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宝鼎范文第1篇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汉武帝；《景星》；作年；主旨；文学史意义

《景星》是西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的五章颂瑞诗之一，为汉武帝所作。关于它的作年，自《汉书》开始就有分歧；关于它的主旨，迄今鲜有深入探讨。而考定这首诗的作年和主旨，对理清汉武帝人生观的发展和文学的成就，进而把握《景星》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很有必要。

一、《景星》作于元鼎四年考

关于《景星》的作年，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作于元鼎四年(前113)。此说出自《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天马》之歌。”按郭茂倩《乐府诗集》，“《景星》，一曰《宝鼎歌》”，知《景星》亦称《宝鼎之歌》。

第二，作于元鼎五年(前112)。此说出自《汉书·礼乐志》：“《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第三，作于元封二年(前109)。此说出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汾雕出鼎，在元鼎四年，景星见，在元封元年秋，《武纪》、《郊祀志》可互证。此当在元封二年湛祠时追作是歌，故下有‘河龙供鲤’、‘冯蠵切和’之语。”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郑文《汉诗研究》支持此说。郑文还详论道：“正因元鼎六年之前，没有用乐舞，……《景星》之作，不如《礼乐志》所云‘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而是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所以它既云‘河龙供鲤醇牺牲’，又云‘冯蠵和疏写平’，而‘五音六律，依韦享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时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正是对乐舞的形象描写。”

第四，作于元鼎元年(前116)。此说出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武纪》载获鼎凡二次，一在元鼎元年，一在元鼎四年；而《郊祀歌》中因获鼎而作之歌亦有二，即《景星》与《后皇》。从先后的次序看来，《景星》应作于元年(前116)，则‘五’当为‘元’之误。”

以上关于《景星》作年的四种观点，不可能皆准确。而《景星》作年的认定，不仅对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主旨意义重大，而且对把握汉武帝的人生观、文学观和文学成就有帮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首先，本文认为，陆、冯二先生提出的第四种观点难以成立。他们根据《武帝纪》记载的元鼎元年和四年皆得鼎，而《郊祀歌》中《后皇》与《景星》两首歌皆因得鼎而作，于是依据《景星》在《郊祀歌》十九章中排列于《后皇》之前，得出了《景星》作于元鼎元年第一次获鼎时的结论。但是，只要稍注意一下《郊祀歌》十九章的排序，应不难发现，这组诗并不严格依照创作时间的先后排列，否则就无法解释作于元狩元年(前122)的《朝陇首》为何会排在较其晚出的《天马》、《景星》和《齐房》之后。并且，今存文献中找不出任何汉武帝元鼎元年曾作歌的证据。所以，不宜因《武帝纪》记载元鼎年间两次得鼎，而《后皇》也是作于得鼎之后，就按十九章排列的先后次序另立新说。

其次，王先谦、张永鑫和郑文提出的第三种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他们的理由之一是：《景星》中有“河龙供鲤醇牺牲”、“冯蠵切和疏写平”的诗句，说明此诗是在遇严重水患之后所作，故此诗为“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此结论值得商榷。据史料记载，汉代水灾不断，《史记·货殖列传》即有云：“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可见水灾在西汉是经常发生的，并不仅在元封二年才出现。据《武帝纪》载，元鼎四年的前两年也是水患频仍之年，且就在元鼎四年出鼎前，“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出鼎后，武帝亲迎宝鼎至甘泉时还说：“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这些记载皆可证明，元鼎四年间武帝对当时各地遭遇的严重水灾给予了极大关注。而他在得鼎后流露出的对“河溢”的忧虑，对丰年的期盼，也恰是《景星》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元鼎四年得鼎后作《景星》，其中出现以河鱼祭神，祈求平息水患获致丰年的诗句不仅不足为奇，而且非常切合武帝此时借得鼎祭神以祈国泰民安的现实情境。

王先谦认为景星出现于元封元年(前110)，故《景星》当作于元封二年，这一理由亦值得质疑。且看《汉书》中有关景星的几条记载：

天哩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元封元年……秋，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齐王闳薨。在《郊祀志》中，望气王朔和有司们皆以“星孛”为吉兆，是“德星”。根据《天文志》，德星即景星。王先谦、郑文皆据此认为景星出现于元封元年。但应注意的是，即使元封元年出现景星，并不能证明《景星》只能作于元封元年之后。因元封元年出现景星，不能证明武帝统治的其它年份就没有景星出现。《天文志》景星“常出于有道之国”的记载即说明，景星在汉代是经常出现的祥瑞。况且，若如《郊祀志》中有司们的判断，“星孛”就是景星，那么，按《武帝纪》载，从武帝即位至元封元年，建元三年(前138)、建元六年(前135)、元狩三年(前120)、元狩四年(前119)都曾出现“星孛”，又如何能仅仅根据元封元年出现景星就得出《景星》作于元封二年的结论呢?再者，董仲舒曾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描绘了景星出现的美景：“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景星只在“王正”时出现，而武帝统治时期乃西汉鼎盛期，天下承平，景星经常“出现”是极可能的。因此，王先谦把元封元年出现景星作为系《景星》于元封二年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武帝在获宝鼎之后歌颂景星，既是对符瑞的祈望，同时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文治武功的衿夸。

郑文据《景星》描写了乐舞表演的场景而否定此诗产生于元鼎六年(前111)前的可能性，同样值得商榷。汉高祖时《安世房中歌》云：

高张四县，乐充宫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

如果说这些表现歌舞娱神的诗句不能算是对乐舞场面的描写的话，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既然高祖 时的朝廷乐歌已有乐舞场面的描写，那么，创作于武帝元鼎六年前的《景星》中有乐舞场面的描写就很正常。因此，认为《景星》作于元封二年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最后，《汉书》中提出的《景星》作年的第一和第二两种不同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景星》作于得鼎之后。故得鼎之年，乃是确认此诗作年的关键所在。在《汉书》中，记载元鼎四、五年间得鼎凡三处：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元鼎四年)其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脽　脽以上三条记载，出鼎地点皆一致。据《武帝纪》，“元鼎……四年冬十月，……立后土祠于汾阴雕上”，可知“后土祠旁”、“魏雕后土营旁”、“汾阴”乃同一地点。对于出鼎时间，《武帝纪》和《郊祀志》皆认为是在元鼎四年武帝行幸雍、祠五畴、立后土祠之后的六月间。《史记·封禅书》记载与《郊祀志》同，也认为是元鼎四年六月出鼎。认为元鼎五年出鼎仅《礼乐志》一处。但需注意的是，《礼乐志》并未注明获鼎月份。在武帝于公元前104年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之前，汉以十月为岁首。而就在元鼎五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113年的十一月份，武帝下《郊祠泰畴诏》，声称：“冀州雕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这显然是明确了出鼎之年就在元鼎五年十一月前，亦即公元前113年。因此，《礼乐志》的记载虽在年份上与《武帝纪》有误差，但只要结合武帝在位期间所行不同历法来推算，《汉书》的两种观点并无必然的矛盾，最多只能说是记载月份上有误差。但这也可以解释为：武帝于元鼎四年六月得鼎后作《景星》，在元鼎五年十一月郊祠泰畴时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修订。班固很可能是把用此诗为郊祀乐的元鼎五年误在《礼乐志》中当成了《景星》的写作之年，因而产生了看似自相矛盾的记载。

