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语录范文第1篇

汪涵生活中是个爱安静的人，而这也是他放松的一种方式。“安安静静地坐着，什麼都不听，就坐在那个地方，泡一杯茶，有可能也不喝，或者是挂一幅画在家看一看，反正就是处在一个不讲话、安静、缓慢的这麼一个状态。”

别看汪涵如今喜好安静，小时候却是爱动，有着“功夫梦”。“我到对门去串门，在书架上偶然看到一本《少林点穴功》，窃书者不为偷，怀里一揣，赶快就回家了，回家就开始练，练了三、四个月，成果就是把自己弄吐血了。”

汪涵说自己身上有“江湖儿女”气息，在《天天向上》里，汪涵也是别人口中的“大哥”。他说：“意味着你要更多地为别人去考虑了，小而言之《天天向上》这几个，你得保护他们，有的时候你得教训他们，这个地方做得不对。身上还是有一些责任。”

让自己的脑袋变成一个电脑

喜欢独处的汪涵也不爱上网，甚至是不会用网络。因为在他看来：“获取知识越方便，你就越容易忘记，你不可能带个电脑去做节目吧。”做主持，不被嘉宾问倒，依靠的不是网络，而是主持人自己的头脑。这也是汪涵为何爱看书的原因，他说：“让自己的脑袋变成一个电脑，就必须要求你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记忆。”

卡拉OK只会唱张国荣的歌

汪涵最喜欢的香港歌手便是张国荣。“如果我进卡拉OK的话，只会唱张国荣的歌。”因为张国荣的影响，汪涵在高中时，设计“班服”都是借鉴张国荣的着装，“张国荣有一张照片，上面那个衣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白色，还有袖子这一节是灰的，我说那个好看。把图纸弄过来了，拿到一家服装加工厂，自己跑到株洲去买布料，跟全班同学男男女女收钱，一人做一件那样的衣服。”

孤独是一种还蛮好的状态

生活中，汪涵“不会刻意呼朋唤友今天去卡拉OK或者要去喝一顿来发泄一下自己，我甚至会刻意地回避一下，因为本身的工作就已经很闹了，再这麼闹下去弦儿就断了。”在他看来，孤独是一种不错的状态，“孤独是你内心充盈到已经不需要跟人有太多的交道，你内心就已经很充盈了，你可以跟天地精神往来。”

刷微博的时间还不如出去捡一个垃圾

汪涵语录范文第2篇

斯者逝矣，我们能做的，仅是用有限的文字来哀思和缅怀这位在两岸政治上曾被赋予重任的衷心爱国的老人。

千古知己，两度执手，先后离去

汪道涵老人的离去，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思念和遗憾。时光如梭，作为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汪老，与台湾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共同努力，使“两会”在1992年达成著名的“九二共识”，并为1993年新加坡的“汪辜会谈”奠定基础，为“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1998年，第二场“汪辜会晤”也得以在上海如愿进行。而从12年前汪道涵与辜振甫的那次特别会谈之后，汪道涵、辜振甫这两个名字从此就紧紧相连，成为重新开启海峡两岸高层对话的代名词。

汪道涵先生儒雅睿智，长期担任要职，上海市长任内，曾赴美国参访，邂逅台湾有“头号红顶商人”之称的和信集团掌门人辜振甫先生。在辜振甫先生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后，1991年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德高望重的汪老被推举为会长。面对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汪道涵展其大智慧，勇敢面对历史的挑战。“两会”在香港多次私下磋商，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口头共识。此后更有了“汪辜会谈”的历史性事件，两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两位巨人在会谈中所建立的深厚感情更是令炎黄子孙为之感动。

学养俱佳的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上海的两次会谈中，以中国的诗词曲赋，以京剧的清音雅韵，轻敲海峡和平钟声。而两人年龄阅历、风度才情、谈吐见识、背景爱好均堪称绝配。在中外媒体的眼中，身处两岸政治中心的汪辜二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却时时处处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典雅风范：汪道涵国学功底深厚，讲话中常引经据典；辜振甫饱览群书，说起平仄声韵也不含糊；两人虽有浓浓的书卷气，却丝毫不沾皓首穷经的书生迂腐，且均有爱国报国的心志。汪辜两人皆有瑜亮之才，却无“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结，彼此欣赏互有默契。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喜爱和深厚造诣，使汪道涵和辜振甫有了更多的心灵和语言交流，也使“两会”在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并肩走得更远。最为叫绝的是，辜振甫热爱京剧众所皆知；而汪道涵恰好也是个地道的戏迷。还在新加坡谈判时，两人就从惺惺相惜变成了朋友：汪辜两老一上来先聊了半个小时的京剧，再谈两岸关系。两人相见甚少，但友情常萦心头，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相酬答。据报道称，有一年，汪道涵以竹筒为礼相送，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他也回赠一竹制笔筒，意取“必统”之谐音。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浓浓的暖意。

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在历史的呼唤中踏上了梦萦牵挂的大祖国陆。握手和会见的场面与5年前新加坡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相似，不同的是，地点是在祖国内地的上海，而且握手者都已从七旬变为八旬。

在上海，汪道涵宴请辜振甫一行晚宴的九道菜，至今为各界人士所传颂，汪老通过宴会菜名巧妙地嵌入了对台湾同胞浓浓的骨肉之情：“燕语华堂”、“三元及第”、“琵琶琴瑟”、“兄弟之谊”、“情同手足”、“龙族一脉”、“喜庆团圆”、“前程似锦”、“万寿无疆”。这些颇具诗意的菜名，表达了两岸人民期盼统一的心声。

台湾媒体有报道透露，汪道涵在上海的家中，就存放着前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寄来的一盘盘录像，这是辜老自己所演绎的京剧名段。原来，这两位“京剧知音”相隔天涯，不知何时才能再次会面。要继续畅谈票友间的心得，辜老便把自己感到满意的一段段票戏拍摄成了录像，然后从台湾寄到了汪道涵上海的家中。每隔一段日子，汪老就会收到辜振甫自拍自唱自演的录像带。汪老每次看完后，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盘盘“情意”好好珍藏。通过这种特别的方法，虽然遥距千里，两人又能开始“形神俱全”地交流中华国粹。

