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报国范文第1篇

岳飞的背上自然有刺字，但可能并非其母所刺。

两宋军人，一向有刺字明志的传统。据《宋史》，宋初的呼延赞，以“赤心杀贼”遍文其身，呼延诸子耳后，也各刺“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十二字。南宋初年，名将王彦领导的八字军，为表抗金决心，多于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岳飞曾是王彦的部将，他的刺字表忠，说不定就是受王彦等人的影响。

刺字之风在我国军人里可说是源远流长，直到近代，湘军悍将塔齐布，还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刻刺了“忠心报国”的字样。

岳飞背上的刺字，本是“尽忠报国”，《宋史・岳飞传》中写得很清楚：“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不少人常将其误作“精忠报国”，这一差错流传极广，不少人至今仍在以讹传讹。

“精忠报国”与“尽忠报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古代的语境中，二者的分别其实是挺大的。从产生的年代看，尽忠报国要远远早于精忠报国，《北史・颜之仪传》已有“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尽忠报国已是一句成语了。至于精忠报国，则出现得较晚，明朝以前，精忠与报国更很少连在一起使用。

尽忠之“尽”，是力求达到最大的限度，《千字文》中有“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而精忠之“精”，则有完美、最好、精心之类的含义。《尚书・大禹谟》中有“惟精惟一”，《国语・周语上》有“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信不行”。可见在中国古代的语境当中，尽、精二字是不可以混用的。

在中国古代，尽忠尽孝是为人臣子应尽的本分，而精忠、至孝则多为君主、朝廷、公议、时论对表现卓绝的忠臣、孝子的褒奖。就为人臣子者自身而言，只能用尽忠、尽孝来严格要求自己，勉励自己，却决不能用精忠、至孝来夸耀自己，标榜自己。二者的用途是有严格的界定的。

岳飞从军以来，舍生忘死，赤胆忠心，宋高宗对他十分倚重。1133年，岳飞奉诏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制旗以赐之”，从此以后，以宋高宗手书绣制的“精忠岳飞”大旗，成为岳家军的主要标志，后人因此而有“飞白精忠早赐旗”的诗句。由于岳飞曾经得到过这一殊荣，故而后世写他的小说、戏曲便常常以精忠为名：唱词如《精忠八角鼓》，戏剧如《精忠记》，小说如《精忠全传》等等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流传，精忠与尽忠才渐渐被后人混为一谈。

尽忠报国范文第2篇

同学们，你们打过大人的屁股吗？如果打过也不一定是正大光明的，我却正大光明的打了妈妈的屁股，我讲给你们听听吧！

一天，忽然问妈妈：“妈妈，岳飞背上刺的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呢？”妈妈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精忠报国喽！”“是吗？”我眯起眼睛问，妈妈说：“是，没错！”爸爸也应声附合，我却说是尽忠报国，我们三个人两个说“精忠”一个说“尽忠”我怎么能说服他俩呢？便机灵一动说：“咱们打个赌吧，说，输了怎么办？妈妈说：”输了打屁股，三下！我暗暗笑了心想：瞧，他上钩了，嘻，被我耍了，他们真是自找苦吃，哼！我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我拉出我的好朋友《少年儿童万事通》，它曾打开过我心上无数的迷团。我飞快地找到《岳飞背上刺的是“精忠报国”吗》那篇文章，妈妈看了，目瞪口呆，说“你懂的比我多呀！我认输了。”我得意的笑了，照着妈妈的屁股狠狠三把掌。这次我靠自己的知识赌过了妈妈。

你瞧，多多读书有用吧？

尽忠报国范文第3篇

在深刻认识领会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稳定的部分，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军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怎样培育这种价值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胡主席提出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明确规定了我军官兵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回答了听谁指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既体现了我军优良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青年军官要认真学习胡主席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全面把握“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树立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可以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让生命绽放光彩。

在普遍理解认同上下功夫。青年军官要做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引领理解认同，引导全军普遍形成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良好风尚。要带头理解认同忠诚于党。忠诚于党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也是我军官兵最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军队事业。只有忠诚于党才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到听命于党，服务于党，献身于党。要带头理解认同热爱人民。热爱人民是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革命军人最本源的价值追求。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的国家，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热爱人民，就是热爱党、热爱国家。只有热爱人民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真挚情感爱人民、一切利益想人民。要带头理解认同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是军人的天职，更是革命军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报效国家蕴含大家与小家、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前途与个人前途的深刻内涵，才能在报效国家的不懈奋斗中，实现着当代革命军人自身的价值，展示着壮丽的人生。要带头理解认同献身使命。军队因使命而存在，军人因履行使命而展现价值。献身使命是履行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军人的天职。献身使命就是要忠诚使命、不辱使命。青年军官就是要从思想上牢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国防、强国防的意识，有上不愧党、下不愧兵的豪迈，有强固长城、守疆土的气魄，有寝食不安、夜以继日的情感。要带头理解认同崇尚荣誉。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荣誉是青年官兵成长进步和部队的建设发展巨大的推动力量。崇尚荣誉就是自觉维护荣誉，不断创造荣誉，永远珍惜荣誉，更是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不竭动力。

