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论坛范文第1篇

一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寄题沙溪论文联盟宝锡院》);“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送吴生南归》)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的确,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9 000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778人,占总数的8.6%……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了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宋代文坛中的这种“江西文学现象”(文中所称的“江西”,是指今天的江西省全境),除欧阳修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外,更有其他文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奚ノ?柚?嘞罢堆刹淮妗6?笏沃?某?洪筇?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说的:“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以上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一个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地理环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家,而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宋代出现的“江西文学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关注的热点,或者说,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的崛起,使江西成为文坛聚焦之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这样说,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作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二晏”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而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徐?在《词苑丛谈》(卷1)中评价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于晏殊稍后,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也成就斐然,在北宋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中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其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正如朱祖谋在《?庵词序》中所言:“西江诗派,卓绝千古,唯词亦然。有宋初造,文忠、元献,实为冠冕。平园近体,踵庐陵之美;叔原《补亡》,嬗临淄之风。若乃《桂枝》高调,振奇半山;《琴趣外篇》,导源山谷。南渡而后……尧章以鄱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声情遒上。”可以这样说,二晏和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是十分辉煌的。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家”之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形成和发展宋诗特色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殊、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瞩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家”之中。“唐宋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其同乡分宁的徐俯、靖安的善权、永修的李彭、新昌的惠洪、临川的“二谢”、饶节、汪革等等。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800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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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论文联盟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孝宗论兵书》,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谢枋得的《却聘书》,等等。南宋江西文学家以诗词创作唱响文坛,词的创作在上文已有简略评介,此处仅叙诗的创作。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影响的笼罩之下,彼时的诗人创作,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在江西派之外,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的痕迹。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这其中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杨万里以幽默诙谐、活泼跳脱的诗风,给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杨万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南宋,即使在后世诗坛,“诚斋体”仍然是一个评说不尽的话题。南宋江西诗人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在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也是成就最高的省份之一,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三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些数字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1.浙江167人;2.江西111人;3.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一)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江西省现有的11个设区市中,除萍乡外,其余10个设区市均有文学家出现。

(二)以市县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2。

从表2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一半以上。

四

如果将两宋江西文学家与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相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变化:(一)两宋江西文学家人数远远超过晋唐五代。《辞典》共录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25人(《分布》录24人),而《辞典》、《分布》分别录入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晋唐五代人数还不及两宋时期的零头;《大全》录入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57人,而其录入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共252人,晋唐五代人数也仅仅超过两宋人数零头5人,这与《辞典》和《分布》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分布的区域更加广泛。两宋以前,江西文学家虽然分布在江西9个设区市(南昌、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吉安、赣州、萍乡、鹰潭),仅比两宋少一个,但是,其分布在江西的市县仅有17个县市,而两宋为46个县市,比晋唐五代多了29个市县。(三)除了上述两点外,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晏几道、晏敦复祖孙三代,、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文淑、王?、王安石之女的临川三代七王,南丰的曾致尧、曾巩、曾布、魏玩、曾肇、曾纡、曾季?、曾??⒃?H、曾思、曾协等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58家①,其中北宋有23家,南宋35家。北宋23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8家,吉安市2家,赣州市2家,上饶市3家,九江市4家,宜春市2家,新余市1家,南昌市1家。南宋35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吉安市12家,抚州市7家,宜春市5家,上饶市4家,九江市3家,新余市2家,赣州市1家,鹰潭市1家。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在各市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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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论文联盟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交通便利,在江西境内,“郡邑无不通水”(李肇《国史补》),因而内河航运及造船业相当发达;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使得江西经济基础雄厚;人口众多,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最多,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 852 684,东南地区占8 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 365 533户,占东南地区的16%,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学校、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6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为江西人才(自然包含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这些探索,无疑是对“江西文学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合理阐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我们同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1]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其次,沿着文学地理学的思路,我们还能发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这种状况如果结合梅新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形态与]变》一书中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也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才使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第四,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 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正是有了这种科举的辉煌,才使江西的人才能够走向全国,而这也为江西文学家的脱颖而出夯实了人才基础。

第五,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而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关于这一地域政治人物的分布状况,我们分列《江西宋代宰相一览表》、《江西宋文武鼎甲表》和《宋代江西进士表》三表表示(附文后)。

