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王范文第1篇

具体解释如下：

从不占他便宜却又不会给他分外的钱。相对于老王给予杨家的那份热情与仗义，杨绛始终是把老王当作一个商业上的伙伴其实对老王也是一种疏离。所以文章最后她说她自己是一个多吃多占者就是因为老王给予她的与她给予老王的是不对等的，自己一直是“多吃多占”，所以杨绛对老王有惭怍之情。

（来源：文章屋网 ）

杨绛老王范文第2篇

师：作者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内心对老王充满了愧怍之心呢？

生：因为作者觉得自己对老王还不够好！

师：那么，大家认为作者应该怎样做呢？

师：比如在老王来给“我”送香油和鸡蛋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生：可以请他进来坐坐。

师：对啊，可以请他进来，而不仅仅是把钱给他。这样或许作者可以不那么愧怍了！

师：看来这样的愧怍之心源于“人道主义精神”、“平等意识”、“自省精神”……

听课听到这儿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只要把老王请进家门喝口水，杨绛就不会愧怍了？真的就少了这点邀请吗？少了这么点茶吗？

不是，绝不那么简单！

从进来喝几口茶这个举动，就能解读出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平等意识”、“自省精神”了吗？学生对杨绛的“愧怍”内涵真的理解了吗？就这样简单地将教参里的句子搬到课堂上，学生得到的就是什么？大概，只有考试时的“答案”罢了！

为此，我翻阅了人教版和沪教版二套教材，对杨绛和“老王”的位置之变有了如下一些发现：

1.经年之后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样“愧怍”的感受，并不是在老王不在之后立马出现的，而是“几年”之后“渐渐明白”的。这说明，老王在杨绛的生活中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心竟生出“愧怍”来，这决不是说，当年请老王进家里来坐坐，喝杯茶就可以解除的。

愧怍，《现汉》里就解释为惭愧，不过有个“[书]”。这个意思理解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这个词，更常见于书本。而恰恰这个“[书]”字，却在提醒我们，杨绛不是一般的受了难的人，她是一个有着极高文学修养和道德修为的人，她是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人。可是在那样的年代里，尊重她的只有善良的老王！

当愧怍的感受充盈了杨绛的内心之时，人与人的位置变了，杨绛放下了知识分子固有的姿态，她终于明白，之前自己对老王的理解错了，老王要的不是那个给予所谓“弱者”的怜悯和同情，而老王究竟要什么呢？就老王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或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可是此时此刻，杨绛心里明白了，老王要的是如自己对待杨绛一家的那种关怀，那是一种如家人一样的关怀！杨绛这样的顿悟，来的太晚了，她已无从也无法补救了。而这样的一种顿悟则源于内心位置的改变，此刻的他们平等了，平视了，而这样的内心感受只有大善如杨绛一般的人，才能获得。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内心的自我救赎。

2.多年之前

①我们一家

在老王生前，杨绛和老王的位置究竟又是如何呢？

“他蹬，我坐。”

开篇就暗暗流露出作者和老王位置上的不平等，这不仅是身份上的差异，更是情感上的不平等。这就是俯视！

“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一个“当然”，有了很多的内涵，或许是“我们”不忍心让他为了要照顾“我们”而收入减半；或许是不想让老王觉得“我们”生活很惨。不管哪种理解，都有着落魄知识分子刻意维护的“清高”！这还是俯视！

②老王

“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老王对于家，有着自己朴素想法。什么是家？“也就是说，住的地方不一定不是家；“有两个侄儿”，这对老王来说有着血缘关系的，也不一定是家。那在老王心里什么是家？

③老王眼中的我们

“乘客不愿坐他的车。”

可是我们不怕，我们照坐。这是信任！不仅照坐，而且还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这是关怀！这使得老王觉得我们和别人不一样。