而当人们还沉浸于2005年年初辜振甫先生先去的悲痛和“汪辜绝唱”的美丽而哀伤的故事中未能自拔，更是台湾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农历周年祭之际，谁都没有想到，汪老竟也在年尾追随而去，为“汪辜时代”划上了句号。或许，在天堂，他与挚友能够再次相会。

12月24日晚，曾经和夫婿辜振甫一道，和汪道涵有过数面之缘的辜严倬云，为汪道涵的仙逝发文悼唁，文中提及：“虽仅数面之缘，但对两岸关系的关切心意相同，引为知己。”

儒者智者，音容笑貌，树一代风范

老人的身体不佳，早在报道中时有所闻：近年来，汪道涵先生身患前列腺癌和胰腺癌，病情已相当严重。加之他在10年前曾因胃癌开刀，身体状况很差。然而，病中的汪老依然在为祖国统一和两岸和平鞠躬尽瘁。

回想当日辜先生驾鹤先去，隐居松江的汪老伤痛不已，但终因年事已高，又有记者采访中传递的“我身体不好，感冒引起的支气管炎刚好，现在又转成卡他性中耳炎，讲话也听不清楚”等原因未能赴台参加追思，只能派专人前往悼唁，并在悼唁文中发出“天若友情，亦有憾焉”的感叹，和“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缔，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的愿望。可以说，汪辜的深厚感情，不仅在于两人的“私志”相契，更是浓郁的乡愁和爱国情怀的使然。

尽管个人生活极其低调，媒体报道中关于他个人的东西只是支言片语,但是几乎汪道涵的每一次公开出现，都被中国人给予了无限的期望。年内，汪老先后会见以“破冰之旅”名义访问大陆的中国副主席江丙坤、以“和平之旅”名义访问大陆的中国主席连战、以“寻根之旅”名义访问大陆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事后才知道，当时汪老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但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汪老，仍然是人们熟悉的神采奕奕、儒雅倜傥的样子。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是在强撑着病体为两岸和平事业奔走。细心的人还发现，汪老的头发稀疏了许多，这正是多次化疗的结果。

在会见连、宋时，虽然身体很虚弱，但是汪老坚持要站着亲手将礼品送给连、宋两位主席，为了不出意外，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礼品中，需要打开展示的都是分量比较轻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和《水墨玉兰》。而两位主席回赠的礼品中，连战回赠的辜振甫先生油画画作和宋楚瑜回赠的琉璃制品分量相对重些，温和醇厚的汪老不用别人代劳，亲手接下礼品。这让旁边的工作人员着实捏了一把汗，他们赶紧在第一时间内把礼品从汪老手中接走。汪老待人接物的谦谦君子之风，始终没有改变。

汪老是政治家，也是学者，他1985年获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讲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课程。2005年12月8日，汪道涵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解释如下：“先生为杰出和资深的政治家、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曾任上海市市长。他获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长期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福祉及相互了解的重大贡献。多年来汪道涵鼎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发展，及中大与上海市各院校及其他内地院校间的学术联系。”

汪道涵嗜好读书，还喜欢欣赏外国古典音乐，爱看京剧，下围棋。他的儒者、智者风度和文学、艺术的造诣，也使得他的身边因此而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者，据《传》一书介绍，党和国家的第三代领导人同志年轻时就为汪道涵先生所推崇，在其成长初期曾给予有力的支持，两人此后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问学集》、《勃艮第与文艺复兴》、《全球银行学》、《多元化金融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以及最近出版的《读书》月刊，这是汪老去世前三天给秘书列出的一张书单，其出了名的嗜书如命可见一斑。与其秘书介绍的汪老“没有书就没法过日子，只要能站起来就要去书店”的情形相对照，其儒雅博学之精神风貌更给人留下深刻烙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儒雅、博学，嗜书如命之人，12月6日，这位向来先知先觉的老人，将其毕生收藏的几十万册珍贵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安徽省的明光市图书馆，得此信息，人们愕然。他的儒雅、他的博学、他的爱国情怀、他的政治智慧，以及他的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信念，他的宅心仁厚，他以宽容对待历史、以前瞻对待未来的风格，直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一以贯之，都为国人树立了一代风范。

二老声与名俱在，祖国统一是主流

日月潭含泪，扬子江悲泣。尽管汪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出毕生的力量，尽管他是在安详中平静地离去，但遗憾的是，汪老终生未能跨过那“一湾浅浅的海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

我们为汪老的逝去而悲痛，因为从此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尊敬的长者，还失去了一位为民族大义不苟生死的英雄。

曾记得连战来大陆，汪老曾以90的高龄，以久病的身躯会见了连战，并赞许连战的“和平之旅”是成功的，说国共两党达成对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愿景的共识将得到两岸人民的赞同和拥护。

也曾记得宋楚瑜来大陆时，汪老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没有化解不了的恩怨，没有抛不开的成见。和平发展难能可贵，民族振兴弥足珍贵。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两岸关系理应走和平发展、合作双赢的道路。”

他在垂暮之年，在病榻之上，仍然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其拳拳赤子之心怎不让国人敬仰。汪老离世的噩耗传到台湾、传到海外，引起多少渴望祖国统一的炎黄子孙的哀悼和伤感。

九十年代末，汪道涵先生曾一度计划赴台参访，并为赴台做出过很多的努力。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参访团结束大陆的“融冰之旅”后，曾盛邀汪道涵访问台湾，说希望不久能在台北与汪老一起看戏。汪道涵深为感谢，欣然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记着曾有记者问汪道涵先生是否愿意去台湾时，汪道涵回答说：“我想不想去台湾的问题，要看两岸关系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据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知名专家章念驰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汪老曾希望去台湾看一看，希望以亲人的身份，看望台湾同胞，行程定为温馨的“探亲之旅”，然而就在汪道涵束装就道前夕，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使“两会”交流的基础不复存在。对此，章念驰认为，未赴台湾对汪老个人来说，对两岸关系发展来说，都可谓具有“悲剧意味”，也让人悲痛不已。但是，章念驰认为，汪老的离去是两岸关系史上的重大损失，“汪辜会谈”已然成为绝唱，但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会停步。

荣誉主席连战对汪老的过世表达内心哀痛，表示：“道涵先生致力两岸关系，所做努力和贡献，永为各方景仰。”

主席闻讯表示哀悼，他表示，汪先生在过去十多年两岸关系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1994年辜汪会谈所签下的协议。还称许汪道涵，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和平工作上，温和理性有创意，令人印象深刻。

