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二首范文第1篇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首格调清新、语意双关的竹枝调，为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之一，诗歌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初恋的少女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的惊喜、迟疑的复杂心绪。谢榛的《四溟诗话》第二卷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措辞流丽，酷似六朝。”这里所谓的“六朝”，是指六朝时代的民歌和文人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采用谐音双关语的风气。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眼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人初恋少女的复杂心情，用天气的“晴”与“不晴”，谐人物的“有情”和“无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统一起来。全诗以独白的口吻，唱出了在杨柳青青的春光里，二位船家姑娘对情郎的追问：东边太阳出来了，西边还在下雨，你对我到底是有情呢还是无情呢?船家姑娘情思柔婉，神韵自然，毫无做作之态。但全诗所描绘的已经更加清新，使诗中所抒发的感情更加深邃而真挚。这首词清丽宛转，音韵和谐，堪称《竹枝诃》的代表作。

竹枝词，简称“竹枝”，又名巴渝辞。据《乐府诗集》载：“竹枝，巴歙也；”巴即巴郡，在今重庆市东部奉节至宜宾一带；俞欠即民歌。这种流传于渝东一带的民歌，古已有之，盛行在土家族的先民一一巴人的部落里。初唐时，巴渝地区(今四川省东部)一代出现渐臻完美的竹枝歌、乐、舞。这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乐歌，至中唐时进入教坊，引起文人的注意，而且间有拟作，成为一种流传甚广的新的诗歌体裁――竹枝词。现存最早的竹枝词为唐肃宗时诗人顾况之所作：“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竹枝词的盛行和刘禹锡有关。刘禹锡曾和柳宗元等参加永贞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后遭贬。公元822年，即唐穆宗李恒长庆二年，刘禹锡来到三峡，这期间，刘禹锡创作了《竹枝词九首并序》、《竹枝词二首》。刘禹锡的这十一首竹枝词，汲取了巴人竹枝歌舞的精华，色泽清莹，音调和美，具有优美圆熟的艺术技巧。至此，竹枝词终于吐露芳华，在中唐诗坛上别开生面，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竹枝词是经过刘禹锡的发掘、加工和创新，才得以广为传播并大放异彩的。北宋诗人黄庭坚评价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清代翁方纲评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可能连诗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三峡竹枝词在他的倡导下，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后世传唱不衰。

根据刘禹锡所作的《竹枝词九首》小序中记载：“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绝。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意思是说，各地的歌曲，虽然曲词不同，但乐理是相同的。公元822年正月，我到了夔州，看到乡里的小青年联歌唱竹枝词，吹短笛击鼓来伴奏，歌唱的人扬袖起舞，谁唱的歌多谁就为优胜者。听《竹枝调》的声调，合乎音律的羽调。结尾激烈直言如吴声歌曲，虽然听不惯分不清，但含思宛转，如《诗经・卫风・淇奥》一样辞采华美。从前屈原被放逐到沅水、湘水流域，那里的人们迎神时所唱的歌，大多数都词句粗俗简单。于是屈原为他们作了《九歌》，到现在荆楚的人们还表演《九歌》来感动神明。所以，我也作了《竹枝词》九篇，使善于歌唱的人扬举它，它附在后边。后来者听到巴地的歌曲，就能知《竹枝词》这类民间变风歌曲来自哪里。

竹枝词中多咏当地风俗和男欢女爱，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轻快，描写生动，亲切自然。质而不鄙，华而不靡，风情浓郁，雅俗共赏。竹枝词词风清丽宛转，音节和谐，读来琅琅上口。刘禹锡在三峡听到了竹枝曲调，虽是依声作词，但在竹枝词的韵律上又作了一些改进。一是押平声韵，改变竹枝词原先的仄声韵，使曲子更加轻快悠扬。二是注意平仄的搭配，竹枝词首句以仄声起始，先造成激昂之势――次句以乎声为首，使节奏转慢，化高亢为舒缓。第三句再以仄声起音，形成顿挫之势，又由轻柔转为昂扬。末句再以平声收束全篇，复使曲调再次呈现宛转之势。这样的平仄变化使曲子如行云流水，又似澎湃的海涛。明代董文焕评说竹枝词：“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者之间，不得全用古体。若天籁所至，则又不尽拘拘也。”

刘禹锡为了使竹枝词得到发扬光大，他像屈原那样吸取民间文学艺术的营养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在文人诗歌和民间歌曲之间努力探索，使竹枝词获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两组《竹枝词》共有十一首，与屈原的《九歌》篇数相同，可见刘禹锡创作《竹枝词》时有意模仿了屈原的《九歌》，十一首竹枝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竹枝词》和《九歌》还是有不同的。《九歌》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主义杰作，而《竹枝词》是现实主义诗人的现实主义佳篇。

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爱情的，一类是歌唱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还有一类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明争暗斗、反复无常，抒发诗人愤懑情怀的。刘禹锡不仅能写竹枝词，而且能唱。与刘禹锡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曾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常与刘禹锡一唱一和，人称“刘白”。白居易在诗中屡屡提到歌唱竹枝的情形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忆梦得》诗“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歌”句下自注)自己也写了四首竹枝词抒发诗人聆听竹枝的感受。如：“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等；

竹枝词在表现手法上吸收了民歌的特点，又经过诗人的着意润色，具有开朗健康的情调和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偶尔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人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刘禹锡就是这样一位吸取民间文学的养料、被民间文学哺育，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诗人。是他使步人文坛的竹枝词大放光芒，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

竹枝词二首范文第2篇

要探求这一生动清新的文化支脉的最初源起，不能不说到三峡。

可以说，“竹枝词”的发现、记录和传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峡始。

三峡“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是唐代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从历史地理考察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发现。而交通地理对于文化的意义，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唐代文人的三峡行旅与“巴歌”体验

在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形势下，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长江航道上下，成为唐人行旅的热线。三峡，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体验中保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峡纪行诗成为唐诗中颇为多见的篇什。除了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峡这样受到唐代诗人如此的关意。

李白“远忆巫山阳”，“泪向南云满”（《寄远十二首》其五），白居易“两岸滟??凇保?鞍拖可?睦铩保ā短馀O喙?槿世镎?鲁尚√病罚┑仁?洌?妓得餍芯??康木???梢猿晌?谰玫娜松?且洹?BR>与一般描画山水记叙行旅的诗作不同，唐代三峡诗更多地表现出苍郁悲凉的意韵。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到“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 。李商隐《初起》诗亦有“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句。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似乎多有超越一般离情乡思的意境。

唐诗中记录的三峡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惊人险恶。

李白曾经作《上三峡》诗：“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戴叔伦《巫山高》诗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f岩水不前。”又如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来。”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僦兄拧N匆购谘一瑁?薹绨桌似稹4笫?绲督＃?∈?缪莱荨R徊讲豢尚校?銮??倮铩＼凵m竹篾?，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