既然《汉书》记载得鼎之年都是在公元前113年，而且《武帝纪》和《礼乐志》的记载并无必然矛盾，因此，根据《武帝纪》的记载，将《景星》作年系于元鼎四年无疑是最准确可靠的。

二、《景星》就是《宝鼎之歌》考

由于《汉书》中《武帝纪》和《礼乐志》对得鼎后武帝作歌的名称提法不一，《武帝纪》名之为《宝鼎之歌》，而《礼乐志》则称之为《景星》，于是，在对《景星》作年考订的同时，又衍生出一个相关问题，即：《景星》与《宝鼎之歌》是否就是同一首歌诗?

自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明确指出“《景星》，一日《宝鼎歌》”后，《景星》即《宝鼎之歌》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汉诗研究者的认可。如。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清李因笃《汉诗音注》、陈本礼《汉诗统笺》、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等皆从此说。但郑文在考察《景星》作年时，为支撑其系此诗于元封二年的观点，他首先认为：元鼎五年二月，武帝因得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然后指出：“《景星》之作，不如《礼乐志》所云‘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而是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这实际就把《景星》与《宝鼎之歌》当成了不同的两首歌诗。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关系到《景星》和《宝鼎之歌》是否为同一首诗歌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礼乐志》记载的其它四章武帝颂瑞诗和《武帝纪》记载的武帝获祥瑞所作歌诗的关系问题，故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要弄清《景星》和《宝鼎之歌》的关系，不能仅凭主观猜测，而是应结合《武帝纪》和《礼乐志》对武帝创作几章颂瑞诗的史料记载进行综合考察。《武帝纪》记载如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畸。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六月，诏日：“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礼乐志》亦如此记载：

《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十。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齐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象载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上引史料充分说明，《武帝纪》载每获祥瑞所作的歌诗，皆可在《礼乐志》中找到相对应的记载：《武帝纪》载武帝因获白麟，作《白麟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朝陇首》；《武帝纪》载武帝因获宝马，作《天马》、《西极天马歌》，《礼乐志》则云其作二首《天马》；《武帝纪》载武帝因甘泉生芝，作《芝房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齐房》；《武帝纪》载武帝因获赤雁，作《朱雁之歌》，《礼乐志》则云其作《象载瑜》；《武帝纪》载武帝因获宝鼎作《宝鼎之歌》，《礼乐志》则称其作《景星》。在这些两两相对应的记载中，虽然武帝所作歌诗在《武帝纪》和《礼乐志》中名称不同，但作歌背景一致，歌咏祥瑞一致。因此，有理由相信，《武帝纪》和《礼乐志》所记载的这些乐歌，乃是一诗二名。

再者，从五章颂瑞诗的命名规律看，《武帝纪》皆以所获祥瑞为歌诗命名，《礼乐志》则以开头二或三字命名。如《白麟之歌》开头“朝陇首，览西垠”，故又称之为《朝陇首》；《天马之歌》(其一)起句“太一况，天马下”，《天马之歌》(其二)起句“天马徕，从西极”，故总称之为《天马》；《芝房之歌》起句“齐房生芝，九茎莲叶”，又名之为《齐房》；《朱雁之歌》起首是“象载瑜，白集西”，因又称其为《象载瑜》。据此命名规律类推，《宝鼎之歌》与《景星》的命名也当从此例。今查因获鼎而作的《景星》，开头就是“景星显现，信星彪列”。则《景星》与《宝鼎》为一诗二名，已经很明确了。

另外，从这些乐歌的使用功能上看，它们皆用于郊庙祭祀。据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在此，班固明确指出《武帝纪》中记载的《白麟》、《朱雁》、《芝房》、《宝鼎》之歌都是在武帝兴乐府之后创作的，它们的功能就是“荐于郊庙”，是郊祀乐歌。而在《礼乐志》载录的“荐于郊庙”的《郊祀歌》十九章中，未列《白麟》、《朱雁》、《芝房》、《宝鼎》，而列与它们在同样背景下创作的《朝陇首》、《象载瑜》、《齐房》、《景星》。这就证明，在班固那里，《白麟》、《朱雁》、《芝房》、《宝鼎》和《朝陇首》、《象载瑜》、《齐房》、《景星》的使用功能是一致的，都是“荐于郊庙”的颂瑞 乐章。它们实际都是一诗二名，可用所获祥瑞称之，亦可用开头二或三字称之。故有理由相信，《景星》就是《宝鼎之歌》。其它四章颂瑞诗情况，同样如此。

综上所论，本文认为，《景星》就是《宝鼎之歌》，郭茂倩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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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星》主旨考

关于《景星》主旨，学术界鲜有专门探讨，即使偶有涉及，亦主要认为此诗表现了神仙思想。如，叶岗《汉(郊祀歌)与谶纬之学》、张宏《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曾祥旭《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皆执此论。其中以叶岗论述较具体：“在五首颂祥瑞的诗中，入诗题材是天马(渥洼水马和大宛汗血马)、后土祠宝鼎、甘泉宫芝草、雍地白麟和东海赤雁。……武帝这种刻意以祥瑞象征王者天命的意趣，反映出他渴望在身死之前预先跻身于神仙之列的虚妄”，“突出地暴露了武帝那种至少是一度或者常常脱离人的社会性，以追求个体永恒的生存企望，强烈地凸现了他那种……求仙意识。……这本质上正是彻底的人生幻灭之感”。把《景星》与武帝创作的其它几首颂瑞诗放在一起考察，认为是反映了武帝“追求个体永恒”、凸现了“求仙意识”，这一结论其实不对。武帝的五章颂瑞诗并不都是表现求仙意识，如《天马》(其一)和《朝陇首》，就主要反映了他威服四海的壮志。《景星》主旨究竟如何，不能仅凭笼统申说，还是应用文本来说话。诗云：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答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诗歌先列天降各种祥瑞，说明写作之由：政治昭明，天人感应。其中充满“王者功成作乐”的自得感。次写歌舞祀神的盛大场面：这里有杂变繁会的五音，也有远姚的雅声；有各种乐器伴奏，也有长袖善舞拂起八面来风。这样的乐舞场面，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再写祀神祭品的丰盛，显示出郊祀者对神灵的无比虔诚。末写神灵来享用祭品，祈祷水患平息获得丰年。