宋楚瑜称许汪老对两岸和平的贡献，在听闻讯息后的第一时间，透过媒体向汪老家人表示沉痛的慰问。宋楚瑜说，汪老对两岸和平贡献甚多，未来也希望能够具有像汪道涵这样有份量的人，把两岸问题好好化解。

如果汪老的在天之灵听到这些，他一定会感到宽慰，也一定会为海峡两岸走到一起的美好愿景充满信心。一位搜狐网友作诗悼念写到：先辈已乘黄鹤去，空余国殇与乡愁；汪辜一去不复返，后人立志去前忧；淅淅呖呖台北雨，呜呜咽咽黄浦流；二老声与名俱在，祖国统一是主流。

是的，汪道涵老人走了，但中华民族复兴与和平统一大业不会停步。正如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致电海协会所表达的：“九二会谈，已成绝响，两岸新局，已然展开。先生之行开两岸和平之门……”

汪道涵先生生平简历

汪道涵是安徽嘉山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行署副主任、专员、地委委员等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长、政委、省财办主任、财政厅长。

一九四九年后，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九五三年后，历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八年后，汪道涵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七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九年当选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被推选为第九届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一九九四年被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聘为名誉董事长。是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九八五年汪道涵曾获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讲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课程。

汪道涵极爱读书。尽管时常工作到深夜，他也要从堆满床头的书堆中拿出一册看。逛书店是他的最大嗜好，他每月都要购置一些书，内容从文学评论、历史专著、名人传略、音乐、美术，到科技专著、经济理论等， 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汪涵语录范文第3篇

湖南卫视一位主持人在采访洪灾途中，遇见一名为学费而窘困的孤儿，他即施援手，并承诺日后尽力相助。之后8年，这位主持人事业渐趋辉煌，名气渐大，但他信守着自己的诺言，不仅资助这名孤儿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及三年初中，并在这名孤儿打工两年之后，再把他送回了课堂。不久前，这位孤儿将自己对主持人大哥的深深感激之情，诉之于自己就读学校的墙报上，人们才读到这则感人肺腑的故事。

这位主持人叫汪涵，是湖南卫视的“名嘴”。他主持的栏目有《真情》、《越策越开心》、《娱乐无极限》及《超级英雄》。这些栏目都是湖南卫视的名栏目，汪涵亦被数千万观众认可为“真情使者”和“策神”。他扶助的孤儿叫谭俭，现就读于部级重点职业中专－－湖南沅江职中173班。

洪水茫茫中，驶来生命的诺亚方舟

今年18岁的谭俭是湖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东红村人，自小便命运坎坷。他生下来才6个月，正嗷嗷待哺之际，年轻的妈妈却因心肌梗塞撒手而去。可怜的小谭俭就在父亲的泪水和米糊糊中长到两岁。可是，命运仿佛有意和这个小小的生命作对。1987年的春天，小谭俭的父亲又感染上湖区常见的流行疾病“勾体病”，在急救了10多天后，最终也人去财空。从此，失去双亲的小谭俭便与70多岁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并在乡亲们的接济和帮助下，勉强上了小学。可是，小谭俭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96年夏天，谭俭小学还未毕业，长江流域普发特大洪水，位于南洞庭之畔的沅江市十垸九溃，谭俭所在村庄未能幸免，一夜之间成了水乡泽国。家园毁了，村子里的人都住到了大堤上，谭俭的爷爷奶奶也在大堤上搭了个木棚，爷孙3人才有了栖息之地。到9月初，村里的孩子都在堤上临时搭就的教室里上课了，家无分文的小谭俭却因交不上学费，只能望着一河浊水发呆。

也许天可怜见，命运多舛的小谭俭终于等来了他生命中的诺亚方舟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

9月11日上午，湖南卫视灾情采访组来到重灾区泗湖山镇采访,汪涵是采访组人员之一。出生于湖南湘潭市的他，第一次接触洪灾，深切感受湖区民生的艰辛，心情特别沉重。特别是灾情中的孩子，那一双双充满渴望而无助的眼睛，更让他在摄像之中一次又一次泪眼模糊。整个上午，他跑遍了泗湖山大部分村子，摄下了一个又一个灾区孩子无助的眼神。到了中午，采访组在大堤上休息吃盒饭时，他还在问别人：“有没有更困难的孩子呢？”陪同采访的时任泗湖山镇党委书记的姚立平说：“东红村有个孤儿，够可怜的，还真希望有人助他一把……”汪涵一听，胡乱扒了几口饭，就要求姚立平带路，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孩子。于是，汪涵打着雨伞、穿一双胶鞋，沿着大堤步行10余里路后，终于找到了谭俭。

一见谭俭，汪涵的心就痛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啊！只见他赤着脚，一身衣服皱巴巴的，皮肤发黄，明显营养不良，眼睛更是显得那么无助。汪涵先是问了他家里一些基本情况。当问到学习情况时，谭俭叫了一声“哥哥”，随后含着眼泪说：“哥哥，我还想读书……”汪涵的眼眶湿了，他翻了翻口袋，发现只有500元钱，于是他将这些钱全部塞进了谭俭的手里。接着，他又从带来的衣服中挑选一些适合的让谭俭穿。临走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片递给谭俭，并嘱咐他：“这个世界上好心人很多，只要你自己想读书，你就不会失学，这上面有我的姓名与电话号码，我就把你当作我的小弟弟，有困难了，你就给哥哥打电话……”谭俭含泪接过名片，点点头，默默记住了“汪涵”这个名字。

汪涵承诺做谭俭的哥哥时，自己21岁还不到，作为一名刚从业的传媒新手，他的薪水不高，出身城市平民家庭的他家中条件也不算好。但在那时，面对一双无助的眼睛，汪涵觉得自己陡然有一份帮助的责任。从那之后，每当工作之余，他都在心里默默惦记着那个乡下的“小弟弟”。一有空，他就打电话给泗湖山镇书记姚立平的电话，托付他关心并督促“弟弟”不误学习。

