漠里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沙丘。小松鼠担心地问：“骆驼大伯，这儿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您会不会迷路？”骆驼大伯胸有成竹地说：“小松鼠，我的脖子很长，能够望到很远的地方，我给人们带路，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你放心吧！”

中午，火球似的太阳烤着大地，把沙子晒得滚烫滚烫。小松鼠的脚刚落地，就疼得马上缩了回来。骆驼大伯却满不在乎，还是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小松鼠惊讶地问：“骆驼大伯，我的脚一落地，就烫得马上缩回来。可是您为什么满不在乎呢？”骆驼大伯笑了笑，说，“小松鼠，我的脚板很厚，又常年在沙漠里走，是不会烫伤的。”

“啊，原来是这样！”小松鼠又说，“骆驼大伯，我口干极了，喉咙都快要冒烟了。”骆驼大伯听了，心疼地说：“小松鼠，你不要着急，坚持一会儿，大伯给你找水喝。”它抬起头，向四周闻了闻，就对小松鼠说：“小松鼠，不要着急，水源找到了，就在左边沙丘不远的地方。”小松鼠一听，顿时来了劲儿。它们找到了水源，小松鼠喝了四五口水，就喝饱了。骆驼大伯却一口气喝了许多水。小松鼠惊讶地说：“骆驼大伯，您可真像一口水缸啊！能喝这么多水呀！”

到了晚上，可怕的暴风刮了起来，暴风卷着沙粒，漫天飞扬。小松鼠害怕极了，眼睛都不敢睁开。这时候，一座沙丘往它们身上盖来。骆驼大伯抖动了一下，身上的沙粒纷纷落下。后来，它们开始休息了，小松鼠挨着骆驼大伯睡着了。天亮了，小松鼠醒来，往四周一看，只见四周堆起了一座座小沙山，有趣极了。

四方伯伯范文第5篇

陈伯坛(1863－1938年)，原名文伟，字英畦，“伯坛”是其乡试时所用名，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人(今江门市郊外海镇1。陈伯坛行医50余年，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和《麻痘蠡言》等，是近代岭南伤寒学派的鼻祖，为广东四大名医之一，与赵鹤琴、黎卑流、陈月樵齐名。

陈伯坛之后人

据陈伯坛外孙袁举雄所述，陈伯坛娶一妻一妾，陈伯坛正妻赵氏去世较早，育有一子一女，侧房生育四子。

子女中：长子陈万驹(号晓沧)、次子陈万鹏(号里天)、三子陈万骝(号京轺)、四子陈万鸿(号聪雪)、五子陈万骧(号昂宇)、女儿陈坤华等，均已故去。其中陈万驹、陈坤华为正室所生，其余出自侧室。

孙辈有：孙子陈宝祥(已故)、陈宝瑞、陈宝琰、陈宝徽(已故)、陈宝颐、陈宝桐(已故)，孙女陈帖云(已故)、陈婉薇，外孙袁举雄、外孙女袁衍翠等。

陈伯坛的长子陈万驹对医学没有兴趣，只做过一些伯坛中医专科学校的教务工作，后来不再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工作。陈伯坛在世时，二房所生四子年纪较小，故均未从父学医。

陈伯坛之女陈坤华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伯坛中医专科学校学习，是陈伯坛子女中唯一从医的后人。陈坤华婚配留德归国的农学博士、中山人袁开。陈伯坛去世后，陈坤华原本有意继承父亲医馆，因夫家不同意而作罢。解放前，陈坤华回广州宝华路开诊行医。1958年起到广东中医药研究所工作。陈坤华擅长治疗内科和妇科疾病，曾在广东省中医院、157医院等处出诊，还在临床带教实习，学生来自广州中医学院，但她并未在学院上过课。陈坤华为整理、研究陈伯坛的医学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于1986年8月去世。

陈坤华生有6个子女，其子袁举雄两三岁时见过陈伯坛，但对其印象不深。据袁举雄回忆：自己的名字是陈伯坛取的。当他出生后父亲去信向陈伯坛报喜，说“幸举一雄”，故陈伯坛为其取名“举雄”。袁举雄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工科，没有从事医学工作。

陈坤华的5个女儿中，袁衍翠自幼亲聆母亲讲授医学，后曾在广东省中医院跟随陈伯坛高弟程祖培出诊。结婚后到广州无线电集团医院门诊工作，以中医诊疗为主，现在也已退休，子女中没有学医的。袁衍翠曾根据母亲口述整理出《追怀先父陈伯坛》一文。