根据这三个表统计——1.宰相:抚州市3人,上饶市3人,吉安市3人,并列全省第一;南昌市2人,九江市2人,并列全省第二;景德镇市1人,新余市1人,并列全省第三。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11人。2.文武科鼎甲共34人:上饶市10人,列全省第一;吉安市5人,列全省第二;抚州市4人,宜春市4人,并列全省第三;南昌市3人,景德镇市3人,并列全省第四;九江市2人,新余市2人,并列全省第五;赣州市1人,列全省第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3.进士(不含宗室93人,共5 452人)②:抚州市1 282人,列全省第一;上饶市1 029人,列全省第二;吉安市1 025人,列全省第三;宜春市582人,列全省第四;九江市449人,列全省第五;景德镇市315人,列全省第六;南昌市247人,列全省第七;赣州市223人,列全省第八;鹰潭市148人,列全省第九;新余市105人,列全省第十;萍乡市47人,列全省第十一。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 470人。根据这三个表的统计数字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显示,鄱阳湖地域在宋代既是文学家密集之地,同时也是政治人才密集之地,从二者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地域文学家的崛起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宋代,鄱阳湖地域堪称江西文化核心区域,是江西人文鼎盛,人才荟萃之地。

注释:

阳江论坛范文第2篇

一、南路阳戏入湘黔

(一)阳戏入湘黔的历史背景同样,湘西南路阳戏受东“阳”西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大大促进了阳戏在湘黔一带的传播。这次移民潮发生在“元末明初”,朱元璋安定西南、充实边防,在湘西、黔、滇一带大量屯军屯民,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强了文化艺术的的交流和传播。东“阳”西渐的原因之一,明太祖时期,大批江淮将士被征调征战在滇黔前线,而驻扎在湘黔边境的多为江西籍将士。他们不仅带来勇武的斗争精神,还包括丰富的江南文化。贵州安顺一带的地戏、云南玉溪的关索戏,当然也包括黎平一带的阳戏。其曲调具有弋阳腔的特点,粗犷、明快、激越,间有帮腔、滚调形式。湘西、黔中、黔东南阳戏唱腔亦是由江西弋阳声腔演化而来。原因之二,明正统二年(1437),江南地区“连遭荒旱,人民饥甚,流移甚多”〔11〕,许多江西农民逃荒流入湖南,有的流落到黔阳、洪江、怀化等地落户。〔12〕P259这些逃荒的难民同时也把江西的傩戏、弋阳腔、采茶调等民间娱乐形式带进来,与本地的民间文化形式相融合。原因之三,清朝雍正四年(1726),为“使地方永远宁谧”,清政府以武力废除“土司”制,实行“改土归流”制度。〔13〕P6551一时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当地居民百姓大量外流。同时,外地人也相应地流入湘西一带。人口的外流内进,促进了民间艺术的相互交流、影响,阳戏因之得到广泛传播。