有了500元书学费垫底，再加上手足之情的温暖，1997年7月，谭俭完成了小学学业。

且缓打工，哥哥要再送你回课堂

1997年9月，新学期又要开始了，汪涵再给谭俭寄来了500元钱作为新学年的学费。此时，原益阳市委教委主任栗长才也热心资助给小谭俭2000元。有了这笔钱，另加汪涵不定期寄来的生活费用，谭俭不再为初中学习费用犯难了。在学校里，谭俭勤学守纪，几次评为三好学生，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活泼起来，脸上也多了血色。汪涵在谭俭的电话中获知了小弟弟的变化，非常高兴和欣慰。

1999年农历年底，在汪涵哥哥热情邀请下，已是初三学生的谭俭决定前往长沙去会3年不见的“哥哥”。按照汪涵电话中告诉的路线，谭俭径直来到了湖南卫视的演播厅。

一个三年前仅见一面的小男孩俨然如一名小男子汉陡然站在面前，汪涵还是一眼认出了谭俭。“长高了，长胖了，我的小弟长大了！”汪涵欢叫起来，立即放下手头正忙的事务，陪弟弟聊天，并关切地询问他3年来的情况。见如今声名渐响的“哥哥”真诚依旧，本有几分胆怯的谭俭顿时轻松了，忙向哥哥汇报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说爷爷奶奶身体也很硬朗，汪涵开心地笑了，说：“这就好，这就好……”

这天上午，汪涵忙完工作，便带谭俭去长沙名店富丽华吃了中餐。饭后，又带他去理了头发。装扮一番之后，汪涵又驱车带谭俭在长沙街头转了一圈。街道上车流如河，从未到过大城市的谭俭眼里充满了好奇与兴奋。汪涵一边开车一边说：“弟弟呀，回去后发狠读书，你读到哪一步，硕士、博士，我都撑着你。”谭俭感动极了，哽咽着说：“大哥，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下午，汪涵留谭俭住下，谭俭执意不肯了。尽管大哥的融融暖意叫他不忍离开，但他知道大哥很忙，不忍心打扰，再说，他还要回去做好功课准备中考。汪涵见挽留不住弟弟，便开车将他送到车站，并硬塞给他500钱，说是给他爷爷奶奶拜年的。谭俭感动得无语凝咽，只是对哥哥挥手又挥手……

俭初中一毕业，心里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承载了社会许多关爱的孤儿，想到自己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给身边的人特别是汪涵大哥添负担了。考虑再三，他给汪涵打了一次电话，仅告诉大哥哥自己已初中毕业。连中考成绩也没看，他就悄悄地走上了去深圳的打工之路。

那是2002年9月，在深圳，谭俭先靠做零杂工维护生活，但只做了几个月，觉得无法做下去了，后来历经周折，转到了宝安区一家印刷厂做业务员。打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谭俭和近30名员工挤住了一个房间，天气闷热难当，而且没有电风扇，月薪才600元，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后来，一位老乡见他口齿蛮伶俐，就要他到自己的客运中巴上喊客与售票。在偌大的深圳，他每天要站着转悠大半天，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喉咙嘶哑。不过，谭俭把这一切困难都看得很淡。他唯一想的，就是自己多挣钱，再去回报汪涵大哥。甚至，他希望自己能够富有，以令汪涵大哥惊喜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就是坚守这一想法，两年之内，他将对汪涵大哥的感激之情深埋心底，连电话也未跟汪涵大哥打一个。有时夜深，收工回来，望着天上一轮明月，谭俭思念“哥哥”之情涌起，他多次跑到公用电话亭，想给汪涵大哥说说话，但他一想到要给“哥哥”惊喜，就克制住了自己。

而汪涵，突然间不见谭俭的电话，十分纳闷，总觉心里空着。再过一段时间，仍无消息。他急了，小弟该没发生什么意外吧？他说已初中毕业了呀，考没考上高中呢？是不是在为读高中的学费发愁呢？忧心忡忡的汪涵打了很多电话，但数次询问都没问到消息。镇政府的干部讲：“谭俭不在家”。初中学校的老师讲“这学生初中毕业后，就一直没看到过了……”这使汪涵更加牵挂，甚至责怪起谭俭来，他还打算，只要一有空，就要再来泗湖山看看，自己日夜惦记的小弟谭俭究竟在做什么。

就在失去联系两年之后，2002年8月29日中午，汪涵突然接到谭俭的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弟弟那久违的声音，汪涵那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地，几乎喜极而泣。他开口就问：“你现在在哪里？我马上来找你，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谭俭一听，心里愧疚极了，眼眶一片湿润，忙老实交代：自己已在广东打工两年，此次是回家后再赴广东，现在长沙火车站前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当汪涵得知他已买好火车票时，急忙“命令”他：“那你速退票，我马上开车来接你，我有要紧话对你说！”见“哥哥”生气了，谭俭只好去退了票。不过30分钟，汪涵从广电中心驱车过来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把谭俭拉回了广电中心，成功实施对一辍学少年的“拦截”。

在广电中心，谭俭向大哥叙说了打工的前前后后及不打电话的原因。汪涵听后，嗔怪谭俭说：“这你就不对了……你想用自立回报社会的想法固然好，问题是，你才17岁呀！你的翅膀还不硬啊！现在，你还是只能读书……至于费用，大哥继续予以支持，你读到哪个阶段，大哥就支持到哪个阶段。”面对已成无数观众仰慕的明星的大哥，谭俭又羞愧又感动，他不好意思地低头说：“哥，我听你的！”

当天，汪涵留谭俭吃了中餐，再次带他去理了头发。因为次日就是各学校开学之日，汪涵没留谭俭在长沙逗留，送他回了沅江。临行前，汪涵又给了他1000元学费。

真情告白，水乡孤儿要别样回报

对于弟弟读职高，汪涵的打算是，“弟弟”既已辍学打工两年，文化成绩肯定不宜进普高，那么，选择职高就读应该是正确的。职高就读同样可以升大学，国家对口专业有单独录取指标。即使考不上，学门专业技能也就有了谋生立世的本领。

为让谭俭顺利进入沅江职高，8月30日早晨，汪涵还特意与沅江职高教务处通了电话，详细讲了谭俭的情况，希望学校降低标准，破例收下这名学生。学校被汪涵的一片真情所感动，表示一定接受。