诗人“恐”的心态，又与“愁”的情绪相交织。如王维《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上游。”“樯带城乌去，江连暮云愁。”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若仍以白居易诗为例，说到“愁”行三峡的，有《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赴命》：“见说瞿塘峡，斜衔滟???D延谘澳衤罚?展?狭?拧Q蚪欠缤芳保?一ㄋ??搿I交厝赭∽??廴胨凭ㄍ獭0逗铣钐於希?ㄌ?值胤?！庇帧兑谷膂奶葡俊罚骸蚌奶铺煜孪眨?股闲拍言铡0端扑?梁希?烊缙ゲ??D娣缇?似穑?为?荡?础S?冻疃嗌伲?哂阡??选！?BR> 使未能忘却都市繁华的旅人们心情受到极强烈的震动的，还有三峡地区的荒凉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烟。”又《自江州至忠州》诗：“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穷迓?揭啊！倍济栊戳苏庖磺樾巍?BR> 三峡所独具的神秘文化景观，特别是巫山神女传说，也往往使过往的诗人文士于江风峡雾之中，体味到特殊的文化感应。

皇甫冉《巫山峡》诗写道：“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刘方平《巫山神女》诗也写道：“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又如蒋洌《巫山之阳香?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意识旅游的轨迹。孟郊《巫山曲》写道：“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又《巫山高》诗：“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李贺的《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李白形容三峡风景，有“历览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诗句（《自巴东舟行经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还题壁》）。《宿巫山下》诗又写道：“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裳。”三峡的这种文化气象，往往可以点燃文人的“风情”与诗兴。白居易《题峡中石上》即写道：“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可见“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句，其中“断肠”二字，或许即大体表明了人们旅经三峡时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对于三峡的文化体验，恰与当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转”的风格相映合。其共鸣之和叶，千百年后仍然使人们不能不惊叹这种文化奇缘的神妙。

三峡地区民歌，唐人诗作中往往称之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卑拙右住兜浅嵌?盘ā罚骸疤鎏龆?忌希?型燎啻掎汀2恢?未?铮?墒前屯跆ā0透杈梦奚??凸?换瓢！！庇秩绾?健妒??偃?住罚骸鞍透韬驼叨啵?籽┪奕撕汀！?BR>对于所谓“巴歌”，又曾经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巴童歌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骤雨暗?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

巴曲 杜甫《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

巴渝曲 杜甫《暮春题??西新赁草屋五首》：“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白居易《寄微之》曾写道：“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巴歌”、“巴曲”、“巴弦”的风格，确实表现出与诗人们以往所熟悉的歌曲显然不同的文化韵味。

王维《晓行巴峡》说：“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这里的文化氛围，使诗人体味到野趣和古风。而当地“语”“声”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峡地区文化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峡民歌所谓“竹枝”，也是典型的“巴?Q”，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风格的神奇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三峡“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鲜的营养。受到三峡“竹枝”影响的唐诗的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峡文化的重要发现

李白曾经作《巴女词》，应当也可以看作对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使三峡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作用当以“竹枝”著于唐人诗作为最。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竹枝”出于郎州之说不确。《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

《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

锡曰：“‘竹枝‘，巴?Q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

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与刘禹锡《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说法是准确的。《刘梦得文集》卷九载刘禹锡原作：

竹枝词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

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贵。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Q”，知变风之自焉。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西春水?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眩?昴瓴ɡ瞬荒艽荨0媚杖诵牟蝗缡??偈倍?ジ次骼础?BR>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

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岁正月”，在穆宗长庆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称巫县，隋唐时已改称巫山。

刘禹锡又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将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梦得文集》卷九“道是无晴还有晴”，《全唐诗》卷三六五作“道是无情还有情”。

所谓“巴人能唱本乡歌”，正说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峡地区的事实。

《全唐诗》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载有顾况《竹枝曲》：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一句，也说“竹枝”为“巴人”所习唱。

据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顾况为肃宗至德（公元756年）进士，所作较刘禹锡之九篇约早70年。

顾况《竹枝曲》，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收录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萋萋。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其中“瞿唐峡口”、“白帝城头”、“蛮儿巴女”、“巴东”“巴西”诸句，也说明了这种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经成为代表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种文化符号。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杜诗中仅此一处提到“竹枝歌”。宋人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写道：“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也说，“‘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任半塘先生《竹枝考》指出：杜甫《夔州歌》与刘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东??西一万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其格调确实近于“竹枝”。“??东??西”所谓“??”，正是三峡地区所称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又有这样的评论：“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也有相接近的论点：“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见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赵注）。他四十八岁入蜀，五十七岁离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还是前半期的话。他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绝句，体式相同，皆七言四句）。”

在《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年少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下牢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鹘?献庸嫣洹9轮垡灰苟?榭停??虼悍缫浣ㄏ?

所谓“荆门”、“西陵”、“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说明作者是借三峡民歌的文体，来抒发三峡行旅的感受。

一并为《乐府诗集》编纂者所采录的，还有晚唐诗人孙光宪的《竹枝》二首：

门前春水白?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乱绳千结”，《五代诗话》作“乱绳寸结”。又孙光宪此作，《全唐诗》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录。据说“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卷八九七即将孙光宪《竹枝》归入词类，作：

门前春水竹枝白?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全唐诗》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辞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刘毓盘《词史》以为“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所说《女儿子》，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也写道：“《女儿子》现存二首，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任半塘《竹枝考》以为“必定”“无疑”一说“太过”。然而，作为推想，二者有“渊源”关系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的内容风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峡“竹枝”的先声。

唐人尉迟??吨谐?适隆匪担?跽百易诔??啵?蜃锍鍪鼐D希?崛死钼仔汹敬剩?翟鹛?酰?赣龊Α＼沧诔??跽案从茫?兄梁?希?钼追降淇ぃ?鲇?诮?沃衽仆ぃ?镁啤A跽俺?吨裰Υ省吩?钼祝骸磅媛墓?抵裰?耷?钆??！币布锹剂恕爸裰Α钡暮蜕??BR>

“竹枝”的发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马?青《〈竹枝词〉研究》写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任半塘《竹枝考》也写道：“刘氏诗序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论民间声诗乐艺之蕴藏，仅从百五十四调求之，已极丰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刘氏者各得其遇，则我民族乐舞在历史上所激发之光彩，将燎烛益高，启迪益远！且无论声诗以外者矣。”这样说来，唐代三峡“竹枝”经刘、白等有识者的“传写”“拟制”终于面世，实在可以称作伟大的文化发现。而所谓“建平《竹枝》遇于刘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发生，自有三峡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们对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义，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认识。

三峡的交通地位与三峡“竹枝”的流布

“竹枝”在中唐以后，逐渐于诗人作品中所屡见。这表明，源起于三峡的民间野唱，已经得到当时的主要文化阶层的重视，已经对于当时的主体文化形式发生了影响。例如：

李益《送人南归》：“人言下江疾，君道下江迟。五月江路恶，南风惊浪时。应知近家喜，还有异乡悲。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

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身骑吴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风雨。猿啼日暮江岸边，绿芜连山水连天。来时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补。鸿雁南飞报邻伍，在家欢乐辞家苦。天晴露白钟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曲终寒竹风袅袅，西方落日东方晓。”