(二)阳戏传播湘黔的证据西南阳戏有许多“江西”原素:首先,黔南、黔东南及滇众多阳戏坛艺人的祖籍为江西、湖南。在贵州许多受访艺人说自己祖籍江西。如息烽流长乡阳戏坛四坪村阳戏坛掌坛师黄晓亮,祖籍江西吉安,明初迁至四川内江,祖父时才从四川内江迁至现址。开阳南龙乡中桥村阳戏坛掌坛师刘正远,祖籍江西吉安。据《刘氏宗谱?修谱序》“原籍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明成化年间迁楚南衡州府常宁县礼义乡修义里充花沟至国朝定鼎。”在阳戏演出盛行的黔东南,江西籍移民更为多见。据黎平韩氏家谱载:“始祖韩添公,江南徽州婺源县人也。大明时开辟靖州,委以重任,封为讨掳将军……至永乐二年(1404)拔军之时,四世祖礼公,分守湾寨屯。叠生五支,始靖州,后五开(今黎平),皆有田园庐墓存焉。”韩姓在黎平已有24世。江西杨、吴两姓在黎平定居者甚多。更为偏远的滇、黔一些地方阳戏坛演出成员,其祖籍主要是江西、湖南两省。据唐永啸对流布于云南文山州的梓潼戏调查,其戏班成员祖籍主要是江西、湖南等地:斗法梓潼戏坛,共十五人,祖籍江西;仰天窝梓潼戏,祖籍江西、湖南。〔14〕P48还有,黔东南地区留下不少明清时期江南文化随商贸联系传播的记录。古时湘、鄂、川、黔凡是水运航道能辐射到的区域皆为江西富商巨贾的传统商路。据《唐国史补》载:“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15〕P62而黔东南黎平府有明代万寿宫演戏的记录历史。据《黎平府志》载:黎平城内早在弘治三年(1490),在城西广运街建了内有大戏楼的城隍庙;在城南相家坡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五显庙;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建了内有大戏台的杨公祠;嘉庆二年(1797)建了内有大戏楼的万寿宫等等。〔16〕P125-128这一时期湘西、黔南大修“万寿宫”,因为只有商贸繁荣,商贾聚集,修建江西会馆成为风气,方能有钱筑戏台、唱大戏。湘西亦有还愿阳戏演出的记录。前文《沅州府志》所载的“许愿于神之事,若五显三公”,“凡酬愿,设位于空旷处,请巫降神”的酬神还愿戏,其演出形态与川黔地区至今流行的阳戏仪式戏极为相似。只是由于西迁的移民和流动的商贾把家乡的戏曲歌舞与当地的民间艺术相融合而发展形成新的曲艺形式,使得后期湘西阳戏演出不再含有仪式活动。从以上艺人籍贯,相关戏剧文物,以及阳戏在这一区域的演变情况,可以得出黔东南阳戏、湘西阳戏是在东“阳”西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三)阳戏传播湘黔的途径古时交通不发达,地理条件成为影响地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湘西位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上,地势渐高,高山徒增,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水路运输就显得十分重要。位于阳戏带的水路,首推长江干流,其次是流入洞庭湖的沅江、芷江、澧水。其中,沅江上游贵州的锦屏、天柱、瓮洞和湖南的会同、洪江、中方、溆浦、辰溪、泸溪、沅陵也是阳戏繁盛流播区域。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南路阳戏传播和水路运输的关系。据调查,贵州天柱阳戏是由湖南黔阳地区(今属湖南怀化市)传入的。由于这一带群山叠叠,沅江成为出入湘黔门户的主要通道。沅江又称沅水,在贵州都匀汇入了分别来自南源的龙头江和北源重安江,始称清水江。清水江东流至洪江市与舞阳河汇合后,即称沅江。沅江在湘西辰州一带汇入酉水,水量颇丰,有较强的运输能力,是旧时联系湘黔的重要交通运输线。可以说对于多山的湘西、黔东、黔南地区来说,沅江就成了茶、马、木材、药材出入云贵的水运古道。戏路随商路,湖南黔阳阳戏传入贵州,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贵州福泉阳戏。福泉与天柱仅一苗岭之隔,但其阳戏形态呈现与湘西阳戏迥然的风格,而宗主川派系统阳戏。这足见水路交通对这一地区文化传播影响之大。事实的确如此。旧时湖南黔阳和贵州锦屏、天柱、远口、白市、瓮洞等地,沿着沅江、清水江一路码头都有流传杨公调,祭祀时常唱阳戏。贵州《黎平府志》“杨公祠”条载:“杨公祠,即镇江王庙祀杨五将军,在府城南隅神鱼井右,乾隆三十四年建,嘉庆十八年重修,为黎平会馆。又敦寨簸箕滩有杨五庙,船过此甚险,往来竭诚祷祀以保无虞。”〔16〕P126—127阳戏艺人何长盛(生于1923年)回忆:他从八九岁到二十几岁都看过杨公庙庙会演唱阳戏。进入庙会看阳戏的又不少是湘黔在清水江、沅江放排撑船的水运工人,他们看阳戏的同时祈求平安。一些清水江上的放排老板和放排工人中的阳戏爱好者,先是有意无意地学唱阳戏,后请师传教,阳戏便在天柱一带流传。〔17〕P284天柱阳戏来源与之相仿,最早看到阳戏的是经清水江到沅江放排、跑码头的工人。据天柱县度慕《陈氏族谱》载:“康熙大疫,合族皆染,固适公避疫香炉坡,数载温散嗣归,重兴寨户……恐疫复袭,咸丰八年(1858)请戏入祠,‘作万人缘’”,〔18〕P2可知,天柱、锦屏等县的阳戏大约从清咸丰年间开始流行,至今(2012年)已有6代。古时,确有大量黔东南阳戏坛艺人积极向湖南阳戏艺人学习的记录。首先,采取请进来的方式,请湖南阳戏艺人授艺。例如,黎平顺化瑶族乡桥头寨阳戏坛就有请湖南阳戏艺人学艺的经历。黔东南最早演阳戏的是黎平,阳戏传入黎平的第一个定居点是顺化瑶族乡桥头寨。瑶族乡桥头寨阳戏坛 “至今已经相传五代,第一代是生于嘉庆四年(1799)的杨光庭。他十七岁(1816),请湖南阳戏艺人进寨教戏,学徒10多人。”〔18〕P2当然更多情况是走出去,黎平、天柱很多艺人有到湘西学习的经历。清道光三十年(1850)黎平县潘老寨的杨生保、陈国光去湖南靖州的浦口学阳戏,当年回寨建立阳戏班演出。〔18〕P5天柱县远口园田艺人吴述德早年师从湖南会同县阳溪戏师杨开基。实际上,黔东南阳戏与湘西阳戏同属一个系统,前者是后者向西部山区纵深演播。黔东南阳戏距祭祀酬神的核心最远,为民间小戏形式。与早期的傀儡酬愿戏相比,这些地区的阳戏积极吸收融合当地的花灯、花鼓等地方曲艺形式,世俗性、娱乐性大大加强。以上是阳戏在江南和西南地区以东“阳”西渐为主体方向的多层面传播情况。当然,这只是传播的主体方向,具体过程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多种异化现象。