就这样，带着汪涵大哥的重托，谭俭进入沅江职中173班就读。毕竟是中断了两年学业，很多的初中知识都已经淡忘了，在这里，谭俭的学习特别是语、数、外三门课程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开始几个星期的外语课，他感受自己如同在听天书。不过，这并没有难倒谭俭，一想到汪涵大哥对自己长达7年的关爱，他就告诫自己，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自己只有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在这个理念的支撑下，谭俭几乎是拼命三郎般投入到新的学习中。他找来了全部初中课本，逐科逐章进行温习。对新课程，决不留问题过夜。比如，对自感难度最大的外语课，他备了单词本，吃饭，走路及一切可以利用的空余时间都拿出来背几个，决不让时间“空余”掉。他还每周固定两个晚上请英语教师补课。这样不出三个月时间，谭俭的学习就赶上了同班同学。2004年新学期，他还被全班同学一致推荐做了“班官”同学戏称他的官衔全称为“国家重点职中湖南沅江职中173班一班之长”。

如今，谭俭的目标锁定为：2005年7月，考上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汪涵语录范文第4篇

求学上海 寻求真理

汪道涵，安徽省嘉山县（现为明光市）人，出生于1915年，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童年时期的汪道涵在明光镇小学就读，1928年升入明光镇小学初中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十几名青年学生上街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1931年10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上火车到南京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同年底，他报考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32年下半年，汪道涵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学习。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祖国，汪道涵深感痛苦和迷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努力向党靠拢。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并予以重点培养。1933年1月，汪道涵被吸收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组织。3月，他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1933年11月初，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秘密党组织组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上街搞“飞行集会”，揭露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阴谋。汪道涵带领几名同学到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演讲刚开始，警哨响起，人群四散，汪道涵被捕了。

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监狱中，汪道涵大义凛然，与军警斗智斗勇，敌人几次提审，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经家人多方营救，1934年1月，汪道涵终于获释出狱，随父兄回到明光镇。

宣传抗日 奔赴延安

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在此期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活动，经常向同学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等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几名青年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于1934年7月，在明光中学校园内秘密成立了“二三读书会”（指知己会友二三人，也指成立于民国23年）。“二三读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7年春，汪道涵得到汪氏族人的资助，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七七事变后，正值学校放暑假，汪道涵从上海回到明光镇，与“二三读书会”的几名成员聚集在汪家，共商抗日大计。经协商，他们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为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

《抗日快报》一出版就很受欢迎，迅速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抗日救亡剧团”也隔三差五地组织街头演讲或宣传演出。在宣传抗日过程中，秦其谷、李正恩等青年表现突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

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捐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上的热心民众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成了2000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汪道涵一家人为何去何从忧心忡忡。一直以来，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父亲汪雨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因此，他就前往延安一事征求儿子的意见，父子俩一拍即合。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同时也是新发展的党员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路上一行人历经艰难，行程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延安。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投奔延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西公学学习。

投笔从戎 东进全椒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又担任了团领导职务。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

1938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先遣队建制不久，改为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返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外，汪道涵还在舒城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1938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年2月18日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月19日是春节，部队稍作休息后，继续向东进发，于2月22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

在东进过程中，汪道涵善于演讲、能歌善舞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因为是长途行军，沉重的背包加剧了队伍的疲劳，影响了行军，战地服务团领导决定轻装前进。在动员大会上，汪道涵说：“日寇侵略中国，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胜利了，我们将获得一切。”汪道涵鼓舞人心的发言，使大家热血沸腾，同志们立即打开背包，清理多余的物品，轻装前进。

东进并不是单纯的行军，而是要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标语是走一路写一路，抗战歌曲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汪道涵擅长书法，写一手漂亮的行楷，这一路他到底刷了多少条抗日救国的标语，谁也数不清。要是在一个地方多停留几天，就一定会到街头演出，召开群众大会。每次演出，汪道涵都亲自参加，每次群众大会他都上台演讲。

战地服务团到大马厂后，稍作休整，就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程启文率领，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赴全椒县城开展统战工作。

2月27日，汪道涵一行8人到达全椒县城。汪道涵首先利用其父亲在皖东地区的影响，做全椒县党政军上层方面的工作。当时的全椒县县长汪心森比较开明，汪道涵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汪心森主动安排服务团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家。对于战地服务团组织群众集会，汪心森也到场并讲话。这样，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县城很好地立了足。之后，服务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汪道涵在县城组织了三次群众集会，宣传抗战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演讲会现场，群情激昂，爱国青年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汪道涵因势利导，立即组织建立县城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还积极组织群众为前线部队筹粮筹款。因为得到该县上层人士的支持，服务团筹粮筹款工作较为顺利，解决了新四军四支队在全椒活动的部分供给。

4月26日，汪道涵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椒县城，回到中心区周家岗归建。

汪道涵在全椒县开展的上层统战工作，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教育了群众，播下了抗日、民主的火种，为全椒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重返家乡 主政路东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在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这里，积极开展了战略侦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统一战线等工作。还于6月成立了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支部――自来桥党支部。

自来桥位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交界处，汪道涵先后与这三个县的县长见面会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是顽固派，他们表面抗日，暗中，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0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县长周少藩对共产党、新四军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开作对，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软抵抗。他还频繁地与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接触，准备率部逃跑，投奔秦庆霖。得知这一消息后，汪道涵立即向五支队司令罗炳辉及津浦路东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也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于是，罗炳辉专门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年3月10日下午，汪道涵快马加鞭赶到朱山港。此时，周少藩已做好了撤走的一切准备，驻地大院里两百多号人武装整齐，十几匹马的背上驮着行李。

汪道涵当场批评周少藩，指出他拉队伍投靠秦庆霖是错误的。他劝周少藩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少藩见事已败露，把眼一瞪，露出了本来面目，命令卫兵将汪道涵的枪下了，并将汪反手捆了起来。汪道涵严厉斥责周少藩：“你真的不留后路吗？放了我们，弃暗投明，你的前面还有路可走，否则你必将被消灭。”周少藩的部下有人嚷着要把汪道涵毙了，还有人说把汪带着交秦庆霖处理。周少藩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叫手下把汪道涵关进后院柴房里，然后立即动身，投奔盱眙秦庆霖去了。

第二天早晨，房东收拾房屋时发现了被捆的汪道涵，慌忙为他松了绑。汪道涵迅速赶往五支队向罗炳辉汇报周少藩逃走的情况。罗炳辉说，周少藩逃跑了也好，这样我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反而名正言顺了。他要求汪道涵按照中原局的指示，抓紧建立抗日县政府。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五支队于3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命汪道涵为县长。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还组织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敌协会和儿童团。嘉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