纵观全诗，除了“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二句写到人神相感、有渴慕长生的嫌疑外，再不能找到其它求仙的印记。但这里的人神相感，是在颂祥瑞祭神灵时自然引发出来的，主要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与神仙思想不可等同视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曾描述道：五帝三王治天下时，民富足而有礼仪，“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谷兴，凤凰麒麟游于郊”，于是“郊天祀地”，“德恩之报，奉先之应”。说明在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学说中，降祥瑞是上天对帝王统治业绩的肯定，与此相应，帝王也当举行郊祀礼祭天地以报符应。而《景星》颂瑞，实际与《郊祀歌》其它篇章一样，皆为祀神而作。此诗开头即云：在景星、信星等瑞星出现后，“汾雕出鼎，皇祜元始”。这在武帝看来就是上天对其统治业绩的褒奖。作《景星》祀神，目的就在于回报天赐宝鼎。所以，他在诗中极力铺写了以歌舞、祭品祀神的热闹场面。诗歌最后以“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螭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四句作结，表达了息水患、获丰年的美好愿望，这样的愿望无论如何是无法与“求仙意识”勾连起来的，更不能说这种为国家祈福的愿望“本质上是彻底的人生幻灭之感”。因此，《景星》中体现出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不能与神仙思想划等号的。天人感应思想固然含有一定神学成分，但它主要是强调政治，企图借助上天的神秘力量来对帝王施政善恶进行评价。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汉代出现重大灾异时，皇帝会下诏罪己，并常令荐举贤良方正之士；而出现祥瑞，则作歌庆贺，甚至改元、大赦天下了。

通过对《景星》文本的分析，看不出其中蕴含有神仙思想或“求仙意识”，更看不到“人生幻灭之感”的蛛丝马迹，蕴含的只是武帝对“汾睢出鼎，皇祜元始”的热情礼赞，对其政治措施自我肯定，对民生的深切关怀。《景星》反映的这些内容，与武帝作歌时的心态大有关系。如前文考证，《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此时武帝四十四岁。在这个年龄段中，武帝虽期盼长寿，但更希望其统治下的帝国强盛稳定。有其元鼎五年的《郊祠泰畴诏》为证：

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雕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此诏说明，得鼎后，武帝考虑得更多的是黎民饥寒、农事有成等问题，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诏中还表明希望通过祭祀活动不仅求得丰年，而且建功边陲。可以说，《景星》和《郊祠泰畴诏》都反映了武帝在元鼎四年得鼎后的共同心态：对自身功业极自信，对民生疾苦极关切，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正因如此，武帝在《景星》中，表达了渴望平息水患、天赐丰年、国泰民安的愿望。

总之，无论是从《景星》文本还是从武帝作歌时的心态进行考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景星》是一首关注民生的颂瑞之歌，表达了对天降祥瑞的感恩，并通过祭神祈求丰年、期盼国泰民安。

四、《景星》的文学史意义

《景星》是西汉一首重要乐歌，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从内容上看，《景星》把歌颂祥瑞和关注民生结合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现实关怀，突破了以往祀神诗主颂神灵与祖德的陈规。

在武帝前的思想家看来，祀神诗是用于事神灵、崇祖德。如，《周易·豫》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益稷》也说：“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礼记·乐记》亦云：“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这些言论，皆为祀神诗作出了颂神灵、扬祖德的内容规定。在此思想指导下创作的《诗经》三《颂》、《楚辞·九歌》、汉初《安世房中歌》，无不遵循这一准则。但武帝本着“思昭天地，内惟自新”的求新意识，在作《景星》时，不再以颂神灵、扬祖德为主，而是借颂瑞以自赞，借祀神祈民安，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整首诗，名为娱神，实为娱人。这样的内容，展露出一代雄主自信昂扬、胸怀阔大的非凡气度，不仅为以往祀神诗所未曾有，而且在后来的祀神诗中亦鲜见。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乐歌在汉以后得到继承，这类乐歌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郊祀乐中，皆有继作，但《景星》等借颂祥瑞表达现实关怀的歌诗则未有继轨。正因《景星》这类颂瑞诗在祀神诗中显得极特出，故往往不被理解并遭责难。如，《汉书·礼乐志》批评道：“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宋书·乐志》亦指责云：“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但这些批评，更能见出武帝《景星》等颂瑞诗在祀神诗内容上的创新之功。也正是《景星》这类内容独特的乐歌，更能展现出西汉盛世时期的思想文化深蕴。

其二，从体式上看，《景星》是《郊祀歌》中最早创作的杂言体诗，它大量使用七言句入诗，标志着汉代歌诗体式发展的新变。

武帝兴乐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发展。对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有论：“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指出了汉乐府杂言体诗是有别于《骚》《雅》体式的新制。可以说，汉乐府中的杂言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由《诗》《骚》体向五言、七言体过渡的重要桥梁。今观《郊祀歌》十九章，有四首杂言体诗：《景星》、《天地》、《日出入》、《天门》。其中，《景星》作于元鼎四年，《天地》作于元鼎六年，《天门》作于元封二年，《日出入》作于太始三年(前94)。从时间上看，《景星》是《郊祀歌》中创作最早的一首杂言体诗。就今存文献看，《景星》杂用四言与七言句式，大量以七言句入诗，不仅为此前祀神诗所未曾有，在此前表现其它内容的诗中亦属新创格。因此，《景星》的出现，标志着汉武帝在祀神诗体式上的新开拓，也标志着中国诗歌发展到汉武帝时代，为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情感表达需要所发生的新变。