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已献甘泉赋，仍登片玉科。汉官新组绶，蜀国旧烟萝。剑壁秋云断，巴江夜月多。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

张籍《送枝江刘明府》：“老著青衫为楚宰，平生志业有谁知。家僮从去愁行远，县吏迎来怪到迟。定访玉泉幽院宿，应过碧涧早茶时。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

于?《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有曾经在三峡地区生活的经历，于是其诗作中屡屡说到“竹枝”。例如，刘禹锡的诗作中有：

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白居易的诗作中也可见：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 座客亦裴回。（《九日登巴台》）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 （《听竹枝赠李侍御》）

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 （《九日题涂溪》）

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唱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郡楼夜宴留客》）

其他说到“竹枝”的诗作，还有：

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晴江如镜月如钩，泛滟苍茫送客愁。夜泪潜生竹枝曲，春潮遥木兰舟。”

方干《赠赵崇侍御》：“却教鹦鹉呼桃叶，便遣婵娟唱竹枝。闲话篇章停烛久，醉迷歌舞出花迟。”

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蔻

花边唱竹枝。”

郑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

王周《再经秭归二首》之二：“秭归城邑昔曾过，旧识无人奈老何。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

蒋吉《闻歌竹枝》：“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独向东南人不会，弟兄俱在楚江湄。”

白居易《曲江感秋二首》之一于51岁时感叹“昔壮今衰”，“人生多故”，有“夜听竹枝愁，秋看滟堆没”句，说明他在三峡地区与“竹枝”相共的岁月，在人生记忆中的深刻痕迹。

他的《江楼偶宴赠同座》诗中所谓“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所描写的已经不是三峡风物，反映“竹枝”已经传布到其他地区。又如《听芦管》：

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篥，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

说到“竹枝”的普及，使得无论南北之别，胡越之异，都同样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感染。

“竹枝”从三峡地区首先传布到楚地。

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李商隐《河阳诗》：“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纸。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唇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全唐诗》卷三五九题注：“在朗州。”“竹歌”，也就是“竹枝歌”。

又刘禹锡《插田歌并引》说到连州田间民歌有类似“竹枝”的风格：

插田歌并引

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

殷尧藩《送沈亚之尉南康》：“行迈南康路，客心离怨多。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南康，即今江西南康。

“竹枝”流入吴地的反映，有张籍《江南行》：“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又杜牧《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远风南浦万重波，未似生离别恨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

竹枝词二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宁波竹枝词 辞格 雅俗

浙江东渡是宁波，人物由来此地多。欲识吾乡风俗好，请君细听竹枝歌。

——清·万斯同

宁波竹枝词包含着大量的风俗和文化知识，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它以诗歌的形式承载民歌的内容，在修辞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辞格、雅俗来探析宁波竹枝词的修辞特色。

一、宁波竹枝词的辞格

宁波竹枝词所用到的辞格十分丰富，主要有“比喻、比拟、双关、叠字、借代、仿拟、引用”等等。这些修辞格的运用，使得宁波竹枝词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

（一）比喻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辞格，宁波竹枝词中的比喻辞格用的很多，而且十分生动。例如：

（1）非独黄豆都成荚，又见棉花白似霜。（清·佚名《青珠竹枝词》）

（2）电眼银髯气势雄，蜿蜒龙体出龙宫。盘旋滚舞长街上，空巷争看真老龙。（陈道生《畸山舞龙队》）

（3）夫妇双双去采桑，养蚕好比养儿郎。（陈道生《裘村镇蚕月》）

例（1）生动地描绘了棉花簇簇、宛若一地白霜的图景，既写出了“白”，又暗含“成片”。例（2）把目光比作电，胡须比作银丝，不仅面部形象毕现，而且精气神儿全出。例（3）则把蚕比为儿郎，表现出了蚕农对蚕的喜爱和对养蚕业的热爱。

另外，宁波竹枝词还运用多重比喻的形式。例如：

（4）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为君渔业臣。（陈瀛洲《渔歌》）

（5）悔嫁薄情负心汉，这山还望那山高。（董锦云《四明情歌》五）

例（4）中有三个比喻：农业是君，渔业是臣，农业和渔业是君臣关系。以“君臣”来比喻“农业”和“渔业”，深入浅出而有不失生动地点明了二者的重要性及主次关系。例（5）也是多层次的比喻：别的女人像是“那山”；“薄情郎”移情别恋就像是有了这山还望那山一样。这也是具体比喻和抽象比喻的结合，形象生动而又充满讽刺、愤怒的感情。

（二）比拟

比拟辞格在宁波竹枝词中用得也比较多。例如：

（6）香粳遍野影离离，正是含花吐穗时。听说秋雷能引海，年年七月怕风痴。”（清·鲍谦《梧岑竹枝词》）

（7）邻家少女试新装，头上晶晶宝石光。斜日无情偏不落，定教急煞可怜郎。（郑玉浦《约观灯会》）

（8）灵鹊枝头迎客至，任君采摘品琼浆。（林永良《杨梅节》）

（9）雪肤柔肌蜜肚肠，囫囵入口久留香。（陆锋《宁波汤团》）

例（6）中用一个“痴”字贴切地表达了“怕”之甚。例（7）中的“斜日”以“电灯泡”的形象出场，对别人的甜蜜由眼红而生嫉妒，或者“斜日”可能也一直暗恋着这位邻家少女，总想把她和她男朋友搅黄了，同时又可以出出恶气：你哪里比得上我，急死你。例（8）将“喜鹊”拟人化。中国民间认为喜鹊通灵，所以喜鹊又叫“灵鹊”，此处的拟人有着潜意识里的期盼。喜鹊枝头啼叫，热情地迎接着客人，尽职尽责地担当着“礼仪小姐”。例（9）“雪肤柔肌蜜肚肠”句，“雪”为视觉，“柔”为触觉，“蜜”为味觉，而“肤”“肌”“肚肠”又是拟人的写法，一位色香味俱全的“汤圆美女”从纸中“走出”，惊艳四射，使人急不可耐，“囫囵入口”。

（三）双关

同其他类型的民歌一样，宁波竹枝词也通过双关来寄托情意，有“谐音双关、语义双关”等。

1.谐音双关

（10）郎待天明征远方，妻含娇泪理行装。频频窗外望天色，日未出山仍有霜。（董锦云《四明情歌》二）

（11）池塘蓦地起风波，恶浪无端折芰荷。剩得单丝怎连藕，残枝零落泪痕多。（董锦云《四明情歌》四）

例（10）“霜”谐“双”，本义指太阳未出，山林仍有寒霜，暗指丈夫天亮就要去远方，天亮之前夫妻仍旧是一双人，不会分离。例（11）“浪”谐“郎”，“丝”谐“思”，“藕”谐“偶”。通过谐音双关写出了“偶”断“思”连的无限忧思。