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1942年1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协助行署主任方毅工作。淮南行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华中局）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建立淮南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稳定市场，振兴淮南敌后农村经济，从而确保了近5万新四军第二师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逐步改善了根据地300多万人民的生活。

汪涵语录范文第5篇

近年新诗诗坛有多位著名诗人英年早逝，甚至有新诗界最重要的学会――中国诗歌学会的两任会长雷抒雁和韩作荣，中国最重要的刊物――《人民文学》和《诗刊》各自的负责人韩作荣和李小雨，还有著名的诗评家陈超去世，都没有像汪国真这样引起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极度关注。新浪、网易、凤凰网多家门户网站做了专题讨论。如凤凰网的“凤凰文化”在汪国真去世的当天就推出了“专题头条”：“1956-

2015告别纯真的年代――著名诗人汪国真逝世”。到第二天，就有14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及观点就可以窥见媒体对他的极端重视及他的逝世对诗坛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可以看出大众读者与专业诗人对他的评价截然相反。特别是诗人对汪国真的新诗成就的评价极低。欧阳江河甚至说：“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2}

如果从诗、人和社会的现代性角度来探讨汪国真诗歌，不难发现尽管他是大陆诗人中诗集销量最多的诗人，他的诗的价值并不与诗集的销量成正比。“‘modern（现代）’这个术语源于一个拉丁词，意思是‘在这个时代’。这一英语词汇迅速地演变出两种用法，意味着‘当代、当今’，另一用法则添加了这样的涵义――在现代时期，世界已不同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世界。在这一词汇的现今用法中保留了这两层含义，只是当今世界与之相对立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只是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两个阶段了。在社会科学中，而且某种程度上在它的通常用法中，已演绎出关于现代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一种更为精致的对立。很多的时代可能也会觉得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独特性远非一般的差异可比；我们正在发展着历史中的崭新事物。”{3}

台湾诗界普遍愿意把用现代汉语写的诗称为“现代诗”而不是“新诗”，目的是为了强调这种诗的现代精神。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现代汉诗”。一是为了强调它是用现代汉语写的诗，二是为了突出它是具有现代精神的诗。现代汉诗应该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新诗现代性建设应该重视人的生存问题、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诗的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治疗功能。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完成的四大任务应该是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如果用这些新诗的“现代性”标准来衡量汪国真的诗，不难发现他的诗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价值。一是关注人的生存。二是重视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之间的情感需要。三是他的诗的结构模式是小哲理加小感情或小感触，产生了一定的启蒙功能和抒情功能，甚至具有一定的治疗功能，所以被称为“心灵鸡汤”。四是他的诗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处在文化大转型时期的情感生活和现实生活，如同他199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的名称《年轻的潮》所言，确实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年轻的潮”。汪国真半个月前出版的他的最后一部诗选集的名称是《青春在路上》。他的诗确实也记录了“在路上的青春”，主要读者也是那些在路上的年轻人。不可讳言，他成名后的一些写作，尤其是为青年报刊及出版社写的一些诗是带有商业化运作性质的“应景之作”或“命题作文”。他的一些诗的写作是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汪国真自己承认：‘我写诗一直注意对象，新诗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没有必要写得很含蓄；而旧体诗中用典较多，词句比较含蓄，虽然也能表达豪放的情怀，但读旧体诗的人一般要比读我新诗的人年龄高，所体悟的也要比年轻人深。我不会刻意地追求某种表达的形式，这也是我的性格。’”{4}但是他的很多诗作，尤其是成名前的诗作是他个人真实的情感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如实记录，如同他的一部诗集的名称《年轻的思绪》所言，他用诗笔把自己的“年轻的思绪”记录了下来。1990年代初中国诗坛正流行一句名言：“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正是因为写得真实，一些诗写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他的诗才能够被青年学生广为传抄，才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明信片诗”。当时非常流行寄同学好友新年明信片（贺卡），明信片上会写上几句祝福的话。名言警句太“硬”了，直接教育人不太好，有点哲理语言又较优美的句子成为首选。汪国真的“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自然深受青年学生的青睐。

如果用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来衡量汪国真的诗，他做得最好的是“记录现代生活”，其次是“促进改革开放”。很多诗人和诗评家完全否认第二点，认为他写的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诗歌，脱离了当时火热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先锋性、革命性及启蒙功能、宣传功能是20世纪新诗的重要特点，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的朦胧诗很多是“政治抒情诗”，汪国真从来没有写过“政治抒情诗”，他的诗是平民化的个人写作，是小夜曲，不是黄钟大吕。但是正是《热爱生命》这样的小夜曲让在社会大转型时期“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少了些迷惘，多了些思考；少了些抱怨，多了些奋斗，少了些冷漠，多了些热情；少了些自私，多了些关爱。汪国真的诗在当时能够流行的本质原因是这些诗既满足了亚文化圈中的情感热，是抒情诗，又能够满足亚文化圈中的思想热，是哲理诗。这些既抒情又励志的诗能够在社会转型期让一代年轻人健康地成长，尤其是让他们平安地度过青春反叛期，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他的一些诗过分强调“遵纪守法”，如强调现代性中的“和谐”甚至“规则”，不顾90年初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在中国潜滋暗长的时势，不利于年轻人的“创新”与“创业”，确实产生了如“精神鸦片”的负面效果。“2000年后，汪国真近20首诗先后被选入各地中学课本，除了知名度、作品易读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涉及的话题更‘安全’。汪国真的诗充满了中庸、自我克制的色彩。……‘社会的汪国真化’会引导我们走向单向度社会……”