陈伯坛之孙陈宝瑞现已80多岁，年迈多病，需坐轮椅，连说话都非常吃力。据陈宝瑞回忆：小时候是见过陈伯坛的，但那时年龄还小，印象不是很深。1985年，陈宝瑞伉俪捐资在故里江门市外海镇建起“陈伯坛纪念学校”，以此追念祖父陈伯坛。

据陈伯坛另一孙子陈宝琰口述：陈宝琰在陈伯坛逝世时已有13岁，对其祖父稍有记忆。曾记得陈伯坛在香港的医馆坐诊，每人次收诊金1元，出诊费用是10元，对穷人有时还免收诊金。

陈伯坛之弟子

陈伯坛一生扶掖后进，桃李满门。他壮年时期曾任“广东陆军医学堂”总教习，继而担任“中医夜学馆”主任一职，晚年独力创办“伯坛中医专校”，亲自参与讲学授徒，培育中医人才数以千计。其弟子散在粤、港、澳各地，其中很多成为当地医界名流。

例如：在香港行医的，以陈甘棠、陈遂初、陈仿周、陈柳一、陈鉴人、陈子石、陈习之、陈瑞甫、陈昌萍等影响较大；在广州以程祖培、钟耀奎、区励庵成就最高；在江门有赵景明、陈仲明、吴味范、邓义琴、林清珊、旭日华等。其他还有周之贞、李达三、陆梓昌、余赞初、麦慕君、林清珊、邓曦琴、张仲玑、鞠日华及彭泽民等。他的很多门人在行医时，常常标榜“陈伯坛授徒某某”字样，以示“高徒出自名师”，以此招徕患者。

据广东名老中医陈耀沛回忆：“香港广华医院医师陈仿周是先生的得意门生，日寇陷港时回乡避难，适值外滩乡人陈波第三子患肠炎症，自顶至踵，一按即痛。西医认为病者肠已灌液难治。仿周引用先生葱白四逆散加川练(楝)子、延胡索给病人服十余剂而愈。”

在广州行医的程祖培本是匿医出身，曾在“广东陆军军医学堂”、“光华医学堂”等处学习西医。由于仰慕陈伯坛而投其门下，在“中医夜学馆”学习，后在中山石岐以中医名世，有“程阔斧”之称。解放后，受邀到广州中医学院任教。1966年去世，有《程祖培先生医学遗著》存世。

“广东外海乡人陈鉴人是陈伯坛的人室弟子。鉴人引用先生之方治愈乡人不少，引用桂甘龙牡去桂加生竹茹汤(即生竹茹、生甘草、生龙骨、生牡蛎各五钱)治愈幼童急惊抽筋症50余人。”

彭泽民为爱国民主人士，少时随伯父学医，毕业于“中医专科学校”。1927年曾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到香港，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伯坛在港开办中医学校，彭泽民拜其为师，入校学习并随侍诊病，得其悉心传授。新中国成立之后，彭泽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务委员、农工党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务，并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任名誉院长。1954年，他把珍藏的陈伯坛医著上交卫生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刊行。彭泽民亲撰《重刊(读过伤寒论)》后，总结了陈伯坛的医学成就。彭氏于1956年10月18日病逝。

鞠日华为“广州医学卫生社”的发起人，曾整理陈伯坛的医学成就，撰述《伤寒门径》一书，又名《陈大剂伤寒门径读法》，作为广东“光汉中医专科学校”的讲义，于民国年间刊行。

陈伯坛之故里

据《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六辑的记载，以及陈伯坛之孙陈宝琰、外孙袁举雄口述，陈伯坛在世时，曾在江门市新会外海乡的平安里修建了一座府第，为青砖大屋，均以名贵的坤甸木为，到处都是满洲花窗。为显示他系有科甲功名的读书人，自题门联：“紫气东来青锁宅，黄云西接白沙乡。”但是，陈伯坛由于医务太忙，未得空闲回乡居住。该宅至抗战前尚无人居住，不过是门庭虚设。为此，陈伯坛又曾口占一诗，曰：“我欲闲时闲不得，皆因年少学行医。”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时，陈伯坛长子陈万驹携眷返乡，因家境窘迫而将旧屋出卖予乡人陈万鳞，解放后曾改作幼儿园。

