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范文第1篇

2、滚纹封口机。这种封盖多用铝制，事先未有螺纹，是用滚轮滚压铝盖，使之出现与瓶口螺纹形状完全相同的螺纹，而将容器密封。这种盖子在启封时将沿裙部周边的压痕断开，而无法复原，故又称“防盗盖”;

3、滚边封口机。它是先将筒形金属盖套在瓶口，用滚轮滚压其底边，使其内翻变形，紧扣住瓶口凸缘而将其封口。该机多用于广口罐头瓶等的封口包装;

4、压盖封口机。它是专门用于啤酒、汽水等饮料的皇冠盖封口机。将皇冠盖置于瓶口，该机的压盖模下压，皇冠盖的波纹周边被挤压内缩，卡在瓶口颈部的凸缘上，造成瓶盖与瓶口间的机械勾连，从而将瓶子封口;

封口范文第2篇

这几天有两条新闻很热闹，正好它们又都跟封口有关。一是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不归，专程奔赴巴黎劝说其归来的温州市委三人小组无功而返，民众渴望了解杨的更多情况，但是温州方面下达了封口令。二是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被指猥亵女童，并口出狂言，成为过街老鼠。昨日深圳警方宣布其猥亵罪不成立，网友还在争论，但是事发酒楼的员工被老板下了封口令。

跟山西矿难事主明码标价的封口费相比，这两个封口令似乎是免费的。前一个事件中，人们还纠缠于记者身份的真假，后两个事件根本不管什么真假记者，直接给知情者下令，真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典范。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封口令真的不需要代价吗?

据媒体报道，杨湘洪可能被调查的风声，已经在当地官场里流传半年了；在他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现得很“忙碌”。熟悉媒体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消息，在他轻松出走之前，是不可能被报道出来的，媒体现在做的都只是“马后炮”。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假如当时没有被封口，媒体会对这样的官场消息不感兴趣吗?假如他们一开始就着手调查，进行报道，杨湘洪的“出国考察”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又假如出事之后知情者没有被封口，杨湘洪更多的情况或许会被调查出来，促成司法机关立案侦查，那么去巴黎的人恐怕就不是市委的三个游说者。

深圳海事局林书记的“猥亵门”更有意思。事件发生于10月29日晚上，10月31日深圳海事局就召开新闻会，宣布组织调查，暂停林嘉祥的职务，并向受害家庭道歉。此事反应之迅速，堪称官场效率之冠。其中的原因，就是餐厅的监控录像视频被传到网络，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查找到林嘉祥的身份，引起民情汹涌。这是不封口的好处。

由于餐厅厕所门口位于录像监控领域之外，事件的关键部分，也就是林嘉祥被指在厕所外掐住女童脖子往厕所里拉，只有当事女童及其父母的指控，以及林嘉祥的“口供”。最重要的第三方证人显然是酒楼的员工，他们可以不说，或许说了也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如果是被封口，那就让人疑惑了。果然，在昨日深圳警方的通报中，并没有酒楼员工的证言。

封口范文第3篇

2.馅料放在面皮中央。

3.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合面皮边缘略向上倾斜提起。

4.提示:第一个褶皱完成。

5.保持右手姿势,左手食指推动面皮边缘往右手食指的方向汇合,左右手的食指配合完成第二个褶皱。

6、手大拇指保持不动，右手食指移动到第二个褶皱的，手食指和大拇指把两个褶皱的边端捏合在-起。

7、右手保持不动，左手食指推动面皮边缘往右手食指的方向汇合，左右手的食指配合完成第三个褶皱。

8、右手大拇指保持不动，右手食指移动到第三个褶皱的，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把三个褶皱的边端捏合在一起。

9、复步骤5~8,把面皮圆周的2/3处捏合完成。

10、左手大拇指把肉馅往褶皱包围圈按压。

11、重复步骤5~8,捏合面皮的最后一个褶皱。

12、把所有褶皱边端捏合在一起成菊花状。

13、 包子放在案板上，右手食指向下微压包子封口处使平整。

封口范文第4篇

情妇报案

2014年8月8日，曹濮生站在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简称“南阳中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这天，南阳中院对曹濮生受贿、贪污案进行公开宣判。此时的曹濮生面容憔悴，目光黯淡，而在2011年前的30年间，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曹濮生，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1952年10月，曹濮生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1970年12月入伍，第二年入党，1975年转业到濮阳县化肥厂工作。1978年，曹濮生考入郑州大学经济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步入仕途，曾先后任濮阳市经委、财委副主任，南乐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濮阳市副市长，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市纪委书记等职。2006年2月，曹濮生担任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成为一个正厅级领导。

然而自2011年开始，细心的人发现，有时曹濮生会愁容满面。原来，近段时间，河南省粮食局干部职工通过网上发帖、向有关部门送检举材料等形式，举报曹濮生的违纪违法行为。如今，举报曹濮生的帖子还在网上挂着。举报内容触目惊心，有他和同伙低价卖地，从中受贿，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直接洗钱，从中牟利；私设小金库，挥霍浪费；挪用单位住房基金，占为己有；多占住房、汽车，败坏社会风气；卖官封官，任人唯亲，收受贿赂；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挤占军粮资金，为自己谋私利，打牌等11条“罪状”。在署名为“河南省粮食局有良知的党员干部”的举报材料中说，曹濮生等人先后多次通过河南省粮食局局属企业，将价值500万元/亩的近200亩土地，以215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给重庆某开发商，并从中收取高额回扣款高达2亿元，或直接通过下属局属企业私设小金库，侵吞、转卖上亿元国有资产等。