“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送先生看病不要钱，这或许还可以理解为一般的帮忙，那么“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样轻声低问，则说明老王已经将我们看作是自己人了。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他病了，却还要扶病来我家，到病的走不了了，就托人传话。如果是一般的主顾关系，这样的行为就不可理解了；如果是熟识的朋友，病了该在家里等着朋友的看望；可似乎都不是，那是什么关系？即便病了，也要互通状况？

再后来，送来香油和鸡蛋。

生命终了之前要送的东西，生命终了之前要看的人，这还能是什么啊？家人啊！

④我们眼中的老王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就是这样一句，最终把老王永远地挡在了家门之外了！

是什么让杨绛这样对待老王呢？就是那个俯视的位置！而老王早就把“我们”看作是同样受苦受难的家人了，他一直用平视的眼光，将心比心地对待“我们”，“我们”则仍然把他看成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弱者”！

3.愧怍的根本

杨绛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渐渐明白了老王善良背后的家人般的关怀，而当这一切在杨绛脑海中渐渐清晰时，老王已不在了，当自己想像老王关怀自己一样回报老王时，老王已经离开多年了。

杨绛老王范文第3篇

然而世事总不会朝着单方面设想的进行，在那个混乱颠倒的年代，处于困境中的杨绛先生在老王的眼中忽而也成为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给杨家送冰，愿意车费减半；他送钱先生去医院，拒不收钱；他说仅凭先生这位主顾，生活也能凑合。这里的老王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面对困境中的杨家他也想成为施予者。也许在老王的思想中从未出现过平等两字，他只是凭着中国人长期延续下来的礼仪，困境中应互相帮助的朴素情感，向杨家伸出力所能及的援助之手。这样的一来一往中，我们似乎感觉到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情感，似乎可以约略窥见到平等交往的影子了。

但杨绛先生对此未能坦然接受，“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钱”，一个“当然不要”，一个“―定要”我们在这里读到了杨先生的断然拒绝，对于老王善意的帮助拒绝得近乎决绝。我常想若这两次伸出援助之手的对象不是老王，而是跟先生一家来自同一阶层，有着相同身份的人，那么先生还会拒绝得如此决绝吗？

至于老王临终前的馈赠，那更是令杨绛先生手足无措：当老王对我伸出两手送鸡蛋和香油时，“我忙去接”；当老王表示不要钱，“我赶忙解释”；当老王离开时，“我忙去给他开了门”。这中间三个“忙”，足见杨绛先生在心里上根本没想过要接受老王，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了与老王的距离。要想两个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平等交往，这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迈出这一步，仓促遇上的杨先生下意识地选择了逃避，不管她是多么同情老王的境遇。

杨绛老王范文第4篇

甘做钱钟书的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受父亲启蒙，杨绛自幼喜欢读书。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考时，17岁的杨绛的愿望是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但那一年清华大学没有招南方女生的名额，无奈，杨绛上了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东吴大学因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们一起考取了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准备开学时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了一名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她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所以才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正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两人就一块去了。孙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上下散发着儒雅的气质，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杨绛在钱钟书的眼中也别有一番神韵，她身材窈窕，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彼此只是点头示意，却相互难忘了。

待第二次单独相见时，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且越写越勤，一天一封，双双坠入爱河。

在鸿雁传书中，杨绛的创作欲望被激发出来。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她的处女作。时隔一年，朱自清将她第一次试写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书。此后，文思泉涌的杨绛在文学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她与钱钟书“才子佳人，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也在清华大学被传为佳话。

1935年，两人在苏州举行了婚礼。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回忆道：“《围城》里那位结婚时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我们结婚时选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

不久，钱钟书通过“庚子赔款”赴英公费留学考试，要到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学业，陪同丈夫远赴英国留学。

在婚姻生活中，满腹经纶的大才子显露出异常的笨拙，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杨绛包揽了生活中的一切杂事，做饭缝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还要在灶旁完成自己的剧作，但她没有一丁点埋怨，因为她爱丈夫胜过爱自己。