二、川地阳戏播黔滇

江南阳戏传播至川地,积极与当地本土文化的融合,并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如云南、贵州除黔东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阳戏在传播史上再次发生了大的转向——南转。贵州阳戏来自四川。讨论贵州阳戏渊源之前,应该正确理解“川地”概念。川地指古蜀地,包括现在重庆市,云南东北部和陕西南部广大地区。贵州遵义、湄潭、桐梓、凤冈、正安、务川、道真、思南、沿河等黔北、黔东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隶属四川辖制。《阳戏全本》民国37年本《接圣》唱词:“家住贵州铜梁府”,铜梁府原属四川东道。同版本《接神》唱词:“请贵州胡蛮子去请涪州胡贵郎,头戴凤冠一顶,近前行水又行相。”可知贵州、重庆民间多用文化间交流。而阳戏在黔南、黔西的罗甸、福泉、瓮安、惠水、长顺、平塘、金沙、织金等流行地,主要归因于川、黔地区区域间之民族迁移的影响。从多维角度看贵州阳戏,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由川入黔的传播途径。从演出形态看,贵州“即于家歌舞娱神”、“燕乐亲友,时以夜为常”〔19〕P416的阳戏演出形态,其许愿形式、还愿的目的、活动程序等方面,皆与“伪饰女旦,亦居然梨园弟子,以色媚人者”〔20〕P766的酉阳阳戏演出形态相吻合。从戏坛主神看,贵州中北部阳戏与川、渝祀奉相同主神。黔北、黔东北阳戏都把历史上长期流行于巴蜀的“川主、土主、药王”看作戏坛“三圣”。更有甚者,在黔北遵义、桐梓一带阳戏坛如川北地区一样,除奉“三圣”外,“近或增文昌曰四圣”,亦称阳戏为“梓潼戏”、“文昌戏”。从演出剧目看,贵州各地阳戏文本同样能证明黔地阳戏,尤其是黔中、北部阳戏与川地阳戏的传承关系。黔北、黔东北阳戏坛所请神只除阴阳二十四戏外,还有“棚上、棚下二十四戏”,与川蜀地区阳戏同出一脉。况且,川、黔两地所演有关二郎主神的剧目、剧情几乎相同,均以二郎降伏孽龙故事的为主线。贵州除黔东南以外的阳戏,都有一个共同的剧目《二郎降龙》。罗甸戏坛为《二郎锁孽龙》、开阳戏坛为《梦斩逆龙》、息烽戏坛为《降孽龙》、道真《三元台》,《平越直隶州志?风俗篇》所载李樾“太平阳戏诗”亦见阳戏唱“二郎降龙”。此剧在各地虽有差异,篇幅长短略有不同,但主要情节相同,皆写川主李二郎在四川灌口降服孽龙,为民除害的故事。以二郎神为主角的另一出剧目《桃山救母》,唱述二郎神杨戬劈山救母的故事,同样广泛流行于贵州各个地区。从艺人师承关系看,川、黔两地间阳戏坛班有师承关系。在田野调查时,当说及阳戏传承情况时,有的阳戏艺人及掌坛师常出口成诵“教由西蜀传千古,法播黔南第一家”的诗句。当问及阳戏艺人的祖籍时,他们给出的回答无外乎两种:一是祖辈有四川迁入贵州,一是祖辈由江西到四川,再由四川迁入贵州。有的还以家谱为证,如前文所提开阳县南龙乡中坝村掌坛师刘正远出示族谱《刘氏宗谱》就记载祖上从江西吉安先后迁到湖南衡阳,再迁四川子贡,最后到贵州开阳。从口语特点看,《上云台》《三圣登殿》《将军闯营门》《下河东》等文本中的语言带有四川口语。如《将军闯营门》小鬼一段:“小鬼生得恶,头上八只角。栓在西(须)弥山、蹦断九股索。小鬼生得懒,睡在床上喊,嫂嫂铲锅巴,吃了几大碗。”《上云台》:“太阳出来红似火,二八佳人胭脂抹,有人问我名和姓,邓铁匠家婆娘就是我。”等等。可见,黔北阳戏、黔中、黔南阳戏与川渝阳戏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阳江论坛范文第3篇