从《景星》句式的具体运用看，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十二句纯用四言，后十二句纯用七言，可谓传统与创新并存，古雅中有新变。诗歌开头历数景星等瑞星出现，意在说明国家“有道”，故获“汾雕出鼎”之瑞。这是以帝王口吻论证汉得天下和治国措施的合理性，因此，运用音节单一的四言体，加上严肃的说教，就使诗歌开头显得古雅凝重。这是对《诗经》雅、颂体的继承。但随着诗歌表现对象的变化，《景星》的句式运用也发生渐变。中间描写乐舞祀神，就逐渐由四言过渡到七言。在此，先总写乐舞祀神的场面：“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运用四言句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祀神的庄重虔诚。而“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以下，具体描绘琴瑟齐奏，女乐齐舞的乐舞场面，意在娱神求得护佑，此时若仍用呆板的四言句，就难以有效传达出娱神乐舞的繁盛摇曳，于是换用多音节的七言句来表达。可见随着歌诗的句式变化，音乐节拍从单一变得多样，乐舞场景也由沉静恭谨变得生动繁富，使原本庄严肃穆的神灵祭坛充满活泼欢快的人间情味。诗歌最后仍以七言写人神交感，由此祈福，充满浪漫情趣，把诗情推向高潮。整首诗的句式运用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使之既传达出祀神者的严肃虔诚，又避免了因诗歌冗长而带来的呆板弊病，从而获得了摇曳多姿的艺术效果。

应该说，《景星》突破《诗》《骚》体式而有创新，并非偶然。早在元朔元年(前128)，武帝宣称：“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认为天地之变成就了万物的“施化”与“畅茂”，唐虞殷周之变，促成了国运的长久。其“变”的原则，就是“据旧以鉴新”。这实际也提出了文学的新变问题。要求文学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为现实政治服务，是武帝文学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而《景星》用四、七杂言体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为汉帝国颂瑞祈福，正是武帝尚新变的文学观念在其诗歌创作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这种尚新变的文学观念，不仅凭藉武帝的特殊作者身份，给整组《郊祀歌》的创作带来了直接影响，而且沾溉后世，为后世七言体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继《景星》之后，《郊祀歌》中先后出现了《天地》、《天门》、《日出入》等三首乐府文人创作的杂言体诗。其中，《天地》与《天门》都是四、七杂言：《天地》四言、七言并用，其中七言十三句；《天门》杂三、四、五言，其中七言八句。《日出入》为四、五、六、七言杂用。而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最能说明《郊祀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萧涤非曾就此评道：“观《天地篇》云‘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此新音当兼指诗体，不专指音节，则是以七言为新造之格调，《郊祀歌》作者已自言之矣。”客观上说，《郊祀歌》杂言体诗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汉武帝《景星》对《郊祀歌》的示范性引导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赵敏俐先生所指出，《郊祀歌》十九章的杂言体诗“所占数量虽少，却更明显地体现了汉《郊祀歌》对先秦祀神诗的发展”。自《郊祀歌》之后，后世祀神诗虽因追求整齐划一而鲜有杂言体作品，但出现了不少七言诗。如，谢庄《宋明堂歌·歌赤帝》、谢胱《齐雩祭乐歌·歌赤帝》、庾信《周祀圆丘歌·昭夏》、《周祀五帝歌·赤帝云门舞》《黑帝云门舞》以及魏征等制作的《唐五郊乐章·舒和》，皆为七言体。这些七言祀神诗的产生，无疑与《景星》等《郊祀歌》杂言体诗大量运用七言句式的启发有关。另外，以七言为主的七言歌行体诗继作不断，如鲍照、卢照邻、崔颢、李白、高适等皆有此类作品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杂言体诗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为后世七言诗与七言歌行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艺术借鉴，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

其三，从风格上看，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兼融前代祀神诗的古雅凝重与新声的轻快活泼，为呆板的祀神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景星》既有《雅》《颂》的古雅凝重、又有新声的轻快活泼，这种兼融的风格是先秦祀神诗未曾有过的。考察武帝之前的祀神诗，《诗经·周颂》以四言为主而颇有杂言，但其中的杂言句往往是与诗歌古雅肃穆的整体风格相配合，如，《维天之命》杂五、六言各一句：“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烈文》杂五、六言各二句：“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这些杂言句，皆为弘扬祖德、训诫后世服务，极恭谨极严肃。《商颂·那》则有对乐舞场面的描写：“鞉鼓渊渊，嘈嘈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这段描写，隆重繁盛，但作者目的是以这些“既和且平”的乐舞娱说“烈祖”，故其呈现出的风格仍是虔诚恭谨的。汉初，受高祖好楚声的影响，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楚声，其个别章节颇轻快浪漫，如，一章想象神降临享受祭乐：“神来宴娭，庶几是听。”二章写神受祭登天离去：“忽乘青玄，熙事备成。”颇具《楚辞·九歌》式的浪漫情趣。但因这组诗强调“孝”、“德”思想，故在总体风格上，如刘元城所云：“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骎骎乎商周之颂。”

世纪宝鼎范文第2篇

笔者进入展厅，总体感觉就是新奇，整个6000平方米的展厅被一种新锐的氛围所笼罩。不管是上海世博科技促进中心演绎的“水科技”、“中国鼎王”卢银涛展示的青铜礼器鼎钟模型、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还是最吸引观众的“梦生活”互动专区，都给人们以强大的视觉冲击，让人们不得不慨叹人类智慧的高深莫测。

科技为世博会增光添彩

上海市世博科技促进中心展品以“世博科技――水”为主题，运用多媒体、LED等高科技手段，通过展板、灯箱、实物、模型等多种展示方式，在160平方米的空间演绎“水科技与上海世博会的亲密接触”。灯光不时地“随类赋彩”，呈现红、蓝、黄、绿等色彩变化，使水在光影变幻中愈发显得鬼魅神奇，带给人们一场视觉盛宴。LED即半导体照明，它是一种新型节能照明，是世博会大规模使用的照明工具，它的特点是节能、色彩丰富、智能变幻，以及耐用、使用寿命长，废弃物较少，这种高科技的照明技术不会产生光污染和眩光，体现出了绿色世博、清洁世博的主题。

鼎钟共唱和谐之歌

“中国鼎王”卢银涛先生向世人展示中国的青铜文化，其中包括我国赠送给联合国五十华诞的国礼“世纪宝鼎”、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纪念庆典的“民族团结宝鼎”等六个青铜礼器鼎的模型。同时，“和谐钟”在展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同时，敲响了呼唤世界和谐的钟声。展出的鼎、钟模型都是按比例制作的，其中最吸引笔者的是内蒙古的民族团结宝鼎。它由鼎、座、坛三部分组成。鼎颈饰牛兽纹、日纹、羊兽纹三种图纹，由六根出戟相隔，水云纹填底，寓意内蒙牛羊成群，繁荣兴旺，喜迎六十大庆。鼎身饰线条流畅的波曲纹，四个高低半弦的波纹与浪花，寓意内蒙四大山脉和四大水系。