身为大学教师，我一向坚持既传统又现代，但要适度偏向现代的原则，如在新诗研究中，我支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在文化上起作用，反对在“诗歌”，尤其是“诗体”上起作用，所以我提出新诗要建立“准定型诗体”。教育的现代性与新诗的现代性也有些异曲同工，都不是一种极端的，尤其是富有后现代特质的现代性，都会兼顾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甚至重视传统和规则，不极端强调自由与主体。“如果要以一种更为清晰的方式来谈论现代性，那么，现在所收集的那些通常说法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社会学对我们处境的一些典型描述，我们熟知那些用于描述现代间距的负面效应的语汇：异化、祛魅、破碎及病态等。在这个发端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中，可以找到那些有助于我们更为严谨地阐明所有这一切与现代自由和个性的关联方式的概念。这将我们关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研讨更具针对性。例如，可以考虑一下彼得・贝格尔对现代时代的描绘‘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纯粹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5}“在韦伯的眼中，现代性就是对古往今来的自我和社会的一种明白确认，现代同一性并非仅仅是历史性构造系列中的又一个例；它是对那些构造之既有根基的一种去蔽。不管是福还是祸，我们终于赢得了自我――意识――这是一个常见的现代主题。”{6}“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7}“自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是不能被驯服而且拒绝为他物所驱使的；它曾经使艺术始终朝着生命之亘古荒原的边界进发，并作为探索生命的激情和行动的拓荒者而生存下来。由于它功名显赫，因此，我们把一位艺术家而不是其他人的工作称之为创造。”{8}汪国真的诗对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没有多大用处，对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智能”和“诗歌技术”更无帮助，这是我当时“抵制”“汪诗”的主要原因。我1990年7月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毕业，当时也在疯狂地写与“汪诗”迥异的“现代诗”，并无“诗人相轻”的原因。

作为诗人或新诗大学老师，我“抵制”“汪诗”。但是作为新诗研究者，我却敢于出来为汪国真和席慕蓉的诗辩护，认为中学生确实有必要读“汪诗”，重视社会传统甚至做人规范的“名言警句”甚至“心灵鸡汤”确实有助于处在叛逆期的少男少女的“健康”成长。我也反对中学教育的极端化，观念上的、思想上的和艺术上的极端观点都可能“误人子弟”。中学生的独创性、自我意识及个性在心理叛逆期都非常强，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主体性及自主意识，会让他们变得大而空，甚至变得非常狂妄。

今天，我已接近天命的年纪，尽管仍然强调“洋为中用”，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但已经不主张“全盘西化”，才越来越意识到“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中的“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重要性，有点类似中国古人所推崇的“温柔敦厚”的生存方式。尤其是近年在大学生中推广“诗歌疗法”之后，才更认识到汪国真的诗的“心灵鸡汤”般的“诗疗价值”。我在每一次“诗歌疗法”讲座后都要让听众全体起立“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相信未来，珍惜生命”的朗诵声中结束讲座。集体朗诵汪国真的《热爱生命》也可以取得相似的“诗疗”效果。但是必须指出，汪国真的诗过分重视人的高级情感，尤其是伦理道理情感，用来做“诗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诗更多是中国传统的“诗教”，不是西方现代的“诗疗”。“诗疗”要有效果，既要推崇人的高级情感，也要承受认人的低级情感。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意识到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既要建设现代主义诗歌，也要建设后现代主义诗歌。汪国真的诗在“现代性”上是缺乏的，尤其缺乏“颓废”对人的健康和“解构”对社会的健康的正面意义的正确认知。

在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中，汪国真的诗在“优美现代汉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完美汉语诗歌”上效果很差，甚至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他的哲理小诗与冰心、宗白华的比较，也是小巫见大巫。冰心的小诗的情感比他纯正，宗白华的小诗的哲理比他深刻。冰心和宗白华都是站在人格高尚诗艺纯熟的大诗人的肩膀上写作。1921年9月1日，冰心在《繁星自序》中说：“1919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9}宗白华崇拜歌德：“歌德对人生的启示有几层意义，几个方面。就人类全体讲，他的人格与生活可谓极尽了人类的可能性。他同时是诗人，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信仰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10}“歌德的诗真如长虹在天，表现了人生沉痛而美丽的永久生命，……而歌德自己一生的猛勇精进，周历人生的全景，实现人生最高的形式，也自知他‘生活的遗迹不致消磨于无形’。”{11}

因为缺乏思想的深度、情感的纯度和诗艺的难度，具体为缺少现代诗人的语言智能和现代诗歌形式技巧与现代人的现代意识（主体意识）和现代社会的现代精神（创新精神），所以“诗人汪国真”在出名时和去世时都被“主流”诗坛强烈“抵制”。如朱大可所言：“鸡汤诗人的谢世引发的超常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与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12}马小盐的结论更尖刻：“汪国真诗歌，不但是无法直面现实、直面历史、直面创伤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心灵鸡汤，还是一碗抛洒给大众的喝了即忘的孟婆汤，它给予人们一切都很美好、很向上、很励志的新闻联播一样的虚假的幸福幻象。”{13}

近日我狂读了上百篇因为汪国真去世涌现的文章，特别是“倒汪”和“挺汪”的文章，发现与其说是在讨论汪国真，不如说是在讨论“新诗向何处去”，与其说是在讨论“新诗向何处去”，不如说是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归根到底，是在讨论“中国如何现代化”和“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等问题，实质上是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因为对新诗现代性四大任务的关注，尤其是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完美汉语诗歌”的极端重视，才出现极端的“倒汪派”和“挺汪派”。

这场讨论对新诗现代性建设，尤其是新诗现代性应该完成的四大任务的建设非常有意义。文学生态与文学思潮和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文学论争颇能反映文学生态，特别是一些由文学运动和文学事件引发的热点话题讨论不仅能够呈现文学理论与创作界的内幕，还像时代的“晴雨表”，呈现论争时期的政治改革及文化转型的实况。新诗是与中国政治文化变革基本同步的先锋性文体，论争不断。仅从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就出现过多次论争，如新诗的民族形式、新诗与传统、新民歌、新诗发展道路、叙事诗、新诗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新诗与样板戏关系、小靳庄诗歌……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政治大改革、文化大转型和思想大解放的特殊时期，诗歌潮流随社会思潮涌现，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的朦胧诗运动、198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运动及先锋诗和女性诗歌写作、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21世纪初的底层写作及打工诗歌、世纪之交的网络诗及近年流行的博客诗、汶川大地震后的震灾诗……诗歌事件也层出不穷，如2006年秋天发生的著名女诗人因“口水诗”被网友“恶搞”的“梨花体”事件、2010年冬天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导致的“羊羔体”事件，2015年的“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走红事件”……新诗批评界及理论界就出现了20多次诗学大讨论，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散文诗、小诗、现代格律诗、现代史诗、“新边塞诗”及西部诗歌、诗歌轻化现象、个人化写作、神性写作与平民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新诗格律诗与自由诗、字思维、新诗的文体合法性、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新诗的文体建设及诗体重建、新诗的评判标准、新诗的写作伦理、新诗的创作技法、新诗的研究技法、中年写作、女诗人写作、网络诗、博客诗、自由诗、口语诗、震灾诗……针对某位诗人的讨论也有，如今年年初的余秀华突然走红的讨论，但是远没有这次针对汪国真的讨论激烈。严格地说，这次不是“讨论”而是“论争”。连日来对这场“论争”的仔细考察与深刻反思，让我越来越坚信自己提出来的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的“正确性”。与其说这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不如说这也是今日新诗诗人的四大任务。近日对汪国真的“盖棺定论”，值得活着的诗人思考如何做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具体为如何以诗人身份参与新一轮的中国改革开放？如何用诗笔记录下真实的当代生活？如何通过自己的诗来优美现代汉语？如何通过自己的诗来完美汉语诗歌？