如皋雕刻艺术品在深圳受关注

2012年12月10至11日，如皋市工艺美术学会和红木商会受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荐，会长陈洪生和秘书长范国华以及两名雕刻艺人，携带20件雕刻精品，赴深圳参加了第11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展览期间，如皋红木艺术精品和雕刻艺人的现场表演为江苏军团争得了靓丽看点，世界技能组织西蒙主席三次参观江苏展厅，并对如皋红木艺术品予以高度评价。（陈小梅）

紫檀文化高峰论坛在杭举行

2012年12月13日下午，在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了“中国紫檀文化发展高峰论坛”，是东阳工艺美术2012大展活动之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东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限公司、东阳市紫檀博物馆承办。

陆光正、冯文土等在内的所有部级以及浙江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参加本次论坛，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等众多专家、教授围绕《紫檀红木的起源和紫檀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紫檀作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内涵》、《紫檀家具在现代生活中的需求趋势》等议题，积极献言献策，对紫檀文化、家居文化等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本次论坛承办人、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东希望，通过论坛、博物馆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为紫檀文化交流、鉴赏、研究提供展示交流平台。（翟继红）

瑞丽开展通用技术培训

为规范市场和保证产品质量，2012年12月11日在南亚红木家具国际博览中心四楼会议室举行了2012年度国家《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标准贯标、培训会议。

云南省家具协会会长席辉、瑞丽市政府副市长排桂红、德宏州瑞丽红木家具行业协会会长金华以及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德宏州消费者协会、市工商局、瑞丽市林业局、市木材协会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德宏州瑞丽红木家具行业协会会员企业法人代表及销售负责人参加培训。（周飞翔）

深圳首届红木艺术品爱心拍卖

为展现深圳“红木人”的博爱情怀与奉献精神，以“红遍大地，爱传万家”为主题的首届红木艺术品慈善拍卖会将于2013年1月举行。该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主办，深圳市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办事处、深圳市宝安区红木家具行业协会承办。

深圳红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是目前全国最早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红木家具生产企业，各地一流的木雕艺人、能工巧匠也云集于此，庞大的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使深圳一度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并吸引了众多的红木收藏者和投资者，为回馈广大红木爱好者，深圳市特举办红木艺术品一元起拍爱心活动，并将部分拍卖所得捐赠给观澜华阳孤儿院。（金军）

如东举办南通家具行业年会

2012年11月27日，由如东县人民政府、南通市家具行业商会（协会）主办，南通雅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承办的南通市首届文化发展论坛暨2012年南通家具行业商会（协会）年会在如东县举行。中国家具协会、省家具协会、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和200多名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阳江论坛范文第4篇

一路荆棘也是一路风光，生命的足迹，在于精雕细刻后闪耀思想的光芒。王阳明在修文时间不足3年，但一方山水，孕育了哲人的学识造诣；圣人之道，也润泽了山间的荒芜原野。谪居龙场期间，虽身处逆境困难诸多，但王阳明仍潜心研究《易经》，反思程朱理学，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龙场悟道，持守 “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创“知行合一”学说，奠定了“致良知”的学术基础，并最终创立了“心学”体系。同时，他创办了龙岗书院，聚徒讲学，并受聘贵阳文明书院授课。研读讲学之余，王阳明不辞辛劳游览附近的山水风光与名胜古迹，所到之处或著文，或吟诗，这些诗文反映了劳动生产，展现了士民友情，记录了民风民俗，饱含着人生哲理，也宣传了自己的心学思想。