环保实用的澳大利亚设计

2006年以“都市设计”为主题的澳洲代表团，今年双年展中是绿色、环保、实用的设计主题。他们的展品丰富多彩，大多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如软质地的彩色冰格，它和传统的冰格不同的是质地，这种冰格采用软的塑料制作而成，人们用它制作冰块后，只要用手从冰格后面轻轻一推，冰块就会轻松地取出来；展出的婴儿车乍一看和普通婴儿车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现场人员操作之后，观众才明白这种婴儿车是可以折叠的，它可以给我们节省更大的空间。此外，澳大利亚代表团还展出了以袋鼠皮为材质的时尚手包，吸引了不少爱美女性的关注。

设计产品与观众共舞

世纪宝鼎范文第3篇

虞山福地，明珠常熟。江苏省常熟市依山傍水，物产丰饶，文化悠久，东倚上海，南连苏州，邻无锡，濒长江，与南通隔江相望，美丽的常熟市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最富庶的长三角腹地。一方水土养育～方人，常熟市宝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常熟宝鼎园园主张小宝先生就出生、成长在这样多文人雅士、诗画般的江南水乡。年轻时代，张小宝先生从国营工厂的工人做起，到技术员、车间主任，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勤奋、执着、精明伴随着张小宝先生成长的每一步。1983年，改革开放、下海创业的风潮初起，张小宝先生毅然告别国有企业，带着敏锐与执着开始了商海生涯。大浪淘沙，披荆斩棘，从筹来600元钱在苏州创办皮鞋作坊起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应邀到常熟市招商城创办华盛服装市场，2001年创办常熟宝鼎男装写字楼，成为汇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享誉全国的精品服饰交易市场。张小宝先生一步一个脚印，经历了时代与市场的检阅，完成了从创业者到成功企业家的华美转变，张小宝先生个人及其创办的企业也先后荣获“常熟招商城商海十杰”、“常熟市百强私营企业”、“江苏省购物放心专业市场”、“苏州市文明市场”等诸多荣誉。

商场叱咤风云、雷厉风行、处处争先的张小宝先生在生活中却是温文尔雅、恬淡平和，苏州、常熟，文化古城厚重底蕴日积月累的浸润与熏陶，张小宝一直对字画、紫砂壶、红木家具、盆景等喜爱有加。2002年，张小宝先生在常熟市宝鼎男装市场五楼2200m2的楼顶上开始修建盆景园――宝鼎园，遍布亭台楼阁，名木奇石，古色古香的长廊鳞次栉比，张小宝先生多年斥资逾千万收集来的300余盆盆景精品摆放其中，大阪松、真柏、黑松、罗汉松盆景不一而足，苍古有韵，虬曲多姿，盆龄多在二、三十年之上，盆景的规模与品质在中国私家盆景园中当属前列。虽在楼顶，但置身宝鼎园中，铭树荟萃，佳作纷呈；筑石成塘，锦鲤游憩；亭台水榭，飞檐走廊，无异于江南名园。张小宝先生极为低调谦虚，盆景界仅极少数朋友得以参观宝鼎园，宝鼎园也并不被盆景界所熟知。2011年前后，世界盆景友好联盟主席胡运骅先生带领多国世界盆景友好联盟成员访问宝鼎园后，对宝鼎园丰富精美的藏品大为赞叹，力邀张小宝先生担任世界盆景友好联盟理事，并在2012年为宝鼎园授牌为世界盆景友好联盟交流中心。

记者数次与张小宝先生交流，他全无叱咤商场的霸气，略带吴依软语的余韵，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平和而淡泊，丝毫感受不到张小宝先生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痕迹，感受更多的是含饴弄孙，家庭和睦，颐养天年平凡的幸福。与张小宝先生的交往中，让人肃然起敬，不是敬慕其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创造的商业传奇，而是敬慕其远离喧嚣，追求返璞归真、修身养性的朴实、简单生活。数次观摩宝鼎园丰富而精美的收藏，感叹张小宝先生对盆景的痴迷执着，更感叹他谦虚、低调的本色。现将记者与张小宝先生交流的一些花絮整理如下，与读者共同去感悟张小宝先生对盆景淡泊宁静，无意争短长的别样情怀。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刘启华（以下简称刘）：张总您好，与您有过数次交流了，您个人的平和低调，您对盆景的执着，宝鼎园丰富精美的藏品一直在我心中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渴望这样一个机会与您聊聊天，谈谈您喜好盆景的心路历程，让更多人能了解、欣赏到宝鼎园精美的盆景佳作。

张小宝（以下简称张）：你客气了。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盆景爱好者，我喜好盆景，我收藏盆景，我享受这个过程。这么多年，盆景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就像我对家人一样，看着他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我身边，我享受这种无以伦比的天伦之乐。盆景的世界里，我只有随性、简单。

刘：简简单单的盆景爱好者，这恰恰是当今非常不容易的追求，在盆景的圈子里，完全放弃了对名利的追逐，做一个纯粹的盆景爱好者，不被潮流裹挟，不被流派禁锢，不被盆景的小圈子、团体左右，完全的自我释放，这是一种不容易达到的境界，我感觉这或许正是您努力、追求做到的。

张：我最初喜欢盆景是觉得盆景可以装饰、美化我们的生活，愉悦我们的身心。今天，我追求的盆景依然仅仅具备这两个功能，我喜爱盆景就这么简单。我只是盆景这种产品的终端消费者，盆景是为我们美好、幸福生活服务的，如果把盆景弄复杂了，或许我也会被盆景所累。所以多年来，盆景界的活动我参与的很少，但丝毫不影响我对盆景的喜爱，我行我素，无欲无求，玩盆景有着难得的轻松与惬意。

刘：您的定义简单明了。其实盆景的本质应该是如此简简单单的，只是盆景的圈子额外增加了盆景的诸多附带功能，让盆景复杂化了。您爱盆景，又能置身繁复的盆景圈外，所以您选购、喜好的盆景有着您个性上非常厚重的痕迹，您似乎对日本那种简简单单造型的盆景情有独钟？

张：我喜欢上盆景后，我跑过国内众多的盆景园，最终对日本的相对成熟、构图简单、结构明快的盆景情有独钟，枝干苍老，鳞皮开裂，一枝一干交代的清清白白，从中排除了人文的因素，简简单单，这种盆景可以让我们感悟时间与自然留下的印痕，可以去膜拜自然雕琢万物的法力。这或许更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意识，而不像我们中国更多的是对人文、传统的膜拜。中国的盆景融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怀，这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不是不好，只是我个人喜欢简单一点的东西，不要那么复杂、那么神秘，我喜欢纯粹的盆景，或许没有深度，但那是最简单、最自然的。

刘：您对中日盆景的理解很有深度，这也正是中国与日本在盆景构图上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盆景更多的追求人文意境，日本盆景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展示。针对不同的文化底蕴，我们其实无法也不能就此一比高下。