2.语义双关

（12）不如仲夏移家去，卧向林边手自探。（清·万斯同《鄮西竹枝词》）

例（12）中的“仲夏”为地名，在句中属语义双关：本为地名，但同时可用来表示季节，倒也契合全诗语境。

“宁波”这个地名来源于“海定则波宁”，在宁波竹枝词中经常可以被用为双关。例如：

（13）诸君问我生何地，海不兴涛是故乡。（陆锋《宁波汤团》）

（14）抗倭名将此挥兵，痛击番船敌胆惊。今日笑迎五洲客，巨轮进出海波平。（郦仲瑜《招宝山》）

例（13）中的“海不兴涛”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既表现了故乡的平静安宁，流露出对故乡的热爱和依恋，也可以指“宁波”这个城市。这里的双关，与其说是一种刻意的辞格运用，不如说是“宁波”这个地名起得好。例（14）大意为：以前戚继光将军抗倭，在此痛击倭寇，现在这里的人民满面春风，欢迎五湖四海的客人，正所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首诗从整体上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表达出对倭寇的憎恨、坚决抗击倭寇的决心，与宁波人的热情好客，两相对比，相得益彰。最后一句的“海波平”运用了双关辞格，字面意思是宁波的海港风平浪静，巨轮进进出出都很安全；另一层意思是巨轮进进出出的地方就是家乡——宁波，这也与全诗内容相呼应。

（四）叠字

叠字辞格的运用使宁波竹枝词产生了韵律美。例如：

（15）五里湾湾曲曲溪，绿杨沿岸夕曛微。（清·谢秀岚《周巷竹枝词》）

大意为“五里长的港湾，弯弯曲曲的溪水，夕阳暖暖地照映着沿岸绿绿的杨树”。这两句诗用了叠字、双关的修辞方法。这里没有用“港湾”“水湾”，而用叠音的“湾湾”，首先保持了平仄和格律，因为叠音的两个字平仄相同，双音节的叠字形式是最直接的保持平仄和谐的手法，这也使诗歌收到叠字与平仄和谐双重音乐美。《诗经》正是在四字句中大量运用了双音节叠音字，才使得它极具音乐美。宁波竹枝词的叠字修辞还有很多。例如：

（16）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宋·叶梦鼎《盖苍乔木》）

（17）烟柳村村花夹岸，最怜千丈镜中行。（清·倪象占《鄮南杂句》）

（18）记得醉归衔暮色，星星渔火隔江明。（清·袁钧《鄮北杂诗》）

（19）梁山伯庙去烧香，拜拜多情祝九娘。（清·无名氏《梁山伯庙》）

再回到例（15），“湾湾”谐“弯弯”，当以本字理解时，诗句节奏为：五里湾湾/曲曲溪；当以谐字读时，节奏为：五里/湾湾（弯弯）曲曲溪。从修辞的角度来讲，将“湾”叠用收到的效果是多元的。此中最重要的是使诗句平添含蓄美，当诗句可以作多种理解或从不同的角度来鉴赏时，它的艺术价值随之得到升华。

（五）借代

借代即“换名”，借代辞格的运用，使宁波竹枝词在表情达意上更加形象突出、特点鲜明。例如：

（20）红裙队队闻私语，此是前朝宰相家。（清·周铿华《泗门竹枝词》）

（21）端阳佳节漫经过，角黍相传为汨罗。（清·鲍谦《梧岑竹枝词》）

例（20）中的“红裙”代指少女，使少女形象鲜明突出，与句中的“队队”和“私语”等少女的行为特点相呼应。例（21）中的“汨罗”指代屈原，用于此处是为了韵脚的和谐，也隐含了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典故，有着双重修辞效果。

（六）仿拟

宁波竹枝词对仿拟辞格的运用也有鲜明特点。例如：

（22）蜃雨腥风骇浪前，高低曲折一城圆。人家住在烟波里，万里涛声到枕边。（清·陈秉元《渔家》）

“蜃雨腥风”是“血雨腥风”的仿拟形式，这个辞格在此处产生了如下修辞效果：首先，更加朴实和自然，“血雨腥风”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表现残酷的形势和环境，而“蜃雨腥风”不见得是夸张，因为在夹杂着细小贝类的骇浪触石或触岸，必然会激起无数水花，加之风的助力，“蜃雨腥风”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其次，从语义上看，“血雨腥风”的修辞效果是强烈的，通过夸张的手法很形象地展现了一幅残酷的图景，会引起人的负面情绪，而“蜃雨腥风”是规范的、正常的表述，展现的是一幅海边图景。由“血雨腥风”到“蜃雨腥风”，正是以仿拟卸去夸张，以形式上的修辞“掩埋”内容上的修辞。

（七）引用

引用一些脍炙人口的句子或经典名句，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宁波竹枝词也通过引用这一辞格来表情达意。例如：

（23）落霞孤鹜齐飞处，面面波光似镜磨。（清·忻恕《东钱湖竹枝词》）

（24）九月中旬湖水平，龙舟竞渡会群英。（郑玉浦《东钱湖会期》）

（25）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为君渔业臣。（陈瀛洲《渔歌》）

（26）关关鸠鸟在河洲，幸福生活勿用愁。（沈元魁《幸福生活》）

例（25）是完整引用，例（23）和例（26）是暗引或变通引用。例（24）的“九月中旬湖水平”也可以看作是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句的暗引。

二、宁波竹枝词的雅俗与修辞

竹枝词首先是一种偏向于通俗文学的诗歌形式，语言浅显通俗，所以即使诗歌主体本身一直是雅文学的主流，常常运用具有文学色彩和书面色彩的语词来移注自身情感和加强艺术感染力，但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绝大多数还是比较通俗浅近的。宁波竹枝词多口语，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

（27）赤豆粥兼荞麦面，晚餐还有烤番茹。（清·赵霈涛《剡溪竹枝词》）

（28）一樽芋艿吃完添，陆谷糊中不放盐。（同上）

（29）马陆坑茶真个良，兰花颜色茉莉香。（清·毛润《石门竹枝词》

（30）附近乡邻齐去看，阿侬暗作相亲人。（郑玉浦《东钱湖会期》）

这些句子都很生活化，完全可以用于日常口语交际。口语化句子和口语词的运用，使宁波竹枝词的民歌色彩被完全激活，使得词义通俗易懂。

从另一方面说，竹枝词是一个“乍俗还雅”的怪胎，一些文学色彩或书面色彩比较浓厚的词或句子，宁波竹枝词中亦多有其例。例如：

（31）潋滟鄞江落日时，灵桥东锁去波迟。（洪允祥《登楼远眺》）

（32）一水漪涟好浣衣，提筐姐妹到西溪。（清·鲍序悦《梧岑竹枝词》）

（33）且看饮马潭中水，留得涟漪千万重。（袁子良《渚山饮马》）

（34）龟岭嵯峨低复高，仓山烟树冷萧萧。（清·阮嘉祥《临山竹枝词》）

（35）老叟稚童同乐处，嫣然含笑步翩跹。（范纪达《阳光广场》）

“潋滟”“漪涟”“涟漪”“嵯峨”“烟树”“叟”“嫣然”“翩跹”等都是书面语，而“烟树”文学色彩浓厚。

（36）空气新鲜溪水甜，莼湖真是个桃源。山人耄耋身犹健，屋后常锄小菜园。（王重光《莼湖长寿村》）

“真是个”是口语，用它来将“莼湖”比作“桃源”显得更加鲜明、直白和强烈，若换成“好像”“宛若”“像”，则没有这种修辞效果；而“耄耋”又是个书面语词，指老年或老人高寿，所以这首诗可以说是文白兼收，雅俗共赏。