1937年，他的女儿降生了。钱钟书每天到医院探望妻子时，都会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在家做坏事了”。头一次是，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和墙壁染黑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清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钱钟书放心地回去了。第二次是，他说他不小心砸坏了台灯。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后，忙说：“不要紧，我会修。”第三次是，他说他把门轴弄坏了，门关不上。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夫妻俩在伦敦远郊探险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很着急，但她安慰丈夫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有人给杨绛介绍了一位英国女护士，那名女护士热心地教她怎样做热敷治疗。杨绛按照护士教的方法每隔几小时为钱钟书做一次热敷，没过几天就把粘在纱布上的粘连组织连根拔去，没让丈夫的脸上留下一点疤痕。钱钟书从此在生活上更加依赖妻子了。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他娶到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笑对劫难，

世间最懂“围城”的女子

夫妻俩于1938年秋回国，因赶上日寇侵华，苏州、无锡沦陷，杨绛的娘家人和婆家人都避居在上海。回国后，杨绛任职很多，比如出版社翻译、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等。相对于学术成就，杨绛更得意的是“终身不改地做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却也很有意思。钟书承认我们的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的心力、体力，但我一点不觉得委屈。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和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很不容易。实话实说，对钱钟书个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来说，我都是功莫大焉！”暮年之际，杨先生用少女般调皮的口吻对朋友这样说。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上门时，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将丈夫的手稿藏好；她带丈夫主动拜访沈从文夫妇，努力修好两家的关系；自家的猫和林徽因家的猫打架，心思单纯的钱钟书总是第一时间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阻止，说“打猫得看主人脸”。她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的剂。

1942年年底，杨绛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一鸣惊人，迅速走红。钱钟书坐不住了，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为节约开支，杨绛辞掉了家里的女佣，甘愿成为“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

写惯了字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水泡，以至于杨绛的父亲曾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那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事实上，钱钟书是懂得体贴妻子的，他知道杨绛爱面子，担心杨绛一个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会有点难为情，就主动提出陪妻子去菜市场。他怕杨绛太劳累，有时候还会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地洗衣服，当然最终是洗得一塌糊涂，还得由杨绛重洗。

两年后，钱钟书完成了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经典名著――《围城》，从此声名大震。有趣的是，书中的那段金句“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实际上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女人，无论是丈夫的这本书，还是围城般的婚姻。

有些无妄之灾，不是单凭个人的智慧和才华所能左右的。“”期间，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有人写钱钟书的大字报，杨绛就在大字报的边上糊一张小字报，对照着逐条澄清事实。杨绛当时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批斗会，所谓的“走资派”同事都低着头，噤若寒蝉，只有杨绛，当揭发批斗到钱钟书时，她迅速起身为丈夫辩护，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跺着脚表示不服。身边的人难以想象，这个看起来一向柔弱的女子，竟然那么刚强。

杨绛甚至被造反派剪了阴阳头，一半的头发被剃掉。钱钟书见状，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批斗。杨绛说：“没关系。”她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钟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顶假发套。第二天早晨，她戴着就出门了。造反派分配给杨绛的任务是刷厕所，杨绛把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毫无秽气，闲时还能在里面看看书，乐得无人打扰。

1969―1972年，钱钟书和杨绛被分配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杨绛的任务是种菜、看管菜园。她利用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坏情绪，还总是笑嘻嘻的。

钱钟书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总是烧不开， 后来就让他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送信。早上送，下午取。每天下午去邮局的路上，他会多绕一段路，拐到菜地那里看看妻子，想宽慰宽慰杨绛，但是不等他开口，杨绛就开始教他怎么享受当下，杨绛说：“你看，这里跟太太、小姐们的后花园似的，空气清新，环境幽静，还有瓜田李下的田园生活。”

在此期间，杨绛的女婿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含愤跳楼自杀。临死之前，他想办法找岳母为自己理了一次头发，分别时，喊杨绛一声“妈妈”，两人泪落如雨。对于女婿的死讯，杨绛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几年间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她只是在得知噩耗的当晚，悄悄地来到菜园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亲手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尖头坟包。