从历史上看，王阳明与修文的邂逅或许只是一种巧遇，然而在修文期间将自己思想学说终集大成的壮举，却始终牵系着这个地方百余年来的缕缕文脉，成为修文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地域精神。如今的阳明心学不仅对中国产生着颇为深远的影响，还远及海外成为哲学史上的重要突破，龙场被当今中外学者称为“良知之源”，修文也因此而被誉为“王学圣地”，被中外学者尊为阳明心学的“耶路撒冷”。

时光荏苒，当下的阳明文化已经成为修文乃至贵州一张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在新时代，修文县不仅仅是阳明心学的见证者，更需要挖掘“龙场悟道”的创新精髓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将弘扬阳明文化作为重要历史使命，致力于阳明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致力于历史遗迹、遗址的修缮和保护，加强阳明文化渗透力建设，发挥阳明文化的寻根体验、启迪教化作用，全力推进阳明文化宣传推广、普及教育和品牌塑造工作，将阳明文化根植在这座城市的精神轨迹里。

修文县阳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王学专家和王学爱好人士，他们不定期开展学术研讨，从事阳明文化的研究发展工作，也使得中心成为了阳明文化的研发载体。作为修文县人才培育、对内研学、活动组织、对外交流的常设机构，阳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长期组织举办各种各样的阳明文化活动，为阳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多部学术刊物，考证了20多种学术成果，目前，正在组织筹备出版8本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充分认可的阳明文化读物。

搭建阳明文化交流平台，不仅能弘扬阳明文化品牌，还能对阳明心学体系进行更好的研究。修文县曾先后成功举办过4届“国际阳明文化节”，并举办了有关阳明文化的学术讨论会、研讨会与高端论坛等活动，为海内外专家学者搭建了很好的文化交流平台，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阳明文化传承、弘扬和品牌塑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16年起，修文将每两年举办一届中国国际阳明文化节，逐步将阳明文化节培育升级为省和部级文化重要节事活动，打造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知名品牌。

从2013年至今，修文县创办的“重德修文”大讲堂不断组织阳明文化专家、名家深入机关、学校、社区、农村开展阳明文化讲座，大力倡导阳明文化深厚的时代价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引领道德风尚。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重德修文”宣讲活动2500多场，听众达6万多人次。随着“重德修文”在全县的不断深入，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如今已形成修文县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的一道风景、一张名片。为了更加丰富阳明文化传承形式，还邀请电视台拍摄关于阳明文化的纪录片、宣传片、微电影等，并在主流媒体上大篇幅宣传推介阳明文化，挖掘阳明文化时代价值，大力倡导“知行合一”精神，提升了阳明文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在大力传承文化、弘扬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抓好阳明遗迹遗址的保护工作。阳明洞、玩易窝、蜈蚣桥等已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争取到国家、省、市文物保护经费进行修缮和保护。以发展来促进保护，充分挖掘、保护和整理阳明文化历史遗迹、遗址，按照贵阳市“千园之城”部署，规划建设玩易窝公园，以玩易窝遗址为核心，进行遗址修复，修建环园路、广场、仿古亭、文化柱等。

为了树立阳明文化城市的形象，将阳明文化元素更好地植入城市规划建设，修文县举全县之力，开启了以阳明洞为核心的中国阳明文化园项目建设。将阳明文化做成产业、做成实体、做成品牌，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阳明文化品牌的世界影响，加快推进修文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在今年10月第五届阳明文化节之前，园区将会揭开神秘面纱正式亮相。同时，办好阳明学校、修建阳明文化主题小镇、打造阳明文化旅游路线等各项重点工程项目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最终形成“处处体现阳明文化、处处体验阳明文化、处处点染阳明文化”的城市文化氛围。在全县美丽乡村建设、城市河道整治、街道院落和机关企业学校等方面也充分植入阳明文化元素，将修文塑造成为符合时代需求、引领现代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阳明文化城市。