另外，现代新事物进入宁波竹枝词后所带来的陌生感强化了诗的修辞效果。例如：

（37）华楼耸翠比天高，“有路”人家气派豪。刚出车门“桑塔纳”，“大哥大”里发牢骚。（张晓邦《缑城杂咏》）

“桑塔纳”“大哥大”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事物散发出了浓烈的现代化气息，用在诗中就如同用古老的酒瓶装可乐。实际上，这种形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雅俗共赏，只不过是古典诗歌形式之“雅”与现代新事物之“俗”的结合。它的修辞效果不仅来源于语词语义层面，也来源于时空碰撞。

宁波竹枝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百姓日常生活的画卷。它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辞格来传递信息、抒感；同时，它亦俗亦雅的形式使其风格淳朴却又不失含蓄和意境。它不需要很高的文学水平，但又能把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特点使得竹枝词易于模仿和创作。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宁波诗社.宁波竹枝词[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

竹枝词二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 林则徐 回疆竹枝词

林则徐有《回疆竹枝词》三十首专门吟咏新疆回部风俗，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展现了清代回部的风俗图画，从服饰、建筑、饮食，到艺术、宗教、历法、文字，甚至气候、农业生产都有表现。学者们早就对《回疆竹枝词》的民俗价值和词汇借鉴表示了关注，取得了许多相应的成果。本文将之放到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研究，希望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交流模式，从而有效地求大同存小异，使各民族文化更好地交流和发展。

在跨文化交流中，每一位交流者都受到文化规律本身的制约：一方面，世界上每种文化都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质，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替代另一种文化本身的功能。换句话说，文化交流具有互补性特点，这种交流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排斥”，即文化学上所说的排他性。而每个交流者的身份及独特经历都让文化交流成为独特的个案。

作为政治家的林则徐，走到哪里都是将关注点放在经济、驻防等方面。与《回疆竹枝词》相较，林则徐的日记更显冷静、理性和客观。日记内容大多只记叙行止目见，少感情抒发。在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至年底和道光二十五年的一个多月的日记中，最常见的就是他对于地理、驻防的记录。如，“癸卯。黎明出西门，过十里铺，有大土佛寺。又五里祁家店，又五里二十里铺，又五里东乐城”或“土城甚小，办事大臣及协办大臣同署，余则一通判、一副将、一巡检，皆住城内。”[1]P427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林则徐一生从政，只是以“余事为诗”，诗歌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批判精神。他于一八四九年前往广东查办鸦片事件被投降派陷害，充军伊犁，一八四五年才遇赦东归。在新疆期间，他跋涉天山南北，遍历八城，努力从事屯垦事业，并建议酌给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土地令其耕种，“改屯兵为操防”，实际上都是从发展新疆地区经济，巩固西北边防，抵抗沙俄的侵略出发的。可以想见，当他用政治家的眼光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会不自觉地运用已有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对方的行为。

细读《回疆竹枝词》，读者可以发现字里行间流露出林则徐对于国家、民族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激发了他对于新疆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精神所来有自，正是他一贯的风格。鸦片战争中，他提倡“知己知彼”有效抵抗外国侵略，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反思国情，放眼世界局势而得来的。这种精神也贯注到了《回疆竹枝词》中，如：

不解芸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

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

这里记录的是林则徐在南疆看到维吾尔族人种地的方式是 “轮耕”或“歇耕”，这种保持地力的做法在维吾尔族中长期存在。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八里也有记载：“嘉禾与恶草同生，不加耘耕，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凉，其愚而可笑如此。”[3]下篇卷八P48明确批评回部此种方式的愚不可及。林则徐的平等交流意识较为强烈，诗歌前两句客观描述回部的种植方式，但是潜意识中的对比模式已经在“耘锄”、“粪田”等南方农耕文化中的词汇里表现出来，可以说，这两句诗以己文化为参照对回部的农耕方式进行了描述。但是这种对比显然立刻得到了作者的反思，于是三四句加上了“幸亏……”，对前两句中文化对比产生的不平等交流进行了纠正。

与之不同的是萧雄，他的《西疆杂述诗・耕种》是从这样的角度描述回部的农业生产方式的：

四月东风已解冰，麦苗初长稻苗青。

双驱骏马勤耕陇，不待天明早唤醒。

描写的是回部农民勤劳的生产状态。萧雄于光绪初年到南疆，虽然这首诗的自注中也记载了回部农民种地“旱田于一犁下种之后，任自生长;水田犁耙一次，撒种于泥。……皆疏于去草，坐以待获而已”。但诗句中表达的完全是赞叹。二人选择的观察角度不同，表达的情感也不同，萧雄直接抒发了对回部农民勤劳耕作的赞叹，而林则徐的诗歌则留下了他的思考痕迹，对于文化交流中的平等意识较为强烈。

这种平等意识还表现在《回疆竹枝词》对于回部词汇的借用上。三十首竹枝词中借用了34个维吾尔语词，在新疆竹枝词中是借用语词最多的一位诗人，开创了借用维吾尔语词“之最”，充分体现了林则徐对于回部语言的熟悉，同时反映了他对异文化的态度是以平等交流为基础的。

林则徐生活的时代，是清朝的封建统治每况愈下的时代。林则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沿着封建科举的老路，由秀才、举人而成进士，从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和布政司一步步上升到巡抚、总督的高位，成为一个位居一方的封疆大员。他充当地方大吏的时间较长，遍历南北各省，是一个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看到了回部人民的艰苦生活，而这正是他文化交流中反思精神的前提。林则徐《回疆竹枝词》有些是对新疆回部人民艰苦生活表示同情的：

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

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

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

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

虽然馕瓜杂食是新疆少数民族的主要饮食方式，但在从精粮细面的内地饮食方式看来，确实是非常艰辛的。林则徐注意到了回部的不食猪肉和只吃活畜宰杀后的肉，而和入羊脂的抓饭总是飘散着腥膻味，也与林则徐的饮食习俗不相容纳， “味总膻”体现出作者无法适应的痛苦，引发了作者深厚的同情。可以看出，作者正是与自身文化进行了比较才得出了相关结论的，正是文化交流的排他性的表现。