千万稿费捐学子，

天堂相依“我们仨”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杨绛与钱钟书的四居室住宅被分走了两间。与别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出现矛盾，夫妻俩索性搬到钱钟书的办公室去住。一间办公室，两张钢丝床，厨房在走廊里。他们的饮食特别简单，夫妻俩最喜欢吃小芋头蘸糖。他们生活简朴，但在帮助别人时却很大方，同事来借钱，要是开口借100元，他们再额外赠送50元，说这50元不用还。

作为文学家，杨绛先生创作了《洗澡》《干校六记》《称心如意》等著作，尤其是话剧《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直到今天还在公演；作为翻译家，杨绛同样成就非凡。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的文学翻译“杨绛最好”。年近五旬时，她又自学西班牙语，每天500字原文精翻《堂吉诃德》。

1978年，《堂吉诃德》中文译本出版时，正好逢西班牙国王访华，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1986年10月，杨绛获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6年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杨绛有篇散文叫《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只求摆脱羁束，专心治W。她写于1984年的《老王》则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沉静简洁是杨绛作品的语言特色。他们的女儿钱瑗曾说：“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

从1993年开始，钱钟书连续生病住院，几次动手术，几乎都由杨绛一个人照顾。1994年，钱钟书再次住进医院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后被查出患了肺癌。父女俩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杨绛已经80多岁，还得来回奔波照顾两个病人，辛苦异常。她还要对钱钟书隐瞒女儿的病情，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钱钟书已经病到不能进食，杨绛就给他做果汁、蔬菜汁，炖各种汤，照顾得细致入微。炖鸡汤时，杨绛会把鸡胸肉挑得一根筋都没有；炖好鱼汤后，她会把鱼肉挑得连一根小刺都不剩。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钱瑗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第二年，钱钟书也溘然长逝。两位至亲的先后离世，让老人有过伤心和迷茫，但从未曾减少她对生活的渴望。“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能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一人回到了北京三里河那个曾经的三口之家，再也没搬离过。她的晚年生活简朴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她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几麻袋手稿以及中外文笔记，共计7万余页。2003年，她整理出版3卷《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178册外文笔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不能在现实中与家人一起过日子，杨绛就不断地回忆他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在对丈夫和女儿的怀念中，2004年，93岁高龄的她写下了长篇散文《我们仨》，浓厚深情的文字让人动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这本散文随笔集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

96岁时，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文字有着初生婴儿般的纯真，从容坦然；102岁时，她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却对慈善事业出手大方。她将丈夫和自己的全部稿费、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困难的学子。她告诫年轻人，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方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据统计，“好读书”奖学金自2001年设立至今，已经累计超过2000万元。而那套曾经居住过“他们仨”的房子，30年不曾添置一件新家具。

杨绛曾在百岁之际表示：“我生在边缘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凌晨，这位博古通今、性情如兰的世纪奇女子，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地闭上了那双透着智慧和慈爱的眼睛，享年105岁。而早在3年前，杨绛先生就叮嘱过自己的友人和学生：“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

杨绛老王范文第5篇

老王在对世界认识的过程中，看见了诸多的冷漠和残酷，而

幸运地遇上杨绛一家，他人性中的善良、诚实终究得以巩固并得以被看见；杨绛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难，“看见”了生活的真相，才能真正地理解老王，从而“看见”自己。托尔斯泰一生探寻生命的本质，他将自己安置在农夫们的田野里，在泥土中看清自己的本色；茨威格，一个犹太人，浸润在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文化中，他独特的感受力及独立的思想于欧洲文明崩溃之时更敏感、更尖锐，这是一个能深刻理解托尔斯泰的精神受难者，他在这种理解中从而明白了自己。老王与托尔斯泰看似差异甚远，而托尔斯泰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终其一生为着回归平民的生活，老王一生赤贫为生存而生存却始终保有一颗善良之心；杨绛与茨威格，两位东西方时空距离甚远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对“平民精神”的一致理解。