尽忠报国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国演义；忠义；人物；拥刘反曹；道德观念；批判

《三国演义》原题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由罗贯中所著，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又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蜀、魏、汉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近四百个人物形象，表现出一种英雄史诗的格调。而在某些人物身上，表现出了“义”。这是《三国演义》中表现很突出的一种思想。但义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内涵是很复杂的，属于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级社会中，是有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的。义常常和其他的伦理观念相联系，如正义、信义、情义、恩义、忠义等等。战国时期，信陵君等人养士，礼贤下士，被称为是一种美德，这是贵族豪门之义，主给客恩情，客则“士为知己者死”，这种属于主奴关系的恩义。秦汉时期，有荆轲等人，出现了“侠客之义”，即舍己为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属于信义。主奴关系的恩义扩大到君臣关系就是忠义。这是被历代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是封建时代维护君臣关系的到的准则。孟子提过君臣关系的最高理想是：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在《三国演义》里，既有下层人民群众互相扶持帮助的信义，也有上下隶属关系的恩义和忠义，而忠义占了更突出的地位。

小说一开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采用的是民间结义的形式：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1］其内容是民间的信义。后面的章节为了同这段描写相呼应，表现出刘备讲信义，在关羽和张飞被害后，写了刘备不顾蜀汉的整体利益而举兵伐吴。但从三人关系发展上看，实际上还是恩义和忠义，从表面看，三个人是兄弟关系，但结义的实际目的却是恢复汉室，帮刘备打天下。如二十六回，关羽暂归曹操之后，曹操想留住关羽，派张辽去试探关羽，，张辽问他与曹操的关系如何，与结义兄弟关系相比较如何，关羽回答说，他与曹操是朋友，与刘备是君臣，二者是不可以比较的。而这个时期的刘备败投袁绍，离做皇帝还远着呢，但关羽已经以君臣关系来看待了。再如在第二十五回里，关羽在曹操那里，秉烛夜谈，维护的是“君臣之礼”，挫败了曹操的阴谋。过五关斩六将，信守誓约，这些都使得曹操大为赞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并教育手下：“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2］所谓的“事主不忘其本”，“不忘故主”强调的都是“忠”，“义”在这里是附属于“忠”的。关羽写信向刘备表达他的忠义，其中有八个字，可视为关羽一生的写照：“义不负心，忠不顾死。”而义是从属于忠的，忠义不可分，所以说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在他身上把忠义二字体现的淋漓尽致。

再如诸葛亮。诸葛亮的形象特点主要是多智，被毛宗岗称为“智绝”。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恩义和忠义思想。他与刘备的关系，是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的典范，达到了儒家提出的“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理想境界。诸葛亮出山本就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此后他一生的行动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八十五回里，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他未能实现的理想是“同灭汉贼，共扶汉室”，如果子嗣不才，则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后汗流遍身，手足无措，“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其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又说“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刘备死后，他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南征北战就是为了报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他甚至事无大小，都亲自处理，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回答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可见诸葛亮的智慧也是从属于忠义的。

《三国演义》里的忠义思想，当它与以刘姓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思想结合时，是以对汉室的态度为衡量标准的，即：凡是拥护汉室的或投奔蜀汉的就是忠，否则就是奸。但有时也超出于集团利益，而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个集团中的人物，只要表现忠心不事二主，作者就加以赞扬。如官渡之战中，袁绍的谋士沮授战前正确分析形势，提出正确决策，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加罪与他。袁绍战败后沮授被曹操所抓，坚决不降曹操，从情理上讲，袁绍昏庸残暴，不是明主，他投降曹操是明智之举，但是他却拒绝了。曹操看中了他的才能，厚待于他，并将他留在军中，但他却一点都不动心，反而盗走营中的马想回归袁绍。曹操最后迫不得已杀了他，但作者有意渲染他死时的英勇不屈，神色不变。曹操曾感叹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并为他建墓，在墓碑上题”忠烈沮君之墓“。书中还以诗赞曰”河北多忠义，忠贞推沮君。”又比如第七十四回里，魏将庞德在与蜀汉交锋中被擒获，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宁死不降，关羽斩而怜之，并对他予以厚葬。与此相反的是，书中凡是叛主的几乎都遭到了谴责。如第五十三回里，关羽取长沙时，魏将魏延斩太守韩玄后投降了关羽，关羽引见刘备时，诸葛亮要斩魏延，并痛斥他时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可见即使是叛曹归汉也是要受到谴责的，而且还特意安排由蜀汉的军师诸葛亮来谴责。最突出的是魏将于禁的描写。关羽水淹七军，于禁战败投降刘备，后又复归曹操。作者对于他的投降蜀汉并不肯定，而对他“兵败被擒，不能死节”谴责为“临难不忠”而且还特意安排一个情节来表现作者的道德观念：曹丕当皇帝以后，让于禁去看守曹操的陵墓，故意在陵墓墙壁上画了关羽水淹七军时于禁被擒的事，关羽俨然上座，而于禁伏地求免与一死。于禁见此又羞又恼，郁闷而死。小说还用诗来给予评论：“三十年来说旧交，可怜临难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识，画骨今从纸里描。”表现了对于不忠的人的谴责。蜀汉的邓芝回答孙权的话：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就很好很精准的概括了《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基本道德观念。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义”不仅仅是单纯的“义”，而是从属于“忠”的，而当“忠”与“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相结合时，它强调的是对汉室的态度；但它也常常超出于特定的政治集团利益而上升到一种抽象的伦理，强调事主要忠心，而不必考虑其主是否值得效忠。这种宣扬已经接近于愚忠思想了。《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这种不讲是非邪正的效忠于主子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观，它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非常落后和腐朽，是应当加以扬弃和批判的。但有关于“义”和其他的伦理观念相联系的，如正义、信义、情义、恩义等等却是我们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继承。因而对于《三国演义》中的“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肯定其中应该肯定的，否定其中应该否定的，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尽忠报国范文第5篇