张：当然，我这些只是个人观点，只是我个人选择盆景的一种理念，我个人喜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造型，所以我的收藏更多的选择了较为成熟的日本盆景。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符不符合潮流，从来没有考虑能不能在展览上获奖，从来没有考虑其将来的经济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作为盆景的终端消费者的收藏习惯，对许多同样爱好盆景但也要附带考虑经营效益的人，那些思考也是合情合理且必须的。我喜欢，我收藏，我享受这样的过程，这就够了。

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简单单或许是您浸润商场多年提炼出的做人、做事最本真的坚守，这种坚守给您事业带来了成功。在盆景上，这恰恰是您坚守的个性所在，能超脱各种思潮及名利的羁拌，不为一时的潮流裹挟，不为人为的流派左右，才能恣意的发挥、展示自己的个性，所以今天您收藏的盆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一种风格，一种风骨。得失无意，宠辱不惊，在繁复的盆景界，似乎有些另类，但这又恰恰是纯粹盆景爱好者最返璞归真的追求。

张：盆景对我来说，只是一种休闲，我也不曾有太多思考，我只是随心所欲，追随自己的爱好罢了，今天的收藏只是我个性的一种展示吧，确实不敢妄谈我收藏盆景的个性、风格。

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一种境界，在盆景的圈子里无欲无求，是您给我最直观的感受。盆景对您，只是一种爱好，您多年默默坚守，这成就了您的收藏。我记得2010年前后，世界盆景友好联盟主席胡运骅先生带领世界盆景友好联盟考察团到宝鼎园参观，您收藏的盆景让参观团一行大饱眼福，说感觉就像在日本一样，也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如此规模、如此集中、如此品质的盆景，这正是对您十余年坚守本真个性收藏盆景的一种肯定，一种褒奖。

张：那次胡运骅主席带了世界盆景友好联盟的成员来参观，参观团一行到宝鼎园后十分兴奋，可能是我的盆景日本风格、痕迹较重吧，恰恰欧美人的盆景多受日本影响，所以他们给了我较高的褒扬，不足也不必当真的。

刘：您过谦了，当时宝鼎园在中国的盆景圈子里知道的人还极少，宝鼎园正如幽谷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记得参观团不仅参观了您收藏的盆景，您藏的红木家具、字画、紫砂壶也让他们一饱眼福。其中一位朋友看到一把您收藏多年、获过奖的名家紫砂壶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把紫砂壶在当时已经价值不菲，您当场慷慨相送，您一掷万金成就了一段中外盆景界朋友交流的佳话。

张：确有其事，我感受到了他是真正喜欢上那把紫砂壶了，我虽与他初次见面，甚至以后再没见面机会，但让一个真正喜欢那把紫砂壶的人拥有它，那把紫砂壶也算找到最好的归宿了，区区紫砂壶身外浮利也不足道了。

世纪宝鼎范文第4篇

不过，三个月过后，曹继东的大额减持却与其“踏踏实实地做好企业”的言论大相径庭。数据显示，今年3月17日～18日，曹继东共抛售世纪鼎利100万股，套现7186万元。

世纪鼎利另5名高管也先后抛售自家股份。自今年2月1日至3月18日，公司共有6名高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平台以及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52.5万股，套现约1.83亿元。

就在高管减持期间，世纪鼎利先后公布了对外投资公告和2010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同比增长42%；实现净利润1.89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增70%。

业绩增长7800万

2010年1月20日登上创业板的世纪鼎利是目前国内主要的路测设备研发企业，主要为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供应商提供移动通信网络优化测试分析系统，重点客户有国内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来自三大运营商的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收入的一半以上。

由于世纪鼎利处于该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而且此前业绩基数较低，上市前几年业绩大幅增长，2008年实现净利润3898.59万元，同比增长47.5%，2009年实现净利约1.11亿元，同比增长185.6%。

3月中旬，世纪鼎利公布了上市以来的第一份年报。公司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同比增长42%；实现净利润1.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88亿元，同比增幅为68.47%。

公司营收的大幅增长主要源于行业保持的持续景气。一方面，受益于3G网络建设规模的扩大，公司网络测试产品收入维持了平稳增长，主要的测试产品――路测分析系统的收入实现了25.84%的同比增长。

另一方面，电信运营商在大规模网络覆盖完成后逐步加大对现网的质量优化，使得网络优化服务需求上行，公司网络优化服务收入也因此同比大增约73%。与此同时，由于网优服务收入的快速增长，其在总体营收中的比重已快速上升至42.5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利率较低的网络优化服务收入快速增长且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但公司总体毛利率并未下降，反而比2009年上升3.25个百分点，达到65.43%。

对于这一现象，公司证券部人员对《投资者报》解释称，公司传统测试设备产品的高毛利率现象不仅得到了维持，而且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从而拉动了总体毛利率水平的提升。这也是公司净利增速明显快于收入增速的主要原因。

六高管借利好套现1.83亿

公司1月18日公告称，此次解除的限售股总共为25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8%，其中可上市流通股为108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7%，这部分解禁股于今年1月20日正式上市流通。

限售股解禁10天后，世纪鼎利的高管们就开始减持公司股份。最早拉开减持序幕的是公司技术总监曹雪山，此人于2月1日以64.2元/股的成交均价减持1万股，套现64万元，2月10日再次减持1万股套现65万元。自2月14日开始，公司两名监事陈红和刘雨松也加入减持队伍。

但最凶猛的高管抛售行为发生在今年3月中旬。深交所数据显示，3月16日，监事陈红以75元/股的成交均价抛售14万股世纪鼎利，套现1050万元，加上其此前的抛售量，陈红总共套现1084万元。

同在这一天，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朱王庚也以75元/股的成交均价抛售35万股世纪鼎利，一天套现2625万元。

3月17日，世纪鼎利另两名高管陈勇和曹继东均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以72.6元/股的价格各减持50万股，3月18日，这两人再次通过大宗交易各减持50万股，成交均价为71.12元/股。也就是说，短短两个交易日，陈勇和曹继东分别减持100万股世纪鼎利，各自套现7186万元。

陈勇为世纪鼎利的副总经理及董秘，此前持有世纪鼎利解除限售股7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7%，仅180万股于今年1月20日上市流通；曹继东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此前持有世纪鼎利746.4万股，其中有186.6万股于今年1月20日上市流通。

据《投资者报》统计，自今年2月1日至3月18日，世纪鼎利以上6名高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平台以及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52.5万股，约占世纪鼎利总股本的2.4%，总共套现约1.83亿元。其中，陈勇和曹继东减持数量最大，套现数额也最多。