这种排他性有时候甚至显示出较为含蓄的批判色彩。

太阳年与太阴年，算术斋期自古传。

今尽昏昏忘岁月，弟兄生日问谁先。

亢牛娄鬼四星期，城市喧阗八栅时。

五十二番成一岁，是何月日不曾知。

两首诗均记回部历法，《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无正朔，以望见新月为月初，三十日为一月，无小建，十二月为一年，无闰。然算其一岁之中，皆三百六十四日，其实皆以八栅尔计算。每七日八栅尔一次，每八栅尔五十二次为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纪岁月日时，皆有地支而无天干。”[3]下篇卷八P54其他创作者也同样注意到了回部无历法的现象，在他们笔下是这样表述的：

天干不解地支传，习俗何妨任自然。

五十二回八栅尔，把斋入则过新年。

――祁韵士

年光未必协天时，月令徒教纪地支。

三百六旬拘一格，不如桐叶闰犹知。

――萧雄

相比之下，祁韵士就明确表示不解天干地支又有何妨，任其自然即可;萧雄直接表示回部历法不够敏感灵活，林则徐则对回部的历法持质疑态度，“昏昏”、“不曾”一词尽皆体现了林则徐对于回部比较含蓄的态度。

《回疆竹枝词》对于陋习也直接表达批判。如：

归化于今九十秋，怜他人纪未全修。

如何贵到阿奇木，犹有同宗阿葛抽。

大意是新疆归于大清统治快九十年了，但他们的人伦纲纪还没有完全讲究，为什么尊贵到阿奇木伯克这样的人，还有出自同一宗族的妻子？作者以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族通婚习俗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人伦纲纪不讲究。但这样直接表达的诗歌甚少，大多采用“一字见义”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同情或者否定。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在客观描述回疆民俗的基础上，贯注了自己的反思精神，这不仅是作者自身的习惯、身份和责任感的体现，同时也是时代背景赋予竹枝词应有的品格。

林则徐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责任感促使他即使是被贬谪到边疆，也不断尽自己能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对于回疆民俗，他采用了竹枝词的形式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竹枝词本身就是歌咏风俗的民歌形式，短小精悍，适宜于表达对于异地风俗的吟咏。另一方面，有“采风俗，知得失”之意。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上至皇帝，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平民，都终日陶醉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林则徐对新疆回部民俗进行了采集，并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分析，从而向当朝者提醒边远地区人民应该加强教化。当然，他的反思甚至批判是建立在对于回部民众的深切同情基础上的。

总而言之，文化模式内化于人格中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次，因而在进行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往往会无意识或不自觉地以己文化作为参照标准解释和评价对方的行为。对于《回疆竹枝词》来说，它更明确地显示了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使得林则徐在诗歌中努力以平等的交流态度对待异文化，但同时又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排他性。无论如何，林则徐都成为了文化交流中的努力尝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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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二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黎平竹枝辞 龙绍讷 忧民情结

中国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66-73

晚清黎平府亮寨司举人龙绍讷（1792-1873）在其本支家乘《龙氏迪光录》第四卷遗文中，收录有《黎平竹枝辞五首》，这五首竹枝辞除一首是写黎平府的民俗外，其他都以纪实性的特质反映了晚清黎平府的社会政治状况：

疲苦人民最急公，输将米谷歉犹丰，肩挑役及男和女，升斗何曾恕小童。

土司也是一员官，老署萧条六月寒，案牍簿书无一事，阶前青草自雕刊。

夕照初沉即便行，城中妇女最轻盈，呼童作伴羞人面，携手前途月未明。

大腹膨膊脚八叉，乔装乔扮站官衙。官衙不识河阳宰，满县惟开皂隶花。

规矩包儿裹在腰，卓锥无地也丰饶。八家名数分头目，举箸擎杯惯骂苗。

这五首竹枝辞中，第一首描述黎平府缴纳赋税的情况；第二首描画出土司官署在晚清时期无所事事的画面；第三首涉及黎平府妇女夜行的习俗；第四首将官衙皂隶腐败的形象隐晦地刻画出来；第五首细画了黎平衙役盘剥百姓且肆无忌惮的嘴脸。

一

龙绍讷出身黎平府亮寨司土司世家，龙氏一族历经明清两代二十二朝，可谓历史悠久；龙氏二十三人先后世袭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之职，二十二代龙氏族人先后统治亮寨司456年之久，对亮寨乃至黎平府的社会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龙绍讷所描述的黎平社会现状是可信的。

第一首“疲苦人民最急公，输将米谷歉犹丰，肩挑役及男和女，升斗何曾恕小童。”辞中将黎平府男女老少齐输田赋的情形刻画得入木三分。首句“疲苦人民最急公”，读来耐人寻味，首说百姓已经“疲苦”不堪了。《黎平府志》中有一条关于黎平古州镇的记载，与龙绍讷这首竹枝辞描述内容大致相似：“古州镇标兵丁复额库款充裕，发给米价银两、运脚银两，交该县采买挽运。古州镇标兵米无有窒碍，具文申复毋违特札各等因到县。奉此案查该硐采买相延承办，屈指百有余年，每至运解之秋，老少全家供役，累害无休。”可不就是“疲苦人民”“肩挑役及男和女”么？铜仁府教授胡长新记载了苗侗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不利种植且难于运输：“该八硐地方重岩叠嶂，道路崎岖，所垦田亩尽系梯盘腰带，所收禾谷自食不敷，加以挽运采买，实已万不能支，苗民重困难堪。”不仅黎平府如此，就是整个贵州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吴县人沈诚在他的《洋川竹枝词十首》中描述眼前的遵义洋川说：“山田终比水田多”。《播州竹枝词》从第三首开始讲述播州的农作环境：“石角山腰土皮薄，三斤十斤镢。年年山上生出田，不患水田患田脚。”词中十分详细地将播州的农作土壤之贫瘠描画出来，词后自注曰：“郡多垦山为田，望之如梯，溉田大半恃雨，然亦鲜旱者，为脚崩补砌为劳。”可见，播州农业生产也是十分不易。第四首“近日晴多不漏天，百钱斗米说丰年。忙求邻女作新妇，女大于郎好种田。”词中喜悦地记载只要风调雨顺，农人的日子就好过了。可后两句无情地道出当地风俗，“大妻小夫”只是为了生计。在生存环境严峻的前提下，多一个好的劳动力是多么地重要。第十二首“小麦青时大麦黄，黄云飞卷便莳秧。山田那得都如此，算我膏腴近水乡。”前两句讲述一片大好的农作情景，读来令人欣喜。后两句才道出真谛：只有靠近水域的地方，才能有如此好的农作环境。可见，贵州人民的自然生活条件不好，原本就是“疲苦”地生活着的。