两位作家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隔离之下、在回望中不断完成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完成对自己的认识的。杨绛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对过往人与事的追忆，在追忆中让一切浮出水面；而茨威格那部著名的《昨日的世界》亦成为文化史上的一次绝响。

优秀的作家在追忆中往往表现出超凡的艺术表现力。

杨绛在《老王》一文中，让“在记忆里多得数不完”的大鸡蛋浮出记忆的水面，这数不完的鸡蛋后边就是老王。如何写老王？作者只从“关系”下笔：老王与世界的唯一关系是一辆三轮车。于是，“我”和老王的接触很多时候是因了三轮车——“他蹬，我坐”、“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等，清晰地带出了老王的孤苦、贫穷而善良。抓住这“唯一关系”，更重要的却在后头，作者花了很多笔墨追忆的那个送鸡蛋和香油的场景，恰恰是不存在三轮车这“唯一关系”。没有这唯一的关系了，那么是什么关系？重点就这样在这里迅速地呈现了。杨绛在文末说：“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一个经历了“”磨难后的读书人的自我反省，“几年”一词很重要，对于一个比常人更懂心灵和情感的作家而言，她始终不曾放弃对生活、对生命的最真实一面的探求和思考，“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如此不安了几年，经历更多的人与事，她终于明白了老王——他在临终前，需要的是亲情，他希望带着温暖离开，而“我”当时却礼数周到地付了钱并礼数周到地“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老王转身下楼时，“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两样都不是他需要的，而他就这样在第二天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这是震撼人心的

叙述。

叙述找到一个关键点，简洁的力量就在这里。而简洁，从根本上说，仍然来自对生活的细致体察和敏锐感受，更有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茨威格的文字体现了同样的简洁。

表达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和崇敬，茨威格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关键点——坟墓。这篇散文只有短短的两段，而文风恰如其所描绘的托尔斯泰的坟墓那样朴素。直击人心的文字如此简洁，正是因为作者完全懂得列夫·托尔斯泰。1928年茨威格专程来到托尔斯泰的墓前，精神的相知使眼前一切变得透明无比：这个坟墓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拥有一切——清风、白雪，以及荫庇着它的几株大树——整个大自然和童年美好的梦。站在托尔斯泰墓前的这位著名的和平主义作家，不知他是否能预感到六年后被纳粹驱逐的命运？无论如何，饱经忧患的托尔斯泰在往事的追忆中寻到了生命的真谛，在他去到幸福天堂后十八年另一位作家在对他的追忆中也寻到了幸福的意义。

在作品中，两位作家都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可贵的良

知。这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是对现实的犀利评判，是用全副身心对支撑整个世界的“善”的护佑，是对“幸福”的执著探究。

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平淡中有止不住的波涛汹涌；读《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为《堂吉珂德》的留存而庆幸；读《精彩的表演》，牢牢记住了最后一句——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这样的读书人，走过了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历练，无所畏惧，因为懂得。所以杨绛必然能懂老王的，不论后来是过了几年或是几十年。

在生活中懂得生活，在别人的生活中懂得别人，从而更懂得生活、更懂得自己。茨威格对托尔斯泰，是完全的了解。他在《自画像》中，写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说道：“列夫·托尔斯泰从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人，只是比大多数人更具人性，更有德行，更敏锐地深思熟虑，更清醒和更热情。”而在“他在极端的现象中借助一种无可比拟的自己良心的诚实寻找人，向下深入到人们只有伤害自己才能达到的深度”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分明也读到了茨威格自己。

杨绛与茨威格，在历经了劈天盖地的苦难后，一个与丈夫一道，“将忍耐变为享受”，痛并乐观地活着，直至以孤身一人之力活到百多岁；一个与妻子一起，在巴西岛上留下一份绝命书后，痛并快速地走向了天堂。不同的结局，同样的追求，他们像众多的播种者一样，将良知放大并散布在世间，这世间总会有适合良知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