就在这6名高管大手笔减持期间，世纪鼎利不断有利好消息出台，公司股价也因此一路上扬，使得高管的减持价格也不断走高。

2月中旬，世纪鼎利公告称，拟使用超募资金700万元，与其他3位自然人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京鼎元丰和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终端的移动数据业务性能自动化测试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并预计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收入1500万元以上，年新增净利润400万元以上。这期间，公司高管开始了试探性减持。

接下来，世纪鼎利又业绩预增公告，受此影响，公司股价经历一轮大涨。同时，公司披露了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且每10股转增10股的分红预案。股价再度上涨至近期新高。公司4名高管就选在年报公布后的第二天开始大额减持，72元/股的成交均价也远高于此前高管减持时的68元/股。

华夏等七基金提前“潜伏”

上市之初，世纪鼎利发行价高达88元，并一度坐上“第一高价股”的宝座，并以1.35%的网上中签率创下新高，连破中签率、发行价、超募比例三项纪录。令人吃惊的还有，公司发行市盈率高达123.94倍，超募比例479.53%。

上市时，参与世纪鼎利报价的机构开出的“价码”都很高，最高报价达130元，事实上，公司一直受到机构的青睐。

去年四季度，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首次共同出手世纪鼎利，两只基金分别以46.42万股与31.99万股位列公司前十流通股东排行的第七位与第九位。若以去年四季度68.45元每股的平均价格计算，华夏系购买世纪鼎利总计动用资金5367万元。

世纪宝鼎范文第5篇

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正如顾立雅（Creel）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H.G.Cree1，1970：341—342）。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人殉的例子仅一见。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最常见的为鼎、及鬲。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6—202）。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郭宝钧，1959：11，43—59）。《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图29，图版16）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05；杜乃松，1974；邹衡，1974；史明，1974）。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考占研究所，1962：122），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史言，1972），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以上均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12）。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事实上，铜器

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齐思和，1947；陈梦家，1956：98—114）。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王在天未亮（昧爽）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旦）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右）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有时秉册是一人，宣读是另一人。王在当场命令宣读，其口头命令也记入策命中。策命的命词，则以“王若曰”为起句。策命详简不一，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述功劳，追述先王与臣下先祖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的项目，以及诫勉受命者善自步武先人功烈。以大盂鼎为例，这几段即完全不缺。《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组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接着列举韩侯觐后受赐车马服章，也正合上述策命金文的体例。行礼常在宗庙，诫勉之词常引述祖德，凡此均可反映策命礼是如何的传统化了。成康之世，周王往往亲命，成康以后，则由近臣内史或尹代王宣命，也足以反映策命礼渐走向形式化的方向。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赏赐车马及其附件（攸勒）或旂章弓矢的各二十余器，赏赐土地奴仆和玉器的各十余器。是以赏赐也有一定的差别（史明，1974：88，注4）。在礼仪制度化时，象征性的赏赐与实物的赏赐同样可为受者珍视。周人策命礼中大量出现特权象征的服饰旅章，正说明了封建结构已有明确的阶层分化。

不仅王对臣下有策命，诸侯对臣下也可有策命。如《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即是晋侯对臣下的策命。有一件成康时代的麦尊，记载井侯接受了周王的策命与赏赐，井侯为此对于井侯自己臣下作册麦也赏赐以金，麦为此制作这件铜尊，以为纪念（白川静，1965B：629—644）。又如耳尊：“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长师耳对扬侯休，肇乍京公室彝。”（白川静，1965A：580—583）“耳”是“京公”封在“长”地的属下，接受侯的策命。王对诸侯或高级贵族有策命，诸侯及高级贵族对自己臣属也可以有策命。阶层化的结构显然已逐渐形成了。

“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周礼对于宾主双方接受贽礼的形式极为注重。平等的两方互赠礼物，不外肯定友谊。策名委质，则相当于确定君臣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要求他召回跟从公子重耳的两个儿子。狐突的答复：“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可见策名委质的礼仪，正为了确定主从之间的君臣关系。一旦委质，虽死不贰。《国语》“晋语九”，晋师围鼓，执鼓子，有鼓子的臣属夙沙釐，自动跟随故主，他的理由：“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夙沙釐认自己是鼓子的臣属，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杨宽，1965：360—364）。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狐突不能干涉二子委质于重耳，正表示君臣关系乃是个人间的约定，不能继承祖先的关系。

更有可注意者，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的向下延伸，不仅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封建的主从与宗族的关系也是相重叠的。赏赐的恩命，由父子相续，孟：“盂曰朕文考眔毛公仲征无，毛公易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休，用宦兹彝乍厥，子子孙孙其永宝。”（白川静，1966B：31—33）是则父亲立的功劳，父亲亡故了，遂由儿子代父接受。兄弟对于大宗也是相当于臣属的地位，豦：“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易厥臣弟豦井五匙，易表胄干戈，豦弗敢望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乍且考宝彝。”（白川静，1966C：98）此处君公伯与厥臣弟对称，伯是长支，弟仍“对扬伯休”称颂长支的福祉，再为祖先制作尊彝。大约弟支的祖先并不包含在长支之内，是以弟当不是公伯的亲弟，弟大致是小宗对大宗自称。另一件是父子间赐与的例子，效尊：“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乡于王，王易公贝五十朋，公易厥顺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杨公休，用乍宝彝。乌，效不敢不迈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白川静，1966C：86—89）此“公”锡儿子“效”受之于王的贝，“效”大约不是承嗣的儿子，遂对父亲不仅当作父，也当作君。而且自矢忠诚，当系对于大宗的臣属关系。本章前文曾引了沈子也，沈子是周宗（即鲁族）的小宗，正与效尊之情形相似。凡此诸器铭文，均说明了封建层级关系在成康以后己兼跨于君臣及宗族两方面了。