第二句“输将米谷歉犹丰”，刻画了田家输米入官仓之后的窘迫之态。贵州生员谭世禄的《贞丰州竹枝词》中有一句：“休讶山居穷措大，年年食少卖新苗。”可谓将“输将米谷”的“疲苦人民”的后续生活续写出来了。道光贡生黄晋明的《贞丰州竹枝词》描述家乡黔西南夫妇一起下地耕种才能养家糊口：“妇去耕山夫种田，谋衣谋食各纷然。”妻子白天下田劳作，晚上织布交与官差，时间紧迫：“织来花布才盈丈，要与官差算脚钱。”曾大伦在《贞丰竹枝词》中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家乡人的辛勤劳作：“五更蚤起三更眠，狎妇辛勤亦可怜。井臼亲操中馈主，夜勤纺绩昼耕田。”这不就是“役及男和女”的生动写照？且“役及”的不止“肩挑”，还有“耕织”。不止一条材料证明黎平府的百姓要承担的赋役十分繁重：“乾隆二十七年，总督兼巡抚吴批本司道等会详查，得黔属各地方征收钱粮额外浮收，重加火耗、多索票钱，以及短价采买，或藉差使名色，滥派夫马，一任书差指十派百，折收肥己，或藉供应，派索猪鹅鸡鸭、竹木柴炭、马草刑具监茨等项，种种陋弊，不一而足。”恶劣的自然环境本就不利于农耕生产，加之人为的盘剥，《播州竹枝辞》第十三首写出农人的心声：“田家最怕是催租，租吏上门甚剥肤。若得好官真个福，纵迟一日不追呼。”前面两句将田家最害怕的事情讲述出来，“租吏上门甚剥肤”，多么血淋淋的画面！难怪朱凤翔说田家的乐土就是“粳米上仓轮自乐，家家门少吏催租。”身在甘肃渭源任知县的朱凤翔写有一首描绘家乡的《黎阳竹枝词》，其中除了描写家乡美景以寄托思乡之情外，也提到了家乡父老的生计问题：“十年树木计如何？不种平田利更多。鸦嘴丁男争荷去，青杉影里认青螺。连云山寨起层楼，比户机声夜未休。”种田利少，为了生活下去，黎阳人放弃了赖以生计的农耕生产，转以植林树木来营生。即使如此，山寨中仍通宵充斥着纺织声。

最后一句“升斗何曾恕小童”，整首辞因这一句将百姓与官府进行比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小小儿童也需缴纳田赋。《贵州通志》记载黎平府的户口情况时说：“原额户口四万九千四百六十户，新增户口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户，原额人丁二万八千三百九丁，俱系黑苗，原未审丁征银。”是否可以理解为，官府在治理苗侗地区初期，没有明确规定按丁缴赋，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以人口数作为缴赋的统计标准，儿童也在缴赋之列。龙绍讷在《龙氏迪光录》中也记载为“原未审丁征银”，可见，贵州苗侗地区在晚清时还需老少都缴纳赋税，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黎平知府俞渭在《黎平府志》卷一中详细记载了黎平府的气候，并详细说明贵州的地貌情况，不利于农耕生产：“黔省山多田少，最为瘠薄，若雨水稍多，则高阜者得济而低洼者浸损；若晴霁稍久，则低洼者尚资灌溉而高阜者已觉旱干，是以历年收成不过六七分至八九分而止。”俞渭所说不假，黎平府时有灾害发生：“万历四十六年，大旱，米贵如珠，冬大疫。崇祯十二年夏六月，平茶所大水漂没庐舍无数，溺死男妇八百余口；十五年夏五月，洪水为灾，新化、欧阳一带，平原人户水卷一空。”到了清代，黎平府的自然灾害对农民并没有变得仁慈点：“乾隆四十三年，岁大旱，田谷杂粮得收者少；四十四年夏五六月，民大饥，斗米易银一两一二钱，饿死者无数，发廪减价粜赈之”；乾隆“四十九年，古州大水，河街城内俱被水湮”；乾隆“五十二年，岁旱，民饥”为此，都匀教授胡奉衡写有《忧旱诗六绝》，曰：“荷穿扉无夕朝，桔槔达曙韵萧萧。借得些儿润畴陇，也应满腹肺肝焦。频遵孔说不忧贫，遂尔终年未计身。此日农夫艰一获，应无余粒饱闲人。紫烟黄雾焦枯，一颗甘霖几颗珠。祓不知祈雨术，桔槔声响当哀雩。鼠经自奉愈增硕，鸿被天凶更觉哀。同是转轮藏中物，一逢倾复一逢栽。妻孥蹙额频携，父老垂眉苦踏车。南亩螺添半寸水，西畴龟裂几层淤。农人心力久称痛，陇陇看看叶叶枯。无计重赓豳雅咏，有怀待献郑生图。”诗中将农夫艰辛种植，企盼风调雨顺，以及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努力抗争进行如泣如诉地刻画，读来令人叹息。这位五开卫平屯所的诗人还写有《黎平竹枝词》，词中先述苗地祭祀歌舞的风俗，后述这些歌舞的目的：“头插鸡翎齐跃舞，岁时相庆祝平。”在结尾婉转地陈述了苗女连夜织布纳税的情景：“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洞布纳官租。”可见，黎平府的“官租”是可怕的，龙绍讷在他的竹枝辞中算是用比较委婉的语调来描述这一严峻的社会现状了。

二

与第一首内容相连的《黎平竹枝辞》是第四和第五首，描述完百姓输租情形后，龙绍讷接着描述苗侗地区的百姓们遭受着怎样的吏治环境：“大腹膨脚八叉，乔装乔扮站官衙。官衙不识河阳宰，满县惟开皂隶花。”“规矩包儿裹在腰，卓锥无地也丰饶。八家名数分头目，举箸擎杯惯骂苗。”这两首竹枝辞一总述，一细说；一婉转，一直书，无比形象地将黎平府的衙役们横行无忌的丑态描画出来。“大腹膨脚八叉，乔装乔扮站官衙。”将一群面孔朝天、大腹便便的衙役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唐代寒山《摧残荒草庐》：“饱食腹膨，个是痴顽物。”可谓对黎平府这些装模作样的衙役一个中的的评价。后两句“官衙不识河阳宰，满县惟开皂隶花。”将黎平府的衙役全县征收赋税时的扰民情景总述得十分形象。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龙绍讷一句“官衙不识河阳宰”，言下之意即为满县惟知有“皂隶”，而不知有“县宰”。这“皂隶花”与柳氏的“悍吏”是同一情形，不同的描述罢了。光绪五年，贵州巡抚岑毓英经过调查得悉，黎平各府厅州县征收钱粮弊端十分严重：“收秋粮市价每石银一两，折征二两，是加～倍也。又改银收钱，钱价换一千六百文，折收三千二百文，又加一倍也。复加以粮房票钱催差杂费，又加一倍也。如上，实米除例征耗米外，另有地盘样米、尖斗尖升等项浮征，故上粮一石非二三石不能完纳。至收条银，百姓纳银到时则日银水不足、平头不足，多方刁难。或改钱折收，藉称市钱市价必加库平库色任意勒索，以致每完条丁银一两加二三两不等。各省定赋之例，虽有加收耗银，而查贵州田赋则例，条银一两最多不过准加耗银一钱五分，秋米一石准收耗米一斗五升，何至加及数倍？”如此沉重的数据，需要全境百姓来负担，而“大腹膨”的“皂隶”就是这些数据所代表的钱粮的收取者，难怪如此忙碌了。据史料记载，黎平府并不是产粮的沃土，黎平府“原额全熟田一十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三亩七厘四毫六丝一忽二微七尘”，“产米可敷民食”。黎平府的农田原本只够本地居民口粮之用，缴纳赋税，已是十分艰难，加之衙役盘剥，百姓生活的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了。