举报材料称，曹濮生将几十个亲属分别安排到局直属单位上班。他将自己的女儿曹某从老家濮阳市调到省粮食局机关直接任主任科员两月后，不经任何程序突击提拔为副处长。将自己的亲属杨某从老家调到局直属企业，在一年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将自己在地方任职时的秘书高某调到局机关，并突击提拔为副调研员，近期又提为副处长，将自己的亲属张某、王某分别从外部调到局机关分别任科员、副调研员。

举报材料称曹濮生的生活糜烂，道德败坏，与多名女子有染，将她们调至河南省粮食局下属单位或提拔重用。这些帖子自然引起了所涉人物的恐慌，尤其是帖子中所列举的曹濮生的情妇们更为不安。于是，她们以受害者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查找发帖人，追究其诽谤责任。公安机关运用侦查手段，终于查清发帖人为河南省粮食局一位中层干部郭某。在接受警方询问时，发帖人大胆地承认帖子是自己发的，但是反映内容真实，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800万元的“封口费”

曹濮生等人知道后，唯恐事情闹大，以内部处理为由，将发帖人郭某从派出所领走。但是，发帖人态度强硬，声称要到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揭发曹濮生腐败问题。为了平息事态，最后经过双方妥协，曹濮生安排河南省粮食局下属单位河南省金地集团和项目合作方重庆财信集团总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共800万元支付给发帖人。条件是发帖人被撤去职务、口头上给情妇们道歉。收了巨额“封口费”后，发帖人自然愿意接受处理。

让曹濮生没有想到的是，虽然郭某被封住了嘴，但是其他干部职工依然在举报，有的甚至在实名举报。检举材料中还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河南省粮食局军粮供应中心（以下简称“军供中心”）主任张传君，张传君还身兼河南省粮食局第二直属库主任、储备粮管理中心书记，是曹濮生身边的红人。举报材料称，张传君与相关企业投资合作，套取国有资金，贪污、挪用公款，违规提拔干部等。

2011年6月上旬，曹濮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同年6月23日，省政府决定免去其河南省粮食局局长职务。2012年5月，河南省纪委将此案移送司法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由鹤壁市人民检察院侦办此案，并确定以曹濮生为主线，以其亲信张传君、河南省金地集团总经理胡心宽为主要对象，以与曹有联系的重大项目建设、重要人事调整、重要经济往来为突破口，深挖粮食系统的腐败窝案。

经检察机关初查，张传君系由曹濮生于2003年调入粮食系统，经曹濮生多次提拔，张传君身兼数职，深得曹濮生信任。除房产、汽车外，张传君个人存款300余万元，明显超出合法收入。检察机关顺藤摸瓜，由此挖出了河南省粮食系统15人腐败窝案。河南省粮食局总经济师和局长助理田万林、张传君的前任军供中心主任吴明合、省粮食局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念朝、省粮食局基建外经处处长任建林、金粮源公司原综合部副主任杨志刚等人先后归案。

2013年8月7日，河南省纪委宣教室在《河南省原粮食局局长曹濮生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以下简称《案件剖析》）一文中说：“经查，曹濮生在濮阳、新乡和河南省粮食局担任领导干部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钱财1919.3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涉嫌贪污公款40万元；涉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9100万元；非法所得800万元，谋取私利470万元；收取礼金520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

而南阳市中院审理查明，从2004年至2011年，曹濮生利用其担任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市纪委书记，河南省粮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289万余元。2008年下半年，曹濮生在其下属的金粮源公司委托加工大米包装盒的过程中，安排其亲属承接相关业务，并肆意抬高单价，从中渔利40万元，占为己有。2011年3月，曹濮生为平息举报人要挟在全国两会上揭发其腐败问题一事，安排下属单位和项目合作方分别出资人民币400万元，支付给举报人。南阳中院认为，被告人曹濮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其利用职权侵吞下属企业财产，又构成贪污罪。曹濮生受贿、贪污犯罪数额巨大，赃款已全部追回，认罪态度较好。

2014年8月8日，南阳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曹濮生犯，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人民币50万元；其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人民币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人民币100万元，涉案赃款予以追缴。

“贪念是鸦片，欲念也是鸦片”

曹濮生落马后，他成为河南的一个反面教材。曹濮生在检讨书中说：“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当过工农兵、上过大学，早期经历辉煌，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干出来的，是党一手培养提的。”如其所述，其从政初期较为注意学习，能够从严要求自己，为党和国家做了一些成绩。但从地市调到省里后，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心里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动摇，逐渐意志消沉，放松自我，追逐吃喝玩乐，贪图享受。他在忏悔录中写到：自己曾经因为1000元钱处理过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而到最后自己也放松了要求，不再以共产党员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法纪意识、法律概念。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变成了一个腐败分子。“贪念是鸦片、欲念也是鸦片，我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放纵了贪念和欲念的滋生，才会积少成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封口范文第5篇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