单纯由金文的策命纪录中看，似乎周王对于臣属只是赏赐礼物及土地人民。臣下对君主的回报，在金文中最常见的是恭谨的颂扬与祝福，所谓“对扬王休”，并且自矢子子孙孙永远以君主的恩命为荣宠，永远宝用这件器皿，以为纪念。君臣关系应当有比较更实质的内容。臣下由君主处取得的任务，诚然只是由赏赐而肯定。除此之外，诸侯还各别的接奉特殊的使命。如《左传》定公四年，诸侯的任务是“以藩屏周”，晋侯的使命是“使之职事于鲁”，也就是以鲁地的资源担任为周室屏藩。齐侯的使命，据《左传》值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亢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诸侯一般性的义务，不外军赋与贡献，军赋是对于周王提供军力，参加周王的征伐。班铭文，吕伯吴伯都须以其族，作主帅“毛父”的左右翼，共同担任征服东国的任务（郭沫若，1972）。又如大保铭，王降征命于大保讨伐彔子；明公铭，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均属此种征发之例（白川静，1962A：61；1963：133）。又如《诗经》“大雅韩奕”，燕师代韩筑城；“大雅崧高”，召公为申伯彻土田；也当是守望相助的例证。贡献之例，如《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口实，楚人也避重就轻，承认有罪，是各国方物之贡，似有常例。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争贡赋轻重：“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更明说周有班贡的制度。对于王廷的臣工，使命尤为明确，重要的职务，如毛公鼎铭文简直就是任毛公为当朝首辅的职务（白川静，1970A）；次之则盠方尊，盖奉命职司六师与八师，以及司土司马司工三有司，俨然文武兼管的大臣（白川静，1967C：314—317）；更次之，则奉命管理林牧及仆御臣妾诸项事务（白川静，1967C：311）。

据文献资料，诸侯受王命发遣，有命圭为信物（图版17）。《诗经》“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如“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据《周礼》“考工记玉人”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似非无因而发。《国语》“周语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车服旗章，常见于金文；贽币为贽；瑞节，即命圭一类的信物。在命圭上，大约明白记载任务及官职的名称。《国语》“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则命圭的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诸侯的命圭，属于“国宝”，如《左传》文公十二年，“郕……大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郕太子携郕国的信物出奔，正如后世官员必须印不离身。甚至卿大夫也有命圭，《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预注：“珪，守邑信物。”征之上文策命也可行于诸侯与其臣属之间，卿大夫有命圭也就不足奇了（杨宽，1965：354—356）。

夏鼐考察商代玉器，利用发掘得来的资料，作为分类、定名、和推测其用途的依据。据其研究结果，商代玉器之中，过去以为是圭的，大多数是一些工具和武器。有的圭形石刻，没有锋刃，不能作为武器或工具，但他认为仍可能和尖头直身的戈、边刃的刀、及上端斜刃的刀有关（夏鼐，1983）。如果夏氏之说成立，则文献中西周的圭，当系由实用的器物，转变为瑞玉。这种用途，或系与西周发展的封建制度，相伴而生？

诸侯的任务是否完成，据说尚须时时考核。《尚书大传》：“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削。此所谓诸侯之朝于天子也。”此处的制度，太过完备，倒像战国以后有了上计制度后的情形，西周未必如此。王国维考证《尚书》“顾命”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及“书顾命同瑁说”三篇（王国维，1959：50—67，69—70），以为“顾命”中：“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其圭瑁即是王的信物。所谓同瑁，即古之圭瓒，用来和圭相合，以验其真伪，牝牡相合，便是真圭，其制可与战国秦汉的“符”相比。此说如为真，则周人的命圭即不是仅为了礼仪的目的了（杨宽，1965：358—359）。《白虎通》“崩薨篇”：“诸侯薨，使臣归瑞圭于天子何？诸侯以瑞圭为信。今死矣，嗣子谅闇三年之后，当乃更爵命，故归之，推让之义也。”《白虎通》以汉时的制度推测，古代未必如此。但诸侯世子嗣位，须再受命，殆是周室的常规，伯晨鼎：“佳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白曰，乃且考，侯于。易女秬鬯一卣，……用夙夜事，勿灋朕命。”（白川静，1968A：29）当即韩。《诗经》“大雅韩奕”，也有一位再受命的韩侯：“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韩的先祖受命北国，并非这位来觐的韩侯。金文与《诗经》的记载互相比证，极为相像，都有策命，都追述祖德，都勉励受命者夙夜从事，都有衣服旗章车马之赐。是可互证周代有这种朝觐以俟命的制度。

介圭是在王与诸侯间持以为信的玉件，信物却不限于圭。颂鼎与善夫山鼎两铭，都提到“反入堇章”的事。颂鼎（图30）大约是厉宣时代器，颂受命管理成周的仓储，在受命及奉颁若干服章之赐后，“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然后称颂天子，作器以纪念“皇考龚叔，皇母龚姒”（白川静，1968C：159—164）。善夫山鼎是宣王时器，善夫山在接受管理人员仓储的命令及颁赐的服章后，也是“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作器以纪念“皇考叔硕夫”（白川静，1969A：357—361）。两铭的反入堇章，或同于《左传》僖公廿八年晋文公受策命后，“受策以出，出入三觐”。《左传》的三觐，杜注以为作三次见王解。以《左传》文句与此处二铭对比，都是受策（册）以后，“出入三觐”或“反入堇章”（白川静，1968C：l62—163）。琱生二件，第一件提到琱生向召氏进纳瑾圭，以报答大宗召氏所赠的大章。第二件中，琱生有典献，伯氏（召氏）则报之以壁（白川静，1971：851—853，872）。琱生两铭文，不易通读，以可知的部分言，两铭都有玉件的交换，也提到典册的纪录，而玉件的圭，曰大章，曰璧。

图30颂鼎

由此类推，“反入堇章”也与受策（册）有关系。《尚书大传》所谓复圭留圭之说，如以各持玉件为瑞信的解释，“反入堇章”二例，颇可证其不为无据。玉瑞与典策合举，可能意味着对于受命者可以执策以考核其工作成绩。《诗经》“大雅江汉”纪录召虎受策命的事，列数召虎平定江汉的功业，再说到文武受命时，召公的功劳，然后策命召虎，“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赐圭瓒的举动正是肯定召虎合于继承祖业的资格。周代礼仪，极为繁琐，其意义也极隐晦。惟以上述诸例梳爬，也可推知策命锡圭之礼，在其雍容进退的表象下，也有执左券以责成功的意义。如以为周代君臣只忙于一些空泛的仪式及套语，只是未作深考的误解。

周金铭文中有蔑历一同，其意义不甚清楚。自来解说甚多，大多在嘉奖勉励一义上做文章（于省吾，1956）。唐兰以为蔑作功伐，历作经历，二字合言，正如后世的伐阅。在彝铭里被蔑历或自我蔑历的人，都不是最上层的贵族，大致只是大夫一级（唐兰，1979）。唐说极有理，穆王时代的长由甶，即有穆王蔑长由及长由蔑历的语句，长由大约是穆王飨醴井伯时的陪侍大夫，也许还只是井的臣属，是以有此被夸奖之词（白川静，1967B：342—346）。《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其末句正可解释蔑历的意义及其限于大夫阶层的情形。诸侯不称功伐，是以周代铜器铭文中没有蔑历诸侯的词句。铭文只记赏赐锡命，不记考核成绩，然典策与瑾圭的作用，正寓校课的意义。

第六节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