据《黎平府志》记载，“各属户书粮差于百姓上钱粮时，先勒索报到钱文，出钱者给墨飞一张，方准赴衙门上纳，如不先交报到钱文，甚有延至两三月不能上粮者。”不给官府交纳报到钱，居然不能按时上缴官粮。岂不是强迫百姓延迟交粮纳赋？就是如此苛政，才使得那些“皂隶”变得“大腹膨”，成了蛀虫。不仅衙役压榨百姓，就是地方官员，也有盘剥：“嘉庆三年，广西边省仓谷并未实贮在仓折以谷价，各省额设仓谷，原应如数贮仓以备缓急之用。乃近年州县因买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私肥囊橐。及交代离任时，仅将例价留抵，日积月累，辗转因循，以致仓谷空虚，毫无储备，甚至将所留例价亦复侵用……出借时，于富户则抑之使借而于贫民则靳而不予，且出借之斗斛任意减少而还仓之谷石勒令加增，以致小民不沾实惠，转或因之受累。”这真是“借公事以济贪私，剥民财以肥己橐”。此类情形，不止发生在广西吧，遍地开花的黎平“皂隶”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膨”的机会吗。清代官员有“养廉银”，为防止官员在任期间发生不法行为来聚敛钱财，朝廷有专项资金发给各级官员，银两多少由级别界定。黎平府知府“养廉银一千二百两。门皂壮丁等役二十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百四十四两。岁共银一千四百四十九两，均由藩库请领。”可“皂隶”们没有“养廉银”。因此，他们为养家糊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苗侗地区繁重的赋税引起了清朝廷的注意。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清高宗有相关谕旨：“苗人纳粮一事，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烦杂之费或转多于正额”。针对此种情况，直至道光十五年，清宣宗就御史况澄关于《豁免钱粮请严剔弊端》的奏疏发出指示，要严格办理，如果出现：“各省于应行豁免本款；或先期征存不行流抵；或既奉蠲免，不为扣除；或以官亏，捏报民欠，吏胥等又复从中侵渔，是以实惠不能及民，徒饱官吏之蠹”等情况，“倘有官吏影射及蠢役奸胥把持需索等弊，一经发觉，定将该管官及该管上司一并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贵州巡抚杜拯在《议以楚卫属贵州疏》中说：“革数州县土司专畀之贵州，其便有十”。更是在奏疏结尾指出“指挥则尤甚矣，委牒方承即怀私计，防缉未效反贻厉阶；宣慰则尤甚矣，逞其恣雎日事赎罚，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可见，土司专治之制被革除是必然趋势。“黎平府丁粮旧由各土司征收汇齐解府。”光绪五年，邓在镛在上禀材料中说他收到“各司寨绅团拦舆备陈各土司粮差包收钱粮积弊，百姓不堪其苦”的情报，后经核查，邓知府一概革除，以解民困。云贵总督刘长佑也说“土司粮差，包收钱粮，最为民害”。古州朗洞营兵米的征收缴解一直由土司办理：

自同治年间起，每司又派粮差一人，专司催科，若辈惟利是图，罔知体恤，鲜有不生浮勒诸弊。今计浮费之名于柜收，则有随封、票规、银水、底串、添针、坐平、重戥等类，于仓收则有检单、差米、风口、淋尖、踢斛、衣袖、裤裆、样米、地盘等类，然此犹能以数计，其最无定者，土司之夫马供应、帮费粮差之草鞋油蜡饭食，无论多寡，司差独享其利，且鲸吞虎噬皆向良懦而施。更有小民自愿完粮而粮差故意推延，及至过期，则称借垫完解，或指言抗纳，或应上米者必勒之折银应完，银者复勒之折钱，钱又不随市价，低昂任意，辗转腹削，遂有加至一倍数倍，迨粮清而产已破矣。小民受害既深，即有控告俱被劣衿蠹役从中阻遏，情终莫达。而豪猾之徒与差役互相勾结，本户钱粮随意上纳，以致飞洒诡寄、横征暴敛之事不一而足。

土司差役分征粮食，使得百姓困苦不堪，革除之举势在必行。贵州从元代开始，设立有永从、潭溪、八舟、洪州、曹滴、古州、新化、湖耳、亮寨、欧阳等司；明洪武三年设置古州、曹滴、潭溪、八舟、洪州、西山、福禄、湖耳、亮寨、欧阳、新化、龙里、中林、赤溪蛮夷长官司十四司；清顺治十七年，将曹滴司革除；康熙二十三年革赤溪、楠洞司；二十五年革西山司，止存十司。三朝以来，亮寨司一直设立，龙氏一族自元末开始，世袭土司正长官之职，四百多年未变。在《龙氏迪光录》卷一中收录两篇雍正二年严饬土官的谕令：一日“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徙，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责令“督抚提镇严饬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视为鱼肉，毋得乱行科派，如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参革从重”；一日贵州黎平府“五开卫守备李孝恣为不法，曲庇汉奸，任其出入苗地生事害民，莫可究诘”。雍正责成“湖南总督杨宗仁、巡抚王朝恩明白回奏，将李孝革职交贵州巡抚毛文铨严审，定拟具奏”。这两则谕令在《黎平府志》中也可见全文。土司专治之弊端，上文已述，而龙氏族谱中收录针对土司专发之谕文，这一行为值得深思，也可据此推测龙氏土司与其他土司辖民不一般，在征粮过程中，没有发生上述不法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到民国初年，锦屏土司仅剩下三家，亮寨为其中之一，其余均被裁撤。尽管徒负虚名，没有实权，但能保存下来，已属不易。龙绍讷深谙其中三昧，胸中了然贵州土司被裁撤的历史必然，只是回顾历史，祖先的荣誉使得他不能不在辞中再三感慨，此种情怀也见于其所编纂之《龙氏迪光录》。

至此，《黎平竹枝辞五首》中四首涉及黎平吏治的竹枝辞俱已完结，这也是龙绍讷《黎平竹枝辞》的主要内容。剩下一首“夕照初沉即便行，城中妇女最轻盈，呼童作伴羞人面，携手前途月未明”，描写黎平妇女夜行的习俗，一改沉重萧瑟的氛围，读来令人倍感轻松与好奇。前两句说傍晚时分，黎平府的妇女们轻盈的身影方才出现，即使此时人迹稀少，可她们还“羞人面”，带着儿童作伴，行走在月色之中。据史料记载，龙绍讷所述习俗是：

土民家妇女日守闺门足不出阃，非至亲未得见面，街巷中亦鲜有昼行者。若入庙烧香之事，实从来所未闻。贞淑之风洵足嘉焉。城市日闻纺织之声，除主中馈外，皆以针绩为事。夏月余闲，或取瓜镂成花卉之形，溅以糖蜜，并制一切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