“仁”一直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匡亚明《孔子评传》、郭沫若《十批判书》都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蔡尚思则更重“礼”，杨伯峻干脆从数字上统计，“仁”出现33处，“礼”为429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以为忠恕之道，为孔学之精神内核。中心之忠，如心之恕。朱子曰：“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章太炎解释到：“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其实质都是相同的，照梁启超的话来说，他们说的是忠恕的实践方面与智识方面。我觉得忠恕之道有其个人的深度意义与社会的广度意义：中心之忠，在于个人为学、为政、为人的尽己，是全“己”的过程；如心之恕，是推己及人，是全“人”的过程。

先来探讨忠恕的深度意义。我以为“尽己”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理性上的自我完善与实现；二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实现。为学重在第一条原则，为人则重在第二条原则，为政之难在于两者兼而有之。

《论语》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见不贤而内省”。孔子所推崇的学习是一个追求自我完善与实现的过程，求学为己，至于学而优则仕，还是其他，那只不过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中国的学者应甘得寂寞，“人不知而不愠”亦君子。

当为人时，其始基是德性的自我完善与实现。周国平在《孔子的洒脱》中说道：孔子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说起来为人是一门学问，为人之根本，还是要尽己，率性而发；为人之原则即“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尽己之仁，则能推己及人之仁也。是故“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钱学森定义的成人即尽人道。

为政之法在于理性与德性的统一。理性的自我完善用于判断“邦有道，邦无道”；德性的自我实现是在理性之判断上的尽己。“邦有道，不废，则知；邦无道，免于刑戮，则愚。”孔子的和风同尘并不仅仅是黑格尔所称之“实用主义”，即“孔子只是一个现实的世间智者。”他选择最能尽己的方式实现自我，“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孔子为政的智慧在于为“忠”找到一个自己信服的理由，既率性地和风同尘，又非固执地愚忠滥恕。

“己”主要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为实现理想之社会形态，孔子的忠恕之道包含了社会广度的意义。恕的意义在于“己”对社会的一种成全。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得好：“儒家传统塑造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社会地位与历史使命，但同时在中国，不是社会性压倒个性，而是个性要成全社会性。”如心之恕正要完成这样一种成全。有人把恕译为宽容，有人把成全说成是整合，我觉得都不尽然。宽容抹杀了“如心”内含的一种平等，一种绝无价值判断的推己及人，整合更是把自然而然的过程讲得霸道而生硬。中国人自有一种大气，“儒家思想直从人生问题打通到宇宙问题”，尽己，自然而然会生发到推己及人，人与社会总是连在一起。个人对“己”的认识总是要通过“人”，自我的实现只有放在社会中看才有意义。兼济天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独善其身的一种社会性表达。如心不仅仅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还表现为积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与“人”的关系有三个层次：与家、与国和与天下。个人与家的关系核心是“孝”、“悌”；孝道推及国家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悌道达至天下即“入则孝，出则悌”。孔子的艺术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在“己”中寻求和风同尘的力量，既是一份出世的洒脱，又带一种入世的责任。

忠恕于个人与社会的效果，需要依靠“仁”与“礼”来实现。“仁”是“忠”外化的一种道德操守。子曰：“依于仁”，“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礼”是“恕”操作过程中的行为规矩。《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时说：“礼以道行。”《礼记·哀公问》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所以得仁知礼才能真正实现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

儒家学说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南怀瑾说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不吃饭只吃洋面包，中国人是不习惯的，胃会出毛病。这口粮吃了两千多年，已经渗入了炎黄子孙的血液。孔子一直在教我们如何为学、为政、为人，如何尽己推人。他直指君子这一理想人格，教诲我们应该怎样做。但是这个“应该”缺乏感情上的救济，所以他“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的学说有时也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困境，让我们怀疑是否二律背反真的发生了，让我们难以端平“和风同尘”与“忠恕”这碗尘世之水。