写现代诗的最大目的就是培养现代人，首先应该通过写诗，使诗人自己成为现代人。2015年3月20日接受刘雅麒的采访。“什么是你理想中的人格？可以举例说明吗？”杨克回答说：“举例的话，胡适那样的，蔡元培那样的，平和、包容、宽容一些。不那么戾气，却有独立精神。温良恭俭让，却有原则。”{14}这正是现代人中的现代诗人的现代人格！

把促进改革开放置于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之首，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既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中国诗歌 “诗教”和中国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性，更是为了突出中国新诗的先锋性及政治性的文体特征和中国新诗诗人的浪漫性及革命性的现代性。虽然“完美汉语诗歌”被放在四大任务之尾，但是并非“本末倒置”地让“现代中国人”大于“现代中国诗人”，“写好诗”和“当好诗人”仍然是四大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即要以诗人的身份，通过写出好诗来促进改革开放和优美现代汉语，来完美汉语诗歌。“第一，我们的地球家园有种种限制，怎样在此限制下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呢？第二，如何在同类中谋求一个位置，用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人有两性，人类的延续依赖这两性的关系，我们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一事实？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15}当下的中国诗人也必须关注这三类问题，既仰望星空又直视大地。这三类问题集中起来即是“生存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初流行的汪国真的“心灵鸡汤”式的“哲理抒情诗”在“促进改革开放”上的作用，虽然逊色于80年代初流行的北岛的“心灵钙片”式“政治抒情诗”。“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16}由此可见，朦胧诗比汪国真的诗更火爆。但是汪国真的诗在特定时代，针对特定人群，仍然有特殊意义。

今天已经不是诗歌的轰动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叶文福、汪国真这样的“诗歌英雄”。对绝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普通的写诗人的来说，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第二大任务――记录现代生活才是首要的任务和直接的任务。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政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1990年代初是哲理抒情诗流行的时代，那么今天应该是生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对记录现代生活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新诗的写实传统和个人写作传统的重视。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它们分别是：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刘半农的《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月夜》和《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和《月夜》。这九首诗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诗人个人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体验个人情感，诗中有“社会”更有“我”。

“抒情诗人的任务在于始终不离个人，叙说自己和自己的私人感受，同时又使这些感受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一个抒情诗人，如果他显然没有把任何私人的激情贯注到他的抒情诗里面，他的笔下就可能枯涩呆滞。”{17}只有这样的抒情诗人才能完成记录现代生活的任务。杨克的写作态度及写作方式值得推广。他说：“1990年代以降，我的诗歌写作大略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板块，其主要部分我将它们命名为‘告知当下存在本相’的诗歌，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进而展开较为开阔的此岸叙事，让一味戏剧化地悬在所谓‘高度’中的乌托邦似的精神高蹈回到人间的真实风景中，从另一种意义上重新开始对彼岸价值的追寻。另一类是艺术上的有意‘怀旧’之作，力图在热衷于标新立异的今天，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守护几千年来诗之所以成其为诗的那些因素。……作为一个持民主自由多元观念的现代人，我不反对大众，也向往优裕生活。”{18}“现代人”杨克在广州写了《杨克的当下状态》等记录都市生活的诗。他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堪称通过“记录现代生活”来“促进改革开放”的优秀诗作，写出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真实感受。

本文把汪国真与杨克相提并论，是想让读者通过比较，知道两人在完成新诗现代性的四大任务中孰优孰劣。作为现代诗人和现代人，杨克并非完美，但是确实比汪国真优秀。2015年4月28日杨克在博客上谈到汪国真：“从我个人的写作立场而言，汪国真的诗歌无论是艺术品质还是精神内涵来说是有欠缺的，写作指向比较单一。他表达某种励志和人生小哲理，19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有一种声音说‘一直读汪国真的人要感到羞耻和愧疚’，我觉得这也是不成立的。……我觉得汪国真的诗歌有它的合理性和读者群。他的诗歌中那些温暖励志的语句对一部分年轻人有激励作用。但是认为诗歌就应该是汪国真写的这样，收几十首进教材，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汉语化并不等于粗浅化，诗歌并不是写的越粗浅越好。说我对汪国真的诗歌有批评，不是说他不能这样写，而是他总该有几首内涵比较丰富一点的诗，更有独特发现的诗，更有艺术追求的诗，更有批判精神的诗。而这样的诗汪国真一首都没有。……汪国真的诗歌的表达不够真实，他尽是往努力必定成功的向度表达。而诗歌和生活都是丰富的。”{19}杨克对汪国真的评价是真诚而直率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读到杨克的这段话，我突然想到了韩作荣新浪博客上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候车室》：“人与人互不相识/声音与气味互不相识/色彩互不相识//嘈杂、拥挤，擦身而过/或各自孤独地聚在一起/厅堂由于高阔而空茫//这些候车的人/谁是归去，又有谁是出走？//只有椅子稳重地站立着/有腿而不远行/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过客。”

尽管诗人与诗人“互不相识”，诗人与诗评家“互不相识”，“所有的人”“都是过客”。我们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个目标就是为了中国新诗的繁荣和中国人民的幸福，每个新诗“从业人员”都要为建设“现代新诗”和“现代中国”奋斗。

注释：

{1}凤凰网文化：《汪国真去世引发大讨论：纯真记忆还是鸡汤毒药？》，

{15}[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周朗译：《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