陈伯坛之孙陈宝瑞在新会有一座两层楼的别墅，现由其弟媳之妹谢丽

华一家居住着。

1985年，陈宝瑞夫妇捐资20万港币，在陈伯坛故里――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建起“陈伯坛纪念学校”，学校内保存有陈伯坛遗像、座像、生平资料等，校园的一面院墙绘满了中草药。陈氏后人常到此纪念，学校每年定期举办纪念陈伯坛的仪式，以此传扬陈伯坛的精神。该校是现知国内唯一的一所以医家姓氏命名的学校。在该校会议室正前方的墙上，有一段陈伯坛生平简介，其中有“陈伯坛，字英畦，外海人，莘隐公二十一传裔孙”的记载。正因为有这段生平记载，以此为重要线索，课题组之后才能找到陈氏宗祠、陈氏家谱及陈氏始祖的墓地，

陈伯坛之家谱

在新会外海事务办公室，保存着陈氏家族15世以前的详细家谱。通过该家谱可知，陈氏始祖陈莘隐自元代的至正十年(1350年)从福建迁到外海定居，至今已有660多年历史。因此，外海陈姓后人均以陈莘隐为自己的始祖。陈伯坛则是陈莘隐的第21世裔孙，

陈氏宗祠

位于赤岭山下的五大连祠，是外海陈氏宗亲的祖祠，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依次排列着朝列莘隐陈公祠(始祖)、泉石祠(4世)、桃溪祠(5世)、定息祠(6世)、筠轩祠(3世)，统称五大连祠。五大祠堂紧密相连，面积约4100平方米。2000年9月，五大祠被江门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将五大祠内的朝列大夫祠作为陈氏纪念馆，将桃溪祠建为外海发展史展馆，定息祠建为民俗风情馆，筠轩祠作为外海文化展馆，泉石祠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展馆。

在朝列大夫祠堂的正面，供奉着陈氏历代祖先的牌位，居中的即是陈伯坛始祖陈莘隐的画像。

陈伯坛遗像

据袁举雄回忆：袁家原来保存有陈伯坛的相片，都捐给了广州近代史博物馆，过去曾公开展出过，但袁家人并未得见，现在家中只存有几张复印件。

在“陈伯坛纪念学校”的会议室里，墙壁正中镶嵌着陈伯坛的遗像，附有其生平简介。此外，在“陈伯坛纪念学校”的教学楼前，立着一尊陈伯坛的塑像。这些大概就是世上所存陈伯坛为数不多的遗像了。

陈伯坛手迹

据陈坤华回忆：“陈伯坛使用小柴胡汤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小柴胡汤中的主药柴胡成人重用八钱，大大超出一般的医生用量，故药店多不敢配药。后来，陈伯坛就在处方的左上角画一个特殊的符号代替签名，药店见符号便知是‘陈大剂’的处方，就不再怀疑而大胆配药了。父亲书写的处方，字体流利，是一幅好书法，直到今天，每当我翻看父亲昔日的亲笔处方，在赞叹他高明医术的同时，又欣赏他的书法。”本次调研采访袁氏兄妹时，二人特意赠送课题组6张陈伯坛的处方手迹照片。从这6张陈伯坛亲笔手书的处方笺中，可见其下笔如行云流水，犹如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令人爱不释手。

陈氏墓地

根据陈宝琰口述、袁举雄整理的资料：陈伯坛迁港之前，在广州白云山为父母修建了墓地，也预留了自己和正室夫人的墓位。这是一个较大的墓园，含陈伯坛墓、陈伯坛正室夫人赵氏之墓及陈伯坛父母合葬墓三座。1992年9月，陈伯坛之孙陈宝瑞、宝琰、宝徽、宝颐、宝桐等重修陈氏墓园，并向广州市文化局申请在白云山公园保留其祖坟。1996年12月，经广州市文化局鉴定后认为该墓虽不符合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但鉴于陈伯坛在粤、港、澳一带的影响，建议作为人文景观予以保留，故该墓得以保留至今。

此外，在白云山公园的宋代姑嫂墓附近，还保留着一座陈氏始祖陈莘隐的墓地。这是一座元代墓葬，于1978年经“新会外海旅港同乡会陈族子孙”重修，2008年被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伯坛是近代岭南伤寒派医家翘楚。他穷究仲景之学，对《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的研究均有深厚造诣，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和临证风格；其医著《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自成一家之说，尤以《读过伤寒论》在岭南影响最大；他先后在广州、香港创办中医学校，亲手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学生，其中不乏各地名医。作为岭南最具代表性的医家，正如著名学者左霈的题词(袁衍翠提供)所赞：

恂恂其貌，休休其容，

壮领乡荐，文坛之雄，

精研方术，救世为衰，

伤寒金匮，阐幽发蒙。

继长沙之绝学，开百粤之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