今后，以中国阳明文化园为平台，突出功能导向、模式创新、品牌打造，丰富特色文化内涵，打造全省及至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修文县上下一心的目标。依托阳明文化节为载体，争取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的相关“阳明文化论坛”、“儒学论坛”在修文举办。依托“龙岗书院”平台，定期举办“阳明学国际论坛”、“龙场国际儒商论坛”以及儒家与大文明的“高端文明对话”，把修文龙场打造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学术高地。强化系列阳明文化打造，成立中国阳明研究会、阳明书画院，做大做强“知行印社”，促进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走向市场转为文化商品。组建阳明文化演艺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打造《龙场悟道》大型实景剧。推动阳明文化在旅游开发、文化创意方面形成产业，进一步塑造阳明文化品牌，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地提高阳明文化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阳江论坛范文第5篇

欧阳修，一代宗师，24岁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家中宋朝的四位大家均属他的门生。苏轼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然而，这样一位在政坛、文坛成就斐然的宗师却一辈子绯闻缠身，40岁被贬滁州自称“醉翁”，这都是“绯闻”惹的祸。

“绯闻”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传闻，可是它确实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屎盆子扣在头上能让你一辈子洗不干净。无论是政敌还是那些并无多大敌意只是喜爱搬弄是非的人，都很喜欢玩弄这一招，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弄得遍体鳞伤狗血喷头。可是，一般情况下，“绯闻”又不一定全是空穴来风，往往是有一些噱头，或者是有一些把柄、“小辫子”之类的东西被一些人抓住，夸大渲染，弄成跟真的似的，让你说不清、道不明，浑身痒痒又无处下手。欧阳修性情直率，无论做诗还是政论都直抒胸臆，他胸怀坦荡，从不避讳什么。俗话说“祸从口出”，这就是他给自己招灾惹祸的起因。

欧阳修曾遇到两次大的绯闻，一次是说他和外甥女之间的是是非非。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嫁给了张龟政，张龟政前妻曾留有一女，年龄尚小。张龟政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不是亲生的女儿投奔欧阳修家寄住过一段时间，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小女长大成人后眉清目秀，玲珑可爱，而且又惹上了和仆人有的官司，在审讯中张氏慌乱中竟然说出了她未嫁时和欧阳修之间的诸多难听之词。据野史《默记》载：“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张氏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胡说和欧阳修之间有不雅之事。这无疑在北宋政坛上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虽然经数月的审理，证明张氏的供词查无实据，然而却给欧阳修政见不同者，以及平时在感情上和欧阳修就不对付的一些人提供了寻衅找事的噱头。当时的欧阳修在庆历新政中力主改革，得罪了不少守旧的权贵，这些人一看机会来了，就千方百计地把问题搞大。政敌钱勰就搞到了所谓的“证据”，声称确有此事，欧阳修的小词《江南柳》就是明证。“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微丝轻哪忍折，莺怜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行，堂上簸钱堂下走，凭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词确实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张氏七八岁到了你家，那时候就像初春的嫩柳枝，“莺怜枝嫩不堪吟”，到了十四五岁出嫁的年龄了，“凭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你对自己的外甥女是早有图谋。听到这些非议，欧阳修彻底傻了，真是有口难辩。这件绯闻无论是真是假都给欧阳修带来了心灵的创伤，他也因此而被贬滁州。那年欧阳修已四十岁，遭此闷棍突袭，能不烦闷吗？后来这也就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千古名句。其实是，欧翁不寄情于山林清泉之间，怎么能释怀心中的烦闷呢？

欧阳修的第二次大的绯闻是他的内弟薛宗儒弄出来的，薛宗儒惹了官司要欧阳修在皇上面前保他，可欧阳修偏偏上书要严惩薛宗儒的恶行，薛宗儒十分恼火，于是编出了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春燕有不正当关系的谣言。外边人看到欧阳修自家院里起了火，是家丑曝光，多相信此事为真。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帷帐不修”，闹得沸沸扬扬。但当时的宋神宗很有主见，他相信欧阳修，亲自过问此事，把事情给压了下来。绯闻能闹到最高权力者出面解决，足见声势之大。欧阳修虽得以正名，然而他的内心受伤程度可以想象。

欧阳修德高望重，为什么绯闻缠身？想必这跟他卓著的文坛声誉和政绩有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另一关节点则是“人非圣贤”，都有疏漏的地方，在不经意间授人以柄，暴露出人性的某些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